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早产两个多月带来的先天不足，在我身上留下了长久的烙印。自记事起，体弱多病便是我最熟悉的伙伴。
　　我小时候生病，无非是头疼脑热、咳嗽发烧这些常见病症。我娘很少带我去村里的诊所，她自有她的一套法子。
　　若是头疼、肚子疼，症状轻时，她就用手给我揉揉按按；若重了，便从针线簸箩的海绵上拈起一根缝衣针，把针尖在头皮上蹭几下，然后在我胳膊窝处扎一针——这叫“扎阴”，或在头上扎几针“放血”。每见她拈针，我就怕得发抖，可每次也都躲不过。
　　要是发烧，她便熬一锅滚烫的红糖姜水，让我趁热一口气灌下去，再捂上厚被发一身汗。
　　但无论什么症状，都绕不开那个统一的方子——多喝热水。这可不是如今随口一说的“多喝热水”，而是真真切切、刚从滚锅里舀出来的烫水。我娘一定会守在旁边，盯着我把那一碗烫得冒气的水喝光，信誓旦旦地说：“越烫越好，烫才好得快！”放温一点都不行，她转身就会给我换上一碗更烫的。
　　因此，我小时候没少因为喝这“烫水”把嗓子烫脱皮。心里也偷偷怀疑过：这么烫的水，真能治病吗？它先烫坏了嗓子，流到肚子里早就不烫了，这还能管用吗？
　　若是咳嗽，首选治疗方法那肯定也是“多喝热水”了，在“多喝热水”无效的情况下，我娘会启动更进一步的方案，那就是带我找二姨夫扎针。
　　印象里最深刻的，是三天两头就要往十几里外的二姨妈家跑，找二姨夫给我扎针。
　　二姨夫是个能人，没正经拜过师，却自己摸会了一身中医本事。他熟知人体每一个穴位和每一条经络所在，会号脉，会针灸，还会接骨正骨。
　　我小时候最容易犯咳嗽。除了夏天，春秋冬三季说咳就咳，受凉、上火、吃不对付了，第一个冒出来的准是咳嗽。起初，我娘还是老法子——让我灌烫水，拖几天看看。后来发现烫水对我这咳嗽根本压不住，每次到头来，还是得靠二姨夫的针。
　　于是再一咳嗽，我娘就拉起我上路。二姨夫让我坐定，取出那些细细长长的银针，照着我的前颈、后颈、胸口、肚子、后背，一针一针捻进去。扎哪儿、扎多久，都看咳的轻重。针进去还得停一会儿，有时候他还要捻一捻、提一提，或是在针尾轻轻按几下。他说，这叫“行针”。
　　每次看到二姨夫起身走向那张旧木桌，拉开抽屉，取出那个卷得仔细的针包时，我的心就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眼泪也紧跟着滚下来。是的，和如今医院里还没打针就先哭出声的孩子一模一样——针还远着呢，怕却已经先到了。
　　等到他展开布包，捏起那根细长明晃的针，朝我走过来时，我的恐惧便攀到了顶峰。浑身瞬间冒出一层冷汗，湿漉漉地贴在衣服里，二姨妈总要拿条干毛巾，先在我背上、颈边仔细擦干，才能下针。
　　二姨夫不止一次边擦边叹：“吓成这样，针有多疼呢？”
　　疼不疼，其实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害怕是真的害怕。也许针尖刺入皮肤的刹那，并不如想象中那般难忍，可那等待的、预知的、眼睁睁看着针尖逼近的恐惧，却比任何真实的痛楚，都更先凿进了记忆里。
　　二姨夫的针，效果倒是实在。一般咳嗽，扎上两三回，基本也就好了。唯独有一回，反反复复总不见轻。他想了又想，最后拿出个我没见过的法子——用缝衣针，在我十根手指的指甲缝边上，各刺了一针。每一针都得挤出点血珠来，他说，这样准能断根。
　　说来也奇，第二天咳嗽真就止住了。可那份疼，也是真真切切钻心刺骨，比任何一次针灸都更难熬。直到今天想起来，指尖还仿佛缩着似的，忍不住要打个寒噤。
　　因为这样，我从小就怕二姨夫，连带着也怕去二姨妈家。哪怕只是寻常走亲戚，人坐在那儿，心里也总悬着，惴惴不安一整天。好像随时，他都会起身拉开抽屉，取出那个针包，朝我走过来。
　　那时候我常偷偷盼着：要是娘能带我去村里的诊所就好了。让医生开点药片吃，哪怕是在屁股上打一针呢——怎么样都行，只要不是那细细长长、明晃晃的针。
　　然而，多年以后，当我带着自己的孩子辗转于医院的诊室，看着那一盒盒拆开的西药、一瓶瓶挂起的点滴时，竟会没来由地想念起从前——想念我娘那些带着体温的“土方法”，想念二姨夫那几根细细的银针。那些在今天看来或许粗朴甚至“不科学”的法子，却曾那样实实在在地护卫过我脆弱的童年。
　　当然，也有我娘和我二姨夫治不了的病。
　　记不清是几岁，也忘了具体是什么症状，只记得那天我娘和我爹带我去了县城的医院。在抽血窗口前，我第一次被冰冷的针头扎进胳膊——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抽血。
　　不知是紧张还是身体太弱，血抽得很不顺利。针扎进去，流出来的先是稀薄的、带着泡沫的液体，好一会儿才慢慢见红。后面排队的人等得不耐烦，开始低声议论：
