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六章 超波神炮，苏策负重

　　(一)
　　
　　2025年的夏天，长沙的暑气裹着蝉鸣扑面而来，热浪一层层漫过窗棂，扑在我摊开的手稿上。我坐在彭述丹那间堆满史料的工作室里，手边的瓷杯里泡着浓茶，茶叶在热水里沉沉浮浮，我感觉像极了那些沉浮在岁月里的往事。小彭这个湖南大学历史系研究生，说起那些尘封的故事时，眼睛里总盛着旁人少有的认真与热忱。这一次，她要讲的，是炮兵排长刘超波的传奇。
　　“周哥，你知道吗？刘超波这个名字，是他投笔从戎时自己改的。”小彭的指尖划过卷宗里一张泛黄的学籍卡，上面的名字还是刘光明，字迹清隽，带着少年人的意气，“他1922年10月27日出生在长沙西乡，襁褓里就跟着家人搬到了南县。南县的水乡泽国养人，他在那里度过了光着脚丫摸鱼捉虾的童年，后来辗转去了岳阳读初中，1939年考上了长沙广益中学——那可是当年湖南数一数二的名校，多少学子挤破头想进去。”
　　我摩挲着手稿上“刘超波”三个字，想象着那个穿着蓝布长衫的少年，在校园里捧着课本，却听着窗外越来越近的炮火声。
　　
　　“1940年，学校的布告栏贴了招兵告示，说是黄埔军校在招生。”小彭的声音沉了沉，“那时候长沙刚经历过几次轰炸，城里到处是断壁残垣，他看着那些流离失所的百姓，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他瞒着家里人，揣着几个铜板就去报了名。一路辗转到成都，考进了黄埔军校本校18期1总队，别人都选步兵、工兵，他偏偏选了最苦最累的炮科。他说，炮声一响，能炸碎鬼子的狼子野心，比步枪管用。”
　　1943年2月，嘉陵江畔的风带着料峭的寒意，刘超波从黄埔毕业，一纸调令将他送到了第六战区湖北江防司令部宜巴要塞指挥部。报到那天，指挥部的指挥官滕云，是黄埔2期的老学长，看着眼前这个脸膛还带着稚气的年轻人，笑着问他：“小伙子，想去哪个部队？后方的补给营清闲，要不要去？”
　　周围的参谋都跟着笑，可刘超波却“啪”地敬了个军礼，脊背挺得笔直，一字一句掷地有声：“报告长官，我要到一线去打仗！”
　　小彭讲到这里，忍不住笑了：“滕云就喜欢这股子血性。当时正好有个排长被调去后方受训，滕云大笔一挥，直接把刘超波任命为野山炮营2连2排排长。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娃，一下子成了带兵的排长，这在当时，可是件稀罕事。”
　　炮排里的老兵，个个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班长们大多三十多岁，满脸风霜，手上的老茧厚得能磨破牛皮，见着这个二十出头的排长，私下里都叫他“娃娃排长”。他们佩服他的理论功底——那些弹道学、测算公式，刘超波闭着眼睛都能讲得头头是道，画起射击诸元图来，线条比尺子量的还直；可佩服归佩服，心里却都打着鼓：这学堂里出来的娃娃，上了战场，真能顶用吗？
　　刘超波没争辩，只是每天天不亮就带着战士们出操。他跟着老兵学怎么扛炮管，怎么在泥泞里挖炮位，怎么在炮火连天里校准炮口。他把黄埔课堂里的知识，一点点揉进实战的泥土里，炮声就是他的课堂，阵地就是他的书本。
　　
　　1943年5月，鄂西的山风里飘着桐花的香气，可这香气很快就被硝烟味淹没了。日军四个师团的兵力，像一群饿疯了的豺狼，张牙舞爪地扑向鄂西防线。司令部一声令下，刘超波所属的炮兵营连夜进驻西陵峡峡口。阵地上，连发机关炮一字排开，黑洞洞的炮口对着远方的公路；他所在的2连，除了机关炮，还配了四门75口径山炮。这些炮是抗战前从国外进口的老古董，炮身上的漆皮都剥落了，露出斑驳的锈迹，可炮膛里的每一发炮弹，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那是后方的工人日夜赶造出来的，每一颗都裹着国人的期盼。
　　真正的硬仗，在1944年5月25日那天，骤然打响。
