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五章 巷战腾冲，挺镖冀中

　　(一)
　　
　　彭述丹的桌上摊着泛黄的战地档案、几帧边角卷起的老照片，还有一本字迹娟秀的采访手记。这是小彭第九次陪我梳理老兵的往故，她流感初愈，轻咳了几声，然后说：“周捷哥，今天我们讲的，是机枪手陈楚军的腾冲巷战。”
　　随着述丹的轻述，仿佛一瞬间，我就透过七十多年的光阴，触到了1944年滇西的风，风里混着硝烟与泥土的腥气。
　　
　　陈楚军是湖南宁乡麦田乡腊树湾人，1921年生。他说，老家门前有一口方塘，塘水清冽，夏天的傍晚，他总爱光着膀子跳进去，在水里游“田”字。双手划开碧波，两脚蹬着水花，把偌大的池塘当成自家的稻田，游到东埂是插禾，游到西堤是割麦，塘边的娘总扯着嗓子喊他回家吃饭，声音被风吹得软软的。1940年的春天，他刚从田里薅完最后一把野草，裤腿还沾着湿泥，就撞见保长带着两个背枪的兵丁，堵在了家门口。
　　“陈胜军，跟我们走！”保长的声音像淬了冰。
　　哥哥陈胜军是个铁匠，一把榔头耍得虎虎生风，靠着打铁的手艺，养活爹娘和年幼的弟妹。他看着哥哥瞬间煞白的脸，心猛地一沉。那天夜里，兄弟俩躲在昏暗的茅厕里，借着煤油灯微弱的光，互换了褂子。他的粗布短褂换给哥哥，哥哥那件带着铁屑味的蓝布衫套在他身上，竟也合身——谁让他们兄弟俩长得像，一样的高个子，一样的宽肩膀，连眉眼间的倔劲都分毫不差。他揣着哥哥的粗布腰带，顶着“陈胜军”的名字，跟着兵丁踏上了从军路。走的时候，娘躲在门后哭，他没敢回头，怕一回头，就再也迈不动步子。
　　入伍后，他进了国民党长岳师管区学兵大队。集训的日子苦得像嚼黄连，天不亮就起来练队列，摸爬滚打一整天，晚上还要被老兵逼着擦枪、洗衣服。更难熬的是那些无缘无故的拳脚，老兵看他不顺眼，一脚踹在他肚子上，骂他“乡巴佬”；班长嫌他枪擦得不干净，鞭子抽在背上，火辣辣地疼。夜里，他抱着膝盖缩在营房的角落，望着窗外的月亮，想家想得厉害。想塘里的水，想娘蒸的红薯，想哥哥抡着榔头打铁的样子。熬了没几个月，他实在撑不住了，和两个湖北兵约好，趁着夜色逃了。
　　三人摸着黑跑了一夜，草鞋磨破了，脚板上全是血泡，天亮时躲进了广宁县的一个乡公所。本想讨碗饭吃，歇歇脚再往家赶，却没料到，这里也在抓壮丁。乡丁看他们三个身强力壮，二话不说就把他们捆了，直接送进了部队。这一次，他没躲过，被编入了国军第六十四军一五九师，师长卢小满。
　　此后的日子，就是无尽的行军。部队在广东西南的山林里打转，山高林密，瘴气弥漫，脚下的路泥泞不堪。他们追着日军的尾巴打游击，今天在山头埋地雷，明天在山谷打伏击，仗打得零碎，却从来没断过。后来，部队又往广西云头、木术挪动，再后来，一路退到了贵州。几千里路，全靠一双脚板丈量。草鞋磨破了，就扯块布条裹着脚走；布条烂了，就光着脚踩在石子路上，血水泡破了又起，起了又破，最后结成厚厚的茧，踩在刀尖上都不觉得疼。陈楚军说，那时候他总盯着天边的云，想着云飘到宁乡的时候，能不能捎句话给娘——告诉他，儿子还活着。
　　
　　1944年初，战火烧到了腾冲。这座滇西的小城，成了日军扼守滇缅公路的重要据点。陈楚军和另外三个战友组成侦察队，揣着短枪，背着干粮，悄悄渡过怒江，潜入腾冲外围摸敌情。他们昼伏夜出，躲在庄稼地里，盯着日军的碉堡和营房，把兵力部署、火力点位置一一记在心里。可就在他们准备撤离的那天清晨，还是暴露了。
　　一阵枪响划破寂静，子弹擦着他的耳朵飞过。是日军的巡逻队。
　　四人当即散开，借着田埂和土坡的掩护还击。陈楚军扣动扳机，一个鬼子应声倒地；身旁的战友刚探出脑袋，就被一枪打中了胸口，鲜血喷了他一脸。他红了眼，疯了似的扫射，又干掉两个鬼子。可日军越围越多，枪声越来越密。最后，他们干掉了三个鬼子，却也折了一个战友，一个战友趁着硝烟逃了，他和另一个姓王的兄弟，成了俘虏。
