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七章 月光瞄准，营地投弹

　　(一)
　　
　　2024年3月的长春，料峭的春寒还没散尽，我跟着吉林省抗战研究院的王党英先生——也就是王强先生的孙子，踩着薄冰化透后湿漉漉的柏油路，走进了一栋老式居民楼。楼道里飘着淡淡的煤烟味，推开一扇漆皮剥落的木门时，我看见靠窗的藤椅上，坐着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他就是99岁的抗战老战士宋述分。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他银白的胡须上，老人眯着眼笑，指了指对面的沙发，声音里带着岁月磨出来的沙哑：“坐吧，娃子们，想听啥，我都给你们唠唠。”
　　老人的记忆，像一本被岁月摩挲得泛黄却字字清晰的老账本，一翻开，就翻回了1925年的冀中平原。高阳南蒲口后柳滩村的土炕上，他呱呱坠地，那片种满了麦子和高粱的土地，后来成了他扛枪卫国的战场。1938年春天，麦子刚吐出嫩黄的穗子，风一吹，田野里翻着金浪，13岁的他，揣着兜里偷偷攒下的两个窝头，跟着七八个小伙伴，摸黑走了18里地，跑到同口镇投奔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带兵的同志看他个头小，却眼神亮得像星星，就把他留下当了勤务兵，每天跟着部队，喂马、擦枪、送信，日子苦，却浑身是劲儿。
　　
　　那年10月，日伪军纠集了2.6万余人，黑压压地扑向冀中抗日根据地，大扫荡的铁蹄踏碎了平原的宁静。部队要转移，乡亲们也要转移，我听老人说到这儿时，枯瘦的手紧紧攥成了拳头，仿佛又握住了当年那辆沉甸甸的自行车。他说，那时候他负责转移一匹军马和一辆军用自行车，交通壕窄得只能容下一个人，他就一手推着车，一手牵着马，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后来实在累得不行，就把马缰绳拴在自行车后座上，跨上车蹬起来。车轮碾过壕沟里的碎石子，发出咯吱咯吱的响，马鼻子里喷着粗气，跟在车后跑。
　　就在这时，天上突然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老人的声音顿了顿，眼神里闪过一丝惊惧，那是刻进骨子里的记忆。鬼子的飞机像饿鹰一样俯冲下来，机炮扫射的火光划破了夜空，子弹打在地上，溅起一片片尘土。军马受了惊，猛地往前一窜，巨大的拉力把他从自行车上狠狠甩了出去，他像个布娃娃一样摔在坚硬的土地上，左胳膊传来一阵钻心的疼。他挣扎着抬头，看见自己的胳膊以一个诡异的角度扭曲着，筋肉被抻出半尺多长，血汩汩地往外流，染红了身下的黄土。后来是乡亲们用门板做了担架，把他抬到邻县的团卫生队，才捡回了一条命。
　　1939年秋天，冀中平原的高粱红透了，宋述分的胳膊好了大半，跟着部队到了武强县整训。人民自卫军被改编为冀中军区第23团，他成了2营6连的号兵，挎着一把铜号，驻扎在束鹿旧城一带。号兵的铜号，是战场上的军令，冲锋时吹，撤退时吹，集结时吹，那嘹亮的号声，比枪炮声更能振奋人心。老人说，有天上午，部队接到情报，说有一队日军运输车队要从城外经过，他们提前在公路两旁的高粱地里埋伏好，每人怀里揣着几颗集束手榴弹。
