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六章 P-40机，马克西姆

　　(一)
　　
　　浙江金华市抗战研究院三楼的阅览室内，空调凉风驱不散史料中沉淀的厚重。泛黄的纸页上面印着程敦荣老兵的半身军装照——青年飞行员眼神锐利如鹰，飞行夹克的肩章泛着微光，这是珍藏的资料之一。当研究员赵倩抱着一摞整理好的口述实录、作战日志和文献复印件坐在我对面，轻声说出“程敦荣”三个字时，那段尘封在1943年蓝天之上的烽火岁月，便如潮水般漫过时光的堤岸，在我眼前骤然鲜活。
　　赵倩的声音清澈而有力量，带着历史研究者特有的严谨与共情。她告诉我，程敦荣1918年生于浙江兰溪一户耕读人家，少年时便目睹日军飞机轰炸家乡的惨状，心中埋下了“航空救国”的种子。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刚满19岁的程敦荣毅然放弃学业，报考空军军官学校第12期驱逐飞行科。在昆明航校受训时，他每天凌晨四点便起床练体能、学理论，傍晚还要在简易跑道上练习初级飞行，手上磨出的厚茧、身上摔出的淤青，都是他报国决心的见证。1941年初，太平洋局势紧张，程敦荣与11名同窗登上远洋轮，穿越波涛汹涌的太平洋奔赴美国——那段航程充满凶险，既要躲避日军潜艇的巡逻，又要抵御海上的狂风巨浪，他们在船舱里蜷缩着休息，借着昏暗的灯光复习飞行理论，心中始终燃着收复河山的火焰。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飞行学校，程敦荣系统学习了美制P-40、P-51战斗机的驾驶技巧，从编队飞行到空中格斗，从投弹瞄准到应急跳伞，每一项科目他都拼尽全力，因为他知道，自己肩上扛着祖国的希望。1942年底，经过近两年的艰苦训练，程敦荣与同学们学成归国，成为中国空军最年轻的一批飞行员，他们的平均年龄不足25岁，却已是肩负重任的蓝天卫士。
　　1943年初，中国战区第十四航空队（即“飞虎队”）正式建立，程敦荣与第十二期的同学们集体加入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他和李鸿龄、毛友桂、毛照品等三人被分到第七十四中队，四人同住一间营房，同吃一锅饭菜，很快结成了生死与共的战斗小组。他们驾驶的P-40战斗机，机身涂着鲨鱼嘴图案，机翼下印着青天白日徽，驻防在衡阳机场，这里是保卫华南、阻击日军空袭的重要防线。
　　赵倩翻出一份1943年2月的作战日志，上面用蓝黑色墨水记录着程敦荣的第一次实战经历——那天清晨，薄雾尚未散尽，他随中队长莫尼汉上尉驾机出击岳阳日军仓库。莫尼汉是美国空军的资深军官，作战经验丰富，出发前特意叮嘱程敦荣：“俯冲投弹时要稳住操纵杆，角度控制在45度左右，拉起时动作要缓，别贪快。”可真正进入战场，看着地面上日军仓库的轮廓，程敦荣既紧张又兴奋，俯冲时一时心急，俯冲角拉到了60度，投弹后猛地拉起战机，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炸弹没有命中仓库，反而落在了洞庭湖的碧波里，溅起巨大的水花。
　　返航后，程敦荣默默地站在战机旁，看着机身上的鲨鱼嘴图案，满心都是惭愧。
　　
　　“程老后来回忆说，那天晚上他一夜没睡，把飞行员手册翻了一遍又一遍，莫尼汉上尉没有批评他，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下次注意’，可这份宽容让他更加自责，暗下决心一定要练成本领。”赵倩的话让我仿佛看到了那个较真的青年军官，在月光下复盘失误的模样，他的身影在机场的探照灯光下显得格外挺拔。