　　鬼子没杀他们——前线缺劳力，需要有人烧火做饭、打扫营房、搬运弹药。他和老王被押进了日军的营地，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挑水、劈柴，稍有怠慢，就会挨鞭子。鬼子的皮鞭沾了水，抽在身上，皮开肉绽。他咬着牙忍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逃出去，一定要逃出去。
　　几天后，他被派去挑井水。那口井在一片开阔的稻田边，井口很大，井水清澈。不远处的高地上，架着日军的瞭望哨，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井台，哨兵的眼睛像鹰隼一样，死死盯着井边的动静。陈楚军挑着水桶，一步一步走到井边，眼角的余光扫过齐腰深的稻浪——稻子熟了，金黄金黄的，风一吹，掀起层层稻浪，像一片金色的海。他的心，突然跳得厉害。
　　他和几个劳工对视一眼，眼神里的念头不谋而合。
　　趁着哨兵转头的间隙，他们齐齐扔下担子，像受惊的兔子，一头钻进了稻田。稻叶划得胳膊和脸颊生疼，他却不敢停，只顾着往前跑。身后传来鬼子的叫喊声和枪声，子弹打在稻秆上，发出“噗噗”的声响。其他劳工往山上跑，他却朝着怒江的方向奔——他知道，部队就在江对岸。
　　
　　岸边的芦苇长得密，一人多高，正好能掩人耳目。他折了一根粗壮的芦秆，削尖了一头，咬在嘴里。望着湍急的怒江，江水浑浊，浪涛滚滚，他想起了老家门前的池塘。深吸一口气，他把心一横，一个猛子扎了进去。
　　芦秆成了他的救命符。他憋着气，顺着水流潜游，江水冰冷刺骨，冻得他牙齿打颤，却浇不灭他归队的念头。日军的探照灯在江面扫来扫去，光柱贴着他的头皮掠过，他屏住呼吸，把身子往水里沉，只留芦秆的一头露出水面透气。江水呛进鼻子里，又辣又疼，他强忍着，一点点往对岸挪。不知道游了多久，他的胳膊酸得抬不起来，腿也像灌了铅，可他不敢停。
　　当他浑身湿透地爬上岸，瘫在远征军的阵地前时，喉咙里满是江水的腥气，却笑出了眼泪。阵地前的哨兵端着枪冲过来，看清他身上的破烂军装，愣了愣，随即把他扶了起来：“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只吐出一口江水，昏了过去。
　　醒来时，他躺在野战医院的担架上。几天后，他被调入了师部卫士排，师长是宋希濂。宋希濂看着他，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小子，有种！”
　　1944年5月，腾冲战役打响。第五十三军、第五十四军五个师，强渡怒江，向着腾冲城发起猛攻。炮弹呼啸着划过天空，落在日军的阵地上，炸起漫天烟尘。战士们扛着步枪，蹚着江水往前冲，江面上漂浮着战友的尸体，江水被染成了红色。血战数月，远征军终于逼近腾冲城，而从缅甸赶来的新一军，也掐住了鬼子的退路，两面夹击的阵势，把这座被日寇盘踞两年多的孤城，围得水泄不通。
　　8月2日，盟军的飞机呼啸而至。数十架轰炸机掠过腾冲的上空，炸弹如雨点般砸在城墙上。那城墙是巨石垒的，高两丈有余，厚一丈多，城墙上的堡垒密如蜂窝，机枪口对着城外，虎视眈眈。远征军先搭了云梯攻城，战士们咬着牙，顺着云梯往上爬。可鬼子的机枪扫过来，子弹像冰雹一样落下，云梯上的战士像下饺子一样往下掉，鲜血染红了城墙下的土地。一具具尸体堆在城墙根，像一座小山。
　　盟军的飞机炸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把城墙炸塌了十余处缺口，部队才从那些豁口里，强行突了进去。
