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一章 德宏送信，普生开心

　　(一)
　　
　　2024年4月，齐鲁大地的春风裹着麦苗的清香，漫过山东省抗战研究院的青砖灰瓦。我要续写的，是地下交通员孟德宏的烽火人生。六十五岁的孔祥云研究员早已候在办公室，他鬓角染霜，眼神却亮得像淬过火的钢，一杯热茶推到我面前，袅袅的水汽里，他缓缓开口，将我拽回了八十多年前那个风雨如晦的秋天。
　　“周捷，要写孟德宏，得先从他那个满门忠烈的孟家说起。”孔研究员的声音带着鲁北平原特有的厚重。
　　
　　1925年，孟德宏生于无棣车镇乡西小桥孟家村，这片盐碱地滋养出的汉子，骨头里天生带着不屈的硬气。1939年8月，十四岁的他跟着当交通站站长的叔叔踏入党的大门，成了无棣县二区的地下交通员。他的大哥早已扛枪奔赴八路军的战场，六个亲叔伯兄弟，竟无一例外都是宣誓过的共产党员。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孟家不是一户普通的农家，而是一杆插在鲁北大地上的红旗，任凭风吹雨打，始终不倒。
　　孔研究员翻开一叠泛黄的口述史料，指尖抚过孟德宏晚年留下的字迹，那些歪歪扭扭的笔画，藏着惊心动魄的过往。1941年的春天，青明县的风还带着刺骨的寒意，孟德宏揣着一封密信，辗转来到靠近无棣的大店村。那时军分区区长冯景恩刚被日寇逮捕，白色恐怖笼罩着整片土地，二三区被迫合并，所有地下工作者都成了敌人追捕的目标。开会的地点选在村西的洼地里，一条深沟被层层苞米秸盖得严严实实，像一块藏在田野里的补丁。县委书记张晨光猫着腰钻进沟里，声音压得极低，每一个字都像落在炭火上的火星：“同志们，眼下局势凶险，鬼子的眼线遍地都是，咱们的交通员，绝不能公开露面！”
　　沟里的泥土潮湿阴冷，沾着草叶上的露水，浸透了孟德宏的粗布衣裳。他和其他交通员挤在一起，听着张书记的叮嘱，手里攥着的干粮，是乡亲们从粪筐底层翻出来的——为了掩人耳目，群众把窝头、咸菜藏在粪筐里，借着下地干活的由头，悄悄送到洼地里。那干粮混着淡淡的土腥味，孟德宏却吃得格外香甜。他总想起沾化、无棣一带的孩童，嘴里哼着的那首歌谣，调子简单，却字字戳心：“八路军哟，好比一条鱼哟，嗨，老百姓就是河里的水哟，嗨，鱼在水中游来游去呀，嗨，离水的鱼儿呀，不能活吧，哟嗨，不能活吧，哟嗨。”
　　那歌谣在田野里飘着，飘进每一个八路军战士的心里，也刻进了孟德宏的骨血。他亲眼见过，乡亲们为了掩护交通员，把自家的炕洞让出来藏密信；见过大娘把仅有的白面做成馒头，冒着枪林弹雨送到据点外；见过大爷们假装放牛，在路口放哨，用咳嗽声传递敌情。孟德宏常说，八路军和老百姓，从来都是鱼和水的情分，没有群众的掩护，他们这些地下交通员，早就成了敌人枪口下的靶子。
　　
　　真正让孟德宏九死一生的，是1941年秋夜的那趟送信任务。孔研究员的声音沉了下来，我握着笔的手微微发紧，仿佛能看见那个十七岁的少年，在漆黑的夜里，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闯过一道道鬼门关。
　　那天夜里，月黑风高，孟家村支部书记孟良涛像一阵风似的冲进孟德宏家，手里攥着一封火漆封口的急信，额头上的冷汗混着泥土。“德宏，鬼子据点增兵了，这信必须连夜送到十八里外的小屯，交给八路军指导员！”孟良涛的声音发颤，他把自己那辆擦得锃亮的自行车推到孟德宏面前——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辆自行车比命还金贵，这是交通员能攥在手里的最快的腿。孟德宏二话不说，把信紧紧掖进贴身的衣襟，那信纸硬硬的，隔着粗布衣裳，烫得他心口发紧。他勒紧腰带，蹬上自行车，身影瞬间消失在夜色里。
　　鲁北的泥土路坑洼不平，雨后的泥泞裹着碎石子，车轮碾过，发出“吱呀吱呀”的哀鸣，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孟德宏不敢开灯，只能凭着记忆辨路，车灯早被他卸了下来——一点光亮，都可能引来鬼子的巡逻队。夜风呼啸着刮过耳畔，像野兽的嘶吼，远处鬼子岗楼的探照灯扫过天际，惨白的光柱晃得他心头一颤。他弓着腰，拼命蹬着脚踏板，自行车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黑暗里狂奔。衣襟里的信被他攥得发烫，他能感觉到，那薄薄的纸页里，藏着小屯八路军全体战士的生死。
