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九章 山冈隐蔽，口哨声起

　　(一)
　　
　　2025年3月的合肥，料峭春寒裹着淅淅沥沥的雨丝，敲打着研究所的玻璃窗。我坐在刘自强研究员的书桌前，听他娓娓道来。窗外的雨，像是时光的回响，把那些埋在岁月尘埃里的枪声与呐喊，一点点送到我耳边。
　　
　　樊兆甫是安徽凤台人，1923年的春天，他出生在淮河岸边一个普通的农家。淮河的水滋养了他的筋骨，也滋养了他骨子里的硬气。1939年的秋天，桂花香漫过凤台县初中的围墙时，这个刚读初二的少年，人生被一声嘹亮的军号彻底改写。他的表哥过家芳，时任国民革命军第77军179师537团团长，那年回蒙城省亲，站在晒谷场上，对着黑压压的乡亲们振臂一呼：“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愿意跟我去前线打鬼子的，站出来！”
　　话音落下，晒谷场上静了一瞬，随即爆发出震天的呼喊。三十多个半大的小子，攥着拳头挤到过家芳面前，樊兆甫就站在最前头。他那时才十六岁，个子蹿得快，眉眼间带着少年人的锐气。没有车马，没有盘缠，他们靠着一双脚板，从淮河岸边的家乡出发，一步步丈量着去往湖北钟祥的路。草鞋磨破了，就撕下身上的布条裹住脚；饿了，就啃口干硬的杂粮饼；渴了，就捧起路边的溪水喝。白天顶着日头赶路，夜晚就睡在破庙或草垛里，走了整整一个多月，才终于抵达537团的驻地。
　　接下来的三个月，是脱胎换骨的淬炼。白天练射击，枪托把肩膀硌出青紫的印子，手臂酸得抬不起来，夜里躺在铺上，连翻身都疼；夜晚练夜战和山地潜行，在荆棘丛生的林子里摸爬滚打，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皮肉，裤腿上挂着血痕，脸上沾着泥污。樊兆甫读过几年书，识文断字，又机灵勤快，训练结束后还帮着文书整理资料，没过多久，就被过家芳选为贴身卫士。跟着表哥身边，他既能学带兵打仗的门道，也能近距离见识战场的残酷，那段日子，少年人的稚气一点点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军人的坚毅。
　　
　　1940年3月1日，春寒料峭，襄河的水还带着冰碴子。樊兆甫跟着副排长杨拱斗，和另外七个新兵，扛着挑粮的竹竿，去襄河渡口领当月的口粮。他个头最高，走在队伍最前头，刚拐过一道河湾，就看见河滩上站着五个穿军装的人，正拿着望远镜，对着对岸的地形指指点点。少年人骨子里的军纪刻得深，他“啪”地立正，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声音洪亮：“长官好！”
　　其中一个高个子长官转过身来，身形挺拔，肩章在春日的阳光下闪着光，眉眼间带着一股温和的英气。他走上前，拍了拍樊兆甫的肩膀，手掌宽厚而温暖，声音洪亮又亲切：“小兄弟多大？”
　　“17。”樊兆甫胸脯挺得更直了，腰杆像一杆标枪。
　　“读了多少书？”
　　“初中。”
　　“叫什么名字？”
　　“樊兆甫。”
　　“什么时候入伍的？”
　　“今年一月份。”
　　“家乡在哪里？”
　　樊兆甫报了蒙城——那是他跟着表哥出发的地方，也算半个故土。
　　高个长官笑了，眼角的皱纹里带着暖意，又问：“蒙城到这里有两三千里路，你是怎么来的呢？”
　　“跟着我表哥过家芳一起来的！”提起表哥，樊兆甫的语气里满是骄傲，“我们走着来的，走了一个多月！”
　　长官点点头，转身从随行参谋手里接过纸笔，低头刷刷写了几行字，折成小方块，递到樊兆甫手里：“把这个交给你表哥过家芳，快去吧。”樊兆甫攥着纸条，手心微微出汗，直到那几个人走远了，才听见副排长杨拱斗的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颤抖：“兆甫……那是……那是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啊！”
　　他心里咯噔一下，慌忙展开纸条，一行遒劲有力的字迹映入眼帘：“家芳兄：你的表弟樊兆甫还很年幼，千里援军抗日，且伶俐俊秀，又有文化，可照护他，以后有机会提拔他上学。此致，张自忠即日。”春日的河风拂过脸颊，带着襄河水的湿意，樊兆甫攥着那张薄薄的纸，忽然觉得眼眶发烫。这位威名赫赫的将军，这位在前线叱咤风云的总司令，竟会对他一个无名小卒如此体恤。那一刻，少年人的心里，埋下了一颗名为“忠勇”的种子。
　　1940年4月中旬，襄河东岸的风突然变得腥冷。日军的铁蹄踏破了春日的平静，向着第五战区的防线猛扑过来。张自忠将军下令，让五十五、五十九、七十七军镇守襄河，构筑防线。军令如山，樊兆甫跟着537团，连夜收拾行装，奔赴阵地。
