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在服装厂的日子，作息制度很宽松。
　　每周做六天工，休一天。早上八点左右上工，晚上八点左右下工，午休随自己安排。车间不严格卡点，更没有如今的打卡制度——每日的活儿量大体固定，手快的做完便能歇着，手慢些的便多赶一阵。说不上是纯粹的计件，也不算完全的按日计工，便是这么一种松散又自有节奏的状态。
　　院子南侧那栋楼的一楼是食堂，其实更像厨房——我们从不能进去，师傅在里面做好饭，我们只能从窗口把饭盆递进去，等着接回盛好的饭菜。没有餐厅，没有餐桌，甚至窗口外连屋檐也没有。打饭是露天的事，遇上下雨，还得自己撑把伞。
　　买饭要用饭票，得先去财务处用现金换成一张张饭票，用完了再去买。饭票面额多是一角、贰角、伍角，也有一元和贰元的。早饭是馒头和菜汤，午饭一般是米饭菜或面条，晚饭是稀饭馒头，翻来覆去就这几样。饭很便宜，馒头一角，菜汤一角，米饭一角，炒菜略贵些，但一天下来也花不了几块钱。
　　一开始天比较冷，大家都把饭端回宿舍吃。后来天气逐渐暖和了，大家便索性蹲在或站在院子里吃——反正吃完饭洗饭盆也在院里。院子一角有个水池，并排十几个水龙头，那是我们早晚洗漱、饭后洗碗的地方。我是三月初去的，天气渐暖，还不算冷。至于冬天怎么洗漱，我没待到那时候，也就不得而知了。
　　院子中间也有一个水池——是水池，不是喷泉。大概老板也想装点一下环境，还在里面放了几块石头、几条鱼。可一潭死水反而起了反效果。随着天气变热，池水开始变质，再加上总有人随手扔些零碎垃圾，水渐渐脏了、臭了。
　　水一脏，原本不往里面丢东西的人也肆无忌惮起来，甚至早上水龙头紧张时，有人直接站在池边洗漱，把水吐进池里。这大概就是“破窗效应”的鲜活例子：脏乱的环境本身成为一种暗示，削弱了规则的约束，降低了每个人的行为底线，于是更多人跟着效仿，形成“放任—模仿—恶化”的循环。连我这样习惯了守规矩的“好学生”，也开始坦然地站在池边刷牙，心里甚至浮起一丝打破束缚的兴奋。
　　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池边刷牙时，旁边一位姐姐忽然问：“这是什么味道？”
　　我以为她问我牙膏，便答：“草莓味。”
　　她非常惊讶地转头看我：“草莓味？”
　　“是呀，”我说，“我的牙膏就是草莓味的。”
　　她笑了，先是轻轻的笑，接着咯咯咯停不下来。我一脸茫然地看着她。等她笑够了，才告诉我：她原以为我说的是水池的味道是草莓味，心里还嘀咕——虽然没吃过草莓，但草莓总不该是这个味儿吧。
　　厂门口的马路边，正对着一家幼儿园。我的床铺挨着宿舍窗户，每到工作日，总能清清楚楚地听见老师和孩子们互相问“早上好”的声音；每周一，升旗时的国歌也会准时飘过来。
　　那时我心里满是惊讶和羡慕：原来城里的幼儿园是这样子的，还要互相问好，还要升旗唱国歌。我常常特意走到厂门口，怀着一种近乎酸楚的羡慕，默默望着那些送孩子的家长。我会忍不住幻想：如果我是那些孩子中的一个，该多幸福；如果我是那些大人中的一个，又该多自豪。我清晰地感觉到，我的童年和他们的童年，像是活在两个世界；村里的叔婶和这里的家长，也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
　　其实，那幼儿园谈不上多好——一个临近郊区的幼儿园能有多讲究呢？可在我眼里，它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幼儿园了：房子颜色鲜亮、形状可爱，操场干净整齐，大门也设计得活泼有趣，连小朋友的园服都那么好看。
　　我这个人，总是太容易陷入漫无边际的乱想，也特别容易钻进某个念头里出不来。当这份“不曾拥有美好幼儿园时光”的遗憾越来越重、不知如何排解时，我想到了我弟弟。
　　其实那时弟弟已经九岁，上小学三年级，早就不是幼儿了。但就像有些人母爱泛滥时见着娃娃就想亲近一样，我对幼儿园那份朦胧的向往，也需要一个投注的出口。于是，我在幼儿园旁边的文具店买了一盒橡皮泥——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是店主推荐给我的，大概几块钱——寄回了家。
　　好像通过这盒橡皮泥，我把那些说不清的情绪悄悄转交给了弟弟。仿佛他玩到了，就等同于我也在童年里拥有过似的。弟弟收到后，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他会好好学习，会照顾好爸妈，让我在外面好好吃饭，别太累。那是一个九岁孩子歪歪扭扭写下的字句。
　　我读着读着，眼泪就掉了下来。我其实很少被感动，大概是个骨子里挺冷的人。究竟是天性如此，还是后来长成这样的，我也说不清。
　　整个童年里，我似乎没怎么感受过那种无条件的、暖烘烘的爱。或者说，我能清楚记起的，大多是被浸泡在“恨”里的感觉。我娘无疑是爱我的——这世上没有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可她心里的苦太深了，往往爱还没说出口，苦涩就先漫了上来。所以我从小听到的，多是她的委屈与艰辛；她在我心里埋下的，是一颗又一颗对亲人、对周遭的“恨”的种子。这些种子，随着我一年年长大，悄无声息地生根、蔓延，在心里长成一片阴沉沉、密不透风的森林。