　　日头升到头顶的时候，鬼子的汽车来了，一辆接着一辆，车轮扬起的尘土呛得人直咳嗽。等车队全部进入伏击圈，连长一声令下，几十颗手榴弹同时扔了出去，轰隆几声巨响，鬼子的汽车燃起了熊熊大火，轮胎爆炸的声音震耳欲聋。宋述分憋足了劲儿，吹响了冲锋号，“嘀嘀嗒嗒”的号声穿透了硝烟，他扔下铜号，抓起身边的步枪，跟着战友们像猛虎一样冲了上去。那场仗打得痛快，消灭了四五十个鬼子，缴获的医药、罐头、军装堆成了小山，他摸着那些崭新的军装，心里乐开了花。
　　
　　1940年5月，麦子熟了，风里飘着麦香，鬼子却又扛着枪端着刺刀，进村抢粮了。宋述分已经不是那个只会吹号的娃娃兵了，他端着一杆老式步枪，跟着部队在武强县的一片开阔地里截击敌人。连队分成了三部分，呈犄角之势埋伏，他跟着指导员，猫在西北方向300米外的一堵矮墙后。矮墙是用黄土夯成的，墙头上长着几株狗尾巴草，风一吹，草叶晃来晃去，正好能遮住他的半个身子。鬼子扛着枪，骂骂咧咧地走进了射程，领头的那个鬼子还扛着一面太阳旗，耀武扬威地挥着。宋述分屏住呼吸，瞄准了一个扛着步枪的鬼子，手指扣在扳机上，稳稳发力，一枪命中。他又连开两枪，子弹擦着鬼子的肩膀飞过去，那个鬼子晃了晃，直挺挺倒在了地上。
　　鬼子恼羞成怒，嗷嗷叫着冲了上来，子弹像雨点一样打在矮墙上，溅起的土块砸在他的头上、肩上，生疼。指导员大喊一声“扔手榴弹”，十几枚手榴弹呼啸着飞了出去，在敌群中炸开了花，硝烟裹着泥土，呛得人喘不过气，鬼子的冲锋被打退了。就在这时，指导员突然脸色一变，指着远处的一片玉米地，声音都变了调：“不好！鬼子绕后了，要抄连长的后路！”通讯员是个比他还小的娃娃，脸吓得煞白，攥着情报的手直抖，脚底下像钉了钉子一样挪不动窝。宋述分一看，急得脑门冒火，一把推开通讯员，大喊一声“我去”，就猫着腰冲了出去。
　　他穿过一片密不透风的梨树林，梨树的枝叶刮得他脸生疼，脚下的土路坑坑洼洼，混杂着碎石和草根，好几次差点绊倒。跑到一条战壕边，他深吸一口气，纵身跳了下去。战壕有七尺宽、一人深，里面积着半尺深的雨水，冰冷刺骨的水瞬间浸透了他的裤腿。他顾不上冷，在战壕里弓着腰往前跑，子弹从头顶嗖嗖地飞过，打在战壕壁上，泥土簌簌往下掉，落在他的脖颈里。终于找到连长，他喘着粗气，把指导员的情报喊了出来，连长立刻调整部署，抽调兵力回防，这才避免了部队腹背受敌的险境。
　　任务完成了，宋述分心里松了口气，转身就想爬出战壕赶回去。可就在他弯下腰，手刚抓住战壕沿的那一刻，一颗子弹呼啸着穿透了他的胸膛。他只觉得胸口一阵闷疼，像被一块烧红的烙铁狠狠烫了一下，头瞬间变得昏沉，眼前发黑，整个人不由自主地往后仰，重重地摔进了战壕的积水里。他努力睁着眼，看见手里的步枪甩了出去，子弹从弹夹里散落出来，滚得满地都是，在水里泛着冷光。一股温热的液体从胸口涌出来，混着战壕里的泥水，又混着不受控制的尿液，把整条裤子都湿透了，黏腻地贴在身上。他的神志越来越模糊，耳边的枪炮声、喊杀声渐渐远去，最后彻底失去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久，宋述分在一张温暖的土炕上醒来。窗外是聒噪的蝉鸣，屋里飘着淡淡的草药清香，还有一缕炊烟的味道。他后来才知道，自己中弹后，连支部副书记宋振恒，一手提着驳壳枪向敌人射击，一手把他从积水里捞起来，用胳膊紧紧夹着他，指挥部队顺着战壕一路往西撤。撤退的路上，敌人的子弹像追命的毒蛇一样，嗖嗖地往战壕里钻，宋振恒的胳膊被打穿了，鲜血染红了半边军装，却始终没有松开他。有些战友，就在那次撤退中，被敌人的子弹击中，永远倒在了那片浸满鲜血的土地上。
　　
