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七章 射手胜修，红嫂冠秀

　　(一)
　　
　　三月的广西十万山，漫山的竹林翠得像是要淌出汁水来。山风卷着竹叶的清香，掠过瑶族乡错落的吊脚楼，檐角的铜铃叮当作响，令我心神向往。这一次，我和广西抗战研究员韦韩云，还有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一道，车轱辘碾过蜿蜒的山路，车窗外的青山绿水往后退成模糊的色块，后备箱里塞满了五十斤装的大米、清亮的花生油，还有两瓶特意选的柔和型红酒——我们要见的，是97岁的抗战老兵黄胜修。
　　车子在寨子口的晒谷坪停下时，远远地就看见坪边立着个清瘦的老人。他的背脊虽有些佝偻，却依旧挺得笔直，像是一截经受过百年风雨却不曾弯折的楠竹。同行的瑶族老乡朝我们招手，扯着嗓子喊：“那就是黄胜修！晓得你们要来，天没亮就站在这儿等咯！”韦韩云快步上前，握住老人干瘦却有力的手，志愿者忙着把大米和油搬下车，红纸包着的慰问金被我郑重地递到老人手里。
　　“进屋坐，进屋坐。”老人的声音带着浓重的桂柳口音，尾音拖得长长的，却字字清晰。堂屋里的火塘烧得正旺，铜壶架在炭火上咕嘟作响，壶口腾起的白雾裹着茶的清香，在屋里绕来绕去。几张竹椅摆成一圈，椅面上的竹篾被岁月磨得光滑温润，我们围坐下来，老人的孙辈给大家各斟上一杯热茶，韦韩云打开笔记本，我则握着笔，指尖悬在本子上方，生怕漏了一个字。火塘里的柴火噼啪作响，老人望着跳跃的火苗，慢慢掀开那段埋在岁月尘埃里的往事，那些带着硝烟和血腥味的片段，便随着袅袅的白雾，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
　　
　　黄老名胜修，1928年的6月，降生在防城的一户贫农家。父亲在他三岁那年，跟着同乡出海打鱼，遇上台风，再也没回来。母亲靠着几亩薄田，拉扯着他和两个妹妹过活，日子苦得像是泡在黄连水里。他自小就跟着母亲摸爬滚打，放过牛，种过田，割过猪草，七八岁的年纪，就背着比自己还高的竹篓上山砍柴。山茅野菜填肚子的日子，熬到1943年，他十五岁，正是半大的孩子，瘦得皮包骨头，却已经有了一把子力气。那天他在山坡上放牛，牛儿啃着青草，他躺在树荫下哼着山歌，忽然就来了几个挎着枪的兵，二话不说就把他捆了。和他一起被捆走的，还有防城的百十来个后生，哭爹喊娘的声音，惊飞了山坡上的麻雀，也成了他半生都忘不了的回响。
　　“合浦的训练场上，太阳毒得能晒脱皮。”黄老伸出手，指节嶙峋，手背上布满了老年斑，像是老树皮上的裂纹。他的手掌摊开，掌心有一道深深的疤痕，“那时候我们穿的是草鞋，一天跑几十里路，脚底的血泡起了又破，破了又起，最后结成了茧子，走路就不疼了。”训练场上的日子苦不堪言，天不亮就得起来操练，扛枪、瞄准、拆枪、装枪，动作慢了就要挨教官的鞭子。黄老那时候跑得快，眼睛也尖，教官教的机枪拆解组装，别人要半个时辰，他一盏茶的功夫就能完成，闭着眼睛都能摸准每一个零件。“教官是个湖南人，嗓门大得像打雷，”黄老的嘴角牵起一丝笑意，“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伢子，有出息，是块当机枪手的料！’”八个月的摸爬滚打，把一个放牛娃打磨成了筋骨结实的兵。训练一结束，他们便迈开双腿，徒步行军，从合浦走到南宁，又走到百色，草鞋磨破了好几双，脚底的血泡结了一层又一层，终于编入了国民革命军第62军151师。因为身手敏捷，做事机灵，他被任命为副机枪手，扛过捷克轻机枪，也用过86轮轻机枪，冰冷的枪身贴着胸膛，带着金属的凉意，从此成了他最亲密的伙伴。
　　从广西到湖南，一路的烽火连天，枪声炮声，日夜不绝。黄老说，那时候他们眼里只有敌人，手里的机枪喷着火舌，凭着一股血气，射杀的鬼子，少说也有百余人。“我们没有多少子弹，每一发都要往鬼子的要害上打，”老人的眼神变得锐利，“看着那些穿黄皮的鬼子倒下去，心里就痛快！”