　　9月10日，主力部队伤亡太大，卫士排也顶了上去，投入巷战。陈楚军提着一挺轻机枪，跟着战友从南城突入市区。昔日繁华的街道，早已成了一片废墟。断壁残垣间，瓦砾遍地，烧焦的房梁横七竖八地躺着，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和尸体腐烂的臭味。每一间破屋，每一道残墙，都可能藏着鬼子的枪口。
　　他猫着腰，踩着瓦砾往前挪，机枪的枪管抵着胳膊，沉甸甸的。突然，一阵枪响，身旁的战友闷哼一声，倒在了地上，胸口汩汩地冒血。他猛地伏地，对着枪响的方向扫射，滚烫的子弹倾泻而出。冲上来肉搏的七八个鬼子，应声倒地。可日军的顽抗超出了想象，他们躲在墙角，躲在房顶，甚至躲在死人堆里，冷不丁就射出一颗子弹，或者甩出一颗手榴弹。
　　前进的每一步，都踩着血。
　　他咬着牙，一步步往前挪，目光扫过一堵被炸塌的半堵墙。墙根下躺着个鬼子，穿着黄色的军装，浑身是血，脑袋歪在一边，一动不动，像是已经咽了气。陈楚军心里咯噔一下——战场上，装死的鬼子太多了。可他还是忍不住上前，想确认这鬼子是不是真死了，也好给战友们提个醒。
　　他端着机枪，小心翼翼地挪过去，脚步踩在瓦砾上，发出轻微的声响。
　　就在他的脚离那鬼子只有半步远的时候，那具“尸体”突然弹了起来！
　　鬼子的眼睛里闪着凶光，手里握着一把明晃晃的刺刀，朝着他的胸膛，狠狠刺来！
　　时间仿佛在那一刻凝固了。
　　陈楚军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窜上天灵盖，头皮发麻。他想躲，可巷子太窄，身后是断墙，身前是雪亮的刺刀，根本无从闪避。他本能地往后仰，身体重重地撞在残墙上，后背传来一阵剧痛。那刺刀擦着他的胸膛划过，却还是划破了他的额头，刀尖狠狠划在他提机枪的右手上。
　　鲜血瞬间涌了出来，糊住了他的眼睛。
　　他能闻到鬼子身上的汗臭味和硝烟味，能看到鬼子脸上狰狞的笑容，能感觉到刀尖的冰冷。那一刻，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完了，这下命休矣。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阵风从侧面刮过。
　　他听见一声怒吼，像闷雷一样炸响。眼角的余光里，一个身影扑了过来，快得像一道闪电。是战友！那个战友握着一把刺刀，迎着鬼子的后背，狠狠扎了进去！
　　“噗嗤”一声，刺刀没入了鬼子的身体。
　　鬼子疼得嗷嗷叫，身体剧烈地抽搐着，手里的枪刺还想回刺。陈楚军咬着牙，顾不上手上的剧痛，猛地抬起机枪，对着鬼子的胸膛，扣动了扳机。
　　哒哒哒——
　　子弹穿透了鬼子的身体，溅起一片血花。那鬼子抽搐了几下，轰然倒地，眼睛还圆睁着，满是不甘。
　　陈楚军瘫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胸口剧烈地起伏着。额头和手上的血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机枪的枪托上，晕开一朵朵暗红色的花。他看着地上的鬼子尸体，看着巷子里横七竖八的战友遗体，看着那些断壁残垣上密密麻麻的弹孔，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困兽犹斗”。
　　
　　滇西的鬼子，是真的凶残。哪怕只剩一个，也会拼着最后一口气，跟你死磕到底。
　　四天后的9月14日，沦陷了两年零四个月又四天的腾冲城，终于回到了中国人的手中。