　　救他的是一位不知名的老奶奶，家就住在战壕附近的村子里，无儿无女，孤身一人。他身子虚弱得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老奶奶就坐在炕边，用小勺舀着熬得软烂的小米粥，一口一口地喂他。伤口疼得钻心时，老奶奶就给他敷上采来的草药，一边敷一边念叨着：“娃啊，挺住，咱不能让小鬼子看笑话。”那些日子，他躺在土炕上，听着窗外的风声，看着老奶奶佝偻的背影在灶台边忙碌，心里想着牺牲的战友，想着宋振恒副书记流血的胳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浸湿了枕巾。几个月后，在老奶奶的悉心照料下，他奇迹般地痊愈了，虽然胸口仍时常发闷，但总算捡回了一条命。等他重返部队时，却听到了一个噩耗——宋振恒副书记在一次掩护乡亲转移的战斗中，被鬼子的炮弹击中，壮烈牺牲了。老人说到这儿，声音哽咽了，浑浊的眼泪从眼角滚落，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他抬手用袖子擦了擦，叹了口气：“好人啊，都是好人啊……”
　　归队后，宋述分被提任为副排级政治战士，兼任班长。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训练新兵时，他把自己的作战经验倾囊相授；冲锋陷阵时，他总是第一个跃出掩体。1940年8月底，冀中平原的夜晚已经有了几分凉意，虫鸣在田埂间此起彼伏。宋述分跟着23团的两个营，秘密前往河间县执行任务，一天晚上，部队悄悄在献县李虎村宿营。村民们听说八路军来了，都拿出家里舍不得吃的白面，烙了大饼，煮了小米粥，战士们吃得热乎乎的，躺在老乡的土炕上，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驻扎在张花村的游击队员，得到了日伪军要来围剿的情报，也连夜转移到了李虎村。可他们还是慢了一步，四五十个日伪军在张花村扑了个空，在汉奸的引路下，顺着脚印和车辙，一路尾追到了李虎村。
　　夜半三更，宋述分正睡得沉，突然听见一阵“啪啪”的枪声，打破了村庄的宁静。他猛地从炕上跳起来，抓起身边的步枪，鞋都来不及穿，就往门外冲。村口的方向，火光冲天，枪声密集，子弹划过夜空的尖啸声刺耳得很，进村的鬼子已经和村口的哨兵交上火了。他和战友们立刻在村里布防，依托着民房的院墙、碾盘和大树，向敌人射击。七八个日伪军刚冲进村口，就被密集的子弹射倒在地，剩下的鬼子没想到，追几个游击队员，竟然撞上了八路军的主力，顿时慌了神，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跑，哭爹喊娘的声音在夜里格外清晰。
　　
　　宋述分守在村口的一个土坡上，月光像一层薄霜，洒在地上，把远处的坟圈子照得清清楚楚。那片坟圈子里，荒草长得半人高，墓碑东倒西歪，正是藏身的好地方。他眯着眼，顺着枪声望去，看见坟圈子附近，有一个鬼子，正扛着一挺歪把子机枪，慌慌张张地往西跑。那挺机枪在月光下闪着冷幽幽的光，是鬼子的杀人利器，不知道多少战友死在这种机枪的扫射下。宋述分的眼睛一下子红了，他握紧了手中的步枪，猫着腰，悄悄绕到土坡下，借着坟头的掩护，一步步向那个鬼子靠近。
