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五章 瞄准黑影，如风扫射

　　(一)
　　
　　2024年的暮春，我坐在浙江金华黄埔同学会的会议室里，赵倩继续为我们讲述浙江抗战老兵杨金继的往事。
　　赵倩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穿透时光的力量，将那个名叫杨金继的浙江汉子，从泛黄的纸页里拉到了我眼前。
　　
　　杨金继，1923年5月生于浙江武义县下街八曲巷。那是个枕着壶山、绕着溪水的小地方，青砖黛瓦的巷陌里，总能听见他琅琅的读书声。后来，他以全校第二的成绩从壶山高级中心小学毕业，本该捧着书本，走一条秀才路，可1938年的风，吹碎了江南的安宁。淞沪抗战的炮声，隔着千里山水，震碎了无数少年的书桌。杨金继把课本往箱底一塞，眼神里淬了火，他说，国破了，家何存？投笔从戎，去考国府军事院校。那年秋天，他背着简单的行囊，沿着蜿蜒的古道南下，最终被分到湘潭步校教导总队。
　　在军校的日子，是铁与火的淬炼。烈日下的队列训练，暴雨中的战术演练，还有深夜里的枪械拆解，杨金继从未喊过一声苦。他知道，多练一分，上了战场，就能多杀一个鬼子，就能多保一寸国土。
　　
　　1940年4月，枣宜会战的战报雪片般飞来，杨金继随荣一师踏上了急行军的路途，目标是湖北。长江的水，在那年的初夏泛着浑浊的浪，白天，鬼子的炮艇在江面上游弋，黑洞洞的炮口对着江岸，稍有动静，便是一阵狂轰滥炸。部队只能昼伏夜出，等到月黑风高，才敢在枝江渡口渡江。
　　夜色如墨，江风裹挟着水汽，打在脸上冰凉刺骨。杨金继和战友们挤在摇摇晃晃的木船上，船桨划破水面，发出细碎的声响，每个人的手心里都攥着汗，生怕被江面上的炮艇发现。船行至江心时，远处突然亮起一道探照灯的光柱，扫过江面，众人瞬间屏住呼吸，趴在船板上，连大气都不敢喘。幸好，那光柱只是晃了晃，便移向了别处，木船这才借着夜色，悄无声息地靠了岸。
　　过江后，部队马不停蹄赶往阳新布防。可脚跟还没站稳，警报声就尖啸着划破了天际——三架日军飞机，像三只狰狞的秃鹫，从云层里俯冲下来，炸弹如雨点般落下。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房屋倒塌，尘土飞扬，紧接着，日军的骑兵从三面合围过来，马蹄声踏碎了旷野的寂静。
　　新兵蛋子遇上精锐的鬼子骑兵，本就仓促布防的阵地，瞬间被冲得七零八落。师长的撤退命令传来时，阵地上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杨金继跟着同乡张兴才等一行五人，在硝烟里突围，手里只有三支步枪，子弹更是少得可怜。他们慌不择路，一头扎进了江边的芦苇荡，芦苇秆高过人头，密密麻麻的，成了天然的掩护。
　　就在几人走投无路时，芦苇深处，传来了轻轻的摇橹声。一艘小渔船，在暮色里漂了过来，船老大是个黝黑的汉子，看见他们身上的军装，二话不说，招手让他们上船。“快躺下，别出声！”船老大压低声音，撑着篙，让小船顺着江水往下漂。杨金继和战友们蜷在船板上，听着远处隐约的枪声，心提到了嗓子眼。江水载着小船，载着五条年轻的性命，在夜色里穿行。直到东方泛起鱼肚白，小船才缓缓靠岸，他们对着船老大深深鞠了一躬，转身又钻进了茫茫的田野。
　　
　　1942年5月，杨金继已是第三团三营迫击炮排长，手下管着四十号弟兄，两门82迫击炮。那时，日军从宜昌方向大举进犯，荣三团奉命星夜驰援。部队沿着河谷路急行，突然与一队日军狭路相逢。
　　“打！”一声令下，迫击炮的炮弹拖着尖啸飞向敌群，步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交织在一起。杨金继趴在山坡上，眯着眼测算距离，调整炮口，一发发炮弹精准地落在鬼子的队伍里。硝烟弥漫中，他看见日军一片片倒下，足足有数十人。残敌不敢恋战，狼狈地退到了磨盘山。杨金继带着排里的弟兄，跟着大部队追到磨盘山前的一个小高地，就地掘壕，与山头上的日军形成对峙。
　　那段对峙的日子，是枯燥又危险的。白天，双方隔着几百米的距离互相射击，晚上，就派哨兵盯着对方的动静。杨金继常常抱着迫击炮的炮管，望着山头上的日军阵地，心里憋着一股劲。
　　后来，部队调防回鄢家河。某天，谍报队传来一个紧急消息：有日军飞机从武汉起飞，去轰炸重庆，返航时因为油料不足，要降落在宜昌机场。这个消息，像一道惊雷，炸响在师部。师长当机立断，下令杨金继带着排里的两门迫击炮，配合四个山炮营，火速赶往宜昌机场附近的高地。
　　那是一场悄无声息的奔袭。杨金继和战友们扛着迫击炮的部件，在夜色里疾行，露水打湿了裤脚，荆棘划破了手掌，却没人停下脚步。赶到预定阵地时，天边刚泛起一丝微光，远处的宜昌机场，已经能看见飞机的轮廓。
　　“架炮！”杨金继一声令下，弟兄们手脚麻利地组装炮身，装填炮弹。“瞄准跑道！”他亲自校准炮口，目光如炬。“放！”随着一声怒吼，炮弹呼啸而出，精准地落在机场的跑道上。紧接着，四个山炮营的炮火也倾泻而下，一时间，宜昌机场成了一片火海。爆炸声此起彼伏，日军的飞机一架接一架地被炸毁，火光冲天，映红了半边天。等到日军反应过来，组织反击时，他们已经摧毁了27架飞机和两个油料库，趁着浓烟，迅速撤离了阵地。
　　