　　骑了整整十里地，路过一个无名小村时，孟德宏实在憋不住了。他把自行车靠在南边一棵老槐树下，树干上的老疤像一只只眼睛，警惕地盯着四周。他不敢走远，三步一回头，眼睛死死锁着那辆自行车，生怕一转身，就出了什么岔子。解手的功夫不过片刻，孟德宏却觉得像过了半辈子，提上裤子就往回跑，一把抓起自行车，再次冲进夜色里。
　　风越刮越急，远处传来几声狗吠，孟德宏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大屯村的轮廓渐渐出现在前方，那是通往小屯的必经之路，也是鬼子汉奸的“防区”，平日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夜里更是凶险。他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衣襟，这一摸，浑身的血液瞬间冻成了冰——信，不见了！
　　
　　“不见了！”孔研究员的声音陡然拔高，我仿佛能看见那个十七岁的少年，在黑夜里僵住的身影。孟德宏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他跌跌撞撞地跳下车，双手在衣襟上反复摸索，里里外外翻了个遍，那封救命的信，竟像凭空消失了一般。冷汗顺着额头往下淌，浸湿了他的头发，夜风一吹，凉得他浑身发抖。他太清楚这封信的分量了——那是鬼子增兵的紧急情报，若是送不到，小屯的八路军就会落入敌人的包围圈，几百条性命，可能就此葬身火海；若是被汉奸捡去，不仅他自己要被活埋，孟家村的地下组织，甚至整个无棣二区的交通网，都会被敌人连根拔起。
　　孟德宏没有时间绝望，他咬着牙，调转车头就往回冲。他一只手推着自行车，另一只手在漆黑的泥地里疯狂摸索，指尖被碎石划破，鲜血混着泥泞，糊了满手。他不敢点灯，只能凭着记忆，一点点回溯来时的路。夜里十一点的鲁北平原，寒气砭骨，露水打湿了他的衣裳，冻得他牙关打颤，可他顾不上这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找信，一定要找到信！
　　脚下忽然踩到一片湿滑的水渍，孟德宏的心猛地一跳——是了，刚才解手的地方，就在这条小河边。他蹲下身，双手插进冰冷的泥水里，一遍又一遍地摸索，指尖触到的，只有湿软的泥土和冰冷的石块。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远处传来鬼子的军靴声，隐约还夹杂着汉奸的吆喝，孟德宏的心跳得像擂鼓，后背的冷汗浸透了衣裳。他几乎要放弃了，瘫坐在泥地里，双手攥着一把湿泥，眼眶里的泪水混着泥水，往下淌。
　　就在这时，一个模糊的黑影撞进他的视线——是那座小桥！刚才解手时，他明明看见，老槐树旁有一座破旧的石板桥，桥洞下的阴影，像一张张开的嘴。孟德宏猛地站起身，连身上的泥水都顾不上擦，蹬上自行车就往小桥冲去。车轮碾过桥面，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他跳下车，推着车子，用车轮在桥边的泥地里慢慢划拉，一下，两下，三下……
　　“咔嚓”——车轮碰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
　　孟德宏的呼吸骤然停止，他蹲下身，颤抖着伸出手，指尖触到了一片熟悉的纸页。那封信，正斜立在一块土疙瘩旁，被夜风吹得微微发抖，雨水打湿了它的边角，却丝毫没有损坏火漆封口。
　　那一刻，孟德宏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滚烫的泪水砸在信纸上，晕开了一片片湿痕。他小心翼翼地把信揣进怀里，用体温焐着，仿佛那是一件稀世珍宝。他跨上自行车，拼尽全力猛蹬，车轮碾过泥泞，溅起的泥水甩了满身，他却浑然不觉。他要赶时间，要把信送到，要救那些等着情报的战友！
