第三十八章

　　我一直避而不谈、更怕别人提起的“个子矮”，在被姨妹以那样一种近乎莽撞的方式扯到明面上之后，我反而渐渐坦然了。既然所有人都已经看见，再遮掩反倒显得可笑，倒真有了点“破罐子破摔”的无所谓。
　　可刚卸下一层包袱，另一件我想拼命遮掩的事，却又悄悄浮了上来——我的年龄。我比班上这些同学足足大了四岁。尽管那位嫂子曾笃定地告诉我，等将来上了大学，大几岁根本不算什么，可眼下，身处初一教室的我，依然害怕被他们看出这份不同。
　　好在，在我的年龄还没被人察觉之前，另一个消息已抢先传遍了校园：二班有个女生，年龄比同届生大很多。她和我姨妹同村，听说之前是小学毕就直接辍学了，听说今年已经十八岁——比我还大一岁。还听说，她从前成绩不怎么好……
　　这些零零碎碎的传闻，拼凑出一个模糊的轮廓：她没上过初中，小学成绩也一般，如今不知为何重回课堂。但能确定的是，她比我更年长，而且她的年龄，已经暴露了。
　　那一刻，我心里忽然一松，仿佛在黑夜里独自走了很久，终于瞥见远处另一盏晃动的灯。原来我不是一个人。有她在前面，先接住了那些异样的目光、那些窃窃私语、那些好奇或鄙夷的指点。我竟生出一种“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的安全感；也暗暗庆幸，即便将来我的年龄也被发现，他们大概也不会太惊讶了——毕竟早有她这样一个“先例”。
　　这是入学后，第三件让我安心的事，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件。后来，她一学期没念完就再次离开了学校。她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在初中最初那段忐忑的日子里，是她像一个无声的同行者，给了我一份隐蔽却珍贵的支撑。
　　九七年的农村乡中是什么状态，相信经历过的人都还记得。基本上从开学第二个月起，就陆续有人不来上课了。一个学期下来，少说也会辍学十几个；等到初三，班里能剩下一半人已经算不错；临近中考前，又会有一批人干脆不参加考试。到最后真正走进中考考场的，往往不到最初人数的五分之一。而整个学校能考上高中的，通常不超过二十人。
　　这就是当时的大环境。班里真正静下心来读书的，其实没有几个。学生自己大多没有“必须学习”的意识，家长也少有非让孩子读书不可的迫切。那些真正重视教育、盼着孩子靠读书出头的家庭，早就想办法托关系、交高价，把孩子送进了县城的中学、乡里的重点，或是新办的民办学校。剩下进入乡中的，多半只是顺着九年义务教育的辙，跟着往前走一程。不少家长甚至暗暗盼着孩子早点辍学——不上了，就能下地帮忙，或者出门打工，实实在在挣点钱。
　　而我心里很清楚，自己之所以再次回到学校，唯一的目的就是读书。我也真的做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扑在课本上，每天认真听课、写作业。年龄毕竟比他们大了好几岁，自己也在外头经历过一些，再看身边同学的言谈举止，难免觉得有些稚气，自然也就聊不到一块、玩不到一处。
　　老师的要求也不严格。只要课堂上不闹出动静、不影响讲课，至于学生听没听进去、作业写得好不好，没有哪个老师会像如今的老师那样，追着学生、催着家长。那时候，老师和家长几乎是两个世界的人——从学生入学到毕业，双方很可能连一面都见不上。
　　我们班主任更是如此，听说她家里有个格外难管教的儿子，整天让她操心劳神，也就根本无暇顾及班里这些细碎的事了。
　　每天上午的最后一节课和下午的最后一节课都是自习，而自习课，就成了大家说笑打闹的时间。班主任几乎从不来教室查看，倒是李老师——也就是我们的数学老师——每次巡查完他们班，总会顺路拐到我们班门口，背着手往里看两眼。老师一来，大家便暂时收了声，假装埋头写字；等老师一走，不出几分钟，窃窃私语便像水下的气泡一样，从各个角落冒出来，声音越聚越大，直到整间教室又恢复了闹哄哄的一片。
　　其实他们再怎么吵闹，对我并没有太大影响。我照样写我的作业，看我的书，复习预习，按部就班。只是当时对于十七岁的我来说，初一的知识确实简单了些，老师留的作业量又少，除了课本之外，手头也没有任何课外辅导书。常常我把作业写完、旧课复习完、新课预习完，离放学还有好一段时间。