　　而程敦荣的同窗李鸿龄，却在首次出击中就立下了战功。那是1943年3月的一天，中队奉命突袭南昌机场，李鸿龄驾驶的战机率先发现一架刚离地起飞的日军运输机，机身上还印着红色的太阳徽。“他后来在口述中说，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把它打下来！”赵倩的语气带着几分激动，“李鸿龄毫不犹豫地推油门、压杆，战机如离弦之箭般追了上去，他死死咬住敌机的尾部，在距离五百米时按下发射按钮，三挺机枪同时开火，子弹精准命中敌机的发动机，敌机冒着黑烟，一头栽倒在南昌郊外的稻田里，爆炸后燃起熊熊大火。”
　　那天战友们凯旋归来，衡阳机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地勤人员端来热水和干粮，程敦荣紧紧抱住李鸿龄，拍着他的后背说：“好样的！真给咱们十二期争脸！”他真心为战友高兴，也更加迫切地想要在战场上证明自己。可战争的残酷从不给人太多准备时间，几个月后，莫尼汉中队长因作战英勇升任少校，一次率队执行武汉地区侦察任务时，遭遇日军多架零式战机围攻，寡不敌众壮烈牺牲。
　　程敦荣他们在机场等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清晨，才收到莫尼汉战机坠毁的消息，大家沉默着摘下军帽，泪水打湿了胸前的徽章。更让人悲痛的是，不久后李鸿龄在出击九江日军据点时，战机被地面高射炮击中，坠毁在鄱阳湖畔，年仅24岁——他是程敦荣同学中第一位殉国的战友。
　　“程老说，李鸿龄牺牲后，他把两人在美国受训时的合影压在枕头下，每次起飞前都会看一眼，心里默念着‘我替你多打一架敌机’。”赵倩的声音低了些，我能想象出程敦荣当年心中的悲痛与愤慨，那些年轻的生命，本该在阳光下享受青春，却为了家国安宁，永远定格在了蓝天之上。
　　
　　1943年夏季的一个上午，桂林秧塘机场的防空警报突然凄厉响起，打破了短暂的宁静。赵倩指着一份当年的敌情通报说，日军川崎九九式轻轰编队从广州白云机场起飞，共12架，计划赴韶关加油后，突袭桂林、零陵等地的军用机场和民用设施。程敦荣与战友们立即登上战机，地勤人员快速完成加油、挂弹、检查等一系列动作，喊着“保重”的口号，目送他们升空。战机从跑道上呼啸而起，迅速攀升至7500米高度——这个高度空气稀薄，气温低至零下20摄氏度，即使穿着厚重的飞行服，程敦荣仍能感受到刺骨的寒冷，呼出的气息在面罩上凝结成白霜。他们在桂林与零陵之间的空域隐蔽埋伏，机翼紧贴着云层，发动机的轰鸣声被风声掩盖，整个编队如蛰伏的猎手，等待着猎物的出现。
　　程敦荣的战机位于编队最左侧，是整个队形的“眼睛”。他紧握着操纵杆，目光锐利地扫视着天际，每一片云层的移动、每一丝气流的变化，都逃不过他的视线。突然，长机驾驶员摇动机翼发出信号——这是发现敌机的暗号！程敦荣顺着战友示意的方向望去，只见远处的天际线上，一片灰白色的机身连成黑压压的一片，如同一群贪婪的秃鹫，正朝着他们的方向飞来。“是川崎九九式轻轰！”赵倩解释道，“这种轰炸机航程远、载弹量大，但机动性差，机枪口径只有7.7毫米，火力薄弱，所以日军通常会采用密集编队，依靠交叉火网来防御。”程敦荣瞬间识破了日军的意图，他在电台里向战友们通报：“敌机密集编队，左翼薄弱，准备攻击！”那一刻，时间仿佛被拉长，一两分钟的等待，却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机舱内的压力表指针微微跳动，每一次跳动都敲击着他的神经。
　　当长机发出攻击信号时，程敦荣与大队7架战机默契地转了大半圈，形成俯冲姿态。他果断按下按钮，投下副油箱，油箱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坠入下方的群山之中。随即，他猛地推油门，战机如离弦之箭般俯冲而下，座舱内的风声呼啸作响，耳机里传来战友们的呼喊声和发动机的轰鸣声，交织成一曲激昂的战歌。程敦荣打开光学瞄准具，绿色的瞄准光圈在面罩内亮起，六挺12.7毫米大口径勃朗宁重机枪的保险全部打开——这种机枪威力巨大，足以击穿日军轰炸机的装甲，是空中格斗的“利器”。他死死盯住编队最左侧的一架敌机，看着它的翼展逐渐填满瞄准镜的光圈，从模糊的小点变成清晰的机身，机翼上的日军徽章、机身上的弹痕，都看得一清二楚。