　　
　　大屯村的影子越来越近，离小屯只有二三里地了。就在这时，路边的庄稼地里突然窜出两个黑影，手里的枪栓“哗啦”一响，厉声喝道：“站住！干什么的？”是伪军！孟德宏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他看也不看那两个伪军，脚下的脚踏板蹬得更快，自行车像一阵风似的往前冲。伪军在身后吆喝着，子弹擦着他的耳边飞过，“嗖嗖”的声响，在夜色里格外吓人。孟德宏咬紧牙关，把生死置之度外，他知道，只要冲过去，就能把信送到，就能保住战友的性命。
　　“咔嚓”——一声脆响，自行车的链子，断了。
　　孟德宏险些摔下车，他稳住身子，一把扯下断链，掖进裤腰里。他不敢耽搁，生怕伪军追上来，扛起自行车就往小屯的方向跑。泥泞的土路湿滑难行，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跑着，膝盖磕在石头上，疼得钻心，肩上的自行车压得他脊背发酸，可他不敢停下。他摔了两跤，满身都是泥水，手掌被碎石划破，鲜血直流，可他爬起来，依旧往前跑。远处的枪声越来越近，他的耳边只有风声和自己沉重的喘息声，怀里的信，始终被他紧紧攥着。
　　终于，小屯村口的哨兵出现在视野里，那身灰色的军装，在夜色里像一团温暖的火。孟德宏几乎是扑过去的，他瘫倒在哨兵面前，怀里的信被他死死护着，声音沙哑得不成样子：“信……信送到了……交给指导员……”
　　哨兵认出了他，连忙把他扶起来，搀着他往村里走。指导员的住处亮着一盏油灯，昏黄的光线下，孟德宏把那封焐得温热的信递过去，整个人像脱了力似的，瘫坐在地上。指导员拆开信，脸色越来越凝重，片刻后，他拍了拍孟德宏的肩膀，声音里满是感激：“好小子，你立了大功！信上说，鬼子据点增了两大汽车的兵力，天亮就要来扫荡！”
　　指导员当即下令，部队立刻转移。房东大爷听说了孟德宏的遭遇，连夜找出工具，帮他修好了自行车。孟德宏喝着大爷端来的热粥，身上的寒意渐渐散去。他不知道，就在他离开后，八路军凭着这份情报，在鬼子的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一场激战过后，三十多个鬼子被当场击毙，大获全胜。
　　
　　孔研究员的声音渐渐放缓，他又说起了冯景恩区长的故事。1942年2月8日夜，被日寇监禁一年多的冯景恩，被押到挂甲口村西南的荒地里。敌人的枪口对准了他，第一枪打在脖子后头，第二枪打在肩膀上，鲜血染红了他的军装。冯景恩却猛地抬起头，冲着敌人怒吼：“我还没有死呀！”枪声再次响起，子弹从头皮射入，从嘴里穿出，他轰然倒地，昏死过去。敌人以为他必死无疑，扬长而去。可谁也没想到，深夜里，冯景恩竟醒了过来，他拖着五花大绑的身子，一步一步往前爬，爬了半里地，才被路过的乡亲发现，捡回了一条命。伤愈后的冯景恩，成了渤海军区第三军分区游击队长兼政委，带着队伍，继续在鲁北大地上，和日寇周旋到底。
　　这份顽强，像一粒种子，落在了孟德宏的心里。1943年，抗战进入最艰苦的岁月，各区的地下工作举步维艰。2月的一天，冯景恩亲自找到孟德宏，眼神里满是信任：“德宏，组织上派你去无棣县城的鬼子据点潜伏，敢不敢去？”孟德宏挺直了脊梁，朗声答道：“敢！只要能打鬼子，刀山火海我都敢闯！”
　　他借着舅舅在县城当教书先生的身份，顺利潜入据点，帮舅舅抄书的间隙，悄悄搜集情报。他在据点里认识了胡宪章，还有一位在警备队任职的地下同志，三人组成了一个秘密情报小组。鬼子的兵力增减、武器配备、扫荡计划，都被孟德宏一一记在心里，趁着夜色，悄悄送出城去。那些日子，他每天都在刀尖上行走，稍有不慎，就会身首异处，可他从未退缩。
　　可危险终究还是来了。1943年7月的一个深夜，孟德宏接到组织的紧急通知：“胡宪章被捕，速撤！”他来不及和舅舅告别，翻出城墙，一口气跑出几十里地，直到看见根据地的红旗，才敢停下脚步。后来他才知道，胡宪章被捕后，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咬紧牙关，一字未吐，最后被敌人残忍活埋，牺牲时，年仅二十岁。