　　此役过后，杨金继跟着荣三团，再次渡过长江，到江北的沙市、潜江一带打游击。游击战打得艰难，缺衣少食，弹药匮乏，还要时时提防日军的清剿。1943年的农历春节，他们是在湘桂边境的山林里度过的。没有饺子，没有鞭炮，只有几块压缩饼干，弟兄们围坐在一起，望着天边的月亮，说着家乡的年俗，眼眶都红了。
　　过完年，部队继续开拔，经湖南、广西，一路向西，到了贵州晴隆驻防。也就是在晴隆，杨金继升任第七连中尉排长，后来又被选送到西南军官训练团学习。在训练团里，他学到了更先进的战术和指挥技巧，回来后，便被提拔为副连长。肩上的担子重了，他心里的那份责任，也更重了。
　　
　　1944年夏天，滇西的战火愈演愈烈，松山成了中日双方必争的要塞。杨金继随第八军奉命从滇南徒步出发，踏上了千里驰援的路途。一千五百余公里的路程，全靠两条腿丈量。他们走过文山的崎岖山路，穿过开远的茫茫田野，路过宜良的坝子，越过昆明的城郭，再经楚雄、祥云、下关，一路向西，最终抵达保山，正式编入中国远征军序列。
　　部队驻扎下来后，荣三团团部及一、二营住在诸葛营，三营则担负起了机场守卫的重任。那段时间，杨金继常常站在机场的高地上，望着滇西的天空，心里清楚，一场恶战，即将来临。
　　不久，渡江的命令传来。部队渡过怒江，向着松山挺进。松山，这座横亘在滇缅公路上的山峰，被日军经营得固若金汤，明碉暗堡密布，壕沟纵横交错，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
　　1944年7月上旬的一天，杨金继和战友们刚抵达松山前沿，就接到了修筑工事的命令。他们知道，日军随时可能反扑，战壕挖得越深，活命的机会就越大。铁锹和锄头碰撞着泥土和石头，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浸透了军装。
　　果然，当天晚上，日军的反扑就来了。两百多名鬼子，借着夜色的掩护，向着阵地发起了冲锋。连长王富国奉命带着一、二排的官兵，去增援二连的阵地。阵地上的枪声，像炒豆子一样响了起来，杨金继带着第三排，驻守在部队侧后翼的半山腰，担负警戒任务。他不敢有丝毫懈怠，亲自带着几个哨兵，潜伏在前沿，眼睛死死盯着山下的动静，还特意在阵地前布置了排哨，严防日军偷袭。
　　那一晚的枪炮声，响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拂晓，枪声渐渐稀疏下来，营长张戴经派人匆匆赶来，叫杨金继立刻回营部。他心里咯噔一下，预感到出事了。
　　一路狂奔回营部，张营长的脸色凝重得像块铁。“金继，王连长……殉国了。”张营长的声音沙哑，喉结滚动了好几下，才把这句话说完，“他带着弟兄们冲上去，被鬼子的掷弹筒炸中了，连全尸都没凑齐。”杨金继的脑袋“嗡”的一声，王富国连长的音容笑貌瞬间浮现在眼前——那个平日里总爱拍着他肩膀说“小子，好好干”的山东汉子，那个分给他半块干粮的老大哥，就这么没了。他咬紧牙关，强忍着眼眶里的泪水，对着张营长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保证完成任务！”
　　带着第三排的弟兄，杨金继冲上了前沿阵地。硝烟还未散尽，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和血腥味，呛得人嗓子发疼。阵地上满目疮痍，壕沟被炮弹炸得坑坑洼洼，弹壳散落一地，牺牲的战友的遗体，还静静地躺在战壕里，有的身首异处，有的紧紧攥着步枪，手指都抠进了泥土里。他清点人数，原本满编的连队，如今只剩下不到两个排的兵力，大多挂了彩，胳膊上缠着绷带，脸上沾着血污，眼神却依旧透着一股子狠劲。
　　容不得他悲伤，日军随时可能再次反扑。杨金继强压下心头的悲痛，开始重新整编队伍。他把所有士兵编为三个班，负责防守阵地右翼，又把带来的三排三班，放到最前沿的哨位，叮嘱班长务必盯紧山下的动静，“哪怕是只耗子钻出来，也要给我报信！”；一、二排的残部合编为一个排，交给经验丰富的二排长指挥，让他们抓紧时间修补工事，把被炸塌的壕沟用沙袋填起来，把战友的遗体抬到阵地后方的临时掩埋坑。他自己则提着一把汤姆逊冲锋枪，沿着战壕来回巡查，每走过一个哨位，都拍一拍士兵的肩膀，低声说一句：“兄弟，撑住！”
　　
　　太阳渐渐落下山去，暮色吞噬了整个松山。入夜后的阵地，安静得可怕。没有枪声，没有虫鸣，甚至连风的声音都听不见。杨金继靠在战壕的壁上，握着冲锋枪的手心，渗出了冷汗。他当过多年的兵，经历过无数次战斗，这种寂静，比炮火连天更让人心里发毛——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死寂，是鬼子偷袭前的蛰伏。
　　“所有人都起来！不准睡觉！”杨金继突然大吼一声，声音在寂静的阵地上回荡，惊得几只夜鸟扑棱棱地从树上飞起。战壕里的士兵们，瞬间从疲惫中惊醒，纷纷站起身来，有些刚合上眼的，还带着惺忪的睡眼，可一看见杨金继紧绷的脸，顿时清醒了大半。“子弹上膛！刺刀擦亮！”他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都给我盯紧了前方，有任何动静，立刻报告！”
