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八章 冀中庭兰，珠江卫标

　　（一）
　　
　　2025年3月，我跟着河北抗战研究员顾洪武老师，循省路前往于庭兰老人的后人家。于庭兰老兵——一个在冀中平原的炮火中，用一生践行“冲在前、撤在后”的硬骨头战士。
　　顾老师今年五十岁，鬓角已染上风霜，却依旧精神矍铄。他深耕河北抗战史数十年，对冀中军区的战事了如指掌，路上他反复跟我说：“周捷，于庭兰是冀中抗战里出了名的‘拼命三郎’，1921年生于河北定县，高中还没读完就投笔从戎，那份家国情怀，放在今天也让人敬佩。”这话在我见到于庭兰的孙子于卫国大哥后，得到了最生动、最具体的印证。
　　于大哥家住在保定城郊的一个老村落里，院子不大，却收拾得干净整齐。堂屋墙上，挂着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是整个屋子最显眼的装饰。照片上的于庭兰身着八路军军装，身姿挺拔如松，肩上的步枪斜挎着，眼神清亮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毅，眉宇间是年轻人特有的锐气与果敢。
　　
　　“这是我爷爷1938年刚加入冀中军区二军分区二十三大队时拍的，”于大哥给我们倒了杯热茶，指尖轻轻摩挲着照片的边缘，声音里满是崇敬，“我爷爷常跟我们说，他小时候家里条件不算差，能读上书，全靠父母省吃俭用。1937年鬼子打进河北，定县沦陷，学校停了课，到处都是流离失所的百姓，他看着鬼子烧杀抢掠，心里像被火烧一样难受。1938年，抗委会到村里宣传抗日，他二话没说就报了名，跟着同志们走村串户宣传抗日道理、组织群众支援前线。干了半年，他觉得光喊口号不够，得真刀真枪跟鬼子干，就主动报名参加了八路军，成了冀中军区二军分区二十三大队的一名战士。
　　“那时候我爷爷才十七岁，个头不算高，却比同龄人沉稳得多，”于大哥喝了口茶，继续说道，“他所在的团，政治委员是连达山，老红军出身，打过长征，打仗特别勇猛，一眼就看中了我爷爷的韧劲和文化水平。没过多久，就直接提拔他当四连指导员。任命那天，连政委把我爷爷叫到跟前，拍着他的肩膀说：‘小于，我不教你太多大道理，就教你一条——打仗冲锋一定要冲在前头，你能不能做到？’我爷爷当时胸脯拍得震天响，眼神里满是坚定，回答得干脆利落：‘政委，那有什么呀！我不仅要冲在前头，撤退的时候，我还要走在最后！’这句话，他一辈子都没忘，也一辈子都做到了。”
　　
　　我们仿佛穿越回1940年的那个春天，那个让于庭兰老兵的“冲前撤后”第一次镌刻在战火中的日子。于大哥的声音沉了下来，像是在还原当年的紧张局势：“1940年初春，冀中平原还笼罩在一片萧瑟之中，我爷爷所在的四连，原本的连长在一次战斗中负伤，被转运到后方养伤，四连的担子就全压在了我爷爷这个年轻的指导员身上。当时部队的首要任务，是掩护团部和地方干部转移，他们驻在宋庄——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四周都是农田，看起来普普通通，却成了一场恶战的主战场。
　　“那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战士们正在村里休整，有的擦枪，有的帮老乡干活，谁也没想到危险会来得这么快，”于大哥的语速渐渐加快，“村口的哨兵突然发现远处有一队鬼子正在逼近，大概有百十来号人，看样子是路过宋庄，根本不知道村里住着八路军。哨兵不敢耽搁，立刻开枪示警。‘砰——’的一声枪响，打破了村庄的宁静，也点燃了战火。鬼子被枪声惊动，立刻呈扇形散开，疯了似的往村里冲，密密麻麻的身影，把村子的入口围得水泄不通，子弹像雨点一样往村里射来，打在土墙上、树干上，发出‘嗖嗖’的声响。”
　　顾老师在一旁补充道：“冀中平原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当时八路军的装备又远不如鬼子，宋庄之战能坚持下来，全靠战士们的顽强和于庭兰的指挥得当。”于大哥点点头，接过话茬：“我爷爷当时带着四连的战士们，守在团部外围的几间民房里，他大喊一声‘关门御敌’，战士们立刻把大门死死关上，然后用锄头、钢钎在墙上掏枪眼，枪口从一个个小洞里伸出去，对准冲上来的鬼子。子弹打在木门上，木屑飞溅，打在墙上，泥土簌簌往下掉，战士们趴在地上，眼睛都不敢眨一下，就盯着枪眼往外打，每一发子弹都瞄准了鬼子的胸膛。
　　“鬼子的火力太猛了，”于大哥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沉重，“他们有轻重机枪，还有掷弹筒，没过多久，我们坚守的院墙就被炮火轰塌了，断砖碎石堆了一地，原本的掩护变成了阻碍。我爷爷一看，立刻喊‘撤到砖石后面，继续打！’战士们就拖着枪，趴在断壁残垣之间，继续反击。有的战士胳膊中了枪，血流不止，就撕下衣襟简单包扎一下，继续扣动扳机；有的战士子弹打光了，就握着刺刀，准备和冲上来的鬼子近身肉搏。就这么硬生生一次次把冲上来的鬼子打了回去，那场仗打得天昏地暗，村里到处都是硝烟味和血腥味，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火药气，鬼子死了十几个，可我们四连的战士，也牺牲了二十多人——每一个牺牲的战士，我爷爷都能叫出名字，知道他们是哪里人，直到晚年，他想起那些十七八岁的孩子，还会偷偷抹眼泪，说‘都是好样的，都是为了国家’。”
　　
　　最让我心头一震的，是那个子夜突围的细节——这是于庭兰老兵“撤在最后”的最好印证。于大哥说，打到深夜，太阳早已落山，月亮也躲进了云层，村里的战斗渐渐平息，但战士们的伤亡越来越大，再守下去只会全军覆没。团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分路突围，尽快转移到安全地带。