　　5月1日，灾难降临。日军兵分三路，向着襄河东岸的国军阵地发起大规模进攻。飞机像蝗虫一样掠过天空，炸弹呼啸着落下，把阵地炸得尘土飞扬，硝烟弥漫；坦克的履带碾过战壕边缘，震得人耳膜发疼，大地都在颤抖。那段日子，樊兆甫最怕的是白天。鬼子的飞机轮番轰炸，大炮的轰鸣声就没停过，震得人头晕目眩，连说话都得扯着嗓子喊。他们团的装备太差了，机关枪屈指可数，火炮更是寥寥无几，往往是敌人的火力压得他们抬不起头，只能缩在战壕里，听着炮弹在身边爆炸，看着战友一个个倒下。
　　硬碰硬只能吃亏。过家芳很快摸出了门道——白天隐蔽不出，把阵地让给炮火肆虐，战士们躲在防空洞里，养精蓄锐；等到夜幕降临，就化整为零，分成一个个小股部队，提着大刀和步枪，摸黑去偷袭日军的营地。专挑落单的哨兵下手，割了他们的枪，悄无声息地撤退；遇上小股巡逻队，就突然发难，打他们个措手不及，然后迅速消失在夜色里。这招很管用，鬼子整夜不得安生，被折腾得心力交瘁。
　　5月11日，179师副师长吴振声的命令，像一道军令状，传到了537团：肃清当面之敌后，即刻向新街前进，与38师会合，归38师师长黄维纲指挥。军令如山，全团将士连夜拔营，踏着夜色赶路，草鞋踩在泥泞的路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次日拂晓，他们刚抵达新街，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日军的进攻就打响了。
　　炮弹像雨点一样砸下来，阵地前的荒草瞬间燃起大火，浓烟滚滚，遮天蔽日。三架敌机在头顶盘旋，机枪子弹打得地面尘土四溅，发出“嗖嗖”的声响。樊兆甫跟着过家芳冲到一线，趴在战壕里，手里的步枪烫得吓人。他看见身边的战友，有的被子弹击中，倒在血泊里；有的咬着牙，奋力还击，枪管都打得发红。激战持续了五天五夜，阵地几易其手，双方伤亡惨重。5月16日，日军的攻势越来越猛，阵地被撕开一道口子，537团被迫向东北方向突围。
　　刚冲出包围圈，还没来得及休整，38师师长黄维纲的紧急命令又追了上来，电报上的字迹力透纸背：向西进袭，火速向张自忠总司令靠拢！
　　
　　樊兆甫至今记得1940年5月17日的那个下午。天空是铅灰色的，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风里带着硝烟和血腥的味道。他跟着537团，经方家集赶到吴河营附近时，一个通信兵跌跌撞撞地跑过来，脸色惨白，声音都在发抖：“团长！不好了！总司令……张总司令已于昨日在南瓜店殉国了！”
　　这句话像一块冰，瞬间冻住了所有人的血液。樊兆甫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眼前发黑，手里的步枪差点掉在地上。那个拍着他肩膀问话的温和将军，那个挥师抗日的铁血司令，那个在襄河岸边留下一纸嘱托的长者，竟然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
　　不知是谁先哭出了声，紧接着，山坳里响起一片压抑的呜咽，最后汇成震天动地的怒吼。过家芳红着眼眶，拔出腰间的佩刀，刀刃在阳光下闪着寒光，他嘶吼着：“弟兄们！跟我冲！夺回总司令的遗体！血债血偿！”
　　樊兆甫跟着大部队，像一群红了眼的豹子，向着日军的阵地猛冲过去。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卷刃了，就用枪托砸；枪托断了，就赤手空拳地和鬼子肉搏。他们的眼睛红得像血，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夺回总司令的遗体！他们追着日军的脚步，一口气跑了三十多公里，脚下的路被鲜血染红，身上的军装被划破，渗出血迹，却没有一个人停下脚步。
　　日寇被这支不要命的队伍打得节节败退，仓皇逃窜。过家芳立刻派人冲上去，抢回张自忠将军的灵柩。全团将士轮流抬着灵柩，连夜护送向后方。一路上，没有一个人喊累，也没有一个人掉泪，只有满腔的悲愤，在沉默里翻涌。灵柩经过的地方，沿途的百姓自发地站在路边，哭着喊着总司令的名字，纸钱纷飞，白幡飘荡，那场景，天地都为之动容。
　　后来，部队调往湖北远安前线接防。巧的是，对面的日寇，正是打死张自忠将军的元凶——日军十八旅团。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联队长横山带着一千多日军，耀武扬威地进犯537团阵地时，全团将士憋了许久的怒火终于爆发。阵地上的神射手，屏住呼吸，瞄准那个骑在白马上、不可一世的横山。
　　“砰！”一声枪响，子弹穿透了横山的胸膛。
　　敌酋一死，日军顿时乱了阵脚，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四处逃窜。537团趁势反击，战士们端着枪，喊着“为总司令报仇”的口号，冲出战壕，把日寇打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那天的夕阳，红得像血，映照着阵地上飘扬的军旗，也映照着战士们脸上的泪痕。
　　
