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八章 稻田水声，狙杀日酋

　　(一)
　　
　　2025年的夏天，岳麓山的蝉鸣一声叠着一声，把空气烘得发烫。我坐在彭述丹的工作室里，她的声音轻缓得像山涧的溪水：“周哥，今天我们说的，是卿伯金老兵的稻田夜战。那一夜的水声，他记了一辈子。”
　　
　　卿伯金，原名卿直南，1910年生在湖南邵阳洞口县石江镇黄仙村。小彭说，那地方偎在雪峰山的褶皱里，山多田少，汉子们从小跟着牛犊子在田埂上跑，赤着脚踩泥巴，练出的是一身实打实的筋骨。卿伯金长到23岁，身高已经蹿到一米八三，站在乡人里像棵挺拔的杉树，挑得起百斤的担子，走得动几十里的山路。民国二十五年，兵荒马乱的年月，军阀混战的硝烟漫过了雪峰山，他揣着家里烙的麦饼，摸着娘连夜缝的布鞋，跟着招兵的队伍走了。临走前，他望着村口的老樟树，把名字改成了卿伯金——要在战场上拼出个响当当的名堂，做个响当当的汉子。
　　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他随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开赴第三战区。这支部队是湘军主力，兵爷们说话带着湘人的火爆性子，行军路上唱的是“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调子，歌声震得路边的野草都在抖。到了金华整补，机枪连的弟兄们眼睛都亮了——清一色的新式国产二四式“马克沁”重机枪，乌黑的枪身泛着冷光，枪膛上的纹路清晰可见，兵工厂还给配了锃亮的高射枪架和对空瞄准环。连长拍着卿伯金的肩膀笑，巴掌拍得他生疼：“大个子，这宝贝疙瘩，就交给你了！咱湘人手里的家伙，就得守好咱中国人的地！”
　　卿伯金是真把这挺重机枪当成了命根子。小彭说，老兵的回忆录里写着，每天宿营，别人倒头就睡，鼾声能震醒半条街，他总要蹲在机枪旁，用细布条蘸着煤油，把那117个零件擦得锃亮，连枪膛里的纹路都不放过，擦完了还要对着月光照一照，生怕沾了半点灰尘。夜里做梦，他都在拆枪装枪，梦里的枪声比年节的炮仗还响，炸得他浑身冒汗。全连比武那天，日头正毒，他蹲在晒谷场上，手里的零件翻飞，15分钟不到，一挺拆散的重机枪就被他装得严丝合缝，试射三发子弹，枪枪命中靶心。有人试过他的枪法，他架着机枪能连续扫射四个多小时，枪管烧得通红，能烫熟鸡蛋，他握着枪柄的手却稳如磐石，连眼皮都不眨一下。
　　也是在九月，部队开赴上海，任务是死守宝山城。小彭的声音沉了些，指尖轻轻摩挲着手稿的边缘：“周哥，你知道吗？那时候他们装备是更新了，可脚上穿的，还是湘西的草鞋。稻草编的鞋，踩在上海的柏油路上，走一步，硌一下。”
　　午饭后的日头毒得厉害，晒得人头皮发麻。弟兄们正靠着战壕的土壁打盹，有的叼着旱烟，有的抱着步枪，鼾声混着蝉鸣，在阵地上飘着。突然，凄厉的防空警报划破了天，尖啸声像一把刀子，把午后的宁静割得粉碎。九架日军飞机分成三排，像饿鹰似的俯冲下来，机翼下的炸弹闪着寒光，引擎的轰鸣声震得地都在抖。卿伯金猛地睁开眼，吼了一声：“架枪！快架枪！”他拽着高射枪架就往阵地前沿冲，五个同伴紧跟在后，卸枪、架架、调瞄准环，动作快得像一阵风。不过一分钟，对空瞄准环已经稳稳卡在枪身上，五个亮闪闪的环圈套着远处的天空，旁边的望远镜里，连飞机驾驶舱里鬼子的脸，那撮翘起的胡子，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卿伯金攥着扳机，手心的汗把枪柄都浸湿了。他听老兵说过，打飞机要打油门阀门，那地方一炸，飞机就是断了线的风筝，摔下来就是一堆废铁。当第一架敌机闯进瞄准环的第一个圈时，他猛地扣下扳机。“嗒嗒嗒——”子弹带着尖啸飞出去，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火网，在蓝天上炸开一朵朵火花。就听空中传来一声巨响，那架飞机晃了晃翅膀，拖着长长的黑烟，像一只断了翅膀的乌鸦，一头栽进了远处的空地，爆炸的火光冲天而起，浓烟滚滚。战壕里的弟兄们跳起来欢呼，草鞋跺得泥土乱飞，喊杀声震得云都散了。