　　“我爷爷当时主动请缨，要留下来掩护，”于大哥说，“他跟团长说：‘团长，你们带着团部和地方干部先走，我带着四连一排留下来，继续开枪射击、扔手榴弹，制造主力还在村里的假象，迷惑敌人，等你们走远了，我们再撤。’团长一开始不同意，说‘你太年轻，留下来太危险’，我爷爷急了，拍着胸脯说‘我是指导员，掩护大部队撤退是我的责任，你放心，我一定把战士们安全带出去！’团长拗不过他，最后只能同意。”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于庭兰带着一排的战士们，在村里四处移动，时而在东边开枪，时而在西边扔手榴弹，还故意大喊口号，让鬼子以为八路军的主力仍在抵抗。“那时候，每一分钟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于大哥说，“战士们又累又饿，有的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可谁也不敢松懈，眼睛死死盯着黑暗中的敌人方向，生怕露出破绽。直到后半夜，估计团长他们已经走出了二十多里地，脱离了危险，我爷爷才下令‘准备突围’。”
　　突围的路线选在了村西的一片麦田，那里地势低洼，容易隐蔽。“天特别黑，伸手不见五指，只能凭着感觉往前走，”于大哥的声音仿佛带着我们回到了那个漆黑的夜晚，“村里到处都是牺牲的战士和鬼子的尸体，脚下时不时会踩到东西，软乎乎的，谁也不敢多想，只能跟着前面人的脚步。我爷爷一直走在最后面，手里端着枪，时不时回头张望，生怕有一个战士落在后面，也生怕被鬼子发现踪迹。
　　“走着走着，他突然脚下一绊，像是踩在了一个人的身上，软乎乎的，还动了一下。”于大哥的语速突然加快，营造出一种紧张感，“我爷爷当时心里咯噔一下，以为是牺牲的战友，就下意识地说了一句‘对不起’，然后继续往前走，没想到那个‘人’突然站了起来，还糊里糊涂地跟着他们往外走——我爷爷心里一紧，觉得不对劲，借着远处鬼子营地微弱的火光回头一看，好家伙，是个端着三八步枪的日本鬼子！那鬼子估计是打了一天仗，太累了，躺在地上打盹，被我爷爷踩醒后还没完全清醒，加上天黑看不清，就误以为我爷爷他们是自己人，跟着往外冲。”
　　
　　说到这里，于大哥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指节泛白，我也屏住了呼吸，仿佛能感受到当时于庭兰老兵的冷静与果敢。“我爷爷没有慌，他知道一旦惊动了其他鬼子，后果不堪设想。他放慢脚步，悄悄绕到鬼子身后，趁着鬼子还没反应过来，近前一步，左手一把抓住鬼子的步枪枪管，右手掏出腰间的驳壳枪，死死顶在鬼子的太阳穴上。那鬼子这才惊醒过来，眼睛瞪得溜圆，嘴里叽里呱啦地喊着什么，想要反抗，可我爷爷的枪已经顶得更紧了，他盯着鬼子的眼睛，没有丝毫犹豫，手指猛地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枪响，在深夜里格外刺耳，打破了麦田的寂静，鬼子当场就倒了下去，身体抽搐了几下就不动了。
　　“我爷爷捡起他的三八步枪，扛在肩上，又检查了一下鬼子的子弹袋，里面还有十几发子弹，正好补充给战士们。”于大哥说，“然后他回头对身后的战士们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继续带着大家往麦田深处走，直到跑出老远，确认没有敌人追击，才敢停下来喘气。战士们都吓出了一身冷汗，纷纷说‘指导员，你太勇敢了’，我爷爷只是摆摆手，说‘没事，只要大家安全就好’。”
　　
　　冲出来后，于庭兰带着战士们奔了二十里外的另一个村庄，那里有不少突围时负伤的战友。“当时条件太差了，根本没有后方医院，也没有地方集中安置伤员，”于大哥说，“我爷爷就带着战士们和乡亲们一起，四处找地方藏伤员。村里的老乡们也特别支持，纷纷拿出自家的红薯窑，把伤员藏进去，封上洞口，只留一个小通气孔；有的老乡把炕面的土坯小心翼翼地揭下来，在底下挖了简易的地道，把伤员藏在里面，再用席子盖好，铺回土坯，撒上一层灰尘，看起来跟平常的炕一模一样，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还有的老乡把伤员藏在柴房的柴堆里，用干草盖得严严实实。
　　“安置好伤员后，我爷爷不敢耽搁，”于大哥继续说道，“他让两个战士留下来，跟着老乡们照顾伤员，自己则带着剩下的战士们，连夜去追赶大部队。一路上不敢走大路，专挑荒坡、树林、麦田走，饿了就啃一口随身携带的干硬窝头，渴了就喝路边沟里的溪水，溪水又凉又浑，喝下去肚子直不舒服，可谁也没抱怨。走了整整一天一夜，脚都磨起了水泡，才终于追上了大部队，见到团长的那一刻，我爷爷再也支撑不住，一下子瘫坐在地上，累得说不出话来。”
　　
　　一杯热茶喝完，于大哥又给我们续上，茶水里的热气氤氲而上，模糊了窗外的景色，也仿佛把我们带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话题转到了1941年夏天的那场伏击战，那是于庭兰老兵“冲在前”的又一个缩影。
　　“那年夏天特别热，冀中平原的太阳像个大火球，烤得地面发烫，庄稼地里的青纱帐长得一人多高，绿油油的，正好是打伏击的好时机，”于大哥说，“当时我爷爷已经升任四连连长，还是兼任指导员，部队在安平县一带活动。有一天，侦察员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报告，说南家庄据点的鬼子要换防，装了好几大车的兵力和物资，准备沿着公路转移，具体时间还不确定，但估计就在这一两天。我爷爷一听，眼睛立刻亮了，马上召集几个排长开会，桌子一拍说‘打他个伏击，杀杀鬼子的气焰！让他们知道，冀中平原不是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
　　他们把伏击点选在了公路两侧的青纱帐里，离公路只有五米左右，这个距离既能保证射击精度，又能在最短时间内冲上去近战，隐蔽性也极好。“战士们钻进青纱帐里，里面又闷又热，像个大蒸笼，”于大哥说，“蚊虫特别多，嗡嗡地往身上扑，咬得大家满是红包，又疼又痒，可谁也不敢伸手挠，生怕发出动静。我爷爷下令，谁也不能动，谁也不能说话，就趴在那里等，眼睛盯着公路的方向，连眨眼都不敢太频繁。