　　小彭的声音陡然绷紧，握着卷宗的手指微微发白，连带着我的心跳，也跟着快了几分。“那天，日军从宜昌强渡长江，沿着曹家畈往天口进犯，铁蹄踏过之处，庄稼被烧，房屋被毁。刘超波他们接到命令，配合11师的步兵，阻击沿当宜公路进犯的日军机械化部队。你知道吗？那支鬼子部队，足足有四十多辆运兵车，车上载满了荷枪实弹的鬼子，车后还拖着迫击炮，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老远就能听见马达的轰鸣声。”
　　5月26日的凌晨，天还没亮，墨色的天幕上，几颗残星还在闪烁。晨雾像纱一样裹着阵地，寒气浸得人骨头缝里都发疼。刘超波趴在掩体后，手里的望远镜被他攥得发烫。他眯着眼，死死盯着公路尽头的黑影，指尖在湿漉漉的泥土上飞快地演算：距离九百八十米，风速三米每秒，角度十五度——这是山炮近距离射击的最佳射程，再近一点，就容易被鬼子的步兵反扑。
　　“左侧两门炮，听我命令，瞄准最前头那辆军车！”刘超波猛地站起身，吼声穿透了晨雾，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右侧两门炮，锁定最后一辆！我要让这群鬼子，首尾不能相顾！”
　　那些平日里喊他“娃娃排长”的老兵，此刻二话不说，动作干脆利落得像是一个人。他们弯腰装填炮弹，炮栓“咔嚓”作响，炮口缓缓抬起，对准了公路上的黑影。晨雾里，战士们的眼睛亮得像星星，那是视死如归的光芒。
　　“放！”
　　刘超波的吼声落下的瞬间，四门山炮同时轰鸣。
　　“轰——轰——轰——轰——”
　　炮声震得山摇地动，阵地前的泥土被掀翻起来，硝烟像巨浪一样涌过来，呛得人睁不开眼。刘超波捂着耳朵，透过硝烟的缝隙望去——第一发炮弹，不偏不倚，正中最前头那辆军车的车头！火光冲天而起，伴随着鬼子凄厉的惨叫，那辆军车瞬间变成了一团燃烧的火球，车身扭曲变形，车内的鬼子要么被烧死，要么被炸得血肉模糊。
　　几乎是同时，右侧两门炮的炮弹，也精准命中了最后一辆军车。
　　“好！”掩体里，不知是谁喊了一声，紧接着，就是一片叫好声。
　　“纵深轰击！快！”刘超波红着眼睛，扯着嗓子吼，“别给鬼子喘息的机会！”
　　两门山炮轮番射击，炮弹像长了眼睛似的，一颗颗落在日军的车队里。爆炸声此起彼伏，火光染红了半边天。日军的运兵车一辆接一辆地起火，有的翻倒在公路边，有的撞在一起，成了一堆废铁。鬼子们哭爹喊娘地从车上跳下来，慌不择路地往路边的庄稼地里钻，却被我方的机关炮打得抬不起头。
　　“步兵冲锋！”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埋伏在阵地两侧的步兵兄弟们，端着刺刀，像猛虎下山一样冲了出去。喊杀声震天动地，和炮声、枪声交织在一起，成了战场上最壮烈的乐章。
　　刘超波站在硝烟里，看着溃逃的日军，看着那些被击毁的军车，看着冲锋的战友，紧绷的嘴角，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他后来回忆说，这一仗，是他打得最痛快的一次。可痛快过后，心头却是沉甸甸的——日军的先头部队，竟然已经攻到了宜昌交界，差一点就踏入鄂西的腹地，这鄂西会战的艰苦，由此可见一斑。
　　
　　小彭喝了一口水，缓了缓语气，继续说道：“鄂西的山，陡得能把人累断腿。鬼子想靠着山地优势推进，可他们没想到，咱们的战士比他们更能吃苦。他们上午费尽全力爬上山头，下午就被咱们的步兵和炮兵联手打下来，一天顶多攻一个山头，根本没法继续进犯。刘超波的炮排，配合着11师的一个团，和鬼子足足鏖战了十多天。”
　　说到这里，小彭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一丝哽咽：“那个团，出发的时候有两千多人，十多天打下来，只剩下四百多人了。团长是个山东汉子，嗓门大得能震碎玻璃，他把剩下的战士集合起来，站在阵地上喊：‘兄弟们，咱们身后就是鄂西的父老乡亲，咱们退一步，他们就要遭殃！今天，咱们就守在这个山头，跟鬼子拼了！’”
　　四百多个战士，站在硝烟弥漫的山头上，齐声喊着“拼了”，声音响彻云霄。他们花了十多分钟，硬是凭着一股子狠劲，冲上了日军占据的最后一个山头。团长带头冲在最前面，手里的大刀砍得卷了刃，最后，他倒在了冲锋的路上，胸口插着一把鬼子的刺刀，眼睛却还瞪着前方。