　　那天，陈楚军站在城头，手里的机枪已经凉透了。他望着满城的硝烟，望着那些欢呼雀跃的战友，望着远处连绵的群山，突然放声大哭。他想起了那个替他挡刀的战友，想起了牺牲在侦察任务里的兄弟，想起了宁乡老家的池塘，想起了娘的声音。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怎么也止不住。
　　腾冲一战后，陈楚军随部队撤离，折返贵州，又辗转到了广西百色、苍梧。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苍梧的一个小镇上，和战友们围着一锅红薯粥。听到消息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愣住了，随即爆发出震天的欢呼。有人把帽子扔上了天，有人抱着战友哭，有人唱起了《松花江上》。他也哭了，哭得像个孩子。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随军北上。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河南永固的战场上，他所属的国民党七十二军某团宣布起义。那天，团长站在高坡上，对着全体战士喊：“从今天起，我们就是解放军了！我们要为老百姓打仗！”他握着枪，心里突然亮堂起来。后来，他跟着部队渡过长江，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役。炮火声中，他看着红旗插在上海的城头，觉得这仗打得值。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他穿上志愿军的军装，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这一次，他没再扛机枪，而是被编入炮兵特种总队后勤部，当了一名枪械修理师。战场上损坏的枪械，到了他手里，总能被修好。缺了零件，他就自己琢磨着造；枪膛炸了，他就一点点打磨。寒来暑往，他在坑道里修了四年枪，三次荣立三等功，多次受到总队的表彰。
　　1955年，他回到祖国，到湖南祁东整训。从1940年顶替哥哥入伍算起，他已经在军旅生涯里走过了十五个年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国近代史上最波澜壮阔的三场战事，他都亲身经历过。
　　脱下军装的陈楚军，回到了宁乡腊树湾的老家。他拿起了锄头，重新种起了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过得平淡而安稳。后来，他娶了邻村的姑娘，生了一子三女。孩子们长大了，一个个离开家乡，去城里闯荡。他守着老家的房子，守着门前的池塘，守着那些战火纷飞的记忆。
　　
　　只是，他心里总藏着一个念想——一枚抗战纪念章。
　　当年的入伍证明、立功奖状，早就丢在了烽火里。他找过民政部门，说自己打过腾冲战役，可没有证明，谁也不信。他只能坐在塘边，看着水里的“田”字，一遍遍地跟孩子们讲当年的故事。讲怒江的水，讲腾冲的巷，讲那些牺牲的战友。
　　2019年，陈楚军老人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98岁。临终前，他握着儿子的手，喃喃地说：“我是个老兵……我打过鬼子……”
　　
　　小彭的声音停了，工作室里只剩下窗外聒噪的蝉鸣。我心里沉甸甸的。那些老兵的故事，就像一颗颗埋在岁月里的种子，如今破土而出，长成了参天大树。他们扛着枪，跨过江河，越过山川，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民族的生存。