　　
　　九月底的金山卫，是真正的人间炼狱。小彭翻着手稿，声音有些发颤，眼眶微微泛红：“周哥，老兵的手稿里写，那时候日军从吴淞口的巡洋舰上倾泻炮弹，阵地上的土翻了一遍又一遍，炸起的泥土有一人多高，连战壕都被炸平了半截。我军一万多将士，喊着‘冲啊’的口号，端着刺刀发起冲锋，喊杀声震得地都在抖，可不到两个小时，四千多具尸体就填满了阵地前的小河道，河水都变成了暗红色，飘着的血腥味，几里外都能闻到。”
　　午后三点半，毒辣的日头渐渐西斜，天边飘着几朵乌云。对面的沙滩上突然冒出一片黄乎乎的影子——是日军的登陆部队，密密麻麻的，像爬上岸的蚂蚁，举着太阳旗，嗷嗷叫着往前冲。测量员趴在土坡上，手里的测距仪转得飞快，扯着嗓子喊：“标尺八百，方向正南！鬼子上来了！”卿伯金把枪口对准那片蠕动的黄色，牙齿咬得咯咯响，手指狠狠扣下扳机。一梭子弹扫过去，前排的鬼子像割麦子似的倒了一片，血溅在沙滩上，红得刺眼。他扯开嗓子喊：“弹药！快！老子的枪渴了！”旁边的装弹员手脚麻利，把土黄色的子弹一匣匣推上枪膛，枪声就没断过，像一串炸响的鞭炮。几十个鬼子应声倒地，沙滩上留下一滩滩黑红色的血迹，与黄沙混在一起，触目惊心。
　　十月的风已经带了凉意，吹在人身上，冷飕飕的。部队在离宝山十公里的村子宿营，村子里的百姓早就跑光了，只剩下空荡荡的屋子和满地的落叶。那天夜里没有月亮，墨色的天像块浸了水的黑布，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几颗星星，在天上眨着疲惫的眼。轮到卿伯金和一个新兵放哨，新兵才十六岁，脸上的绒毛还没褪尽，握着步枪的手直哆嗦，嘴唇发白，连大气都不敢喘。离部队驻地一公里外，是一片十多亩的晚稻田，稻子沉甸甸地弯着腰，谷粒饱满，田里蓄着一寸深的积水，映着远处的星光，泛着细碎的光。
　　夜深十二点，万籁俱寂，只有秋虫在草窠里低鸣，声音细弱得像蚊子哼。新兵走在前面，脚踩在田埂上，发出轻微的“沙沙”声。突然，他停住脚，耳朵贴向稻田的方向，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声音抖得不成样子：“班……班长，你听！有水声！”
　　卿伯金心里咯噔一下，赶紧猫下腰，顺着新兵指的方向望去。他屏住呼吸，侧耳细听——那不是风吹稻浪的轻响，是有人在水里挪动的动静，“哗哗”的，带着泥浆的浑浊。他慢慢往前挪，借着稻秆的掩护，眯眼细看——稻田里，到处都是匍匐的黑影，钢盔的反光在积水里一闪一闪，密密麻麻的，像一群蛰伏的野兽。“妈呀！”他倒吸一口凉气，压低了嗓子喊，“是日本兵！狗日的摸过来了！”
　　那一瞬间，他的血都冲到了头顶，后背的冷汗把军装浸透了。他让新兵死死盯着稻田，自己转身就往营地跑，草鞋踩在田埂上，溅起的泥水打湿了裤腿，跑得太快，差点摔进田里。营长听了报告，眼睛瞪得像铜铃，当即拍板：“四个加强排，上刺刀！从背后迂回！卿伯金，你带机枪守正面，给我把口子封死！别让一个鬼子跑了！”
　　五分钟，不过是抽支烟的工夫。两百名湘军子弟，握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刺刀在夜色里闪着寒光，猫着腰绕到了稻田的后方。他们的草鞋踩在泥地里，悄无声息，只有粗重的呼吸声，在夜色里起伏。鬼子们还在水里慢慢往前爬，想着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营地，他们脚上的牛皮靴子陷在烂泥里，拔出来时“咕叽”作响，每走一步，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