　　孔研究员的声音哽咽了，我放下笔，眼眶早已湿润。窗外的夕阳，染红了半边天，那些烽火岁月里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十七岁的孟德宏，在黑夜里摸爬滚打；坚贞不屈的胡宪章，在敌人的酷刑下昂首挺胸；九死一生的冯景恩，拖着伤痕累累的身躯，继续战斗。
　　抗战胜利后，孟德宏没有居功自傲。他先后担任无棣县信阳区分区区委副书记等职，扎根鲁北平原，为百姓办实事。新中国成立后，他走进山东中医学院，穿上白大褂，潜心钻研医术，教书育人，直到1990年12月离休。垂暮之年的孟德宏，常常坐在院子里，望着无棣的方向，喃喃自语：“抗战的日子，一辈子也忘不了啊。”那些在黑夜里奔跑的岁月，那些用生命守护的信仰，早已刻进了他的血脉里。
　　2007年9月，孟德宏在济南逝世，享年82岁。
　　
　　听完孔研究员的讲述，我合上笔记本，指尖的笔杆，仿佛还带着孟德宏当年的体温。作为一名抗战志愿者，我写过太多老兵的故事，可孟德宏的这一夜，依旧让我热泪盈眶。他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英雄，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却在烽火岁月里，扛起了超越年龄的责任。他用一辆自行车，一条血肉之躯，在鲁北大地上，走出了一条通往光明的路。风从窗外吹来，带着麦苗的清香，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山河无恙，英雄不朽。
　　
　　(二)
　　
　　这是彭述丹第七次和我一同参与抗战老兵寻访工作，每次见面，她总能从那些尘封的纸页里，翻出一段段带着烟火气的往事。
　　“周哥，这次要讲的曾普生老兵，是个命硬得像块湘西山石的汉子。”
　　彭述丹的声音带着湘妹子特有的爽朗，她将一份誊写工整的口述记录推到我面前，指尖划过纸页上的字迹，“他的童年，苦得能榨出半碗血泪来。”
　　
　　1924年12月，曾普生生于湖南益阳桃江的一个小山村，寒冬腊月的风，像刀子一样刮过他家那间四面漏风的茅草屋。他记事起，爷爷就早已撒手人寰，瘦骨嶙峋的父亲，靠着几亩薄田勉强糊口。妹妹出生那年，母亲难产，血染红了土坯垒成的产床，也染红了曾普生的童年。从此，父亲的脾气变得愈发暴躁，打骂成了家常便饭，饿肚子更是成了常态。小小的曾普生，像一株在石缝里挣扎的野草，光着脚丫子满山跑，掏鸟窝、摸鱼虾，野性十足，顽劣调皮，骨子里却藏着一股不服输的硬气——他后来常说，穷人家的孩子，命比野草还贱，却也比石头还硬。
　　1938年的那个秋天，桂花开得漫山遍野，十四岁的曾普生，却被抓壮丁的绳索捆走了。彭述丹的声音沉了下来，我仿佛能看见那个瘦弱的少年，被两个凶神恶煞的兵痞强行塞进队伍，一路颠簸着到了益阳师管区，编入了82师。军营的日子，比家里的苦更甚，糙米饭里掺着沙子，稀粥能照见人影，还要忍受老兵的欺凌打骂。曾普生受不了这份罪，趁着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偷偷溜出了军营，一路扒火车、躲树林，渴了喝田埂边的积水，饿了啃地里的生红薯，硬是凭着一股子野劲跑回了桃江老家。可他前脚刚跨进家门，后脚就被再次抓壮丁的队伍堵了个正着。这一次，接兵干部没再留他在本地，而是把他塞进闷罐车，车厢里挤满了和他一样的壮丁，汗臭味、脚臭味混在一起，闷得人喘不过气。火车一路哐当哐当，把他送到了江西修水，编入72军新14师41团1营4连2排。