　　
　　(二)
　　
　　2024年7月，南宁的暑气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把整座城市罩得严严实实。蝉鸣聒噪，阳光泼洒在柏油路上，蒸腾起一层晃眼的热浪。我和广西抗研院的研究员韦韩云，共同拜访百岁抗战老兵——刘英。
　　路上，韦韩云翻出一叠资料递给我：“周捷，刘老本名刘国昌，1924年生人，河北饶阳人，13岁就参加儿童团，16岁那年在冀中集市上，用梭镖干掉过一个鬼子小队长，后来跟着部队南征北战，解放后留在广西工作，离休前是南宁地委宣传部部长。”
　　我摩挲着资料，心里泛起一阵波澜。又是一位把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家国的老兵。
　　我们在一个老旧小区门口停车，敲开A幢三楼的门时，一个清瘦却精神矍铄的老人正坐在轮椅上，戴着一副老式圆框眼镜，目光清亮，透着一股军人的硬朗气。两位晚辈陪着他。
　　“刘老，您好！我是韦韩云，这位是周捷，也是抗战历史的志愿者，特地来听您讲过去的故事。”我们高兴地递上带来的鲜花和水果。
　　老人拱拱手，示意我们坐下，声音略带沙哑却中气十足：“坐吧坐吧，都是年轻人，还这么客气。”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顿了顿，“你的外公李明也是冀中老兵，是我的老哥，他可写了不少老兵的事儿，我读过很多。好，好啊，今天你们愿意听，我就多说几句，那些事儿，可不能忘。”
　　韦韩云熟练地打开录音笔，又拿出笔记本，我也摊开随身携带的本子，笔尖悬在纸上，静静等着老人开口。窗外的蝉鸣一阵高过一阵，屋里的时光，却仿佛一下子倒回了八十多年前的冀中平原。
　　
　　“我本名不叫刘英，叫刘国昌，1924年生在河北饶阳县大城北村。”老人缓缓开口，手指轻轻敲着轮椅扶手，“俺们村穷，可俺爹是个明白人，他看着俺表舅靠读书进了城，就一心想让俺也读书，将来能有个出路。1938年春，冀中抗日根据地刚建起来，俺13岁，在村里小学读五年级，国语成绩是班里最好的。”
　　老人笑了笑，眼里闪过一丝暖意：“教俺国语的宋老师，是个瘦高的年轻人，戴副眼镜，总穿一身洗得发白的长袍，听说还是北平一所学校毕业的。他课讲得好，还总给俺们讲国家大事，讲鬼子怎么糟蹋咱中国人。后来俺才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员。”
　　“那时候，鬼子天天来扫荡，乡亲们日子过得苦啊。”老人的声音沉了下去，“宋老师就组织村里的年轻人成立武装小组，后来发展成了青抗先。俺那时候年纪小，宋老师就帮俺把村里的小孩都组织起来，成立了儿童团，俺被推选为团长。每天带着一帮小屁孩，在村口放哨、查路条、送鸡毛信，胸前挂着红绸子，别提多神气了。”
　　“俺爹一开始不乐意，怕俺出事。”老人回忆道，“后来他知道宋老师的身份，沉默了一晚上，第二天拍着俺的肩膀说，‘跟着宋老师干，爹放心。你去闹革命，书以后还能读。’就这么一句话，俺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韦韩云在一旁轻轻点头，低声对我说：“冀中儿童团在抗战时期立了不少功，很多孩子后来都成了抗日骨干。”我点点头，笔尖在纸上飞快地记录着，生怕漏掉一个字。
　　老人喝了一口水，继续说道：“1940年初秋，冀中平原的地雷战打得正热火。俺跟着青抗先的队员们去埋地雷，那些地雷都是土造的，铁罐子里装着炸药，引线一拉就炸。宋老师教俺们‘之’字形埋设，这样既能杀伤敌人，又不容易被发现。俺记性好，宋老师就让俺专门记地雷的位置，哪棵老槐树下一个，哪块歪脖子石头旁一个，俺都在心里画了张图。”