　　冲锋号吹响的那一刻，像惊雷炸在稻田上空。“杀啊！”加强排的弟兄们吼着湘腔，跃出了田埂，雪亮的刺刀插进了鬼子的后背。鬼子慌了神，尖叫着转身，可靴子陷在泥里，拔不出腿，只能眼睁睁看着刺刀刺过来。湘军的草鞋踩在泥里，却像装了轮子，一步能跨出老远，动作快得像豹子。鬼子们笨拙地转身，正好撞上刺来的刀锋，惨叫声在稻田里此起彼伏，和水声混在一起，凄厉得让人头皮发麻。
　　残余的日军魂飞魄散，丢下同伴的尸体，慌不择路地朝着正面阵地冲来——那正是卿伯金的枪口所向。他早已架好了二四式重机枪，子弹压得满满当当，瞄准环里套着那些慌不择路的身影。他咬着牙，眼睛里冒着火，手指狠狠扣下扳机。“嗒嗒嗒——”机枪怒吼起来，火舌撕破了夜色，子弹像雨点似的扫过去。冲在前面的鬼子应声倒地，后面的被绊倒，转眼就被子弹打成了筛子，血溅在稻田的积水里，把水染成了暗红色。
　　
　　小彭说，老兵回忆，那天凌晨五点，天刚蒙蒙亮，东方泛起一抹鱼肚白。稻田里的积水都被染红了，稻秆上挂着破碎的军装、带血的钢盔，还有鬼子掉落的刺刀。清点战场时，地上躺着190具鬼子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趴在泥水里，再也爬不起来了。卿伯金站在田埂上，手里还握着机枪的枪柄，枪管已经凉了，他看着那片狼藉的稻田，草鞋上沾满了血泥，他攥着枪柄的手，还在微微发抖。风一吹，稻浪起伏，哗哗的水声里，混着淡淡的血腥味。
　　几天后，部队路过宝山附近的一条小河。河水浑浊不堪，水面上漂浮着尸体和碎木板，堵住了河道，水流变得滞涩。连长皱着眉，指着河道说：“伯金，你带两个人，把河道清一清。这水，总得让它流过去。”卿伯金脱了草鞋，挽着裤腿下了水，冰冷的河水刺得骨头疼，冻得他牙齿打颤。他刚弯腰去推一具浮尸，突然，“嗖”的一声，一颗冷枪子弹破空而来，带着尖啸，正中他的钢盔。巨大的冲击力把钢盔打偏了半个头，他只觉得眼前一黑，天旋地转，像被人狠狠砸了一闷棍，当场晕了过去。等他醒来时，躺在老乡的门板上，头上缠着厚厚的绷带，钢盔被打了个凹痕，像一道狰狞的疤。
　　十月过后，淞沪会战的局势急转直下，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小彭的声音里满是无奈：“日军太狡猾了，十一月五日，他们借着海潮和雾幕，在杭州金山卫登陆，防线一下子就被撕开了口子。那雾大得很，几步外就看不清人影，等发现鬼子时，已经晚了。”金山卫失守，日军长驱直入，像一群饿狼，扑向了内陆。部队只能仓促撤退，一路走，一路丢弟兄，丢装备，原本整齐的队伍，散成了一盘沙。卿伯金跟着十六师的残部撤到苏州附近，他怀里紧紧抱着那挺重机枪的零件，一步都不敢松，那是他的命根子，是弟兄们用命换来的家伙。
　　溃败的队伍在苏州郊区一个酱油作坊里集合。作坊里弥漫着酱油的咸香和硝烟的味道，混杂在一起，闻着让人恶心。卿伯金找了条长凳，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布袋子，里面是他拼死抢出来的25斤重机枪零件。连日的厮杀让他累垮了，眼皮重得像灌了铅，他抱着布袋子，头一歪，就睡着了。梦里是家乡的稻田，风吹稻浪，哗哗作响，娘站在田埂上，喊他回家吃饭。
　　等他醒来时，天已经亮了，作坊里空荡荡的。连长、排长、朝夕相处的弟兄，都不见了踪影，只有几只苍蝇在窗台上嗡嗡地飞，啃食着地上的干粮碎屑。他走出作坊，站在陌生的街头，看着空荡荡的巷子，只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被掏走了什么。他沿着铁路走，走了很久，在路上，他碰到了七个同样掉队的士兵，都是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手里的步枪都生了锈。他们互相看着，眼里都带着茫然和疲惫。