　　“他这辈子，最感激的人，就是李排长。”彭述丹翻到下一页，眼里带着几分暖意，“李排长也是湖南人，湘潭的，见他年纪小，瘦得像根豆芽菜，又带着一股子湘伢子的爽快劲儿，对他格外照顾。”我握着笔的手微微一顿，脑海里浮现出这样的画面：在尘土飞扬的军营里，李排长把自己的口粮匀出一半给曾普生，夜里给他掖好被角，教他怎么擦枪、怎么瞄准，还给他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曾普生还是想家，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偷偷收拾好包袱，准备再次逃跑。可他刚摸到军营的栅栏，就被李排长逮了个正着。换作旁人，逃兵是要被直接拉到操场枪毙的，可李排长只是叹了口气，把他拉到营房后的山坡上，指着远处日军轰炸的火光，拍着他的肩膀说：“伢子，现在国难当头，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咱们当兵的，哪能当逃兵？你要是实在想家，等打跑了鬼子，我陪你一起回桃江，喝你酿的米酒。”
　　那一夜，山间的风很凉，李排长的话却像一团火，暖了曾普生的心。他看着李排长黝黑的脸，看着远处冲天的火光，忽然明白，逃是逃不掉的，国破了，家也就没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想过逃跑，只把李排长当成了亲人，跟着他摸爬滚打，练枪法、练拼刺，硬生生把自己练得结实起来。
　　
　　1939年3月，武宁的天空，被日军的飞机炸成了一片火海。彭述丹的声音陡然变得沉重，我握着笔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八十多架日军飞机，像一群蝗虫，在武宁城上空盘旋，炸弹如雨点般落下，爆炸声震耳欲聋，房屋倒塌的轰鸣声、百姓的哭喊声、战士的怒吼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曲人间炼狱的悲歌。曾普生所在的四连，奉命驻守在城外的山上，阻击日军进攻。他趴在战壕里，手里的汉阳造步枪烫得吓人，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鲜血染红了战壕的泥土，染红了他的军裤。他看见李排长挥舞着驳壳枪，大喊着“守住阵地”，却被一枚炸弹的气浪掀飞出去，重重摔在地上，再也睁不开眼睛了。
　　炮火停歇的时候，曾普生从泥土里爬出来，浑身都是血和灰，像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泥人。四连的一百多号人，只剩下二三十个，李排长躺在血泊里，双目圆睁，手里还紧紧攥着那把驳壳枪。曾普生的汉阳造步枪，早已打光了子弹，他对着天空盘旋的日军飞机，徒劳地扣动着扳机，眼泪混着血水，淌了满脸。他找来几个幸存的战友，用刺刀在山上挖了个坑，把李排长埋了进去。那时候，形势太紧张了，日军的先头部队已经逼近山脚，连块刻着名字的木板都找不到，只能用几块石头，草草垒了个坟包。曾普生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响头，额头磕出了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杀鬼子，给李排长报仇！
　　“战争就是这样，人命比纸还薄。”彭述丹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李排长的死，彻底改变了曾普生。他从一个顽劣的少年，长成了一个扛得起枪、担得起责的战士。”部队严重缺员，老兵更是寥寥无几，十八岁的曾普生，被提拔为4班班长。他跟着连长、排长，一路辗转到四川万县、开县接收新兵。那些新兵，和当年的他一样，都是一脸懵懂的农家子弟，有的甚至还没枪杆子高，说起打仗就吓得直哭。曾普生看着他们，就像看见当年的自己，他把李排长教给他的东西，一一教给了这些新兵：怎么擦枪，怎么瞄准，怎么在炮火里保命，怎么在白刃战里护住自己的喉咙。他不像别的班长那样打骂新兵，只说：“兄弟们，咱们当兵不是为了送死，是为了打跑鬼子，回家娶媳妇、种庄稼。”
　　部队整编后，曾普生随4连一路转战，先到湖南醴陵，后到江西宜春，又在一个深夜，接到了急令，急速朝湖北北港转进。1941年11月，日军的铁蹄踏向长沙，长沙会战的烽火，烧红了半边天。上级给4连下达的命令，是到日军的后方，以连排为单位进行袭扰打游击，炸碉堡，抢物资，断日军的补给线。
　　
