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四章 桥下伏兵，独守战壕

　　（一）
　　
　　2024年4月的无锡，春雨刚过，青石板路还带着湿漉漉的水光，空气里弥漫着江南的草木清香。我坐在抗战研究院的档案室里，指尖轻轻拂过泛黄的史料复印件，纸张边缘已经有些脆化，仿佛承载着的那段岁月也带着沉甸甸的重量。
　　顾新岚研究员端来一杯温热的碧螺春，茶烟袅袅中，她轻声说：“周捷，咱们接着说高平老战士1943年的那段经历，那次盐城桥下的伏击战，细节比记载里更惊心动魄，还有他后来当卫生员的日子，老人生前也念叨过不少。”我连忙打开录音笔，身体不自觉地往前倾，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字——高平爷爷的故事，每一个片段都是用鲜血和勇气写就的，我必须一字不落地记下来，替他把这段抗战往事完整地留给后人。
　　顾姐的声音沉稳而有穿透力，仿佛把我带回了1943年5月那个漆黑的凌晨。
　　
　　那时候，高平刚满20岁，参军三年的他，脸上早已褪去了少年的青涩，眼角眉梢带着战火淬炼出的坚毅。经历过1941年小胡庄血战的惨烈，目睹过三哥高彩光倒在追击鬼子的路上，又熬过了1942年“33天反扫荡”的艰苦卓绝，高平对日本侵略者的恨，早已刻进了骨子里。他常跟战友们说：“多杀一个鬼子，就能让咱们的乡亲少受一分罪，就能让牺牲的战友走得瞑目。”
　　那天，高平所在的新四军一团一营二连，接到了一项紧急任务：连夜赶赴盐城城郊，接应一批从日伪据点突围出来的地下工作者。队伍一行16人，都是经过战火考验的骨干，每个人身上都背着步枪、手榴弹，还有用粗布包裹的几口干粮——大多是红薯干和麦麸饼，硬得能硌牙，但在当时已是难得的补给。夜色浓得像化不开的墨，只有几颗星星在厚重的云层后偶尔闪现，脚下的路坑坑洼洼，长满了带刺的野草，裤腿被刮得丝丝缕缕，脚踝也被碎石磨出了血泡，但没人吭声，只是深一脚浅一脚地赶路，靠彼此的呼吸声和轻微的脚步声保持联系。
　　“当时天太黑了，伸手不见五指，连身边战友的脸都看不清，只能凭着感觉跟着队伍走。”顾研究员模仿着高平老人当年的语气，语速放缓，像是在回忆那些清晰如昨的细节，“他们走了整整一夜，快到盐城境内那座无名木桥时，大概是凌晨三四点的样子，四周静得能听到虫鸣，还有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吠，那是村里的狗在警惕陌生人。”就在这时，高平突然抬手示意大家停下——他的耳朵在三年的战火中练得异常灵敏，能分辨出不同的声响：风声、虫鸣、脚步声，甚至是远处鬼子炮楼里偶尔传来的咳嗽声。起初是隐约的“咯嗒、咯嗒”声，从桥的另一端传来，随着距离越来越近，声音变得清晰而有节奏，像是某种坚硬的物体敲击在木板上，沉闷又刺耳。
　　“是鬼子的皮靴声！”高平压低声音，用胳膊肘碰了碰身旁的班长王铁牛。他太熟悉这种声音了，小胡庄战斗时，鬼子冲进圩子的那一刻，就是这种令人牙酸的咯嗒声，伴随着枪声、爆炸声和同胞的惨叫声，至今仍在他耳边回响。高平屏住呼吸，侧耳细听，皮靴声杂乱中带着一丝整齐，不像散兵游勇，听起来至少有二三十人。他心里一阵激动，攥着步枪的手微微发抖——这可是送上门来的杀敌机会！当时新四军的装备依然简陋，他们手里的步枪大多是“老套筒”，枪膛里的膛线都快磨平了，子弹更是金贵，平时训练都舍不得多用，但伏击战不同，出其不意就能发挥最大威力。