　　他们沿着铁路走，铁轨在阳光下闪着光，延伸向远方。突然，有人指着电线杆喊：“看！有标语！”他们跑过去，只见电线杆上贴着一张泛黄的纸，墨迹还没干：“湖南四路军第二十八军，速到五坑集合！”八个汉子互相搀扶着，眼里重新燃起了光，他们撒开腿往五坑跑，草鞋踩在铁轨上，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可到了地方，眼前只有一片狼藉，烧焦的帐篷，散落的弹药箱，还有几具无人掩埋的尸体，连个人影都没有。卿伯金蹲在地上，看着怀里的机枪零件，眼眶红了，滚烫的眼泪砸在零件上，发出“滴答”的声响。
　　最后，他们咬咬牙，决定往宁波方向走，那里或许还有部队。他们一路乞讨，一路走，饿了就啃树皮，渴了就喝路边的积水，脚上的草鞋磨破了，就用布条裹着脚。在宁波火车站的乱哄哄的人群里，卿伯金一眼就认出了团长钟子奇。团长穿着一身破烂的军装，头发花白，脸上满是沧桑。看到团长的那一刻，几个大男人，抱着头就哭了，哭声在嘈杂的火车站里，显得格外刺耳。后来，他们跟着团长，坐上了开往江西的火车，火车哐当哐当地响着，载着一群疲惫的士兵，驶向未知的远方。
　　民国二十九年，卿伯金回到湖南，加入了程潜麾下的保安十二团，驻守在湘西的崇山峻岭里。那里是他的家乡，每一座山，每一道水，他都熟悉。他守着这片土地，听着山里的鸟叫，看着田里的稻浪，直到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那天，村子里放了鞭炮，锣鼓喧天，他站在田埂上，看着欢呼的人群，突然哭了，哭得像个孩子。
　　
　　抗战胜利后，他留在保安团服役，后来部队整编，他脱下了军装，揣着一点点退伍的饷银，踏上了回乡的路。小彭说，老兵的回忆录里写着，那是一个太阳快要落山的黄昏，晚霞染红了半边天。他背着简单的行囊，一步一步地走在山路上，山路崎岖，布满了荆棘，他的脚磨出了血泡，可他不敢停。380公里的山路，他走了多少天，没人知道。只知道，当他走到雪峰山脚下的黄仙村时，村口的老槐树，正落着金黄的叶子，娘站在树下，头发已经白了，看到他，愣了半天，然后抱着他，放声大哭。
　　他再也没有离开过那个小山窝。他娶了邻村的姑娘，生儿育女，守着几亩薄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田里的稻子抽穗时，风吹过，还是哗哗的水声，像极了当年战场上的回响。只是，他再也没碰过枪，连梦里的枪声，都渐渐淡了。他常常坐在田埂上，看着夕阳西下，一坐就是半天，嘴里念叨着那些牺牲的弟兄，念叨着那片稻田，念叨着那挺重机枪。
　　2008年2月3日，农历腊月二十七，离春节只有三天。卿伯金老人，在那个他守护了一辈子的小山村里，闭上了眼睛，享年98岁。他走的时候，手里攥着一片稻叶，脸上带着平静的笑容。
　　小彭合上手稿，工作室里静悄悄的，只有窗外的蝉鸣还在继续，一声叠着一声。我坐在椅子上，手指摩挲着桌角的木纹，仿佛能看见那个身高一米八三的湖南汉子，站在稻田边，握着重机枪，眼神如炬。稻田里的水声，穿过七十多年的岁月，依旧清晰地响在耳边。那是属于卿伯金的战场记忆，是属于一群湘人的铁血荣光，也是属于一个民族的，烽火流年。
　　
　　(二)
　　
　　江汉平原的风还裹着几分料峭的寒意，田埂边的麦苗刚抽出嫩黄的芽尖，我跟着湖北抗战研究院的研究员胡秋材，驱车前往沔阳。车轮碾过乡间县道，卷起一阵阵带着泥土气息的风，胡秋材说：“周捷，这次我们要见的老兵，是103岁的冯银香，他是鄂中抗战鲜活的注脚。”
　　车子停在一座白墙黛瓦的小院前，院门虚掩着，门楣上挂着的红灯笼褪了色，却透着一股子烟火气。推门进去时，冯银香老人正坐在院中的竹椅上晒太阳，身上穿着一件藏青色棉袄，脸上的皱纹像沟壑纵横的田垄，可那双眼睛，却依旧清亮得很，像盛满了江汉平原的天光。他的晚辈们围在一旁，见我们来了，忙起身招呼，搬来椅子，沏上热茶。茶香袅袅中，老人缓缓开口。
　　