　　夜风拂过坟头的野草，发出沙沙的响，像是逝者的低语。宋述分屏住呼吸，脚步放得极轻，连心跳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距离越来越近，他能看见鬼子军装上的血渍，能听见鬼子粗重的喘息声。他找了个高大的坟头，蹲下身，稳稳地架起步枪，瞄准星牢牢地套住了那个鬼子的背影。他的手不抖，心不慌，这些年的战火，早已把他从一个懵懂的少年，锤炼成了一个沉着的战士。月光落在他的脸上，映出他紧抿的嘴唇和坚毅的眼神，映出他眼角未干的泪痕。他轻轻扣动扳机，“砰”的一声枪响，打破了夜的寂静。
　　那个扛着机枪的鬼子，身子猛地一顿，手里的机枪“哐当”一声掉在地上，他转过身，一双布满惊恐的眼睛瞪得溜圆，然后像一截被砍断的木桩一样，直直地倒在了荒草里。
　　宋述分冲了上去，一脚踩住鬼子的尸体，抓起那挺还带着体温的机枪，冰凉的金属触感传来，他的心里一阵狂喜。这场战斗，打了一个多小时，从夜半打到天蒙蒙亮，除了一个翻译官在战斗刚开始时，夹着尾巴绕道逃跑外，其他的日伪军，全部被歼灭。晨曦微露时，战士们在村口清点战果，地上的鬼子尸体横七竖八，缴获的枪支弹药堆成了小山，宋述分扛着那挺歪把子机枪，笑得合不拢嘴。
　　
　　1940年12月25日，冀中军区第23团召开了庆功大会。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乡亲们提着鸡蛋、捧着红枣，从四面八方赶来。全团选出了20名战斗英雄，宋述分就在其中。团长亲自给他戴上了大红花，奖励他一套白色的内衣裤和一套铅笔。那是他这辈子第一次穿上内衣，柔软的布料贴在身上，暖乎乎的，熨帖得像是老奶奶的手。他把铅笔分给了班里的战友，每人一支，大家拿着铅笔，在粗糙的纸上写写画画，笑得像一群孩子。
　　老人说到这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两枚纪念章，一枚是抗战胜利60周年的，一枚是70周年的，金色的勋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上面的五角星亮得晃眼。他说，1941年底，他得了眼病，两眼肿得像核桃，红得吓人，看不见东西，没法再行军打仗，部队就安排他回到地方养病。1942年2月，眼病好了，地下党组织调他到高阳二区工作，带着民兵打游击、埋地雷，照样和鬼子斗智斗勇。1944年的一天，他带着五六个民兵，从地道里钻出来，撞见一百多个伪军在村里的水井边喝水，几个村妇正提着水桶，战战兢兢地给他们打水。为了不伤到百姓，他们没扔手榴弹，而是对着天空鸣枪示警。伪军吓得魂飞魄散，四散奔逃，连枪都扔在了地上。他们从地道里冲出来猛追，一口气追出了二里地，俘虏了六个跑得慢的伪军。
　　抗战胜利后，宋述分跟着部队奔赴东北，后来转业地方，任吉林省图书馆副馆长、省文化局电影科副科长等职，1985年离休。2005年6月18日，80岁的他，带着一捧从东北带来的黑土，专程回到了河北省武强县。他辗转打听了好几天，才找到当年救他的那位老奶奶的坟茔。坟茔很小，立着一块歪歪扭扭的木碑，上面连名字都没有，坟头长满了野草。他跪在坟前，把那捧黑土撒在坟上，“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额头撞在坚硬的土地上，生疼。他望着坟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嘴里一遍遍地念叨着：“大娘，我来看您了……我活着回来了……您放心，鬼子被打跑了，咱们的日子好过了……”风从田野里吹过来，带着麦香，像是老奶奶温柔的抚摸。