　　1941年3月，因为作战勇猛，又有文化底子，樊兆甫被保送到黄埔军校学习。离开前线的那天，他站在537团的军旗前，敬了一个长长的军礼。两年的军校生涯，他啃下了一本本厚厚的军事理论书，练出了更扎实的作战本领。毕业时，上级想把他留在后方任职，他却执意要回前线：“我的根在537团，我的战友在前线，我要回去打鬼子！”
　　1943年，樊兆甫回到537团，被分配到二营当参谋，跟着部队钻进湖北当阳的深山，打起了敌后游击战。深山里的日子很苦，缺衣少食，弹药匮乏，还要时刻提防日军的扫荡。但樊兆甫和战友们没有退缩，他们靠着当地百姓的支持，在山林里扎下根，神出鬼没地打击日军。
　　1943年的冬天，比往年更冷。北风像刀子一样刮着人脸，雪花飘落在光秃秃的树枝上，积起薄薄一层白霜。那天黄昏，残阳把李家冲的山冈染成一片血色，月亮却早早地挂在了天上，清辉洒在山冈上，透着一股刺骨的寒意。樊兆甫裹紧了单薄的棉衣，跟着二营五百名战士，隐蔽在山冈上的灌木丛里。
　　情报说，有一支四百多人的日军小队，要从山下的小路经过，押送一批军火去前线据点。这是他们伏击的好机会。寒风像针一样扎进骨头缝里，战士们趴在冰冷的泥土里，枪栓早就拉开，手榴弹握在手心，手指扣在扳机上，等着营长徐桂森的命令。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有的战士冻得瑟瑟发抖，牙齿不停地打颤，却没有一个人发出声响。
　　夜色渐浓，山下传来了清晰的脚步声，还有手电筒的光柱，一晃一晃地刺破黑暗。头戴钢盔的日军，扛着长枪，背着弹药箱，骂骂咧咧地走了过来。他们的皮靴踩在碎石上，发出“咔咔”的声响，警惕性并不算高，大概是觉得深山里不会有国军的游击队。
　　山冈上的空气仿佛凝固了，连风都停了。樊兆甫看见身边一个十七八岁的新兵，攥着枪的手在微微发抖，嘴唇冻得发紫。他凑过去，用极低的声音，几乎是用气音说：“沉住气，等鬼子到跟前再打。咱们的步枪射程近，近身搏杀才能克敌之短，扬我之长。记住，瞄准了再开枪，别浪费子弹。”
　　新兵点点头，紧咬着嘴唇，把颤抖的手按在了扳机上，眼神里多了几分坚定。
　　
　　四百多个日军，渐渐逼近到山冈下几十米远的地方。他们的手电筒光柱，甚至扫过了灌木丛的边缘，有几个鬼子还停下来，对着山冈的方向张望了几眼。就在这时，营长徐桂森猛地站起身，一声怒吼划破夜空：“打！给我狠狠地打！”
　　枪声瞬间爆响！
　　樊兆甫扣动扳机，子弹像一道流星，精准地击中了最前头那个举着手电筒的鬼子。那人闷哼一声，直挺挺地倒下去，手里的手电筒飞向半空，光柱在夜空中胡乱扫过，最后“啪”地摔在地上，碎成了几片，光线彻底熄灭。
　　紧接着，全营的手枪、步枪一起开火，子弹呼啸着飞向日军。手榴弹像雨点一样砸进日军的队伍里，爆炸声此起彼伏，火光冲天。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蒙了，一时间人仰马翻，哭爹喊娘，队伍乱成了一锅粥。有的鬼子想举枪还击，却被密集的子弹击中；有的鬼子扭头就跑，却被绊倒在地上，被后面的人踩成了肉泥。
　　“冲啊！杀鬼子！”樊兆甫大喊一声，率先从灌木丛里跳出来，端着枪冲下山冈。战士们紧随其后，喊杀声震彻山谷，震落了树枝上的积雪。溃不成军的鬼子慌不择路，有的躲在树后，有的趴在地上，负隅顽抗。樊兆甫看见一个鬼子，举着刺刀朝他刺来，寒光闪闪。他侧身躲过，顺势抽出腰间的大刀，左手攥紧刀柄，右手猛地一劈，刀锋划过一道凌厉的弧线，深深地砍进了鬼子的胸膛。那鬼子惨叫一声，倒在地上，抽搐了几下，就不动了。
　　还有几个受伤的日军，趴在地上，举着刺刀乱刺，嘴里叽里呱啦地喊着听不懂的话。战士们红了眼，捡起地上的石头，狠狠地砸在他们的脑袋上，直到那些鬼子彻底没了动静。
　　就在这时，一阵密集的机枪声突然响起！是日军的机枪手，在慌乱中架起了机枪，子弹像冰雹一样扫过来，带着刺耳的呼啸声。
　　“隐蔽！快隐蔽！”樊兆甫大喊着，想要扑倒身边的新兵。
　　可还是晚了。他只觉得左臂一阵钻心的剧痛，像是被烧红的烙铁烫过一样。低头一看，鲜血正从一个血窟窿里往外涌，瞬间湿透了他的棉衣，温热的血滴落在冰冷的泥土上，很快就凝固了。他扭头看去，营长徐桂森捂着左臂，倒在地上，脸色苍白得像纸——他的左臂，竟被机枪子弹生生打断了，鲜血顺着他的手指缝往外流，染红了身下的土地。
　　剧痛钻心，樊兆甫眼前发黑，差点栽倒在地。他咬着牙，强忍着疼痛，靠在一棵大树上。左手抓不住枪，也没法上子弹，他就索性把枪托夹在两腿之间，用右手摸索着腰间的子弹袋，一颗颗往枪膛里塞。手指被冻得僵硬，又沾满了鲜血，好几次都没把子弹塞进去。他咬着牙，额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终于把子弹上膛，瞄准慌乱逃窜的鬼子，继续射击。
