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二章 摆脱恐惧，驳壳毙敌

　　(一)
　　
　　婺江畔老樟树的清香，吹进浙江金华黄埔同学会的会客室。我坐在赵倩对面，继续阅读《抗战老兵口述档案》，上面密密麻麻的字迹，是岁月刻下的痕迹。这位年轻的抗战史专家，说起话来轻声细语，却总能把人拉回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阳光透过窗棂，在她摊开的手稿上投下细碎的光斑，也将一段埋在硝烟里的记忆，清晰地铺展在我的眼前。
　　
　　刘仁宜，1918年7月生于浙江江山县碗窑乡和源村。那是个群山环抱的小村子，薄田几亩，勉强能填饱肚子，家里三个兄弟，他是最小的那个。十五岁那年，山里闹饥荒，稻谷歉收，父亲咬着牙，用一根扁担挑着铺盖卷，把他送到江山城里的木匠铺当学徒。拉锯、刨木、凿榫卯，三年学徒生涯，天不亮就起床，摸黑才歇工，手上磨出的茧子一层叠一层，硬生生练出了他一双稳如磐石的手，也练出了他看线精准的眼——谁也没料到，这门用来糊口的手艺，竟会在日后的战场上，成了他保命杀敌的本事。
　　1936年的春天，江南草长莺飞，油菜花漫山遍野地开着。刘仁宜跟着远房亲戚，一路扒着运货的火车，去上海青浦讨生活。刚到青浦，就见街头巷尾贴着醒目的招兵告示——陆军步兵班招收新兵，管吃管住，还能学一身保家卫国的本事。彼时的中国，风雨飘摇，日寇的铁蹄早已踏碎了东北的山河，华北危急，平津危急，年轻气盛的刘仁宜，心里憋着一股劲，他攥着身上仅有的几个铜板，没跟家里商量，就大步迈进了招兵处的大门。他体格壮实，肩膀宽，胳膊粗，又有木匠练出的臂力和准头，各项考核都名列前茅，顺利被录取，穿上了一身灰布军装。
　　在青浦步兵班的日子，是艰苦却充实的。队列训练、射击瞄准、战术演练，别人练一遍，他就练三遍。晨曦微露时，他已经扛着步枪在操场上跑圈；夜幕降临时，他还在灯下琢磨枪械的构造。教官教机枪射击时，反复强调“三点一线，稳字当头”，他听着听着，竟想起了木匠铺里师傅说的“手稳、眼准、心不慌”，两者竟莫名地融会贯通。结业考核时，他的捷克式轻机枪射击成绩全营第一，十发子弹，九发命中靶心，教官拍着他的肩膀，大声说：“好小子，是块当机枪手的料！”就这样，刘仁宜成了一名机枪手。那挺崭新的捷克式轻机枪，枪身锃亮，掂在手里足有二十来斤，刘仁宜却觉得，这比他刨过的任何一根木头都要沉重，也都要滚烫——那是保家卫国的重量。
　　步兵班本是一年半的学制，可卢沟桥的枪声一响，淞沪战场的烽火便烧红了半边天。军令如山，学制硬生生压缩了半年，1937年8月，还没来得及拿到结业证书的刘仁宜，就和战友们一起，被编入了第74军第58师347团一营。74军，那是日后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虎贲军”，而58师的师长，正是悍将俞济时。出发前，营长站在队伍前，声如洪钟：“兄弟们，上海是咱们的国门，守不住上海，就守不住家乡！身后就是父老乡亲，咱们退无可退！”刘仁宜攥紧了机枪的枪带，指节泛白，身旁，同是江山老乡的小杨，正紧张地摩挲着弹夹，指腹上的薄茧蹭过冰冷的金属，两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一丝青涩的惶恐——他们还没满二十岁，谁也没见过真刀真枪的战场，谁也不知道，这一去，还能不能活着回来。
　　
　　1937年8月24日，暮色四合，暑气未消，空气里弥漫着硝烟的味道。第58师从青浦开拔，向着上海吴淞口的方向急行军，士兵们的脚步声踏碎了暮色，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是第98师的弟兄。傍晚八点，军令传至347团：即刻向吴湖宝山地区的日军发起反攻，夺回狮子林阵地！
　　狮子林阻击战，是刘仁宜和小杨的第一仗。
　　战壕挖在一片荒草丛里，脚下是松软的泥土，混着腐烂的草根，散发着腥涩的味道。远处，日军的炮火如同惊雷炸响，震得人耳膜生疼，大地都在颤抖。火光冲天而起，映红了半边夜空，炮弹落在战壕周围，掀起的泥土劈头盖脸地砸下来，打得钢盔“叮当”作响。刘仁宜和小杨紧挨着趴在战壕里，怀里抱着那挺二十来斤的捷克式轻机枪，身上各挎着七八个沉甸甸的弹夹，弹夹上的铁扣硌得肩膀生疼。枪声越来越近，能听到日军“嗷嗷”的喊杀声，那声音尖利刺耳，像是来自地狱的咆哮。刘仁宜的手开始发抖，牙齿咬得咯咯响，心脏像要跳出嗓子眼。他和小杨谁也不敢抬头，只凭着感觉，把机枪架在战壕沿上，闭着眼睛向外盲扫。哒哒哒的枪声里，他听不清自己的心跳，也不知道子弹有没有打中敌人，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别抬头，千万别抬头，一抬头，就可能被子弹打中。