　　冯银香，1921年3月7日，出生在沔阳一个普通的农家。那时候的江汉平原，稻浪翻滚，荷香满塘，日子虽清贫，却也安稳。可这安稳，在1938年的秋天，被日寇的铁蹄踏得粉碎。武汉失守的消息像一块巨石，砸在了千万百姓的心上，逃难的人群挤满了乡间小道，哭声、喊声，和日寇飞机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成了那年月最刺耳的乐章。就在这山河破碎、人心惶惶的时刻，王劲哉师长率领的一二八师，像一道惊雷，劈开了笼罩在鄂中大地的阴霾。他们由河南转战崇阳、通山，一路浴血，最终扎根沔阳，安营扎寨，招兵买马，迅速在这片土地上燃起了抗日的烽火。
　　师部的土墙之上，刷着两行醒目的大字，红漆虽已斑驳，却字字铿锵——九亲人民，十卫国家，宁死不当亡国奴。这十六个字，像一团火，烧在了十七岁的冯银香心里。他看着逃难的乡亲，看着被日寇烧毁的房屋，攥紧了拳头。那天，他揣着娘连夜烙的两个麦饼，跑到招兵处，挺起胸膛，声音洪亮：“我要参军！打鬼子！”
　　入伍后，冯银香被编入新兵连七班。训练的日子，苦得能掉出眼泪。每天凌晨四点，天还没亮透，起床号就刺破了营区的寂静。战士们摸着黑爬起来，顶着刺骨的寒风，在操场上操练。队形队列，要走得横平竖直，步伐整齐；投弹训练，胳膊甩得红肿，也要把手榴弹掷出五十米开外；刺杀训练，喊杀声震得耳膜发疼，木枪的枪托砸在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徒步追击，一练就是十几里，脚底磨出的血泡破了又起，草鞋上沾着血渍；战斗队形变化，要在瞬息之间完成，稍慢一步，就会被班长的口令声骂醒。
　　
　　冯银香是个犟脾气，别人练一遍，他就练十遍、百遍。尤其是射击科目，他更是下足了苦功。别人休息时，他端着步枪，对着远处的树杈瞄准，一练就是一两个时辰，胳膊酸得抬不起来，也不肯放下。日子久了，他的枪法练得炉火纯青，成了新兵连里数一数二的神枪手。
　　上午的操练结束后，战士们还要挤在简陋的讲堂里学习。讲堂是用茅草搭的，四面漏风，可王劲哉师长每次来授课，都站得笔直，声音洪亮如钟。他看着台下一张张黝黑的脸，字字千钧：“弟兄们！我们扛枪打仗，为的不是升官发财，是为了守住咱中国人的家园！我要求你们，必须做到一重良心，二尚道德，三明大义，四尽职守，五爱团体，六信命令，七知待遇，八要效忠，九亲人民，十卫国家！”他的目光扫过每一个战士，语气陡然变得激昂，“记住！宁死不当亡国奴！”
　　这二十条训诫，冯银香背得滚瓜烂熟，字字句句都刻进了骨子里。他说，那时候全师上下，人人都憋着一股劲，就算是死，也要拉上几个鬼子垫背。
　　
　　1939年春，江汉平原的油菜花漫山遍野地开了，金黄一片，可这美景，却被日寇的铁蹄践踏得支离破碎。日军的春季攻势汹汹而来，敌机在天上盘旋轰炸，地面的鬼子兵扛着太阳旗，烧杀抢掠，一步步蚕食着抗日根据地。排长李自学，一个脸上带着刀疤的硬汉，眼神锐利得像鹰，他奉命带领全排，悄悄进入平房一带开展游击战。
　　他们昼伏夜出，靠着对地形的熟悉，靠着乡亲们的掩护，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今天摸进鬼子的炮楼，端掉一个据点；明天截下一队伪军的粮草，断了敌人的补给；后天在路边设下埋伏，打得鬼子晕头转向。那些日子，风餐露宿，饥寒交迫，可战士们的心里，却燃着一团不灭的火。
　　那年5月的一天，太阳辣得人睁不开眼，晒得地皮发烫。部队在平房江泗口一带巡逻，冯银香背着步枪，走在队伍中间，汗水顺着额角往下淌，浸湿了胸前的衣襟，后背的汗渍印出一个深色的“盐圈”。突然，尖兵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脸色煞白，压低声音报告：“排长！江泗口发现小鬼子！一个军官带队，挎着指挥刀，耀武扬威的，人员大约五十人，正朝着咱们的方向过来了！”
　　李自学眉头一皱，迅速趴在田埂上，举起望远镜观察。片刻后，他回头看向冯银香，眼神里带着信任，也带着一丝凝重：“银香，你枪法准，给我打掉那个鬼子指挥官！记住，一枪毙命！不能让他反应过来！”