　　枪声渐渐稀疏下去。山冈下的日军，丢下两百多具尸体，剩下的残兵，拖着受伤的同伴，狼狈地向远处溃逃。樊兆甫瘫坐在地上，看着满地的狼藉，看着身边倒下的战友，看着那些染血的枪支和弹药箱，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这场伏击战，他们赢了，缴获了大批的军火和物资。可二营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一百多名战士，永远地留在了这座山冈上。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山冈上的泥土，染红了那片光秃秃的灌木丛，也染红了那个寒冷的冬夜。
　　樊兆甫的伤养了很久才痊愈。左臂上留下了一道狰狞的疤痕，像一条蜿蜒的蜈蚣，那是战火刻在他身上的勋章。伤愈归队后，他跟着部队继续在当阳、南漳的深山里打游击。他们摸清了鬼子的作息，专挑夜间和刮风下雨的日子出击，趁着夜色和风雨的掩护，偷袭日军的据点，炸毁他们的军火库，切断他们的补给线。
　　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打得日军晕头转向，昼夜不宁。鬼子们提起537团的游击队，就吓得瑟瑟发抖，再也不敢轻易进山扫荡。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一带的鬼子，被他们一点点蚕食，最后竟被彻底肃清。当阳的山冈上，又飘起了袅袅的炊烟，百姓们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樊兆甫正在山头放哨。听见山下传来的欢呼声，听见那面鲜艳的国旗在风中飘扬，他愣了许久，然后抱着枪，坐在冰冷的石头上，放声大哭。他哭那些牺牲的战友，哭那些逝去的岁月，哭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后来，他跟着表哥过家芳，参加了何基沣、张克侠领导的淮海起义，脱下了旧军装，换上了人民解放军的军服。1950年，他请假回到凤台老家，安葬了去世的父亲。看着家乡的炊烟和稻田，看着孩子们在田埂上奔跑嬉戏，他忽然厌倦了戎马生涯。他留在了村里的小学，拿起了教鞭，给孩子们讲课。他讲襄河岸边的张自忠将军，讲山冈上的伏击战，讲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雄。他说：“孩子们，你们要记住，今天的好日子，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你们要好好读书，将来保卫我们的国家，再也不让任何人欺负我们！”
　　表哥过家芳于1998年去世，享年92岁。弥留之际，他拉着樊兆甫的手，说：“兆甫，这辈子，我们没给中国人丢脸。”
　　2015年，樊兆甫胸前戴上了一枚沉甸甸的勋章——那是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那天，阳光很好，金色的阳光洒在老人的脸上，他坐在院子里，摩挲着勋章上的五角星，眼神望向远方，仿佛又看见了当年襄河岸边的那个高个将军，看见了山冈上的烽火，看见了那些倒在血泊里的战友。
　　
　　刘自强研究员的声音停了下来，书房里静悄悄的，只有窗外的雨声还在淅淅沥沥。我合上书稿，指尖冰凉，心里却翻涌着滚烫的热流。樊兆甫的故事，不是孤本，而是千千万万抗战老兵的缩影。他们用青春和热血，筑起了一道抵御外侮的长城；他们用忠勇和坚守，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岁月。
　　而我，作为李明先生的外孙，作为一个传承着老兵志向的人，能做的，就是把这些故事一字一句地写下来，让它们永远流传下去。让后人永远记得，这片土地上，曾有过这样一群铁骨铮铮的英雄；让后人永远记得，和平来之不易，吾辈当自强。
　　我想，这就是我采写抗战老兵小传的意义，也是对那些英灵最好的告慰。
　　
　　(二)
　　
　　2025年3月，我携带《湖北抗战老兵名录》，踏上了去往湖北抗战研究院的路，再次拜访胡秋材研究员。
　　胡秋材研究员今年55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睛沉静而锐利——那是浸淫史料数十年才有的目光。他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毕业后一头扎进抗战史研究，半辈子都在打捞那些散落在时光里的英雄碎片。看见我进来，他起身摆摆手，指了指对面的藤椅：“坐吧。关于杨得馀，哦不，后来该叫杨养正的故事，得从1914年的湖北随州说起。”
　　
　　1914年，随州的汉水边，杨得馀出生在一个贫苦农家。汉水的水涨了又落，却始终填不满家里的米缸。他从小跟着爹娘在地里刨食，瘦得像根晒干的芦苇，却有着庄稼人骨子里的韧劲。1933年，十八的年纪，本该是扛得起锄头、顶得起门户的年岁，可那年大旱，地里的庄稼全蔫成了枯草，村里的树皮都被啃得干干净净。眼看着爹娘饿得直不起腰，杨得馀咬了咬牙，揣着两个冷硬的红薯，偷偷跑到了镇上的招兵处。