　　士兵们不敢怠慢，纷纷将汤姆逊冲锋枪的子弹推上膛，拉动枪栓的“咔嚓”声，在夜色里格外清晰。他们握紧枪杆，瞪大了眼睛，盯着阵地前那片黑漆漆的开阔地，夜风卷起尘土，扑在脸上，带着一股硝烟的涩味。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每一秒都像在煎熬。杨金继的目光，像鹰隼一样，扫视着前方的黑暗，他的耳朵竖得老高，捕捉着任何一丝异常的声响。远处的山影影绰绰，像一头蛰伏的巨兽，让人心里发怵。突然，他的瞳孔猛地一缩——在阵地前约百米的地方，有一群黑影，正猫着腰，慢慢爬近。他们的动作很轻，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响，若非夜色足够浓，若非他足够警惕，根本发现不了。那些黑影矮矮壮壮，穿着土黄色的军装，手里握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一看就是鬼子的突击队。
　　“是鬼子！准备战斗！”杨金继低喝一声，率先举起汤姆逊冲锋枪，瞄准了那些越来越近的黑影，手指扣在扳机上，微微用力。
　　士兵们瞬间绷紧了神经，枪口齐刷刷地对准了黑影的方向，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黑影越来越近，已经能隐约看见他们脸上的膏药旗臂章，看见他们眼里闪烁的凶光。
　　“扔手榴弹！”杨金继一声令下，早已拧开保险、攥在手里的手榴弹，被士兵们狠狠甩了出去。一颗颗黑色的铁疙瘩，划着弧线，落进了黑影里。“轰轰轰！”一连串的爆炸声响起，火光冲天，炸得黑影阵脚大乱，惨叫声此起彼伏。
　　“打！”爆炸声未落，杨金继扣动了扳机，汤姆逊冲锋枪喷出火舌，子弹像雨点般扫向敌群。士兵们也纷纷开火，密集的枪声，打破了松山的寂静，震得人耳膜生疼。
　　
　　被手榴弹炸懵的日军，缓过神来后，嗷嗷叫着，端着刺刀，向着阵地猛冲过来。他们仗着人多，不顾死活地往上扑，很快就冲到了战壕边，腥臭的汗味和血腥味，扑面而来。
　　“上刺刀！跟他们拼了！”杨金继扔掉打空弹匣的冲锋枪，拔出腰间的刺刀，翻身跳出战壕。冰冷的刺刀握在手里，带着一股刺骨的寒意，他的眼睛红得像要滴血，“为连长报仇！为弟兄们报仇！”
　　士兵们也红了眼，跟着他冲了上去，呐喊声震彻山谷。
　　战壕前的开阔地上，瞬间变成了血肉磨坊。刺刀的碰撞声、喊杀声、惨叫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曲悲壮的战歌。杨金继的刺刀，刺进了一个鬼子的胸膛，温热的鲜血溅了他一脸，他猛地拔出刺刀，又转身挡住了另一个鬼子的攻击，两人扭打在一起，滚落在地。他死死掐住鬼子的脖子，任凭对方的拳头砸在自己的背上，骨头咯吱作响，也不肯松手，直到那个鬼子的挣扎越来越弱，最终没了动静。
　　他爬起来，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污，看见一个年轻的士兵被三个鬼子围住，眼看就要撑不住了。他大吼一声，冲了过去，刺刀从一个鬼子的后心捅进去，那个鬼子闷哼一声，倒了下去。剩下的两个鬼子见状，转身扑向他，他侧身躲过，刺刀划出一道寒光，削掉了其中一个鬼子的半只耳朵。
　　杨金继在阵地上来回穿梭，指挥着士兵们阻击敌人，哪里吃紧，他就往哪里冲。他的军装被划破了，胳膊上、背上添了好几道伤口，火辣辣地疼，可他浑然不觉，眼里只有那些冲上来的鬼子，只有身后的阵地。
　　
　　天边渐渐泛起了鱼肚白，晨曦的微光，刺破了夜色。日军的攻势越来越弱，他们的尸体，在阵地前堆了厚厚一层，足足有四十余人。残存的鬼子，终于撑不住了，拖着伤员，狼狈地向后撤退，留下满地的尸体和武器，仓皇逃窜。
　　“追！”杨金继吼了一声，就要带着士兵们冲出去，可刚一抬脚，右腿突然一软，一股钻心的剧痛，从大腿处传来，像有一把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了骨头缝里。他踉跄着，差点摔倒，幸好被身边的一个士兵眼疾手快扶住。
　　“连长，你怎么了？”士兵焦急地喊道，声音里带着哭腔。
　　杨金继低头看向自己的右腿，这才发现，军裤的裤管，已经被鲜血浸透了，暗红色的血，顺着裤脚往下淌，在地上积了一小滩。传令兵赶紧跑过来，撕开他的裤腿，只见一颗子弹，从他的大腿处穿了过去，伤口的皮肉翻卷着，露出惨白的骨头碴子，还在汩汩地流血。“快！包扎！”传令兵手忙脚乱地拿出急救包，撕开纱布，咬着牙，紧紧缠住他的伤口。杨金继疼得浑身发抖，额头的冷汗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可他硬是咬着牙，没哼一声，只是死死攥着拳头，指甲嵌进了掌心。
　　剧痛让杨金继眼前发黑，右腿却一点力气都没有，连站都站不稳。没过多久，担架队就赶了过来。杨金继被抬上担架，送往松山外围的战地医院。山路崎岖，担架颠簸，每晃一下，伤口就疼得钻心，他晕过去又醒过来，迷迷糊糊中，听见身边的担架兵在低声说话：“杨连长是条汉子，带着我们打退了鬼子的偷袭……”
　　
　　后来，他又被转到第八军野战医院。那是个用茅草和木板搭起来的临时医院，到处都是伤员，呻吟声、哭喊声不绝于耳。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消毒水味和血腥味，让人作呕。医生检查完他的伤口，皱着眉，对着旁边的护士摇了摇头：“伤口感染严重，子弹打穿了股骨，再不截肢，怕是要引发败血症，性命难保。”
　　“截肢？”杨金继猛地睁开眼，原本浑浊的眼神，瞬间变得凌厉起来，他挣扎着想要坐起来，可一动弹，伤口就疼得他龇牙咧嘴。他死死抓住医生的衣领，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嘶吼道，“你敢锯我的腿？我就跟你拼命！我还要上战场，我还要杀鬼子！没有腿，我怎么打仗？怎么回去见我的弟兄们？”他的吼声，震得病房里的人都愣住了，几个正在换药的伤员，也停下了动作，怔怔地看着他。
