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服装厂不大，就设在院子北面那栋三层楼里。一层堆满布料与成品，是库房；二层传来裁剪机规律的“咔咔”声，那是裁剪车间，缝纫车间在三楼。
　　缝纫车间其实分两间大屋，中间一条过道相连，每间屋里整齐排列着三十多台电动缝纫机，“哒哒”的运转声从早响到晚。车间约四分之三的空间被这些机器占据，剩下的地方摆着一张宽大的木桌——那是熨烫区，也是我后来被分配的地方。
　　车间主任是位个子不高、身材丰腴的中年女子，她打量我一眼，简短地交代：“你去熨烫组，以后就负责熨烫。”
　　说是“组”，其实连我在内只有两个人。另一位是个看起来比我大几岁的姐姐，她手脚利索，边示范边讲解：熨烫分前道和后道。前道是在缝制前，把布料需要缝合的边缘按固定宽度烫出清晰的折痕——衣片的接缝、裤脚的卷边、明贴的口袋、装饰花边……都得先在熨斗下规规矩矩地折好、压平，这样缝纫工拿到手，只需沿着烫好的印迹车线，又快又准。后道则是对成品做最后的整理，把缝好的线迹与边角熨得服帖挺括。
　　工作听起来简单，尤其前道熨烫，更像一种重复的手工活：把布料平铺，盖上比布料小一圈的硬塑模板——比如一只童装上衣的明贴桃心口袋，就有对应的桃心模板——然后把四周多余的布边沿模板翻折上来，举起沉甸甸的蒸汽熨斗，沿着边缘一遍遍压下。热气“嗤”地升腾，布料在温度与压力中变得顺从、平整，渐渐退去皱痕，成为一个等待被缝合的、规整的部件。
　　我就这样站到了这张宽大的木桌旁。窗外是寻常的北方院落，窗内是终日弥漫的蒸汽与布料的微焦气息。熨斗很重，日子很长，而我才刚刚开始学习，如何把一堆柔软的、凌乱的边缘，烫成一道工整的、可供遵循的痕迹。
　　一开始，我对各个工种并没有清晰的概念，只是开开心心地开始了熨烫的工作，甚至暗自庆幸——这活儿挺容易，一学就会。确实，熨烫没什么技术难度，几乎不需要什么个人能力：模板大小是固定的，唯一要做的，就是尽量把模板对准布料中央，让四周翻折的布边宽度均匀，接着便是机械地重复——左手翻折布边，右手压下熨斗。
　　我很快做得得心应手，经常早早完成当天所有布料的熨烫，看着缝纫机组的人还在那里手脚不停地忙碌，心里甚至暗暗有些得意。
　　然而很快，我就笑不出来了。
　　月底发工资，我清楚地记得，第一个月领到了195.5元。本来第一反应是开心——挺多的，比我之前编外贸时任何一个月都要多。可当看到和我一同进厂的一个姑娘领到298元时，心里顿时不平衡起来：为什么？我们同样干活，凭什么她挣得比我多？
　　你看，人就是这样，非要对比，自寻烦恼。自古皆然，人类几乎所有的痛苦都来自比较——就像一个人本来吃着馍挺开心，可一旦看见别人碗里的肉，嘴里的馍瞬间就不香了。若是没看见，那份开心本可以一直延续。
　　后来我才知道，我并没有和她“干一样的活儿”。首先，这里的工资也是计件制，和编外贸本质上一样，做多少件，算多少工钱，多劳多得。其次，熨烫和缝纫的工资本来就不同——熨烫工价低，缝纫工价高。从那天起，我开始不喜欢熨烫这份工作了。越来越讨厌，越来越不想干。心里总觉得车间主任是看轻我、瞧不起我，才把我安置在这个工价低的岗位上。脑子里那套“害怕比别人差”的念头又一次冒了出来，且越想越气，越想越不甘。
　　最后，我竟冲动地去找了车间主任，直接说：“我不想熨烫了，我想去缝纫组。”
　　现在回想，从我娘那里承接来的这股“害怕比别人差”的执念，力量真是强大。它竟能让独自在异乡、一向怯懦的我，鼓起勇气去挑战车间主任的安排。
　　车间主任看着我，沉默了片刻，只说了一句：“行，那你去吧。”我高兴极了。这份高兴不仅仅是因为能去缝纫组，更因为车间主任答应了我的要求。怎么说呢——这是真正意义上，我一个人独立完成的一件事。在此之前，无论是跟着我爹走南闯北，还是去编外贸，我始终活在别人的庇佑之下，前面总有人替我挡着。而这次不同，从念头升起，到内心挣扎，再到鼓起勇气开口，自始至终，都是我独自面对。
　　这是我一个人的胜利，那种成就感真实而饱满，让我觉得自己好像……也挺了不起的。然而，理想光鲜，现实却狠狠给了我一记耳光。进入缝纫组的第一天，我就成了全车间心照不宣的笑话。
　　虽说是“学缝纫毕业”，其实不过是被糊弄了——我连最老式的脚踩缝纫机都没碰过，更别说这嗡嗡作响的电动家伙了。不知车间主任是真以为我能熟练操作，还是存心让我出丑（或许是我小人之心了），总之，她没做任何指导，直接将我安排到一台缝纫机前，示意我立刻开始工作。