　　“他后来回忆说，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瞄准、开火’两个念头。”赵倩的声音带着紧张感，仿佛身临其境。程敦荣的指尖用力按下操纵杆上的发射按钮，六条炽热的光带划破长空，如利剑般射向敌机。“哒哒哒——”机枪的射击声震耳欲聋，机身剧烈抖动，程敦荣紧紧咬住牙关，稳住操纵杆，保持着射击姿态。他看到子弹精准命中敌机的左发动机，黑色的碎片瞬间飞溅，如断线的风筝般坠落，浓烟滚滚升起，很快便弥漫了敌机的机身。程敦荣没有松手，持续扣动扳机，直到机枪子弹打光一半，才稍稍松了口气。这时，那架敌机的机身开始剧烈倾斜，先是向左倾侧，随后如断线的风筝般，一头向地面坠去，沿途还拖着长长的黑烟，最终在零陵郊外的山谷中爆炸，燃起熊熊大火。
　　“那一刻他愣了几秒，直到战友在电台里大喊‘打得好！击落一架！’，才反应过来自己真的成功了。”赵倩的语气带着敬佩，“程老说，当时心里涌起的不是恐惧，而是复仇的畅快，多少年的民族压迫、同胞牺牲，多少家庭支离破碎，那一刻总算出了一口气。他看着敌机坠毁的方向，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顺着面罩的边缘滑落，在下巴上结成了小冰粒。”那一天，程敦荣和战友们共击落日军轰炸机3架、击伤2架，自己无一损失，凯旋归来时，机场上的地勤人员、医护人员纷纷围上来，为他们献上鲜花和掌声，程敦荣抚摸着战机机身上新增的击落标志，心中充满了自豪——这是他用勇气和汗水换来的荣誉，也是对牺牲战友的告慰。
　　
　　1943年8月底，程敦荣参与了护航重型轰炸机轰炸汉口日军军事设施的任务。那天清晨，20架B-25重型轰炸机从桂林机场起飞，程敦荣所在的第七十四中队8架P-40战机担任护航任务，编队浩浩荡荡地朝着汉口方向飞去。当飞机飞抵汉口上空时，日军的防空警报响彻全城，零式战机仓促从机场起飞，试图爬升拦截。“零式战机机动性强，但机身装甲薄弱，尤其是机翼和发动机部位，是它的致命缺陷。”赵倩翻出一份空战报告，上面详细记录着双方战机的性能对比，“程敦荣抓住这一优势，凭借着高度差，率先锁定一架正在爬升的零式机。他从敌机后上方悄悄接近，在距离三百米时突然开火，一长串子弹呼啸而出，精准命中敌机的机翼和发动机。”程敦荣看着敌机瞬间燃起熊熊烈火，飞行员跳伞逃生，却被气流卷走，最终消失在云层中。在他们的掩护下，我方轰炸机从容投弹，将日军的军火库、机场跑道、指挥中心化为焦土，爆炸声此起彼伏，浓烟冲天而起。任务完成后，编队安全返航衡阳基地，落地时，程敦荣的战机燃油已所剩无几，机身上还沾着敌机爆炸后的碎片，但他脸上却洋溢着胜利的笑容。
　　同年9月，程敦荣再次执行护航任务——这次是掩护B-24重型轰炸机攻击香港附近的日军船坞。十六架战机编队升空，经广西梧州上空时，与从昆明起飞的轰炸机群精准会合。“程老在口述中提到，当飞机掠过华南码头时，他忽然想起两年前正是从这里乘船赴美受训，彼时祖国山河破碎，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码头上到处是逃难的百姓，而如今，他已能驾驶战机守护这片天空，心中百感交集。”
　　赵倩说，程敦荣看着下方熟悉的海岸线，想起了家乡的父母，想起了牺牲的战友，泪水再次模糊了视线。轰炸机群抵达目标上空后，立即投下炸弹，密集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日军船坞瞬间被浓烟笼罩，多艘运输船、军舰被击中，燃起大火。
　　随后，大队长带领战斗机编队俯冲扫射，程敦荣驾驶战机低空飞行，对着地面的日军高射炮阵地猛烈开火，看到日军炮手纷纷倒下，他心中涌起一股快意。
　　可就在返航爬升至四千米高度时，险情突然发生——从广州起飞的12架日军零式机突袭而来，直扑B-24轰炸机编队。“日军想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专门盯着轰炸机下手。”
