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九章 长清祝福，际东往事

　　(一)
　　
　　无锡春阳如筛，尽显江南的温润。抗战研究院墙角的爬山虎刚抽新芽，嫩绿的藤蔓顺着斑驳的墙面攀爬，恰如那些被时光掩埋的抗战往事缓缓舒展。我怀揣着沉甸甸的敬意，踏进会客室时，研究员顾新岚已沏好一杯明前龙井，茶汤袅袅的热气中，她指尖轻叩案头那叠泛黄的史料——封面“李长清口述实录”六个字，在阳光下泛着淡淡的旧痕，仿佛在诉说着一位百岁黄埔老兵的烽火人生。
　　“周捷，你要的李长清老人的资料，都在这儿了。”顾姐将一份装订整齐的口述笔录推到我面前，“老人1918年生于河南新乡获县许本营，是个实打实的‘读书人兵’。”
　　我轻轻翻开笔录，首页便是老人的手迹，字迹工整遒劲，带着私塾教育特有的规整。
　　
　　顾新岚接着说道：“他童少时期读了九年私塾，《论语》《孟子》背得滚瓜烂熟，后来又考入焦作扶轮小学和中学，是当时少有的有文化的士兵。”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十九岁的李长清，身着青布长衫，鼻梁上架着一副粗框眼镜，在私塾先生的教导下摇头晃脑地诵读经书。可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的炮火，撕碎了这份书卷气——他和三位同窗毅然放下笔墨，在报名表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报考了黄埔军校第十四期洛阳分校步科。“他们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读书人不能只躲在书斋里。”顾新岚的话，让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由于前线官兵伤亡惨重，第十四期学员未能完成全部学业便提前毕业。1938年10月，李长清被分配至49军105师625团，任中尉附员。这支源自东北军的部队，骨子里带着白山黑水的刚毅——军长刘多荃治军严明，师长王铁汉便是“九一八”事变中率部奋起抵抗的英雄，副师长应鸿伦更是身经百战的老将。“
　　李长清作为中尉附员，主要负责新兵训练。”顾新岚翻出一份泛黄的训练日志复印件，上面是李长清工整的楷书：“练为战，每一招一式皆系家国存亡，不敢有丝毫懈怠。”我仿佛能看到他在操场上的身影：穿着笔挺的军装，腰杆笔直，手把手地教新兵卧射、瞄准、拼刺刀。烈日下，他的汗水顺着脸颊滑落，浸湿了军装；寒夜里，他提着马灯巡查营房，为士兵掖好被角，讲解战术要领。那些被他严厉斥责过的新兵，后来大多成了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勇士——他们记得李排长说过：“现在多流一滴汗，战场上就能少流一滴血。”
　　
　　1939年3月17日的南昌保卫战，是李长清经历的第一场恶战。“那天下午，日军的炮舰就开始朝阵地轰炸。”顾新岚的声音凝重起来，“炮弹像雨点一样砸下来，阵地前的土坡被削低了三尺，碎石混着弹片飞溅，空气中全是硝烟和血腥味。”李长清在口述中写道：“炮声震耳欲聋，耳朵里嗡嗡作响，说话都得靠喊。我们躲在战壕里，眼睁睁看着身边的战友被炮弹击中，尸骨无存。”
　　这样的轰炸，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深夜。第二天黎明，日军的大炮更是变本加厉，将阵地彻底打平，焦黑的土地上，只剩下断壁残垣和扭曲的钢筋。随后，日军步兵像潮水般涌上来，49军将士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刺刀见红，枪声、喊杀声、惨叫声混在一起，分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战友。”顾新岚念着口述实录，“49军伤亡近半，团长、营长都牺牲了，师长王铁汉亲自上阵地指挥，直到接到撤退命令，才带着余部撤往樟树休整。”