　　班长王铁牛是个三十多岁的老兵，脸上有道长长的刀疤，是早年跟土匪搏斗时留下的，他经验丰富，立刻会意，做了个“隐蔽”的手势。高平跟着战友们迅速分散，趴在桥两侧的阴影里——桥身是木质结构，由十几根粗壮的松木搭建而成，下面有四个石砌的桥墩支撑，桥墩上长满了滑腻的青苔和半人高的野草，正好形成天然的隐蔽处。高平选了个靠近桥墩的位置，身体紧贴着冰冷潮湿的泥土，双手握紧步枪，枪口对准桥面的方向，手指扣在扳机上，微微发力。他能感觉到心脏在胸腔里怦怦直跳，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压抑不住的兴奋和仇恨，还有一丝紧张——这是生死攸关的伏击，容不得半点差错。
　　
　　夜风吹过，带来了鬼子身上特有的膏药味、劣质烟草味，还有一股淡淡的血腥味，不知道是他们刚屠杀过百姓，还是在别处刚经历过战斗。高平悄悄抬头，借着微弱的星光，看到一群穿着黄军装、戴着钢盔的鬼子正列队过桥。他们荷枪实弹，有的背着歪把子机枪，有的扛着步枪，枪上的刺刀在夜色中泛着冷光，走路时皮靴重重地踩在木板上，发出“咯嗒嗒”的声响，仿佛在炫耀他们的凶残和不可一世。鬼子们说说笑笑，嘴里叽里呱啦地说着日语，语气里满是嚣张，完全没有察觉到桥下一触即发的危险，或许在他们眼里，这片土地上的反抗者早已被他们镇压，没人敢轻易招惹他们。
　　“等他们全部过桥，断了退路再打！”班长王铁牛的声音像蚊子哼一样，借着风声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高平紧紧盯着最后一个鬼子的背影，那家伙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背包，走路摇摇晃晃，像是在炫耀缴获的战利品。他看着鬼子一步步走过桥面，心里默默数着：“一、二、三……”当最后一个鬼子的皮靴离开桥面，双脚落在对岸的土地上时，班长猛地举起手臂，大喊一声：“打！”
　　话音刚落，高平就和战友们一起把手榴弹扔了出去。十几颗手榴弹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带着呼啸声，准确地落在鬼子队伍中间。“轰轰轰！”一连串的爆炸声打破了夜空的宁静，火光冲天，照亮了鬼子们惊恐的脸庞。鬼子们被炸得人仰马翻，惨叫声此起彼伏，有的被炸断了腿，倒在地上哀嚎，有的被弹片击中要害，当场毙命，还有的被爆炸的气浪掀飞，重重地摔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原本整齐的队伍瞬间乱作一团，鬼子们四处逃窜，手里的枪也扔在了地上。
　　趁着鬼子混乱之际，高平端起步枪，瞄准一个正在慌乱掏枪的鬼子。那鬼子留着八字胡，脸上满是血污，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慌乱。高平深吸一口气，稳住颤抖的手，扣动了扳机。“砰！”子弹呼啸而出，正中鬼子的胸膛，那个鬼子哼都没哼一声，身体晃了晃，就倒在了地上。战友们也纷纷开枪，枪声、爆炸声、鬼子的惨叫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曲激昂的战斗乐章。高平打红了眼，他想起了小胡庄牺牲的三十多位战友，想起了倒在机枪下的三哥——三哥牺牲时，眼睛还圆睁着，像是在控诉鬼子的暴行，想起了被鬼子烧毁的村庄和流离失所的乡亲们。他不断地扣动扳机，每一发子弹都承载着满腔的仇恨，每一次射击都希望能为牺牲的同胞报仇。