　　
　　赵倩的语气变得紧张，“程敦荣发现一架零式机已经从左侧接近B-24编队，距离不足五百米，随时可能开火。他来不及多想，立即推杆俯冲，从敌机后上方十五度角隐蔽接近。”
　　那架零式机似乎察觉到了危险，想要转弯脱离，但程敦荣早已锁定目标，在对方转向的瞬间，果断按下发射按钮，子弹精准命中敌机的机身和驾驶舱，零式机瞬间失控，一头坠向地面，在山林中爆炸，火光冲天。
　　这场空战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程敦荣和战友们共击落日军战机4架，成功掩护所有轰炸机安全返航，再次立下战功。
　　然而，胜利的代价总是沉重得让人难以承受。1943年10月，桂林上空的一场激战中，程敦荣的战友毛友桂遭遇日军两架零式机围攻，战机机翼被击中，发动机失灵。
　　“毛友桂在电台里喊着‘掩护轰炸机！别管我！’，然后驾驶着失控的战机，朝着一架日军零式机撞去。”
　　赵倩的声音有些哽咽，“程敦荣看着毛友桂的战机与敌机相撞，在空中爆炸成一团火球，却无能为力，只能疯狂地向另一架零式机开火，将其击落，为战友报仇。”
　　在那场战斗中，程敦荣的战机也被弹片划伤，右肩血流不止，鲜血浸透了飞行服，顺着手臂滴落在操纵杆上，但他强忍着剧痛，咬着牙驾机返航。落地后，医护人员立即为他包扎伤口，当得知毛友桂牺牲的消息时，程敦荣再也忍不住，趴在病床上失声痛哭——那个和他一起赴美受训、一起分享干粮、一起在营房里畅谈未来的战友，就这样永远离开了他。
　　
　　“程老说，毛友桂牺牲前，还在电台里笑着说‘等抗战胜利了，我要回老家娶媳妇’，可这个愿望再也无法实现了。”赵倩的眼眶泛红，“从那以后，程敦荣把毛友桂的照片贴在驾驶舱里，每次起飞前都会看一眼，心里默念着‘我替你多打一架敌机’，他更加坚定了信念，不管战争要打多久，不管还要付出多少牺牲，他都要坚持到最后，等到日本投降的那一天，为所有牺牲的同胞和战友报仇。”
　　赵倩合上资料，窗外的蝉鸣依旧，但我耳边仿佛还回荡着当年战机的轰鸣与枪炮的嘶吼，眼前浮现出程敦荣和战友们在蓝天之上浴血奋战的身影。抗战胜利后，程敦荣离开了心爱的作战部队，1946年被派赴驻英空军武官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返回北京，投身于祖国的航空事业，为培养新一代飞行员贡献力量。直到2000年，这位历经战火洗礼的老兵与世长辞，享年82岁，临终前，他还紧紧握着一枚当年的飞行徽章，嘴里念叨着“战友们，我来了”。
　　
　　周捷感动于程敦荣老兵的故事，那不是史料上冰冷的文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瞬间：初次投弹失误的惭愧、战友牺牲的悲痛、击落敌机的畅快、负伤后仍坚守的决心。这些蓝天之上的抗战往事，这些飞行员用热血与生命书写的忠诚，值得被永远铭记。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为了守护祖国的天空，献出了自己的青春与生命。
　　
　　(二)
　　
　　江苏无锡抗战研究院，庭院里早樱如云似雪，簌簌落在青石板路上。当研究抗战史的顾新岚研究员，抱着一摞泛黄的档案、口述实录和老照片走进会客室时，窗外的阳光透过雕花窗棂，在桌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也将我带入了那段硝烟弥漫的岁月。
　　顾新岚研究员的声音沉稳而饱含深情，一开口便勾勒出刘保罗老兵的人生起点。
　　
　　“刘保罗1918年8月生于南京下关的一个码头工人家庭，父亲每日在长江边扛运货物，母亲操持家务，拉扯着五个孩子。”她翻开一份泛黄的户籍档案复印件，“虽家境贫寒，但父母深知读书的重要性，咬牙供他先后就读芜湖翠文中学和上海徽中中学。学生时代的刘保罗，个子高挑，性格刚毅，不仅学业优异，还酷爱篮球和武术，骨子里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