　　没过几天，鬼子就从饶阳县城出来抢粮了。“那时候，地雷战早就普及了，鬼子进村跟老鼠过街似的，提心吊胆。”老人哼了一声，语气里带着几分不屑，“他们的卡车不敢走车道，在村东头就停下了，先派日伪军小队从小路摸进村，把男女老少都赶到村东头的空地上，架起机枪，逼问谁知道地雷埋在哪里。”
　　“汉奸翻译扯着嗓子喊，说出来有赏，不说就杀人。”老人的眉头皱了起来，“可乡亲们都硬气得很，一个个低着头，谁也不说话。鬼子急了，拔出军刀，照着俺们村的一个老大爷就砍过去。俺当时就在人群里，看着那明晃晃的刀，脑子一热，就喊了一声——俺来告诉你！”
　　韦韩云的笔尖顿了顿，眼里满是敬佩。我也停下笔，屏住了呼吸。
　　“鬼子和伪军一下子就把俺围起来了，小队长用生硬的中国话问俺地雷在哪。”老人笑了起来，“俺当时灵机一动，没答他的话，反而仰着脸问，‘你有糖吗？’那鬼子先是一愣，随即就笑了，觉得俺就是个贪嘴的小屁孩，赶紧让汉奸拿糖。”
　　“俺接过糖，小心翼翼地装进衣袋里，才慢吞吞地说，‘这里没有地雷，俺们不认识地雷。’鬼子可高兴了，让俺在前面带路，进村去。”老人说，“俺走在前面，心里像揣着一只兔子，怦怦直跳。青抗先的队员们躲在暗处，看得一清二楚——那片‘之’字形的雷区，俺记得比自己的手掌纹还清楚。俺没走弯路，就直直地从雷与雷之间的空当穿了过去。”
　　“鬼子看着俺一个小孩走得稳稳当当，就放心了。”老人的声音里带着几分得意，“可他们的卡车没敢跟太紧，在原地磨蹭了好一会儿，才开进村。刚进雷区，‘轰——轰——轰——’两三颗地雷几乎同时炸响，浓烟一下子就冲上天了。”
　　“俺远远地看着，鬼子的嚎叫声、卡车的爆炸声混在一起，心里解气啊！”老人拍了拍轮椅扶手，“等烟雾散了，路上躺着十多个死伤的日伪军，卡车被炸翻在路边，成了一堆废铁。俺爹远远看着俺，啥也没说，就长长地叹了口气，俺知道，他是为俺骄傲。”
　　不久之后，1940年9月11日，刘国昌在宋老师的介绍下，正式加入青年抗日先锋队，还成了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鬼子很快就悬赏捉拿俺，宋老师就给俺改了名字。”老人说，“他说，‘从今天起，你就叫刘英，英雄的英。一来让鬼子搞不清你是男是女，二来，希望你真能成为抗日英雄。’这个名字，俺用了一辈子。”
　　韦韩云在一旁补充道：“刘老，您这名字改得好，既隐蔽了身份，又有志气。”老人点点头，眼里闪过一丝坚毅。
　　
　　时间的指针，拨到了1941年初夏。“那时候，鬼子更猖狂了，占领了冀中根据地的全部县城，据点从181个增加到500多个，把平原分割成一块一块的，到处都是封锁线。”老人的声音沉了下去，“可俺们不怕，你有你的据点，俺有俺的青纱帐，照样跟他们打游击。”
　　一天上午，刘英提着一根竹竿，去邻村参加秘密会议。“那竹竿看着普通，其实是支梭镖，拔掉最上面的竹鞘，里面就是铮亮的铁镖头。”老人比划着，“俺那时候才16岁，个子不高，穿一身粗布短褂，看着就像个赶集的小孩，不容易引起注意。”
　　刚进邻村，就撞见了敌人。“两名伪军骑着自行车在前，两名日军骑着马在后，直奔集市而来。”老人说，“集市上本来挺热闹，叫卖声、说笑声不断，可日伪军一出现，人群立刻就安静了，大家纷纷往两旁躲，生怕惹祸上身。”
　　刘英一眼就看出，这帮敌人不是来执行军事任务的，更像是来捞油水的。“鬼子下马，把缰绳往路旁的柳树上一系，伪军也把自行车随手一扔，就钻进集市里，眼睛滴溜溜地转，净盯着年轻妇女看。”老人的语气里满是厌恶。
