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五章 友珍拉弦，方汉狙击

　　(一)
　　
　　2024年9月，遵义干休所，我和三位志愿者拎着水果和慰问品，脚步放得极轻——98岁的抗战老战士张友珍，正等着我们。
　　推开三楼房间的门，先映入眼帘的是窗边藤椅上的身影：老人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手背布满沟壑般的皱纹，指节粗大突出，那是常年握枪留下的印记。张姐连忙起身让座，笑着说：“爷爷前几天就念叨，说周捷和志愿者要来听他讲抗战的事，今天一早就在这儿等着了。”
　　我们围坐在老人身边，张姐给每个人递上一杯温热的菊花茶，张友珍呷了一口，喉结滚动了一下，缓缓开口，声音沙哑却带着穿透时光的力量，浙江长兴乡音的尾调清晰可辨。
　　
　　“我1926年生在曹家浜游家桥村，村里全是种田的庄稼人，日子本来过得平平静静。可我十岁那年，东洋鬼子就打进了长兴，村里的田埂上到处是他们的马蹄印，还有烧房子留下的黑炭。”他的目光飘向窗外，像是穿透了数十年的光阴，“有一次，鬼子到村里抢粮，我邻居王大伯不肯交粮，就被他们用刺刀挑了肚子，他三岁的小儿子扑过去哭，被鬼子的马蹄狠狠踢在腰上，后来就再也没能站起来。乡亲们恨得牙痒痒，却只能躲在山里，看着家园被糟蹋，眼泪往肚子里咽。”
　　1944年，新四军的队伍开到了长兴一带，在山里建立了抗日根据地。“那时候，山里终于有了歌声和笑声，新四军战士帮乡亲们种地、修房子，还教我们认字。”张友珍抬手拍了拍膝盖，眼里闪着光，“1945年1月，一群上海来的学生背着背包到村里扩军，他们穿着灰布军装，唱着‘东洋鬼子来抢粮，新四军来打胜仗……当兵要当新四军，嫁人要嫁新四军’，那歌啊，听得人心里热乎！我就觉得，这军队是为老百姓打仗的，跟着他们准没错。我和同村的张三根、李四娃、王二虎三个伙伴，瞒着家里偷偷报了名，加入了长兴县大义乡区中队。全队280号人，清一色的庄稼汉，拿着的步枪有的枪膛都磨亮了，子弹更是稀罕物，但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透着一股子狠劲——要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入伍后，班长李老栓很快给他们讲了抗战形势：“现在鬼子在太平洋战场吃了败仗，兵力不足，江浙一带的据点大多是伪军守着。这些二鬼子仗着鬼子的势，欺负乡亲最凶，抢粮抢钱，无恶不作，咱们的首要任务就是端掉这些伪军据点。”张友珍没想到，第一次实战就让他们吃了大亏。
　　1945年3月，区中队接到命令，攻打红星桥伪军据点。“那据点建在河边上，四周是水田，碉堡又高又厚，里面有三四十个敌人，还有掷弹筒。”老人皱着眉，像是又感受到了当时的震动，“我们二十多个人，凌晨就出发，踩着露水摸到据点附近。田里全是齐膝的泥浆，冰冷刺骨，我们只能弓着腰，在泥浆里一点点往前冲。刚靠近据点百米远，碉堡里就传来‘轰隆’一声，鬼子把掷弹筒绑在步枪上，能打四五十公尺远，跟小炮似的，炮弹落在泥浆里，溅起的烂泥糊了我们一身，脸上、嘴里全是土腥味。
　　“他们一下打了二十多个掷弹筒，我们看不见碉堡里的人，只能被动挨打。”张友珍的声音低沉下来，“我身边的张三根，才十七岁，一颗炮弹落在他旁边，他‘啊’了一声就倒在泥浆里，等我爬过去扶他，发现他的腿已经被炸断了，血把周围的泥浆都染红了。还有两个战友，直接牺牲在了冲锋的路上，五个战友受伤。我手里的步枪攥得死死的，却连敌人的影子都没看见，枪都没来得及开，就被班长拽着撤了回来。那一次，我们输得憋屈，每个人心里都憋着一股火。”