　　我握着笔的手微微颤抖，眼前仿佛浮现出年轻的李长清，手握步枪蹲在弹坑里，军装被硝烟熏黑，脸上沾满尘土，眼里却燃烧着不屈的火焰。那场撤退，是无奈，更是为了保存实力、再战倭寇的隐忍。
　　
　　南昌会战后，李长清受命前往湘潭接新兵补充。1941年，他升任105师314团1营3连1排排长，随即投入上高会战。“上高会战被称为‘抗战以来最精彩的会战’，我们部队的任务是在山里袭扰日军，昼伏夜出，打游击战。”顾新岚指着一张老地图，“他们在崇山峻岭中行军，粮食短缺，只能靠野果、草根充饥，身上的衣服被树枝划破，蚊虫叮咬得满身是包。”最让李长清难忘的，是一次行军途中的意外。“那天，他们在上高至铜鼓方向的一座山上行军，山路崎岖，荆棘丛生。”顾新岚说，“李长清穿的胶底鞋突然被什么东西扎漏了，他当时没在意，继续往前走，可没过多久，就感觉脚掌火辣辣地疼。”他低头一看，脚掌被一根尖锐的荆棘扎破，鲜血已经浸透了袜子。可军情紧急，他只能撕下衣角简单包扎，继续带队前进。三天后，伤口开始溃烂，红肿的范围越来越大，他突然发起高烧，浑身滚烫，头晕目眩，不得不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担架上的排长，声音沙哑却坚定。”顾新岚念道，“他让士兵把地图铺在担架上，一边咳嗽一边部署战术，每一次冲锋、每一次撤退，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直到高烧不退、伤口感染严重，他才在上级的强令下，被送往吉安后方医院。这一住，便是半年。
　　
　　“老兵住院期间，最牵挂的是什么？”我忍不住问道。顾新岚翻到口述实录的某一页，轻声念道：“是前线的战友，是未竟的抗战。他说，躺在病床上的日子，比打仗还煎熬。每天听到医院里伤员的呻吟声，就想起战场上牺牲的弟兄，心里像刀割一样。”
　　为了早日归队，李长清积极配合治疗，伤口刚有好转，就开始在病床上锻炼身体，学习新的战术知识。1941年底，伤愈归队的李长清随部队驻扎在浙江萧山、诸暨，与日军对峙。可就在这时，一个噩耗传来——河南老家被日军飞机轰炸，父母双双遇难。“他得知消息后，在战壕里坐了一夜。”
　　顾新岚的声音带着哽咽，“身边的战友想安慰他，他却只是摆摆手，一句话也不说。月光下，他的背影格外孤单，眼泪把军装都浸透了，却没哭出一声。”从那天起，李长清的眼神变了，变得更加冷峻、更加坚定。他把对父母的思念、对日军的仇恨，都化作了杀敌的动力——每次作战，他都冲在最前面，机枪在手，如猛虎下山，恨不得将所有日军都斩尽杀绝。
　　
　　1942年5月，浙赣会战打响，李长清升任机枪连连长。105师的任务是将日军从浙赣线引至江山一带，他带领机枪连随314团开拔到蒲城至江山间的一座山上，奉命阻击日军。“那座山很高，主峰海拔有一千多米，能清楚看到山下的浙赣铁路。”顾新岚指着地图上的标记，“李长清带着士兵们在山上挖战壕、筑工事，把四挺重机枪分别架在四个制高点，形成交叉火力。”连续几天，他都亲自趴在战壕里观察日军动向，发现日军军列频繁经过，每次都会有大量士兵下车集结，准备向山里推进。“这是个绝佳的伏击机会。”李长清在心里盘算着，他当即下令，让四挺机枪前出五十米，埋伏在一片灌木丛中——这里刚好能覆盖日军下车集结的区域，又不容易被发现。“他亲自检查每挺机枪的弹药，反复叮嘱士兵：‘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一定要沉住气。’”顾新岚说。
　　耐心等待了两个小时后，一列日军军列缓缓驶入视野。火车停稳后，日军士兵们扛着武器、背着背包，排着歪歪扭扭的队伍下车，叽叽喳喳地说着日语，毫无防备地在铁路旁集结。“就是现在！”李长清猛地举起手臂，一声令下，“打！”四挺机枪同时开火，子弹如暴雨般倾泻而下，形成一道密集的火网。“日军瞬间倒下二三十人，阵地上一片混乱。”顾新岚语速加快，仿佛重现了当时的紧张局势，“有的日军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打死，有的四处逃窜，有的趴在地上还击。”李长清知道，日军的炮兵很快就会反击，他当即下令：“撤！快撤回主阵地！”士兵们迅速收起机枪，沿着预先挖好的交通壕回撤。果然，他们刚撤回去不到一分钟，日军的迫击炮弹就密密麻麻地砸在了之前的埋伏地，烟尘弥漫，碎石飞溅，灌木丛被轰得燃起大火。