　　刘超波的炮排，一直在后方提供火力支援。炮兵不像步兵，能和鬼子短兵相接拼刺刀，他们的战场，是在距离敌人几百米的炮位上。刘超波说，他们炮兵的主要任务，是压制日军的重机枪。那些鬼子的工事，都是用钢骨水泥砌的，射击孔上装着厚厚的钢板门，鬼子的重机枪从里面扫射出来，杀伤力极大。咱们的大炮一开火，他们就把门关上，等炮火停了，又立刻打开扫射，像毒蛇一样，吐着致命的信子。
　　“刘超波琢磨了个法子。”小彭的声音带着敬佩，“他挑了两门炮，专门盯着鬼子的重机枪工事。他让战士们死死盯着那些钢板门，算准了鬼子开门的瞬间，立刻下令开炮。这法子，险得很，因为鬼子开门的时间只有几秒钟，稍有不慎，炮弹就会打偏。”
　　战斗白热化的时候，炮管都打得通红，烫得不敢碰。刘超波豁出去了，他爬出掩体，跪在滚烫的炮位上，亲自校准炮口。鬼子的子弹嗖嗖地从他耳边飞过，掀起的泥土溅了他一身，可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就是现在！放！”
　　就在一个鬼子重机枪工事的钢板门“哐当”一声打开的刹那，刘超波猛地挥下手臂。炮弹呼啸着飞出去，精准地钻进了射击孔。火光从工事里爆出来，伴随着一声巨响，那个火力点，瞬间就被摧毁了。
　　
　　拉锯战，打了整整六次。团长阵亡了，战士们一批批地倒下，最后几乎牺牲殆尽，才终于把日军的进攻压了下去。硝烟散尽后，阵地上一片狼藉，到处是弹坑和血迹。刘超波和炮排的战士们，在两座山中间的石灰窑侧高地，找了一块平整的地方，掘了一个大坑。他们把那个团四百多名战士的遗体整整齐齐地摆进去，有的战士连遗体都凑不齐，只能用他们的军装裹着一把泥土。
　　刘超波亲手挥着铁锹，一抔抔黄土盖在战士们的身上。他的手在抖，眼泪混着汗水，滴在泥土里。那一天，鄂西的山风，呜咽得像在哭。
　　“因为作战勇敢，指挥得力，1944年，刘超波被升为中尉。”小彭的声音渐渐平静下来，“后来，他又参加了长沙会战、衡阳会战的策应作战，跟着部队在崇山峻岭里打运动战。鄂西的地形崎岖，山炮又沉又重，转移阵地的时候，只能拆开，靠战士们肩扛人抬。一门炮，要三十多个战士才能搬动，山路难走，脚下是碎石和荆棘，肩上是几十斤重的炮件，走一步，都要使出浑身力气。”
　　那些日子，苦得难以想象。炮兵的伙食和步兵一样差，平日里，只能把黄豆磨成浆渣，混着野菜煮一锅，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到附近的村子里，买点老百姓自家养的猪肉，改善一下伙食。为了腾出人力搬运大炮和炮弹，战士们连被子都不带，晚上就裹着棉大衣，在山风里蜷缩着睡一觉，第二天醒来，浑身都是露水。
　　刘超波说，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睡一个安稳觉，能吃上一顿饱饭，能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刘超波正在阵地上擦拭炮管。听到消息的那一刻，这个素来沉稳的年轻人，忽然蹲在地上，捂着脸，哭得像个孩子。他和战士们抱在一起，笑着哭着，把帽子扔向天空，炮阵地上，回荡着他们的欢呼声。
　　后来，炮兵营奉命将士兵和装备移交给74军，军官们则前往万县的炮兵学校学习待命。不久之后，刘超波和其他军官一起，被分派到青岛、厦门、吴淞、江阴等地，接管日军留下的炮台。他被调到海南岛，驻守榆林港要塞，成了炮台上的上尉副台长。
　　1948年8月，刘超波请了长假，回到了长沙。他厌倦了战争，想考个大学，改行做个教书先生，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机缘巧合下，他在长沙的街头，碰到了黄埔同期的同学程元——那是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程潜的儿子。经程元推荐，刘超波成了警卫营的迫击炮排排长。因为他的军衔是上尉，比一般的排长高两级，同事们都戏称他为“超级排长”。
　　一个月后，警卫营扩编为警卫团，刘超波升任4连连长。1949年7月底，他跟着程潜，参加了和平起义。起义之后，他因为多年征战落下了一身伤病，身体越来越差，便递交了辞呈，回到了家乡。
