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四章 爬行突围，冲阵救护

　　(一)
　　
　　2025年3月，河南抗战研究院，我正研究着档案室里泛黄的作战地图，研究员吕安邦先生说，巩县龙尾镇有个叫张静波的指导员，曾在那片土地上，用膝盖丈量过生与死的距离。
　　
　　张静波是豫西淅川人，1922年生人，1938年的秋风卷着武汉会战的硝烟漫过中原时，这个16岁的少年扛起枪，成了129师的一名战士。枪林弹雨里滚过六个春秋，到1944年的春天，日军铁蹄踏碎豫中平原的宁静，国民党军队一路溃退，千里中原转眼成了人间炼狱。太行军区一声令下，所有豫西籍战士汇成一支锐旅，这便是豫西支队。张静波脱下129师的旧军装，成了支队特务连的指导员，打回了魂牵梦萦的故土。
　　初到豫西，给他配的通讯员是个叫杨乃群的少年，十六岁的年纪，眉眼间透着河南娃特有的机灵劲儿，家在豫皖临界的地界，一口软糯的乡音，听着就让人觉得亲切。部队驻扎在村子里时，借住在一户杨姓老乡家，房东大娘膝下只有一个女儿，唤作腊梅，刚满十五岁，梳着两条乌黑的麻花辫，见了生人就红着脸躲进灶房。大娘瞧着杨乃群懂事勤快，便认了他做干儿子，腊梅也自此多了个“干哥哥”，每日里总把蒸好的红薯、烙得喷香的玉米面饼子，偷偷塞到杨乃群的挎包里。
　　
　　那年的大年三十，雪落了满院，灶台上的饺子冒着热气，战士们围坐在一起，正说着“打完鬼子就回家过年”的家常，一封加急电报却攥在了张静波的手里。军令如山，他当即起身，腰带一紧就要带队出征。乡亲们闻讯赶来，提了满满一篮子煮鸡蛋，红的绿的染着喜庆的颜色，硬是往每个战士手里塞一个。腊梅挤过人群，把一枚亲手染红的鸡蛋塞到杨乃群掌心，红鸡蛋还带着姑娘手心的温度，杨乃群攥着它，脸比鸡蛋还红，半晌只憋出一句：“腊梅妹，等我回来。”
　　谁也没料到，这一别，竟是生死两隔。
　　部队开进巩县龙尾镇时，日军的包围圈已如铁桶般收紧。枪炮声震得耳膜生疼，硝烟呛得人睁不开眼，连长带着大部队拼死突围，是为了掩护指挥部转移。撤到安全地带清点人数时，才发现特务连的刘班长没跟上来。连长红着眼说：“老刘腿上中了一枪，怕是被撂在村里了！”张静波一听这话，心就揪成了一团，刘班长是队伍里的老骨干，从太行山上一路拼杀过来，怎么能丢？他二话不说，抄起身边的步枪，对杨乃群喊了一声“跟我走”，又点了三个战士，五个人转身就往炮火连天的村子里冲。
　　残垣断壁间，到处是烧焦的梁木和散落的弹壳，他们踩着没膝的瓦砾，喊着刘班长的名字，声音被爆炸声吞没。就在一处断墙根下，他们看见了刘班长——他斜倚着残壁，腿上的伤口汩汩地淌着血，手里却正把三颗手榴弹的引线缠在一起，打了个死结。“老刘！”张静波扑过去，一把按住他的手，“这不是拼命的时候，我背你走！”刘班长咧嘴一笑，露出豁了的门牙：“指导员，别管我，鬼子快围上来了！”
　　话音未落，一道寒光闪过，一个端着三八大盖的鬼子兵正从墙角绕过来，杨乃群眼疾手快，抬手就是一枪，鬼子应声倒地。枪声惊动了附近的伪军，两个穿黄皮子的家伙刚要喊出声，就被冲上来的战士按在地上捆了个结实。张静波当机立断，让两个伪军背上刘班长，他和杨乃群断后，五个人借着断墙的掩护，往村外摸去。
　　刚出村口，一阵密集的机枪声就扫了过来。子弹打在地上，溅起一片片尘土，那两个伪军吓得魂飞魄散，扔下刘班长就往庄稼地里钻。前头的三个战士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子弹穿透了胸膛，鲜血染红了身下的青麦苗。鬼子的喊杀声越来越近，刘班长看着围上来的敌人，突然扯开嗓子吼了一声：“指导员，保重！”话音落时，他猛地拽响了手榴弹的引线。
　　“轰——”
　　一声巨响震得地动山摇，火光冲天而起，三个鬼子兵被炸得血肉模糊，刘班长的身影也在硝烟里化作了永恒。张静波睚眦欲裂，抬手举起手枪，对着冲在最前面的两个鬼子扣动扳机，两声枪响过后，鬼子应声倒地。可他还没来得及再开一枪，一颗子弹就射中了他的大腿，剧痛钻心，他踉跄着跪倒在地。
　　“指导员！”杨乃群嘶吼着扑过来，想要背起他。就在这时，一串机枪子弹扫过，杨乃群的大腿也炸开了一朵血花，他闷哼一声，重重地摔在地上，两人滚作一团。
