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七章 少年建仁，少女春生

　　（一）
　　
　　2025年的长沙，梅雨季刚过，空气里还浸着潮湿的暖意，混杂着老城区巷弄里飘来的樟树清香。我又一次坐在湖南大学抗战研究院的资料室里，对面是彭述丹——这是述丹主动邀请我来这里，她要多讲几个抗战老兵寻访的故事，她穿着简洁的白衬衫，长发束成低马尾，指尖捏着一叠口述实录复印件，眼神亮得像藏着星光，和每次讲述老兵故事时一模一样。
　　“周捷哥，这次咱们再细聊滕建仁老兵，很多细节是我后来翻地方志和部队档案补充的，比上次更完整。”述丹的声音带着湖南姑娘特有的温婉，却又藏着对历史的敬畏，她轻轻翻开复印件，指尖划过“滕建仁”三个字，像是在触碰一段滚烫的岁月。
　　
　　滕建仁老兵是1923年出生的，老家在湖南麻阳石羊哨乡跃马寨村。我虽没去过那个村子，但述丹给我看过照片，青山环绕，田垄纵横，是个安安静静的小山村，很难想象，八十多年前，这里走出了一群奔赴战场的热血少年。1937年，抗战的烽火已经烧遍大半个中国，滕建仁的叔叔滕常亮——当时已是国民革命军的一名排长——回乡探亲。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滕常亮给乡亲们讲起前线的战事，讲起战友们如何浴血奋战，讲起日本人的残暴肆虐，讲起“守土有责，匹夫有责”。那时的滕建仁才14岁，还是个眉眼青涩、个头不高的少年，却被叔叔的话深深震撼着，心里像被点燃了一团火。他没有丝毫犹豫，拉着同村的8名老乡，一起找到滕常亮，坚定地说：“叔叔，我们要跟你去当兵，打鬼子，保家乡！”
　　就这样，14岁的滕建仁，告别了父母，告别了村口的老槐树，告别了安稳的田园生活，跟着叔叔踏上了参军之路。入伍后，他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70军19师，军长李觉、师长唐伯寅、团长欧阳喜、营长云开、连长蒋荣、排长罗德生——这些名字，滕建仁老兵到了晚年都能一字不差地说出来，述丹说，这是刻在他骨子里的记忆，是他与战友们并肩作战的印记。没过多久，滕建仁就跟着部队奔赴淞沪战场，那是他第一次直面战争的残酷。炮火连天，枪声震耳欲聋，到处都是断壁残垣，到处都是战友的呐喊与牺牲。他所在的19师打得异常惨烈，到战役后期，原本建制完整的师，只剩下两个团；70军一路浴血阻击，从南京撤退到江西，而穷凶极恶的日本人，像饿狼一样紧追不舍，丝毫没有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述丹讲到这里时，轻轻顿了顿，补充道：“周捷哥，我查到资料，淞沪战役时，19师主要负责侧翼掩护，面对的是日军的精锐部队，装备差距很大，但他们没有一个人退缩。滕建仁那时候年纪小，个子也矮，扛不动重武器，就跟着老兵们搬运弹药、传递情报，哪怕吓得浑身发抖，也没有跑过一次。”我握着钢笔的手紧了紧，脑海里浮现出那个少年的身影：穿着不合身的军装，脸上还带着稚气，却眼神坚定，在炮火中穿梭，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属于少年的责任。
　　时间转眼到了1939年，南昌会战爆发。述丹说，滕建仁老兵生前回忆，南昌会战的时候，鬼子的火炮太过密集，密密麻麻的炮弹像雨点一样砸下来，泥土被炸得飞溅，烟尘弥漫，连太阳都看不见。他们趴在战壕里，连头都不敢抬，耳边全是炮弹爆炸的轰鸣声、战友的惨叫声，还有鬼子的冲锋号声，那种绝望与恐惧，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当时，滕建仁所在的3连，在一座桥头部署了一挺机枪，连长蒋荣站在战壕里，声音嘶哑却异常坚定地对大家说：“这座桥必须守住，哪怕只剩1个人，也不能让鬼子过去！这是我们的防线，是老百姓的希望！”
　　全连战士齐声应和，抱着必死的决心，坚守在桥头。日军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冲锋，一波又一波的鬼子涌向桥头，却被3连的机枪火力死死压制，三次冲锋都被打退，桥头下堆满了日军的尸体。但日军并没有放弃，反而继续增兵，发起了第四次冲锋。子弹打光了，就用手榴弹；手榴弹用完了，就拿起刺刀，准备与鬼子近身肉搏。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日军找来很多小船，沿着河流包抄过来，水陆合击，3连腹背受敌，伤亡惨重。营长云开看着局势不妙，只能忍痛下令：“3连，立即后撤！保存实力，伺机再战！”滕建仁跟着战友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带着满身的伤痕，被迫撤离了桥头——那一战，他们拼尽了全力，却还是没能守住那座桥，心里满是不甘与愧疚。
