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三章 任意发挥，北婆罗洲

　　(一)
　　
　　2025年4月，北京抗战研究院“军事战略研究室”，澹台常飒站在窗前，手里捏着一份卷了边的档案。他五十五岁的年纪，鬓角的白发像染了霜。看见我进来，他热情地握住我的双手，声音带着岁月沉淀的厚重：“今天给你讲的，是个能把‘任意发挥’四个字，写在湘江上空的空军英雄——王光复。”
　　“王光复，1916年立冬那天生在北京的胡同里。”澹台常飒的指尖划过档案纸，沙沙作响，“家里兄弟姊妹十一个，他排行老五。北平的四合院里，槐花开了落，落了开，可他从小就不爱蹲在墙根听戏，总爱仰头看天上的飞鸟，心里揣着个飞上天的梦。1937年3月30日，他背着铺盖卷踏进中央航空学校第九期的大门，那天起，蓝天就成了他的战场，机翼就是他的钢枪。”
　　我低头疾书，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和澹台常飒的讲述缠在一起。“全面抗战一打响，航校就成了无根的浮萍。”他的声音沉了下去，“从云南昆明的红土高原，到新疆伊宁的戈壁风沙，黄沙灌进衣领，吹得人睁不开眼；再辗转到印度卡拉奇的异国训练场，洋教官的口令听得生涩，可每一次拉升、俯冲，每一次瞄准、射击，王光复都拼了命地练。他知道，多练一分，天上就少一分鬼子的嚣张，地上就多一分同胞的安稳。”
　　
　　时间的指针，猛地拨到了1944年9月19日。
　　那天下午两点十五分，湖北恩施前进机场的跑道上，十一架P-40战斗机的引擎轰然作响，震得地面的碎石都在颤抖。王光复坐在座舱里，风镜推到额头上，粗粝的风吹过他的脸颊，带着江汉平原特有的潮湿气息。出发前，大队长拍着他的肩膀，声音压得极低：“情报说，大批鬼子的油料、弹药，正装在十几艘船里，从汉口偷偷运去长沙，补给那边的狗东西。咱们的任务——把这支运输队，连船带货，炸个底朝天！”
　　王光复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他最喜欢的，就是这种能“任意发挥”的仗。没有刻板的队形束缚，没有层层叠叠的指令牵绊，只要盯着鬼子的运输线，往死里打，往狠里揍。
　　“三点零四分，”澹台常飒的声音陡然拔高，攥着档案的手指关节泛白，“王光复带着一个分队，猛地压低高度，机翼几乎擦着湘江的水面飞。江水被机翼劈开一道白练，浪花溅在机身上，凉丝丝的。你猜他看见什么了？江面上那十几艘船，帆布盖得严严实实，像一个个鼓胀的脓包。船头上的鬼子兵，正歪戴着军帽，倚着栏杆抽烟，有的还哼着听不懂的小调，连个像样的瞭望哨都没放。情报没错——这伙狗娘养的，连一架护航的敌机都没带！”
　　我仿佛看见，座舱里的王光复，嘴角勾起一抹凌厉的笑。他对着无线电喊了一声：“跟我冲！”四架战机就像四只俯冲的猎鹰，朝着船队扑了下去。
　　“鬼子们看见飞机的影子，魂都吓飞了！”澹台常飒的声音带着几分快意，“烟枪扔了，小调停了，嗷唠一嗓子，连滚带爬地往船舱里钻。机枪子弹突突突地从船里射出来，织成一张密密麻麻的火力网，子弹打在机身上，叮当作响，像敲锣打鼓。可王光复他们躲都不躲，就贴着江面反复俯冲、扫射！”
　　
　　我笔下的字，写得越来越急。火舌舔舐过帆布的瞬间，油桶炸裂的巨响仿佛就在耳边。湘江的水面上，火光腾地窜起十几丈高，黑烟裹着刺鼻的焦糊味，飘了满江面。那些装着汽油的船最先炸开，燃油泼在水里，眨眼间就烧成一片火海，红得像天边的晚霞，却带着灼人的温度。船板被炸得四分五裂，碎片飞得到处都是。鬼子兵哭爹喊娘地往江里跳，可江水早被烧得滚烫，刚沾着水面，就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挣扎着沉下去，连个水泡都没冒全。江面上漂着烧焦的尸体，漂着断裂的船骸，漂着鬼子的军帽和枪支，一片狼藉。
　　“直到江面上再也找不到一个活靶子，连船骸都烧得只剩黑炭，连江水都被染成了暗红色，王光复才带着战友们拉升高度。”澹台常飒喝了口水，喉结滚动了一下，“他回头看了一眼湘江，火光映着他的脸，眼里全是血丝。然后，他朝着恩施基地的方向，用力挥了挥机翼，和掩护的队友汇合，呼啸着远去。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鬼子的补给线，断得彻彻底底。”