　　冯银香的心猛地一跳，随即沉了下来。他紧了紧手里的步枪，猫着腰，悄无声息地挪到一处土坡后面。这里视野开阔，正好能看清鬼子队伍的动向。他深吸一口气，将子弹一颗颗压进枪膛，缓缓拉开枪栓，金属的碰撞声在寂静的旷野里格外清晰。他眯起右眼，屏住呼吸，将准星的十字稳稳对准了那个骑着高头大马、腰间挎着指挥刀的日寇军官。
　　那鬼子军官正耀武扬威地挥着手，嘴里哇啦哇啦地喊着什么，脸上满是嚣张的神情，丝毫没有察觉到死亡的临近。冯银香的指尖缓缓扣动扳机，指腹传来扳机冰凉的触感。“嘣！”一声清脆的枪响划破了旷野的寂静，子弹像一道疾射的流星，精准地钻进了日寇军官的胸膛。那军官身子猛地一震，手里的指挥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整个人从马上栽了下来，当场毙命。
　　几乎是在枪响的同时，冯银香迅速调转枪口，瞄准了另一个举着望远镜、正惊慌失措的鬼子通讯兵。又是一声枪响，子弹呼啸而出，那通讯兵应声倒地，手里的望远镜摔在地上，裂成了两半。
　　
　　突如其来的袭击，让鬼子队伍瞬间乱作一团。剩下的日寇反应过来，纷纷卧倒在地，机枪子弹像雨点般扫射过来，打得土坡上的泥土四溅，碎石子噼里啪啦地砸在冯银香的背上。
　　“各班注意！保持距离，分散隐蔽！组成包剿队形！”李自学的吼声在枪声中响起，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一枪一个，稳步推进！别浪费子弹！”
　　战士们迅速分散开来，依托着田埂、土坡、坟头这些有利地形，与鬼子展开了周旋。冯银香伏在地上，调整着呼吸，一枪接着一枪，每一枪都瞄准了鬼子的脑袋。可他也清楚地感觉到，日军的火力确实比他们强太多——鬼子的机枪射程远、射速快，子弹像毒蛇一样，嘶嘶地穿梭在战场上；敌人的射手枪法精准，子弹擦着头皮飞过，带来一阵刺骨的寒意。
　　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倒下，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染红了金黄的油菜花。冯银香的眼睛红了，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他射杀第三个鬼子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一发鬼子的小钢炮落在了他的附近。剧烈的冲击波将他掀翻在地，滚烫的泥土和碎石瞬间将他埋了起来，耳朵里嗡嗡作响，像是有无数只蜜蜂在叫。
　　天旋地转中，冯银香挣扎着从泥土里爬出来，浑身都是尘土和血污，额角磕出了一个口子，鲜血顺着脸颊往下淌。他晃了晃脑袋，勉强看清了眼前的景象——不远处的战友肖明成，半个身子被炸得血肉模糊，手里还紧紧攥着那杆步枪，眼睛圆睁着，仿佛还在怒视着敌人。冯银香的喉咙一阵发紧，眼泪差点掉下来，可他知道，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他抹了一把脸上的血和泥，抓起步枪，推上子弹，继续跟着部队向前推进。
　　战斗从中午一直打到傍晚，夕阳把天空染成了一片血红，硝烟弥漫在旷野上，呛得人喘不过气。鬼子在战士们的顽强打击下，渐渐支撑不住，丢下十几具尸体，狼狈地向武汉方向溃退。冯银香站在硝烟弥漫的阵地上，看着远去的鬼子背影，狠狠地啐了一口，声音沙哑：“狗日的，再来，老子还揍你！”
　　
　　1939年冬季，北风呼啸，江汉平原一片萧瑟。冯银香随全排换防到汉阳消泗九沟。这里是一二八师的重要防线，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战士们冒着严寒，挥着铁锹锄头，挖战壕、筑工事，冻土硬得像石头，震得虎口发麻，手上裂了一道又一道血口子。白天，他们还要走村串户，筹粮筹弹，乡亲们倾囊相助，把家里仅有的粮食、咸菜都送到了阵地；晚上，战士们轮流放哨，篝火在寒风中摇曳，映着一张张年轻的脸。