　　那是一段昼伏夜出的日子，是一段在刀尖上跳舞的日子。彭述丹的声音，带着几分惊心动魄的意味。曾普生带着班里的战士，每天夜里都要冒险爬过日军的铁丝网，那些铁丝网缠着锋利的刀片，稍不留神就会被割得皮开肉绽。他们摸到岗楼底下，把炸药包塞进岗楼的通风口，点燃导火索，然后撒腿就跑。有一次，他们刚点燃导火索，就被岗楼里的日军发现了，机枪子弹像雨点般扫过来，曾普生拉着一个新兵的胳膊，连滚带爬地往回跑，身后的岗楼轰然爆炸，火光映红了夜空，也映红了他们脸上的笑容。还有一次，他们在破坏公路时，遭遇了日军的巡逻队，双方在夜色里展开了白刃战。日本兵吃得好穿得好，一个个膀大腰圆，手里的刺刀闪着寒光，嘴里喊着“杀给给”，凶神恶煞。曾普生和战友们，一个个瘦得皮包骨头，军装补丁摞补丁，手里的刺刀都豁了口，拼起刺刀来，根本不是对手。他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倒在日军的刺刀下，肠子流了一地，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打不赢就只能跑，他带着幸存的战士，钻进了深山老林，一路躲着日军的搜捕，饿了就啃树皮、挖野菜，渴了就喝山泉水，好不容易才回到了连队。
　　“他说，那时候最怕的，不是死，而是打不赢鬼子，对不起那些牺牲的兄弟。”彭述丹叹了口气，“直到1941年12月底的那场伏击战，他才真正尝到了打胜仗的滋味，尝到了报仇的痛快。”
　　那是一个天寒地冻的清晨，湖北北港狭口的风，刮得人骨头疼，雪花飘落在脸上，瞬间就化成了冰水。彭述丹的声音，忽然变得轻快起来，我仿佛能看见那个年轻的班长，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哈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凝成了霜花。4连的探子送来情报，有一队日军骑兵，将在当天上午通过北港狭口，押送一批军火前往长沙前线。北港狭口，两山夹一谷，谷口狭窄，谷内道路蜿蜒，易守难攻，是打伏击的绝佳地点。连长当即下令，让曾普生所在的排，在狭口设伏，务必全歼这队日军骑兵。
　　曾普生带着全排的战士，天还没亮就钻进了狭口两侧的山林里。他们踩着厚厚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山上爬，树枝上的积雪簌簌落下，掉进衣领里，冻得人直打哆嗦。他们把三挺机关枪，架在三个制高点上，形成交叉火力网，枪口齐刷刷地对准了狭口的谷底。战士们趴在冰冷的雪地里，手里的枪擦得锃亮，棉衣被雪水浸透，冻得硬邦邦的，可每个人的眼睛都亮得吓人。曾普生紧握着机枪的扳机，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心里怦怦直跳——他知道，机枪是对付骑兵的利器，密集的火力，能把鬼子的骑兵打成筛子，能为李排长报仇，能为那些牺牲的战友报仇。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山林里静得能听见风吹过树叶的声音，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两个小时后，远处传来了清脆的马蹄声，由远及近，越来越清晰，还夹杂着日军士兵的说笑声。曾普生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对着身边的通讯员，做了个噤声的手势，通讯员立刻把手里的红旗按了下去。
　　片刻后，一队日军骑兵出现在狭口的入口处。他们穿着黄色的军装，骑着高头大马，一个个趾高气扬，腰间挂着军刀，手里握着步枪，根本没察觉到，死亡的阴影早已笼罩在他们头顶。为首的日军小队长，还骑着一匹白色的战马，挥舞着军刀，嘴里叽里呱啦地喊着什么。
　　“打！”曾普生一声怒吼，率先扣动了扳机。