　　有几个没被炸死的鬼子反应过来，想要组织反击。一个鬼子架起歪把子机枪，正要扫射，高平身边的战友小李猛地冲了上去。小李才十八岁，参军还不到一年，脸上还带着稚气，但战斗起来却异常勇猛。他手里握着刺刀，朝着鬼子的后背狠狠刺去。鬼子惨叫一声，机枪“哒哒哒”地打向天空，子弹擦着小李的头皮飞过，小李也被鬼子的反击划伤了胳膊，鲜血顺着胳膊流了下来，但他毫不退缩，拔出刺刀又补了一刀，彻底结果了那个鬼子。高平见状，也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冲了上去，和一个鬼子展开了近身肉搏。
　　那个鬼子身材高大，比高平高出大半个头，挥舞着军刀朝高平砍来。军刀带着风声，劈向高平的肩膀，高平连忙侧身躲闪，军刀擦着他的肩膀砍过，划破了他的军装，露出了里面的皮肉，火辣辣地疼。高平毫不畏惧，趁着鬼子收刀的间隙，猛地向前一步，用尽全身力气，将刺刀狠狠刺进了鬼子的腹部。鬼子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高平，嘴里吐出一口鲜血，然后缓缓倒下。高平拔出刺刀，鲜血溅了他一身，温热的血滴在脸上，带着一股腥臭味。他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污，又朝着另一个顽抗的鬼子冲去，嘴里大喊着：“狗鬼子，拿命来！”
　　
　　战斗打得异常激烈，短短十几分钟，桥对岸就躺满了鬼子的尸体。剩下的几个鬼子见势不妙，想要沿着原路逃跑，但桥已经被战友们守住，他们无路可退。高平跟着战友们穷追不舍，手里的刺刀一次次刺向敌人，直到最后一个鬼子倒在地上。当战斗结束时，天已经蒙蒙亮了，东方泛起了鱼肚白，金色的阳光透过云层洒在战场上，照亮了满地的尸体和鲜血，也照亮了战友们脸上胜利的笑容。
　　高平喘着粗气，靠在一棵大树上，看着满地的鬼子尸体，心里涌起一股复仇的快感。但他很快就感觉到大腿传来一阵剧痛，低头一看，鲜血已经浸透了军装，顺着裤腿流到地上，染红了脚下的泥土。原来在近身肉搏时，一个鬼子的军刀划伤了他的大腿，伤口有巴掌那么长，深可见骨，血还在不停地流。战友们连忙围过来，拿出急救包——里面只有几块纱布和一小瓶碘酒。小李小心翼翼地帮他擦拭伤口，碘酒碰到伤口的那一刻，高平疼得浑身发抖，牙齿咬得咯咯响，额头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但他硬是没吭一声，只是紧紧攥着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没事，小伤，不碍事。”他对战友们说，眼神依旧坚定。
　　顾研究员告诉我，那次桥下伏击战，高平他们16个人，消灭了23个鬼子，缴获了一挺歪把子机枪、18支步枪、3箱子弹和十几颗手榴弹，而他们自己只有3人受伤，高平是伤得最重的一个。“高平老战士常说，那次战斗之所以能胜利，全靠大家的默契配合和出其不意的伏击，”顾研究员说，“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心里都憋着一股劲，一股不把鬼子赶出中国誓不罢休的劲。那些鬼子太嚣张了，根本没把我们的战士放在眼里，这才给了我们可乘之机。”
　　
　　战斗结束后，战友们轮流背着高平，赶往后方的卫生院治疗。卫生院设在一个偏远的村庄里，是村民们腾出的几间民房，条件非常简陋，只有几张木板床和一些简单的医疗器械。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名叫陈医生，据说以前是镇上的郎中，后来参加了新四军，成了卫生队的医生。陈医生检查后说，幸好伤口没有伤到骨头，但失血过多，需要好好休养，而且伤口容易感染，得天天换药。