　　时间一分一秒地淌过，每一秒都像是过了一个世纪那么长。
　　突然，身旁传来一声闷哼。刘仁宜下意识地扭头，只见隔壁战壕的一个弟兄，胸口汩汩地冒着血，鲜血染红了灰布军装，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嘴里喃喃着“娘，我想家”，手还紧紧攥着步枪，指节微微颤抖，最后，手臂无力地垂了下去。紧接着，又一个弟兄被炮弹碎片击中了腿，惨叫声撕裂了夜空，他倒在泥水里，血水和泥水混在一起，变成了暗红色。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倒下，有的没了气息，有的还在痛苦地呻吟，他们的脸上，还带着少年人的稚气，却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刘仁宜看着那些熟悉的面孔，看着他们年轻的生命在炮火里凋零，一股滚烫的血气猛地冲上头顶，直冲眼眶。他的眼睛红了，喉咙里像是堵着一团火，烧得他生疼。
　　“狗日的小鬼子！”身旁的小杨突然嘶吼一声，那声音里带着哭腔，带着愤怒，他猛地从战壕里站了起来，任凭泥土和弹片落在身上，双手紧握机枪，对着冲锋的日军疯狂扫射。
　　那一刻，刘仁宜感觉心里的什么东西，“咔嚓”一声碎了。那是恐惧的枷锁，是年少的怯懦。恐惧像潮水般退去，取而代之的是滔天的愤怒，是保家卫国的决心。他不再发抖，也不再害怕，猛地撑起身子，把机枪稳稳地架在战壕沿上，枪托抵着肩膀，硌得生疼，却让他无比清醒。这一次，他没有闭眼，而是瞪大了眼睛，循着日军冲锋的方向，瞄准，扣动扳机！
　　哒哒哒——哒哒哒——
　　子弹带着呼啸声射向敌群，枪口喷出的火焰映亮了他的脸庞，小杨的机枪也响了起来，两挺机枪形成的火力网，如同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罩向冲在最前面的日军。冲锋的鬼子一个接一个地倒下，惨叫声此起彼伏，他们再也不敢嚣张地喊杀，只能狼狈地躲闪。刘仁宜的眼睛红得像要滴血，他忘了换弹夹的间隙，忘了胳膊的酸痛，只知道不停地扫射，他要为死去的战友报仇，要把这些侵略者赶出去！枪管越打越烫，烫得像是要烧起来，冒出的白烟熏得他睁不开眼，滚烫的枪身烫到了他的右手，灼人的痛感传来，他却浑然不觉，依旧死死地扣着扳机。
　　“打倒小鬼子！守住阵地！”战壕里，幸存的弟兄们都站了起来，他们挥舞着步枪，嘶吼着冲锋，声音响彻云霄，震得大地都在颤抖。
　　刘仁宜跟着人群冲出战壕，脚下踩着泥泞，踩着战友的尸体，迎着炮火向前冲。他的眼里只有敌人，只有那面太阳旗，他要把那面旗子撕得粉碎！就在这时，一阵剧痛猛地从右臂传来，像是被烧红的烙铁烫过一样，他低头一看，鲜血正从胳膊上的弹孔里涌出来，染红了机枪的枪身。他咬着牙，硬是没哼一声，依旧端着机枪扫射，鲜血顺着胳膊流下，滴在泥土里，开出了一朵朵暗红色的花。
　　身旁的小杨也闷哼一声，踉跄着跪倒在地，腿上中弹了，鲜血浸透了裤管，他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却又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刘仁宜想要扶他，却看到小杨抬起头，眼里闪着倔强的光，他嘶吼着：“别管我！打！打鬼子！”
　　不知过了多久，日军的冲锋终于被打退了。阵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十多具鬼子的尸体，他们的太阳旗被踩在脚下，沾满了泥水和鲜血。而347团的阵地上，更是尸横遍野，硝烟弥漫，每一寸土地，都被鲜血染红了。刘仁宜和小杨瘫坐在战壕里，机枪的枪管还在冒着白烟，散发着灼人的热气，两人的手上、身上，全是血和泥，分不清是自己的，还是敌人的。一营的弟兄，近两千人的队伍，打得只剩下寥寥百余人，曾经熟悉的面孔，如今只剩下一张张陌生的脸。
　　团部的担架队赶了过来，把刘仁宜和小杨抬上了担架。临走前，刘仁宜回头望了一眼狮子林阵地，那片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军旗依旧在炮火里飘扬，猎猎作响，像是在诉说着不屈的抗争。
