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开春到麦子泛黄的这段日子，不仅是庄稼拔节生长的时节，也是四里八乡庙会接连开办的时候。
　　那时的农村，不像如今店铺林立、超市遍地。村里仅有的供销社，只供应油盐酱醋、茶叶、饼干和种子化肥这些日常必需品。若想添件衣裳、买双鞋袜，或是置办些像样的农具家什，就非得跑一趟镇子或县城不可。
　　可大多数村子离县城远，路也不好走，进城赶集并非易事。更何况，县城和镇上的集市也不是天天都开，有的逢单日，有的赶双日，还有的只逢“三、六、九”才热闹起来。一来二去，出门买东西就成了件费心费力的事。
　　因此，每年春天的庙会，对乡亲们来说，就是一场不用远行也能痛快采买的盛会。庙会上什么都有的卖：从零嘴玩具、衣裳鞋帽，到锄头犁耙、猪崽羊羔，应有尽有。除了买卖，还有各种卖饸饹的、打烧饼的、炸油条的、卖炒饼的......让你吃个饱。更有唱戏的、杂耍的、演马戏的，锣鼓一响，热闹就从早到晚不停歇。
　　我爹虽没正经上过几天学，认不得几个字，可记性却出奇地好。方圆百十里内，哪个县、哪个镇、哪个村，哪一天有庙会，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从不出错。赶集、赶庙赚了不少钱，我爹的驴车也早已升级换代成了柴油三轮车。
　　因此，春天就成了我家最忙的时节。一边是地里拔节的麦子等着照料，一边是接连不断的庙会要去赶场。赶集卖货的主力自然是我爹，而地里的活计，就全落在我娘肩上。至于我，那时候是没有选择的——要么跟着我娘下地，在田地里跟她一起她弯腰劳作；要么坐上我爹的三轮车，一路颠簸着去赶那熙熙攘攘的庙会。
　　不知为什么，我那时候格外排斥跟着爹去赶集、赶庙会。不是嫌累，也不是怕远，而是心里拧着一个结——我见不得我爹站在摊子前，满脸堆着笑，一遍遍招呼路过的行人，更听不得他语气里那几分小心翼翼的恳求，劝人家“再加一两块钱吧”。那时我觉得，这副模样实在丢人；远不如那些背着手在摊前挑拣、神情里带着几分优越感的买主来得体面。
　　所以我总想躲，更愿意跟我娘去地里干活。哪怕日头再毒，弯腰再累，心里也是坦然的。可偏偏，我大多时候都不能如愿——集上的摊子一个人根本看不过来，至少得两人张罗；遇上大庙会，三四个人都手忙脚乱，还得喊上表哥表姐、姨哥姨姐来帮忙。于是那一两年间，我几乎每次都被安排跟着爹出门卖货。
　　说来也是奇怪，我爹平时那么木讷话少的一个人，一站到摊前，就像换了个人一样。语气活络了，表情也生动起来，滔滔不绝、绘声绘色这些词用在那时的他身上，一点都不过分。而我总是一个人缩在摊子旁边远远的角落，仿佛那样就能和我爹那一声声吆喝划清界限。为这个，爹骂过我好几回。后来我勉强挪了几步，不情不愿地挨着摊子边站定，可人就像根木头似的，直挺挺地杵在那儿，像一个摆件，不声不响。
　　有人凑近问我价钱，我也不答话，只扭过头，用眼神示意他们去问爹。我不愿开口，不愿让别人把我跟这个“卑微”的卖货小摊扯上关系。我就那样静静地站着、看着，假装自己跟这个摊位毫无关系。尽管我的身体，早已被牢牢钉在了那个我拼命想逃离的摊位旁边。
　　曾经有段时间，为了逃避跟爹去赶集赶庙，我甚至在心底悄悄编织了一个又一个借口——
　　我想说，我一坐上那摇摇晃晃的三轮车就头晕恶心，胃里翻江倒海般难受；
　　我想说，我一站到人声鼎沸的集市上，就脑袋嗡嗡作响，双耳轰鸣，像有千百只蜂在耳边飞；
　　我甚至想编造，说上次赶集时有个陌生男人一直盯着我看，像是人贩子，想把我骗走……
　　这些念头在我心里翻来覆去，演练了无数遍。好几次，我已经走到娘身边，话都涌到了舌尖，喉咙发紧，却终究还是咽了回去。我看着娘忙碌的背影，那些精心编织的谎话，终究没忍心说出口。
　　于是，我仍旧只能跟着爹，一次次踏上赶集赶庙的路。三轮车上柴油机的“嗡嗡“声，载着我无人知晓的挣扎，和那些最终沉寂在心底的、不曾说出的借口。
　　整整一个春天，我跟着父亲，不仅走遍了方圆百里内凡有庙会的村镇，也去过了附近的好几个县城。
　　每天清晨，我就坐在这辆被货物淹没的三轮车最顶端，车上装了高、宽都远超它本体的货品——底层是水桶、簸箕和板刷，中间卡着敦实的簸箩，顶上则交错架起近两米长的大扫帚。它们不是被压实，而是一样摞在另一样上，见缝插针地垒起来，最后用几道绳子看似牢靠实则潦草的捆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刚困住的绳子确实看着挺结实，但是在路上颠簸的时候，绳子就会变得越来越松散。而我，就坐在那离地将近三米高的“山尖”上，唯一能抓住的，只有那几根并不可靠的绳子。