　　转眼到了1940年，春暖花开，江汉平原的麦苗开始拔节，油菜结出了饱满的荚果。可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师部得到情报——日军在东面的进攻屡屡受挫，损兵折将，便改变了策略，打算从北面突破，直捣一二八师的腹地。
　　4月的一天傍晚，天空阴云密布，狂风呼啸，吹得树梢呜呜作响，像是在呜咽。冯银香正在战壕里啃着干粮，那干粮是用糙米和糠皮混合蒸的，糙得剌嗓子。突然，一阵密集的枪声从前方传来，打破了黄昏的宁静。李自学排长反应极快，立刻吹响了集结号，吼声在狂风中炸开：“全体集合！拿好武器！准备战斗！”
　　战士们迅速拿起步枪、手榴弹，跑进工事。夜色中，尖兵已经和鬼子交上了火，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喊杀声交织在一起，震耳欲聋。天渐渐亮了，东方泛起一抹鱼肚白，冯银香借着熹微的晨光，看清了眼前的景象——四百多个鬼子，在几辆战车的掩护下，像一群饿狼，一步步逼近阵地。战车的机枪吐着火舌，子弹像暴雨般倾泻而来；小钢炮的炮弹不断落在战壕里，炸起的泥土有一人多高，战壕被炸塌了一截又一截。
　　“瞄准了打！专打战车旁边的步兵！别让鬼子靠近战壕！”李自学的吼声在战壕里回荡，他的胳膊上已经挂了彩，鲜血染红了衣袖，可他依旧站得笔直，像一杆不屈的青松。
　　冯银香趴在战壕边缘，步枪的准星死死咬住一个冲锋的鬼子。枪响人倒，他一口气击倒了六个鬼子。可鬼子的攻势实在太猛，战车碾过战壕前的铁丝网，机枪的火力压制得战士们抬不起头。阵地几次被鬼子突破，战士们就端着刺刀，跳出战壕，与鬼子展开肉搏战，硬是把阵地夺了回来。
　　
　　中午过后，战斗进入了白热化。太阳高悬在空中，晒得人头晕目眩。冯银香的胳膊已经酸得抬不起来，枪管烫得能煎鸡蛋，他只能时不时地抓起一把泥土，敷在枪管上降温。就在这时，一颗子弹呼啸而来，击中了班长苏子荣。苏子荣闷哼一声，倒在了冯银香的怀里，他的胸口汩汩地淌着血，眼睛圆睁着，嘴里喃喃地说着：“打……打鬼子……守住阵地……”
　　冯银香还没来得及悲痛，就看到李自学排长身中数弹，鲜血从他的胸口、肩膀涌出来，染红了军装。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抓住冯银香的胳膊，嘶哑着嗓子说：“银香……守住……守住咱的阵地……别让鬼子……踏进腹地一步……”说完，他的手无力地垂了下去，眼睛永远地闭上了。
　　排长的牺牲，让冯银香红了眼。他端起步枪，疯狂地向鬼子射击，子弹打完了，就抓起手榴弹，拉响弦，狠狠地砸向敌群。可我方的战斗人员越来越少，战壕里到处都是死尸和流淌的鲜血，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最后一道防线眼看就要被鬼子撕开。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远处传来了嘹亮的冲锋号——是连长马玉建带着增援部队赶来了！“弟兄们！冲啊！把鬼子赶出去！”马玉建的吼声振奋人心，战士们的喊杀声震天动地。
　　冯银香和剩余的战友们像是打了一剂强心针，他们嘶吼着，跳出战壕，端着刺刀，向着鬼子发起了反攻。鬼子被这突如其来的反击打蒙了，纷纷向后溃退。战士们乘胜追击，杀得鬼子哭爹喊娘。最终，鬼子丢下二百多具尸体，狼狈地乘坐战车，向武汉逃之夭夭。
　　这场战斗，彻底粉碎了日军从北面进攻一二八师腹地的妄想，稳固了鄂中抗日根据地。冯银香站在满目疮痍的阵地上，望着李自学排长牺牲的地方，泪如雨下。他摘下军帽，向着阵地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