　　撤兵后，全队上下士气低落，汤区长把大家召集起来，拍着桌子说：“这仗不能就这么算了！红星桥据点的伪军不除，乡亲们就不得安宁。下次打不下来，我汤某人就不回根据地了，必须打赢！”几天后，田里的水被乡亲们连夜放干，区中队重新组织了四十八人的攻坚队，分成三个班，备了三个裹着铁皮的炸药包、几十条新缴获的步枪和一百多颗手榴弹。“为了防备掷弹筒，我们还从乡亲们家里借了十几床棉被，用水泡湿了，捆在木板上，做成简易的盾牌。”张友珍的声音陡然提高，“那天早上天不亮，大概六点多，天上还挂着星星，我们就摸到了据点外。这次我们学聪明了，沿着田埂匍匐前进，湿棉被盾牌挡在身前。战斗一打响，我连着扔了三颗手榴弹，‘轰隆轰隆’的爆炸声震得耳朵嗡嗡响，爆破组的战友抱着炸药包，冒着枪林弹雨往前冲。
　　“敌人的掷弹筒又打了二三十个，但这次我们有盾牌掩护，伤亡少了很多。”张友珍比划着扔手榴弹的姿势，眼神锐利如昔，“打了两个小时，敌人的掷弹筒弹药耗尽，碉堡的铁门被炸药包轰开一个大洞，浓烟滚滚。我跟着战友冲进去，看见七八个鬼子和伪军被炸得血肉模糊，剩下的伪军吓得往据点深处跑。我抬手就是四枪，‘砰砰砰砰’，子弹呼啸着飞出去，其中一枪打中了一个伪军的大腿，他‘哎哟’一声就倒在地上，抱着腿直哼哼。后来从俘虏里揪出个伪军班长，五十多岁，满脸横肉，就是他上次指挥用掷弹筒打我们，造成了那么多伤亡。附近老百姓赶来，都拿着锄头扁担，喊着要杀他，说他帮鬼子害了不少乡亲，抢了不少粮食，连刚出生的婴儿都不放过。最后我们就把这个老油子拉到据点外的空地上枪决了，缴获的粮食、布匹和武器，全分给了老百姓，乡亲们拿着粮食，哭得直磕头。”
　　
　　最惊险的一次，是1945年6月的游家桥据点战斗。“那据点比红星桥的更难打，里面有一百二十多个伪军，都是老兵油子，有的当了十多年的兵，还有的是父子兵，平时躲在里面不出来，缺粮少菜，眼睛都饿绿了。”张友珍回忆道，“教导员黄同志想了个办法，让我和另一个战友陈小妹化装成青年妇女，去引诱伪军开门。陈小妹比我小两岁，皮肤白净，扮起妇女来有模有样。我们头上包着花头巾，身上穿著借来的碎花布衫，各提一个竹篮子，篮子上面铺着一层雪白的大米，底下藏着两颗手榴弹和一把短枪。”他顿了顿，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出发前，黄教导员反复叮嘱我们，一定要沉住气，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手。我们沿着田埂往据点走，心里七上八下的，手心全是汗，生怕被伪军识破。”
　　游家桥据点的吊桥高高挂着，岗楼上的伪军看见两个“女的”提着粮食走来，眼睛都直了，扯着嗓子喊：“站住！干什么的？”“我们是附近村里的，家里粮食多，想卖点粮食换点盐。”陈小妹的声音细细柔柔，装得有模有样。伪军一听有粮食，立马来了精神，连忙放下吊桥，三个穿着破烂军装的伪军搓着手跑过来，脸上堆着油腻的笑：“小妹妹，粮食多少钱一斤？给我们哥几个留着，保准给你好价钱。”“不用给钱，只要你们不抢我们老百姓的东西，粮食分你们点也无妨。”我故意放慢脚步，让他们靠近。
　　就在为首的伪军伸手要掀篮子盖子的时候，我和陈小妹对视一眼，眼神里的默契无需多言。我趁着伪军伸手的工夫，飞快地在篮子里摸到手榴弹的拉环，用力一扯，“嗤”的一声，导火索冒着白烟。“不好！是手榴弹！”伪军反应过来，脸色骤变，转身就要跑。但已经晚了，我猛地把篮子朝他们扔过去，“轰隆”一声巨响，三个伪军全被炸倒在地，血肉模糊。几乎同时，陈小妹的手榴弹也扔向了放吊桥的伪军，“砰”的一声，那伪军惨叫着栽到据点外的水沟里，溅起一片水花。
　　“埋伏在附近树林里的一百多战友听到爆炸声，立马冲了出来，踩着吊桥往据点里冲。”张友珍的声音透着一股果断，“我和陈小妹也扯掉头巾，掏出短枪，冲在最前头，连续往据点里投手榴弹，‘轰隆轰隆’的爆炸声此起彼伏。三个机枪手对着岗楼的枪眼扫射，‘哒哒哒’的机枪声压过了伪军的惨叫声。战斗打了一个多小时，快到吃早饭的时候，据点里的枪声渐渐稀了下来。黄教导员喊停了攻击，说伪军大多是同乡，家里都有老人孩子，给他们留条活路，也省点子弹。”