　　几个月后，伤愈的刘仁宜和小杨重返部队。小杨的腿伤虽然好了，却留下了病根，走路一瘸一拐，却依旧不肯离开战场。1937年10月下旬，347团在沈巷以西与日军遭遇。这一次，刘仁宜再也没有了丝毫恐惧，他的眼神里，只有坚定和沉着。他和战友们利用地形熟悉的优势，躲在茂密的树林里，趁着日军交替撤退的间隙，冒死冲入敌阵。他的捷克式轻机枪，一口气打空了五个弹夹，子弹精准地射向敌人的胸膛，每一枪，都带着复仇的怒火。那一仗，全团打死打伤鬼子80余人，而部队伤亡仅8人。战斗结束后，刘仁宜坐在田埂上，看着夕阳下的战场，看着战友们脸上的笑容，第一次觉得，这仗打得痛快，打得解气——这是淞沪会战以来，他打得最酣畅淋漓的一仗。
　　
　　1937年11月11日，上海沦陷。刘仁宜随58师撤往南京，奉命防守淳化镇、牛首山一带。那是南京的门户，守住了这里，才能守住南京城。
　　冬天的南京，湿冷刺骨，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生疼。部队进驻牛首山阵地时，所有人的心都凉了半截——先前筑好的钢筋水泥工事，有的被泥土掩埋，有的机枪掩体的门已经变形，锈迹斑斑，枪眼挖得太大，根本不适合隐蔽射击，反而成了敌人的靶子。军令一下，弟兄们立刻动手重修工事。时值寒冬，河水冰冷刺骨，能冻裂骨头，刘仁宜和战友们跳进齐腰深的水里，搬石头、挖战壕、修掩体，冰冷的河水冻得人浑身发抖，牙齿打颤，很多士兵因此染上了风寒，咳嗽声此起彼伏，却没有一个人叫苦，没有一个人退缩。他们知道，这是在守护身后的家园，守护千千万万的同胞。
　　1937年12月8日，南京保卫战的大幕拉开。日军的步兵在飞机和炮火的掩护下，向着牛首山阵地发起了疯狂的进攻，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在阵地上，炸得土石飞溅，树木燃烧。淳化镇方向，第51师的弟兄们也在浴血奋战，枪炮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天空中，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志愿大队的战机呼啸而过，与日军的战机展开激战，空战的轰鸣声，压过了地面的炮火声，战机划过天空，留下一道道白色的轨迹，那是用生命谱写的赞歌。
　　日军的六辆战车，轰隆隆地碾过田野，履带轧过庄稼，留下深深的沟壑，它们向着阵地冲来，像是一头头凶猛的野兽。刘仁宜和小杨躲在重修后的机枪掩体里，紧盯着战车的方向，他们知道，机枪打不穿战车的装甲，只能瞄准跟在战车后面的步兵。等日军步兵靠近掩体时，两人同时扣动扳机，哒哒哒的枪声里，二十多个鬼子应声倒地，鲜血溅在了战车的装甲上。
　　可战车的炮火，终究是太猛烈了。
　　一枚炮弹精准地落在了小杨的掩体上。
　　刘仁宜只听到一声巨响，震耳欲聋，紧接着，是木头和水泥碎裂的声音。他扭头看去，只见小杨的掩体被炮弹掀了个底朝天，钢筋和水泥块散落一地，小杨倒在瓦砾堆里，右臂被炸得血肉模糊，惨白的骨头茬露在外面，鲜血染红了他身下的泥土。“小杨！”刘仁宜嘶吼着要冲出去，声音嘶哑，一枚炮弹又在他的掩体旁炸开，弹片划破了他的左臂和臀部，剧痛袭来，像是有无数把刀子在割他的肉，他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时，已经躺在了后方医院的病床上。窗外，是灰蒙蒙的天，是呼啸的风，是南京沦陷的消息。
　　刘仁宜和小杨在医院里住了三个月。那三个月，是漫长而煎熬的。刘仁宜的伤口渐渐愈合，可小杨的右臂，却再也没能保住。出院那天，小杨拄着拐杖，右臂空荡荡的袖管在风里晃荡，他的脸上，没有了往日的笑容，只剩下无尽的落寞。他要回江山老家了，这个曾经和他并肩冲锋的老乡，这个曾经和他一起害怕、一起愤怒的少年，再也端不动那挺捷克式轻机枪了。刘仁宜看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看着他一瘸一拐地消失在路的尽头，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难受得说不出话，眼泪无声地滑落，砸在地上，碎成了无数瓣。
　　伤愈后，刘仁宜被编入了国民革命军七十五军第六师，随部队撤往湖南整编。凭着战场上的英勇表现，他被提拔为中士班长，依旧是一名机枪手。他把对战友的思念，对侵略者的愤怒，都化作了训练的动力，他要变得更强，才能守护更多的人。
　　
　　1938年4月，台儿庄的烽火燃起，举国上下，目光都聚焦在这片土地上。刘仁宜随部队星夜驰援，日夜兼程，脚底磨出了血泡，却依旧咬牙坚持。这一次，他的身上除了机枪和弹夹，还多了一把大刀——那是师长亲自配发的，是用来和鬼子拼刺刀的。刀柄上，刻着四个大字：保家卫国。