　　阳光渐渐西斜，照在老人的脸上，他的眼神里，有硝烟，有热血，有怀念，也有平静。
　　
　　(二)
　　
　　6月的玉林，空气里裹着荔枝熟透了的甜香，湿热的风卷着榕树叶的气息，拂过巷口斑驳的砖墙。我跟着韦韩云，拐进一条老巷，院子凉亭竹椅上，坐着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他就是102岁的抗战老兵陈孟贤，他的孙辈陪着他。老人的声音苍劲却清晰：“来啦，娃子们，坐。听我给你们讲，当年十万大山里的那些仗。”
　　老人的记忆，是从1922年玉林新桥镇的那片稻田开始的。他说，小时候的日子苦，却有稻浪翻涌的暖，田埂上的狗尾巴草，塘里的荷花，都是刻在骨子里的念想。直到1939年，南宁的枪炮声撕碎了这份安宁。那时他正在南宁商校读书，课本上的字还没认全，就听见城外炮声隆隆——日寇的铁蹄踏破了城池。学校只能往南撤，一路颠沛流离，草鞋磨破了好几双，干粮吃尽了，就挖野菜充饥，最后撤到了上思县。也就是在那段惶惶不安的日子里，他遇上了广西学生军团，穿上了粗布军装，成了一名扛枪的学生兵。后来在一次部队集结时，他听见了熟悉的玉林话，那乡音像一道暖流，瞬间击中了他的心。转头一看，是游击大队长王兆喜，黝黑的脸上带着笑，拍着他的肩膀说：“孟贤啊，咱玉林娃，骨头硬！跟我打游击去，保家卫国，守好咱的山河！”这话像一团火，点燃了他胸腔里的热血，第二天，他就背着打满补丁的行囊，加入了游击队，跟着队伍钻进十万大山，在上思、扶绥的崇山峻岭间，和鬼子打起了周旋。
　　
　　1939年9月的一个晚上，月亮躲进了厚厚的云层，夜色浓得像化不开的墨。陈孟贤跟着游击队，在上思县大塘路段的公路两侧埋伏。路边的芭茅长得比人还高，叶片锋利得能割破皮肤，正好能藏住身影。他怀里揣着两颗手榴弹，手里紧紧攥着地雷的引线，掌心的汗把引线浸得发潮，心“怦怦”地跳，快跳出嗓子眼了。马队长蹲在他身边，压低声音叮嘱：“沉住气！等敌人的运输队全部进了伏击圈，再拉引线，听我口令！”约莫九点，远处传来了汽车的轰鸣声，车灯像鬼火一样，在夜色里晃悠着靠近，碾过路面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是日军的运输队，一辆接着一辆，车上载着弹药和粮草，车身上的太阳旗，在微弱的光线下显得格外刺眼。
　　等最后一辆汽车也钻进了伏击圈，马队长猛地一挥手，牙缝里挤出一个字：“拉！”陈孟贤毫不犹豫地拽下引线，只听见“轰隆——”一声巨响，山崩地裂般的震动掀翻了大地，前头的四辆军车瞬间被炸得飞上了天，火光冲天而起，照亮了半边夜空，也照亮了战士们眼里的怒火。鬼子们哭爹喊娘地从车上滚下来，有的断了胳膊，有的炸伤了腿，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游击队的机枪扫倒一片。这场仗，炸死炸伤日军二十余人，陈孟贤看着火光里鬼子的惨状，攥着枪的手，第一次觉得这么有劲儿——这就是侵略者该有的下场！
　　也是在这一年的夏天，约莫下午五点，太阳把大地烤得冒青烟，蝉鸣声嘶力竭，连空气都烫得人嗓子疼。游击队得到情报，有一队日军骑兵要路过附近的山道，他们早早就在山道两旁的密林中埋伏好了。陈孟贤端着一杆老旧的步枪，枪托磨得发亮，瞄准镜里映着山道的入口，手心全是汗。没过多久，马蹄声由远及近，嘚嘚作响，一队穿着黄军装的鬼子骑兵，耀武扬威地出现在视野里，领头的鬼子还挥舞着军刀，嘴里叽里呱啦地喊着什么。等敌人离埋伏地点只有三十米左右时，马队长率先开枪，“砰”的一声，一颗子弹精准地击穿了领头鬼子的脑袋，那鬼子哼都没哼一声，就从马上栽了下去，摔在地上，军刀“哐当”一声掉在一旁。