　　炮击过后，日军步兵端着刺刀，嗷嗷叫着发起冲锋。李长清沉着应对，指挥机枪手调整角度，对准冲锋的日军猛烈扫射。“子弹打光了，就换弹匣；机枪过热了，就用冷水降温。”顾新岚说，“李长清站在战壕里，手握望远镜，冷静地观察着战场局势，不断调整射击方向。”又一批日军倒下了，三十余具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阵地前，可日军的攻势依然猛烈，全连官兵伤亡过半，战壕里到处都是伤员的呻吟声。上级传来命令：“务必坚守到下午五六点，为大部队转移争取时间！”李长清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和尘土，对着士兵们喊道：“弟兄们，坚持住！我们多守一分钟，大部队就多一分安全！为了国家，为了同胞，拼了！”
　　谁也没想到，有汉奸告密，日军悄悄派出一支小分队，绕到了机枪连阵地后方的高地。这里地势更高，能俯瞰整个机枪连的阵地，彻底切断了他们的退路。下午三点，团部发来紧急电报：“敌人已形成合围，立即撤退！”李长清当机立断，命令剩余士兵交替掩护，向山下突围。“他和一个排长、两个传令兵殿后，负责掩护大部队撤退。”顾新岚比划着当时的场景，“经过山口时，山顶的日军机枪突然扫射过来，子弹像雨点一样密集。排长大腿中弹，鲜血瞬间染红了裤子，一个传令兵右手被打穿，机枪子弹打在李长清的背包带上，带子‘啪’地一声断了，里面的日记本、干粮袋、家书掉了一地。”
　　生死关头，李长清没有丝毫犹豫，他和另一名传令兵一人架着排长，一人扶着受伤的传令兵，在枪林弹雨中连滚带爬地冲下山去。子弹擦着他们的耳边飞过，炮弹在身边爆炸，掀起的泥土把他们埋了半截。等撤到二线驻地时，机枪连又牺牲了十余人——那些年轻的士兵，有的才十七八岁，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就永远倒在了战场上。
　　
　　没过多久，日军再次发起进攻，二线驻地的防务设施和通讯设备被狂轰滥炸，损毁殆尽。士兵们伤亡惨重，弹药也所剩无几，眼看就要被日军攻破。就在这危急关头，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紧接着，倾盆大雨从天而降。“那场雨下得特别大，像是老天爷都在帮着我们。”李长清在口述中写道，“日军的战机无法出动，大炮也因为雨水受潮，射击精度大大降低。”李长清抓住这个机会，带领剩余士兵在断垣残壁里坚守。机枪子弹打光了，就用步枪射击；步枪没子弹了，就拔出刺刀，准备与日军展开白刃战。“我们躲在墙角、断壁后，等日军靠近了再开枪，每一发子弹都要打死一个敌人。”顾新岚念道，“雨水混着血水，在地上汇成小溪，士兵们的衣服湿透了，浑身沾满了泥浆，可没有一个人退缩。”即便如此，机枪连还是伤亡殆尽，最后只剩李长清和五六名官兵完好无损。
　　上级再次下令撤退，日军紧追不舍。“很多重伤员知道自己走不了，便主动留下来阻击日军。”顾新岚的声音带着深深的敬意，“他们把最后几颗手榴弹握在手里，对李长清说：‘连长，你们快走，我们来掩护！’有的士兵还笑着说：‘连长，等抗战胜利了，别忘了给我们烧点好酒！’”李长清含着泪，对着这些战友深深鞠了一躬，然后转身带领剩余士兵继续突围。身后，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喊杀声此起彼伏——那些年轻的生命，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战友们争取了宝贵的撤退时间。