　　“结果等了一整天，太阳从东边升到西边，又落了下去，鬼子的车队也没来，”于大哥说，“天渐渐黑了下来，气温稍微降了点，可有的战士已经耐不住了，小声嘀咕‘这么热，是不是情报错了？咱们别等了，回去吧’。还有的战士说‘干粮都快吃完了，再等下去，没等鬼子来，咱们先饿肚子了’。我爷爷没有松口，他知道，打仗最忌讳的就是急躁，一旦撤退，之前的准备就全白费了，还可能暴露部队行踪，造成更大的伤亡。他压了压手，对大家说‘同志们，再等等，打仗不能心急，情报不会错，鬼子肯定会来的，我们再坚持一下，胜利就在眼前’。说完，他又派了两个侦察员，连夜去南家庄据点附近侦察，看看鬼子到底是什么情况。”
　　
　　顾老师插话说：“于老能坚持下来，足见他的沉稳和远见。”于大哥点点头：“侦察员连夜赶回来报告，说鬼子并没有卸车，物资还在车上，士兵们也都在据点里待命，估计是在等增援部队，想要一起转移，更安全。我爷爷听了，心里更有底了，就让炊事员给大家分发剩下的干粮，让大家轮流休息，养精蓄锐，他自己则来回巡查，时不时叫醒打瞌睡的战士，生怕有人暴露目标。就这么又守了一个晚上，蚊虫叮咬、饥饿难耐，还有对未知的恐惧，可没有一个战士再提撤退的事。”
　　第二天一早，天刚亮，东方泛起鱼肚白，鬼子的车队终于来了。“远远地就看到尘土飞扬，一辆辆大马车顺着公路缓缓驶来，前后都有鬼子的步兵护送，”于大哥说，“一共来了五辆马车，车上装满了鬼子和物资，还有一挺重机枪架在最前面的马车上，看起来戒备森严。车上的鬼子端着枪，四处张望，眼神警惕，时不时还对着路边的庄稼地开枪试探，显然是怕遇到伏击。
　　“他们走到伏击点附近时，突然发现路边不远处的坟头上有一挺机枪——其实是我们的战士故意架在那里迷惑他们的，”于大哥说，“鬼子一下子就慌了，立刻下令停车，士兵们纷纷跳下车，散开队形，有的卧倒，有的躲在马车后面，准备反击。就在这时，我爷爷大喊一声‘打！’，这一声喊，像是惊雷划破了清晨的宁静，四连的战士们从两侧青纱帐里猛地冲出来，手榴弹像冰雹一样往鬼子车队中间扔，‘轰隆隆’的爆炸声此起彼伏，火光冲天，烟雾弥漫，把鬼子的车队笼罩在其中。”
　　
　　那场伏击战，于庭兰依旧冲在最前面。“我爷爷一眼就盯上了车上的机枪手，那是鬼子的主要火力点，不打掉不行，”于大哥说，“他凭着灵活的身手，在硝烟中穿梭，避开鬼子的子弹，手里的驳壳枪瞄准目标，‘砰’的一声，一枪就把机枪手打倒了。机枪手一倒，鬼子的火力就弱了大半，我爷爷趁机大喊‘同志们，冲啊！’，然后带头冲了上去，战士们跟着他，像猛虎下山一样，扑向鬼子。
　　“鬼子被打得晕头转向，根本招架不住，”于大哥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振奋，“他们没想到八路军会藏在这么近的地方，更没想到我们会这么勇猛。有的鬼子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手榴弹炸飞了；有的鬼子想要开枪，就被战士们的刺刀捅穿了胸膛；还有的鬼子吓得腿都软了，趴在地上不敢动。这场仗打得干净利落，最后鬼子被打死三十个，还抓住了七个伪军，剩下的鬼子吓得魂飞魄散，扭头就往南家庄据点里跑，连车上的物资都顾不上带，我们缴获了一挺重机枪、十几支三八步枪，还有不少子弹和粮食。”
　　
　　带着俘虏往回走时，意外又发生了。“我们刚走到鸡鸣台村附近，就接到了哨兵的报告，说定县都亭的鬼子出动了，大概有两百多人，要来增援南家庄的鬼子，已经离我们不远了，”于大哥说，“我爷爷当机立断，带着战士们和俘虏扭头往东走，钻进了一片茂密的高粱地，暂时隐蔽起来。高粱秆长得又高又密，叶子绿油油的，正好能把我们都遮住，鬼子从外面根本看不到里面有人。
　　“当时看着那七个伪军，都是本地人，穿着伪军的军装，低着头，一脸害怕的样子，”于大哥说，“我爷爷知道，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是被鬼子逼着当兵的，并不是真心想帮鬼子做事。他就把他们叫到一边，语气平和地给他们讲抗日的道理，说‘咱们都是中国人，血管里流的都是一样的血，鬼子侵占我们的土地，杀害我们的同胞，我们不能帮着外人欺负自己人。只要你们以后不再帮鬼子做事，回家好好过日子，或者参加抗日队伍，我们现在就放你们走’。那些伪军低着头，一个劲地哈腰点头，嘴里说着‘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还发誓说以后一定抗日。我爷爷看他们态度诚恳，就信守承诺，把他们放了，还分给他们一些干粮，让他们赶紧回家。”
　　
　　战火中的岁月，从来都没有一帆风顺，于庭兰老兵也有过一次九死一生的经历——那是在安平县的彭家营村，一场突如其来的痢疾，差点让他永远留在了那里。“1941年下半年，部队在彭家营村休整，我爷爷突然得了急性痢疾，”于大哥的声音里满是心疼，“一天要拉十几次，上吐下泻，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连站都站不起来，更别说打仗了。脸色苍白得像纸一样，眼窝都陷了进去，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团里考虑到他的身体，也怕他留在部队里被鬼子发现，就决定让他留在村里的一户老百姓家养伤，”于大哥说，“那户人家姓王，大爷大妈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没有孩子，特别善良。组织上跟他们说明情况后，大爷大妈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说‘放心吧，我们一定照顾好小于，就当是照顾自己的儿子’。对外就称我爷爷是他们的远房侄子，来村里投奔他们，管大爷叫父亲，管大妈叫娘，就在家里吃住，隐蔽起来养伤。”
　　大爷大妈把于庭兰当成亲儿子一样照顾，每天给他熬小米粥、煮鸡蛋，还到处找偏方给他治病，端汤送药，嘘寒问暖，生怕他有一点不舒服。可安稳日子只过了两天，危险就悄然而至。“那天一早，天还没亮，就听到村里传来了狗叫声，还有鬼子的嚎叫声，”于大哥说，“大爷赶紧跑到门口一看，坏了，鬼子突然把彭家营村给包围了，挨家挨户地搜查，说是得到了情报，村里藏着八路军伤员。
　　“我爷爷当时躺在炕上，一听这动静，心里就急了，”于大哥说，“大爷家里有个地道，但是还没挖通，就挖了一个浅浅的坑，上头盖着一张草席子，根本藏不住人。我爷爷一看就说‘这不行，鬼子要是掀开草席子，发现了我，不仅我活不成，还得连累你们一家人，我不能害了你们’。说着就要挣扎着起身往外走，可他当时身体太虚弱了，刚坐起来就头晕眼花，差点摔倒，而且他还带着一把驳壳枪，根本走不远，很容易被鬼子发现。”