　　1937年12月13日清晨，南京城破的前夜，日军的炮火染红了长江天际线，刘保罗带着父母、弟妹挤上一艘破旧的小火轮，在枪林弹雨中逃离家乡。那一路，他亲眼目睹江面上漂浮的同胞尸体，看着日军飞机对逃难船只疯狂扫射，江水被鲜血染成暗红，心中的家国之恨就此生根发芽。”
　　1937年底，抵达汉口的刘保罗毅然放弃升学机会，报名投考黄埔军校14期步科。在四川铜梁的军校营地，他接受了近乎残酷的训练。
　　“黄埔军校的训练强度远超常人想象，刘老后来回忆，冬天在雪地里匍匐前进，灰布军装冻得硬邦邦，膝盖和手肘磨得血肉模糊，夜里只能贴着茅草堆取暖；夏天顶着四十度高温进行实弹射击，汗水顺着脸颊淌进眼睛，酸涩难忍，却始终不敢眨一下眼。”
　　顾新岚指着一张军校合影，照片里的刘保罗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身姿挺拔如松，眼神坚定如铁，“他系统学习了步兵战术、射击原理、地形测绘等课程，尤其在重机枪操作上展现出过人天赋，射击精准度在同期学员中名列前茅。经过两年零两个月的严苛集训，1939年毕业时，他与30多名同窗一同被分配到第三战区顾祝同部，在49军26师76团2营机枪连2排服役，从少尉排长做起，凭借过硬的军事素质和作战勇猛，短短一年便升任中尉排长，最终成为马克西姆重机枪连连长。”
　　
　　1939年3月，南昌会战打响，这是刘保罗首次踏上战场。“26师的基层军官格外艰难，部队装备简陋，士兵多为抓壮丁而来，缺乏系统训练，士气低迷。”
　　顾新岚翻开口述实录，字迹虽有些模糊，却透着岁月的重量，“有天深夜查岗，刘保罗发现哨位上只剩一支步枪，士兵早已不见踪影。他又气又急，当即带着两个班长循着田埂脚印追查，在三里外的破庙里找到了蜷缩在角落的逃兵。那是个十七岁的少年，脸上还带着稚气，见到刘保罗便跪地求饶，说实在害怕日军的炮火。”
　　刘保罗没有丝毫犹豫，从农户家借来一根结实的扁担，对着逃兵的屁股猛抽下去，直到少年皮开肉绽、哭喊着保证再也不敢逃为止。
　　“他后来解释，战场之上，逃兵不仅会动摇军心，更可能让战友们陷入绝境，不重罚不足以立军规。”但严厉的惩罚背后，是深藏的温情。当晚，刘保罗悄悄跑到镇上的药铺，用自己微薄的津贴买来酒精、纱布和云南白药，回到营房后，亲自为逃兵清洗伤口、喷洒酒精——少年疼得浑身发抖，刘保罗却咬着牙说：“现在疼一时，总比丢了性命强。”逃兵含泪点头，眼神里满是愧疚与感激。
　　几天后，26师决定组建敢死队，挑选班长以上骨干化装潜入南昌城，袭击日军据点。刘保罗和那个被他惩罚过的逃兵双双入选。“他们乔装成各色平民：有的扮成拉胡琴的艺人，琴弦中藏着手榴弹；有的扮成磨刀匠，砂轮下压着炸药；刘保罗则化身算命先生，卦摊布兜里藏着两把驳壳枪和四枚手榴弹。”
　　顾新岚的语气带着紧张，“他们混在进城的百姓中，顺利通过日军岗哨。当城门处的日军正在盘查行人时，刘保罗突然举枪射击，驳壳枪的枪声划破寂静，其他队员纷纷亮出武器，手榴弹在日军人群中炸开，当场炸死三十余名敌人。”但日军的火力远超预期，重机枪的扫射如雨点般袭来，装甲车更是横冲直撞。敢死队缺乏重火力支援，打到牛行车站时已伤亡过半。刘保罗带着残部边打边退，混乱中，那个逃兵突然扑到他身前，用身体挡住了一颗飞来的手榴弹——“轰”的一声巨响，少年当场牺牲，鲜血溅满了刘保罗的军装。
　　“刘老说，那是他第一次眼睁睁看着战友为保护自己而死，少年临死前还喊着‘排长，我没给你丢脸’，这句话让他记了一辈子。”顾新岚的声音有些哽咽。
　　
　　1939年5月6日，76团奉命攻打大塘李村，战斗惨烈到极点。日军凭借村内碉堡负隅顽抗，我军士兵一次次冲锋，都被碉堡内的重机枪火力压制，尸横遍野。最终，双方在村头展开白刃战，刺刀相向，嘶吼声、惨叫声交织在一起，不少士兵互以刺刀贯脑而亡。