　　
　　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那些滚烫的、带着血腥味的片段，便争先恐后地涌了出来。那是1944年的五月，溽暑蒸腾的时节，第四次长沙会战的战鼓，擂得震天响。151师随62军星夜驰援，赶到长沙后沟时，阵地前已是一片狼藉。连口气都来不及喘，师长就下了死命令，挖战壕！半人深的壕沟，一锹一锹挖出来的黄泥，垒在壕沟两侧，成了抵挡炮火的屏障。“那时候天热得邪乎，汗珠子掉在地上，‘滋’的一声就没了，”黄老说，“我们光着膀子干活，肩膀被铁锹磨得血肉模糊，也顾不上疼。”
　　鬼子的飞机，跟苍蝇似的，嗡嗡地在天上转。它们贴着树梢飞，机翼上的太阳旗刺得人眼睛疼。“炸弹落下来的时候，地都在抖，像是要翻过来一样，”黄老的眉头蹙了起来，声音也沉了下去，“好好的阵地，炸得坑坑洼洼，黄泥都被炸成了黑灰，呛得人喘不过气。”他们不敢耽搁，趁着炮火的间隙，把壕道里散落的黄泥一担一担挑出去，有的盖在战壕顶上，厚厚的一层，能挡住子弹；有的甩在阵地前沿，堆起一道道土坎，就等着鬼子来撞。
　　五月二十一日，天刚蒙蒙亮，雾气还没散，鬼子的进攻就开始了。飞机先来了一轮轰炸，炸弹落在阵地周围，掀起漫天的烟尘。黄老和战友们躲在战壕里，把壕沟用砍来的篙草密密实实地盖起来，草叶上沾着露水，和周围的野草混在一起，分不出真假。鬼子的飞行员在天上盘旋了好几圈，愣是没找到目标，胡乱投下几颗炸弹，便悻悻地飞走了。
　　可飞机走了，地面的鬼子却像是疯了一样。尖兵端着刺刀，猫着腰，冒着炮火，一步步逼到了阵地前沿。他们的皮鞋踩在黄泥上，发出“噗嗤噗嗤”的声响，嘴里喊着叽里呱啦的口号，听着就让人牙根发痒。凄厉的喊杀声里，子弹像雨点一样扫过来，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倒下，有的胸口挨了枪子，鲜血汩汩地往外涌；有的被弹片削掉了胳膊，疼得在地上打滚。不过片刻功夫，就牺牲了十多人。
　　主攻机枪手是牛同川班长，一个山东汉子，人高马大，嗓门大，性子烈。他抱着一挺捷克轻机枪，架在战壕的射击孔上，对着冲上来的鬼子猛扫。火舌吞吐间，子弹呼啸着飞出去，四五个鬼子应声倒地，像被割倒的麦子。可鬼子的火力太猛了，步枪、机枪、迫击炮，朝着阵地疯狂扫射。黄老看见，一颗子弹击中了牛班长的头部，血和脑浆溅了出来；紧接着，又一颗子弹打在了他的胸口。牛班长闷哼一声，身子晃了晃，最后俯卧在机枪上，手指还扣着扳机，再也没起来。几乎是同时，敌人的迫击炮弹呼啸而来，在阵地中央炸开了花，泥土和弹片四处飞溅。
　　
　　“我当时就想，完了，今天肯定要死在这里了。”黄老的声音有些发颤，眼里却迸出一股狠劲，“可我又想，不能就这么死，得给牛班长报仇，给牺牲的战友报仇！”他顾不上弹片飞溅，顾不上耳边的轰鸣，一把抱起那挺沾满了牛班长鲜血的机枪，滚烫的血糊了他一手。他在地上连滚了好几圈，身上沾满了泥土和血污，滚到了阵地旁的竹林里。竹林茂密，竹叶遮天蔽日，阳光透过叶缝，洒下斑驳的光点，正好成了天然的掩护。他从腰间摸出四个子弹夹，一一摆在手边，手指在冰冷的弹夹上摩挲着，眼睛死死盯着阵地前沿的缺口，耳朵里全是鬼子的喊杀声，心脏跳得像是要跳出胸膛。
　　鬼子的尖兵越来越近了，他们端着刺刀，刺刀上闪着寒光，像一群饿狼，朝着阵地扑来。时机到了！黄老猛地扣动扳机，捷克轻机枪的怒吼划破了竹林的寂静，“哒哒哒”的枪声在山谷里回荡。一整个弹夹三十发子弹，瞬间倾泻而出，冲在最前面的六七个鬼子，连哼都没哼一声，就倒在了血泊里。