　　战斗打响时，日军的进攻如同潮水般涌来，他们的炮火猛烈，装备精良，却挡不住中国军人的决心。刘仁宜和战友们跳出战壕，挥舞着大刀，高喊着“冲啊”，向着敌群冲去。白刃战里，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刘仁宜的大刀劈中了一个鬼子的胸膛，鲜血溅了他一脸，温热的，带着腥咸的味道。他杀红了眼，耳边是战友的呐喊，是鬼子的惨叫，他忘了疼痛，忘了恐惧，只知道不停地砍杀，他要为小杨报仇，要为狮子林阵地上死去的战友报仇！
　　就在他准备冲向另一个鬼子时，一颗手榴弹却落在了离他五六米远的地方。
　　轰——
　　爆炸声响起，火光冲天，刘仁宜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一股巨大的力量把他掀翻在地，紧接着，无数的泥土和碎石砸在他的身上，把他掩埋。
　　跟他一起冲锋的五六个战友，全部倒在了血泊里，他们的大刀还握在手里，眼睛还望着冲锋的方向。
　　不知过了多久，一双有力的手把他从泥土里挖了出来。刘仁宜挣扎着睁开眼，只觉得耳朵里嗡嗡作响，什么也听不见，像是有无数只蜜蜂在叫。他的脸上全是泥土，一只耳朵里塞满了沙砾，另一只耳朵则在不停地流血，温热的血液顺着脸颊流下，滴在衣领上。他想说话，却发不出声音，只能看到战友焦急的嘴唇在动，却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稍微清醒了一些，他摸了摸身边的大刀，刀刃已经卷了口，上面还沾着鬼子的血。他咬着牙，挣扎着站起来，踉踉跄跄地向着敌群冲去，他的脚步踉跄，却无比坚定。直到日军撤退，直到胜利的号角吹响，他才瘫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这才发现，自己的耳朵，已经听不大清声音了，世界像是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花，变得模糊而遥远。
　　
　　台儿庄大捷，举国欢腾，鞭炮声震耳欲聋。可刘仁宜所在的团，活着的人只剩下了两个连。曾经浩浩荡荡的队伍，如今只剩下寥寥数十人。部队被打散了，他被整编到了国民革命军第九师，依旧是中士班长。之后，他随部队转战湖北，在一次遭遇战中，腿部中弹，血流不止，再次被送往后方医院。
　　这一次，他住了一年零三个月的院。医院里，到处都是伤员，到处都是呻吟声，他看着那些缺胳膊少腿的战友，心里五味杂陈。他的腿伤渐渐愈合，却留下了病根，走路一瘸一拐，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冲锋陷阵了。
　　出院时，抗战还在继续，烽火还在燃烧。刘仁宜被分配到第九师补充团，在湖南泸溪看守军需库。虽然不能上战场杀敌，但他依旧尽职尽责，把每一颗子弹、每一袋粮食都看得比生命还重要，那是前线战友的希望，是保家卫国的物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天，泸溪的街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们欢呼雀跃，相拥而泣。刘仁宜站在军需库的门口，听着远处的欢呼声，看着飘扬的国旗，突然就哭了。他想起了狮子林阵地上倒下的战友，想起了失去右臂的小杨，想起了那些再也没能回家的弟兄，想起了这些年的浴血奋战。他摸了摸自己的右臂、左臂、臀部，还有那只听不清声音的耳朵，这些伤疤，都是烽火岁月刻在他身上的印记，是他保家卫国的勋章。
　　抗战胜利后，刘仁宜脱下了军装，回到了浙江江山。他重操旧业，拿起了刨子和锯子，做回了木匠。他在老家盖了一间小木屋，娶了一个贤惠的妻子，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日子过得平淡而安稳。他很少提起战场上的事，只在夜深人静时，会摩挲着那枚褪色的军功章，想起那些逝去的弟兄，想起那段抛却恐惧、浴血奋战的岁月。
　　2013年11月，95岁的刘仁宜走完了他的一生。弥留之际，他拉着儿孙的手，浑浊的眼睛里闪着光，他喃喃着，声音微弱却坚定：“别忘……别忘那些仗……别忘那些人……别忘……咱们是中国人……”
　　
　　赵倩的讲述，渐渐低了下去，她的眼眶泛红，声音带着一丝哽咽。会客室里一片寂静，只有窗外的风声，在轻轻呜咽，像是在诉说着那段尘封的往事。我合上书稿，指尖有些发颤，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填满了，沉甸甸的，却又无比滚烫。
　　我想起外公李明生前常说的那句话：“抗战的胜利，是无数人用命换来的。”刘仁宜曾是个害怕炮火的少年，却在战友的鲜血里抛却了恐惧，扛起了保家卫国的重担。他不是什么名垂青史的英雄，只是千千万万抗战老兵中的一个，可正是这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挡住了侵略者的铁蹄，守护了我们的家园。