　　鬼子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张静波咬着牙，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污，对杨乃群说：“别慌，根据地在东南方向，咱们爬，爬也要爬出去！”
　　两个负伤的人，就这样在焦土上爬行。锋利的瓦砾划破了手掌和膝盖，鲜血渗出来，在身后拖出两条蜿蜒的血痕。春寒料峭，风一吹，伤口疼得钻心，可他们谁也没吭声，只是咬着牙，一寸一寸地往前挪。爬了约莫半个时辰，就在他们以为能逃出虎口时，一阵皮鞋踏地的声响，骤然从前方传来。
　　抬头望去，十几个鬼子兵正端着枪，呈扇形包抄过来，明晃晃的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冷光。
　　张静波和杨乃群对视一眼，不约而同地摸向腰间的手枪——弹夹是空的，子弹早就打光了。
　　唯一的指望，就是两人腰间各揣着的一颗手榴弹。
　　鬼子的狞笑越来越近，他们看着两个在地上爬行的伤兵，像是看着两只待宰的羔羊，慢慢收紧了包围圈。杨乃群的身子微微发抖，不是因为怕，是伤口疼得厉害，也是因为眼前这绝境。张静波拍了拍他的肩膀，声音沙哑却沉稳：“别怕，小杨，咱们手里还有家伙，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
　　杨乃群点点头，脸上的惧色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少年人特有的决绝。他忽然想起了什么，转头看向张静波，眼里闪着细碎的光：“指导员，你说……咱们村的杨大娘，还有腊梅妹，现在还在家吗？”
　　张静波一愣，随即笑了，笑声里带着几分酸涩：“傻小子，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想腊梅？等咱们出去了，我替你去提亲！”
　　杨乃群也笑了，嘴角咧开，露出一口白牙，只是那笑容里，带着一丝少年人独有的羞涩。
　　鬼子已经冲到了跟前，为首的那个举着军刀，嗷嗷叫着就要劈下来。
　　
　　就在这时，杨乃群猛地从腰间拽出那颗手榴弹，塞到张静波手里。他的手掌滚烫，带着血的温度，声音却平静得像一潭水：“指导员，你保重。”
　　不等张静波反应过来，杨乃群已经用尽全身力气，朝着鬼子最密集的地方滚了过去。他的动作很笨拙，因为腿上的伤，滚得很慢，却很坚定。鬼子兵愣了一下，随即举枪就要射击。
　　“轰——”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在焦土上炸开。
　　火光冲天而起，浓烟滚滚，两个鬼子兵当场被炸飞，血肉模糊地摔在地上。硝烟散尽后，那片焦土上，再也看不见那个十六岁少年的身影。
　　张静波死死地攥着手里的手榴弹，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他看着眼前倒下的鬼子，看着那片还在冒着青烟的土地，喉咙里像是堵着一团火，疼得他说不出话来。眼泪混着血和尘土，从眼角滚落，砸在焦土上，瞬间就被吸干了。
　　他想起来了，大年三十那天，腊梅塞给杨乃群的那颗红鸡蛋；想起来了，杨大娘喊他“干儿子”时的笑容；想起来了，这个少年跟着他，在枪林弹雨里穿梭，从来没喊过一声苦。
　　十六岁，本该是在爹娘身边撒娇的年纪，他却扛起了枪，扛起了家国的重担。
　　鬼子的喊杀声再次响起，剩下的几个鬼子兵红了眼，朝着张静波扑了过来。张静波缓缓地抬起手，将手榴弹的引线套在了手指上。
　　他想，小杨，我来陪你了。
　　他想，老刘，我来陪你了。
　　他想，爹娘，儿子不能尽孝了。
　　引线被一点点拉紧，死亡的气息扑面而来。张静波闭上眼，眼前闪过的，是豫西的山，是太行的水，是杨乃群的笑脸，是腊梅的麻花辫。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阵密集的枪声突然从身后响起。
　　“砰！砰！砰！”
　　冲在最前面的鬼子兵应声倒地，子弹带着呼啸的风声，扫向剩下的敌人。张静波猛地睁开眼，只见不远处的庄稼地里，冲出一队穿着灰色军装的战士，为首的正是特务连的排长。
　　排长一边开枪，一边嘶吼着：“指导员！我们来救你了！”