　　于庭兰早就观察过大爷家的牲口槽，槽子里堆着厚厚的干草，他就想着，先藏在草堆里避一避。“他让大爷扶着他，慢慢走到牲口槽边，钻进了草堆里，”于大哥说，“可草堆里全是土沫子和灰尘，一进去就呛得他忍不住咳嗽，越咳嗽越厉害，根本停不下来。他心里清楚，只要一咳嗽，就会被鬼子发现，到时候不仅自己性命难保，大爷大妈也会受到牵连。没办法，他只能从草堆里爬出来，一脸无奈地看着大爷。”
　　大爷一看这情况，也急得满头大汗，他四处看了看，突然眼睛一亮，指着院墙上的一个缺口说：“小于，你从这里翻出去，墙外有一条交通壕，是之前村民们挖来躲鬼子的，你先藏在那里，等鬼子走了再回来。”说着，大爷就扶着于庭兰，慢慢走到墙根下，用力把他推过了院墙。于庭兰趴在墙外的交通壕里，浑身无力，只能一动不动地趴着，听着村里的动静。
　　“他能清晰地听到院里的声音——鬼子闯进院子，翻箱倒柜，把家里的东西砸得稀巴烂，还对大爷大妈又打又骂，逼他们说出有没有藏八路军，”于大哥说，“鬼子的鞭子抽在大爷身上，发出‘啪啪’的声响，大妈的哭声、哀求声，还有鬼子的吼叫声，交织在一起，特别刺耳。我爷爷趴在交通壕里，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他好几次想冲出去，跟鬼子拼了，可他知道，自己一旦出去，只会让事情更糟，不仅救不了大爷大妈，自己也活不成。就那样，他趴在交通壕里，一动不动，牙齿咬得咯咯响，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熬了整整一个上午，直到听不到鬼子的动静，才敢慢慢翻墙回去。”
　　一进院子，就看到大妈正站在门口张望，眼里满是焦急和担忧，见到他回来，赶紧拉着他进屋，小声说：“孩子，你可算回来了！敌人走了，你大爷去村口看看情况了，生怕还有鬼子埋伏。你多亏没藏在草堆子里，刚才鬼子搜查的时候，往草堆里打了好几枪，子弹都嵌在木头槽上了，要是你在里面，就没命了。”说到这里，于大哥红了眼眶，“我爷爷常说，他这一辈子，欠彭家营村王家大爷大妈一条命。新中国成立后，他还特意回去找过他们，可惜那时候大爷大妈已经不在了，他就给他们立了一块碑，每年清明节都要去祭拜，直到他年纪大了，走不动了，还让我爸爸替他去。”
　　
　　病愈之后，于庭兰立刻重返部队，依旧是那个“冲在前、撤在后”的连长。在安平县的一次战斗中，汉奸部队进攻八路军根据地，双方激战了整整一天，互有伤亡。最后八路军的增援部队赶到，把敌人堵在了窑洞方向，敌人走投无路，退到了一座山庙里，负隅顽抗。“那座山庙不大，但是很坚固，鬼子和汉奸躲在里面，凭借着有利地形，疯狂射击，我们的战士很难冲进去，”于大哥说，“那时候我们没有炮，只能把手榴弹往庙里扔，想把他们炸出来。扔了十几颗手榴弹后，庙里就没动静了，大家以为鬼子都被炸死了，或者逃跑了。
　　“我爷爷怕有埋伏，就喊着‘跟我上’，带头冲了进去，”于大哥说，“刚冲进庙门，就看到一个鬼子连长躲在柱子后面，手里端着枪，正瞄准他！两人四目相对，都愣住了，也就一两秒的时间，谁也没有犹豫，立刻举枪射击。
　　“我爷爷反应快了一步，‘砰’的一声，子弹正中那个敌连长的胸口，他当场就倒了下去。后来我爷爷跟我们说，当时就差那么一秒，要是他慢一步，躺倒在地上的就是他了。那场仗，我们打赢了，可我爷爷也受了伤，胳膊上被子弹擦过，留下了一道长长的伤疤，有手指那么宽，直到他去世，那道伤疤还清晰可见。他常说，这道伤疤是荣誉，也是提醒，提醒他战争的残酷，提醒他要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
　　
　　于大哥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铁盒子，盒子已经有些生锈，却被擦拭得干干净净。他打开盒子，里面整齐地摆放着于庭兰老兵的军功章、旧军装的领口、一枚八路军袖标。
　　顾老师感慨道：“于庭兰同志，是冀中抗战老兵的缩影，他们年轻的时候，怀揣着家国大义，冲在抗日的最前线，不怕牺牲，不畏强敌；撤退的时候，又坚守在最后，守护战友，守护百姓。‘冲在前、撤在后’这六个字，看似简单，却用一辈子的行动去践行，这就是老兵的风骨，也是我们应该永远铭记的精神。”
　　
　　
　　(二)
　　
　　2024年10月的中山，秋阳正好，风里裹着珠三角特有的温润水汽，混着满城榕树的清香，沁人心脾。我跟着三位抗战史志愿者，穿过干休所整洁的林荫道，脚下的石板路被阳光晒得暖融融的，心里却揣着几分忐忑与崇敬——今天要见到的，是99岁高龄的抗战老兵郑卫标。作为续写抗战老兵小传的志愿者，我见过不少老兵或他们的后人，但能当面聆听一位近百岁亲历者讲述珠江敌后游击的烽火岁月，这份机缘格外珍贵，仿佛是时光特意为我们预留的对话。
　　干休所的房间明亮整洁，白色的墙壁一尘不染，窗边摆着几盆翠绿的绿植，给房间添了几分生机。郑老坐在靠窗的藤椅上，虽已满头银发，梳得整整齐齐，却精神矍铄，眼角的皱纹里刻满了岁月的痕迹，眼神里藏着历经沧桑后的沉静与锐利。他的孙子郑晓峰陪在一旁，手里捧着一个暗红色的旧木盒，盒身已经有些磨损，却被擦拭得锃亮，显然是珍藏多年的宝贝。见我们进来，爷孙俩都起身相迎，郑老的动作虽有些迟缓，却透着一股军人特有的挺拔。
　　“周同志，你们来啦，我爷爷盼着你们呢，总说想把当年的事多跟年轻人讲讲，怕以后没人记得了。”郑晓峰笑着说道，声音里满是对爷爷的敬重，一边说一边给我们倒茶，茶杯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
　　郑老握着我的手，掌心粗糙却有力，布满了老茧和深浅不一的疤痕，那是枪林弹雨留下的印记，带着岁月沉淀后的厚重质感。“年轻人，坐，坐。”他的口音里还带着浓浓的中山乡音，语速不快，却字字清晰，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层层涟漪，“当年在五桂山里打鬼子的事，好多细节我还记得，就怕再过几年，脑子糊涂了，想讲也讲不清楚了。”
