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一九九七年正月初五的上午，我无意间在电视上瞥见一则插播的广告——招收缝纫学员。广告里说，学两个月裁剪缝纫就能毕业，毕业后“百分百安排工作”，地点不是正定县城，就是石家庄。
　　“百分百安排工作”这七个字，像钩子一样牢牢勾住了我的心。安排工作，还是去外地——那我不就能名正言顺地离开这个家了吗？这个念头让我浑身发热，心跳都快了几分。
　　其实，编外贸这一年多来，并没带给我多少成就感。我的手艺始终停留在“勉强合格”的水平，然后怎么也进步不了，这让我既挫败，又不甘。每天去地窨子，图的不过是那儿的氛围和那群人，而不是编柳条本身。我待在那儿时是开心的，可一拿起柳条就发愁；心里明明觉得懂了、会了，手上的活儿却总差一截。尤其每到交货时，看着别人一袋袋合格的成品，我只能交上去些“将就”的货色，心里就更不是滋味。
　　到现在我都觉得，编外贸不是什么难事，没什么高深学问。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做不好，怎么也做不好。不过话说回来，这份工带来的快乐终究是多过烦恼的，所以我才一直做着没离开。可现在不一样了——有一个新的选择摆在眼前，更重要的是，它能带我离开家。
　　我怎么可能不心动？
　　我跟娘说，我不想再编外贸了，想学做衣服。我说我喜欢这个，但没提学完能包分配工作的事。娘答应了——那时候裁缝在村里还算是个体面的手艺，大多数人家还是扯了布找裁缝做衣裳，买成衣的少。学费九十块，对他们来说也不算负担。
　　我便跑去县城报了名。正月十六，元宵节刚过，我就正式开学了。报名时是在街面一间宽敞的门脸房，可真正上课的地方，却藏在一个老旧院子的杂物间里。这跟我心里想的完全不一样。我从小只在学校念过书，以为上课总该在更亮堂、更正式的地方，没想到是这么个昏暗的角落。
　　学员统共只有七个——五个姑娘，两个小子。老师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太太。在后面的学习中，我才慢慢觉出不对劲——这地方，这教法，到处都透着一股不正规的劲儿。教室是间堆过杂物的空屋，摆了一张桌子、几把矮凳。墙上挂了块小黑板，屋里光线差，大白天也得开着灯。课时也缩水，我以为是像学校那样上午下午都上课，结果每天只上三小时，有时候两个多小时就散了。
　　老太太确实会裁缝，可每天上课，她就拿出那本边角都卷烂的笔记本，讲些衣服部件的名称、尺寸比例之类的理论，让我们往自己本子上抄，再跟着画图。她说第一个月学理论，第二个月才上手实操。
　　可就连这理论课，也上得断断续续。下雨了，不上；刮风了，也不上。反正总有理由。我从小是个守规矩的学生，从不迟到早退，总觉得课就得按时上。我们村离县城近，下雨刮风我也照去。有一回冒着大雨赶到，教室里就我一人。老太太本来大概以为今天能歇了，见我来，脸上有点不情愿，却也不好赶我，只好随便讲了几句。她嘴上夸我守纪律，又说下回这种天气就别来了，“路上不安全，我也不放心”。我听着，只觉得她虚伪。
　　更离谱的是她口中的“实操”——不是用布，而是用纸，还是旧报纸。我们在纸上按缩小比例画样、剪裁，一天学一个衣服部件：今天剪西裤裤腿，明天做裤腰，后天裁上衣前襟……如此反复一个月。结业时，我得到的，是一个写满笔记的本子，还有一沓剪得零零碎碎的旧报纸。
　　在回想起来，她那根本算不上什么正规培训班，没有营业执照，纯属无证经营。形式上有点像旧时候的师傅带徒弟，可过去的师傅是真心教本事，而她，不过是打着授艺的幌子挣钱罢了。
　　好在，我当初报名也并非真的冲着学缝纫手艺去。那时候，我对做衣服是有点兴趣，但真正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那句“包安排工作”。值得庆幸的是，在分配工作这件事上，她倒没有骗人。两个月糊里糊涂地学完，她确实给推荐了工作，正定县城和石家庄两地可以任选。
　　我毫不犹豫地选了石家庄。我报名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能名正言顺地离开家吗。既然要走，自然是越远越好。那个家，我真是一天也不想多待了。
　　当我把要去省城服装厂工作的事儿的决定告诉我娘时，她整个人都是蒙的。