　　医生看着他决绝的眼神，叹了口气，最终还是妥协了：“那先保守治疗，用草药敷着，输点消炎药。但是杨连长，你得想清楚，要是情况恶化，就别怪我没提醒你。”
　　杨金继躺在病床上，伤口疼得钻心，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是在受刑。可他硬是咬着牙，没哼一声。每天，护士来换药的时候，他都死死盯着自己的右腿，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站起来，我要回前线。
　　病房里，住着十几个伤员，大多是和他一起从松山撤下来的弟兄。他们有的断了胳膊，有的瞎了眼睛，每天躺在病床上，除了疼，就是想家。杨金继强忍着疼痛，给他们讲在湘潭步校的日子，讲在宜昌炸飞机的痛快，讲磨盘山对峙时的趣事。他的声音沙哑，却带着一股力量，听得那些伤员渐渐红了眼眶。
　　“杨连长，等我们伤好了，还跟着你干！”一个断了胳膊的年轻士兵，攥着拳头说。
　　杨金继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肩膀：“好！等咱们伤好了，一起杀回松山，把那些鬼子，全都赶出去！”
　　
　　那段日子，他每天都要忍着剧痛，尝试着活动右腿。刚开始，腿根本动弹不得，稍微一动，就疼得他浑身冒汗。可他不肯放弃，一点点地挪，一点点地伸，汗水浸透了床单，也浸透了他的军装。护士看着心疼，劝他歇会儿，他却摇摇头：“不练不行啊，我怕这腿，真的废了。”
　　或许是他的意志力感动了上苍，或许是军医的草药起了作用。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后，他的腿竟然渐渐消肿了，伤口也开始愈合，不再往外渗血。虽然还没结疤，皮肤依旧是一片狰狞的红色，但他已经能拄着拐杖，瘸着腿，在病房里走几步了。
　　那天，阳光正好，透过茅草屋顶的缝隙，洒在床铺上，暖洋洋的。团长亲自打来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急促，带着一丝沙哑：“金继，伤好得怎么样了？能走就赶紧回来，前线的军官，快打光了。弟兄们等着你回去指挥呢！”
　　杨金继握着电话，手指微微颤抖，眼泪瞬间流了下来，滚烫的泪珠，砸在布满老茧的手背上。他对着电话，用尽全身的力气吼道：“团长，我马上归队！”
　　挂了电话，他不顾医生的劝阻，执意要出院。医生拗不过他，只好给他开了些草药，叮嘱他按时敷药。他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出了医院，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他抬起头，望着松山的方向，眼神里，满是坚定。滇西的风，吹着他的衣角，也吹着他那颗滚烫的、报国的心。
　　
　　1944年10月中旬，总攻松山的号角吹响了。军长下令，军榴弹炮、师山炮、各团的迫击炮，共计百余门火炮，集中轰击日军阵地。两个小时的炮火覆盖，将松山的日军阵地炸成了一片焦土，火光冲天，浓烟滚滚，连山头的石头，都被炸成了粉末。
　　炮火延伸射击后，团长亲自率领全团官兵，向着主峰发起冲锋。杨金继带着七连的弟兄，冲在最前面。他的腿还瘸着，跑得比谁都慢，可他的眼神，却比谁都坚定。他拄着拐杖，一手握着步枪，嘴里喊着冲锋的口号，声音沙哑，却充满了力量。
　　日军的抵抗很顽强，躲在碉堡里，拼命射击，子弹像雨点般扫过来。杨金继指挥着士兵们，用手榴弹炸碉堡，用火焰喷射器烧工事。硝烟里，他看见战友们一个个倒下，有的被子弹击中，有的被炮弹炸飞，可后面的人，依旧踩着战友的血迹，往前冲。
　　不知打了多久，日军的防线终于崩溃了。他们像潮水般退去，杨金继和战友们一鼓作气，冲上了松山主峰。副军长亲自带着敢死队，扛着火焰喷射器，冲上主峰协助防守，火焰喷射器喷出的火龙，将日军的暗堡烧成了一片火海。
　　
　　占领主峰后，杨金继带着传令兵，开始搜山。他们小心翼翼地搜索着每一个山洞，每一处掩体，生怕还有残存的日军。在一处山坡的草丛里，他们发现了一个鬼子伤员。他坐在地上，头上缠满了绷带，脸上血肉模糊，看不清模样，一条腿被炸断了，露在外面的骨头，白得瘆人。他手里却紧紧攥着一颗手雷，眼神里透着一股疯狂。
　　杨金继对着他喊话，用半生不熟的日语，让他投降。可那个鬼子，只是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然后猛地拉开了手雷的引线。
　　“小心！”杨金继大喊一声，拉着传令兵扑到一边。“轰”的一声巨响，火光冲天，弹片四溅。那个鬼子，在爆炸声中，化为了灰烬。
　　松山战役结束后，荣三团将阵地移交给了103师。杨金继清点人数，全团只剩下两百人，而他的七连，原本一百七十七人，最后只剩下十七人——这十七人里，有五个还是伙夫，手里的锅铲，都换成了步枪。
　　那场仗，打得有多惨烈，不必多说。
　　
　　抗战胜利后，杨金继解甲归田。1947年，他在山东潍坊，遇见了一个名叫李玉珍的姑娘，两人情投意合，结为夫妻。后来，他带着妻子回到了金华，彻底脱离了部队。