　　那是台电动缝纫机，坐在凳子上的那点新鲜喜悦还未升起，就被我第一脚踩下踏板后骤然的景象吓退了——传送轮飞转，送布牙“咔”地一声转动起来，针头瞬间上下摆动成一道令人心悸的残影。我只是轻轻点了一下，布料就“嗖”地往前蹿了一大截。我的手僵在半空，连靠近针板都不敢，更别提配合送布了。
　　我就那么手足无措地坐着，偷偷瞄向左右。每个人都埋着头，手指与布料在针下灵活翻飞，只有一片密集的“哒哒”声充满车间。想找车间主任求助，却不敢——毕竟是我自己硬要来的。想找认识的人，和我同来的几个姑娘都在另一个车间，同宿舍的虽有人在这儿，却还不算熟络。
　　只好自己来，我再次小心翼翼，用脚极轻地试探踏板，一遍遍寻找那微妙的速度与节奏；手则笨拙地试图跟上送布牙的进度。手忙脚乱都不足以形容——我的手脚仿佛各有主张，完全配合不到一处。更要命的是，流水线不会等人。缝纫组是严格分工的流水作业，每人只负责一两个部位。以裤子为例：有人专缝裤腰，有人专缝裤腿，有人负责拼接，有人负责锁边……分配给我的，是最末一道工序：缝裤脚。
　　起初我还能在机器前独自摸索，只因半成品尚未流到我这里。但随着前面工序有条不紊地推进，一条条等待收尾的裤子，很快就像潮水般，涌到了我跟前。而我，连如何让针线听话地走成一条直线，都还没搞明白。裤子越堆越高，我心里的急躁也一层层叠了上来。越急，脚下就越不听使唤，力度和节奏彻底乱了套。本来还能用废布头摸索，现在成品一件件传到跟前，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我把裤脚在送布牙上铺平，压下压脚，左手按着左下角，右手扯住右上边，然后战战兢兢地去踩踏板——生生把一台电动缝纫机，用出了老式脚踩机的笨重感。即便如此，整个过程还是磕磕绊绊，一顿一顿，像极了第一次学骑摩托车的人：一下猛拧油门，一下急捏刹车，车身就跟着一冲一停、一冲一停，人在座上被晃得前仰后合。
　　更要命的是，我缝出来的线根本走不直，歪歪扭扭爬在布边上，活像一条挣扎的蜈蚣。怎么办？只能拆了重缝。就这样，整个上午就在“缝了拆、拆了缝”的循环里挣扎。直到中午，别人都去吃饭了，空荡荡的车间只剩下我一个人，可我连一条裤脚都还没缝好。
　　那股熟悉的犟劲儿忽然顶了上来——我就不信，还缝不好一个裤脚了？
　　于是我又坐回机前，继续和那台铁家伙较劲。大概过了一个小时，手和脚之间总算生出一点微弱的默契，缝出来的线也勉强能看了。饭也顾不上吃，趁着那股劲儿还在，我又埋头缝了下去。
　　等到下午大家陆续回到车间时，我已经缝好了五六条裤子。心里悄悄泛起一点美滋滋的期待，甚至想象着会不会有人露出惊讶的表情。结果，根本没人往我这儿看一眼。每个人都是系上围裙，坐下，低头，然后“哒哒”声便接连响起，仿佛我不存在一样。
　　那一刻的失落，说不清也道不明。就像你满心欢喜地把珍爱的东西捧到别人面前，对方却眼皮也不抬，转身就走。
　　车间主任也走了进来。她路过我身边时，脚步停了一下。我心里那点微弱的希望，又轻轻晃了晃——她总会说点什么吧？哪怕只是一句“有进步”呢。就是那种小学生解出了一道难题，想要老师表扬的心态。
　　可她只是站在缝纫机旁，居高临下地斜了一眼我那叠“作品”，然后，极轻地翻了个白眼，嘴角向下一撇，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
　　委屈、难过、不甘……所有情绪在那一瞬间拧成一股，猛地冲上眼眶。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出来。我像只彻底泄了气的皮球，把脸埋进手心，整个人趴在缝纫机台面上，任由眼泪无声地淌。大脑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了。后来在书里看到，神经科学家说，一种情绪从触发到在身体里完全消散，只需要九十秒的时候，我立刻就回想起了当时的那一刻——大概只过了几十秒，那股剧烈的翻腾便褪了下去，心里忽然静得奇怪。
　　哭完，脑子像被水洗过一样清明。我坐直身子，用袖子抹干脸，什么也没想，继续低头踩动了缝纫机。
　　一下午过去，动作确实越来越熟练，可速度始终上不去。想缝得直、不用返工，就只能放慢节奏；一慢，效率就低。等到下班时，我身边的裤子已经堆成一座小山。每个离开的人经过时，目光都会若有似无地落在我身上一会儿——没办法，这堆积如山的半成品，实在太扎眼了。