　　我赶紧拿出笔记本和录音笔，指尖有些微微颤抖，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珍贵的细节。郑老看着我忙碌的样子，嘴角露出一丝温和的笑意，缓缓开口。
　　
　　“我1925年生在中山南朗东桠村，”郑老的目光望向窗外，越过干休所的围墙，落在远处的天际线上，像是穿透了时空，看到了当年的故乡，“村里靠海，门口就是伶仃洋，祖祖辈辈都是渔民和农民，日子虽不富裕，却也安稳平和。可1938年鬼子打进中山后，一切都变了，平静的日子被打破，到处都是逃难的人群，哭声、枪声不绝于耳。
　　“进出东桠村的路口，都被鬼子设了岗哨，两个鬼子扛着上了刺刀的三八步枪，凶神恶煞地站在路中间，旁边还跟着几个伪军，耀武扬威的。”郑老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屈辱与愤怒，拳头不自觉地攥了起来，指节泛白，“我们村民进出村口，都得给鬼子鞠躬，腰弯得不够低，就会被他们用枪托打，用脚踹，有的乡亲还被他们关进岗楼里折磨。我那时候才十几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每次鞠躬，都觉得脊梁骨被人踩着，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看着鬼子在村里烧杀抢掠，抢我们的粮食，抓我们的乡亲，把年轻力壮的男人拉去做劳工，把妇女和孩子肆意欺凌，我就想，凭什么我们中国人要受这样的欺负？我们的土地，凭什么让外人横行霸道？”
　　让郑老下定决心投身抗日的，是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里的华侨子女们。“我那时候听村里的教书先生说，很多华侨子女，家里条件多好啊，在国外住洋楼、吃西餐，穿的是西装革履，可他们听说祖国被侵略了，都放弃了安逸的生活，偷偷坐船回来参加抗日。”郑老的语气里满是敬佩，眼神也亮了起来，“他们有的才十五六岁，比我还小，离开父母的庇护，拿着简陋的武器，跟着队伍在山里打游击，饿了吃野菜，渴了喝山泉，晚上睡山洞，一点怨言都没有。他们能放下好日子，拿命去拼，我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山人，守着自己的家乡，还有什么可害怕的？从那时候起，我就打定主意，一定要参加抗日队伍，把鬼子赶出中山，赶出中国，让乡亲们能抬起头做人！”
　　这个愿望，在1942年初终于实现了。郑老的同乡麦红军，一个只有13岁的少年，悄悄回到了东桠村——谁也没想到，这个看起来稚气未脱、个头还没枪高的孩子，早已是投身抗日的游击队员。“红军比我小四岁，可胆子比我大，见识也比我广。”郑老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回忆起当年的小同乡，眼神里满是温情，“他找到我的时候，穿着一身打补丁的粗布衣服，脸上带着风霜，可眼睛里透着一股坚定的劲儿。他跟我说，五桂山里有抗日游击队‘孔雀队’，队长是经验丰富的老战士，专门打鬼子和伪军，保护老百姓，问我敢不敢跟他去。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当天晚上就收拾了几件换洗衣物，揣了两个红薯，跟着他偷偷离开了家，钻进了五桂山的密林里。”
　　
　　“孔雀队驻扎在大寮周屋，那是一间破旧的农家院，周围都是茂密的树林，隐蔽性特别好。”郑晓峰在一旁补充道，“我爷爷跟我说过，那时候条件特别艰苦，整个队伍也就三十来人，大多是像我爷爷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几个女战士，负责护理伤员和宣传工作。武器更是简陋，大多是短枪、土枪，还有些战士只有大刀和梭镖，子弹更是紧缺，每个人身上最多只有三五发子弹，平时都舍不得用，只有在关键时刻才开枪。吃的也不好，经常是红薯、野菜、糙米饭，有时候连饭都吃不饱，晚上就睡在院子里的稻草上，或者躲在山洞里，盖着茅草取暖。”
　　郑老点点头，接着说道：“我们主要在五桂山、凤凰山一带活动，黄杨山去得少，那里的鬼子据点太多，公路也多，敌人调动方便，我们去了容易吃亏。我们都是昼伏夜出，白天躲在山里休整、练枪，学习抗日道理，晚上就出来活动——有时候袭击敌人的岗哨，抢夺他们的武器和弹药；有时候破坏公路和桥梁，让鬼子的运输队无法通行；有时候还会去端敌人的小据点，解救被关押的乡亲。鬼子和伪军恨我们恨得牙痒痒，先后发动了‘十路围攻’、‘五九扫荡’、‘六路围攻’，每次都出动几百人，甚至上千人，带着轻重机枪、掷弹筒，把五桂山团团围住，想把我们一网打尽。可五桂山地形复杂，山高林密，沟谷纵横，我们熟悉每一条小路，每一个山洞，再加上乡亲们帮忙通风报信，给我们送粮食、送药品，他们每次都是空手而归，连我们的影子都找不到。”
　　
　　最惊心动魄的一次经历，发生在1942年冬天，那是郑老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红树林生死劫。“那天，我和另外三位战友奉命到外沙为县政府收税，”郑老的声音沉了下来，语气里带着一丝紧张，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危急关头，“外沙是个靠海的小镇，有不少商铺和渔船，是重要的税源地。我们都穿了便衣，都是当地农民常穿的粗布衫、灯笼裤，每人带一把短枪，藏在腰间，装作赶集的老百姓，悄悄进了村。收完税已经是下午五六点钟，太阳快落山了，天边泛起了橘红色的晚霞，我们正准备往山里赶，突然听到村口传来一阵乱糟糟的脚步声，还有汉奸尖利的吆喝声——‘都不许动！抓住那几个游击队！’坏了，肯定是汉奸把我们的行踪报告给了伪军！
　　“当时情况特别紧急，我们能听到伪军的枪声越来越近，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郑老说，“我们四个人躲在一间商铺的后院里，商量了一下，敌人人多势众，我们只有四把短枪，硬拼肯定不行，只能分开突围，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两个战友往西跑，那边是一片稻田，容易隐蔽，想引开一部分敌人，我和另一个战友往淇澳沙滩方向跑，那里靠海，有大片的红树林，枝桠交错，海水浑浊，容易藏人。”
