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世间烟火 第二十章

　　一九九四年正月十七，是全县中小学开学的日子。那些骑着自行车、背着书包汇成的人流里，再也没有了我的身影。
　　十四岁的我，正式辍学在家了。
　　刚开始那段日子，心里是从未有过的轻松，甚至可以说，带着一点悄悄的欢喜。我终于离开了那个让人透不过气的环境，再不用面对那些刺耳的话和扎人的眼光。
　　可正月一过，风就软了。地里的冰悄悄化开，麦苗一寸一寸地返青。爹娘开始忙起来，一天比一天更早出门，更晚回来。浇水、施肥、拔草、整地……田里的活儿一件赶着一件。弟弟也上学去了，家里从此便空了下来，只剩下我一个人，从早晨到天黑，守着这几间安静得过分的屋子。
　　我不得不承认，在那些独处的寂静里，确实有几次，我动过回去上学的念头。毕竟，我离开学校，从来不是因为讨厌学习。恰恰相反——在我心底，我依然深深地、固执地爱着那些书本与知识。我的意识，甚至始终停留在那个被老师偏爱、被同学仰望的“好学生”角色里，迟迟不愿醒来。
　　说实话，当离开校园最初的那份松弛感慢慢褪去，当每天在家把电视节目看到想吐，当日复一日地面对同样的墙壁与院落，我的确犹豫过，挣扎过，也认真地问过自己：要不要回头？
　　记得在家待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娘也曾认真问我：“真的不上了吗？你要是想上，我去找校长说，让你接着上。谁欺负你，咱们告诉老师，让老师管。”
　　要说我完全没有动心，那是假的。
　　可最终，对再次被欺负的恐惧，还是压过了心底对读书的渴望。更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面子”，我既然已经豪言壮语地昭告天下“我不上学了”，如今再灰溜溜地回去，岂不是颜面尽失？本来在学校就受尽嘲笑，若再被人拿“辍学又返校”这件事来讥讽，岂不更是自取其辱？
　　就这样，我那有限又固执的认知，亲手断了自己的回头路。
　　爹娘终日忙碌，能再问我那一句，已属不易。从那以后，家里再没人提过我上学的事。而我无所事事的日子，也正式宣告结束。既然不读书了，那就开始干活吧。
　　于是，我开始或整天跟着爹娘下地干农活，或跟着我爹去集市看摊，或随着父亲，走街串巷做各种小买卖。
　　春天的麦子长得飞快，拔节的时候，仿佛一夜之间就能蹿高一截。那时还没有除草剂，地里的杂草全靠一双手去拔。我家的地在离房子大概两公里外的地方。每天吃过早饭，我就和娘一人背一个筐往地里走，有时也会拉上板车。娘不会骑自行车，我虽然会，但骑那二八大杠也实在吃力，大多时候我们就这么走着去。我俩腿都不长，走得也不快，保守估计也得走半个多小时。要是慢些，磨蹭个把钟头也是常事。到了地里，拔上两个多小时的草，就该赶回家做午饭了。吃完歇会儿，下午再去，傍晚又得回来张罗晚饭。那时候的人，一天天的，就像长在了地里。
　　可也正是因为这份“慢”，让我对田间小路边的每一处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我知道哪段路旁的打碗碗花开得最好看，粉的、白的，沾着晨露；我知道谁家菜地里的葱长得最高、最挺；我也记得哪处田埂上的黄花菜，就快要吐出第一朵花苞。
　　拔草这活儿，对我来说竟意外地充满成就感。每天清晨刚到地头，娘总会指着田垄说：“今天上午拔到那棵杨树底下，咱就回家。”而我总会信心满满地拍胸脯保证：“肯定没问题！”暗地里还憋着股劲儿，非要赶在娘前头拔完不可。可结果总是如出一辙——不仅没能超前，反倒被娘落下好大一截。最后总要她从她那个位置跟我相对的拔回来，接济我一大段距离，我们才能一起收工。但这丝毫不影响我第二天继续夸下海口，继续暗暗较劲。
　　我家一共有八亩多地。记忆里，要把所有麦田的草拔完一遍，大概需要十天左右。拔完草歇上几天，就该给小麦浇水了。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农活之一。看着渠水像条乖巧的小溪，汩汩地流进每一畦田里，水面悠悠地上涨，在即将漫出田埂的刹那，及时用铁锹铲土改道，让水流乖乖转向下一畦——周而复始，整片麦田便在眼前渐渐喝饱了水。那种满足，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土地从干渴到湿润，麦苗从耷拉到挺立，每一个变化都清晰地写在田野上。