　　1949年10月，刘超波来到妻子的娘家，南县八百弓。他脱下军装，拿起了锄头，成了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把那些炮火连天的往事，藏在了心底最深处，只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会对着月亮，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后来，他进了当地的供销社工作，每天记账、盘点货物，日子过得平淡而安稳，直到1980年退休。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刘超波领到了一枚沉甸甸的纪念章。这位耄耋老人，摩挲着那枚金灿灿的纪念章，老泪纵横。他铺开宣纸，颤抖着写下了一首小诗：“韶华逝，白发生，抗倭战场曾献身。最是当年鏖战处，至今犹在梦魂中。”
　　2013年，刘超波在长沙去世，享年91岁。
　　小彭合上卷宗，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工作室里的蝉鸣依旧，可空气里，却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悲壮。我握着笔，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又一行字，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像是在和那些逝去的岁月对话。
　　
　　(二)
　　
　　这一次，我要了解的，是生于北平胡同的学生兵苏策的故事。北京抗战研究院，澹台常飒——这位五十五岁的抗战史军事专家，鬓角的霜白里藏着半生对军史的钻研，眼神锐利如鹰，谈起那些烽火岁月时，声音里总带着沉甸甸的分量。
　　“周捷，你要写的这个苏策，是个从书斋里冲出来的硬骨头。”澹台常飒指尖摩挲着一份泛黄的档案，封皮上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1921年，他生在北平的四合院里，喝着豆汁儿，听着鸽哨声长大，是个地道的北平娃。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一响，北平城破，日军的铁蹄踏碎了胡同里的宁静。那年他十六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看着街上流离失所的百姓，看着日军耀武扬威的模样，把课本往桌上一拍，背着一卷铺盖就出了门。他一路辗转，扒过运煤的火车，走过泥泞的乡间小道，硬是跑到了山西，挤进了青年抗敌决死队的队伍。他说，他不要当亡国奴，他要上山打游击，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我脑海里浮现出那个背着行囊的少年，眉眼间满是少年人的意气，还有那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
　　
　　“1937年10月，决死队要往山西腹地开拔，那是苏策第一次负重行军。”澹台常飒的声音沉了下去，翻开档案，指尖划过一行密密麻麻的钢笔字，“你知道他背上扛了多少东西吗？一支沉甸甸的步枪，一把磨得锃亮的刺刀，四颗手榴弹，一个装满了《呐喊》《彷徨》和笔记本的挎包，一条粗布军毯，一床薄得透光的被子，一袋能撑三天的小米，还有足足二百发子弹——加起来，整整六十斤重！”
　　六十斤，压在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肩上。那时候的苏策，还是个没干过重活的学生，肩膀嫩得很，走不了几里路，就被勒出了两道通红的血印。