　　三挺机关枪同时怒吼起来，子弹像雨点般扫向谷底，发出“哒哒哒”的声响，在寂静的山谷里格外刺耳。日军骑兵瞬间乱作一团，战马嘶鸣着倒下，鬼子兵从马背上摔下来，还没来得及爬起来，就被密集的子弹击中，鲜血染红了地上的积雪。曾普生握着机枪，眼睛都红了，他一个弹夹三十发子弹，一口气打倒了五六个鬼子，一匹战马被打得瘫倒在地，抽搐着死去，马背上的日军士兵摔在地上，被后续的马蹄踩成了肉泥。身边的战士，及时给他递上备用弹夹，他换了弹夹，继续扫射，又打完了两个弹夹，枪管烫得能煎鸡蛋。
　　狭口的谷底，到处都是日军的尸体和战马的哀鸣，硝烟味混着血腥味，弥漫在冷空气中。这一小队鬼子骑兵，二十多号人，几乎全军覆没。
　　“他说，那是他当兵以来，最开心、最痛快的时刻！”彭述丹的声音里，带着几分激动，“一辈子都忘不了，机枪扫射的声响，忘不了鬼子鬼哭狼嚎的样子，忘不了为李排长报仇的那种畅快！”
　　我握着笔的手，微微发颤，仿佛能感受到曾普生当时的狂喜。伏击战结束后，曾普生带着战士们冲下山谷，打扫战场。战马大多已经死去，只有几匹侥幸逃脱，那些没死透的鬼子兵，躺在地上哼哼唧唧，被战士们补了枪。他们还缴获了一个稀罕物——日军骑兵专用的“野战蹄铁工具箱”。那箱子是铁皮做的，上面印着太阳旗，里面放着大小不一的蹄铁、铁脐，还有各种修马蹄的钳子、锉刀。曾普生捧着那个工具箱，笑得合不拢嘴，他说，这是打胜仗的战利品，要好好留着，等抗战胜利了，带回家给乡亲们看看。
　　可他们还没来得及把战利品搬上山，远处就传来了日军援兵的脚步声，还有汽车的轰鸣声。曾普生当机立断，大喊一声“撤”，带着全排战士，迅速向山上撤退。战士们舍不得丢下那些缴获的武器，曾普生吼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鬼子的援兵来了，再不走就都得交代在这！”日军的大部队赶到狭口时，只看到满地的尸体和血迹，气得哇哇大叫，却连他们的影子都没摸到。
　　
　　1943年11月，常德会战的烽火燃起，曾普生随部队奔赴前线，依旧是打游击，依旧是袭扰日军的后方。他带着班里的战士，在常德的山林里穿梭，炸日军的运输队，烧日军的粮仓，打得鬼子晕头转向。有一次，他们还缴获了几车日军的罐头，战士们吃得满嘴流油，曾普生却哭了——他想起了李排长，想起了那些连糙米饭都吃不饱就牺牲的战友。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那天，曾普生正在山里巡逻。他听见远处传来欢呼声，听见战友们大喊着“鬼子投降了”，忽然愣在原地，手里的步枪掉在地上，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他坐在地上，抱着头，哭了很久很久，哭李排长，哭那些牺牲的战友，哭自己终于能回家了。
　　
　　抗战胜利后，曾普生所在的2军，在西安进行了整编，一个军整编成一个师，番号234师。曾普生不想再打仗了，他只想回桃江老家，守着那几亩薄田，过几天安稳日子。他趁着部队整编的混乱，再次开了小差。这一次，他没再被抓住，而是坐上了老表的船，一路顺流而下，回到了长沙。可他刚到长沙，就因为额头上当兵戴帽子留下的一圈白印，被国军另一支部队认了出来，重新抓回了军营，编入新13旅，派往上海守卫长江。
　　直到上海解放，曾普生才真正结束了他的从军生涯。他脱下军装，换上一身粗布衣裳，一路辗转，回到了桃江的小山村。
　　“他这辈子，最安稳的日子，就是回到老家之后。”彭述丹的声音，变得温柔起来，“他娶了邻村的姑娘，生儿育女，成了一名煤矿矿工，后来又回到村里种田。八十多岁了，还能扛着锄头下地，还能挑着一担水走三里路。村里人都喜欢他，说他是个幽默开心的老人，总能把人逗笑。”
　　曾普生的日子过得平淡而幸福，他从不跟孩子们讲打仗的事，只讲山里的鸟，田里的稻。直到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政府的工作人员给他送来了纪念章。他捧着那枚金灿灿的纪念章，笑得像个孩子，逢人就说：“这是国家给我的荣誉，是那些牺牲的战友，用命换来的荣誉。”
　　2019年11月，这位九十五岁的老兵，在桃江的小山村安然离世。他走的时候，身边围着子孙后代，窗外，是他守了一辈子的青山绿水，是漫山遍野的桂花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