　　可王光复的传奇，远不止这湘江一役。
　　
　　1944年10月23日，秋风吹得更烈了。第三大队转战许昌、襄城、郾城一带，战机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巡航。王光复的目光，像鹰隼一样扫过下方的山川田野，突然，他的视线定格在一处火车站——铁轨上停着一列火车，前后各挂着一个火车头，车厢全被油布盖得严严实实，连一点缝隙都不露，透着一股子鬼鬼祟祟的劲儿。他咬着牙骂了句“狗娘养的”，心里门儿清：这准是鬼子的军火列车，装的全是杀人的家伙！
　　他对着无线电吼了一声，战机猛地俯冲下去。子弹像雨点一样打穿油布，精准地击中了车厢里的炸药。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过后，火光冲天而起，浓烟滚滚，连地面都在颤抖。铁轨被炸开了花，扭曲得像麻花。王光复知道军火爆炸的威力，拉起操纵杆就想跑，可还是晚了一步——日军的地面炮火铺天盖地打了过来！
　　“机翼上挨了三弹，座舱里中了两弹！”澹台常飒的声音带着后怕，“滚烫的弹片擦过他的腿，血一下子就渗了出来，浸透了飞行服，火辣辣地疼。他硬是咬着牙，额头上的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掉，握着操纵杆的手稳得像铁铸的，把冒着烟的飞机，摇摇晃晃地开回了基地。落地的时候，战机的轮子都快磨平了，他从座舱里爬出来，腿一软，差点栽倒在地，可还是梗着脖子说：‘没事，小伤！’”
　　
　　七天后的10月27日，第三大队去扫荡汉口到蒲圻的日军铁路线，又炸了一列军火列车。返航老河口机场的路上，王光复的眼睛又尖了——荆门机场的跑道上，几架日军轰炸机正摇摇晃晃地准备降落，机翼上的太阳旗刺得人眼睛疼。更让人火大的是，机场连个警戒的高炮都没架起来，鬼子兵们正懒洋洋地站在跑道边，等着迎接他们的“功勋战机”。
　　“机会来了！”王光复对着无线电喊了一声，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兴奋。战机就像离弦的箭，朝着机场冲了下去。
　　那场空战打得天昏地暗。机枪声、爆炸声、战机的轰鸣声混在一起，震得人耳膜发疼。王光复的战机像只灵活的燕子，在敌机群里穿梭。他亲眼看见自己射出的子弹，击中了一架轰炸机的油箱，那架飞机拖着长长的黑烟，一头栽在跑道上，炸成了一团火球。紧接着，两架零式战斗机张牙舞爪地扑了过来，他猛地一个急转弯，绕到敌机身后，又是一梭子子弹——两架零式，全被他打了下来，冒着黑烟坠向地面。战友们也不含糊，跟他并肩作战，联手又击落了一架敌机。
　　“这一仗，他一人击落三架，联手击落一架，够狠！够爷们！”澹台常飒拍了下桌子，眼里闪着光。
　　
　　时间转眼到了1945年年初，胜利的曙光，已经隐隐约约地照在了东方的地平线上。1月5日、6日、11日，短短七天里，第三大队连续三次出击汉口、武昌的日军空军基地。炸弹像雨点一样落下去，敌机一架架被炸成废铁，机场的跑道被炸得坑坑洼洼，再也起不了一架飞机。澹台常飒翻着档案，报出一个数字，声音里带着哽咽：“这三次袭击，一共击落炸毁敌机七十一架。经此一役，日本空军在华中的主力，算是彻底被打垮了！再也没法在咱们的天空上，耀武扬威了！”
　　我握着笔的手微微发颤，七十一架——这是用多少鲜血和勇气，换来的数字啊。
　　1945年3月7日，江南的草已经冒出了新芽。第三大队的十架P-51战斗机，呼啸着扑向南京。王光复在南京的日军机场上空，又击落了一架敌机。这是他击落的第五架敌机，凭着这份赫赫战功，他升任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三大队第七中队队长。肩上的星星，亮得耀眼，那是勋章，也是沉甸甸的责任。
　　可传奇的背后，从来都是九死一生。
　　3月22日那天，春风和煦，王光复带着赵立品、徐思义、杨昌法几个生死兄弟，每架飞机都挂着一枚250磅的炸弹，从老河口起飞，沿着长江向东飞。他们的任务，是搜寻鬼子的运输船队和车队，把那些杀人的补给，炸个精光。飞着飞着，他看见下方有一片茂密的树林，绿油油的树叶遮天蔽日，像一块巨大的绿毯子，铺在大地上。可这片树林太安静了，安静得不像话，连一声鸟叫都没有。