　　“部队要翻太行山的余脉，山路崎岖得像被野兽啃过，碎石子硌得脚底板生疼。”澹台常飒的语气里带着心疼，“苏策咬着牙，跟着大部队一步一步挪。起初还能跟上，可越走越慢，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淌，浸湿了军衣，贴在背上凉飕飕的。到了晌午，太阳毒得像火，他的脚底板磨出了一串血泡，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疼得钻心。傍晚的时候，他实在撑不住了，眼前一阵阵发黑，腿肚子直打颤。和他一起掉队的，还有两个同样年轻的战友，三人互相搀扶着，咬着牙挪到山脚下一个老乡的草棚里。”
　　那草棚四面漏风，地上铺着一层干枯的茅草，散发着淡淡的霉味。三人顾不上嫌弃，把军毯往地上一铺，裹着各自的薄被，沾着茅草就睡着了。太累了，累得连梦里，都是部队前进的脚步声，都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
　　第二天凌晨，天刚蒙蒙亮，山风裹着寒气钻进来，把苏策冻醒了。他一骨碌爬起来，摸了摸脚底板，血泡已经磨破了，黏在草鞋上，一动就是钻心的疼。可他顾不上这些，叫醒另外两个战友，三人揣着怀里仅剩的几块干粮，撒开腿就往部队前进的方向跑。
　　草鞋磨破了，就光着脚跑，脚底的血印印在山道上，像一朵朵绽开的红梅。他们不敢停，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追上部队，追上部队！不能当逃兵，不能拖后腿！
　　
　　凭着一股子倔劲，凭着一腔抗日的热血，他们终于在晌午时分，远远望见了决死队的军旗，望见了那面迎风招展的红旗。可他们万万没想到，迎接他们的，不是战友们关切的问候，而是冰冷的麻绳。
　　“三人刚踏进连队的营地，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被几个凶神恶煞的士兵按在了地上。”澹台常飒的声音陡然绷紧，“麻绳死死地勒住胳膊，勒得骨头生疼，他们被一路押到部队前面的空地上。空地上，黑压压地站满了战友，前面的高台上，站着一个满脸横肉的团长——那是阎锡山派来的旧军人，眼里满是倨傲和凶狠。他手里攥着马鞭，指着苏策三人的鼻子，一字一句，宣布了三条死罪。”
　　我屏住了呼吸，笔尖悬在纸上，迟迟不敢落下。
　　“第一条！”澹台常飒的声音，像是在复述一份尘封的判决书，带着一股彻骨的寒意，“第一中队是尖兵连，要走在所有部队的最前面，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你们三个，竟敢跑到大部队后面，是公然不服从命令！当斩！第二条！部队开拔，是去保卫省会太原，你们故意掉队，是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当斩！第三条！军法有规，军人擅自离队，隔宿回营者，以逃兵论处！当斩！”
　　三条罪名，条条都是死罪。
　　苏策当时就懵了，他挣扎着抬起头，胳膊被麻绳勒得火辣辣地疼，喉咙里堵着一股气，大声辩白：“团长！我们冤枉！我们不是逃兵！第一，连长从来没在队前宣布过，我们中队是尖兵连！我们根本不知道要走在最前面！要是知道，就算爬，我们也会爬着跟上！第二，我们要是临阵脱逃，怎么会拼了命，光着脚追上部队？我们是想抗日，想打鬼子啊！第三，我们是脚底板磨破了，实在走不动，才在老乡的草棚里歇了一夜，我们真的不知道军法里有这条啊！求您明察，求您原谅！”
　　另外两个战友也跟着喊冤，声音里带着哭腔，带着委屈，带着不甘。他们明明是想追上部队，明明是想抗日，怎么就成了该死的逃兵？
　　可那个团长，根本不听。他扬起马鞭，狠狠抽在地上，发出“啪”的一声脆响，唾沫星子横飞地骂道：“混蛋！全是胡说八道！你们这些学生兵，就是一群软骨头！就是想躲懒！来人！把这三个逃兵拉下去，枪毙！”
　　一声，两声，三声。
　　命令喊出去了，一遍又一遍，震得空气都在颤抖。可站在下面的士兵，没有一个人动。