　　湖北保安团的军装粗粝扎人，却能让他顿顿吃上饱饭。他不怕苦，训练时别人扛一支步枪，他就扛两支；别人跑十里，他就跑二十里。凭着这股不要命的狠劲，他很快在新兵里崭露头角。没过多久，部队整编，他作为补充兵力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88师524团。这支队伍是当时国军的精锐，装备精良，纪律严明。跟着队伍从湖北一路辗转到南京时，杨得馀已经练出了一手好枪法，被提拔为一营一连一排少尉排长。他摸着肩章上的星徽，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辈子，要当个能保家卫国的好兵。”
　　1937年10月，淞沪会战的烽火已经烧红了半边天。日军的飞机像蝗虫一样掠过天空，炸弹把上海的街道炸成了一片焦土。杨得馀随部紧急调往上海参战，火车一路向东，窗外的风景从青山绿水变成了断壁残垣，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和血腥的味道。战士们的脸绷得紧紧的，没有人说话，只有车轮碾过铁轨的“哐当”声，敲打着每个人的心。
　　10月26日深夜，上海的街头还响着零星的枪声，524团团副谢晋元急匆匆地从师部赶回团部。他的军靴上沾着泥和血，军装的袖子被弹片划破了一道口子，脸色凝重得像一块铁。他一把推开营长杨瑞符的门，将一份手令拍在桌上，声音沙哑却掷地有声：“师长的命令——死守上海最后一块阵地，四行仓库！”
　　杨瑞符看着手令上“死守”两个字，重重地点了点头。
　　10月27日的清晨，天刚蒙蒙亮，薄雾笼罩着四行仓库。这座钢筋水泥的建筑，像一头沉默的巨兽，矗立在满目疮痍的上海街头。谢晋元带着人赶到仓库门口，抬头望了望这座即将成为战场的堡垒，扬声问道：“你们的排长哪里去了？”守在门口的士兵抬手朝楼上指了指，声音带着一丝疲惫：“报告团长，杨排长在3楼巡视！”
　　话音刚落，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就从楼梯口传来。杨得馀一路飞奔，军装的衣角被风掀得翻飞，他的脸上沾着尘土，眼睛里却闪着灼灼的光。跑到谢晋元面前，他“啪”地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尘土从他的军靴上簌簌掉落：“报告团长！一营一连一排少尉排长杨得馀，奉命坚守仓库！”
　　谢晋元打量着眼前这个年轻的排长，他个子不算高，却站得笔直，像一杆迎风挺立的标枪。“说说你的部署。”谢晋元的声音很沉。
　　“报告团长！”杨得馀的胸膛挺得更直了，“我手下有三个班，近三十人。我已安排两架轻机枪分守1楼和3楼窗口，封锁仓库两侧的街道；重机枪架在2楼，控制仓库正面的开阔地带；步枪班分成三组，在各楼层之间机动，哪里吃紧就顶哪里！我带着通讯兵，在各楼层巡视参战！”
　　谢晋元听完，点了点头，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那双手宽厚而有力，带着久经沙场的粗糙。他看着杨得馀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得馀，记住，这里是上海最后一块阵地。守住了，就守住了国人的希望。一定要守住！”
　　“是！”杨得馀的回答铿锵有力，震得人耳膜发颤。
　　
　　那四天四夜，是杨得馀这辈子最难忘的时光。仓库外的日军像疯了一样，发起一波又一波的进攻。坦克的履带碾过路面，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炮弹炸得仓库的墙壁咚咚作响，碎石和尘土簌簌往下掉，落在战士们的头上、肩上。仓库里闷热得像个蒸笼，空气里弥漫着汗味、硝烟味和血腥味。杨得馀和战友们挤在一起，没时间喝水，没时间吃饭，更没时间睡觉。
　　可奇怪的是，他一点都不觉得困。耳边的枪声、爆炸声、战友们的呐喊声，像一剂强心针，让他的神经始终绷得紧紧的。他们借着仓库的地形优势，从窗口探出枪口，对着冲上来的日军扫射；把一颗颗手雷捆在一起，点燃导火索，狠狠砸向日军的坦克履带；有战友身中数弹，肠子都流了出来，还咬着牙抱着炸药包，从窗口跳下去，与敌人的装甲车同归于尽。
　　杨得馀的右眼始终眯着，瞄准镜里的日军，一个个倒下。他的枪管打得发烫，烫得不敢用手碰，就用布条裹着继续打。四天四夜下来，他们击毙敌军两百余人，炸毁坦克三辆，硬是把日军挡在仓库外，让他们寸步难行，不能越雷池一步。仓库外的苏州河对岸，挤满了围观的上海百姓，他们挥舞着国旗，高喊着“加油”，声音穿透硝烟，传到仓库里，让每个战士的心里都燃起一团火。
　　
　　1937年10月30日晚上12点，撤退的命令终于传来。可此时的仓库外围，已经被日军的坦克围得水泄不通，亮着寒光的炮口对准了仓库的大门，只要一开火，整座仓库都会被夷为平地。看着战友们焦急的眼神，杨得馀一把抓起身边的一挺轻机枪，推开身边的战士，大吼一声：“都让开！我来打！你们跟在我身后，冲出去！”