　　南昌失陷后，滕建仁随部队一路撤退到丰城。日本人循着赣江一路追击，很快就打到了丰城。述丹的语气变得沉重起来：“丰城当时被日军大肆劫掠，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江西的老百姓死了很多，很多村庄都被烧成了废墟。滕建仁老兵说，他亲眼看到鬼子把老百姓的粮食抢走，把房屋点燃，看到老人和孩子倒在鬼子的枪口下，那种无力感，比自己受伤还要难受。他那时候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多杀几个鬼子，为老百姓报仇，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我静静地听着，笔尖在笔记本上飞速滑动，却觉得每一个字都重如千钧。战争从来都不只是士兵的战场，更是老百姓的炼狱，而像滕建仁这样的少年，正是为了守护这些无辜的百姓，才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用鲜血和生命，筑起一道防线。
　　真正让滕建仁老兵改变对战争、对拼刺刀认知的，是1941年3月的上高会战。述丹说，上高会战的时候，日军长途奔袭，补给不足，战斗力已经大不如前，而70军早已做好了准备，严阵以待。“滕建仁老兵说，那时候他们一遇上日本人就开打，根本不怵，感觉日本人打到上高，已经不经打了。”述丹的声音里多了几分激昂，“在上高一带的山林里，他们打了一场又一场胜仗，这边胜了就追到那边，一路追着日本人打，那种扬眉吐气的感觉，是他当兵以来从未有过的。”
　　滕建仁曾说，拼刺刀原本是一件很残酷的事——刀刀见血，招招致命，拼不赢的一方，就只能死在对方的刺刀下。他刚当兵的时候，特别怕拼刺刀，每次看到战友们与鬼子近身肉搏，看到刺刀上的鲜血，都会吓得浑身发抖。但随着打仗越来越多，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牺牲，看着鬼子的残暴行径，他慢慢变得勇敢起来，不再害怕，反而生出了一股恨意，一股一定要打败鬼子的决心。
　　到了上高会战，他就更不怕了。因为那时候，中国军队人数占优，每次与鬼子拼刺刀，都是他和几个战友围攻一个日本鬼子。“两边靠拢了杀，你一刀，我一刀，鬼子根本招架不住。”述丹学着滕建仁老兵生前的语气，比划着拼刺刀的动作，“滕建仁老兵直接参与刺死了3个鬼子，还有一个鬼子军官，被他和战友们刺伤后，不甘被俘，当场剖腹自杀了。后来，那个鬼子军官的指挥刀，被连长蒋荣收走了，成了他们的战利品，也成了那段历史的见证。”
　　但滕建仁并没有因为占据优势就掉以轻心。他说，拼刺刀的时候，眼睛一定要直视对方，紧紧盯着对方的动作，看他是刺左还是刺右。如果鬼子往右边刺，就顺势往右格挡，再借着对方的力道，顺势压下去，这样既能消耗对方的体力，又能寻找反击的机会。“打仗讲究的是巧劲，不是蛮劲，”滕建仁生前常常念叨，“杀得赢就前进，杀不赢就赶紧退，他进我退，他退我进，不能急，一急就容易出错，一出错，丢的就是性命。”
　　述丹补充道：“周捷哥，我还查到，滕建仁老兵之所以能在拼刺刀时屡屡得手，除了有战友配合，还有他自己的小聪明。他年纪小，动作灵活，不像鬼子那样笨重，总能抓住对方的破绽，一击即中。但他也说，哪怕占尽优势，也丝毫不能大意，因为鬼子被逼到绝境时，总会狗急跳墙，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
　　滕建仁老兵常说，打仗不能急，打仗得安心，不安心就打不赢。上了战场，就只能想着赢，因为一旦输了，就只有死路一条——这是他在无数次生死考验中，总结出来的道理，也是他一直坚守的信念。
　　
　　1942年6月，滕建仁在鹰潭流口执行任务时，被炮弹片炸到了后背。述丹说，滕建仁老兵回忆，当时只觉得后背一阵剧痛，鲜血瞬间就渗湿了军装，但他摸了摸伤口，感觉只是皮外伤，不算严重，就咬着牙，跟着战友们去了当地的一家小医院。医生简单地给她处理了伤口，消毒、包扎，没做过多的治疗，而滕建仁也一心想着重返战场，没等伤口完全愈合，就主动归队了——在他心里，战友们还在前线打仗，他不能一直待在医院里，不能当逃兵。
　　归队后，滕建仁随部队前往吴家汉，负责守卫那里的阵地。但他们刚抵达阵地没多久，就遭到了日军的猛烈炮轰。述丹的语气又变得沉重起来：“那一次的炮轰，比南昌会战还要猛烈，滕建仁所在的连队，大多数战友都死于炮轰，阵地被炸毁，到处都是碎石和尸体。就在他们还没从炮轰的震惊中反应过来时，日本人突然冲到了跟前，近距离射击，局势一下子就失控了。”