　　
　　(二)
　　
　　2025年的3月，北方的风还裹着几分料峭的寒意，我坐在保安抗战研究室会客室的木桌前，对面是年过半百的研究员顾洪武。他鬓角染霜，眼神清亮，缓缓将一段属于东北军老兵李长宽的烽火往事，铺展在我眼前。
　　
　　李长宽，1921年1月出生在辽宁沈阳城郊的一个普通农家。辽河的春水滋养过他的童年，田埂上的蒲公英开了又谢，巷口的冰糖葫芦串儿裹着晶莹的糖衣，冬日里烟囱冒出的袅袅炊烟，混着炕头大碴粥的香气，都是刻在他记忆里最温暖的底色。可这份安稳，在1931年那个秋风萧瑟的日子，被彻底撕碎了。
　　“九一八”事变的炮声，像一记重锤，砸碎了东北的宁静。日军的铁甲列车碾过沈阳的铁轨，坦克的履带轧过庄稼地，烧杀抢掠的喧嚣，盖过了乡亲们的哭喊声。李长宽躲在柴草垛里，眼睁睁看着日军的刺刀挑破自家的窗户纸，看着父亲藏在炕洞里的几袋粮食被抢走，看着隔壁王大爷因为护着自家的耕牛，被鬼子一枪托砸倒在地。短短四个多月，白山黑水间的东北全境沦陷，昔日的家园变成了人间炼狱。为了活命，李长宽跟着父母，揣着几个冻硬的窝头，踏上了颠沛流离的逃亡路。他们一路向南，躲着日军的岗哨，避着呼啸的子弹，饿了啃一口树皮，渴了喝一口路边的雪水，脚下的路，是用血泪铺就的泥泞。
　　1935年2月，辗转千里来到北平的李长宽，在同乡的引荐下，成了北平陆军医院的一名学徒。他的日常，是清洗器械、熬煮汤药，而他的特殊任务，是照顾一位名叫冯基平的病人——这位被关押在医院特护病房的中共党员，尽管手脚戴着沉重的镣铐，脊背却挺得笔直，眼神里透着一股不屈的光芒。
　　那段日子，李长宽每天都会推着一辆吱呀作响的小车，给冯基平送去饭菜和换药的纱布。冯基平从不抱怨牢狱的阴冷潮湿，反而常常趁着看守不注意，拉着他的手，讲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传奇，讲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大义。“小鬼子的刺刀再锋利，也砍不断中国人的骨头！只要我们拧成一股绳，就一定能把他们赶出中国去！”冯基平的声音，像一束穿透黑暗的光，照亮了李长宽心中的迷茫。他不再只是那个满心悲愤的少年，心里那团名为“抗争”的火焰，被越烧越旺。在冯基平的指引下，李长宽开始悄悄帮着传递抗日传单，在医院门口的槐树下站岗放哨，警惕着特务的眼线。每一次任务，都像是在刀尖上行走，可他的脚步，却越来越坚定。
　　也是在这一年，经冯基平介绍，李长宽庄严地加入了抗日先锋队。站在一面鲜红的队旗下，他握紧拳头，字字铿锵地宣誓：“誓死抗日，光复河山，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国耻刻在骨头上，抗争的决心，早已融进了他的血脉。
　　
　　1935年12月9日，北平的街头，涌动着一股炽热的洪流。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作为抗日先锋队队长的李长宽，扛着一面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旗帜，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他的身后，是数千名热血沸腾的爱国学生和市民，他们举着标语牌，高呼着口号，迎着军警冰冷的水龙和明晃晃的棍棒，奋勇向前。
　　队伍行至新华门前，荷枪实弹的军警排成一道人墙，厉声呵斥：“不许过！再往前就开枪了！”冰冷的枪口，对准了手无寸铁的人群。李长宽攥紧了旗杆，指节泛白，回头望了一眼身后一张张愤怒而坚毅的脸，又看向站在队伍最前方的东北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宋黎。宋黎振臂高呼，声音穿透嘈杂的人群：“同学们！同胞们！我们是为了救国！怕死的，就退回去！”
　　“不退！”李长宽嘶吼着，声音沙哑却充满力量。他和身边的同学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像一道坚不可摧的堤坝，冲破了军警的阻拦。“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祖国自由而奋斗！”的口号，响彻云霄，震得北平的城墙都在微微颤抖。那一刻，李长宽真切地感受到，什么是同仇敌忾，什么是众志成城。