　　说实话，我非但不讨厌干农活，反倒打心眼里喜欢往地里跑。
　　你想象一下——走在窄窄的田埂上，眼前是望不到边的碧绿麦苗。风一来，整片田野就活了，层层绿浪从脚下一直涌到天边。清晨的露珠还挂在叶尖上，阳光一照，碎银似的闪闪烁烁。深吸一口气，满鼻子都是麦苗特有的清甜。
　　这也是为什么在四季的田野里，我独爱春天。春天的田野太敞亮了，所有的生机都摊开在你眼前，一览无余。不像夏天麦收时的金黄，晒得人发晕；也不像秋天的玉米地，长得比人还高，把视野遮得严严实实；更不像冬天，要么一片冷硬，要么满目苍茫，总透着股寒意。
　　春天的田野有碧绿的麦苗打底，各色野花星星点点缀在其间，空气里飘着草叶的清香。人往地里一站，浑身的毛孔都张开了，大自然那股子蓬勃的生命力，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把你包裹、浸润。说实在的，后来我能慢慢走出那段校园阴霾，很大程度上就是被这日复一日的田野疗愈的——特别是整个春天都泡在这片绿色里。
　　等到了农历四月份，麦子开始灌浆，再过个个把月也就成熟了。这时候得抓紧在麦垄之间见缝插针地种下玉米种子，这活儿可不轻松。我们要把玉米种子装在一个两头系绳的布口袋里，拴在腰上，一边顺着麦垄走，一边弯腰往土里点种。得一直弯着腰，低着头，麦芒像小刀子似的，总往胳膊上、脸上划。一道两道不显，可架不住一天下来成百上千次。要是防虫害，还得给种子拌上农药。那时也不懂什么防护，不戴手套更不会带口罩，就那么徒手抓着拌了药的种子，农药味呛得人头晕，一闻就是一整天；手也会变得干裂脱皮，要很多天才能缓过来。
　　不过这个季节也有乐趣——种菜就是件让人开心的事。
　　像西红柿、黄瓜、茄子、辣椒、豆角这些，都是买来秧苗，一株株栽到整好的菜畦里；土豆要把块茎切开来种；丝瓜、小葱、韭菜、香菜这些，就直接撒种子。看着黄瓜藤一天天爬满架，西红柿苗蹿得老高，开出第一朵小黄花，结出第一个青涩的果子——那种带着期待的喜悦，只有亲手种过的人才能体会。
　　当然，伺弄这些蔬菜也不总是诗情画意。比如西红柿和茄子长到一定高度，就得“掐尖”——把主干最顶端的嫩芽掐掉，我娘说这样才能“憋”出更多果子来。可这么一“憋”，主干和枝杈交接的地方又会冒出好多“杂枝”，这些也得及时掐掉。印象中得反反复复掐好几轮，这些杂枝就跟地里的野草似的，掐一茬，长一茬，没完没了。
　　转眼间，麦子就黄了。
　　麦收也就那么十天半月的事，全看老天爷赏不赏脸。要是连着几个大晴天，就能顺顺当当地把麦子割完、脱粒、晒干、入仓；要是遇上几天阴雨，那就麻烦了。所以农人们都叫它“抢收”——直到今天，还有“双抢”的说法——抢收抢种，收完麦子，紧跟着就要种下玉米。
　　这时候，村里不管大人小孩，整个村庄都跟着忙碌起来。第一件要紧事，便是整出一片打麦场。每家都会在自家的麦田地地头，拔掉一片已熟透的麦子，清出一块方形的空地。接着，便牵来骡子或马，套上那沉甸甸的青石碾子。在人们的吆喝声中，牲口拉着石碾子一圈又一圈、不紧不慢地转着，反复碾压着那片土地。直到那片泥地被碾得瓷实、平整，光溜溜地泛着灰白的光，一个像样的“打麦场”才算成了。
　　打麦场一备好，真正的抢收便开始了。天才蒙蒙亮，大人们便扛着磨得锃亮的镰刀出门了。他们弯下腰，一手揽过一把麦子，一手挥动镰刀，只听得“唰啦”一声，金黄的麦秆便应声倒下。汗水浸透的衣衫，谁也顾不上歇息，只是偶尔直起腰，捶捶后背，望一眼身后一排排整齐躺倒的麦捆，又继续俯身融入那片无边的金色里。
　　辍学之前，我也常跟着爹娘下地，但干的都是些零碎活：捡拾掉落的麦穗、清扫麦场、撑开装粮的蛇皮袋口……从未真正参与过完整的麦收。可辍学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仿佛一夜之间，我就从孩子变成了大人——家里地里的活儿，我都得干，也都必须能干。
　　我娘递给我一把镰刀，手把手地教我：怎么用胳膊把麦秆拢到腋下，怎么下刀去割，怎么用两绺麦秆打结捆成一捆，又怎么把一捆捆麦子码得整齐不塌。那镰刀刃闪着寒光，我起初连握镰刀的勇气都没有，总感觉手放上去就会碰到那锋利的刀刃。好不容易能握紧镰刀了，也只能一点一点试探着割。从生硬笨拙，到能熟练地挥动，我也成了烈日下挥汗如雨的一员。干硬的麦芒在脸上、胳膊上划出无数道细小的血痕，火辣辣地疼。可当我直起腰，看向四周——前后左右都是弯腰割麦、捆麦、抱麦的人影，在炙热的空气里有节奏地晃动着。那一刻，我心里竟涌起一股莫名的自豪。