　　班长见状，赶紧拉着滕建仁，大喊着让他跟着自己跑，尽快撤离阵地。但滕建仁年纪小，个子矮，再加上连日作战，身体早已疲惫不堪，根本跑不快。而且当时的路极差，坑坑洼洼，左边是一片浑浊的水塘，右边也是一片水塘，前面的路还突然断了，形成了一道缺口，他一下子就陷入了绝境，前无去路，后有追兵。
　　鬼子远远地看到了他，朝他开了两枪，子弹擦着他的耳边飞过，吓得他浑身一僵，脚下一滑，直接跌进了池塘里。冰冷的池水瞬间淹没了他的身体，滕建仁心里一片绝望，心想：反正都是要死，淹死在池塘里，也好过死在日本人的手里，也好过被鬼子俘虏，受他们的折磨。
　　他放弃了挣扎，朝着池塘深处走去。冰冷的池水一点点漫过他的胸口、肩膀，直到淹没了脖子，越走越远，慢慢走到了池塘中间。就在这时，两三个日军追到了池塘边，朝着池塘里疯狂扫射，子弹在水面上激起一道道水花，溅得他满脸都是水珠。滕建仁瞬间清醒过来，求生的欲望涌上心头，他猛地扑在水中，双手拼命地向岸边扑腾，脑袋紧紧贴在水面上，尽量不被鬼子发现。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对面的岸上，传来了中国军队的枪声——是他们的战友赶过来了，朝着岸边的鬼子猛烈射击，死死压制住了鬼子的火力，为滕建仁争取了逃生的机会。滕建仁拼尽全身力气，一点点向岸边游去，浑身湿透，伤口被池水浸泡得剧痛难忍，每划一下，都像是有刀子在割他的身体。终于，他爬到了岸边，再也支撑不住，眼前一黑，昏死了过去。
　　等他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了担架上，身上盖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伤口被重新包扎过。他费力地转过头，看到旁边的另一副担架上，躺着的正是拉着他逃跑的班长——班长身受重伤，脸色苍白，气息微弱，看到他醒来，勉强笑了笑，想说什么，却没能发出声音。滕建仁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他想伸手去拉班长，却浑身无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班长，心里满是心疼与愧疚。
　　述丹说，滕建仁后背其实中了两颗子弹，只是子弹打得不深，没有伤及要害。但当时伤兵太多，医院里人满为患，医生根本忙不过来。院长给她检查后，说他身上的子弹暂时不影响身体，而且后背神经密集，手术风险极大，最好不要开刀，让他慢慢休养。但滕建仁心里一直想着重返战场，不愿意一直待在医院里，就反复向院长请求转院，希望能找到更好的医生，尽快治好伤，归队参战。
　　后来，他被转到了益阳的后方医院，可那里的医生，也同样不主张开刀，只是给她开了一些消炎止痛的药，让他安心休养。滕建仁没有办法，只能听从医生的安排，在医院里安心养伤。那三个月里，他每天都在盼着伤口快点好，每天都在想念战友们，想念前线的战场。三个月后，伤口稍微好转，他就迫不及待地办理了出院手续，再一次重返部队——哪怕身上还留着子弹，哪怕后背的伤口还会隐隐作痛，他也从未想过放弃，从未想过退缩。
　　
　　1942年11月，在桃源河袱，一场意想不到的战斗，降临到了滕建仁所在的3连身上。述丹说，当时63师的一个团，因为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竟然投降了日本人，成了伪军。这个团的投降，让滕建仁所在的3连瞬间陷入了日军的包围——日军与伪军联手，两面夹击，3连腹背受敌，处境岌岌可危。
　　连长蒋荣临危不乱，一边指挥战士们顽强抵抗，一边赶紧向营部汇报情况。2营营长接到汇报后，立刻制定作战计划，决定带领部队朝那个伪军团靠拢，对日军实施反包围，打日军一个措手不及。“那一战，打得异常艰难，”述丹说，“他们趁着夜色，悄悄逼近日军阵地，突然发起袭击，枪声、呐喊声、刺刀碰撞声，响彻了整个桃源河袱。日军根本没想到他们会突然反击，一时之间乱了阵脚，节节败退。”
　　经过一场殊死搏斗，他们成功击退了日军，打死日军100多人，但3连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全连战士打得只剩下8个人，滕建仁就是其中之一。战后，日军以为那个伪军团是假投降，是故意引诱他们进入包围圈，于是恼羞成怒，将那个团的排以上军官全部枪毙，剩下的士兵，则被送到了汪伪政府，沦为了日军的傀儡。