　　1936年初，东北军647团移防到河北省徐水县。组织上交给李长宽一个艰巨的新任务：潜入部队，秘密组建“青少年抗日先锋队”。这是一项刀尖上的工作，部队里鱼龙混杂，特务密布，稍有不慎，就会暴露身份，招来杀身之祸。可李长宽没有丝毫犹豫，他换上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背着一个简单的行囊，毅然走进了647团的军营。
　　在部队里，李长宽既是一名刻苦训练的普通士兵，也是一名默默耕耘的秘密组织者。训练间隙，他会悄悄找那些东北籍的士兵唠嗑，讲家乡的沦陷之痛，讲抗日队伍的捷报，讲收复失地的希望。他发现，很多士兵都和他一样，心里憋着一股对鬼子的恨，对家国的念。靠着这份真诚与勇气，短短一年多的时间，李长宽就在团里发展了数十名抗日先锋队队员。他们秘密传阅抗日刊物，交流游击作战的经验，在军营的角落里，埋下了一颗颗反抗的火种。
　　
　　1937年“七七”事变的枪声，划破了卢沟桥的宁静，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李长宽跟随吕正操率领的东北军691团，从石家庄星夜驰援冀中前线。部队进驻固安、安次、永清一带，沿着永定河大堤，抢筑防御工事。铁锹挖破了手掌，鲜血染红了锹柄，汗水浸透了军装，可没有一个人喊累叫苦。李长宽被任命为三营重机枪连排长，他抚摸着那挺沉甸甸的马克沁重机枪，冰冷的枪身，在他手里却透着一股滚烫的温度。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守住永定河，守住华北的门户，绝不让鬼子再往前一步！
　　1937年9月15日的正午，太阳毒辣辣地炙烤着大地，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焦灼的气息。突然，一阵刺耳的轰鸣声从远处传来——日军第6师团的一万多兵力，在20多架飞机和近百门大炮的掩护下，向着永定河防线发起了疯狂的进攻。
　　炮弹像雨点般砸在阵地上，炸起的泥土和石块，铺天盖地地砸下来。飞机低空掠过，机枪扫射的子弹，打得战壕边缘的泥土簌簌掉落。团长吕正操的声音，透过电话筒，坚定而有力地传来：“誓死坚守阵地，不得后撤一步！身后就是华北的父老乡亲，我们退无可退！”
　　李长宽趴在重机枪后面，紧盯着前方弥漫的硝烟。他的手指扣在扳机上，掌心全是汗水。日军的步兵，穿着黄色的军装，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像一群蝗虫，嚎叫着向阵地冲来。“打！”李长宽一声令下，重机枪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怒吼。滚烫的子弹带着呼啸声，射向敌群，冲在最前面的鬼子，应声倒地，鲜血染红了干涸的土地。
　　战斗整整持续了一天一夜。炮火声震得人耳膜生疼，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三营营长刘裕勤，身中数弹，依旧挥舞着大刀，高喊着“杀鬼子”，最后倒在了血泊里；副营长王德平，为了掩护战友转移重机枪，被炮弹炸断了双腿，牺牲时，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枚手榴弹；连长王宽民，抱着一捆炸药包，毅然冲向日军的坦克，与敌人同归于尽，爆炸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
　　看着熟悉的面孔一个个消失，李长宽的眼睛红得像要滴血。他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疲惫，甚至忘记了自己胳膊上被弹片划伤的伤口。鲜血浸透了他的军装，火辣辣地疼，可他的手指，依旧死死地扣着扳机。这一仗，他们以血肉之躯，挡住了日军的疯狂进攻，毙敌17人，牢牢守住了阵地。
　　
　　1937年9月20日，束鹿东遭遇战，来得猝不及防。当时，李长宽正带着一个班的士兵，在公路旁的树林里休整。战士们刚啃了几口干粮，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日军的一个骑兵小队，50余人，耀武扬威地从公路上经过，马背上的鬼子，扛着太阳旗，嘴里还哼着刺耳的军歌。
　　“准备战斗！”李长宽压低声音，厉声下令。战士们迅速架起重机枪，枪口对准了毫无防备的敌人。等骑兵小队进入射程，李长宽猛地扣动扳机。重机枪的子弹，像一条条火舌，射向战马和鬼子。战马嘶鸣着倒下，鬼子摔在地上，还没来得及爬起来，就被密集的子弹击中。激战20分钟，枪声渐渐平息。李长宽和战友们打扫战场，毙敌3名，伤敌数十名，还缴获了2匹战马和3支步枪。残余的日军，吓得魂飞魄散，丢下同伴的尸体，向着石家庄的方向仓皇逃窜。