　　于是，我朝着据点里喊话：“伪军老乡，我是游家桥村张友珍！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新四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还能给你们饱饭吃！”喊了几遍，据点里传来一阵骚动。过了一会儿，一个伪军举着枪从碉堡里探出头来，颤巍巍地说：“我们投降，我们投降！”紧接着，一百多个伪军排着队走了出来，个个面黄肌瘦，穿着单薄的军装，有的还光着脚，冻得瑟瑟发抖。“那些伪军早就没了战斗力，饿了好几天，冬天还穿着单裤，有的甚至把麻袋片裹在身上。”张友珍叹了口气，“说起来，他们也挺可怜，有的是被鬼子抓壮丁来的，家里还有老人孩子等着养活。可当初他们跟着鬼子抢老百姓的粮食衣裳，连一粒米、一件破棉袄都不留，又实在讨嫌。我们让炊事班煮了一大锅米饭，还炖了猪肉，他们狼吞虎咽地吃着，有的一边吃一边哭。后来，愿意参军的我们就留下，不愿意的就发了点路费，让他们回家了。”
　　
　　抗战胜利后，张友珍随部队撤到山东，又辗转到了胶东，被组织安排进入胶东军区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学习。“那机会太难得了，我一个庄稼汉，以前没读过书，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在抗大里，我们白天学文化、学战术，晚上就围着篝火讨论战斗经验，每天都觉得浑身是劲。”老人感慨道，“校长说，我们不仅要会打仗，还要会带兵、会建设，将来新中国成立了，需要我们去建设家园。”抗大毕业后，他被补充到二野第五兵团警卫一团警卫连当副排长，跟随部队参加了渡江战役，坐着木船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后来又参加了解放大西南战役，一路打到贵州。在贵州，他还参与了起义部队的改造和剿匪战斗，前后三次负伤，左臂上的弹痕至今清晰可见，下雨天还会隐隐作痛。
　　1950年5月，张友珍被分到贵州省军区遵义军分区，后来先后担任习水县、正安县武装部部长，扎根基层，帮助当地老百姓搞生产、建家园。1975年，他转业到地方工作，1981年1月离休，在遵义一住就是几十年。
　　“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当了新四军，打了鬼子，保护了乡亲。”张友珍望着我们，语气坚定，“现在日子好了，吃穿不愁，可当年的苦不能忘，那些牺牲的战友也不能忘。张三根、李老栓、黄教导员……他们要是能看到今天的中国，肯定会很高兴。”
　　
　　
　　(二)
　　
　　
　　2024年10月的鄂西山区，晨雾如轻纱般缠绕在黛色的山峦间，盘山公路在层林尽染的秋色中蜿蜒伸展。我坐在副驾驶座上，翻阅着老兵档案。身旁的湖北抗战研究院研究员胡秋材先生正专注地操控着方向盘，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背景让他谈起抗战史时总能旁征博引，三十余年的深耕让他对鄂西会战的每一个战场细节都了如指掌。此行我们目的地是宜昌长阳县贺家坪镇七里坪，要寻访的是103岁高龄的抗战老兵向方汉——那位三度被抓壮丁、凭一手神枪在枪林弹雨中续写传奇的战士。
　　“向老的经历在抗战老兵里极为特殊，三次入伍却始终坚守着打鬼子的初心，103岁还能清晰回忆起战场细节，这本身就是一笔珍贵的历史财富。”胡先生转动方向盘避开路上的碎石，目光望向窗外连绵的群山，“你外公李明先生当年也是晋察冀抗战的参与者，和向老各在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合力抗敌。”我心头一热，外公念叨过，当年战场上多的是无名无姓的英雄，他们的血没有白流，他们的故事也不该被岁月淹没。如今我致力于续写抗战老兵小传，能亲手记录老兵的经历，对我而言既是沉甸甸的责任，更是莫大的荣耀。