　　在这场战斗中，滕建仁立了大功——他趁着混乱，夺取了日军的2挺歪把子机枪、2杆步枪、2件呢子大衣、2支钢笔、2块手表，还有500元的日本钞票。这些战利品，在当时来说，是非常珍贵的，尤其是歪把子机枪，更是前线部队急需的武器。但滕建仁没有丝毫私心，回到营地后，就把所有的战利品全部上交，一分一毫都没有留下。
　　因为这次立功，团部下了命令到连队，要提拔滕建仁当排长。这在当时，是天大的喜事——一个普通的士兵，能够被提拔为排长，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连长蒋荣也特别高兴，拉着滕建仁的手，笑着说：“建仁，这是多大的荣誉啊！提拔一个普通士兵当排长，连我都没有这个权利，这是团部对你的认可，你可不能拒绝啊！”
　　但滕建仁却摇了摇头，坚定地拒绝了。蒋荣愣住了，他不明白，这个年纪不大、却久经沙场的老兵，为什么会拒绝这样的好事。滕建仁低着头，轻声说：“连长，我年纪太小，才19岁，我管不了一排人。我怕我能力不够，耽误了战事，对不起战友们，对不起团长的信任。”
　　他顿了顿，又抬起头，眼里满是期待：“连长，我想向你请求一件事，我想学吹号，做一名号兵。我觉得，以号声调动部队，指挥战友们冲锋陷阵，比带兵更有意思，也更能为抗战出一份力。”
　　蒋荣看着他坚定的眼神，知道他心意已决，没有再勉强，就答应了他的请求，上报团部后，团部也批准了。就这样，滕建仁离开了战斗连队，到团部当上了一名号兵。当了号兵后，他不再需要冲锋陷阵，不再需要与鬼子拼刺刀，但他的责任，依然重大——号声是部队的指令，是战友们的方向，一声冲锋号，能鼓舞士气，让战友们奋勇向前；一声撤退号，能让部队保存实力，伺机再战。
　　
　　述丹补充道：“周捷哥，滕建仁老兵说，他当号兵的时候，特别用心，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习吹号，不管刮风下雨，从未间断过。他吹的号声，洪亮、坚定，能穿透炮火，传到每一个战友的耳朵里。而且，当了号兵后，他也佩了短枪，每把短枪配4个夹子，每夹10发子弹，一共40发子弹，用来防身。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拼过刺刀，但他依然坚守在岗位上，用号声，陪伴着战友们，坚守着抗战的阵地。”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滕建仁正在团部吹号，听到消息的那一刻，他手里的军号掉在了地上，眼泪瞬间夺眶而出。他和战友们相拥而泣，欢呼雀跃，所有的疲惫、所有的伤痛、所有的牺牲，在那一刻，都有了意义。他们终于打败了鬼子，终于可以回家了，终于可以给牺牲的战友们一个交代，给受苦的老百姓一个交代。
　　抗战胜利后，滕建仁没有留在部队，而是主动申请退伍，返回到了家乡麻阳，做起了一名普通的农民。述丹说，与他一起参军的8名老乡，全都牺牲在了战场上，没有一个人活着回来——这是滕建仁老兵一生的遗憾，也是他一生的伤痛。每次想起那些老乡，想起那些并肩作战的战友，他都会忍不住流泪，都会在村口的老槐树下，默默伫立很久，仿佛在思念着远方的战友们。
　　新中国成立后，滕建仁与同村的一位姑娘结了婚，婚后育有三子三女，一家人过着平淡而安稳的生活。他勤劳朴实，待人真诚，被乡亲们推选为生产队队长，一干就是18年。在任期间，他以身作则，带领乡亲们开荒种地，兴修水利，努力改善乡亲们的生活，深受乡亲们的尊敬和爱戴。他从未向别人炫耀过自己的抗战经历，从未向国家提过任何要求，就那样默默地生活着，把那段烽火岁月，藏在心底，变成了一生的秘密。
　　直到晚年，随着抗战老兵寻访工作的开展，滕建仁老兵的故事，才慢慢被人们发现，被人们铭记。2015年7月，老兵滕建仁与世长辞，享年92岁。他走的时候，很安详，手里还握着一枚破旧的军号——那是他当号兵时用的军号，是他一生的珍藏，也是那段抗战岁月最珍贵的见证。
　　
　　述丹讲完这些，轻轻合上了复印件，眼里泛起了泪光：“周捷哥，滕建仁老兵的一生，平凡而伟大。他从一个14岁的少年，变成了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兵，从拼刺刀的战士，变成了吹号的号兵，不管在哪个岗位上，他都坚守着初心，坚守着责任，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家国。”
　　我放下钢笔，看着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字迹，心里满是感慨。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落在笔记本上，落在“滕建仁”三个字上，仿佛在照亮那段被时光尘封的岁月。作为抗战志愿者，作为李明先生的外孙，我深知，这些抗战老兵的故事，是民族的记忆，是历史的见证，不能被遗忘，也不该被遗忘。