　　“这年头还有这么贫血的孩子？”
　　“是啊，血都抽不出来，现在谁家还能吃不起饭了。”
　　“这孩子，看着就弱。”
　　我娘在一旁讪讪地笑，忙不迭地解释：“没有没有，哪能吃不饱呢。”她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她就是不好好吃饭，不是不让她吃……”
　　没有人接话。
　　其实，谁又真的在乎我吃不吃得饱、身体弱不弱呢。人们不过是借着眼前的情形，随口发表几句议论，满足那点评论的本能罢了。而我娘那急切的辩解，也不过是她骨子里生怕被人看轻、总想拼命证明点什么的影子，在陌生场合里又一次忍不住探出了头。
　　那次检查结果让全家人傻了眼——我竟然得了甲型肝炎，化验单上明晃晃的三个“+”把所有人惊呆了。
　　咋就得了肝炎呢？听说这病还传染？
　　医生大概说得很严重，爹娘听得心里发慌，一句不敢多问，只老老实实按吩咐治。全家人一下子紧张起来，给我准备了单独的碗，单独的用绳子系在一起筷子，单独的洗脸盆和毛巾，尤其不许我弟碰到我碰过的东西。
　　听起来吓人，治法却简单：每天去医院打两次屁股针，早晚各一次。好在村子和县城挨着，县医院就在城边上，路不算远。可爹带我去打了几回，就不去了——正是秋收时节，地里的庄稼不等人。他们每天早出晚归，半上午、半下午还得专门从地里赶回来带我去医院，实在折腾不起。
　　爹娘去和医院商量，能不能把针带回去，让村里的医生打，医院同意了。
　　这下方便多了，早上他们下地前带我去打第一次，晚上从地里回来再打第二次。打针的是位本家爷爷，村里的赤脚医生。起初是我娘领着我去，后来因为我早上起不来、他们晚上又回得晚，渐渐变成了我一个人攥着针，往那个熟悉的小院里跑。
　　连我自己都想不明白，那个看见针就发抖的人，当时是攒足了怎样的勇气，才能一次次亲手捏着那两支针剂，走到爷爷面前递给他。我至今都记得清楚：一种是透明的药水，另一种是红褐色的、粘稠得像糖浆的板蓝根针剂。两种药不能混在一起打，所以每次都要挨两针——算下来，一天就是四针。
　　透明的药水推起来还好，但那红褐色的板蓝根，打进去时又胀又疼，连推注射器都费劲。爷爷每次推药前都会叹口气：“这个药啊，是有点难推。”那是我第一次认识“板蓝根”，却也从此对它产生了根深蒂固的恐惧——直到今天，谁若提起喝板蓝根冲剂，我喉咙都会下意识地发紧。
　　刚开始那几天还能忍，可一个星期之后，屁股上反复挨针的地方渐渐变硬，像结了一块小小的疙瘩。爷爷说这样不行，叮嘱我娘每晚用热毛巾给我敷。就这么敷着、打着，前后差不多一个月，我自己也好像麻木了，心里横下一条念头：反正躲不掉，疼就疼吧。
　　可爷爷却不肯再打了。他摇着头对我娘说：“不能再这么打了，孩子屁股都僵了，要出问题的。”我娘也慌了，一边是医院开的药总得用完，一边是本家爷爷坚决不肯再下手。最后，爷爷想了个法子：“不然……把药水打开，让她直接喝了吧。”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效果一样的，真的。”
　　我娘将信将疑地问了好几遍，爷爷每次都笃定地点头：“一样的，你放心。”
　　于是，那些原本该刺进皮肉的针剂，从此变成了一种味道古怪的药水，被我仰头一口口喝了下去。
　　就这样，我终于不必再打针了。心里那根紧绷了数月的弦，一下子松了下来。
　　每天早晚各一次，我捏着鼻子，将一支板蓝根和一支透明药水依次喝下。日子一长，爹娘也疲了，不再紧盯着我；我自己也喝得有一搭没一搭，有时记得，有时干脆“忘”了。至于那些分开的碗筷、脸盆，渐渐也无人再提，又悄悄混回了日常里。
　　记不清又过了几个月，爹娘带我回县医院复查。抽血、等结果，那张单子再次被递到他们手中——这次，“+”号消失了。
　　病好了。
　　可我爹娘此前留给我的印象，一直是“肝炎传染还治不好”。所以当听到“好了”时，我的第一反应不是高兴，而是疑惑：不是说治不好吗？那当初，一定是查错了吧？先是劫后余生般的庆幸：幸好，我没真的得上那种“治不好”的病。紧接着，一股强烈的委屈涌了上来——那我这几个月挨的针、喝的药，算什么呢？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甲肝其实是一种自限性疾病，靠自身免疫力便能逐渐恢复，传染期也短，和如今的流感并无太大不同。说“治不好”，多半是误解。
　　不知是医生当初没说清，还是爹娘没能听懂。总之，我为此付出了整整几个月的疼痛与恐惧。好在，并未留下什么严重的后遗症，也算是不幸中的一点侥幸了。
　　而“板蓝根”三个字于我而言，也从来与“清热解毒”的美名无关。它只代表针头深深推进肌肉时，那股沉甸甸、挥之不去的胀痛，和药液滑过喉咙后，久久缠在舌尖的、黏稠而古怪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