　　我这人向来嘴严，就像当年决定不上学，硬是拖到开学前一天才说出来一样。这次也是，从报名那天起就知道自己要离开家，可整整两个多月，我愣是没露出一丝破绽。大概是骨子里就藏着点恶作剧的基因——悄悄谋划一件事，把所有人都蒙在鼓里，这种感觉让我觉得特别刺激。
　　她第一反应当然是不同意，理由再充分不过：“你才多大？从来没出过远门，现在要去那么远的城市，我想想都害怕，怎么放心？”可我去意已决，不记得后来是怎么软磨硬泡的，经历了多少拉扯，反正最后她终于松了口。
　　我高兴极了，就像只被关久了的小鸟终于能飞出笼子，连我这么不爱笑的人，都压不住往上翘的嘴角！
　　与我恰恰相反的，是我娘开始郁郁寡欢。她整天愁容满面，给我准备被褥和洗漱用品时，总默默地流眼泪。看她这样，我心里也泛起一丝不忍。我信她是真心爱我，也是真心替我担忧。
　　但这丝毫动摇不了我的决心。起初我还耐心安慰她：“没事的，我和一起学习的同伴去，路上有照应。厂里的车会来县城接，直接送到厂里，安全得很。”可当她一次又一次落泪时，我开始不耐烦了，甚至生出一股无名火：哭什么呀？又不是生离死别，不过是出去上班儿而已，至于这样吗？
　　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卷起铺盖卷，在我娘泪眼朦胧的注视下，头也不回地、欢天喜地离开了家。
　　那是我人生头一回坐大巴车。车子从熟悉的乡村驶出，窗外的风景像翻书页一样，从一望无际的田野，慢慢变成了密密麻麻的楼房。宽阔的柏油路上车来车往，我第一次真切地见识到什么叫“车水马龙”。进了大城市，眼睛简直不够用，看什么都新鲜。心里装的全是挣脱束缚的快乐和对新工作的憧憬，离家的愁绪？一丝一毫都挤不进来。
　　可当车子载着我们从繁华地段渐渐驶入僻静处，七拐八拐，最终停在一个毫不起眼的大门前时，我的心也跟着沉了一下。车开进院子，我四下打量——厂子不大，一个小院落，一面是带大门的外墙，其余三面各立着一排三层旧楼房。院子、墙面、楼房，处处透着陈旧，跟我从电视上看来的那种高大气派、灯火通明的工厂没有半点相似。失望之余，一丝怀疑悄悄爬上心头：这真是服装厂吗？我们该不会是被骗了吧？那一刻，害怕是真切的。
　　现在回头想想，我和那几个同伴真是“无知者无畏”。而我们的爹娘，心也真够大的——在没有核实任何信息、没有成年人陪同的情况下，就把我们这群半大孩子交给了陌生的人、陌生的车，送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或许，那个年代的人终究还是淳朴的。骗人顶多也就骗点学费，这服装厂，倒确实是一家正规厂子。
　　有人领着我们去了靠近马路的那栋三层宿舍楼，我们几个新来的被安排在二楼。房间不大，摆着几张铁架床，空气中飘着淡淡的灰尘味。大家刚放下行李，气还没喘匀，就又被带着去了厂长办公室。厂长的办公室在另一栋楼的三层。他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穿着半旧的中山装，坐在木头办公桌后面。我们几个排着队进去，他抬起眼，挨个儿把我们扫视了一遍，目光像秤一样掂量着每个人的斤两。
　　然后他扭头对旁边的人说：“这次来的这一批，年龄看着都很小啊。”话音刚落，他的视线就落到了我身上，盯着我问：“小姑娘，你多大年龄了？满十八岁了吗？”没等我回答，他又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旁边的人补充道：“呵，我们这儿可不招童工啊。”
　　我心里咯噔一下，赶紧回答说满十八岁了，声音不大，但尽量显得镇定。说完就惴惴不安地低下头，盯着自己的脚，生怕他下一句就是要看身份证。按身份证上的日子算，我才刚满十七周岁，但村里都讲虚岁，说十八岁也不算骗人。
　　幸好，他没再深究。转而说了一些让大家安心工作、只要肯干就能多挣钱的话，还举了个例子，说谁谁谁来了才半年，一个月就能拿多少工资了。那语气，有点像现在的开工动员。最后他说，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他，办公室就在这儿。说完便挥挥手，让我们散了。
　　我跟着人群走出来，心里那根绷紧的弦总算松了下来。回头看了看那间办公室关上的木门，从这一刻起，我就要在这座陌生的省城，这家旧旧的服装厂里，开始我的打工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