　　他的目光，落在了一个挎着“王八盒子”的鬼子身上——那是个小队长。“俺当时心里就一个念头：要是能把这支枪搞到手，就好了！青抗先正缺好枪呢。”老人说，“俺就装作逛集市，跟在那鬼子身后，眼睛一刻也没离开他。”
　　那鬼子东张西望，忽然眼睛一亮，盯上了一个穿花褂子的小媳妇。“鬼子嗷嗷叫着，就追了上去，集市上的人都吓坏了，谁也不敢上前拦。”老人的拳头攥紧了，“有个胆大的汉子远远喊了一声，‘奔南！奔南跑出村，钻玉米地！’可那小媳妇慌了神，只顾着跑，一头钻进了一条死胡同。”
　　“鬼子追进去，一把把小媳妇推倒在地，兽性大发，就要施暴。”老人的声音带着怒气，“俺当时就在胡同口，手心全是汗。俺深吸一口气，猛地拔掉竹竿上的竹鞘，露出寒光闪闪的梭镖头，对准那鬼子的臀部，用尽全身力气大喝一声——看镖！”
　　“梭镖像一支离弦的箭，直挺挺地捅进了鬼子的肛门。”老人说，“那鬼子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身子猛地一弓，双手捂着屁股，倒在地上抽搐了几下，很快就没了声息。俺那一下用了死劲，梭镖插得太深，拔出来的时候，费了好大的力气。”
　　“俺赶紧对吓傻了的小媳妇喊：‘快！快跑！’”老人说，“小媳妇连滚带爬地跑出了胡同。俺这才费力地拔出梭镖，在墙角的沙土里反复擦干净血迹，捡起那支‘王八盒子’，脱下身上的短褂把枪包好，往肩上一搭。”
　　“俺退后几步，猛地一跃，抓住墙头翻了过去，穿过几条窄巷，一头钻进了青纱帐。”老人笑了，“等俺在玉米地里停下来，才发现浑身都湿透了，不是热的，是吓的，也是累的。”
　　后来，刘英听说那个鬼子小队长被拖回据点后，没多久就一命呜呼了。而那支缴获的“王八盒子”，被分配给了青抗先的神枪手，先后击毙了十余名日伪汉奸。“那是俺第一次亲手杀鬼子。”老人说，“说不怕是假的，但更多的是解气！他们糟蹋咱的同胞，这是他们应得的报应！”
　　
　　在饶阳的五年游击战里，刘英用梭镖捅过鬼子，用土枪打过据点，用盒子炮和三八大盖在青纱帐里和日伪军周旋。“俺不算啥英雄，真正的英雄，是那些牺牲了的战友。”老人摆摆手，语气恳切，“抗战胜利后，宋老师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俺哭了好几天。他是俺的引路人啊，没有他，就没有后来的刘英。”
　　1949年，根据组织安排，刘英南下广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那时候广西刚解放，土匪多，情况复杂。”老人说，“俺们白天开会、访贫问苦，晚上还要防备土匪偷袭，日子过得苦，可心里踏实。”1954年，他任邕宁县委书记，后来又担任南宁地委宣传部部长，直到1986年离休。
　　“从冀中到广西，从打鬼子到搞建设，身份变了，可俺的心没变。”老人望着窗外，目光悠远，“都是为老百姓办事，都是为了咱这个国家。”
　　垂暮之年，这位来自冀中的老兵，在南宁平静地生活着。每天看看报纸，听听新闻，偶尔给晚辈们讲讲抗战和解放战争的烽火岁月。
　　“现在的日子，来之不易啊。”老人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你们年轻人，一定要好好珍惜，不能忘了那些为了国家流血牺牲的人。”
　　
　　离开刘英老人的家时，夕阳已经西斜，暑气渐渐消散。我和韦韩云走在小区的林荫道上，谁都没有说话。
　　晚风拂过，带着一丝凉意。我手里的笔记本上，记满了老人的故事，那些文字里，仿佛跳动着一个十六岁少年的身影——他提着梭镖，迎着鬼子的兽行，喊出那一声石破天惊的“看镖！”那是一个少年的勇气，也是一个民族的骨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