　　车子驶入七里坪村时，雾霭已渐渐散去，阳光穿透云层洒在青瓦白墙的农家小院上。在村干部的指引下，我们停在一栋爬满牵牛花的院落前，推开斑驳的木门，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坐在院中的竹椅上晒太阳，手里摩挲着一把按比例仿制的老式中正式步枪模型。他的脊背虽因年岁已高有些佝偻，但眼神依旧锐利如鹰。
　　“这就是向方汉老先生。”村干部轻声介绍道。向老看见我们，缓缓站起身，伸出布满青筋、刻满老年斑的手，声音沙哑却中气十足：“你们是来听我讲打鬼子的旧事吧？快坐，都坐。”他的孙媳妇搬来竹凳请我们在老人身边就坐。
　　
　　“我1921年生在这七里坪，家里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穷得叮当响，一年到头难得吃上一顿饱饭，红薯稀饭都是好口粮。”
　　向老呷了口山茶，温热的茶汤似乎唤醒了沉睡的记忆，他缓缓打开了话匣子，“1939年末，我18岁，正在地里种红薯，突然来了一群穿军装的人，不由分说就把我抓了壮丁，一路押着去了四川，编入了国民党第87军118师353团二营五连。当时心里又怕又懵，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爹娘了，没想到这部队竟让我吃上了饱饭。”他嘴角露出一丝孩童般的笑意，“在老家，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口米饭，到了部队，顿顿是白米饭，有时还能吃到猪肉和咸菜炒肉丝，吃不完的饭菜，长官从不允许浪费，都会让我们抬着木桶，给附近的村民送去。就冲这一点，我对87军就生出了好感，觉得这是一支讲道理、疼百姓的部队。”
　　更让向方汉着迷的是射击训练。“我打小就喜欢摆弄弹弓，上山打鸟、下河打鱼，准头一直不错，村里的小伙伴都叫我‘神弹弓’。”他比划着持枪的姿势，枯瘦的手指在空中模拟着瞄准、扣扳机的动作，眼神骤然亮了起来，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靶场，“到了部队，第一次摸到真枪，那冰凉的金属触感、沉甸甸的分量，让我心里别提多激动了。日本三八式步枪、德国造毛瑟步枪、中正式步枪，我都一一摸过、练过，每种枪的习性我都摸得透透的。三八式射程远、精度高，后坐力小，适合远距离狙击；中正式威力大，穿透力强，近战更占优势，我用着都得心应手。”向老说，他刚入伍时就认定，射击是士兵的命根子，练好了枪法，上了战场才能多杀敌人，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每天训练结束，战友们都回营房休息了，他还偷偷跑到靶场，借着月光对着稻草人反复练习瞄准、呼吸调节、扣扳机的动作，手指磨出了厚厚的茧子，甚至渗出血丝，他就用布条缠上继续练。
　　考核那天，向方汉的表现震惊了全场。“靶子设在一百米外的山坡上，巴掌大的红心，好多老兵都没把握。我端起中正式步枪，屏住呼吸，调整呼吸节奏，三点一线对准红心，轻轻扣动扳机，‘砰’的一声枪响，报靶员高声喊‘十环’！”他得意地扬了扬下巴，脸上露出骄傲的神情，“接连五枪，枪枪十环，靶场上的教官和战友们都围了过来，教官拍着我的肩膀连连称赞‘不得了，这小子是块天生的射击好料’。后来教官还专门找我谈话，说‘你就在部队好好干，凭你这手神枪法，将来肯定能立大功、有出息’。”胡先生在一旁补充道：“87军在抗战中确实是一支劲旅，尤其是118师，在鄂西会战中担任主攻任务，作战勇猛，向老能在这样的部队里脱颖而出，可见枪法确实是实打实的硬功夫。”