　　李长清回头望了一眼火光冲天的阵地，泪水模糊了双眼。直到兄弟连队赶来接应，他们才得以脱险。这场浙赣会战，从5月打到8月，整整三个月。当李长清换防回到蒲城后，他连睡了两天两夜——不是不累，而是不敢睡，一闭上眼睛，那些牺牲的战友、父母的遗容就会出现在眼前。醒来时，他发现自己的枕头已经被泪水浸湿，窗外的阳光刺眼，可他的心里，却满是失去战友的悲痛。
　　
　　1943年，49军成立军士训练大队，准备把全军的班长骨干集中起来训练，提升部队战斗力。师长王铁汉亲自指定，任命李长清为副营级教官。“王师长说，李长清有文化、有实战经验，是最合适的人选。”顾新岚说，“他把战场上的经验都毫无保留地教给了学员，从射击技巧、战术部署，到战场急救、心理疏导，无一不倾囊相授。”李长清还编写了一本《实战手册》，上面记录了他在历次战役中的心得体会，语言通俗易懂，实用性极强。训练结束后，这些学员回到各自部队，成为了抗战的中坚力量。而李长清，也重回314团，继续投身抗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时，李长清正随部队在浙江淳安的山地里练兵。“那天，通讯兵跑过来，大声喊着：‘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全营官兵都愣住了，半天没反应过来。”顾新岚笑着说，“反应过来后，大家欢呼雀跃，有的扔帽子，有的抱在一起哭，有的朝天开枪庆祝。”
　　这支原籍东北的部队，唱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歌声里满是喜悦与泪水。李长清站在队伍里，跟着大家一起唱，眼泪顺着脸颊滑落——这八年，太难了，多少战友牺牲，多少家庭破碎，如今，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他说：“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牺牲、所有的苦难，都值了。”
　　
　　抗战胜利后，李长清随105师调往杭州，负责保卫工作，后又被调到湖州接收日军投降。也是在这时，他从日军俘虏口中得知了一个隐藏多年的真相——上高会战中，让他脚部溃烂、高烧不退的“怪病”，竟是中了日军的毒气。“他说，当时只觉得脚掌又疼又痒，没想到是毒气弹。”顾新岚感慨道，“可他没有恨得咬牙切齿，只是淡淡说了句‘小鬼子多行不义必自毙’。”
　　1946年春，49军军部驻常州，李长清随105师驻无锡南方泉，后调任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独立兵站常州第三分站。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位温柔善良的教师姑娘，两人相知相爱，结婚成家。
　　新中国成立后，李长清带着妻子回到农村，务农为生。他从不向别人提起自己的抗战经历，就像一个普通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年，他居住在江苏常州清潭怡寿园老年公寓，过着平淡安宁的生活。2015年，国家为他颁发了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那枚金灿灿的勋章，是对他抗战岁月的最高褒奖。
　　
　　“2018年，老人百岁高龄，我去老年公寓看望他。”顾新岚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李长清白发苍苍，脸上布满皱纹，却精神矍铄，嘴角带着温和的笑容。“他拉着我的手，眼神特别慈祥，说：‘孩子，我想送你几句话。’然后从一个小本夹里拿出一张纸条，上面是他工工整整写的字，一笔一划，透着认真。”顾新岚轻声念出那段话，“衷心地祝福你——心平气和，好比吃仙丹。心烦意乱，等于和毒药。二便畅通，少生多种病，睡眠安稳，健康又长寿。”