　　枪声一响，鬼子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了过来。他们发现了竹林里的火力点，十多个鬼子，嗷嗷叫着，调转枪口，朝着竹林冲了过来。子弹打在竹子上，发出“梆梆梆”的声响，竹叶被打得簌簌往下掉。黄老沉着脸，迅速换上弹夹，手指飞快地拉动枪栓，近距离扫射。密集的子弹织成一张火网，冲在最前面的鬼子，一个个被撂倒，胸口炸开一朵朵血花；剩下的几个，还想往后退，却被后面的鬼子推着，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
　　“那时候，哪里还顾得上害怕？”黄老笑了笑，笑容里带着一丝苍凉，“眼里只有鬼子，手里只有机枪，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打！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鬼子一波接着一波地冲，他就换着位置打，从竹林的东边挪到西边，又从西边挪到北边，枪管打得发烫，烫得他不敢用手碰，只能用衣角裹着。手心全是汗，滑腻腻的，却连擦一把的功夫都没有。他的耳朵被枪声震得嗡嗡作响，什么也听不见，只能看见鬼子的身影在眼前晃来晃去，看见战友们的尸体躺在阵地前，看见鲜血染红了黄泥。
　　就在他的子弹快要打光的时候，阵地后方传来了冲锋号声。那号声清亮激昂，穿透了硝烟，钻进了每个人的耳朵里。增援部队到了！战友们喊着杀声，从战壕里冲出来，手里端着刺刀，和鬼子展开了白刃战。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喊杀声、惨叫声、刺刀刺入肉体的闷响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曲惨烈的战歌。黄老也端着机枪，从竹林里冲了出去，对着慌乱的鬼子猛扫，子弹打光了，就抡起枪托砸，枪托砸断了，就捡起地上的刺刀，和鬼子拼命。
　　那场拉锯战，打了多久，他记不清了。只记得，地上躺满了尸体，有鬼子的，也有战友的，血流成河，把阵地前的黄土都染成了暗红色，踩上去黏糊糊的。他想起黄涛军长下的死命令：“死就死，决不能跑！”这句话，像一根钉子，钉在了他的心里。他咬着牙，寻到散落的弹夹，继续扫射，身边的战友，一个一个地倒下，有的被鬼子的刺刀刺穿了胸膛，有的被炮弹炸成了碎片。原本五十多人的3排，打到最后，只剩下二十多人，每个人身上都挂着彩，浑身是血。
　　战斗结束的时候，夕阳把天空染成了血红色。残阳如血，洒在满目疮痍的阵地上，洒在横七竖八的尸体上。黄老从尸体堆里爬出来，身上沾满了血和泥，脸上全是黑灰，只有眼睛亮得吓人。他手里还紧紧攥着那挺机枪，枪身已经变形，却依旧沉甸甸的。因为作战勇猛，他被任命为1班班长，正式成了正机枪手。“机枪手是啥？是部队的火力点，也是鬼子的眼中钉。”黄老正色道，“那时候我就明白，要想多杀鬼子，就得先保住自己，只有活着，才能把更多的鬼子送回老家。”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坚定，像是在对我们说，又像是在对当年的自己说。
　　长沙会战结束后，鬼子节节败退，朝着广西的方向逃窜。黄胜修跟着部队，一路追击，从湖南追到广西，脚步就没停过。饿了，就啃一口硬邦邦的炒米；渴了，就喝一口路边的溪水；困了，就靠着大树眯一会儿。草鞋磨破了，就光着脚走，脚底被石子划破，鲜血直流，也咬着牙往前冲。
　　
　　1945年的八月十五日，是刻在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日子。那天，黄老和战友们正在追击的路上，忽然听到了广播里的声音。播音员的声音哽咽着，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那一刻，部队里炸开了锅，战友们抱在一起，哭的哭，笑的笑，有人把帽子扔上了天，有人对着天空鸣枪，枪声里，全是压抑了八年的憋屈和痛快。黄老站在路边，看着漫天飞舞的帽子，看着战友们泪流满面的脸，忽然也蹲在地上，放声大哭。那是他当兵以来，第一次哭，哭得像个孩子。