　　鬼子兵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懵了，慌忙转身还击。可他们哪里是八路军的对手，不过片刻功夫，就被全部歼灭。排长带着战士们冲到张静波身边，一把抱住他，声音哽咽：“指导员，你没事就好！连长下了死命令，找不到你，我们谁也不许回去！”
　　张静波看着眼前的战友，看着他们身上的硝烟和血迹，攥着手榴弹的手缓缓松开。引线从指间滑落，他再也支撑不住，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张静波躺在一张简陋的土炕上，四周是昏暗的窑洞。守在他身边的，是一位面容慈祥的大娘，见他醒了，连忙端过一碗米汤。后来他才知道，这里是巩县洪河村，救他的是村里的康大妈。他的腿伤很重，子弹嵌在骨头里，没有手术刀，医生只能用一把小锯子，硬生生把子弹取了出来。那钻心的疼，他至今想起来，还觉得浑身发冷。
　　部队转移了，把他和另外两个伤员留在了这个偏僻的小山村。为了躲避鬼子的扫荡，地下党把他们藏进了深山的山洞里，每天让一个叫英子的姑娘来送饭。英子是康大妈的侄女，十八九岁的年纪，眉眼清秀，手脚麻利。她总是一边给他们换药，一边絮絮叨叨地问：“张指导员，你昏迷的时候，老是喊‘小杨’‘小杨’，那是你啥人啊？是你对象不？”
　　张静波看着洞外的山，看着天上的云，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开口：“他不是我对象，是我的通讯员，是我的兄弟，是救了我命的恩人。”
　　英子不再说话，只是默默地给他换药，眼眶红红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伤势渐渐好转，可危险却悄然而至。村里有个叫二捆子的汉奸，早就看中了英子的美貌，三番五次上门提亲，都被康大妈和英子拒绝了。二捆子怀恨在心，偷偷跟踪英子，终于在一个清晨，跟着她找到了山洞的位置。
　　那天，英子刚把饭放下，二捆子就带着一把手枪和一根绳子，堵在了洞口。他狞笑着，用枪指着张静波三人：“好啊，怪不得你死活不嫁我，原来藏着八路军的伤员！都给我老实点，动一下老子就打死谁！”
　　张静波三人挣扎着想要起身，可伤势未愈，哪里是汉奸的对手。英子看着黑洞洞的枪口，看着张静波苍白的脸，突然放下手里的篮子，平静地说：“二捆子，你别难为他们，我跟你走。”
　　二捆子一愣，随即露出得意的笑容：“早这样不就好了？走！”
　　英子提起篮子，跟着二捆子往洞外走。走到洞口不远处的悬崖边时，她突然停下了脚步。二捆子不耐烦地催：“走啊！磨蹭啥？”
　　英子没有回头，只是看着远处的群山，看着那片湛蓝的天。她突然转过身，一把抓住二捆子的领口，用尽全身力气，朝着悬崖下面扑了过去。
　　二捆子猝不及防，尖叫着和英子一起，摔下了万丈悬崖。
　　张静波和另外两个伤员，趴在洞口，看着空荡荡的悬崖边，看着那只掉落在地上的篮子，里面的米汤洒了一地，冒着袅袅的热气。
　　他们放声大哭，哭声震彻山谷。
　　后来，张静波伤愈归队，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团政委，将康大妈和英子的事迹一一禀报。组织上感念康大妈的大义，特意为她寻了一位老红军做老伴，让她晚年有了依靠。张静波跪在康大妈面前，磕了三个响头，喊了一声“娘”。
　　
　　抗战胜利后，张静波又马不停蹄地参加了解放战争，从豫西打到西北，从战士成长为团政治处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他随部队进军新疆，在那片辽阔的土地上扎下了根。他时常给杨乃群的父母寄钱寄物，逢年过节，总要写一封信，告诉两位老人，他们的儿子是英雄。他也时常想起腊梅，想起那个梳着麻花辫的姑娘，不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
　　2012年5月，西安的一所医院里，九十岁的张静波躺在病床上，弥留之际，他拉着身边人的手，嘴里反复念叨着两个名字。一个是，杨乃群。一个是，英子。
　　
　　吕安邦先生的声音停了，档案室里一片寂静。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泛黄的照片上，照片里的张静波，穿着军装，眉眼间透着一股英气。