　　澹台常飒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那时候的决死队，情况复杂得很。政工干部，都是秘密的共产党员，和你们这些满腔热血的学生兵一条心，讲抗日，讲救亡，讲平等；可军事干部，全是阎锡山派来的旧军阀，满脑子都是等级森严，都是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些旧军人，早就看学生兵不顺眼了——学生兵拥护政工干部，听他们的话，却不把这些旧团长、旧营长放在眼里。他们就想借着这件事，杀一儆百，夺回部队的领导权，把决死队变成他们的私人武装。”
　　
　　可他们没想到，这些士兵，早就和学生兵们拧成了一股绳。早就看透了这些旧军阀的心思。
　　团长喊完第三遍命令，看着下面纹丝不动的士兵，脸瞬间白了。他眼角的余光瞥见，不少士兵的手，已经悄悄摸向了腰间的枪，摸向了挂在身上的手榴弹，眼神里满是愤怒的火光。那一刻，他的腿肚子都在打颤，冷汗顺着额头往下淌，浸湿了衣领。他知道，要是再硬来，怕是要激起兵变。
　　就在这时，营教导员——一位身材瘦削、眼神坚定的共产党员，排开人群站了出来。他沉声说：“团长，三思啊！眼下正是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这三个少年，都是一心抗日的好苗子，只是第一次行军，不懂规矩。杀了他们，不仅寒了全军将士的心，更是帮了日本人的忙！不如给他们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团副也赶紧凑上来，在团长耳边低声劝着，话里话外，都是提醒他见好就收。
　　
　　团长看着周围士兵们愤怒的眼神，终于怕了。他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像是割肉一般：“好！看在各位的面子上，免他们一死！改为‘记名枪决’！随队管押！戴罪立功！再有差错，两罪并罚！”
　　话音落下，排长和班长赶紧上来，解开了苏策三人身上的绑绳。麻绳松开的那一刻，胳膊上的血印已经紫黑一片。他们领着三个惊魂未定的少年，走到了营地后面的树林里。那里，在一片松树下，已经挖好了三个深坑，坑边，还放着三卷薄薄的席子。
　　苏策看着那三个坑，看着那三卷席子，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窜上来，直冲头顶。他浑身发抖，牙齿都在打颤。那一刻，他才真切地感受到，死亡离自己这么近。他还没来得及跟鬼子打上一枪，还没来得及看到北平光复，就要埋骨于此了。这冤屈，怕是要带到阎王爷那里去。
　　
　　“转机，出现在部队抵达孟县之后。”澹台常飒的声音终于缓和了些，“纵队的共产党员政委，从前线赶了回来。他一听说这件事，当即拍了桌子，怒斥那些旧军阀：‘这是胡闹！抗日的战士，怎么能这么对待？’他立刻下令，在全纵队面前宣布：‘苏策等三人，都是一心抗日的好同志！什么记名枪决，纯属无稽之谈！立刻取消！恢复三人的战士身份！’”
　　说到这里，澹台常飒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
　　我悬着的心，也终于落了地。笔尖落下，在纸上划出一道重重的痕迹，墨水晕开，像是苏策当时落下的泪。
　　苏策后来回忆说，那是他这辈子离死亡最近的一次。如果没有共产党，没有那些仗义执言的战友，他这个满腔热血的学生兵，怕是真的要冤死在自己人的枪下。从那以后，他更坚定了跟着党走的决心，他知道，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才是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队伍。
　　
　　“1939年8月，韩洪战役打响了。”澹台常飒的声音又变得凝重起来，“那时候，苏策已经成了纵队政治部的宣传员，跟着部队转战山西各地。部队行军到韩洪镇，刚扎下营，就听见前面的山上，枪声打得跟爆豆子似的，还夹杂着轰隆隆的炮声。部队就地停下，指挥员们眉头紧锁，谁也不知道前面的战况如何。苏策是个急性子，自告奋勇地说：‘我去打探情况！’”
　　他揣着一把手枪，出了村子，循着枪声往山上爬。山路陡峭，长满了荆棘，他的裤子被划破了，胳膊被扎出了血口子，可他顾不上这些。手脚并用地爬到山顶时，他累得大口喘气，趴在草丛里往前一看，心瞬间揪紧了——我方的部队，正和鬼子打得难解难分，阵地上硝烟弥漫，战士们的喊杀声震耳欲聋。天上还有三架日军的飞机，盘旋着扔炸弹，机枪扫射的子弹，打得泥土四溅，火光冲天。