　　1937年10月11日，李长宽随部队埋伏在梅花镇。彼时的日军，气焰嚣张到了极点，他们追着国民党军队的尾巴，一路烧杀抢掠，根本没把这支装备简陋的东北军放在眼里。691团的两个营，悄悄埋伏在镇子周围的高粱地里，一人多高的高粱秆，成了天然的掩护。战士们屏住呼吸，手指扣在扳机上，等待着最佳的出击时机。
　　等到日军的先头部队大摇大摆地进入埋伏圈，距离不过400米时，吕正操团长一声令下：“打！”迫击炮率先开火，炮弹拖着长长的尾焰，精准地落在敌群里，炸得鬼子人仰马翻，鬼哭狼嚎。李长宽的重机枪，再次发出了怒吼。子弹像长了眼睛，射向那些举着太阳旗的鬼子。战士们跃出高粱地，端着刺刀，冲向惊慌失措的敌人。喊杀声、枪炮声、鬼子的惨叫声，响彻了梅花镇的上空。
　　
　　这一仗，打得酣畅淋漓。近800个鬼子，被消灭在梅花镇的土地上。而部队的伤亡，仅有20几人。战斗结束后，梅花镇的乡亲们，像是过年一样热闹。他们提着滚烫的热水，端着刚出锅的馒头和咸菜，争先恐后地送到战士们的手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大娘，拉着李长宽的手，眼眶湿润：“你们是咱们的救命恩人啊！要不是你们，俺们这镇子，早就被鬼子踏平了！”
　　可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侦察兵匆匆来报，日军的大股援军，正火速赶来。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吕正操果断下令：部队立刻撤离北上，并通知镇民，马上转移！
　　战士们挨家挨户地敲门，扯着嗓子催促乡亲们收拾东西。可还是有一些老人，舍不得家里的坛坛罐罐，舍不得耕耘了一辈子的土地，迟迟不肯离开。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耽搁，竟酿成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日军援军赶到后，发现先头部队全军覆没，恼羞成怒，对梅花镇展开了疯狂的报复。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手无寸铁的百姓，倒在了血泊之中。熊熊烈火，烧红了梅花镇的天空。
　　当李长宽和战友们得知梅花镇大屠杀的消息时，所有人都哭了。他们攥紧了拳头，指甲嵌进肉里，泪水混合着血水，在脸上流淌。“此仇不报，誓不为人！”李长宽咬着牙，一字一句地说。从那以后，他的枪法越发精准，作战越发勇猛，每一颗射出的子弹，都带着对鬼子的刻骨仇恨。
　　此后的日子里，李长宽和战友们转战冀中平原，参加了一次又一次的战斗。冀中反“扫荡”破围战中，他带着战士们在地道里与鬼子周旋，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掌上村战斗里，他冒着炮火，炸毁了鬼子的弹药库。他的身上，添了一道又一道伤疤，可他的眼神，却越来越坚毅。
　　
　　时间的指针，拨到了1938年7月的一天深夜。夜色如墨，伸手不见五指。日军的大部队，将他们围困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敌人的探照灯，像鬼火一样在村子上空盘旋，枪声和喊杀声，此起彼伏。为了突出重围，李长宽带领着连队，趁着夜色，悄悄摸向村外的一条狭窄胡同。
　　胡同幽深而寂静，只有零星的月光，透过墙头的杂草，洒下几缕微弱的光。李长宽走在最前面，手里握着一把沉甸甸的驳壳枪——这是他在一次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枪身被磨得锃亮，握在手里格外踏实。他的脚步很轻，像猫一样，生怕惊动了敌人。身后的战士们，也都屏住了呼吸，只有鞋底摩擦石板路的细微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
　　突然，一个黑影从胡同的拐角处猛地冲了出来。
　　两人几乎是迎面撞到了一起，鼻尖对着鼻尖。
　　李长宽的瞳孔骤然收缩。那是一个日本兵，脸上带着狰狞的笑容，嘴里叽里呱啦地喊着听不懂的话，手里的三八式步枪，已经明晃晃地刺了过来，冰冷的刺刀，离他的胸膛只有寸许之遥。
　　电光火石之间，李长宽没有丝毫慌乱。他猛地侧身，险之又险地躲过了刺刀，同时手腕一翻，迅速拔出腰间的驳壳枪，对准日本兵的胸口，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砰！”