　　
　　1940年5月，师长王严把所有湖北籍的士兵召集到操场上，他穿着笔挺的军装，脸色凝重地说：“弟兄们，现在宜昌的形势已经万分危急，鬼子已经占领了宜昌城，正往江南扩张，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你们都是湖北子弟，熟悉家乡的地形和民情，现在我命令你们，立即随部队回湖北增援，守住江南防线，把鬼子赶出我们的家乡！”向方汉听到要回湖北打鬼子，心里又激动又沉重，激动的是终于能为家乡出力，沉重的是知道战场凶险，生死未卜。
　　“我和战友们连夜收拾好行装，背着步枪、带着弹药，开始了长达一个多月的行军。”向老回忆道，“我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白天怕被鬼子侦察机发现，只能躲在山林里休息，晚上借着夜色赶路，脚上的草鞋磨破了好几双，脚底全是水泡，水泡破了又结疤，疼得钻心，但没人敢抱怨一句。”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行军，他们终于回到了湖北宜昌，进驻江南大求雨包、小求雨包、赵家棚一带，与日军隔江对峙，构筑防御工事。
　　由于枪法精准、胆子大、不怕死，每次作战，长官都会安排向方汉和老兵们冲在前头当先锋。“我那时候才二十出头，年轻气盛，压根不知道害怕是什么滋味，长官一声令下，我就只顾着往前冲，眼睛里只有鬼子的身影。”向老的声音陡然提高，仿佛又置身于枪林弹雨的战场，“战场上枪声、炮声震天动地，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过，炮弹爆炸的气浪把泥土掀得老高，我什么都顾不上想，只专注于寻找视野中的鬼子兵，瞄准、射击，一气呵成。我的枪法是实打实练出来的，近距离射击几乎弹无虚发，远距离也能八九不离十，每次战斗下来，我都能击倒四五个敌人。”老兵们都说，像他这样冲得最猛、站得最前的兵，按概率来说最容易阵亡，可向方汉经过一次又一次战斗，硬是在枪林弹雨中活了下来，还凭借战功先后从二等兵升成一等兵、上等兵。“他们都说我命大，是老天保佑，其实我心里清楚，是我比鬼子快了一步，那些想偷袭我、射杀我的敌人，都被我用快枪先点了名。”向老语气坚定地说，眼神里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锐利。
　　1941年1月，宜昌小求雨包战斗打响，这是向方汉经历的最惨烈的一场战斗。日军凭借坚固的碉堡和有利地形，向我军阵地疯狂扫射，炮弹像雨点一样密集地落在阵地上，尘土飞扬，碎石四溅。向方汉随部队发起冲锋，刚冲出去没多远，一颗日军炮弹就在他身边三米开外的地方爆炸。“轰隆”一声巨响，巨大的气浪瞬间把我掀翻在地，我眼前一黑，当即晕死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向老摸着胳膊上一道浅浅的疤痕，眼神中闪过一丝后怕，“不知过了多久，我被战友的呼喊声吵醒，悠悠醒转后，我挣扎着爬起来一看，全身的军装几乎被炸成了丝丝缕缕，像破布条一样挂在身上，脸上、身上全是尘土和干涸的血迹。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身体，除了胳膊上被弹片划了一道三寸多长的口子，流了不少血，其余地方竟然都安然无恙。”他笑着说，“当时我就觉得，真是老天保佑，命不该绝。说不定我天生就该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不冲锋反倒危险了。”从那以后，向方汉作战更加勇猛，每次冲锋都冲在最前头，成了战友们眼中的“拼命三郎”。