　　可投降的消息，并没有让所有鬼子放下武器。62军继续在广西境内追击，大部队的鬼子乖乖放下了枪，举着双手投降，但还有一小撮顽固分子，负隅顽抗，一路逃进了越南境内。黄胜修跟着部队，追到了百色，追到了田阳，追到了靖西，最后，跨过了国境线，追到了越南的土地上。
　　在越南的茶岭小镇，他们遇上了一小队鬼子。那队鬼子躲在一座破庙里，负隅顽抗。狭路相逢，二话不说，直接开打。黄胜修抱着机枪，冲在最前面，一阵猛扫，就击伤击毙了数十个敌人。剩下的鬼子，眼看打不过，竟然耍起了诈死的把戏，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手里却紧紧攥着手榴弹。战友们以为他们都死了，上前去收缴武器，谁知道，那些鬼子突然从地上爬起来，端着枪就扫射。
　　“好几个战友，就这么牺牲了。”黄老的声音哽咽了，眼圈红了，“他们都是跟我一起从广西出来的兄弟啊，有的才十六七岁，还没来得及娶媳妇……”悲愤交加的他，红着眼睛，抱着机枪对着那些诈死的鬼子疯狂扫射，子弹一颗接一颗地打出去，直到把他们全部射杀，才停下了手。他站在破庙里，看着倒在地上的鬼子，看着牺牲的战友，浑身发抖，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混战中，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大腿，鲜血汩汩地往外流，很快就浸透了军裤。他咬着牙，撕下一块衣角，紧紧缠住伤口，忍着剧痛，继续战斗。这场越南追击战，打了整整一天一夜，战线从茶岭拉锯到高平，枪声就没停过。鬼子被打得弹尽粮绝，再也撑不住了，终于缴械投降。向黄胜修他们缴械的鬼子，足足有数百人，一个个垂头丧气，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
　　“那些投降的鬼子，一个个垂头丧气的，把枪和炮都摆在地上，不敢抬头看我们。”黄老说，“按上级的指示，我们押着他们到田里种地。你猜怎么着？他们见了我们，全都站起来，规规矩矩地行礼，腰弯得像虾米。”鬼子们在田里干活，不敢偷懒，除草、插秧、浇水，做得有模有样。黄老说，那时候他才明白，这些侵略者，也不过是纸老虎，一旦被打疼了，就会露出怂包的样子。后来，这支日军俘虏，被押到越南海防，装上船，遣返回了日本。
　　
　　追击战结束后，黄胜修跟着部队，坐上了美军的舰艇，渡海去了台湾受降。舰艇在海上颠簸了好几天，他站在甲板上，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心里五味杂陈。高雄、台中、台南，每一座城市，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接收了日军的营房，那些营房里，还留着日军的军装和武器；缴获了大批的军用物资，有粮食、药品、弹药，还有不少被日军掠夺的文物。他们还解救了一批被日军俘虏的广西老乡，那些老乡被日军折磨得不成人样，瘦得皮包骨头，见到他们，就像见到了亲人，纷纷要求加入62军，跟着他们保家卫国。
　　驻守台湾的八个月，是那段烽火岁月里难得的平静时光。遣返了日军之后，部队里分战利品，黄胜修分到了一顶钢盔、一条毛毯，还有一双军鞋。他把这些东西视若珍宝，一直带在身边，钢盔用来挡雨，毛毯用来御寒，军鞋舍不得穿，藏在包袱里。闲暇的时候，他就和战友们一起，在营房周围种上蔬菜，日子过得平淡而安稳。