　　“不对劲。”王光复皱起眉头，对着无线电说了一句。他压低高度，想看看树林里藏着什么猫腻。战机越飞越近，树叶的纹路都看得一清二楚。可就在他的战机掠过树林上空的那一刻，子弹像冰雹一样射了上来！
　　“是日军的高射机枪阵地！”澹台常飒的声音陡然绷紧，“狗东西藏在树林里，伪装得严严实实，就等着他自投罗网！”
　　一颗子弹，像长了眼睛似的，精准地击中了王光复的大腿。剧痛瞬间席卷了他，血一下子涌了出来，浸透了飞行服，顺着裤腿往下淌，滴在机舱里，绽开一朵朵暗红色的花。他疼得眼前发黑，几乎要栽倒在操纵杆上，可他咬着牙，硬是没哼一声，对着无线电吼出了这辈子最响的一声：“投弹！给老子把这片树林炸平！”
　　炸弹像雨点一样落下去，爆炸声震耳欲聋。树林瞬间变成了一片火海，火光冲天，浓烟滚滚。藏在里面的鬼子兵，哭爹喊娘地往外跑，一个个慌不择路，像没头的苍蝇。战友们的战机俯冲下去，机枪扫射，子弹打在鬼子身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四五十个鬼子兵，没一个能跑出火海，全被撂倒在地上，成了枪下亡魂。
　　任务完成了，可王光复却撑不住了。一阵剧烈的眩晕袭来，他眼前一黑，天旋地转。他下意识地加大油门，想把飞机拉起来，可战机非但没往上冲，反而像断了线的风筝，失速往下坠。高度计的指针，疯狂地往下跳——两千米，一千五百米，一千米……
　　“一千米！”澹台常飒的声音带着哭腔，“就在飞机快要坠向地面的那一刻，他猛地醒了过来！凭着一股子不服输的硬气，凭着那身千锤百炼的技术，他死死攥着操纵杆，用尽全身力气，猛地一拉——飞机机头昂起，硬生生从下坠的轨迹里，拉了起来！”
　　
　　我听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手里的笔记本，被汗湿得发皱。
　　血还在流，头晕得厉害，王光复知道自己撑不了多久了。他对着无线电，声音虚弱却坚定：“你们别管我，赶紧返航！别让老子拖累了你们！”
　　可耳机里，传来的却是战友们撕心裂肺的吼声，一个比一个坚定：“队长！你说什么胡话！要死一起死！我们带你回去！”
　　他们的战机，在王光复的战机周围盘旋，像一群守护战友的雄鹰。他们用无线电，一遍遍喊着航向，一声声喊着他的名字：“队长，往左偏三度！”“队长，前面就是云层，穿过去！”“队长，撑住！我们快到基地了！”
　　十几分钟的路程，像走了一辈子那么长。王光复咬着牙，嘴唇都被咬出了血。他盯着前方的天空，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飞回去，一定要飞回去！当老河口机场的跑道，终于出现在视线里的时候，他再也撑不住了。战机刚一落地，滑行到跑道尽头，他就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医护人员冲了上来，七手八脚地把他从座舱里抬出来。他的大腿，已经肿得像个馒头，血还在不停地流。医护人员给他做了紧急止血，紧接着，一架C-47运输机呼啸而来，螺旋桨卷起漫天尘土，把他送去了重庆的空军医院。
　　“医生开刀的时候，从他的大腿里，取出了一颗高射机枪子弹。”澹台常飒的声音软了下来，带着几分唏嘘，“那颗子弹，差一点就打穿了他的动脉。捡回一条命，不容易啊。”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那天，王光复正躺在病床上。他听见窗外的欢呼声，听见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他挣扎着坐起来，望着窗外的蓝天，泪流满面。
　　
　　澹台常飒合上档案，声音轻得像一阵风：“抗战胜利后，王光复考进了空军指挥参谋大学，再也没上过战场。他说，他打够了，不想再看见流血了。1949年，他跟着学校去了台湾，当了空军参谋大学的教官，把自己的飞行技术，教给了一批又一批年轻人。1964年，他申请退役，后来移居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安安稳稳地度过了后半生。”
　　2005年，北京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王光复受邀回来，那年他八十九岁，头发全白了，走路也颤巍巍的，可眼神依旧亮得惊人。站在人民大会堂的礼堂里，他接过那枚沉甸甸的纪念章，对着镜头，对着千千万万的国人，说了一句话。