　　这是我第六次和述丹一起寻访抗战老兵，每一次聆听，每一次记录，都让我更加坚定了决心。
　　长沙的风，轻轻吹过，带着樟树的清香，也带着那段岁月的回响。
　　
　　(二)
　　
　　
　　济南的街道两旁，梧桐叶染上了深浅不一的金黄，风一吹，便簌簌落下，铺成一条铺满落叶的小径。我走进了山东省抗战研究院——这是我续写抗战老兵小传的又一站。推开资料室的门，一位头发花白、精神矍铄的前辈早已等候在那里，他便是六十六岁的研究员孔祥云先生。孔先生深耕山东抗战史数十年，对山东分局姊妹剧团的历史颇有研究，而今天，他要给我讲述的，是剧团里一位名叫蔡春生的老兵的故事。
　　“周捷，请坐。”孔先生起身招呼我，声音洪亮，带着山东人特有的豪爽，“蔡春生女兵的故事，我也是听她生前口述，再结合史料整理出来的。她是个了不起的女兵，十五岁就跟着部队打仗，在枪林弹雨里硬生生闯了过来。”
　　
　　蔡春生是山东沂水保安庄人，1940年，年仅十三岁的她，就毅然决然地参军入伍了。蔡春生老家所在的保安庄，是沂蒙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据点，当时八路军经常在村里活动，宣传抗日思想。蔡春生的父母都是朴实的农民，深明大义，支持女儿参军抗日。“那时候的蔡春生，个子不高，但眼睛特别亮，透着一股韧劲。”孔先生笑着说，“她常说，看着鬼子在村里烧杀抢掠，看着乡亲们流离失所，她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跟着八路军，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1941年3月8日，蔡春生迎来了人生中一个重要的日子——她加入了山东分局姊妹剧团。这是一个特殊的剧团，成员大多是妇女，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一二岁，最大的也不过二十几岁。为了方便行军打仗，也为了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剧团里的姑娘们都像战士们一样，留着利落的短发。孔先生说，姊妹剧团不只是一个文艺团体，更是一支战斗队伍，她们既要编排节目，到各个根据地慰问演出，鼓舞士气，又要在战斗来临时，拿起武器，与战士们并肩作战。
　　1941年夏，天气炎热，鲁中根据地的清驼寺里，却热闹非凡——姊妹剧团要在这里组织一场慰问演出。蔡春生跟着团长辛锐，忙前忙后，布置舞台，排练节目。也就是在这次演出中，她见到了山东分局宣传部长陈明——一位温文尔雅、学识渊博的革命者，而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就是团长辛锐的丈夫。孔先生补充道：“陈明部长和辛锐团长，是革命伴侣，也是战友，他们两人志同道合，都为抗战事业付出了很多。蔡春生同志说，当时她看到陈明部长和辛锐团长一起商量演出事宜，一起给战士们鼓劲，心里特别敬佩，也更加坚定了跟着他们干革命的决心。”
　　演出很成功，战士们的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但谁也没有想到，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1941年10月到11月间，青纱帐被鬼子放倒，失去了天然的掩护，鲁中根据地的处境变得异常艰难。鬼子调集了五万兵力，对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为了保存实力，山东分局部队化整为零，分成了四个支队，分散突围。姊妹剧团也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剧团里年岁大一点的、身体不好跟不上部队的，都被疏散到了可靠的老百姓家里，隐藏起来；而身体比较好的，就跟着部队一起突围。蔡春生年龄虽小，但身体结实，性格也倔强，她坚决要求跟着部队行动，她说：“我是一名战士，不能留在后方，我要和战友们一起打仗，一起突围！”
　　就这样，十五岁的蔡春生，背着简单的行囊，跟着部队，踏上了艰险的突围之路。孔先生说，蔡春生同志生前回忆，行军途中，最害怕的就是拂晓时分。因为部队大多是晚上行军，一晚上走下来，又累又困，有时候走着走着就睡着了，全靠身边的战友互相提醒、搀扶。而拂晓时分，正是人困马乏、警惕性最低的时候，敌人也常常在这个时候活动，发动突然袭击。
　　