　　1948年的一月，部队北上，黄胜修在东北战场加入了第四野战军。他说，那时候他就知道，国民党反动派不是好东西，欺压百姓，搜刮民脂民膏，跟着他们，没有出路。加入四野后，他跟着大部队，参加了平津战役。炮火声里，他又一次扛起了机枪，不过这一次，他的枪口，对准的是欺压百姓的反动派。他说，打反动派的时候，他心里更有劲，因为他知道，这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新中国成立后，硝烟散尽，黄胜修解甲归田，回到了防城的十万山瑶族乡。他娶了邻村的一个瑶族姑娘，姑娘温柔贤惠，勤劳能干。他们生了一子一女，日子过得清贫却安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扛着锄头下地，种水稻，种玉米，种红薯，把那些枪林弹雨的往事，藏在了心底。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才会想起牛同川班长，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想起竹林里的那场血战。他会从箱子里翻出那顶钢盔，摩挲着上面的弹痕，默默地流泪。
　　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一枚沉甸甸的纪念章，挂在了他的胸前。那一天，他穿上了珍藏多年的旧军装，军装已经泛黄，却依旧笔挺。他对着镜子，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镜子里的老人，白发苍苍，眼神却依旧坚定。2025年，已97岁的他，依旧在十万山的竹林旁，过着平静的日子。每天清晨，他都会拄着拐杖，走到竹林里，看着青翠的竹子，听着竹叶沙沙作响，像是在和战友们说话。
　　离开的时候，山风依旧，竹叶沙沙作响，像是在诉说着什么。我回头望了一眼，黄老还站在寨子口，朝着我们挥手。他的身影，在夕阳的余晖里，渐渐变得模糊，却又无比高大。我在心里默念，黄老，保重。车子驶离了瑶族乡，竹林的清香渐渐远去，可那段关于竹林、关于机枪、关于英雄的往事，却永远留在了我们的心里。
　　
　　(二)
　　
　　2024年5月，我与河北抗战研究员顾洪武驱车前往河北平山，他一路上说着平山的抗战故事，如数家珍。车子碾过蜿蜒的山间公路，路两旁的梯田层层叠叠，绿油油的麦苗随风起伏，顾洪武指着远处云雾缭绕的山坳：“周捷，瞧见没？那就是下盘松村，子弟兵母亲戎冠秀老人的故里。”
　　车子在村口的老槐树旁停下时，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等候在那里。顾洪武快步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李大哥，又来叨扰你了。”老人笑着摆摆手，目光转向我，顾洪武忙介绍：“这是周捷，特意过来想听听戎老的往事。”老人握住我的手，掌心的老茧硌得人发疼，那是岁月和劳作留下的印记，他说：“我叫李军，是戎冠秀的孙子。你们来听她的故事，好啊，好啊！”
　　跟着李军老人走进村子，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光滑温润，两旁的土坯房错落有致，院墙根下种着几株芍药，开得正艳。拐过一道弯，就到了戎冠秀的故居，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院中央一口锈迹斑斑的铸铁大锅静静伫立在灶台旁。李军指着铁锅，声音有些哽咽：“这就是我奶奶当年给八路军做饭的锅，锅底的烟火痕还在。”阳光透过院中的老枣树，在锅沿上投下细碎的光影，我仿佛看见，八十多年前，一位裹着小脚的农村妇女，正踮着脚往锅里添柴，炊烟袅袅升起，混着槐花香，飘向远方的战场。
　　
　　“我奶奶戎冠秀，1896年生在平山的一个穷人家，15岁就当童养媳。”李军老人坐在院中的石凳上，给我们沏上一壶热茶，“那时候的日子苦啊，地主的地租压得人喘不过气，一年到头，顿顿都是糠菜团子。1937年，鬼子打进河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平山的百姓遭了大难，好多人家都妻离子散。就在这时候，八路军开进了平山，背着钢枪，穿着灰布军装，不抢粮，不抓丁，还帮着老百姓种地、挑水，说要建立人民政权，打跑日本鬼子。”