　　澹台常飒顿了顿，一字一句地，重复了那句话。
　　“我的一切荣誉，属于千百万抗日战士。我为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而自豪。”
　　2008年7月9日，这位空战英杰，在美国达拉斯去世，享年92岁。
　　
　　研究室里静悄悄的，只有窗外的风，呜呜地吹着，像在诉说着什么。
　　原来所谓的“任意发挥”，从来不是随心所欲的莽撞。那是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情怀，是千锤百炼的精湛技术，是宁死不退的铁血担当。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是以身许国，九死不悔的决绝。
　　
　　
　　(二)
　　
　　天津的风里裹着洋槐的淡香，细碎的花瓣飘落在柏油路上，踩上去软软的。我跟着澹台常飒，手里攥着厚厚一沓关于外交前辈卓还来的资料，踩着一路新绿，走进了和平区一栋爬满蔷薇的老居民楼。三楼的木门上，挂着一个小小的中国结，风一吹，红丝绦轻轻晃荡。
　　抬手叩响木门时，我的心“怦怦”直跳——这里，住着卓还来的女儿，86岁的卓以佳老人。
　　亲自开门的是位头发花白的老奶奶，脸上爬满了岁月的纹路，眉眼间依稀能看出几分书卷气。她身后跟着一位精神矍铄的老爷爷，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是老人的老伴纪柱。澹台常飒递上抗战研究院的介绍信，声音放得轻轻的：“卓奶奶，我们是来听您讲讲卓还来先生的故事的。”
　　老人笑着侧身让我们进屋，客厅的茶几上，早已摆好了两杯热茶，茶烟袅袅。茶几正中央，压着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里的青年身着笔挺的西装，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眼镜，眉眼清朗，嘴角噙着一抹温和的笑，正是三十岁出头的卓还来。
　　“我爹是1912年生的，福州人。”卓以佳老人坐在藤椅上，枯瘦的手指轻轻摩挲着照片的边缘，指尖的温度仿佛要熨烫开那些尘封的岁月，“他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念的是外交系。那时候他常说，外交官的脊梁，得撑得起一个国家的骨气。1940年，他被派往北婆罗洲山打根当领事，带着我娘赵世平，还有刚满一岁的我。”
　　老人的声音缓缓的，带着一丝悠远的怀念：“那地方离菲律宾不远，到处是高大的椰树，海风一吹，椰叶沙沙响，空气里都是咸湿的味道。我娘说，那两年，是她这辈子最安稳的日子。爹在领事馆里处理华侨的事，忙完了就抱着我去海边捡贝壳，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
　　我坐在老人对面的小板凳上，握着钢笔的手微微发紧，生怕错过一个字。澹台常飒则坐在一旁的沙发上，目光沉沉地看着那张照片，像是在与八十年前的故人对视。
　　
　　老人的思绪，被拉回了1942年那个血色弥漫的冬天。
　　“那年的新年刚过，坏消息就像潮水一样涌过来了。”卓以佳的声音陡然低沉，眼神里闪过一丝难以磨灭的恐惧，“1月4日那天，有人跑来跟我爹说，侵占菲律宾的日本人，公然违背国际公法，踹开了中国驻菲律宾总领事馆的大门，把杨光泩伯伯、朱少屏伯伯他们八个人全抓了，关在菲律宾大学美术学院那间阴冷的教室里。”
　　她顿了顿，喝了口纪柱递过来的温水，接着说：“才过了四天，四十二位菲律宾爱国侨领，也被鬼子扔进了那座临时监狱。铁门哐当一声锁死，把满室的正气，都锁在了里面。鬼子逼着他们答应三个条件——通电拥护南京汪伪政府，三个月内为占领当局募集两千万菲币，还要组织什么新华侨协会，跟日本人合作。可杨伯伯他们骨头硬得很，对着鬼子的枪口，硬是吐出四个字：‘痴心妄想！’”
　　十五天后的1月19日，北婆罗洲山打根的宁静，被日军皮靴的踩踏声彻底碾碎。
　　“那天的太阳毒得很，晒得人头皮发麻。”老人的声音发颤，仿佛又看见了当年的场景，“我才三岁，被娘抱在怀里，缩在领事馆的门后。一群端着三八大盖的鬼子，叽里呱啦地喊着，撞开了领事馆的大门。他们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我们，领头的那个鬼子军官，满脸横肉，一把揪过我爹，把闪着寒光的刺刀架在了我爹的脖子上。”