　　有一天，在一片喧嚷声中，我突然就烦躁起来。再想到自己好歹是名义上的班长，一股莫名的气性往上涌——我“唰”地一下站了起来，转身面向全班。
　　其实那一刻，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根本还没想好要说什么、做什么，只是身体先于意识做出了反应。说来也奇怪，就在我转过身的那一瞬间，教室里突然静了下来。也许是因为我坐在最前排，转身的动作太突兀；也许是因为我天生一张没什么表情的、显得过分严肃的脸；又或许，仅仅因为我是班长——总之，所有人都停下了话头，五十多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我。
　　我当时大概是真被气着了，被这么多目光盯着，竟然没感到丝毫怯场，只冷冷地问了一句：
　　“都说够了吗？”
　　没有人吭声。
　　一阵沉默在教室里蔓延。然后，陆陆续续地，有人低下头去，假装翻书，在本子上写写画画。我也转过身，重新坐了下来。
　　就这样，我意外地开启了自己除学习之外的“第二项技能”：行使班长的权利，管理班级纪律。
　　从那以后，我们班的自习课纪律成了全校最好的唯一一个——没有之一。从教室外面走过，绝不会听到我们班传来任何吵闹声。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在埋头学习，他们或许在看小说，或许在传纸条，但至少没有人交头接耳，连低声嘀咕都没有。这些细碎的、无声的小动作我管不了，但只要能让自习课保持安静，就已经胜过全校所有班级了。
　　后来我姨妹每每回忆起来，总会笑着说：“那时候你可真凶，比班主任管得还严。”
　　其实现在想来，这一切都始于那个有些偶然的瞬间。在我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没有人吭声”这一点至关重要——它无形中奠定了我那点生涩的、却真实存在的威严。当时班里最大的刺头是和我同村的一个男孩，而他似乎有点怕我，大概是因为我比他大了好几岁。他没有出声，其他人也就跟着沉默了。
　　后来我常常会想：如果当时，只要有一个人反驳一句，或者顶撞一句，哪怕只是带点嘲弄地嘟囔一声，很可能就会有更多人跟着起哄，局面就会失控。那么后果便是，我那点刚刚冒头的勇气会瞬间垮掉，所谓的“班长威严”也将荡然无存，且再也无法挽回。
　　可生活没有如果，那个寂静的午后，一群半大孩子和一个比他们大了四岁的“班长”，在一种微妙的默契里，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如今回头看去，总觉得命运待我不薄。从我最沮丧、最失落，觉得自己一辈子完了的那一刻起，它仿佛悄然为我铺了一条暗暗发光的路径，一路上安排了许多“贵人”。
　　最初是五姨——是她看穿了我沉默背后的渴望，在我什么都没说的时候，轻轻推了我一把。还有那位才见第一面的姨嫂，用她亲戚的故事告诉我：大几岁，不算什么。而五姨父则用最朴实的话给了我一座靠山：“学费的事，别操心。”
　　后来，在这条重新开始的路上，陪伴和支撑我的人越来越多。姨妹用她稚嫩却坚定的背影，替我挡住了最先袭来的冷眼；班主任也许并不知道她随手指定的“班长”对我意味着什么——但那是我在陌生环境里抓住的第一根稻草；数学老师……他或许只是履行教学的职责，可那一份份寻常的信任与交付，让一个惶恐的“大龄生”渐渐敢抬起头来。
　　就连隔壁班那个同样比同学大几岁的女生，也在无形中成了我的某种安慰——原来这条少有人走的路，我并不孤单。而班里那个最调皮的同村男孩，最终选择了沉默而非起哄，那瞬间的安静，竟成了我建立勇气的最初基石。
　　他们当中，有人拉我站了起来，有人给了我向前走的勇气，有人给了我站稳的底气，有人只是安静地与我同行了一程。但无一例外，他们都像一双双温暖而有力的手，将那个深陷自我怀疑、几乎缩进尘埃里的女孩儿，一点点地、稳稳地托举了起来。
　　直到今天，我依然相信，人生许多看似偶然的相遇与相助，其实都藏着命运的善意。这些名字与面孔，早已在我生命的底色里，落成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