　　枪声就是命令，陈孟贤和战友们的轻机枪、手榴弹，像雨点一样砸向敌人。他屏住呼吸，瞄准一个骑在白马上的鬼子，扣动扳机，子弹呼啸着飞出去，正中那鬼子的胸口。鬼子从马上摔下来，缰绳还缠在手腕上，受惊的战马拖着他，在山道上狂奔，马蹄踩过他的身体，最后那鬼子被拖得血肉模糊，咽了气。还有两名日军连人带马，被手榴弹炸得粉身碎骨，鲜血溅红了山道旁的野草。剩下的鬼子吓得魂飞魄散，调转马头就往回逃，连滚带爬，恨不得爹娘多生两条腿。游击队趁热打铁，冲下山道打扫战场，缴获了好几支步枪、几顶钢盔，还有几袋鬼子的压缩饼干。他们不敢耽搁，收拾完战利品就钻进了密林。果然，不到半小时，鬼子的飞机就嗡嗡地飞来了，在公路上空转了四五圈，机翼下的炸弹闪着寒光，却找不到目标，只能对着一片无辜的树林胡乱扫射，最后悻悻地飞走了。游击队里，没有一个人伤亡。
　　凭着这两次漂亮的伏击战，游击队受到了广西民团指挥官的传令嘉奖，鲜红的嘉奖令贴在村口的大树上，引来乡亲们阵阵喝彩。陈孟贤也因为作战勇猛，得到了一枚小小的奖章。他说，那天马队长把奖章别在他胸前时，粗糙的指尖蹭过他的皮肤，他觉得浑身的血都在烧，那枚奖章，比任何珍宝都珍贵。
　　
　　1940年，战火更烈了，鬼子的扫荡越来越频繁。陈孟贤所在的游击队，跟着正规军一起实行坚壁清野，把粮食、牲畜都往山上转移，把水井填了，把道路挖断，留给鬼子的，只有一座座空荡荡的村庄。鬼子进村后，抢不到东西，就气急败坏地把百姓家的门窗都拆了，堆在院子里烧，浓烟滚滚，遮天蔽日。他们美其名曰“防备偷袭”，实则是怕夜里睡不安稳，拆了门窗，能随时看见外面的动静。可他们千算万算，还是没算到，游击队的胆子，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大。那年秋季的一天子夜，万籁俱寂，只有虫鸣在草丛里低吟，夜风裹着山岚的气息，吹得树叶沙沙作响。陈孟贤和十几个战友，借着夜色的掩护，像幽灵一样摸进了鬼子驻扎的村庄。村口的两个鬼子哨兵，正缩着脖子抽烟，烟头的火光一明一灭，他们嘴里叽里呱啦地说着话，丝毫没察觉到危险的靠近。陈孟贤和另一个战友猫着腰，像两只敏捷的豹子，踩着地上的落叶，悄无声息地绕到哨兵身后。一人捂住一个的嘴，匕首寒光一闪，划破了夜色，也划破了鬼子的喉咙。两个鬼子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悄无声息地倒在了地上，鲜血浸透了脚下的泥土。
　　他们摸进鬼子的宿营地，借着朦胧的月光一看，忍不住在心里暗喜——鬼子果然因为拆了门窗，睡觉连屋子都不关，一个个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睡得像死猪一样，有的还打着呼噜，嘴角流着口水。马队长朝他们比了个手势，大家立刻分散开来，每人怀里揣着一颗手榴弹，悄悄摸到了屋子门口。一共十五颗手榴弹，十五双眼睛里，燃着复仇的火焰。马队长压低声音，喊了一声：“扔！”十五颗手榴弹像流星一样，齐刷刷地飞进了屋里，落在鬼子的身边。几乎是同时，“轰隆！轰隆！轰隆！”一连串的爆炸声震耳欲聋，火光从屋里喷涌而出，把夜空照得亮如白昼。鬼子们的惨叫声、哭喊声、房屋倒塌的声音，混作一团，在夜里格外凄厉。有一个浑身是火的鬼子，嚎叫着从屋里冲出来，身上的军装烧得噼啪作响，像个火人一样，没头没脑地乱撞。陈孟贤眼疾手快，端起枪就打，子弹穿透了那鬼子的胸膛，他一头栽倒在地，再也动弹不得，火焰还在他身上燃烧，渐渐熄灭。其他房间的鬼子，也嗷嗷叫着往外窜，可游击队早就借着爆炸的浓烟，像灵巧的猴子一样，钻进了屋后的山林，消失得无影无踪。等鬼子反应过来，想要追击时，只能对着黑漆漆的山林，徒劳地开枪，子弹打在树干上，留下一个个深深的弹痕。