　　新中国成立后，杨金继先后在烟塘公司大华商场和农村信用社工作。他和李玉珍生育了四个女儿，日子过得平淡而安稳。他很少提起当年的战事，只是在夜深人静时，会对着窗外的月亮，想起那些牺牲的弟兄，想起松山的硝烟，想起那些瞄准黑影的枪口。
　　2023年，杨金继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一百岁。弥留之际，他拉着女儿们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别……别忘记……那些弟兄……那些山……”
　　赵倩今天的讲述，到这里就结束了。她合上卷宗，眼里闪着泪光，声音哽咽，再也说不出一个字。会议室里一片寂静，只有窗外的风声，在轻轻呜咽，像是在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的悲壮。
　　
　　(二)
　　
　　次日，赵倩继续要讲的，是浙江永康老兵吕之康的故事。
　　
　　吕之康，1922年2月出生在永康芝英的一个贫苦农家。浙中丘陵的田埂，养出了他骨子里的韧劲，却没能给这个家庭遮风挡雨。六岁那年，父亲在春耕时累倒在水田里，再也没能醒来。寡母拖着几个孩子，靠着几分薄田和替人缝补浆洗过活，日子苦得像嚼着带霜的黄连。吕之康是长子，打小就跟着母亲下地，割稻、插秧、挑水，肩膀上的担子，比同龄孩子沉了太多。可他偏偏是个要强的性子，白天跟着母亲忙活，夜里就着煤油灯的微光认字，靠着乡邻接济的旧课本，硬是读到了高小毕业。
　　1938年下半年，淞沪会战的硝烟还未散尽，浙东大地处处响着“保家卫国”的呐喊。鬼子的飞机时不时掠过村庄的上空，投下的炸弹，炸碎了多少安宁的家。吕之康看着村里的青壮年纷纷扛起锄头参军，看着母亲偷偷抹泪的模样，咬了咬牙，揣着母亲连夜缝进衣角的三块银元，背着一床旧棉被，一路辗转，赶到了招考点，报考中央陆军工兵学校。
　　那一场招考，足足两百多个年轻人挤在临时搭起的考棚里，笔尖划过试卷的沙沙声，和着窗外的蝉鸣，织成一张紧张的网。笔试考国文、算术，吕之康靠着自学的底子，硬是答得满满当当；体检时，他脱掉草鞋，露出脚底厚厚的老茧，却挺直了腰板，让军医检查；面试时，考官问他“为何参军”，他攥紧了拳头，字字铿锵：“国破家亡，匹夫有责！我要杀鬼子，保家乡！”
　　一道道关卡筛下来，最终只录取四十人。发榜那天，吕之康挤在人群最前面，看到自己的名字赫然在列时，攥着榜单的手，抖得不成样子。他朝着家的方向磕了三个头，额头贴着滚烫的泥土，心里默念：“娘，孩儿去当兵了，等打跑了鬼子，就回来孝敬您。”转身，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行的路，背影融进了漫天的晚霞里。
　　
　　1940年，吕之康从黄埔十七期毕业，一身草绿色的戎装，衬得他眉眼格外英挺。他被分配到第三战区，旋即转隶63师工兵营3连，任少尉排长。部队先驻安徽宁国，那里的山清水秀，却藏不住战争的阴霾。吕之康带着排里的弟兄，每天操练工兵技术，架桥、筑堡、排雷，手上的茧子，一层叠着一层。后来，部队移防浙江兰溪，这里是浙中咽喉，日军觊觎已久，阵地前的空气，一天比一天紧张。
　　那年深秋，冷雨连绵。鬼子兵分几路，从古方迂回包抄，企图一口吞下兰溪守军。上级下令战略转移的那天，雨下得格外大，山路泥泞，草鞋踩上去，一步一滑。吕之康跟着大部队，一路往南撤退，草鞋磨破了好几双，脚底的血泡破了又起，渗出血水，和泥浆混在一起，疼得钻心。他们饿了就啃几口干硬的炒米，渴了就喝路边的雨水，终于退到福建邵武。可还没等他们喘口气，日军的尖兵就追了上来，枪声，就在身后响了起来。
　　这是吕之康第一次真刀真枪地面对日本人。
　　起初，是远处传来的“轰隆隆”炮声，像闷雷滚过天际，震得大地都在颤。渐渐地，炮声越来越近，震得战壕里的泥土簌簌往下掉。紧接着，机关枪的“嗒嗒嗒嗒”声撕破了空气，子弹擦着头顶的树梢飞过，留下尖锐的呼啸，打得身边的石头火星四溅。吕之康趴在战壕里，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冻住了，牙齿打颤，连握枪的手都在抖。他偷偷瞄了一眼身边的老兵，那老兵约莫三十多岁，脸上刻着风霜，却只是眯着眼，盯着前方的烟尘，嘴角甚至还噙着一丝冷笑。
　　“小子，脸青了吧？”老兵拍了拍他的肩膀，声音粗粝得像砂纸，“头一回上战场，都这样。别怕，等见了血，就不慌了。”
　　冲锋号吹响的那一刻，尖锐的号声刺破雨幕。吕之康几乎是凭着本能，跟着老兵们跃出战壕。雨水混着汗水，糊住了他的眼睛。他只顾着往前冲，全然忘了隐蔽，直到腰间和腿上突然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疼，低头一看，鲜血正顺着裤管往下淌，染红了脚下的泥浆。
　　“找死啊！”一只粗壮的手猛地将他拽倒，按在一个弹坑里。还是那个老兵，他瞪着吕之康，眼睛里冒着火，“子弹长眼睛吗？你这么横冲直撞，有十条命都不够赔！”老兵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指着前方起伏的地形，声音压低，却字字铿锵，“看见没？那处高地，树木密，地势险，十有八九藏着鬼子的机枪。冲锋要借地形掩护，蹿几步，就找个土坡、石头躲一躲。实在没掩护，就算是死人，也得拖过来挡子弹！记住了，只有活着，才能杀鬼子！”