　　最惊险的一次，是1942年夏的深夜暗哨任务。“那天晚上轮到我和战友王大春放哨，长官安排他在阵地上站岗，属于明哨，负责警戒正面；我藏在他身后五十米外的草丛里，属于暗哨，专门防备鬼子偷袭。”向老压低声音，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寂静而危险的夜晚，“夜深人静，山里只有虫鸣声和风吹树叶的沙沙声，王大春站了大半夜，实在困得不行，就靠在战壕边打盹，头一点一点的。我瞪大眼睛，死死盯着阵地前方的黑暗，不敢有丝毫松懈，手里的三八式步枪早已上膛，手指搭在扳机上，随时准备射击。”突然，他的目光捕捉到远处有两个黑影，正猫着腰，踩着碎步，悄无声息地向阵地潜伏过来，动作极其隐蔽。“我仔细一看，是两个日本兵，穿着迷彩服，手里握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腰间还别着匕首，脚步轻得像猫，显然是想偷袭哨兵，或者把王大春抓活的，获取我军的情报。”
　　向方汉屏住呼吸，身体像石头一样僵在草丛里，连大气都不敢喘，直到两个鬼子靠近到五十米范围内，进入了他的有效射程。“前头的鬼子离王大春只有几步远了，他慢慢举起匕首，正要往下刺，我再也不能等了。”他猛地扣动扳机，“砰”的一声清脆的枪响，子弹精准地正中后头鬼子的左胸，穿透了心脏。那鬼子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就直挺挺地倒了下去，身体抽搐了几下就没了动静。前头的鬼子被枪声惊动，猛地回头一看，脸上满是惊愕，正愣神的瞬间，向方汉早已调整枪口，又补了一枪，子弹呼啸着击中了他的太阳穴，鬼子当即倒地身亡。王大春被枪声惊醒，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刚才离死神只有一步之遥，他吓得浑身发抖，抄起刺刀冲过去，对着还在抽搐、想挣扎逃跑的第一个鬼子补了几刀，确保他彻底断气。“后来王大春抱着我哭了好久，说要不是我反应快，他早就成了鬼子的刀下鬼，这辈子都欠我的救命之恩。”向老感慨道，“战场上的战友，就是能把后背交给对方的人，缺一不可。”
　　
　　1942年12月，部队接到命令，要再次开拔，前往湖南战场增援。长官知道向方汉是长阳人，离家已经三年多，特意把他叫到办公室，语气温和地说：“向方汉，你作战勇猛，屡立战功，任务完成得非常好。现在给你两个选择，若愿意继续留在部队，我会提拔你当排长，以后重点培养你；若你想回家看望父母，我就派人送你回去，给你准备足路费和干粮，让你安心团聚。”向方汉离家三年多，早已思念父母心切，每天晚上都梦见家里的茅草屋和爹娘的身影，当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家。“长官说话算话，专门派了两个士兵护送我，还给了我五块银元当路费，让我路上用。”向老说，“我一路辗转，走了十几天才回到家，爹娘看见我回来，又惊又喜，抱着我哭了好久，娘拉着我的手，摸了又摸，生怕我是在做梦。”
　　可平静的日子只过了半年多，1943年6月，向方汉正在地里干活，又被抓壮丁的队伍找到了，这次他被编入了第75军，部队驻地在兴山。“刚下连队，连长就让我们操练枪法，我一拿起枪，摆出瞄准的姿势，他就看出我是个老兵。”向老笑着说，“我一开始还想隐瞒，说自己是第一次摸枪，什么都不会。连长走到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的操枪姿势标准规范，敬礼动作干净利落，一看就是经过长时间专业训练的老兵，别骗我了’。我见瞒不住，只好承认自己当过兵，在87军服过役。”由于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枪法又精准，向方汉在75军被委以重任，肩负起了老兵带新兵的任务，教新兵们瞄准、射击、隐蔽、构筑工事等实战技能。