　　两人不敢走大路，专挑田埂和小道跑，身后的枪声、喊叫声、狗吠声越来越近，仿佛就在耳边。“我们拼了命地跑，鞋子都跑掉了，光着脚踩在石子、荆棘和冰冷的泥水里，疼得钻心，可谁也不敢停下来，”郑老的眉头皱了起来，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仿佛又感受到了当年的刺痛，“跑了大概半个多小时，终于看到了海边的红树林，那片林子又密又大，一眼望不到边，枝桠纵横交错，像一张巨大的网，海水没到膝盖，浑浊的海水中还长着不少水草。我们来不及多想，一头扎进了红树林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林子深处走，淤泥没过脚踝，每走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力气。”
　　敌人顺着他们留下的足迹追了过来，密密麻麻的人影出现在沙滩上，足有上百人，手里拿着步枪、机枪，还有几个人扛着掷弹筒，把红树林的出口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不敢下海入林搜索，红树林里淤泥多，容易陷进去，而且视线不好，树枝挡着，看不到里面的情况，怕我们埋伏，”郑老说，“他们就在红树林外围排成一排，开始开枪扫射，子弹‘嗖嗖’地穿过树枝，打在水里，溅起一串串水花，有的子弹还打在树干上，发出‘砰砰’的声响，木屑飞溅。我和战友赶紧蹲下身子，泡在海水里，只露出脑袋和眼睛，紧握短枪，子弹上膛，手指扣在扳机上，大气都不敢喘一口，一动不动。”
　　海水又冷又咸，带着刺骨的寒意，冻得两人瑟瑟发抖，身上的衣服湿透了，紧紧贴在身上，重量倍增，像灌了铅一样。海风一吹，更是冷得牙齿打颤，嘴唇都冻得发紫。“敌人扫了三次齐射，枪声震耳欲聋，整个红树林都在发抖，树枝被打断不少，落在我们身边，有的还砸在我们的肩膀上，”郑老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一丝后怕，“我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动，绝对不能动，一旦暴露，不仅自己活不成，还会连累战友。我能感觉到身边战友的身体在剧烈发抖，他的牙齿咬得咯咯响，我就用胳膊轻轻碰了碰他，示意他冷静。我们俩就那样泡在水里，像两块被海水浸泡的石头一样，任凭敌人开枪扫射，始终没有发出一点动静，连呼吸都放得又轻又慢。”
　　敌人在沙滩上吵吵嚷嚷了半天，有的骂骂咧咧，有的对着红树林喊话，让他们出来投降，还有的时不时开几枪试探。“他们在原地徘徊了很久，见红树林里没有任何回应，又不敢贸然进去，只能在沙滩上点燃火把，照亮红树林的入口，”郑老说，“火把的光映在水面上，晃动不定，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敌人的影子，心里越来越紧张，生怕他们改变主意，冲进来搜索。就这样，我们泡在冰冷的海水里，从下午六点多等到晚上十一点左右，天色完全黑了下来，海风越来越大，敌人见实在找不到我们，又冷又饿，才不甘心地骂了几句，慢慢撤离了沙滩。”
　　
　　就在两人准备喘口气的时候，海水开始涨潮了，水位越来越高，慢慢没过了腰部，冰冷的海水顺着领口灌进去，冻得人浑身发麻。“我们不能再待在红树林里了，潮水再涨，用不了多久就会把我们淹没，”郑老说，“我们互相搀扶着，慢慢向岸边游去，身上沾满了淤泥和水草，又冷又饿，头晕眼花，每划一下水都要费很大的力气。上岸后，我们不敢停留，怕敌人留下了埋伏，就手脚并用地爬上翠亨的一座小山，找了个隐蔽的土坡躲了起来。从山上往下看，还能看到沙滩上有几处火把的亮光，显然还有不少敌人在那里守着，想等我们出来自投罗网。”
　　两人在山上找了个避风的山洞，蜷缩在一起取暖。山洞里又黑又潮，地上满是碎石和枯草，可比起冰冷的海水，已经算是不错的藏身之处了。“我当时又冷又饿，全身是泥，嘴唇都冻得开裂了，肚子饿得咕咕叫，头晕得厉害，差点晕过去，”郑老说，“我们实在受不了了，就商量着冒险下一次山，找乡亲们借点吃的和火柴。我们悄悄下了山，进到石门近山边的一个小村子里，敲开了一户乡亲家的门。乡亲们一看我们的样子，就知道我们是游击队，二话不说就把我们让进屋里，给我们倒了热水，还塞给我们两个红薯和一盒火柴。他们说‘同志，快吃点东西暖暖身子，外面危险，吃完赶紧上山躲起来’。我们不敢在村里多待，谢过乡亲们后，又赶紧上山，在山坑边用冷水洗了洗身上的淤泥，然后找了些干树枝，生火取暖，把红薯放在火里烤。红薯烤得焦香，外皮都烤糊了，可我们吃得狼吞虎咽，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美味的红薯，现在想起来，还能闻到当时的香味。”
　　凌晨时分，天还没亮，天边只有一丝微弱的亮光，两人决定继续沿着山脉往上走，前往堡垒村贺婶家。“贺婶名叫贺带，是个华侨眷属，她丈夫在国外做工，寄回来的钱她舍不得花，大多用来支援我们游击队了，”郑老的语气里满是感激，眼神也变得温柔起来，“她对我们游击队特别好，经常偷偷给我们送粮食、药品、衣服，还帮助我们掩护和护养伤员。有一次，我们队里有个战士重伤，昏迷不醒，就是贺婶冒着生命危险，把他藏在自己家的地窖里，每天给他换药、喂饭，照顾了一个多月，直到他康复归队。我们都把她当成母亲一样看待，每次见到她，都觉得特别亲切，像回到了家一样。”
　　到了贺婶家，天刚蒙蒙亮，贺婶一开门看到他们，又心疼又生气。“她嘴上说‘你们太大胆了，到处都是敌人，怎敢这么早跑出来，要是被敌人发现了，可怎么办’，手里却不停地忙活，”郑老笑着回忆道，脸上露出温暖的笑容，“她赶紧烧了热水让我们洗漱，然后拿出家里仅有的大米，给我们熬了粥，还炒了一盘咸菜，又煮了两个鸡蛋，塞到我们手里。我们狼吞虎咽地吃着，粥的热气氤氲在脸上，暖烘烘的，贺婶就在一旁看着我们，眼神里全是关爱，跟看自己的儿子一样，还时不时给我们添粥，叮嘱我们‘慢点吃，别噎着’。”