　　我爹呢，他肯定也是爱孩子的。只是他好像不敢、不懂，也不会表达。即便如此，我还是能从他那为数不多的几次笨拙的关心里，捕捉到一点暖意。至少，他从没给过我一丝一毫的“恨”。他从不跟我说任何人的坏话——当然，好话也几乎没有。即便是我娘和他吵得最凶，把他祖祖辈辈都咒骂了一遍又一遍的时候，他也永远是那个沉默着、一声不吭的人。
　　从心理上说，向孩子心里“灌输恨”所带来的伤害，远比“既不给爱也不给恨”要更复杂，也更难和解。而我，大概就是这种复杂后果的产物。再加上从小到大，周围的同学、玩伴给我的感觉，也常常是伤害多过友爱——尽管有些或许是我自己的过度敏感，或是记忆的强化。可无论如何，从我的眼睛看出去，这个世界，灰色和冷漠，终究是多过明亮的。
　　这也就不难理解，当我娘从老家辗转客车、公交、出租车，一路摸到厂里来看我时，我为何会把她撇在宿舍，自己转头就回车间干活了。
　　那天，我正在缝纫机前埋头走线，车间主任忽然走过来，说：“你娘来了。”我满脸错愕——怎么可能？她从没来过石家庄，更不知道厂子在哪儿，怎么可能找得到？但主任说，有人告诉她是我娘，来看我的，让我下去看看。
　　我将信将疑地下了楼。走到院子一看，果真是她——不过不只她一人，旁边还站着我姨姐。原来，姨姐两年前也在这服装厂做过工，后来才回了县城的纺织厂。是她提议带娘来石家庄，也是她凭着记忆，把娘领到了这里。
　　也许没人相信，看到娘的第一眼，我只有惊，没有喜。心里甚至“噌”地冒出一股烦躁：你来做什么？这不耽误我干活吗？万一主任骂我怎么办？
　　看，这就是我。是不是够冷漠，够无情。
　　我把她们带到宿舍。娘从包里一样一样往外掏：油馍、烧饼、她自己炒的肉酱……我看着，心里只有闷，没有一丝喜悦。她连珠炮似的问：活儿累不累？吃得好不好？我一句也没答，更没主动开口说点什么。我的沉默——或者说冷淡——与她那藏不住的欢喜，对比鲜明得让空气都变得尴尬。
　　然后，我说了一句在多数人听来，大概石破天惊的话：
　　“那你们待着吧，我去上班了。”
　　说完，我转身就走。
　　真的走了。
　　回到缝纫机前，心里却像被什么轻轻搅着，总觉着哪里不对，又说不上来。
　　这时候车间主任又走了过来。她问我：“是不是你娘来看你了？”
　　我点点头。
　　她又问：“那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一愣：“我回来干活呀。”
　　她明显顿了一下，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心里那团说不清的不安仍绕来绕去。旁边的老乡悄悄凑过来问：“你娘来看你了？”
　　“嗯。”
　　“那你怎么不陪她？又上来干活？”
　　“现在是上班时间啊。”我说。
　　“你可以跟主任请假呀，”她说，“老家来人了，肯定能请的。”
　　“真的可以吗？”我心里嘀咕，“主任不会骂我吗？”
　　犹豫了一会儿，我还是鼓起勇气去找主任，小声说：“我娘来了，我想请半天假。”
　　主任头也没抬，只回了一句：“去吧。”
　　从楼上往下跑的那一路，心里忽然轻快起来，甚至有点雀跃。也许之前把娘撇下跑回来，确实有怕被主任责备的顾虑——但这份顾虑竟压过了对母亲到来的欣喜，此刻想来，自己也觉得有些难言。而得到许可后的这份雀跃，又分明照见了内心深处其实藏着一份未被察觉的欢喜：娘来看我了，我是高兴的。
　　可跑到宿舍楼下，却正好碰见娘和姨姐从楼里走出来。
　　我问：“你们要去哪儿？”
　　娘说：“我们回去了。”
　　心里那簇刚刚冒出一点暖意的小火苗，像被迎面浇了盆冷水，“嗤”地一下，熄得干干净净。
　　我什么也没说，把她们送到厂门口，然后转身，又回到了车间。
　　老乡看见我，一脸诧异：“你怎么又上来了？”
　　我装作轻松地笑笑：“她们走了。”
　　“这么快？不吃顿饭、转转再走？”
　　“家里忙吧。”我低声答。
　　这就是我娘对我唯一的一次探望。
　　我没有带她吃一碗饭，没有陪她逛一条街，甚至没有和她好好说上几句话。这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一次称不上愉快的记忆。
　　后来娘每次提起这件事，总说自己是“热脸贴了冷屁股”，巴巴地跑来看我，却被独自晾在宿舍。她说当时先是伤心、委屈，各种滋味堵在胸口，接着便生出气恼和后悔，觉得何必多此一举，白白花了路费。那天她对姨姐说的是：“人家都上班去了，咱还在这儿干啥？走吧。”
　　而我在回到车间的那个下午，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曾不止一次地回想：真不该把她一个人丢在宿舍。哪怕挨主任骂，又怎样呢？她一个从没出过远门的农村妇女，辗转客车、公交、出租车，穿过陌生的城市和街道，一路找到这里——这份跋涉，已足以称作千里迢迢。
　　她该是攒了多少惦念，鼓起了多大的勇气，才敢踏上这趟陌生的路途。可满怀的热忱，遇见的却是一片无声的冰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