　　他趴在仓库三楼的窗口，将一梭子钢性弹压进枪膛。这种子弹的弹头坚硬，是专门用来打坦克的，能轻易穿透日军轻型坦克的钢皮。他眯起右眼，瞄准最前头那辆坦克的瞭望口——那是坦克最薄弱的地方。手指狠狠扣下扳机，“哒哒哒”的枪声划破夜空，子弹像雨点一样射向坦克。一梭子二十发子弹还没打完，那辆坦克就冒起了黑烟，瘫在原地不动了，里面的日军惨叫着，却爬不出来。
　　可他的位置，也彻底暴露了。
　　日军的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朝着三楼的窗口砸来。“轰”的一声巨响，炮弹在他身边炸开，滚烫的气浪把他掀飞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一块锋利的弹片，像一把淬了毒的匕首，狠狠扎进了他的左眼。
　　剧痛瞬间席卷了全身，像有无数根针在扎着他的眼球。血顺着脸颊往下流，糊住了他的视线，眼前一片血红。他伸手一摸，指尖触到的是黏糊糊的血肉，左眼的位置空荡荡的，只剩下钻心的疼。他想喊，却喊不出声音，喉咙里像堵着一团棉花。
　　“排长！排长！”他听见副排长在楼下声嘶力竭地喊，声音里带着哭腔，“快来人！杨排长受伤了！快抬下去！”
　　四个战友冒着枪林弹雨冲上来，他们的脸上满是尘土和泪水。有的抓手，有的抬脚，小心翼翼地把他托起，顺着楼梯往下撤。子弹擦着他们的耳边飞过，打在楼梯的扶手上，溅起一串串火星。杨得馀的意识渐渐模糊，他感觉自己像一片羽毛，飘来飘去。朦胧中，他好像听见营长杨瑞符的声音，带着哭腔喊：“杨排长！杨排长！谢团长看你来了！”
　　他想睁开眼，看看团长，看看并肩作战的战友，可眼皮重得像灌了铅，怎么也睁不开。
　　
　　不知过了多久，杨得馀在租界的一家医院里苏醒过来。白色的天花板晃得他头晕，消毒水的味道呛得他咳嗽。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坐在他的床边，看着他醒来，脸上露出一丝欣慰，随即又换上凝重的神色。他轻轻拍了拍杨得馀的肩膀，语气沉重地告诉他：“小伙子，你命大啊。子弹擦着你的太阳穴飞过去了，只是你的左眼……保不住了，我们给你安了一颗陶瓷做的假眼。”
　　杨得馀愣了很久，伸出手，颤抖着摸了摸左眼的位置。那里光滑冰冷，没有一丝温度，再也感受不到光线的明暗。他没有哭，只是默默地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渗出血丝。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还要打鬼子。
　　伤愈后，杨得馀和其他三百多名战友被安置在孤军营。军营的条件简陋，没有营房，他们就自己动手，用芦苇和茅草搭起了一座座草楼。草楼漏风漏雨，冬天冷得像冰窖，夏天热得像蒸笼。可战士们没有一句怨言，白天练兵，晚上就围在一起，听谢晋元团长讲抗战的道理，讲国家的未来。那段日子虽然清苦，却充满了希望。
　　可这份平静，在1941年4月24日被彻底打碎。
　　那天早上，阳光很好，杨得馀正在练枪法，突然听见营地里传来一阵喧哗。他跑过去一看，只见谢晋元团长倒在血泊里，胸口插着一把匕首。汉奸！是汉奸下的毒手！
　　那一刻，营地里的哭声震天动地。杨得馀抱着团长的灵柩，哭得像个孩子。他的陶瓷假眼，在泪水的浸泡下，泛着冰冷的光。团长走了，可他的话，却永远刻在了杨得馀的心里：“守住阵地，守住希望。”
　　
　　1941年12月，日军占领了租界，孤军营的宁静被彻底打破。荷枪实弹的日军冲进营地，把战士们押上卡车。杨得馀和战友们被运往宝山的一个集中营关押。集中营里的日子暗无天日，铁丝网围着高高的围墙，岗楼上的机枪日夜对着他们。每天天不亮，他们就要被赶起来干活，扛石头、挖战壕，干不完的活。吃的是掺着沙子的糙米，喝的是带着腥味的脏水，稍有怠慢，就会遭到日军的皮鞭抽打。
　　杨得馀的左眼空落落的，干活比别人慢，挨的鞭子也比别人多。可他咬着牙，从不吭声。两个月后，他们又被押往上海郊区的新龙华，没日没夜地挖煤、修工事。日军的皮鞭落在身上，火辣辣地疼，可杨得馀的心里，却憋着一股火。他和战友们偷偷地凑在一起，商量着逃跑的计划。“就算死，也要死在打鬼子的路上！”这是他们共同的誓言。
　　1942年12月，杨得馀和其他三十多名孤军，被押到安徽芜湖对岸的裕溪口。这里是日军的煤炭中转站，他们每天的任务，就是下到黑漆漆的煤窑里挖煤，然后一筐一筐地抬出来。凛冽的北风卷着煤灰，吹得人睁不开眼，手上的冻疮破了又烂，烂了又破，疼得钻心。
　　就在这时，一个消息像一道光，照亮了他们灰暗的日子。
　　他们从一个送饭的老乡嘴里打听到，附近的山里有新四军游击队！他们正在抗击日军，保护百姓！
　　这个消息，让三十多个汉子的眼睛都亮了。杨得馀找到代理团长雷雄和战友陈日晟，三个人趁着夜色，躲在煤堆后面，压低声音密谋。“我们不能再待在这里了！”雷雄的声音压得很低，“我们要逃出去，投奔新四军，继续打鬼子！”
　　杨得馀重重地点头：“我同意！我们分组行动，各司其职！”