　　一路上，我胆战心惊。每一次颠簸，货物就跟着摇晃，我清楚听见身下的货物在“嘎吱”作响，绳子在摩擦中渐渐松动。我紧紧攥着绳结，手心渗汗，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千万别在半路散架，也别把我甩出去。如果你也曾坐在这样一座移动的“货山”上，你一定会懂——那不是童年的冒险，而是真实的恐惧。我的脑子只里有“不要摔下去”这一个念头。那种悬在高处、无处抓握的恐慌，至今仍会潜入我的梦里。直到现在，我还常常做同一个噩梦：我在一个不断晃动的危险高处，想抓住什么，却什么也抓不住。
　　没曾想，这份担忧竟在某天晚上成了真。
　　那天赶集回来，天色刚蒙蒙黑，三轮车已行到村口。就在我以为终于要安全到达家时，车身猛地一歪——不是货散了，也不是我被甩出去，而是整辆车侧翻进了路旁的麦地。麦地比路面低一截，爹大概是把车子开的太靠边，没判断准位置。
　　一瞬间天旋地转，我被甩出去脸朝下摔在地上，嘴唇一阵锐痛，脑子却异常清醒。很快有村民经过，看见翻倒的车和趴在地上的我，急忙把我拉起来。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哭着喊出的第一句话是：“我爹还在车里！”——那一刻，我是真怕他出了什么事。
　　人们手忙脚乱地去查看爹的情况，把车子扶正。幸好，他没事。一位乡亲拉着我去村卫生室，这时我才感觉嘴唇疼得发麻，伸手轻轻一摸，触到皮肉外翻的伤口，再看满手是血，顿时吓坏了。
　　我一个劲儿地追问医生：“我下嘴唇是不是破了个洞？”甚至担心以后吃饭会漏出来——现在回想，真佩服自己在那样的时刻还能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医生为了安慰我，轻描淡写地说：“没事，就擦破点皮，吃饭漏不了。”他给我擦了药，配了些消炎药。正因为他的轻描淡写，我也一直没把这伤口当回事。
　　直到多年后的某天，我仔细端详才发现，那道伤痕其实不浅——约莫黄豆大小，留下一个清晰的杏仁状凹陷。现在想来，那时的医生真是艺高人胆大；若是放在今天，这样的伤口怕是要缝上好几针，再挂上好几天点滴了。
　　现在想来，关于跟着父亲出去赶集赶庙、做各种生意这件事情，那时的我其实是矛盾的。一方面，小孩子的天性让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我想跟着去，想去看看不同的村庄、庙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与事；可另一方面，我又打心底抗拒，尤其当他逼我开口吆喝时，我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把自己藏进谁也看不见的角落。
　　就在这种“想去又怕去”的拉扯里，我磕磕绊绊地跟着爹做了两年的生意。
　　这两年里，我经历过在庙会上被人用一张五十元假钞买走货物的委屈——那张纸币摸在手里滑溜溜的，边角整齐得过分。可等我把钱给我爹，他发现不对劲时，那人早已消失在人群里，为此我曾内疚了很多天。那段时间，跟我爹赶集赶庙会也不再闹脾气。我也曾豪掷五块钱，在一个卖小物件的摊子前驻足良久，买下了那根造型别致的铜项链。那吊坠是个精致的鼓鼓桃心小盒，一侧带着小巧的转轴，能用指甲轻轻推开，里面空荡荡的，正好装得下少女的心事。盒面上还刻着一支箭穿过两颗心的图案，在一九九五年的乡下，这样的物件足以让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心跳加速。爹随手塞给我五块钱作午饭钱时，绝不会想到我会这样花掉。这在那时的乡下，应该算非常阔绰的举动了吧。
　　在那段看似自由的日子里，我虽从不缺零花钱，却早早尝到了人情与生计交织的复杂滋味，初次窥见了世间暗处的险恶与人心的复杂。
　　那根铜项链，我其实从来也没戴过，只常常在无人时打开那个桃心小盒，对着刻痕轻轻摩挲，暗自赞叹它的精巧；而那张买走我货物的五十元假钞，则被我塞进一个纸折的钱包里，藏在抽屉最深处——不愿碰触，更不愿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