　　1942年1月的一天拂晓，天刚蒙蒙亮，东方泛起一丝鱼肚白。蔡春生随部队突围了一整晚，疲惫不堪，终于抵达了南蒙山大青山一带。他们正在崎岖的丘陵上行军，远远地看到从东边山上走下来一部分人，穿着军装，看起来像是友军。战士们和剧团的同志们都松了一口气，议论着：“这是哪个兄弟部队啊？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了？”
　　可就在说话间，那支部队已经走到了跟前。蔡春生定睛一看，心里咯噔一下——他们的军装虽然相似，但眼神凶狠，动作粗鲁，根本不是八路军战士的模样。“是敌人！”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所有人都瞬间绷紧了神经。原来，这是鬼子的先头部队，他们伪装成友军，就是为了偷袭突围的部队。
　　没有丝毫犹豫，鬼子突然对着他们开枪，机枪、钢炮声瞬间大作，打破了拂晓的宁静。子弹像雨点一样密集地射过来，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当时，剧团的男同志冲在最前面，掩护女同志们撤退，张皓同志走在中间，蔡春生跟在后面。枪声一响，张皓猛地转身，想要提醒后面的战友，却被一颗子弹击中，一下子摔倒在地。蔡春生见状，心里一紧，赶紧冲过去想要架起她，可刚一靠近，张皓嘴里的血就喷了出来，溅到了蔡春生的脸上、衣服上，她睁着眼睛，看着蔡春生，却一句话也没能说出来，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张皓同志是剧团里的骨干，唱歌、跳舞都很出色，和蔡春生同志关系很好。”孔先生的声音低沉下来，“亲眼看着战友牺牲在自己面前，对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来说，打击太大了。但蔡春生同志没有哭，也没有退缩，她知道，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只有冲出去，才能为战友报仇。”
　　蔡春生抹了一把脸上的血和泪水，跟着大家一起，拼命地往山下跑。敌人在后面紧追不舍，枪声、喊杀声此起彼伏。他们一口气跑了九道山头，敌人也追了九道山头，丝毫没有放弃的意思。为了减轻负重，跑得更快，蔡春生和剧团的战友们，纷纷把背上的背包和身上的棉袄都扔了。入冬后的山东，天寒地冻，扔掉棉袄后，刺骨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身上，冻得人瑟瑟发抖，但她们没有一个人停下脚步，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跑出去，活下去，打败鬼子！
　　好不容易撤到东蒙山和西蒙山中间，这里的丘陵顶上有一块开阔的地方，刚出土的冬麦绿油油的，本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此刻却成了生死考验的战场。敌人的机枪从三个方向对着她们疯狂扫射，子弹打在地上，溅起一片片泥土，形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火力网。前面没有路，只有陡峭的山坡，蔡春生和战友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从丘陵上往下跳。站在坡顶，看着下面深不见底的沟壑，蔡春生心里一阵发怵，她想，这一跳下去，可能就再也爬不起来了，再也见不到战友们，再也不能为抗战出力了。
　　但身后的枪声越来越近，敌人越来越近，容不得她多想。她闭上眼睛，纵身跳了下去。幸运的是，她落在了一片松软的草丛里，没有摔伤。她赶紧爬起来，继续往前跑。而后面的同志，有的不敢站起来，就直接往外滚，借着山坡的坡度，快速向下移动。敌人的机枪一直在扫射，许多同志中弹牺牲，鲜血染红了绿油油的冬麦田，也染红了蔡春生前行的道路。耳边传来战友们的呼喊：“冲出去就是胜利！同志们，坚持住！”这声音，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她前行的方向，也给了她无穷的力量。
　　
　　一路狂奔，终于冲到了西蒙山根下，但大家已经耗尽了所有力气，实在是再也爬不上去了。就在这危急关头，陈明部长站了出来，他虽然是宣传部长，但此刻却像一位指挥若定的将军，组织大家：“同志们，不要放弃！我们互相帮助，你拉我，我推你，一定能爬上去！”在陈明部长的带领下，大家互相搀扶着，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一点点地往山上爬。爬到西山口时，所有带枪的人员全部集中起来，在山口构筑起一道简易的防线，奋力阻击敌人，为女同志们和其他非战斗人员争取撤退时间。