　　他们把三十多个人秘密分成几个小组，每组三人。一组负责抢夺日军的轻机枪，那是最关键的武器；一组负责抢步枪和子弹；还有的组负责勘察逃跑路线，摸清日军的岗哨和换班时间。约定以雷雄的口哨为号，只要口哨声起，就立刻动手。杨得馀所在的小组，负责抢夺步枪。
　　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一边假装顺从地干活，一边暗中观察。杨得馀的右眼，成了最好的望远镜。他记住了日军岗哨的位置，记住了日军换班的时间，记住了机枪手的习惯——那个胖鬼子，每次站岗都要抽一支烟。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的计划越来越周密。每个人的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像即将喷发的火山。
　　终于，机会来了。
　　12月的一天下午，寒风刺骨，树梢上挂着白花花的霜，哈一口气都能凝成白雾。四点钟一到，日军的哨声响起，苦力队收工了。三十多个汉子，扛着沉甸甸的煤筐，跟在日军身后，慢慢走着。两个日本兵扛着轻机枪走在队伍前面，枪托在他们的肩上晃来晃去，枪管上还沾着煤灰；另外两个鬼子端着步枪，跟在队伍后面，眼睛里满是不屑和轻蔑。他们以为这些被折磨得面黄肌瘦的战俘，早就没了反抗的力气，只是一群任人宰割的羔羊。
　　可他们不知道，沉默的背后，是积蓄已久的怒火。
　　队伍走到一片荒草丛生的开阔地，离新四军的游击区越来越近。杨得馀的手心攥出了汗，他悄悄摸了摸腰间藏着的碎石片——那是他用来割断绳子的工具。他的眼角的余光，紧紧盯着雷雄的背影。
　　突然，雷雄不动声色地瞥了一眼身边的战友，然后嘴巴一撅。
　　一声响亮的口哨，划破了沉闷的空气！
　　“嘘——”
　　这声口哨，像一道惊雷，像冲锋的号角，像挣脱枷锁的呐喊！
　　紧跟在日军身后的三个战友，像猛虎一样扑了上去。他们的动作快如闪电，一把夺过日军肩上的轻机枪，转身就往荒草里钻。另外两个战友紧随其后，扑上去抢过日军腰间的四梭子弹，撒腿就跑。
　　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蒙了。扛枪的日本兵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扯着嗓子大喊：“趴下！趴下！”
　　可一切都晚了。
　　杨得馀和同组的两个战友，像离弦的箭一样，返身冲了上去。他一把抓住离自己最近的那个鬼子的步枪，猛地往后一拽。鬼子猝不及防，被拽得一个趔趄，差点摔倒。杨得馀顺势夺过步枪，“啪”的一声，干净利落地装上刺刀。寒光一闪，他对准鬼子的胸膛，狠狠刺了进去！
　　刺刀穿透了鬼子的军装，刺进了他的心脏。鬼子惨叫一声，眼睛瞪得大大的，倒在地上，抽搐了几下，就不动了。
　　另一个鬼子刚要举枪射击，杨得馀的战友已经扑了上去，一刀捅进了他的小腹。鬼子捂着肚子，倒在地上，嘴里叽里呱啦地喊着什么，鲜血从他的指缝里汩汩流出。
　　枪声惊动了远处的日军。两个鬼子机枪手不敢恋战，掉头就往回逃，边逃边开枪。子弹擦着杨得馀的耳边飞过，打在地上，溅起一片片尘土。
　　“跑！快往山里跑！”杨得馀大喊一声，扔掉刺刀，端起步枪，和战友们一起，朝着游击区的方向夺命狂奔。他们的鞋子跑掉了，脚底被碎石子划破，鲜血直流，可没有人停下脚步。他们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跑！跑出这片地狱！
　　大概跑了一公里多路，身后传来了密集的枪声——日军的援兵追上来了！
　　子弹像雨点一样打在他们的身后，打得荒草乱飞。雷雄不愧是代理团长，临危不乱。他大喊一声：“机枪手！架枪！打！”
　　机枪手立刻卧倒在地，架起抢来的轻机枪，对着追来的日军一顿扫射。“哒哒哒”的枪声响起，子弹像雨点一样打在日军的脚边，溅起一片片尘土。鬼子们被打得不敢前进，只好趴在原地，胡乱地朝着他们的方向射击。
　　趁着这个间隙，杨得馀一行三十多人，拼尽全力冲进了游击区的边界。
　　
　　当他们跑到一个叫“桃花乡”的村子时，看到村口挂着的新四军军旗，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杨得馀再也支撑不住，“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一样疼，脚底的伤口火辣辣的，可他的脸上，却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躺在地上，看着湛蓝的天空，看着洁白的云朵，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在新四军的驻地，杨得馀和战友们受到了热情的欢迎。乡亲们端来了热腾腾的米粥，拿来了干净的衣服，把他们当成了英雄。新四军的领导握着杨得馀的手，说：“你们是好样的！是民族的脊梁！”