　　七十余年的时光，足以让焦土变回良田，足以让少年变成老翁，可那些埋在土地里的忠魂，那些刻在骨血里的记忆，却永远不会被磨灭。
　　他们爬过焦土，爬过生死，爬过那段最黑暗的岁月，用血肉之躯，为我们铺就了一条通往光明的路。
　　这条路，我们会一直走下去。这条路，我们会永远记得。
　　
　　(二)
　　
　　2025年的深秋，贵阳的风里带着几分凉意，我和几位抗战历史志愿者踏着梧桐落叶，走进了干休所的院落。阳光透过斑驳的树影，落在一栋白墙红瓦的小楼前，门扉轻启时，一位身形清瘦却脊背挺直的老人，正坐在藤椅上，手里摩挲着一枚锃亮的纪念章。他便是97岁的抗战老兵刘培山，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沟壑，却没能压弯他的脊梁。老人的晚辈围在一旁，见我们进来，连忙起身让座，而刘培山老兵的目光里，忽然闪过一丝锐利的光，仿佛瞬间穿透了八十余年的光阴，落回了那片烽烟滚滚的土地。
　　
　　“1928年，俺出生在山东鄄城的一个小村子里。”老人的声音沙哑，却字字清晰，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那时候穷啊，地里的庄稼收不上几颗，可咱老百姓守着一亩三分地，也能过个安生日子。谁承想，1942年的春天，鬼子的铁蹄就踏破了咱的家门。”
　　老人的手指微微颤抖，仿佛又触到了那年的火光与血腥。1942年的鄄城，被日军的炮火烧成了一片焦土。鬼子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挨家挨户地搜，把村民像牲口一样赶出来，用麻绳串成一串，机枪扫过，鲜血染红了村口的小河；火把扔过，茅草屋烧得噼啪作响，女人的哭喊声、孩子的啼哭声，和鬼子的狞笑声搅在一起，成了刘培山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噩梦。那年他才14岁，躲在柴草垛里，亲眼看着隔壁的王大爷被刺刀挑穿了胸膛，看着年幼的妹妹被浓烟呛得没了气息。仇恨的种子，就在那一刻，在他心里生了根。
　　没过多久，村里的抗日儿童团招人，刘培山第一个报了名。他年纪小，却眼尖心细，没过半年就成了儿童团团长。站岗放哨、传递消息、盘查可疑人员，成了他每天的功课。儿童团有个“五不”铁律，刻在每个孩子的心里：不给敌人带路，不给敌人送信，不吃敌人的糖，不念敌人的书，不告诉敌人藏粮的地方。这三十个字，比性命还重要。
　　老人说到这里，忽然笑了，眼角的皱纹挤成了一团：“俺这辈子，就靠这‘五不’，识破过鬼子的诡计哩。”
　　
　　那是一个晌午，日头毒得很，村口来了两个陌生人，穿着粗布衣裳，却操着一口蹩脚的山东话，眼神贼溜溜地往村里瞟。刘培山心里咯噔一下——前几天老师刚讲过，鬼子狡猾得很，常化装成老百姓打探军情。他灵机一动，故意把裤腰带往下拽了拽，露出饿得瘪瘪的肚子，跌跌撞撞地凑上去，扯着其中一人的衣角，带着哭腔喊：“大叔，给口吃的吧，俺爹娘都没了，村里的人都被鬼子杀绝了……”
　　那人愣了愣，随即从衣兜里掏出两颗花花绿绿的糖果，递到他手里。那糖果纸亮得晃眼，是刘培山从未见过的样子。“小孩，”那人拍了拍他的头，语气里带着几分试探，“村里还有多少人？有没有八路军？”
　　刘培山把糖果攥在手里，却没敢吃，只是耷拉着脑袋，哭唧唧地说：“没人了，都没了。鬼子来扫荡的时候，把人都杀光了，房子都烧了，俺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只能出来讨饭……”
　　两个陌生人对视一眼，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转身就往村外走。刘培山看着他们的背影，心里早就亮堂了——哪有正经老百姓，会揣着这么花哨的糖果？他撒腿就往民兵队跑，气喘吁吁地喊：“快！快追！那两个是鬼子探子！”
　　民兵们抄起锄头扁担，顺着小路追了上去，果然在村外的高粱地里，把那两个化装的鬼子逮了个正着。从他们身上搜出的地图和情报，足以证明他们的来意。那天，刘培山攥着那两颗没敢吃的糖果，心里暗暗发誓：长大了，一定要扛枪打鬼子，把这群畜生赶出中国去！
　　
