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我爹那二道贩子的营生，眼见着是越做越红火了。
　　起初，他只倒腾我们本村的柳编——簸箕、箩筐。后来，他在别处的日杂摊上见到另一种模样的柳编制品，一看就知道不是出自我们村的手艺。也不知他怎么打听的，知道那些来自百里外的一个村子，还跟那里的人搭上了话。
　　那村子的人编柳编，也在地窨子里忙活，用的却是带一半柳皮的柳条——只大概剥去最外头那层糙皮，留下里头带着纤维的褐皮。他们专做两样东西：一样叫“簸箩”，长约一米二、宽约半米，是个敞口的长方形凹槽；另一样叫“柳罐”，圆墩墩的，模样像水桶。
　　这样的柳编制品，看着比我们村的簸箕、箩筐要粗犷得多，一根根柳条都带着褐色的皮，摸上去扎手，可也真结实，一个个敦敦实实的，透着股憨厚劲儿。簸箩主要是用来临时晾晒一些东西，比如磨面之前半干的小麦，或者盛放红薯干、菜樱子这些。而柳罐则主要是用来盛放猪糠或着牲口的草料，很是实用。
　　除了这种大件的，他的摊子上还渐渐添了别的日用杂货：扫把、笤帚、脸盆……。这么一来，他那原本小小的摊位，竟俨然成了一个五脏俱全的流动杂货铺子，要啥有啥。
　　货是越进越多，那辆曾陪他走南闯北的二八大杠，如今任凭怎么捆扎也驮不动这么多东西了。车架吱呀作响，轮胎也有点变形。
　　我爹和我娘在灯下盘算了大半宿，第二天便从牲口市牵回了一头青灰色的毛驴。这牲口虽然没有骡子和马那么力气大，但是他温顺，好使唤，拉板车正合适。
　　自此，每逢四里八乡有集有庙会，天还蒙蒙亮，我家院门就“吱呀”一声开了。我爹不再蹬自行车了车，而是甩个响鞭，套上驴车。车上货物堆得小山似的，用粗麻绳勒得紧紧实实。驴蹄叩在乡间土路上，“嘚嘚嘚”的声响传出老远。
　　摊子上的货物品类多了，我爹一个人张罗，收钱、取货、招呼客人，实在忙不过来。于是，我娘便自然而然成了他的副手。这小本生意，竟也经营得越来越有声色。
　　我爹这人，外表看着憨厚朴实，也没进过校门。听我娘说，他这辈子就没正儿八经地上过一天学，只在夜校里识过几天字，认全了数字，学了些常用的汉字，勉强能写自己的名字，看懂简单的货单。
　　可就是这么个基本没受过教育的人，做起生意来却透着股天生的精明。最让我娘服气的是他算账的本事——不管是多复杂的账目，种类、数量、单价、折扣混在一起算，他都不用本子记，嘴里念念有词片刻，结果就出来了，又快又准，从没出过差错。
　　我娘常说自己当年小学的时候在班里回回考第一，可每每遇到摊上生意繁忙，不停算账时，总是比我爹慢上几拍。我娘不止一次跟我说：“别看你爹不识字，算账却门儿清，又快又准。”
　　那段日子，我家的生意确实红火。
　　记忆里，每次出摊的前一晚上，都是爹娘最忙碌的时候。灶膛上的大铁锅烧开满满一锅水，我娘会利落地舀出一半，倒进地上另一口大锅里，再兑上凉水调成温的。两口锅冒着白蒙蒙的热气，爹娘就各守一口锅，挽起袖子，用板刷蘸着温水，“唰唰刷”地刷洗那些待卖的簸箕和箩筐。
　　洗刷干净后还不算完。爹会在院子中央的空地上摆个小铁碗，捏一小块硫磺点上。淡蓝色的烟雾袅袅升起时，他便和我娘一起，把湿漉漉的柳编制品一层层、一圈圈地围拢过来，巧妙地叠成一个中空的圆状，既稳当又透气。最后，用一张大大的塑料布，严严实实地罩在这座“小山”上，四周再用砖头牢牢压住。
　　第二天天不亮，揭开塑料布，那些原本色泽暗淡的簸箕和箩筐，就会神奇地变得白净、亮堂了许多。
　　那时候，我家的驴车总是装得满满当当。清晨出门时，货物堆得四周都超出了车沿，高高耸起像一座移动的小山，走起来吱呀作响。待到傍晚归来，车上往往就只剩下些零星的、没卖掉的物件。
　　钱，想必是挣了一些的。那些年，爹娘确实很辛苦。有时候要去很远的地方赶集，晚上洗刷到快半夜，凌晨三四点又得起来，收拾、装车、出门。也正是靠着爹娘的勤快，那时我家的光景，应该是所有亲戚里最好。
　　可多年以后回头再看，家里却并没有攒下什么积蓄。
　　不是没挣到钱，套用一个现在流行的词儿“扶弟魔”，我娘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扶娘家魔”。
　　我奶奶那边的亲戚，确实曾让她伤透了心；而我姥姥家这边的亲人，又给过她实实在在的温暖。再加上她骨子里那种从小被灌输的、要为原生家庭全然奉献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几重原因叠在一起，便注定了这个结局。
　　姥姥家这边，四个姨、两个舅，没有一家不曾向我娘伸过手。
　　毫不夸张地说，每一家亲戚，都欠着我们家的钱。