　　
　　1940年的冬天，十万大山冷得刺骨，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生疼。一次偷袭敌人得手后，游击队还没来得及走远，就遇上了鬼子的炮火袭击。炮弹像雨点一样砸下来，炸得泥土飞溅，硝烟弥漫，震得人耳朵嗡嗡作响。马队长大喊一声：“快跳进弹坑！”陈孟贤和战友们来不及多想，纷纷扑进了最近的弹坑里，冰冷的泥土裹住了全身，冻得他牙齿打颤。马队长蹲在弹坑里，扯着嗓子喊：“记住！鬼子打炮是‘三点一线’，同一个地方，不会打第二炮！这是拿命换来的经验！”果然，炮弹在周围炸开，火光冲天，却没有一颗落在他们藏身的弹坑里。那场炮火过后，游击队里只有几个人受了轻伤，擦破了皮，没有一个牺牲的。陈孟贤说，马队长的这些作战经验，都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救了他们很多人的命。
　　1943年的秋收时节，稻田里的谷子黄澄澄的，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稻杆，扎成了一堆堆的稻草人，远远看去，像一个个穿着蓑衣的士兵，立在田里站岗。那天，游击队在一个村庄休整，炊烟袅袅，晚饭的米刚下锅，还没煮熟，就听见了飞机的嗡嗡声——那声音，像一群嗜血的蚊子，让人头皮发麻。是鬼子的侦察机！马队长反应极快，猛地一拍大腿，大喊：“快！往稻田里躲！用稻草人盖在身上！别出声！”陈孟贤和战友们立刻冲了出去，顾不上脚下的泥泞，一头扎进稻田，抓起身边的稻草人，严严实实地盖在身上。稻草的碎屑落进脖子里，痒得他直想打喷嚏，却死死忍住。很快，敌机就俯冲下来，机翼下的炸弹呼啸着落下，对着村庄狂轰滥炸，房屋倒塌的声音此起彼伏，尘土飞扬。陈孟贤趴在稻田里，听着耳边的爆炸声，心提到了嗓子眼，生怕敌机发现他们。
　　等敌机炸够了，盘旋了几圈，飞走了，他们才敢从稻草堆里爬出来，浑身都是泥和草屑，活像一个个稻草人。大家不敢停留，赶紧趟过村对面的一条小河，河水冰冷刺骨，冻得他双腿发麻，连夜急行军，想要甩开鬼子的追击。可天刚亮，鬼子的飞机又追了上来，在他们身后的百包圩疯狂扫射轰炸，很多房子都被炸成了废墟，火光冲天。陈孟贤来不及跑，只能一头卧倒在路边的小沟里，爆炸掀起的泥土，像雨点一样落在他身上，把他埋了个半透。他趴在沟里，大气不敢出，只觉得耳朵嗡嗡作响，浑身都在疼，脑子里一片空白，以为自己这次肯定要交代在这里了。等飞机彻底飞走了，轰鸣声渐渐远去，他才慢慢爬起来，浑身上下摸了一遍，竟然只是擦破了点皮，受了点皮外伤。那一刻，他望着满目疮痍的村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老人说到这儿，叹了口气，眼里泛起了泪光。他说，十万大山的生存环境，比鬼子还要难缠。山高林密，云雾缭绕，空气稀薄得让人喘不过气，煮米饭的时候，水开了一遍又一遍，米还是夹生的，嚼在嘴里，又硬又涩，咽下去剌得喉咙生疼。