　　刀刃贴着喉结，冰凉刺骨。卓以佳记得，父亲的身子晃了一下，却很快挺直了脊梁。
　　“交出领事馆的档案！不然，杀了你们全家！”鬼子军官吼得唾沫横飞，刺刀又往父亲的脖子上压了压，渗出血丝。
　　“我爹当时脸上一点惧色都没有。”卓以佳的眼神亮了起来，像是看见了父亲当年的模样，“他抬手指了指墙角的火炉，那里面，是烧得焦黑的纸灰，还冒着淡淡的青烟——早在鬼子围上来的前一个小时，爹就把所有记着华侨名单、抗日物资运输路线的文件，还有领事馆的印章，全扔进了火里。那些纸张烧得噼啪响，映着爹的脸，他说：‘全部在此，可以取走。’”
　　“鬼子当时就奓了毛！”纪柱老爷子在一旁补充道，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怒气，“他们翻遍了领事馆的每一个角落，书桌的抽屉、衣柜的夹层、甚至连地板缝都撬开了，可除了些无关紧要的旧报纸，什么都没找到。那个鬼子军官气得哇哇叫，当场就掏出冰冷的手铐，铐住了卓先生的手腕。连抱着孩子的赵女士，还有领事馆的几个工作人员，都没能幸免。”
　　
　　卓以佳点点头，眼角泛起了泪光：“鬼子抓我爹，是想拿他当棋子啊。他们说，我爹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在东南亚华侨里有声望，只要他肯投降，就能动摇千千万万华侨的抗日决心。那些日子，他们天天来牢房里逼他，威逼利诱，什么招都使了。”
　　她的声音哽咽了：“他们说，要是不合作，我和娘还有刚出生不久的弟弟，都活不成；要是肯点头，就能搬出牢房，住大洋房，吃香的喝辣的。可我爹，从来都是一句话——‘我是中国的外交官，宁死不降。’”
　　隔壁的菲律宾，杨光泩等八位外交官的遭遇，更是惨不忍睹。
　　“后来我们才知道，1942年3月19日，杨伯伯他们被押进了圣地亚哥炮台监狱。”卓以佳的声音发颤，眼眶里的泪水终于落了下来，“那座监狱建在海边的悬崖上，阴冷潮湿，不见天日。鬼子对他们用了多少酷刑啊——灌水灌到肚子鼓胀得像皮球，用烧红的烙铁烫膝盖，用石头压脚骨，生生拔掉指甲，还有钉床、柔术摔跌、倒吊拷打，甚至放狼狗撕咬……”
　　“他们被折磨得不成人形，浑身是血，连站都站不起来。”纪柱老爷子叹了口气，声音沉重，“可就算到了这份上，杨先生他们还是咬紧牙关，没说过一句软话。他们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头可断，血可流，民族气节不能丢’！”
　　
　　1942年4月17日的下午，菲律宾的太阳格外刺眼。日军给八位外交官安上了“抗日活动”“协助重庆政府”“扰乱治安”“抵制日货”的罪名，宣判了死刑。下午一点半，日本宪兵把他们押赴华侨义山。枪声响起的时候，八位英雄的身躯，倒在了异国的土地上，可他们的脊梁，却永远挺直着。
　　“消息传到我们被关押的牢房时，我爹一夜没睡。”卓以佳抹了抹眼角的泪，“他靠着冰冷的墙壁，对着北方，朝着祖国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从那天起，他的话更少了，可腰杆挺得更直了。他说，杨先生他们的血，不能白流。”
　　1942年9月，日军把卓还来、赵世平、卓以佳，还有领事馆的另外四名工作人员，一共七个人，押上了颠簸的卡车。车窗外，是望不到头的椰林，可谁也没有心情看风景。他们被转移到沙捞越首府古晋，关进了离市区两里地的巴都林丹俘虏营。
　　“那俘虏营四周全是铁丝网，上面挂着生锈的铁蒺藜。”卓以佳回忆道，眼神里满是苦涩，“岗哨上的探照灯，夜夜亮得吓人，把牢房照得像白昼。每天天不亮，鬼子就拿着皮鞭，把我们赶起来。我爹他们要去草场做苦力，割草、修路、搬运沉重的物资，干不完的活，吃的是掺着沙子的糙米，喝的是带着腥味的雨水。”
　　她记得，父亲的身子本就单薄，没过多久，就瘦得脱了相，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可他还是撑着，每天收工回来，哪怕累得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也要把她搂在怀里，讲岳飞抗金、文天祥拒降的故事。卓以佳的小手里，攥着父亲捡来的椰壳，那是她唯一的玩具。赵世平看着丈夫憔悴的脸，偷偷抹泪，卓还来却笑着安慰她：“别怕，胜利总会来的。”