　　吕之康趴在弹坑里，看着老兵脸上的皱纹，看着他身上那身打满补丁的军装，看着他腰间别着的、磨得发亮的刺刀，突然就懂了。战场不是逞英雄的地方，活下去，才是对国家、对自己最大的负责。他咬着牙，抹掉脸上的血水和雨水，从弹坑里探出头，学着老兵的样子，瞄准了前方的敌人。
　　
　　1943年的夏天，湖南战场的太阳毒得像要把人烤化。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空气里弥漫着硝烟和焦土的味道。吕之康所在的部队，奉命反攻一处被日军占据的高地。鬼子狡猾得很，把据点设在一座荒废的古庙里，那庙宇的大梁，是数百年的楠木，粗壮结实。他们竟拆了这些大梁，架起了好几挺重机枪，组成一道密不透风的火力网。
　　国军的冲锋一次又一次被打退。炸药包送上去，还没靠近庙宇，就被机枪扫倒；手榴弹扔过去，砸在梁木上，只发出沉闷的响声，根本炸不穿那厚实的木头。十几个爆破队员，都是身经百战的汉子，前仆后继地冲上去，最后都倒在了庙宇前的空地上，鲜血染红了台阶。
　　部队伤亡惨重，士气低落到了极点。吕之康看着战友们的遗体，看着阵地上弥漫的硝烟，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他蹲在战壕里，和几个老兵对着地图琢磨了半天，额头上的汗珠滚落，砸在地图上，晕开一个个湿痕。突然，他一拍大腿，眼睛亮了起来：“鬼子的掩体太硬，咱们的迫击炮啃不动，不如请空军帮忙！飞虎队的炸弹厉害，肯定能炸垮他们的老巢！”
　　这个建议很快被上报到师部，师长当即拍板同意。接下来的日子，吕之康带着全排的战士，顶着烈日，在阵地上忙活开了。他们砍来白木板和红木板，做成醒目的标记，白木板用石灰刷得雪白，标示着己方阵地的边界，生怕空军误炸；红木板则用红漆涂得鲜亮，精准地标出了日军庙宇据点的位置，连重机枪的射击死角、进出口，都标注得一清二楚。
　　标记做好后，吕之康不敢有丝毫松懈。他亲自抱着一挺轻机枪，和战友们的重机枪交叉布阵，枪口死死地对着庙宇的每一个出口，形成一道密不透风的封锁线。战士们的手指，都扣在扳机上，眼睛瞪得通红，等着鬼子出来的那一刻。
　　一切准备就绪，就等飞虎队的到来。
　　
　　那天中午，天空中传来一阵熟悉的轰鸣声。几架P-40战斗机，像矫健的雄鹰，呼啸着掠过天际，机翼上的飞虎标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吕之康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他对着天空，狠狠地挥了挥拳头。
　　飞虎队的飞行员果然厉害，低空掠过阵地时，精准地识别出了木板标记。第一波投下的，是成桶的助燃剂，那些黏稠的液体，像雨点般落在庙宇的屋顶和墙壁上，瞬间浸透了木头。紧接着，第二波炸弹呼啸而下，带着尖锐的破空声，砸向庙宇。
　　“轰！轰！轰！”
　　爆炸声震耳欲聋，大地都在颤抖。庙宇瞬间被火光吞噬，那些被当作掩体的楠木大梁，沾了助燃剂，烧得“噼啪”作响，火星四溅。浓烟滚滚，直冲云霄，呛得人喘不过气来。躲在里面的鬼子，被烧得哭爹喊娘，再也扛不住了，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从庙宇的各个出口钻出来，有的光着膀子，有的丢了枪，只顾着逃命。
　　“打！给我狠狠地打！”吕之康一声怒吼，率先扣动了扳机。
　　他怀里的轻机枪，喷出一道火舌，子弹像长了眼睛一样，精准地扫向冲在最前面的鬼子。战友们的重机枪也不甘示弱，“哒哒哒”的枪声，像狂风过境，席卷了整个阵地。那枪声太密了，太猛了，震得人耳膜生疼，却又让人觉得浑身热血沸腾。吕之康的眼睛红了，他死死地盯着那些逃窜的鬼子，手指不停地扣动扳机，枪管越打越烫，烫得能烙熟鸡蛋，他就换个弹匣继续打。
　　冲出来的二十多个鬼子，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这狂风般的火力扫倒在地，有的倒在火堆旁，有的摔在血泊里，再也动弹不得。庙宇前的空地上，瞬间躺满了鬼子的尸体。
　　“冲啊！”吕之康扔掉打空的弹匣，拔出腰间的刺刀，第一个跃出战壕。
　　他带着战士们，踩着满地的焦土和鬼子的尸体，向着庙宇冲去。胜利就在眼前，喜悦冲昏了他的头脑，他竟忘了老兵的叮嘱，只顾着往前跑，想要去看看那被炸毁的鬼子据点。就在这时，一阵剧痛猛地从左脚传来，像有一把烧红的尖刀，狠狠刺穿了他的脚踝。
　　吕之康踉跄着摔倒在地，滚烫的焦土烫得他手心发麻。他低头一看，鲜血正从伤口处汩汩涌出，染红了脚下的碎石。他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却看见不远处，一个躺在地上的鬼子伤兵，正狞笑着，举着一把南部十四式手枪，对准了他。那鬼子的一条腿被炸断了，脸上沾满了黑灰，眼神里满是疯狂。
　　“狗娘养的！”吕之康目眦欲裂，他强忍着剧痛，右手猛地拔出腰间的手枪，对着那个鬼子连开数枪。子弹穿透了鬼子的胸膛，血花四溅。那家伙哼都没哼一声，就歪倒在地，手里的枪“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吕之康这才松了口气，低头看向自己的脚，脚踝处血肉模糊，他伸手摸了摸，只觉得一阵钻心的疼——脚筋，被打断了。
　　