　　就在这时，上级下达死命令：一小时内必须拿下核心碉堡。“那个碉堡建在三米高的土坡上，四周是开阔地，三个射击孔交替开火，形成无死角封锁，根本无法靠近。”顾新岚比划着碉堡的结构，“刘保罗和排副蹲在战壕里急得满头大汗，突然瞥见不远处农户家的独轮车，灵光一闪想出了办法。”他们征用了独轮车，在车身上铺了8条厚厚的棉被，反复浇上水，直到棉被吸饱水分变得沉重无比——这便是简易的“防弹车”。随后，他们用粗竹子捆成两束手榴弹，导火索拧在一起，由士兵王二柱推车，另一名士兵紧随其后手持手榴弹束，朝着碉堡缓缓移动。
　　“日军的子弹打在湿棉被上，发出‘噗噗’的闷响，却始终无法穿透。”顾新岚的声音陡然提高，“当车子推进到碉堡三米外时，手持手榴弹束的士兵迅速将竹子伸进射击孔，猛地拉响导火索，转身就往回跑。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碉堡的射击孔被炸得粉碎，里面的日军机枪瞬间哑巴了。”
　　刘保罗大喊一声“冲啊”，带领士兵们冲进碉堡，将残余的五名日军全部消灭。但胜利的喜悦转瞬即逝——当天，29军军长兼79师师长陈安宝在前线指挥时被日军炮弹击中殉国。
　　刘保罗所在的排拼光了大半战友，他趴在一个坟堆后指挥重机枪射击，突然一发炮弹在身后不远处爆炸，滚烫的弹片溅到他的脸部、臀部，鲜血瞬间浸透军装。士兵们赶紧将他抬上担架，送往鹰潭后方医院。
　　“在医院里，他的嘴部缝了十三针，臀部和背部的弹片取了三个多小时，手术时没有麻药，他咬着木棍硬生生挺了过来。”顾新岚指着一张负伤后的照片，照片里的刘保罗脸上缠着厚厚的纱布，只露出一只眼睛，眼神却依旧坚定。
　　
　　伤愈归队后，刘保罗和26师余部被调往上高，参加被誉为“抗战以来最精彩战役”的上高会战，负责在赣江阻击日军渡江部队。“当时战斗已进入白热化，团长和副团长先后负伤退出指挥，部队群龙无首，刘保罗的重机枪连成了防守官桥的核心力量。”顾新岚翻开一份作战地图，上面用红笔标注着官桥的位置，“官桥是日军增援和撤退的必经之路，守住这里，就等于掐断了日军的生命线。刘保罗的连队有三个排，1、2排各配备两挺马克西姆重机枪，3排为弹药排，负责运送弹药和掩护。”
　　遵照团长李佛态的命令，刘保罗将阵地选在官桥两侧的高地，形成天然的交叉火力网。
　　“他深知马克西姆重机枪的优劣势——火力凶猛、射程远，但弹药消耗大，射击时的火光和声音极易暴露位置。”
　　顾新岚解释道，“因此，他做了双重部署：将两挺重机枪直接对准官桥桥面，枪口微微压低，确保子弹能覆盖整个桥面；又发现桥右侧有个凹陷的洼地，是射击死角，特意派二排长林士彦带着两挺重机枪和八名士兵，在洼地旁的灌木丛中隐蔽设防，防止日军从死角突围。”每挺重机枪都安排了四名枪法精湛的步兵保护，一方面防备日军步兵偷袭，另一方面负责及时补充弹药、更换枪管。
　　刘保罗对重机枪的使用有着独到的心得，他经常在战前给射手们上课：“马克西姆不是烧火棍，连发虽猛，但子弹消耗快，命中率低，还容易引来炮弹。咱们要‘惜弹如金’，以点发为主，两发一组，‘啪啪’两声，既回应了鬼子的射击，又能精准杀伤敌人。”在他的严格训练下，射手们个个练就了“指哪打哪”的本领，甚至能通过日军的枪声判断其位置，提前做好射击准备。
　　
　　1941年3月15日清晨，日军的先头部队朝着官桥扑来。他们先是用重机枪进行火力压制，密集的子弹打在岩石上火星四溅；随后，迫击炮炮弹如雨点般落在阵地周围，泥土和碎石飞溅，战壕被炸毁了大半。“刘保罗趴在战壕里，透过观察孔紧紧盯着桥面，手心全是汗水。”顾新岚的声音带着紧张，“直到日军步兵密密麻麻地涌上桥面，大约有一个小队的兵力，他才猛地站起身，大喊一声‘开火’！”两挺正对桥面的马克西姆重机枪瞬间响起，“啪啪、啪啪”的点射声节奏分明，日军士兵像割麦子一样纷纷倒下，尸体很快铺满了桥面，鲜血顺着桥缝流淌，滴进下方的泗溪河中。