　　后来，卓还来又被辗转押到亚庇、保佛、根地咬等地的监狱和集中营。每一次转移，都是一次地狱般的折磨。日军的鞭子，抽在他的背上，留下一道又一道血痕；冰冷的水，泼在他的身上，冻得他瑟瑟发抖。可无论鬼子怎么打，怎么骂，卓还来始终昂着头，不肯说一句投降的话。他在狱中，还偷偷组织难友们学习，用捡来的木炭，在墙上写满“坚持”“必胜”的字样，鼓励大家活下去，等着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1945年7月6日，那天的雨下得特别大，瓢泼似的。”卓以佳的声音陡然哽咽，泪水再次模糊了双眼，“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一群鬼子闯进牢房，手里端着枪，把我爹带走了。我娘抱着我，追着牢房的铁门喊，‘还来！还来！’，被鬼子一脚踹倒在地。那是我最后一次见我爹……他走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们一眼，眼神里全是不舍，可又那么坚定。”
　　那一年，卓还来只有33岁。距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只剩一个多月。
　　卓以佳和母亲、弟弟，在集中营里又熬了一个多月。直到盟军的飞机掠过集中营的上空，投下胜利的传单，鬼子兵仓皇逃窜，他们才走出那座人间地狱。三年半的监禁，卓以佳从一个三岁的娃娃，长成了一个瘦弱的小姑娘。她走出集中营的第一件事，就是拉着母亲的手问：“娘，爹什么时候来接我们啊？”
　　赵世平抱着女儿，泪如雨下，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抗战胜利后，那些刽子手终于得到了报应！”纪柱老爷子的声音洪亮起来，带着一股大快人心的痛快，“杀害杨先生他们的日酋，被逮捕处决。杀害卓先生的阿部木内中佐、芥川光谷中尉，也被押到新加坡监狱受审。审讯室里，他们不得不低头认罪，承认是自己亲手杀害了卓先生等五人。1946年9月20日上午九时，新加坡漳宜监狱的绞刑架上，这两个战犯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卓以佳擦了擦泪，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后来，娘带着我和弟弟，取道菲律宾，回到了北京，投奔了外祖父。娘很厉害，凭着自己的学识，考上了联合国任职。1947年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那天，南京的菊花台，为我爹和杨伯伯他们九位烈士举行了公葬仪式。那天，来了好多人，大家都哭了。”
　　她接着说：“1989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也给他们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他们是继张自忠将军之后，第二批被国共两党同时追认为烈士的人。现在，南京菊花台的九烈士墓，还静静矗立着，供后人凭吊。”
　　“1957年，我十八岁，考上了南开大学化学系。”卓以佳的脸上，露出了少女般的羞涩，“在那里，我认识了老纪。毕业后，我们一起分到了天津化工研究院工作。我弟弟卓以强后来没有子女，我和老纪商量，让我们的一双儿女，都随我姓卓。”
　　她看着茶几上的照片，眼神温柔：“我们要让卓家的血脉，永远记住，他们有一个为国捐躯的外公。他叫卓还来，是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照片上，照片里的卓还来，笑容依旧温和。
　　临走时，卓以佳老人握着我的手，掌心温暖而有力，她一字一句地说：“澹台常飒，周捷，谢谢你们把这些故事讲下去。”
　　我用力点头，眼眶发烫。走下楼梯时，天津的风依旧温柔，洋槐的香气扑面而来。可我知道，这风里，藏着八十年前的硝烟与热血，藏着一位外交官的铮铮铁骨，藏着一个民族的不屈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