　　
　　1942年，驻守武汉的日军司令部，对一二八师恨之入骨。这支顽强的队伍，像一根钉子，牢牢地钉在鄂中大地，让日寇寝食难安。在野坂司令的带领下，日寇调集重兵，从南面洪湖一带，对一二八师的腹地发起了规模空前的进攻。
　　王劲哉师长迅速调整部署，命令冯银香所在的排，在新任排长朱显达的带领下，从姚嘴出发，星夜驰援崔家拐角的战斗。全排战士们背着武器弹药，连夜急行军。夜色漆黑，山路崎岖，战士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草鞋磨破了，就用布条裹着脚；肚子饿了，就啃几口生红薯；困了，就边走边打盹，靠着互相搀扶，硬是撑了下来。天亮时分，他们终于赶到了崔家拐角。
　　一到阵地，战士们顾不上休息，立刻投入了战斗。阵地上炮火连天，炮弹爆炸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照亮了战士们坚毅的脸庞。子弹在头顶上呼啸而过，发出尖利的声响，像是死神的狞笑。野坂司令的部队仗着有小钢炮、战车，气焰嚣张，硬是拼死拼活地向一二八师的腹地突进。
　　冯银香伏在战壕里，一枪一个，弹无虚发。他的身边，战友们不断倒下，可没有人退缩，倒下一个，就立刻有人补上来。下午时分，增援部队陆续赶到，战士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像潮水般冲向敌群，将鬼子团团围住。野坂的部队陷入了一二八师早已布好的工事泥潭中，进不得，退不能，成了瓮中之鳖。
　　王劲哉师长抓住有利战机，果断下达了合剿命令。一时间，冲锋号响彻云霄，战士们如猛虎下山，向着鬼子发起了总攻。冯银香挥舞着刺刀，冲进了鬼子的队伍，他不知道自己砍倒了多少敌人，只知道身上沾满了血污，手里的刺刀已经卷了刃，胳膊酸得抬不起来，可他依旧在拼杀，嘴里喊着排长的名字，喊着“宁死不当亡国奴”的誓言。
　　那天，他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血流成河，什么叫尸积如山。崔家拐角的阵地上，鬼子的尸体堆积如山，鲜血染红了土地，染红了沟渠。这场战斗，冯银香一人就杀敌七八人，而兄弟连队的神枪手，更是在混乱中，一枪击毙了日寇的野坂司令。
　　崔家拐角一战，是一二八师进驻沔阳以来，取得的一次决定性胜利。消息传开，江汉平原的乡亲们奔走相告，欢呼雀跃，家家户户都挂上了红灯笼，庆祝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1943年，冯银香又先后参加了汉川港口战斗、侏儒山保卫战、彭场通顺河伏击日本小火轮等战斗，大大小小的战役打了几十次。他前后四次负伤，每一道伤疤，都是一枚光荣的勋章。这支由王劲哉率领的一二八师，凭着一股狠劲，凭着对家国的忠诚，硬是在鄂中大地站稳了脚跟，被乡亲们赞为狠人鄂中王，一个师硬刚日军10万人。
　　
　　抗战胜利后，冯银香脱下了军装，回到了沔阳的老家。他放下了步枪，拿起了锄头，重新种起了庄稼。后来，他结婚成家，育有两男一女，日子过得平静而安稳。可他总忘不了那些牺牲的战友，忘不了李自学排长，忘不了肖明成，忘不了那些倒在战场上的弟兄们。每年清明，他都会拄着拐杖，一步步走到那些曾经洒过热血的战场，在长满青草的坟茔前，摆上几碗酒，说上几句心里话。
　　2015年，冯银香老人获颁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那枚金灿灿的纪念章，他一直珍藏在一个小木盒里，每天都要拿出来摸一摸，眼里满是怀念。
　　讲到这里，老人缓缓站起身，指着院子外的方向，声音里带着几分怀念，几分哽咽：“就在那边的河堤上，当年我们和鬼子打了一仗，好多弟兄，都埋在了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