　　战友们冲过来，七手八脚地把他抬上担架。那年夏天，湖南的天气格外闷热，蚊虫肆虐。战地医院的条件简陋得很，只有几间茅草屋，病床是用木板搭的。吕之康的伤口很快就发炎溃烂了，脓水浸透了绷带，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臭味。医生换药时，要把烂肉挖掉，那种疼，疼得他浑身冒汗，好几次都晕了过去。可他硬是咬着牙，没掉一滴眼泪，只是死死地攥着拳头，指甲嵌进掌心，留下深深的血痕。
　　他知道，自己还不能死，他还要杀鬼子，还要回家，还要见母亲和未婚妻。
　　在医院里躺了半年多，吕之康的腿终于渐渐好转。虽然走路还是一瘸一拐，但总算保住了这条腿。伤愈归队时，他因作战勇猛，被提拔为连长。
　　
　　1945年4月，雪峰山战役打响。这场战役，是抗战末期的关键一役，关乎整个湘西战局。友军大部队要从雪峰山山脚通过，进入主战场，而日军也盯上了这条必经之路，企图切断友军的补给线，围歼主力。上级给吕之康下达了死命令：率领一个加强连，配备两挺重机枪、一个小炮排、一个步兵连，死守雪峰山的一个山头，坚守七天七夜，掩护友军通过。
　　吕之康接过命令，对着上级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保证完成任务！”
　　那七天七夜，是吕之康这辈子最难忘的日子，也是最惨烈的日子。
　　山上多是风化后的小石子，又滑又陡，连站都站不稳。吕之康带着战士们，连夜修筑工事，把战壕挖得深深的，把石头垒成掩体。战士们的手上，磨出了一个个血泡，却没人喊苦。
　　日军每天拂晓都会发起猛攻，天还没亮，炮火就铺天盖地地砸过来。炮弹落在山头上，炸起漫天的碎石，砸得人抬不起头。炮火一停，黑压压的鬼子就端着刺刀，嚎叫着冲上来。他们穿着笨重的步兵靴，踩在石子上，常常站立不稳，摔得四脚朝天。
　　吕之康抓住这个机会，指挥着重机枪和小炮排，对着山下猛轰。重机枪的子弹像暴雨般倾泻而下，小炮排的炮弹精准地落在鬼子的冲锋队伍里。鬼子一排排地倒在山坡上，血流成河，染红了那些灰色的石子。
　　刚开始几天，鬼子还会在傍晚时，派小股部队偷偷摸上来，把尸体拖回去。可到了后来，尸体越积越多，鬼子自顾不暇，哪里还顾得上收尸？山坡上的尸体，堆得像小山一样，散发着腐臭的气息。苍蝇嗡嗡地围着尸体转，连风都带着一股腥臭味。
　　鬼子的强攻屡屡受挫，便换了招数。他们派小部队，趁着夜色，偷偷爬上山头，想要和守军肉搏。吕之康早有防备，他带着战士们，握着上好刺刀的步枪，守在战壕里，眼睛瞪得通红。
　　鬼子的拼刺技术确实厉害，他们受过专业训练，刺刀捅得又快又准。一对一，中国兵往往讨不到便宜。“抱团！抱团打！”吕之康大吼着，指挥着战士们三人一组，互相配合。一个吸引注意力，一个主攻，一个掩护。任凭鬼子的刺刀再锋利，也架不住人多势众。
　　夜色里，刺刀的碰撞声、喊杀声、惨叫声交织在一起。吕之康的胳膊被鬼子的刺刀划开一道口子，鲜血直流，他却浑然不觉，只是挥舞着刺刀，朝着鬼子的胸膛捅去。最后，那些爬上来的鬼子，全都被刺死、射死在战壕里，没有一个活着回去。
　　
　　有一次，吕之康在清理战场时，遇到一个跪在地上的鬼子兵。那家伙约莫十八九岁的年纪，瘦得像根竹竿，脸上满是惊恐，手里的枪早就扔了，嘴里叽里呱啦地说着什么，眼泪和鼻涕糊了一脸。后来翻译告诉他，这个鬼子是来自日本的殖民地朝鲜，是被强征来当兵的，他根本不想打仗，只想回家。
　　吕之康看着他那双充满恐惧的眼睛，看着他身上单薄的军装，心里五味杂陈。他想起了自己离家时的模样，想起了母亲的眼泪。战争的罪，不该由一个孩子来偿。他挥了挥手，让战士把他押了下去，关进了战俘营。
　　第七天的战斗，打得格外惨烈。日军调集了迫击炮，对着山头狂轰滥炸，整整炸了一个小时。一枚炮弹落在战壕里，巨响过后，烟尘弥漫。吕之康被气浪掀飞，重重地摔在地上，耳朵里嗡嗡作响，什么都听不见。他挣扎着从土里爬出来，抖了抖身上的泥土，却看见那个曾经教他躲避子弹的河南老兵，倒在血泊里。
　　老兵的胸口被炸出了一个大洞，鲜血染红了他的军装。他的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把步枪，手指僵硬，眼睛却瞪得大大的，望着家乡的方向。
　　吕之康愣了半晌，突然蹲在地上，放声大哭。那哭声，压抑了太久，像山洪暴发，震得整个战壕都静了下来。战士们看着他们的连长，看着倒在地上的老兵，也都红了眼眶。这个河南老兵，跟着吕之康南征北战，救过他的命，教过他打仗的技巧。他总说，等抗战胜利了，就回河南老家，娶个媳妇，种几亩地，过安生日子。可他终究没能等到那一天。
　　吕之康擦干眼泪，站起身，对着老兵的遗体敬了一个军礼。他捡起老兵的步枪，高高举起：“弟兄们，为老兵报仇！守住阵地！”
　　“守住阵地！”战士们齐声呐喊，声音响彻云霄。
　　七天七夜，整整一百六十八个小时。吕之康带着部队，死守阵地，打退了日军的数十次进攻。等到友军顺利通过，他们接到撤退命令时，全连伤亡过半，活着的人，个个都成了血人，军装破得像筛子，脸上沾满了泥土和血污。
　　
　　吕之康常说，当兵的日子，苦得像黄连。他当少尉排长时，军饷只有四十多元法币。那时候法币贬值厉害，这点钱，只够买几条毛巾、几管牙膏，想买包烟，也只能买最便宜的小仙女牌，一次还只能买三包。他舍不得抽，常常把烟分给站岗的战士。
　　后来当了连长，按规定可以领五个兵的空饷，这在当时是公开的潜规则。可吕之康一分都没拿。他说：“弟兄们跟着我出生入死，吃了上顿没下顿，我怎么能昧着良心，贪他们的血汗钱？”他把省下的钱，全都用来给战士们买药品和粮食。