　　可杨得馀看着自己空荡荡的左眼，心里却五味杂陈。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半残之人，不能再跟着部队冲锋陷阵了。思来想去，他萌生了回湖北老家的念头。他想看看爹娘，想看看家乡的汉水。
　　新四军的领导知道后，没有挽留。他们给每个人发了一身新衣服、一些路费和一张路条——路条上写着他们是抗日英雄，沿途的抗日武装都会提供帮助。还派了三十多名战士，护送他们越过日军的封锁线。
　　离开新四军驻地的那天，乡亲们都来送行。杨得馀看着他们淳朴的笑脸，心里暖暖的。
　　他们一路向西，风餐露宿，躲过日军的层层盘查。途经河南叶县时，天已经黑了。他们在一户人家的屋檐下避雨，杨得馀抬头，看见大门上贴着一副对联。昏黄的油灯下，那十个字格外醒目：“养天地正气，效古今完人”。
　　苍劲有力的字迹，像一道惊雷，在他的心里炸开。
　　他站在对联前，久久没有挪步。是啊，为国家而战，为民族而战，这就是天地间的浩然正气。他能活着从战场上下来，不是侥幸，是因为打的是正义之战。那一刻，他下定决心，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杨养正。
　　他要养一身正气，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他们一路颠沛流离，走到湖北老河口时，不幸的消息传来——代理团长雷雄患上了猩红热。当时缺医少药，没过几天，雷雄就不治身亡了。杨得馀抱着团长的遗体，哭了整整一夜。队伍里的人越来越少，有的走散了，有的病倒了，最后只剩下二十多人。
　　杨养正打听家乡的消息，一个从随州逃出来的老乡告诉他：“小伙子，别回去了。随州早就被日本人占了，村子被炸成了废墟，爹娘们……怕是早就不在了。”
　　杨养正的心，像被狠狠揪了一下。他站在路边，朝着随州的方向，磕了三个响头。然后，他带着剩下的战友，继续往西走。
　　
　　1944年，他们终于抵达了战时陪都重庆。
　　1944年夏的一天中午，重庆的太阳火辣辣的，烤得柏油马路都要化了。杨养正走在街上，想买点水喝。当他走到桃花街上的一个小卖部前时，脚步突然停住了。
　　小卖部的柜台前，一个姑娘正低着头，麻利地整理着货物。她穿着一身蓝布旗袍，梳着两条麻花辫，阳光洒在她的发梢上，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
　　杨养正愣了愣，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
　　姑娘抬起头，看到他左眼的陶瓷假眼，不仅没有害怕，反而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她的眼睛像弯月一样，亮晶晶的：“你好，要点什么？”
　　杨养正的脸一下子红了，支支吾吾地说：“我……我要一碗水。”
　　姑娘转身给他倒了一碗水，递到他手里。水是凉的，喝下去，沁人心脾。“我认识你。”姑娘突然说。
　　杨养正愣住了：“你认识我？”
　　“嗯！”姑娘点点头，眼睛里闪着光，“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杨养正，那个在四行仓库血战四天四夜的独眼‘八百壮士’！”
　　杨养正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他看着姑娘的笑脸，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
　　姑娘告诉他，她叫赵孝芳，是重庆本地人。她早就听说过“八百壮士”的故事，一直很敬佩他们。
　　缘分，就这样悄无声息地降临了。
　　他们一起看山城的日出，一起听嘉陵江的涛声，一起聊抗战的日子。杨养正给她讲四行仓库的血战，讲集中营的苦难，讲逃跑时的惊险。赵孝芳静静地听着，时不时给他递一杯水，擦去他额头的汗。
　　
　　1945年8月16日，日本投降的第二天。重庆的街头锣鼓喧天，鞭炮声此起彼伏，人们挥舞着国旗，高喊着“胜利了”，泪水和笑容交织在一起。
　　在这片欢腾的声浪中，杨养正和赵孝芳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没有华丽的礼服，没有丰盛的宴席，只有两双紧握的手，和两颗彼此相守的心。
　　新中国成立后，杨养正进入重庆南岸副食品水产公司工作。他和赵孝芳携手相伴，先后生育了五个子女。日子过得平淡而幸福。
　　晚年的他，常常坐在院子里，给孩子们讲四行仓库的故事。夕阳照在他的脸上，他的陶瓷假眼泛着柔和的光。有人说他是英雄，他却摆了摆手，语气平淡地说：“我不是英雄，只是军人。”
　　2010年12月16日，这位传奇的“八百壮士”走完了他九十六年的人生历程。他闭上的右眼，见过战火纷飞的岁月；他那颗冰冷的陶瓷假眼，却永远铭记着那段保家卫国的热血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