　　吃完饭，贺婶怕敌人追来，赶紧戴上头巾，装作去地里干活的样子，跑去几个村口打探消息。“我们在屋里等着，心里七上八下的，怕贺婶遇到危险，也怕敌人还没走，”郑老说，“大概过了一个小时，贺婶气喘吁吁地跑回来，脸上带着笑容说‘放心吧，敌人已经撤走了，都往县城方向去了，你们快收拾收拾，赶紧归队，路上小心点’。我们谢过贺婶，她又给我们装了不少干粮，让我们路上吃。我们匆匆离开了贺婶家，一路往山里赶，走了整整一天，才终于回到了游击队驻地。”
　　可回到驻地后，郑老却得到了一个悲痛的消息。“后来我们才知道，往西跑的那两个战友，一出村子就被敌人发现了，敌人调集了大量兵力追赶他们，最后把他们堵在了一条公路上，用机枪扫射，两位战友当场就牺牲了，”郑老的声音低沉下来，满是悲痛，眼眶也红了，“他们都是好兄弟，跟我一起进的队伍，平时互相照顾，打仗的时候也总是冲在前面。他们牺牲的时候，都才二十出头，还那么年轻，连家都没来得及回一趟。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们，每次想起他们，心里都特别难受，他们是为了抗日，为了老百姓，才牺牲的，是真正的英雄。”
　　
　　郑老感慨道：“我们游击队能在五桂山坚持下来，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帮助，乡亲们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他顿了顿，接着说，“乡亲们都是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只要敌人一来围攻，有多少人来，从哪里来，带了什么武器，他们都会第一时间通过各种方式通报给我们，有时候是让小孩送信，有时候是在特定的树上挂个布条，有时候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跑到山里来告诉我们。我们上了山，粮食、药品、衣物，全都是群众供应，他们有的把自己家仅有的口粮省下来给我们，有的把自己的衣服拆了，给我们做军装，有的冒着危险上山给我们采药。我们晚上去扰敌疲敌，在敌人据点附近开枪、扔手榴弹，让他们睡不好觉，鬼子和伪军怕我们偷袭，很少敢在山里住下，只留下伪军在翠亨、石门九堡这些地方留守，可这些伪军也不敢轻易进山，因为他们知道，山里到处都是我们的人，到处都是支持我们的乡亲。”
　　话题转到1944年夏天，珠江纵队战略转移，郑老跟着部队去了东江。“我们从中山坐船出发，沿着海岸线走，避开敌人的巡逻艇，走了好几天才到宝安黄田，”郑老说，“上岸后，我们驻扎到了燕川，那是个依山傍水的村子，老百姓特别热情。他们早就听说珠江纵队能打日伪军，专门为民除害，见到我们都热烈欢迎，把家里最好的房子让给我们住，给我们送粮食、送蔬菜、送水果，有的乡亲还主动帮我们打扫营地、挑水做饭，跟我们亲如一家。”
　　
　　在燕川，他们遇到了一个大麻烦——驻扎在沙井的陈培伪军。“这些伪军太坏了，比鬼子还凶狠，”郑老的语气里满是愤怒，“他们经常带着人到附近的村子里抢劫，把老百姓的牛、家禽、粮食都抢光，还殴打反抗的乡亲，有的老百姓因为丢了牛，没法耕田，家里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对他们恨之入骨。我们到燕川后，老百姓纷纷来找我们，希望我们能为民除害，打掉陈培的伪军据点。”
　　郑老和战友们当时大多打游击战，很少打攻坚战，缺乏相关的经验和装备。“部队决定练兵，为攻打沙井伪军做准备，”郑老说，“我们戒严了燕川整个地方，不让外人进出，然后开始日夜练习打攻坚。我们练习用两头尖的锄头凿穿墙，因为伪军的据点大多是民房改造的，墙壁较薄，凿穿墙后就能冲进去；我们还练习从屋背跳过屋背，模拟进攻时的穿插战术；同时还练习使用炸药包，学习如何点燃导火索，如何准确地把炸药包送到敌人的据点门口。”
　　他们通过侦察了解到，陈培伪军的碉堡都是用蚝壳浇筑的，特别坚固，一条街碉堡林立，形成了交叉火力，易守难攻。“敌人兵多枪好，大概有三百多人，而我们只有110多人，部分还是非战斗人员，负责护理、宣传等工作，实力悬殊很大，”郑老说，“为了增加胜算，我们找来当地的民兵一起作战。民兵的武器很差，大多是打鸟的枪，还有些是土制的火药枪，甚至还有人拿着大刀和长矛，但他们的战斗热情很高，都想为乡亲们报仇，主动要求参战。我们就把他们安排在外线，负责守住外围的路口和要道，防止敌人逃跑。”
　　
　　战斗打响的那天，天刚蒙蒙亮，整个燕川村都笼罩在一片紧张的氛围中。“我们悄悄摸到沙井，按照预定计划发起进攻，”郑老的声音渐渐激昂起来，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早晨，“我和一位战友负责冲击前面的第一个碉堡，那是伪军的前沿阵地，火力很猛。我们趁着天色未亮，借着房屋的掩护，慢慢向碉堡靠近，刚跑出去没几步，碉堡里的机枪就扫射过来，子弹像雨点一样密集，打在地上溅起一串串尘土，打在墙壁上发出‘砰砰’的声响。我听到身边‘啊’的一声惨叫，回头一看，那位战友被子弹射中了胸口，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衣服，他倒在了地上，手里还紧紧握着枪，眼睛瞪得大大的，再也没有起来。”
　　战友的牺牲让郑老悲痛万分，也点燃了他心中的怒火。“我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为战友报仇，打下碉堡，”郑老说，“我趴在地上，借着战友的尸体掩护，慢慢向村里移动，想寻找能用的重型武器。突然，我看到一户人家门口放着一门清朝时留下的土炮，又粗又重，炮身是铁铸的，上面都锈迹斑斑了，炮口黝黑，看起来很有威慑力。我赶紧喊了几个战友，一起把土炮推到村子对面的荔枝园山上，那里地势高，能清楚地看到伪军驻守的祠堂——那是他们的指挥部，也是火力最集中的地方。
　　“我们找了些石头，把土炮固定好，然后找来火药和铁砂，装进炮膛里，瞄准祠堂门口的大柱子，”郑老的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仿佛又看到了当年的场景，“我点燃导火索，赶紧跑到一边躲起来，‘轰隆’一声巨响，土炮发出震天动地的声响，浓烟滚滚，炮弹正好命中了祠堂门口的一条大柱子，柱子应声断裂，祠堂的屋顶都晃动了一下，伪军吓得嗷嗷直叫，乱作一团。可这土炮太老了，准头不行，第二炮开始就打不中了，要么打偏到旁边的空地上，要么打在围墙上，炸起一堆泥土，没能对敌人造成太大的威胁。我们只能放弃土炮，继续用炸药包进攻。”