　　我凑近看了看那张纸条的复印件，字迹虽有些颤抖，却依然工整，透着历经沧桑后的从容与豁达。这位经历了南昌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亲眼目睹战友牺牲、父母遇难，在战场上九死一生的老兵，晚年竟用这样朴素、温暖的话语，祝福着晚辈。他没有夸耀自己的战功，没有抱怨过往的苦难，就像“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侠客，把血与火的记忆藏在心底，只留下对生活的热爱与对后人的期许。顾新岚说：“老人常说，抗战是为了让后人能过上太平日子，现在日子好了，大家要珍惜，要心平气和地过日子，别辜负了那些牺牲的人。”
　　
　　(二)
　　
　　2024年的初夏，浙江金华的风裹着婺江两岸的草木清香，漫过黄埔同学会的青砖院墙。我踏着被岁月磨得温润的青石板路走进小院，墙角的石榴花正燃得热烈，殷红的花瓣恰似那些在战火中淬炼的青春，在阳光下灼灼生辉。这次专程而来，是为了寻访老兵章际东的故事。
　　24岁的研究员赵倩眼神清亮如溪，谈起史料时带着专业的笃定与年轻一代对先烈的崇敬。她将一叠整理好的口述实录、档案复印件和老照片推到我面前：“周老师，这是章际东老人的全部资料。一个从淳安山村被强征入伍的14岁少年，在血与火里硬生生长成了铁血战士。”
　　
　　我轻轻翻开档案，首页便是章际东老人的履历表，字迹虽因年迈有些颤抖，却一笔一划透着骨子里的规整。“章老1923年1月出生在浙江淳安浪川乡芹畈村，那是个被群山环抱的小村落，村口有条小溪，常年潺潺流淌。”赵倩的声音温柔却有力量，指尖划过一张泛黄的村落老照片，“他9岁在浪川乡大塘小学读书，聪明伶俐，先生总夸他背书又快又准。原本该有耕读相伴的安稳童年，可1939年的征兵浪潮，彻底打碎了这份平静。”
　　当时国民政府为补充抗战兵力，在各地大量征集兵员，章际东的两个哥哥不愿当兵，连夜逃到安徽躲丁。乡公所自卫队找不到人，便把主意打到了年仅14岁的章际东身上。“一个半大的孩子，身高刚过灶台，还没来得及和父母道别，就被强行绑了去。”赵倩叹了口气，“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母亲追着队伍哭了好几里地，他想回头，却被自卫队的人死死按住肩膀。”
　　经过短暂而严苛的训练，章际东被分配到74军58师174团3营机3连——那可是抗战时期声名赫赫的王牌部队，而机3连作为3营直属重机枪连，装备的都是当时堪称“稀罕物”的马克西姆重机枪。“这种水冷式重机枪威力无穷，枪管外裹着冷却水套筒，射击时会发出‘哒哒哒’的沉闷声响，能穿透厚厚的掩体。”
　　
　　赵倩比划着机枪的模样：“章际东第一次见到时，眼睛都看直了，总爱凑在机枪旁琢磨，看老兵们拆卸、保养、装弹，连吃饭都惦记着。”可连长朱赤绅心疼他年纪小、身材瘦小，没让他进战斗班，只安排他在连部做勤务兵。“每天的工作就是端茶倒水、整理文件、擦拭武器，偶尔跟着老兵学认地图。”赵倩说，“虽然不用直接上战场，但军营里的枪声、训练声，还有老兵们口中的战场故事，都让他早早尝到了战争的滋味。”
　　1939年的春天，油菜花刚抽出嫩茎，还没长得齐腰高，田野里泛着淡淡的鹅黄。章际东随部队离开鹰潭屯家铺，一路跋山涉水，开拔到高安前线。开战前的清晨，天刚蒙蒙亮，连长就让他和炊事班一起送早饭到前线阵地。“他提着沉甸甸的饭桶，跟着老兵在战壕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子弹时不时从头顶呼啸而过，吓得他大气不敢喘，手心全是汗。”
　　
　　赵倩翻着章际东的口述实录：“送完饭回来，他刚坐在饭厅的长条凳上，拿起碗筷想扒两口热饭，朱连长突然喊他：‘小鬼，跟司务长去厨房搬点咸菜，回来再吃！’”就这一句看似平常的命令，竟成了他的救命符。他刚跟着司务长走出饭厅，身后就传来几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日军的三四发炮弹精准击中了饭厅，屋顶瞬间坍塌，烟尘和碎木片漫天飞舞。