　　顾洪武翻开随身携带的史料册，指着一页泛黄的纸：“当时晋察冀军区在平山建立抗日根据地，戎大娘的丈夫李有被乡亲们推选为下盘松村农会主任，带头减租减息，支援前线。戎大娘一看，这些八路军是真的帮穷人的，高兴得连夜把家里的破棉被拆了，给战士们缝补衣裳。”
　　“可不是嘛！”李军接过话茬，眼里闪着光，“我奶奶知道八路军是咱穷人的队伍，当即就在院子里架起这口大锅，专门给战士们烧水、做饭。那时候粮食紧张，她就把家里的玉米面、小米省出来，掺着野菜煮成糊糊，战士们吃得香，她比谁都高兴。后来八路军征兵，我奶奶听说了，二话不说就跑到征兵处，拍着胸脯说：‘长官，我有三个儿子，都报上名！验上哪个哪个去，要是不嫌我老伴老，让他给咱八路军喂马、铡草，干啥都行！’”
　　
　　说到这里，老人的声音低了下去：“我大伯、二伯、三叔，后来都穿上了军装，上了前线。三叔最后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了，和他一起牺牲的，还有我奶奶当年救过的那个战斗英雄邓仕均。”
　　茶香袅袅，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风吹过枣树的沙沙声。李军沉默了片刻，又开口了，这一次，他的声音里满是崇敬：“我奶奶这一辈子，救过的伤员数都数不清，最让我们全家难忘的，是救李栓栓同志的那一回。那是抗战最艰苦的年头，鬼子天天‘扫荡’，柏叶沟一仗打得惨烈，部队伤亡惨重。李栓栓同志是八路军五团一连八班的战士，打仗勇猛得很，和鬼子拼刺刀，一个人刺死了一个鬼子，可架不住两个鬼子围攻他，头、脸、脖子上被捅了六刀，浑身是血，倒在战场上。”
　　“他昏迷了六天六夜，大伙儿都以为他没救了。”顾洪武补充道，“后来是重返战场打扫阵地的民兵发现了他，还有一口气，就用门板把他抬回了下盘松村的伤员转运站。”
　　李军点点头，眼神里泛起一层水汽：“转运站的站长看着李栓栓同志气息奄奄的样子，心里急得慌。我奶奶听说转运站来了重伤员，连夜从家里跑过来，借着马灯的光，她看见李栓栓同志脸色惨白，嘴唇干裂，身上的军装被血浸透，和伤口粘在一起。她伸出手，轻轻摸了摸他的鼻孔——还有一点气！我奶奶当即就对站长说：‘这伤员由我来照顾，我一定把他救活！’”
　　“站长当时都劝她，说她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忙着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还要转移村里的老人孩子，实在太累了。”顾洪武叹了口气，“可戎大娘性子倔，说啥也不肯走，站长没办法，只好找了宋生生的媳妇陪着她，一起守护伤员。”
　　“那天夜里，我奶奶就一直蹲在李栓栓同志的跟前，马灯的光映着她的脸，满是疲惫，却又透着一股子韧劲。”李建国老人的声音轻轻的，像是在讲述一个珍贵的梦，“她一遍又一遍地低声呼唤：‘同志！同志！你醒醒！’李栓栓同志一动不动，连哼都不哼一声。我奶奶让宋生生的媳妇端来半碗温开水，她小心翼翼地掰开伤员的嘴唇，用小勺舀起水，一滴一滴地喂进去，生怕呛着他。半碗水，喂了整整一个时辰。”
　　“喂完水，我奶奶又贴着他的耳朵问：‘同志，你还喝吗？’”老人顿了顿，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就见李栓栓同志的嘴唇轻轻动了一下，还是没说话。我奶奶不死心，又让宋生生的媳妇端来一碗水，慢慢喂下去。这一碗水喂完，李栓栓同志的嘴终于微微张开了。”
　　“你还喝不喝？”我奶奶又问，声音里带着抑制不住的激动。