　　1944年初春，16岁的刘培山跟着村里的青壮年，一起参加了鄄城县独立大队。他被分配做通讯员，后来又编入八分区老七团，跟着部队一路北上，到了热河、承德一带，和日军打起了游击战。那时候的日子苦啊，吃的是掺着沙土的窝窝头，穿的是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可战士们的士气，却比火还旺。
　　“俺这辈子，就送过一封最险的信。”老人的声音沉了下来，眼神里掠过一丝悲伤，“那是1945年的春天，战况吃紧，营长的指挥部被鬼子围了，俺和另一个通讯员小柱子，要把一封紧急信送到前线阵地。”
　　那天的天，是灰扑扑的，炮火声震得耳朵嗡嗡响。他们俩猫着腰，借着沟坎和石堆的掩护，在硝烟里穿行。子弹擦着头皮飞过，炮弹在身边炸开，掀起的泥土糊了一脸。刘培山把信紧紧揣在怀里，像揣着一颗滚烫的心。
　　“轰——”
　　一声巨响，震得地动山摇。刘培山只觉得后背被猛推了一把，整个人飞了出去，重重摔在地上。剧痛从右腿传来，他低头一看，裤管已经被鲜血浸透，黏糊糊地贴在腿上。他咬着牙，伸手摸了摸怀里的信，还好，信封完好无损。他回头喊：“小柱子！小柱子！”
　　身后只有一片死寂。小柱子躺在不远处的血泊里，胸口炸开了一个大洞，眼睛还圆睁着，手里还攥着一把没来得及出鞘的匕首。刘培山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他爬过去，想把小柱子的眼睛合上，可手指却重得抬不起来。“兄弟，对不住，俺没能护住你。”他哽咽着，在小柱子的坟前磕了三个响头，然后拖着伤腿，一步一步往前爬。
　　地面的石子划破了他的手掌和膝盖，鲜血渗出来，在身后拖出一条长长的血痕。他饿了，就啃一口怀里的硬邦邦的窝窝头；渴了，就喝一口路边的泥水。炮火声越来越近，阵地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不知爬了多久，他终于爬到了前沿阵地，把那封染着血的信，递到了营长的手里。
　　“营长，信……送到了。”
　　说完这句话，他眼前一黑，便昏死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刘培山躺在后方医院的病床上。右腿的伤很重，医生说，再晚一步，这条腿就保不住了。伤愈之后，他没能再做通讯员，而是被留在了野战医院卫生队，成了一名卫生员。他学着包扎伤口，学着辨认草药，学着在炮火声中，把受伤的战友从生死线上拉回来。他说，救一个战友，就等于多杀一个鬼子。
　　
　　1945年6月，热河的一场伏击战，成了刘培山一辈子都刻骨铭心的记忆。那天，敌我双方短兵相接，展开了惨烈的肉搏战。鬼子的拼刺刀技术，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一个个凶神恶煞，嘴里嗷嗷叫着，刺刀寒光闪闪。我军的战士们，手里的枪没了子弹，就举起刺刀，举起铁锹，甚至举起石头，和鬼子拼命。
　　阵地上，喊杀声、惨叫声、刺刀刺入肉体的闷响声，搅成了一片。刘培山的眼睛红了，他背着药箱，像一只敏捷的豹子，在硝烟里穿梭。看到倒下的战友，他就扑过去，跪在地上，撕开染血的军装，用绷带紧紧缠住伤口，止血、上药、包扎，动作快得像一阵风。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救他，救他，一定要救他！
　　他太专注了，专注到忘了自己身处险境，忘了身后的杀机正在步步逼近。
　　一个鬼子兵，趁着混战，绕到了他的身后。那鬼子端着刺刀，脸上带着狞笑，脚步放得很轻，轻得像猫爪落地。刺刀的寒光，映在刘培山的后颈上，他却浑然不觉，还在低头给一位断了胳膊的战士包扎。
　　刺刀离他的后背，只有一寸的距离。
　　刘培山甚至能闻到鬼子身上那股令人作呕的汗臭味。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身影猛地从侧方扑了过来。那身影快得像一道闪电，手里的刺刀，带着破风的锐响，狠狠扎进了鬼子的胸膛。
　　“噗嗤——”
　　刺刀穿透皮肉的声音，清晰可闻。鬼子兵惨叫一声，手里的刺刀哐当落地，身体晃了晃，扑通一声栽倒在地。