　　激烈的阻击战开始了，枪声、手榴弹爆炸声不绝于耳。蔡春生回头望去，只见陈明部长带领着战士们，奋勇杀敌，毫不退缩。但敌人的兵力实在太多，火力也太猛，战士们一个个倒下。最终，陈明部长也不幸受伤，倒在了血泊中，为了掩护大家撤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孔先生叹了口气：“陈明部长牺牲的时候，才三十几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他的牺牲，对山东分局和姊妹剧团来说，是巨大的损失。”
　　就在大家陷入绝望的时候，远处传来了枪声——是山东抗大的学员们！他们看到姊妹剧团被敌人包围，毫不犹豫地撤了回来，派出了一个连的兵力，在山头上展开了猛烈的反击，掩护大家往下撤。蔡春生站在半山腰，看着那个连的战士们，一个个冲锋陷阵，与敌人拼起了刺刀。刀光剑影中，战士们的呐喊声震彻山谷，但最终，因为寡不敌众，那个连的战士们全部牺牲在了山头上，用生命为她们铺就了一条撤退之路。“蔡春生同志说，她这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幕，忘不了那些为了掩护她们而牺牲的战士们。”孔先生的眼里泛起了泪光，“那些战士，有的和她年纪差不多，有的甚至比她还小，但他们都为了抗战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太伟大了。”
　　
　　1942年，敌人的“扫荡”越来越疯狂，形势也越来越严峻。蔡春生所在的姊妹剧团，在突围中损失惨重，团长辛锐也在一次战斗中，遭遇敌人包围，为了不被俘虏，她拉响了手榴弹，与鬼子同归于尽。听到这个消息时，蔡春生悲痛欲绝，她哭着说：“辛团长是个好领导，好姐姐，她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我一定要替她报仇，替所有牺牲的战友报仇！”
　　悲痛过后，蔡春生没有沉沦，她化悲痛为力量，被分配到了鲁中的大众日报社，并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孔先生说，大众日报社是抗战时期重要的宣传阵地，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从未停止过出版发行。蔡春生和战友们的任务，就是保护好印刷厂的机器设备，在敌人来之前，把机器都掩埋起来，避免被敌人破坏。
　　有一次，敌人又来“扫荡”，情况十分紧急。蔡春生家离报社所在地不远，她对当地的地形也非常熟悉。指导员看着她，信任地说：“小蔡，你熟悉路，在头里领着大家跑，到你们家集合去！一定要保护好同志们的安全！”蔡春生重重地点了点头，带着战友们，沿着熟悉的小路，在山林间穿梭。她凭着对地形的了解，巧妙地避开了敌人的搜捕，成功地把大家带到了自己家。乡亲们看到她们来了，热情地接待了她们，给她们送吃的、送喝的，还帮着她们隐藏起来，躲过了敌人的“扫荡”。
　　
　　1942年11月25日，天气更加寒冷，蔡春生和战友们爬上了南墙峪山。可没想到，狡猾的日伪军早就把山口堵住了，把她们困在了山上。敌人白天不敢轻易上山，就趁着晚上，打着手电筒，端着刺刀，上山搜捕。蔡春生和王军义等四位战友，躲在一个狭小的山洞里，大气都不敢喘。王军义同志是一名男战士，他腰间别着一颗手榴弹，眼神坚定地对大家说：“咱们约定好，天黑时如果敌人不上来，咱们就趁机突围；如果敌人上来了，宁死也不能让敌人抓活的，大不了和他们同归于尽！”大家都点了点头，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夜深了，山里一片寂静，只有风声和敌人的脚步声。突然，一束手电筒的光照进了山洞，紧接着，敌人端着刺刀，凶神恶煞地冲了进来，把她们团团围住，厉声喝道：“都站起来！不许动！”山洞很小，四个人挤在一起，蔡春生紧紧地靠着王军义。就在敌人靠近的那一刻，王军义猛地站起来，毫不犹豫地拉开了手榴弹的弦。“轰”的一声巨响，手榴弹爆炸了，敌人被炸得人仰马翻，纷纷趴下。而王军义同志，也倒在了血泊中，壮烈牺牲。
　　蔡春生被爆炸的气浪掀倒在地，身上沾满了泥土和鲜血，但幸运的是，她没有受伤。她趁着混乱，赶紧爬起来，拼命地往山洞外面跑，不敢回头，也不敢停留。她知道，王军义同志用自己的生命，给她争取了逃生的机会，她一定要好好活下去，继续战斗。