　　“喝……”一个微弱的声音从伤员的喉咙里挤出来，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我奶奶当时就哭了，眼泪噼里啪啦地掉在伤员的手背上。”李军抹了抹眼角，“她赶紧问伤员是哪个单位的，什么时候负的伤。李栓栓同志断断续续地说，他是五团一连八班的，叫李栓栓，在柏叶沟和鬼子拼刺刀负的伤，刺死一个鬼子后，被两个鬼子围攻，倒下后就啥也不知道了。”
　　“我奶奶一听，赶紧跑回家里，把家里仅存的一点黄豆磨成的豆腐脑端了过来，一口一口地喂他。”老人接着说，“可刚喂了几口，李栓栓同志又昏迷过去了。我奶奶急得团团转，又跑回家，把藏在缸底的白面挖出来，和宋生生的媳妇一起，在灶台边忙活了大半夜，擀了薄薄的面片，煮得烂烂的，一勺一勺地喂他吃下。喂完面片，我奶奶摸着他的额头问：‘同志，你还想吃点啥？’李栓栓同志迷迷糊糊地说：‘好大娘，我……我想吃块玉茭饼子。’”
　　“玉茭饼子！”李军提高了声音，“那时候玉茭是稀罕物，我奶奶把家里留着当种子的玉茭面拿出来，在铁锅里烤了一个香喷喷的饼子。她拿着饼子跑回转运站，还一再嘱咐：‘孩子，先吃半个，吃太饱了不好受，等你好了，大娘给你烤一筐！’”
　　
　　我握着笔的手微微发抖，本子上的字迹都有些模糊了。顾洪武看着我，轻声说：“戎大娘就是这样，把伤员当成自己的亲儿子一样疼。”
　　“可不是嘛！”李军点点头，“奶奶整整忙了一宿，眼都没合一下。天亮的时候，李栓栓同志终于醒了过来，精神也好了些。我奶奶扶着他想上炕歇着，才发现他的鞋早就丢在了战场上，光着两只脚踩在冰凉的泥地上，脚肿得像馒头，连鞋都穿不上。这么冷的天，哪能光脚啊！我奶奶心疼得不行，扭头就跑回家，把我小姑那件没舍得穿的棉袄拆了，掏出里面的棉花，小心翼翼地把李栓栓同志的脚包起来，一层又一层，裹得严严实实。她怕李栓栓同志睡觉冷，又跑回家，把自己盖了半辈子的棉被抱过来，盖在他身上——那可是我奶奶最宝贝的东西啊！”
　　“后来，奶奶又给李栓栓同志做了小米干饭，熬了玉米粥，他一口气吃了三碗。”老人笑着说，“两天后，李栓栓同志终于挺过了危险期，身上也暖和过来了。后方医院的担架队来接他，我奶奶在担架上铺了厚厚的一层干草，又把自己的棉被铺在上面，这才小心翼翼地扶着李栓栓同志躺上去。李栓栓同志拉着我奶奶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流，说：‘大娘，您就是我的亲娘！等我伤好了，一定多杀鬼子，报答您的恩情！’”
　　
　　顾洪武翻出一张老照片，照片上的李栓栓穿着军装，笑容憨厚。“李栓栓伤愈归队后，作战更加勇猛，后来在解放战场上立了大功。新中国成立后，他特意回到下盘松村，找到了我奶奶认做干娘。往后的日子里，他经常带着妻儿来看望，直到我奶奶去世。”
　　院子里的风更柔了，槐花的香气更浓了。李军喝了一口热茶，又说起了邓仕均的故事。
　　“那是1944年1月，天寒地冻，太行山里飘着鹅毛大雪。”老人的声音低沉而有力，“一个伤员从前线下来，走到我们村附近时，疟疾突然发作，上吐下泻，浑身发抖，坐在路旁的石头上，动弹不得。偏巧这时候，日伪军的‘扫荡’队来了，马蹄声哒哒响，狗叫声此起彼伏，情况万分危急。我奶奶正带着妇女们往山里转移群众，路过那里，看见伤员身上的八路军军装，赶紧跑上前去。”
　　“她扶起伤员，问清了他的来历——他叫邓仕均，也是八路军五团的战士。”顾洪武接过话茬，“戎大娘确认是自己的同志，二话不说，就想把他背到安全的地方。可邓仕均同志身材高大，我奶奶裹着小脚，哪背得动啊！她急中生智，扶着邓仕均同志往北山走，那里有一处石崖，能藏人。”
　　“到了石崖下，邓仕均同志实在走不动了，爬不上石崖。”李军说，“我奶奶想都没想，就蹲在崖边，对邓仕均同志说：‘孩子，踩着大娘的肩膀上去！’邓仕均同志哪肯啊，说啥也不踩。我奶奶急了，说：‘鬼子都快到跟前了，还磨蹭啥！你要是掉下去，大娘怎么跟部队交代！’邓仕均同志没办法，只好含着泪，踩着我奶奶的肩膀，爬上了石崖。”