　　我娘有一个记账本，三块五块、三十五十、一百两百、三百五百、一千两千……多少金额的都有，年份越靠后金额越大。
　　借钱用途更是五花八门：买化肥、交电费、交水费、看病、买小猪仔、买猪饲料……。我至今都能记起他们借钱时的情景，只需张嘴开个头，不需多言，我娘就主动把钱拿出来，要多少给多少。
　　我大舅：“四妮儿，我打算买两头小猪仔……”
　　我娘：“钱不够是吧，差多少？”
　　然后，我大舅报个数字，我娘二话不说就给取去了。
　　我五姨：“四姐，最近要给麦子施化肥了，钱一时不够……”
　　我娘：“差多少？”
　　然后我五姨报个数，我娘二话不说就去取了。
　　我大姨家的姨哥来了：“四姨，你看你能借我点钱不，我最近买卖鸡倒腾不开……”
　　我娘：“你需要多少？”
　　然后我姨哥说个数，我娘就去取了。
　　我三姨妈、我三姨夫、我大舅妈……只要他们来了，就从来没有空手而归的时候。
　　即便我爹第二天清早就要去进货，我娘也敢把备好的本钱借给娘家亲戚，转头让父亲去赊账周转。她对娘家人实在得近乎执拗——家里若有两百块钱，就绝不会说有一百九。只要开口借的数目不超过家里的总额，她几乎有求必应。唯有当对方要的数目真的超出家中所有时，她才会带着满脸的为难与歉意，如实相告，然后把手头所有的钱都塞给对方。
　　最让我憋气的是我三姨妈家的女儿。她要去县城赶集，竟空着手来我家，直接向我娘要钱。这不算“借”，而是长辈对晚辈的“给”，自然没有归还一说。而更令人心寒的是，这位姨姐用我娘给的钱在县城为我大姨妈，也是她大姨妈，买了一双鞋，说是她自己孝敬的——用我娘的钱送人情，但是却没有在县城给我娘买一毛钱的东西回来……
　　若是我大姨妈或大舅妈带着孙辈来我家，我娘更是毫不吝啬，每个孩子都给一元钱。在那个一分钱能买糖，一块钱能办不少事的年代，这样的“派发”近乎奢侈。
　　我始终想不明白，她为何能对那些兄弟姐妹掏心掏肺到那种地步。仿佛他们才是她的至亲至爱，而父亲、我和弟弟，反倒成了无关紧要的旁人。
　　这得是怎样一种近乎偏执的慷慨，才会让当时尚且年幼的我，都感到忍无可忍？
　　我曾当面质问过她：“你到底清不清楚，谁才是你的家人？是我爹、我、弟弟，还是你那些兄弟姐妹、外甥侄女？”
　　她看着我说：“是你们。”
　　但轮到给别人钱时，她依旧毫不迟疑，有求必应。
　　年复一年，我看着家里的钱像水一样流出去，年纪还小的我，心里又气又恨——那些钱，明明都是我爹没日没夜、辛苦挣来的。可我娘，却好像非要把这个家底掏空才甘心。
　　我爹呢，什么都听她的——钱归她管，她说怎样就怎样。这个家，就是她一个人做主，想给谁就给谁。
　　劝阻我娘无效，我爹也指望不上。我开始动自己的小心思：那我就偷偷存点吧，存点是点，总比全被我娘送人了强。
　　于是，我开始在他们晚上坐在炕上数钱的时候，趁他们不注意，从钱堆里悄悄抽出一张，迅速塞到屁股下、褥子底或枕头边——哪儿顺手就塞哪儿。等他们数完收好、转身去忙别的事，我再把钱摸出来，用手帕仔细包好。
　　藏手帕的地方，如今已经记不清了。总之，他们一直没发现。
　　一开始我只抽五元的。抽了几次，他们毫无动静，我便换成了十元。又过了一阵，依然风平浪静，我的胆子大了——开始抽五十元。
　　第一次抽五十元时，心跳得像擂鼓，手也微微发颤。之后几天都提心吊胆，生怕被察觉。可他们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从这也能看出，那时他们一天的进账实在不少，称得上“收入颇丰”。有一回赶大庙会，营业额大概有三千多，我直接抽了一张一百元，竟然脸不红心不跳。
　　后来我摸索出了规律：若是平常赶集，就按当天收入抽二十到五十不等；若是庙会，便直接抽一张一百元。
　　我还像蚂蚁搬家似的，把之前攒下的五元、十元，都悄悄换成一百元——不贪多，只是小面额换大面额。　　到最后，我手里全是一百元的纸币。摸着那叠厚厚的钱，心里是从未有过的踏实——这下，家里总算有些谁也“借”不走的钱了。但我一分也没花，固执地认为我是在替这个家攒钱。　　大概一年后，我攒到了两千块。这时，心却忽然慌了起来——这么多钱藏在家里，像颗不知何时会炸的雷；可若拿出来交给娘，又说不清来历。
　　就这么心神不宁地过了大半年，我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后来他们每次在炕上数钱的时候，我就悄悄赛一张到钱堆里。就这样，那笔钱又被我一张一张的塞了回去……
　　这算怎么回事呢？
　　忙忙碌碌一场，像是徒然画了个圈，最后又悄无声息地，站回了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