　　幸好我是流水线的最后一环，否则下一道工序的人怕是要干瞪着眼等我了。还能怎么办？吃过晚饭，我转身又扎进了车间，一个人接着缝。
　　后来，同县来的两个姐姐进了门。再后来，一个舍友也来了。她们说，过来帮我缝一些。那一刻，心里那根绷了一整天的弦，倏地松了。渴望了一天的关注，到底还是有人轻轻接住了。她们都比我大些，平时对我也偶有关照，但这种关照和从前完全不同——跟爹出门时，我是需要被护在身后的孩子；跟表姐编外贸时，我是被家人仔细照料的妹妹。而在这里，我只是她们的同事，顶多算老乡或室友。没有事无巨细的叮咛，也没有理所当然的庇护。这一个多月，我第一次尝到真正“一个人”生活的滋味：有凡事自己说了算的、踉跄的“大人感”，也有无人可倚靠时清晰的孤独感。
　　我们埋头缝到夜里十一点多，才终于清完那座“小山”。回到宿舍，其他人都睡了。缝制时，她们顺手教了我好些手势和窍门。有那么几个瞬间，我又恍惚觉得，自己变回了那个天塌下来也有人顶着的孩子。
　　当然，只是瞬间罢了。
　　第二天走进车间时，我依然是别人眼里那个个子矮矮、独自出门打工的女孩。路还长，还得自己一步一步，稳稳地走下去。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我越来越熟悉缝纫机的脾气，脚下渐渐有了轻重，手上的动作也流畅起来。缝制速度快了，布料上的线迹也愈发直了。每晚需要处理的积压活儿，一天比一天少。到一星期后，那批裤子临近完工时，我终于做到了不压活儿——上个工序传下来，我能及时跟上，不再堆积。
　　但没人知道，我每晚缝完当天的积压品后，是怎样用那些废弃的布头练习的。几乎每天都练到深夜十一点多。我把零零碎碎的边角料一条条、一块块拼凑缝合，感受脚踏力度的轻重与送布速度的关联，练习手脚的协调，琢磨走线的直度……我用车间的废料给自己缝过床围、床单、背包、凳子垫。后来实在想不出还能缝什么，就把碎布一层层叠起来，单纯地练习速度和走线——直线、曲线、转圈，针脚密密麻麻，压了一层又一层。那些厚实的垫子，后来都被我剪成一双双鞋垫，送给了工友，最后甚至还带了一大包回家。
　　当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我也曾为打断的针、脱轨的皮带手足无措。别人早学会了自己换针、挂皮带，而我却只能去请维修师傅。维修师傅是个腿有点跛的年轻小伙子，可我从他的眼神里，读到了毫不掩饰的嫌弃——那是种单纯的、男性对女性的蔑视。真可笑，他一个跛子，竟嫌弃我这个矮子？
　　好在我对身高这事也没那么敏感了，大概是对别人的目光免疫了。嫌弃就嫌弃吧，我又不图他喜欢，本就互不相干。他不耐烦帮我修机器，更不愿回答我的问题。我不再问，只在他一次次不耐烦和厌弃的眼神里，偷偷仔细观察他的动作。终于，我自己也学会了换针、挂皮带、上机油这些基本的养护。再也不用求他了，在路上碰见时，我还故意斜他一眼，以示不屑——也算是一种“小人得志”吧。
　　熟练掌握了缝纫机后，回头再看，只觉得之前对这份工作的崇拜、没学会时的恐惧与担忧，都有些可笑。这算不上什么高深技艺，也没什么了不得的难度，说到底，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机械的重复罢了。
　　小时候听《卖油翁》的故事，根本不会去琢磨其中道理，只惊叹于他能把油从铜钱孔倒进去而不沾湿钱币。如今踩缝纫机，却让我真切体会到什么叫“熟能生巧”——无他，唯手熟尔。
　　我的工序也从一开始只能分配到衣服的隐蔽部位、不重要部位，渐渐能随机分到正常的工序；从笨手笨脚，变成了旁人眼中的熟练工。工资也从最初的一个月二百来块，慢慢涨到了三百多。
　　我甚至在车间主任面前，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点扬眉吐气的神色：让你一开始瞧不起我，让你一开始就带着偏见，看，我现在不是做得挺好？心里隐隐有种“打了她脸”的快感。骨子里，那个“优等生”的优越感，其实一直都没散去。
　　但她自始至终，没有给过我一句赞许或肯定。她看我的眼神，依然是那种居高临下的、冷淡的扫视，仿佛在说：你会了又怎样？在我眼里，你依旧什么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