　　刘培山惊出一身冷汗，猛地回头，只见一个穿着灰色军装的战士，正站在他身后。那战士的脸上沾着血污和尘土，看不清模样，只记得他的眼神，像烈火一样炽热。没等刘培山说一句“谢谢”，那战士就已经转身，提着刺刀，又冲进了混战的人群里。
　　刘培山看着他的背影，看着他在鬼子堆里左冲右突，看着他的刺刀一次次刺入敌人的身体。他想喊住他，想问问他的名字，想知道他是哪个连队的。可战场太乱了，喊杀声盖过了一切。
　　他低下头，看着地上奄奄一息的鬼子，眼里燃起了怒火。他从腰间拔出短刀，狠狠地砍了下去。鬼子的惨叫声戛然而止，鲜血溅了他一身。
　　战斗结束后，刘培山疯了一样在阵地上找那个救了他的战士。他问遍了所有认识的人，问遍了每个连队的指导员，可没人知道他是谁。有人说，那战士是临时抽调来的；有人说，他在战斗中牺牲了；还有人说，他跟着大部队转移了。
　　
　　八十多年了，刘培山老人说，这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他不知道那个战士的名字，不知道他的家乡在哪里，甚至没能看清他的脸。可他记得那道背影，记得那把刺向鬼子的刺刀，记得那份在生死关头，毫不犹豫伸出的援手。
　　“俺总想着，要是能再见他一面就好了。”老人叹了口气，声音里带着几分怅惘，“俺想告诉他，俺还活着，俺后来跟着部队，解放了全中国，俺没辜负他的救命之恩。”
　　抗战胜利后，刘培山跟着部队到了北京古北口，整训后编入二野第二兵团十六军第一旅，跟着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的那场血战，他至今想起来，还觉得心惊胆战。他们连队被国民党部队包围，逼上了一座陡峭的山坡。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扔完了，战士们就举起石头，和敌人拼。最后，连队大部牺牲，只剩下十几个人，被逼到了悬崖边。
　　“俺们十几个人，手拉着手，喊着‘共产党万岁’，就跳下去了。”老人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一股悲壮的力量，“俺命大，被野葡萄藤缠住了。”
　　他挂在藤条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崖下是深不见底的深渊，崖上是敌人的枪声。他用尽全身力气，抓着藤条，一点点往下爬。手被磨破了，血顺着藤条往下滴，可他不敢松。爬到崖底时，他已经奄奄一息，伏在野草里，一动也不敢动。白天，他躲在石头缝里，怕被敌人发现；晚上，他就摸着黑，往前爬。
　　不知爬了多久，他遇见了郭宪芳等两位幸存的战友。三个浑身是伤的人，相互搀扶着，一路乞讨，一路打听，终于重返了部队。
　　后来的战斗里，刘培山的右腿再次中弹，子弹洞穿了腿部。他简单包扎了一下，咬着牙继续战斗，直到增援部队赶到。连队指导员姜三，背着他走了十几里山路，把他送到了安全地带。
　　
　　新中国成立后，刘培山被送到南京第二野战军医科大学学习。1950年，他跟着十八军入藏，解放西藏；1953年，他转业到西南公路工程总局医院工作；1958年，他从四川调到贵州，在盘县火铺钢铁厂医院、晴隆锑矿医院，一干就是几十年。1983年3月，他离休了，却没闲着，总爱给孩子们讲战斗的故事，讲那些埋在岁月里的英雄。
　　2025年9月，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贵州省的领导来到干休所，为刘培山老人颁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老人的眼泪落了下来。
　　
　　夕阳西下，余晖洒在老人的身上，我看着他手里的纪念章，看着他挺直的脊背，忽然明白了什么是英雄。英雄不是天生的，他们只是一群普通的人，在国难当头时，扛起了本该不属于他们的重担；在生死关头时，选择了挺身而出。
　　他们的名字，或许不会被刻在纪念碑上，或许不会被写进史书里。可他们的背影，他们的精神，却会永远留在这片土地上，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就像那个救了刘培山的战士，就像千千万万无名的英雄，他们从未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