　　等他们顶着炮火冲回去时，饭厅已沦为一片废墟，桌椅被炸毁，饭菜撒了一地，里面七八名官兵当场被炸死，伤者躺在瓦砾堆里痛苦呻吟。章际东顾不上震惊和后怕，跟着司务长一起用手扒开碎石和断木，把受伤的战友往后方抬。“他后来回忆说，那顿饭的香味还在鼻尖飘着，可一起吃饭的战友却再也醒不过来了。”赵倩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他和炊事班的人来不及悲伤，挑着剩下的锅碗瓢盆，在日军的炮火中仓促撤退，那口没吃上的热饭，成了他一辈子都忘不了的遗憾。”
　　
　　1941年3月，章际东终于得偿所愿，从连部下到了2排4班，成了一名弹药兵。“他盼这一天盼了两年，终于能摸到心心念念的重机枪了。”赵倩笑着说，“2排排长易小挺35岁，湖南益阳人，脸上带着一道战场留下的疤痕，看着严肃，心里却格外疼人。他特别喜欢这个机灵、坚韧又肯吃苦的小鬼，不仅手把手教他用枪，还总把自己的口粮省给他吃，说要收他做干儿子，等抗战胜利后带他回益阳老家认亲，让他读上书，过安稳日子。”章际东从小没享过多少亲情，易排长的照顾让他倍感温暖，他把排长当成了亲人，跟着他学射击技巧、学武器保养，两人形影不离，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相依为命。
　　没过多久，上高会战爆发，易小挺带着章际东支援补充团，驻守在泗溪河一带的塘坎阵地。云头山的战斗打得异常惨烈，日军的炮火像雨点一样砸过来，阵地前的土坡被削低了一截，掩体几乎被夷为平地。章际东跟着易排长趴在战壕里，负责给重机枪递弹药，看着排长操纵机枪向日军扫射，枪管打热了，就用冷水降温，循环往复，手臂都酸得抬不起来。“突然，一颗鬼子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飞来，易排长反应极快，一把将他扑倒在战壕里，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他。”
　　赵倩的声音凝重起来：“章际东只觉得后背一热，黏稠的液体渗了过来，把他的军装都浸湿了——那是易排长的血。他挣扎着回头，只见排长胸口的弹孔还在汩汩流血，眼睛睁得大大的，却再也没有了呼吸。”
　　
　　18岁的章际东，在战场上见过太多生离死别，可这一次，失去的是视他如己出的排长，他再也忍不住，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趴在排长冰冷的身体上失声痛哭。那场战斗结束后，全排伤亡殆尽，只剩下他和另外两名重伤的士兵，孤零零地守在满目疮痍的阵地上，望着远处硝烟弥漫的战场，心里满是悲痛和茫然。
　　悲痛还未消散，战火又接踵而至。1941年8月，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章际东重回机3连，随58师奔赴长沙支援。部队行军至马鞍山时，遭遇了日军飞机的轮番轰炸。“鬼子的飞机像一群贪婪的苍蝇，跟着部队狂轰滥炸，炸弹一颗接一颗地投下来，爆炸声震耳欲聋，地面都在颤抖。”赵倩说，“我们的炮兵部队来不及隐蔽，全部牺牲在了轰炸中，装备也损毁严重。”危急时刻，章际东和班副邢强配合，迅速架起重机枪对空扫射。邢强是浙江青田人，和章际东是老乡，两人一见如故，邢班副总像大哥哥一样照顾他，教他如何在战场上保护自己。
　　日机飞走后，部队继续赶路，没走几里路，就发现被日军包围了。机枪连迅速抢占附近的制高点，构筑简易工事，准备天黑后寻机突围。战斗间隙，邢强坐在重机枪旁，手把手教章际东射击实操：“小鬼，瞄准了再扣扳机，这玩意儿威力大，每一发子弹都要对准鬼子，别浪费！”教完后，他从贴身的衣袋里掏出一小瓶白酒，又摸出一个用油纸包着的咸鸭蛋，小心翼翼地剥开蛋壳，笑着递给章际东：“来，吃点，补充点力气，待会儿好杀鬼子！”章际东推辞不过，掰了一小块鸭蛋放进嘴里，咸香的味道在舌尖散开，这是他在战场上吃到的最香的东西。他看着邢班副仰头喝了一口白酒，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心里却莫名地有些不安。