　　有二十几个日军侥幸冲过桥头，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嘶吼着冲向重机枪阵地，试图近距离摧毁机枪。“保护机枪的步兵们立刻端起步枪迎上去，白刃战再次爆发。”顾新岚说，“有个日军士兵绕过防线，朝着正在换弹的机枪手扑去，刘保罗见状，毫不犹豫地拔出腰间的驳壳枪，一枪击中日军的胸膛。另一名士兵被日军刺刀刺穿了肩膀，却依然死死抱住敌人的腿，为战友创造反击机会。”经过十分钟的缠斗，冲过来的日军全部被消灭，而我军也付出了三名步兵牺牲的代价。
　　那些侥幸逃到三十米外道路拐角处的日军，还没来得及喘息，就被桥右侧隐蔽的两挺马克西姆重机枪迎头兜射。“林士彦排长一声令下，机枪声如惊雷般响起，日军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纷纷倒地，没有一个能逃脱。”顾新岚的语气带着激昂，但很快又低沉下来，“但日军的报复也随之而来，他们调来了更多的迫击炮和重炮，炮弹精准地落在重机枪阵地周围。下午三点，一发炮弹直接命中了林士彦的隐蔽点，这位与刘保罗并肩作战的战友，当场被炸得尸骨无存。”
　　官桥的防守持续了半个月，日军的轰炸从未停歇，阵地多次被夷为平地，刘保罗带着士兵们一次次抢修。“他们白天躲在防空洞待命，晚上趁着夜色加固阵地，吃的是掺着沙子的米饭，喝的是浑浊的河水，每个人都熬得双眼通红。”顾新岚翻开口述实录，“刘老回忆，有个年轻的机枪手，连续射击了八个小时，手指都磨出了血泡，却始终不肯换岗，直到体力不支晕倒在阵地上。”这半个月里，刘保罗的连队牺牲了十四个弟兄，多半都是被日军的炮弹炸死的。每天晚上，他都会借着月光，在笔记本上记下牺牲战友的姓名和籍贯，默默发誓要为他们报仇。
　　
　　1944年6月，刘保罗随26师在龙游、衢州一带作战。当时77团一个团深入敌后执行侦察任务，不料被日军包围，陷入绝境。刘保罗所在的76团2营机枪连奉命驰援，掩护77团突围。“那次任务格外凶险，日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77团的伤亡不断增加，电台里传来的全是求救信号。”顾新岚说，“刘保罗带着连队赶到后，立刻在日军包围圈的薄弱环节架起四挺马克西姆重机枪，对着日军阵地猛烈射击。机枪子弹如流水般倾泻而出，打死了几十个日军，硬生生撕开了一道突破口。”但很快，重机枪的子弹就打光了，日军趁机发起反扑。刘保罗下令士兵们拿起步枪和手榴弹，与日军展开近距离战斗，他自己也端起一把步枪，与士兵们并肩冲锋。“他们在夜色的掩护下，边打边退，硬是凭着一股拼劲，掩护77团的残余兵力成功突围。”
　　抗战胜利后，刘保罗被编入第十七军官总队担任教官，他把自己在战场上积累的重机枪操作、阵地防守等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军官。1949年，刘保罗在湖南醴陵县离开了部队，带着家人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南京。随后，他参加考试，进入华东水利局芜湖水文总站工作，从一名战功赫赫的军官，转变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水利工作者。“他从不向家人和同事提起自己的抗战经历，那些伤疤和勋章，都被他藏在心底。直到晚年，志愿者上门走访，这段尘封的往事才被揭开。”顾新岚说。
　　
　　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工作人员上门为刘保罗颁发纪念章。当金灿灿的纪念章佩戴在他胸前时，这位97岁的老人缓缓站起身，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眼神里满是骄傲与荣光。2020年4月，刘保罗在南京逝世，享年102岁。临终前，他紧紧握着儿子的手，嘴里反复念叨着：“官桥……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