　　他不敢耽搁，扭头就往山下跑，想回去报告情况。可等他气喘吁吁地跑回村子，却傻了眼——空荡荡的村子里，只剩下几堵被炮火轰塌的土墙，部队早就转移了。
　　四面的山头上，都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鬼子的喊叫声，隐约能听见。
　　“一个人，被鬼子的包围圈困在了中间，换作别人，怕是早就慌了神。”澹台常飒的语气里满是敬佩，“可苏策没有。他趴在一堵断墙后面，冷静地观察着四周的情况。东面的山头，枪声密集，鬼子肯定在那里；南面的山头，火光冲天，我方的阵地怕是丢了；西面的山头，也传来了枪声，只有北面的山头，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动静。他咬咬牙，朝着北面的山头，猫着腰跑了过去。”
　　北面的山脚下，是一片长势茂盛的苞谷地，苞谷秆长得比人还高，绿油油的叶子在风里摇晃。苏策刚钻进苞谷地，就听见“呼啦”一声，从里面站起来一群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手里有的拿着步枪、手榴弹，有的拿着快板、传单，还有的抱着一摞油印的报纸——那是另外一个团的宣传队，和大部队走散了。
　　苏策看着这群和他一样，眼神里满是慌乱却又透着倔强的年轻人，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他站出来，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大声说：“我是纵队政治部的苏策！现在鬼子把村子占了，大部队转移了，我们不能慌！得想办法突围，找到大部队！”
　　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七嘴八舌地商量着。最后，他们一致决定，趁着夜色突围。白天鬼子的飞机太猖狂，只有夜里，才是他们的机会。
　　
　　那天夜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连星星都躲进了云层里。山下的村子里，鬼子烧起了一堆堆篝火，火光把夜空都映红了，鬼子的巡逻队，来回走动着，脚步声清晰可闻。苏策领着宣传队的同志们，猫着腰，踩着露水，从两堆篝火之间的缝隙里，悄无声息地摸了过去。
　　脚下的草叶湿漉漉的，沾湿了裤脚，凉飕飕的。每个人的心跳都快得像打鼓，生怕发出一点声音，引来鬼子。苏策走在最前面，手里攥着一把匕首，眼睛警惕地盯着四周。
　　好不容易摸出了鬼子的包围圈，他们不敢停歇，连夜往高耸入云的绵山上爬。绵山陡峭险峻，荆棘丛生，他们爬得汗流浃背，却不敢发出一点抱怨。爬到半山腰，找了个隐蔽的山洞，才算暂时安了家。
　　“在绵山上，苏策成了这群人的主心骨。”澹台常飒说，“他领着大家组织起来，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每天派人站岗放哨，侦察敌情；派人下山，寻找失散的士兵；派人在山上挖野菜，采野果，解决吃饭问题。到最后，这支临时凑起来的队伍，竟然有了近二百人。他们在山上和鬼子周旋，靠着桦树皮当纸，用烧黑的木炭当笔，写抗日传单，写战地通讯，然后趁着夜色，悄悄下山，把传单贴在鬼子的据点门口，塞进老乡的门缝里。”
　　澹台常飒顿了顿，补充道：“那时候，他们连一张像样的纸都没有。苏策就带着同志们上山，把桦树皮揭下来，用石头刮掉外面粗糙的黑皮，露出中间那层白白的、薄薄的内皮。那桦树皮光滑细腻，比纸还好用。他们就在上面写字，写文章，那些写在桦树皮上的文字，带着山林的清香，带着抗日的决心，在山里悄悄流传。”
　　而另外那个团的宣传队，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们没有找到突围的方向，被鬼子堵在了一片洼地里。激战过后，一个男宣传员，牺牲在了炮火里，三个女宣传员，被鬼子俘虏了，再也没有回来。