　　没过多久，日军的进攻号角再次吹响，密集的枪声打破了短暂的平静。邢强猛地站起身，推了章际东一把：“快，去弹药箱那边搬弹药，越多越好！”章际东应声跑去，刚抱起一个沉甸甸的弹药箱，就听到身后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颗炮弹呼啸着落在了重机枪旁，掀起的气浪把他推倒在地。他心里一紧，疯了似的冲回去，只见邢强一动不动地趴在机枪位上，双手还紧紧握着机枪的手柄，身体还是温热的，可已经没了呼吸。章际东颤抖着脱下他的军装查看，身上竟没有一丝伤痕，也没有血迹。“后来他才知道，邢班副是被炮弹的冲击波震碎了内脏，当场牺牲的。”赵倩的声音带着浓浓的惋惜，“那个咸鸭蛋还剩一半，放在旁边的石头上，可再也没人吃了。”
　　就在这时，山下的日军发起了集体冲锋，密密麻麻的身影像潮水一样向高地涌来，喊杀声震天动地。来不及悲伤，章际东猛地擦干眼泪，抱起邢强留下的重机枪，重新架在阵地上。“他以前跟着易排长、邢班副学的技巧，此刻全都用上了。”赵倩说，“他深吸一口气，稳住颤抖的手臂，瞄准三四百米外的日军，扣动了扳机。”重机枪发出“哒哒哒”的沉闷声响，子弹如暴雨般倾泻而出，形成一道密集的火网。冲在最前面的鬼子纷纷倒下，十多具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山坡上，剩下的敌人吓得赶紧趴在地上，再也不敢贸然冲锋。战友们趁机补充弹药，继续向日军射击，终将这波进攻击退。
　　掩埋邢强班副时，章际东蹲在坟前，看着那半块没吃完的咸鸭蛋，心里满是悔恨。“他后来总说，要是当时劝阻邢班副别吃蛋就好了。”赵倩告诉我，“连长以前说过，战场上忌讳吃蛋，‘蛋’和‘弹’谐音，吃蛋就是‘吃弹’，不吉利。邢班副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忌讳，可他还是吃了——章际东想，或许他早就看淡了生死，只是想在残酷的战场上，给老乡留点温暖，也给自己一点慰藉。”
　　
　　1941年10月，中日双方在新墙河形成对峙局面，58师在多次战斗中损失惨重，3连剩下的兵员不到一半，部队进行了重新整编。章际东被调到3营1连当勤务兵，连长是邓继国。“邓连长是个儒将，读过书，待人温和，知道章际东身世可怜，又在战场上立过功，对他格外照顾，从不让他做危险的事。”赵倩说，“后来邓连长的妻子怀孕了，要回后方婆家待产，路途遥远且战乱不断，他放心不下，就把护送的任务交给了章际东，反复叮嘱他一定要保护好嫂子的安全。”
　　从湖南到广西，千里迢迢，一路上要躲避日军的轰炸和散兵的劫掠，艰险重重。章际东不敢有丝毫懈怠，白天赶路时，他警惕地观察四周，一有动静就立刻护着邓连长的妻子隐蔽；晚上宿营时，他守在帐篷外，不敢合眼，生怕遇到意外。“他后来回忆说，那段路走得特别难，嫂子怀着孕，身体不便，有时候走不动，他就找根扁担，一头挑着行李，一头扶着嫂子慢慢走。”赵倩笑着说，“花了整整三个月时间，他终于安全把人送到了目的地，邓连长的妻子拉着他的手，哭着说他是救命恩人。”
　　等章际东风尘仆仆地返回湖南时，邓继国已经升任营长。为了报答他的忠心和勇敢，邓营长将他推荐到了师部军需处，做军需处主任李邦和的勤务兵。“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章际东成了专职送信员，骑着一匹瘦马，从牌乡到益阳，跑了不知道多少趟，脚底磨起了厚厚的水泡，有时候遇到大雨，道路泥泞，就只能徒步前行，浑身淋得像落汤鸡。”赵倩说，“他心里一直惦记着易小挺排长的嘱托，每次到益阳，都会趁着送信的间隙，四处打听排长家人的消息，可战乱年代，人口流离失所，他跑遍了益阳的大街小巷，也没能找到一点线索，这成了他一辈子的遗憾。”
　　不久后，李邦和调到江西任职，又将踏实可靠的章际东推荐给了自己的哥哥——58师师指挥官李嵩，让他做勤务兵。章际东跟着李嵩参加了衡阳战役，任务是解救被日军包围的国军第10军。“他们一路浴血奋战，冲破日军的多道防线，打到了离衡阳不远的鸡窝山。”赵倩指着一张标注着密密麻麻红点的老地图，“鸡窝山有个险要高地，地势陡峭，易守难攻，被日军一个重机枪班牢牢守住，火力凶猛，我们的部队发起了多次冲锋，都被打了回来，伤亡惨重。”李嵩亲自督战，58师两个营连续进攻了7天，牺牲了300多弟兄，还是没能拿下高地，战士们的士气受到了很大打击。