　　“我奶奶在崖下找了个隐蔽的地方，盯着山下的动静，冷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她却一点也不觉得冷。”老人的声音里满是骄傲，“等鬼子的‘扫荡’队走远了，她才把邓仕均同志背进附近的山洞里，又冒着风雪，跑回村里，找来草药给他熬药，守着他熬了三天三夜。邓仕均同志的病好了，临走时，给我奶奶磕了三个响头，说：‘大娘，您的大恩大德，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顾洪武补充道：“邓仕均同志伤愈归队后，屡立奇功，被晋察冀军区授予‘战斗英雄’的称号。1944年2月，晋察冀边区召开群英大会，戎大娘和邓仕均同志都受邀参加了。在大会上，聂荣臻司令员亲自给戎大娘颁发了一面光荣旗，上面写着六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子弟兵的母亲’！还送了她一块银牌、一套农具和一头大骡子。邓仕均同志见到戎大娘，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场给她敬了一个军礼。”
　　“1950年，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奶奶和邓仕均同志又在中南海怀仁堂重逢了，还和毛主席合了影呢！”李军老人的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那是我奶奶这辈子最光荣的时刻。”
　　“我奶奶这一辈子，心里装的全是子弟兵。”老人的声音渐渐低沉，“只要听说转运站来了伤员，她就第一时间跑过去，端汤喂药，缝补衣裳，把伤员接到家里住，比照顾自己的亲儿子还上心。1945年春，五团在上、下柳村一带和鬼子激战，18名重伤员被抬到下盘松村转运站，我奶奶负责护理一连六班的战士封建明。封建明同志腿受了重伤，动弹不得，我奶奶天天给他擦洗伤口，换药，还给他讲故事，鼓励他好好养伤。封建明伤愈归队后，还专门给我奶奶写了信，说要多杀鬼子，报答她的恩情。”
　　
　　夕阳西下，太行山被染成了温暖的橘红色。李军站起身，指着远处的山峦：“我奶奶晚年的时候，身体不太好，眼睛也花了，耳朵也背了，好多人都认不清了。但只要看到身穿军装的人，她的眼睛就亮了，拉着人家的手，絮絮叨叨地说：‘孩子，好好养伤，养好了去消灭敌人，打跑那些欺负咱老百姓的坏蛋！’”
　　“1989年8月12日，我奶奶走了，享年93岁。”老人的声音哽咽了，“聂荣臻元帅特意发了唁电，说她的英雄业绩，鼓舞了晋察冀边区的千千万万人民和子弟兵。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个像我奶奶这样的红嫂，我们才能打赢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
　　离开下盘松村时，夕阳已经沉到了山坳里，槐花香依旧萦绕在鼻尖。我坐在车里，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戎冠秀老人，这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用她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军民鱼水情，什么是无私奉献。她就像太行山上的一棵青松，历经风雨而挺拔不屈；又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用温暖照亮了抗战的漫漫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