　　“苏策他们这支队伍，凭着一股子韧劲，在绵山上坚持了半个多月。”澹台常飒的声音里满是赞叹，“他们不仅成功突围，还收容了二百多名失散的士兵，带回了大量的敌情情报。后来，纵队领导找到了他们，握着苏策的手，对他们赞不绝口，说他们是‘打不垮的宣传队，拖不烂的硬骨头’！”
　　
　　日子一天天过去，抗战的烽火，烧得越来越旺。苏策跟着部队，在山西的崇山峻岭里转战，吃了上顿没下顿，住的是自己挖的窑洞，穿的是打满补丁的军装。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手里的笔，从来没有停下过。他写战士们的英勇，写老乡们的支援，写鬼子的残暴，那些文字，像一把把尖刀，刺向敌人的心脏。
　　“1943年夏天，一场大病，差点要了他的命。”澹台常飒的声音又沉了下去，带着一丝后怕，“那时候，部队在敌后坚持斗争，条件艰苦到了极点。苏策突然发起了高烧，烧到四十多度，浑身烫得像火炭，咳出来的痰里，全是血丝。那时候的战地医院，设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没有退烧药，没有抗生素，只有几味草药，几个连基本医术都不懂的卫生员。医生摇摇头，对着照顾他的老乡说：‘这位同志，怕是只能等死了。准备后事吧。’”
　　他们把苏策抬到一个废弃的小窑洞里，铺了一层干草，就算是他的病床了。窑洞阴暗潮湿，弥漫着一股霉味。苏策躺在干草上，一动就咳，一咳就吐血，意识模糊间，他仿佛看到了北平的胡同，看到了决死队的军旗，看到了那些牺牲的战友。他想，自己怕是真的撑不下去了。
　　可他命硬。他靠着老乡送来的米汤，靠着卫生员熬的草药，靠着一股子不想死、还要打鬼子的信念，硬是熬了过来。一天又一天，高烧慢慢退了，咳嗽慢慢轻了，能坐起来了，能走路了。几个月后，他背上那个磨得发亮的挎包，又爬上山，追上了部队。
　　部队里的领导和战友们，都以为他牺牲了。看到他拄着拐杖，脸色苍白地站在营地门口时，一个个都红了眼眶，围上来抱着他，又哭又笑。
　　“1945年4月22日，《太岳日报》的头版，刊登了一篇长长的战地纪实，标题是《沁源的解放》，作者，就是苏策。”澹台常飒的声音里带着骄傲，“这篇文章，写得字字泣血，句句含情，把沁源军民坚持敌后斗争的故事，写得淋漓尽致。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被党中央点名表扬，说这篇文章‘写出了敌后军民的英雄气概，是鼓舞人心的好作品’！”
　　抗战胜利后，苏策跟着部队，马不停蹄地参加了解放战争。从山西到云南，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到和平建设的岁月，他始终握着那支笔，记录着时代的变迁。建国后，他任云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直到1985年离休。2005年和2015年，他先后领到了抗战胜利60周年和70周年纪念章。那两枚金灿灿的纪念章，被他视若珍宝，放在床头的玻璃柜里，每天都要擦一遍。
　　
　　晚年的苏策，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看着天上的云，常常念叨：“抗日战争的烽火，是我一生最难忘的经历。那些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的战士，那些支援我们的老乡，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的。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好日子啊。”
　　2013年，这位92岁的老战士，永远闭上了眼睛。弥留之际，他手里还攥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一群穿着军装的年轻人，站在绵山的山巅，笑容灿烂，背后是迎风招展的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