　　郑老和几位战友趁着伪军混乱之际，悄悄摸到碉堡边的一个闸门，那里是伪军的必经之路，也是防守相对薄弱的地方。“我们快速放置好炸药包，点燃导火索，然后赶紧跑到安全地带，‘蹦’的一声巨响，闸门被炸开了一个大口子，木屑和碎石飞溅，”郑老说，“我大喊一声‘冲啊’，率先冲进了祠堂。刚跑进去，就感觉左小腿一阵剧痛，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扎了一下，低头一看，鲜血已经渗了出来，染红了裤腿——一颗子弹从我的左小腿穿过去了，热乎乎的血顺着腿流下来，滴在地上。可当时根本顾不上疼，我忍着伤痛，继续开枪射击，战友们也跟着冲了进来，对着伪军猛烈开火，伪军抵挡不住，纷纷从后门逃窜。”
　　守在外围的民兵没能拦住所有逃跑的伪军，敌人一两百人沿着荷塘边，像丧家之犬一样拼命逃跑，有的甚至掉进了荷塘里，浑身湿透，狼狈不堪。“战斗结束后，村里到处都是欢呼声，老百姓们纷纷跑出来，拿回了被伪军抢去的牛和家禽，”郑老的语气里满是自豪，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他们围着我们，不停地喊‘珠江部队，好嘢！珠江部队，好嘢！’，还把家里的水果、点心拿出来，塞到我们手里，有的乡亲还主动帮我们护理伤员。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辛苦、伤痛都值了，能为老百姓报仇，能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1945年荔枝成熟的季节，漫山遍野的荔枝树挂满了红彤彤的果实，像一个个小灯笼，沉甸甸的，空气中弥漫着荔枝的甜香。郑老随部队在燕川整训期间，被抽调回中山南朗潜伏，继续开展抗日工作。“潜伏的日子更危险，每天都要提心吊胆，”郑老说，“我装作普通的农民，在村里种地、打鱼，暗中联系群众，收集敌人的情报，传递抗日消息。有时候为了送一份情报，要跑几十里路，避开敌人的岗哨和巡逻队，好几次都差点被敌人发现，多亏了乡亲们的帮助，才化险为夷。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我们才敢公开身份，那一刻，大家都哭了，这么多年的苦，这么多战友的牺牲，终于没有白费，鬼子被赶出了中国，我们胜利了！”
　　
　　抗战胜利后，郑老没有停下脚步，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中山独立团九连副连长，继续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战斗。新中国成立后，郑老退伍回乡，想找到当年的恩人贺婶，好好报答她，可得到的却是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我回到中山后，四处打听贺婶的消息，最后才知道，贺婶和她的丈夫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了，”郑老的眼睛红了，声音有些哽咽，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反动派逼他们说出游击队的下落，可贺婶和她丈夫宁死不屈，什么都不肯说，最后被反动派残忍地杀害了，抛尸荒野。他们是为了保护我们游击队的秘密，为了革命事业，才牺牲的，是我们的恩人，是英雄。我后来找到了他们的遗体，把他们好好安葬了，每年清明节，我都会去祭拜他们，给他们烧点纸钱，告诉他们，革命胜利了，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他们的牺牲没有白费。”
　　而当年带他参加游击队的小同乡麦红军，退伍后也回到了中山工作，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经常一起回忆当年的战斗岁月，聊聊各自的生活。“红军后来在政府部门工作，为人正直，工作认真，深受大家的尊敬，”郑老说，“我们俩一辈子都是兄弟，一起扛过枪，一起打过鬼子，一起经历过生死，这份情谊，比山还重，比海还深。2012年，红军走了，我去送了他最后一程，看着他的遗体，我想起了当年我们一起进山参加游击队的场景，想起了一起在红树林里躲敌人的日子，心里特别难受。”
　　
　　郑晓峰打开那个暗红色的旧木盒，里面整齐地摆放着一枚枚军功章，还有几封旧信件，是当年战友们写给郑老的。“这些都是我爷爷的宝贝，”郑晓峰说，“他经常拿出来看看，跟我们讲当年的故事，让我们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忘记那些牺牲的先烈，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郑老的脸上，给他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晕，他的眼神平静而坚定，仿佛在诉说着一段段难忘的岁月。99岁的高龄，经历了无数风雨，见证了国家从山河破碎到繁荣富强的全过程，可他对当年的每一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对每一位战友、每一位帮助过游击队的乡亲都怀有深深的感激。
　　走出干休所时，夕阳西下，晚霞染红了半边天。郑卫标老英雄的一生，是珠江敌后游击队抗战的缩影，他们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凭借着坚定的理想信念、顽强的战斗意志和人民群众的无私支持，在五桂山、在东江、在珠三角的每一寸土地上，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用鲜血和生命守护着家国，守护着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