　　枪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响亮，震得胡同的墙壁嗡嗡作响。
　　日本兵的身体猛地晃了晃，眼睛瞪得大大的，像是不敢相信自己会倒下。他手里的步枪“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整个人重重地摔在冰冷的石板路上，鲜血从胸口的弹孔里汩汩涌出，很快染红了身下的地面。
　　几乎是同时，胡同口传来了鬼子的喊叫声。七八个日军，举着枪，端着刺刀，骂骂咧咧地向着这边冲了过来。“开火！”李长宽怒吼着，驳壳枪再次吐出火舌。战士们也纷纷举起枪，子弹像雨点一样射向敌人。鬼子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纷纷倒地。趁着这个间隙，李长宽大喊一声：“快撤！”战士们迅速冲出胡同，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跑出去很远，队伍才在一片树林里停下脚步。战士们靠在树干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汗水和泥土，糊满了每个人的脸。就在这时，一名年轻的战士突然指着李长宽的腿，惊讶地喊道：“排长！你的腿流血了！”
　　李长宽低头一看，只见左腿的棉裤，已经被鲜血染红了一大片，暗红色的血渍，还在不断地扩大。他伸手摸了摸，指尖传来一阵温热的黏腻感，还有一丝隐隐的刺痛。他这才想起，刚才和日本兵相撞时，对方的刺刀还是划破了他的腿。他咧嘴一笑，满不在乎地拍了拍腿，对战士们说：“嗨，我说怎么这么热乎，原来是被鬼子刺了一刀。不碍事，小伤而已！”
　　
　　夜风拂过树林，带着一丝凉意。可李长宽的心里，却燃着一团火。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驳壳枪，枪身上还残留着淡淡的硝烟味，又望了望漆黑的夜空，心里默念着：小鬼子，这笔账，我们迟早要算清楚！
　　抗战胜利后，李长宽没有停下脚步。他又义无反顾地参加了解放战争，跟着部队南征北战，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汗马功劳。
　　新中国成立后，李长宽先后担任军分区参谋长、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研究员、西藏拉萨军分区副司令员、河北省沧州军分区副司令员等职。无论身处哪个岗位，他都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在西藏工作的那些年，他顶着高原反应，走遍了边防哨所，和战士们同吃同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守护着祖国的边疆。
　　1981年，李长宽离休了。他没有选择安逸地享受晚年，而是拿起了笔，在昏黄的台灯下，一字一句地整理自己的战斗经历。一本薄薄的《战斗日记要录》，凝聚了他数年的心血。从1937年7月7日下午部队突然停止训练、进入警戒状态，到1945年抗战胜利，110个战斗记录，多则两三百字，少则十几个字，有的甚至只标注了时间和战斗名称。那些没有写下来的背景、规模和经过，都藏在他的记忆里，藏在那些深浅不一的伤疤里。后来有人查证，很多战斗，在官方史料里都没有记载，是鲜为人知的热血往事。
　　李长宽的一生，参加了大小战役战斗300多次。晚年的他，记忆力渐渐衰退，很多人和事都记不清了，可抗战时期的那100多次战斗，却记得清清楚楚。他常常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看着天上的流云，拉着儿孙们的手，一遍又一遍地讲那些烽火岁月。“抗战从没有‘和棋’，每一场仗，都是要拼个你死我活的。”他的声音沙哑，却格外有力，“打江山真的不容易啊，你们一定要把人民的江山守好，建好啊！”
　　
　　2020年，99岁的李长宽，依旧能清晰地回忆起战斗的细节。他会指着老照片上的战友，准确地叫出他们的名字；会哼起当年的抗日歌谣，旋律铿锵，让人热血沸腾。
　　2021年3月4日，北京卫戍区离休老干部、原河北省沧州军分区顾问李长宽同志（按副军职待遇），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他走了，带着一身的伤疤，带着一生的荣光，把那段烽火岁月，永远留在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