　　部队和老百姓的关系，好得像一家人。行军路过村庄时，乡亲们总会端出热腾腾的米粥，送来自家腌的咸菜，甚至把舍不得吃的鸡蛋塞给战士们。农场丰收的时候，老乡们会炒上一大锅花生，用布袋装着，扛到阵地上来，笑着说：“副爷，尝尝我们的花生，补补身子。”
　　战士们的伙食差，六个人一盆菜，清汤寡水的，连点油星都没有。军官们就自掏腰包，买点猪油，熬成油渣，分给战士们下饭。那油渣，香得能让人把舌头吞下去。
　　部队有铁的纪律，谁要是敢骚扰老百姓，偷鸡摸狗，格杀勿论。吕之康记得，有个新兵蛋子，饿极了偷了老乡的红薯，被他发现后，当场关了禁闭，还带着他去老乡家赔礼道歉。遇到逃兵，吕之康也不忍心打骂，只是把他们关在禁闭室里，给他们讲家国大义，讲战友们的牺牲。他说：“都是爹娘生的，谁不想活？好好说，他们听进去了，就不会再逃了。”那些被教育过的逃兵，后来大多成了战场上的勇士。
　　吕之康总念叨，湖南的老百姓，是天底下最好的老百姓。他们把军人称作“副爷”，敬重得很。部队借住在老百姓家里，老乡们总是把最好的房间让出来——那是儿子儿媳的新房，铺着干净的被褥，挂着大红的窗花。晚上，他们会把一盏风灯擦得锃亮，灯芯挑得高高的，送到战士们手里，生怕他们看不清路。老乡们还会烧热水，让战士们泡脚，缓解行军的疲惫。
　　
　　1945年8月15日，那个让所有中国人铭记的日子。吕之康当时正在湖南邵阳，担任副营长兼第九连连长。那天中午，营部的广播突然响了起来，播音员的声音带着哭腔，却又充满了喜悦：“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抗战胜利了！”
　　那一刻，整个营地瞬间沸腾了。战士们扔掉手里的枪，抱在一起，又哭又笑。有人点燃了火把，有人唱起了国歌，火光映着一张张布满泪痕的脸。吕之康站在人群里，看着漫天飞舞的火把，看着战士们欢呼的模样，突然觉得，所有的苦，所有的牺牲，都值了。
　　“不用打仗了！”
　　“老命留下来了！”
　　“可以回家了！”
　　欢呼声此起彼伏，在邵阳的上空久久回荡。吕之康望着家乡的方向，眼泪流了满脸。他终于可以回去了，回去见母亲，见那个等了他多年的未婚妻。
　　
　　抗战胜利后，吕之康跟着部队，先到扬州，后到山东。1948年，在碾庄小衡庄修筑工事时，他看着身边的战友，想起了远在永康的母亲和未婚妻，突然就厌倦了打打杀杀的日子。他不想再打仗了，只想回家，过安生日子。
　　工事筑好的那天夜里，吕之康换上一身老百姓的衣服，悄悄离开了部队。他一路辗转，躲过了盘查，逃到蚌埠，后又投奔到南京第9军116师496团第三营。可他心里清楚，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1949年10月17日，厦门解放。吕之康主动到军管会登记，坦白了自己的身份。随后，他被遣送回永康老家。当他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拄着拐杖，出现在村口时，母亲和未婚妻哭着扑了上来，抱着他，久久不肯松开。
　　1950年，吕之康和等待了他数年的未婚妻结婚成家。婚礼很简单，只有几桌酒席，乡亲们都来道贺。看着妻子温柔的笑容，看着母亲眼角的皱纹，吕之康觉得，这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日子。
　　第二年，儿子出生了，粉雕玉琢的，吕之康给他取名“建国”，希望他能记住，这个国家，是多少人用鲜血换来的。又过了两年，女儿也呱呱坠地，家里更热闹了。吕之康脱下军装，拿起锄头，重新做回了庄稼人。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守着妻儿，守着几分薄田，日子平淡而安稳，像门前的小溪，缓缓流淌。
　　
　　他很少提起当年的战事，只有在夜深人静时，会对着窗外的月亮，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想起雪峰山的硝烟，想起那狂风般的机枪声。他的左脚，落下了病根，每逢阴雨天，就会隐隐作痛。可他从不后悔，他总说：“能活着看到胜利，能活着回家，就是最大的福气。”
　　2015年，吕之康获颁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那枚金灿灿的纪念章，被他视若珍宝，每天都要拿出来擦一擦，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盒子里。他把纪念章放在床头，看着它，就像看到了那些并肩作战的弟兄。
　　2018年3月，这位历经烽火的老兵，走完了他九十六岁的人生，安详离世。
　　
　　赵倩的讲述，在暮色中落下帷幕。庭院里的蝉鸣，依旧聒噪，可我的心里，却沉甸甸的。吕之康是千千万万个抗日老兵中的一员，可正是这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抵御外侮的长城，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
　　我翻开手中的《抗战老兵口述实录》，在吕之康的名字后面，一笔一划地写下：“风卷机枪扫敌寇，血洒湘土卫家国。半生戎马归田垄，一世清明照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