　　但75军的待遇远远比不上87军，“每天饭都吃不饱，顿顿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稀饭，就着一点咸菜，有时甚至只能喝米汤填肚子。”向老皱着眉，语气中满是不满，“军装也是破破烂烂的，冬天没有棉衣，只能裹着麻袋片御寒。我想念以前的老部队，想念顿顿能吃饱饭、战友们并肩作战的日子，可又不知道87军现在在何方，通讯不便，根本联系不上。”两个月后，向方汉实在受不了这样的待遇，也不想在这样的部队里浪费时间，趁部队换防、看管松懈的时候，悄悄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在一个深夜离开了军营，一路翻山越岭，辗转回了老家七里坪。
　　1944年，向方汉第三次被抓了壮丁，这次他被编入了国民党管辖下的长阳县政府保安大队。1945年，由于战事紧张，他又被调到武汉保安团。“不管在哪个部队，不管待遇好不好，只要能打鬼子，能保卫家乡，我就愿意干。”向老的语气坚定，眼神中透着一股执着，“我继续发挥自己枪法精准的优势，在保安团袭击鬼子据点、伏击鬼子运输队的五次战斗中，二十余个日军都倒在了我的枪下。”可惜战事紧张，每次战斗结束后都要迅速转移，除了那次射杀偷袭哨兵的两个鬼子，他很少有机会到敌军阵营去仔细统计具体打死了多少敌人。“每次战斗结束，我只能远远看到鬼子倒在地上，不知道他们是死是伤，但我知道，多打死一个鬼子，乡亲们就少受一份迫害，多一份安宁。”在保安团，向方汉再次被内行看出是老兵，凭借过硬的军事技能和作战经验，被提拔为班长，带领士兵们训练、作战，成了队伍里的核心骨干。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向方汉正在武汉参加一次伏击战。“那天战斗结束后，城里突然响起了震天的鞭炮声和欢呼声，老百姓们涌上街头，挥舞着国旗，互相拥抱道贺，喊着‘鬼子投降了！抗战胜利了！’”向老回忆道，“我听到消息的那一刻，当场就哭了，这么多年的浴血奋战，这么多战友的牺牲，终于换来了胜利，鬼子终于被赶跑了！”他不想再当兵，更不想被部队带到外省，就趁着部队混乱、人心浮动的时候，悄悄脱离了部队，一路步行，花了半个多月时间才回到长阳老家。
　　新中国成立后，向方汉在老家以务农为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平静的生活。34岁时，经人介绍，他与邻村的姑娘结婚成家，后来还担任了村保管员，以廉洁奉公闻名乡里。
　　
　　“我当保管员那些年，村里的粮食、化肥、农具，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账目公开透明，一粒粮食、一分钱都不贪占，乡亲们都信任我，选我当了好几届。”向老自豪地说。
　　我握着老人的手，感受着那双手曾经握过步枪、射杀过日寇的力量，心中满是敬佩与感动。胡先生拿出提前准备好的鄂西会战地图，铺在石桌上，向老戴上老花镜，颤抖着手指，指着地图上的大求雨包、小求雨包、赵家棚等地，细细讲述当年战斗的细节：“这里是我们构筑的战壕，有两米多深；这里是鬼子的碉堡，火力很猛；这里是我当年狙击鬼子的地方，视野开阔，能清楚看到鬼子的动向……”每一个地名，每一个细节，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就是打了鬼子，保卫了家乡，没给咱湖北人丢脸。”向老望着远方的群山，语气坚定而自豪，“现在日子好了，吃穿不愁，住上了砖瓦房，可当年的苦不能忘，那些牺牲的战友也不能忘。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们得永远记得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