晚上宿营，最可怕的不是鬼子的偷袭，是山蚂蝗。那些黑乎乎的小东西，像一根根细线，悄无声息地爬上身，专往人的耳朵、嘴巴、眼睛里钻，吸起血来没完没了。大家试过用火烤，用手扯，都不管用，扯断了蚂蝗的身子，它的头还留在皮肤里，会发炎溃烂。常常一觉醒来，身上全是血口子，又疼又痒。后来还是马队长和老兵们琢磨出了办法，把大家的烟丝都集中起来，在宿营地的周边撒上一圈。没想到这土法子真管用，山蚂蝗闻到烟味，就躲得远远的，再也不敢靠近。从那以后，大家总算能睡上个安稳觉了。
　　除了环境恶劣，更难熬的是饿。和敌军对峙的时候，粮草供应常常断了线，有时候一连好几天，都吃不上一顿饱饭。他们伏在战壕里，一伏就是一整天，只能啃随身背着的炒米。炒米又干又硬，咬起来咯嘣响，咽下去的时候，剌得喉咙生疼，实在咽不下去了，就喝几口山泉水，勉强往下冲。肚子饿得咕咕叫，浑身都没力气，可只要听见鬼子的动静，大家又立刻精神起来，端起枪，眼里满是杀气。疾病也像影子一样，跟着他们。疥疮、疟疾、感冒，轮番折磨着战士们的身体，缺医少药，只能硬扛。陈孟贤也没能幸免，染上了疥疮，浑身上下长满了红疙瘩，一抓就破，流着黄水，又疼又痒。偏偏又得了重感冒，高烧不退，迷迷糊糊的，连水都喝不进去。那时候缺医少药，医生摇摇头，叹了口气说，这娃怕是挺不过去了。可他硬是凭着一股子玉林娃的倔劲儿，扛了过来，每天喝着苦涩的草药汤，咬着牙挺过一天又一天。病了两三个月，竟然奇迹般地痊愈了。
　　可他还是失去了最敬重的马队长。在一次战斗中，马队长正举着望远镜侦察敌情，一颗流弹飞来，击穿了他的头部。陈孟贤抱着马队长渐渐冰冷的身体，哭得撕心裂肺，眼泪打湿了马队长的军装。那是他第一次，觉得天好像塌了下来。
　　
　　1944年，陈孟贤调任16集团军副官处任副官。在那段艰苦的行军打仗的日子里，他和战友们结下了过命的交情。集团军总部的少校谭伟，是广西宁明人，和他同吃同住，亲如兄弟。谭伟比他大几岁，总是照顾着他，教他写字，教他算账，还常常给他讲为人处事的道理。他们一起在战壕里啃过炒米，一起在山林里躲过炮火，一起畅想过胜利后的日子。谭伟说：“孟贤啊，等把鬼子打跑了，咱就回南宁，开一个饭店，再开一个屠宰店，这样就不愁吃不愁用了，就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陈孟贤笑着点头，心里满是憧憬。
　　可这个约定，终究没能实现。后来谭伟被调到桂林，任团长，在桂林保卫战中，日军在七星岩施放了毒气，谭伟和数百名战士一起，壮烈牺牲在了岩洞里，连尸骨都没能完整地运出来。陈孟贤得知消息后，大病了一场，躺在床上，不吃不喝，眼泪流干了，嗓子哭哑了。抗战胜利后，他辗转了好几个地方，才找到了谭伟安葬的地方。在坟前，他敬上了一杯酒，点上了一炷香，酒洒在坟头的青草上，香烟袅袅，他对着坟头，哽咽着说不出话，心里的话，只能咽进肚子里。
　　
　　抗战胜利后，陈孟贤脱下了军装，回到了玉林，解放后任玉林参议会会计。岁月流转，当年的热血青年，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他说，那些烽火岁月的事，一辈子都忘不了，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人名，都刻在骨子里，那些牺牲的战友，就活在他的记忆里，从未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