　　好像这地里，再也没有我干不了的活儿。
　　好像我真的和他们一样，是个能扛事的大人了。
　　我们家没有自己的打麦机，得借别人家的用。麦收时节，家家都抢时间，机器昼夜不停。我家正好排到晚上。
　　拉电线、架灯泡，再请来舅舅、舅妈和表哥表姐帮忙，一场夜战就开始了。
　　与白天的炎热喧嚣不同，初夏的夜风吹着，反倒比白天干活舒服些。只记得那台打麦机轰隆隆地响了一整晚，我爹一直坐在机器上方，保持着同一个姿势，一把接一把地将麦捆“喂”进轰鸣的入口；舅舅和舅妈负责从远处的麦垛把麦捆一个个传递过来；我娘则一刻不停地用铁锹，把机器下方吐出来的、混着麦皮的麦粒扒开，堆到旁边。
　　我和表哥表姐的任务，是用三股叉把扬出来的麦秆迅速挑走，叉到更远的地方堆起来。
　　这俨然一套严密的流水线，环环相扣——上一道工序卡住，下一道就得停；下一道慢了，上一道也得跟着等。要是我娘没能及时清空积压的麦粒，或者我们没能快速挑走麦秆，机器下面很快就会堆满，我爹也就没法继续“喂”麦捆了。
　　我们就这么各司其职，重复着机械的动作。在规律的轰鸣声和劳作节奏里，疲惫渐渐漫上来……不知何时，我竟在麦秸堆里沉沉睡去。
　　再醒来，天已蒙蒙亮。麦子打完了，我娘正拿着簸箕，把麦皮与麦粒的混合物一下一下的扬向空中，将麦粒与麦皮分开，俗称“扬场”。借着晨风，麦皮被吹到一边，金黄的麦粒簌簌落下。这活儿讲究技巧，也得看风。一旦起风，就必须抢着做完。
　　麦粒分离出来后，立刻装袋、拉回家，再一袋袋扛上房顶摊开晾晒。
　　到此，抢收麦子的核心战役总算告一段落，所有人都能稍稍松一口气。
　　但地里的活儿还没完——得把散乱的麦秸重新摞好、压实，把平整的打麦场重新犁开，种上玉米，紧接着就是浇水、拔草……
　　新的轮回，又开始了。
　　大人们继续在地里忙活的时候，我也有了自己的任务。
　　娘交代我每天上房顶翻晒麦子。每隔两小时就要翻一次，中午日头最毒的时候更要勤快些，最好一个钟头一次。我便老老实实地照着她的话做，像守着时辰似的，准时爬上房顶。
　　翻麦子有翻麦子的方法——得赤着脚，在平铺的麦粒上一下下地蹭过去，把原本平整的“麦毯”划成一条条垄和沟，像大地的纹理。等两个钟头后，再上房把原来的垄蹭成沟，沟蹭成垄，如此反复。
　　说来也怪，那一遍遍用脚翻动着麦子的时刻，我心里竟觉得格外踏实，甚至涌起一股清晰的成就感。那时的我是真的听话，我娘交代至少两个小时翻晒一次，我就自作主张的一个小时上房顶翻晒一次。尤其大中午太阳最毒辣的时候，别人都躲进屋里，而我却更加勤快的一遍遍往房顶跑，翻一遍差不多要半小时。那个年代根本没有防晒的意识，也不怕晒黑晒伤，只满心想着：多翻一次，麦子就干得快一点。
　　麦子摊开在房顶上，自然不会一两天就晒得透。晒麦的日子里，最揪心的就是怕变天——有时候早上还是瓦蓝瓦蓝的天，日头毒得晃眼，不到晌午，不知从哪儿就涌来了厚厚的乌云，直压到屋檐边。
　　要是碰巧只有我一个人在家，那可真的是手忙脚乱。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扔下手里的一切，三步并作两步冲上房顶，抡起刮板就拼命地把摊得薄薄的麦子往中间赶。一整个房顶的麦子也不是个小数目，我只能手脚并用的一顿刮、扫，直到麦子聚拢堆起个小山包。然后，赶紧扯过早就备在旁边的塑料布盖上，先把四个角死死压住，再慌忙搬来砖头，将塑料布一圈牢牢地压严实。
　　有几回，我刚把最后一块砖头压好，豆大的雨点就紧跟着噼里啪啦地砸在塑料布上，心里又是后怕，又是庆幸。也有那么一两次，远远地看见爹娘的身影从巷口飞奔回来，我们一家人在房顶上汇合，话也顾不上说，只是闷着头一起抢，终于在雨落下来前把麦子盖得严严实实。有时候，也会被老天爷忽悠，有一次我气喘吁吁地忙活了半天，把麦子盖得像个密不透风的堡垒，那天边的乌云却像跟我开了个玩笑，慢悠悠地散了开去，日头重新明晃晃地照下来。我只能无奈地把塑料布掀开，再把麦子铺摊在整个房顶。
　　可不管怎样，那个时候做这些活儿，我是发自内心高兴的。
　　拔草也好，割麦也好，翻晒也好，甚至紧张地抢收——我都从这些实实在在的劳动中，触摸到了一种真切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