　　最后，李嵩决定改变战术：一边让部队继续佯攻，用炮火牵制日军的注意力；一边挑选了三名身手矫健的战士组成敢死队，从侧面的悬崖峭壁爬上去偷袭。而章际东的任务，是用重机枪压制日军的空中支援，不让日机低空扫射，为敢死队创造机会。“他架着重机枪，趴在高地的掩体后，眼睛死死盯着天空，手心全是汗。”赵倩说，“只要日军飞机一来，他就立刻扣动扳机，子弹像流星一样射向天空，逼得日机不敢低空盘旋，只能远远地投弹，命中率大大降低。”
　　敢死队趁机借着夜色和树林的掩护，悄悄接近了日军的战壕。“三个战士冒着生命危险，在悬崖上攀爬，有两个不幸被日军发现，中枪牺牲，最后一个战士忍着悲痛，拼尽全力跃进战壕，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赵倩的语速加快，“‘轰隆’一声巨响，日军的重机枪手和弹药兵都被炸死了，他还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把日军的重机枪从战壕上推了下来，为大部队开辟了道路。”李嵩见状，立刻下令全线冲锋，战士们呐喊着冲向高地，终于拿下了这个至关重要的据点，为解救衡阳守军打开了一道缺口。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章际东正在吉林执行任务。“他说那天全营官兵都疯了，扔帽子、抱在一起哭、朝天开枪庆祝，他也跟着哭，哭了很久很久，不知道是为了胜利，还是为了那些再也看不到胜利的战友。”赵倩笑着说，“抗战胜利后，他跟着李嵩调到了吉林，李嵩任吉林警务局警务处长，他则担任副官，日子终于安定了下来。”1947年，章际东在吉林遇到了一位当地姑娘，姑娘温柔善良，知书达理，两人一见倾心，很快就谈起了恋爱。可当时部队有规定，士兵不能谈恋爱，否则就要受到处分。一边是心爱的姑娘，一边是待他不薄的部队，章际东陷入了两难。最后，他选择了爱情，毅然递交了退役申请，独自一人返回浙江淳安浪川乡芹畈村。
　　“他没想到的是，那位吉林姑娘性子特别刚烈，也特别痴情。”赵倩笑着说，“她知道章际东回了浙江，竟不顾家人反对，千里迢迢从东北出发，一路打听着找到了他的家乡。当时交通不便，她坐火车、搭马车、步行，花了一个多月才到淳安，见到章际东时，身上满是尘土，却眼里闪着光。”两人的爱情感动了全村人，在乡亲们的见证下，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从此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相守一生。
　　新中国成立后，章际东和妻子扎根农村，务农为生。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勤劳肯干，日子过得平淡而幸福。“他从不向儿女们炫耀自己的抗战经历，也很少提起战场上的事，只是偶尔在夜深人静时，会从木箱里拿出珍藏的旧军装、一枚磨得发亮的子弹壳和易排长、邢班副留下的小物件，默默凝视，一看就是很久。”赵倩说，“儿女们问起时，他也只是淡淡说一句‘都是过去的事了’。他把所有的伤痛和思念，都藏在了心底。”夫妻二人恩爱和睦，携手走过了六十八载风雨，直到2015年6月，这位历经战火洗礼的老兵，在睡梦中安详离世，享年92岁。
　　
　　听完赵倩的讲述，我久久没有说话。手中的史料仿佛有了温度，那些文字、那些老照片，背后是一个少年在战火中挣扎、成长、坚守的一生。从被强行拉壮丁的14岁少年，到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弹药兵，再到守护家国的铁血战士，章际东的故事，是千千万万抗战老兵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