　　天快拂晓的时候，蔡春生终于和另外几个女同志汇合了。她们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换上了老百姓的便服，把身上所有能显示身份的东西，比如军徽、党章等，都小心翼翼地埋在地下，用石头压好，防止被敌人发现。一个年长的大姐看着蔡春生利落的短发，担心地说：“小蔡，你的短发太显眼了，老百姓都是长头发，敌人一看就会起疑心的。”说着，她从背包里拿出一顶剧团演出时用的假发，用麻布把蔡春生的短发扎起来，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假发戴在她头上，又整理了一下，看起来和长头发没什么两样。
　　天刚亮，敌人又开始搜山了。蔡春生和女同志们躲在草丛里，大气都不敢喘。可还是被敌人发现了，一个鬼子一把抓住蔡春生的头发，用力扯了扯，想要看看她是不是短发。蔡春生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强自镇定，一动不动。幸好，假发戴得很牢固，鬼子扯了两下也没有扯下来，又看了看她身上的便服，没有发现异常，就松开了手，把她们当成了普通的老百姓，没有过多盘问。
　　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位当地的老大爷走了过来，他看了看蔡春生她们，眼神里闪过一丝了然。他主动走上前，对着鬼子比划着，用生硬的日语说着什么，好像在解释她们是自己的亲人，是上山砍柴的。鬼子半信半疑，但也没有再为难她们，转身离开了。脱离危险后，蔡春生拉住老大爷的手，感激地说：“大爷，谢谢您！您怎么知道我们是八路军啊？”老大爷笑了笑，说：“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们的眼神不一样，透着一股正气，不像普通的老百姓。你们是为了我们打仗，我怎么能不帮你们呢？”
　　突围成功后，蔡春生和战友们要前往下一个根据地，必须趟过沂河。当时已是寒冬腊月，沂河的水面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河水冰冷刺骨。蔡春生和战友们没有丝毫犹豫，脱下鞋子，挽起裤腿，一步步走进了河里。冰冷的河水瞬间淹没了她们的小腿，刺骨的寒意顺着腿脚蔓延到全身，腿很快就被冻麻了，失去了知觉。她们互相搀扶着，咬着牙，一步步艰难地往前走，没有人喊苦，也没有人喊累。
　　好不容易过了河，蔡春生蹲下身子，在河里摸索着寻找自己的鞋子。可就在她摸到鞋子的那一刻，才发现自己的两条腿上都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冰碴子把腿划破了，鲜血顺着小腿流下来，滴进了河里，与冰冷的河水融为一体。但她丝毫没有感觉到疼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终于安全了，终于可以继续战斗了。孔先生说，蔡春生生前常说，那段日子，虽然苦，虽然危险，但她从来没有后悔过。对她来说，胜利后能安安稳稳地睡上几天，就是最大的享受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蔡春生和战友们、老百姓们一起，敲锣打鼓，在根据地里又唱又跳，激动得热泪盈眶。她们终于打败了鬼子，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所有的付出，所有的牺牲，在那一刻，都有了意义。孔先生笑着说：“蔡春生说，那几天，她们高兴得几天几夜都睡不着觉，感觉所有的疲惫都一扫而空了。”
　　抗战胜利后，蔡春生继续留在革命队伍里，为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奋斗。新中国成立后，她响应国家的号召，调入宁夏工作，任职于贺兰县，在那里扎根落户，兢兢业业地工作，为当地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87年，蔡春生光荣离休，但她依然没有闲着，经常给年轻人讲述抗战故事，传承红色基因。2024年12月20日，这位可敬可爱的老兵，在银川与世长辞，享年97岁。
　　我心里想到，十五岁的少女，本应是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年纪，但蔡春生却选择了一条布满荆棘和危险的救国之路，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抗战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她的故事，是千千万万抗战老兵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