　　躺在简陋的木板床上，高平看着自己受伤的大腿，想起了三哥高彩光，想起了小胡庄牺牲的战友们，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他在心里默默地说：“三哥，战友们，我又杀了好多鬼子，你们可以安息了。等我伤好了，我还要杀更多的鬼子，把他们全部赶出中国去。”在卫生院休养的日子里，高平亲眼看到了战争的残酷：每天都有受伤的战友被送进来，有的断了胳膊，有的少了腿，有的被弹片击中了要害，奄奄一息。卫生队的医护人员人手短缺，药品也非常紧张，很多伤员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只能忍受着剧痛，有的甚至因为伤口感染而失去了生命。
　　有一天，一个年轻的战士被送了进来，他的腹部被鬼子的炮弹炸伤，肠子都露了出来，疼得直打滚。陈医生和几个护士忙前忙后，想要给他做手术，但因为没有麻醉药，战士疼得撕心裂肺，最后竟然昏了过去。看着战士痛苦的样子，高平心里像被针扎一样难受。他萌生了一个想法：“我要学医，做一名卫生员，在战场上抢救更多战友的生命。”伤愈后，高平主动向连队申请，加入了卫生队。
　　刚开始学医术的时候，高平遇到了不少困难。他没读过书，不认识字，连药品的名字都记不住，更别说复杂的医疗知识了。但他没有放弃，每天跟着陈医生学习，把药品的名字用小刀刻在木头上，反复记、反复念；陈医生教他包扎、止血、简单的伤口缝合，他就用稻草捆成小捆，当作“伤员”反复练习，手指被针扎破了好几次，鲜血直流，但他只是用嘴舔了舔，又继续练习。有一次，他给一个伤员包扎伤口，因为手法不熟练，把伤员勒得太紧，伤员疼得叫了起来。高平心里非常愧疚，不停地向伤员道歉，然后跑到没人的地方，偷偷地哭了一场。陈医生安慰他说：“高平，学医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学会的，慢慢来，只要你有这份心，一定能成为一名好卫生员。”
　　在陈医生的耐心教导和自己的刻苦努力下，高平进步很快，没多久就掌握了包扎、止血、伤口缝合等基本技能，还学会了识别一些常见的草药，知道哪些草药能止血，哪些草药能消炎。他成了卫生队里的骨干，战友们都亲切地叫他“高大夫”。每次有任务，他都背着沉重的药箱，跟着部队奔赴战场，无论多么危险，他都毫不退缩。
　　
　　1943年8月，朱家岗战斗打响，高平作为卫生班长，跟随营长奔赴战场。那时候，战场上火力凶猛，鬼子的大炮不停地轰炸，子弹像雨点一样密集，耳边全是枪声、爆炸声和喊杀声。高平背着药箱，冒着生命危险穿梭在战场上，寻找受伤的战友。他的衣服被炮弹炸起的泥土弄脏了，脸上也满是灰尘，但他顾不上这些，眼里只有受伤的战友。
　　遇到轻伤的战友，他就当场进行包扎：先用水清洗伤口，然后涂上碘酒消毒，再用纱布紧紧包扎好，最后叮嘱战友注意事项。遇到重伤的战友，他就和农民志愿者一起，抬着担架把伤员送到后方的民房里救治。那些农民志愿者都是当地的乡亲，他们痛恨鬼子，主动来帮助新四军，有的抬担架，有的烧水，有的帮忙照顾伤员，成了卫生队的得力助手。
　　一间民房里挤了三四十位伤员，有的躺在木板床上，有的躺在地上铺着的稻草上，呻吟声此起彼伏。而医务人员只有寥寥几人，高平一人当两人用，白天黑夜连轴转，累得眼睛都红了，嗓子也哑了，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有一次，一颗炮弹落在离民房不远的地方，炸起的泥土把窗户玻璃都震碎了，碎片溅到了高平的胳膊上，划出了一道深深的伤口。他只是简单地用纱布包扎了一下，又继续投入到抢救伤员的工作中。
　　顾研究员说，高平老战士在朱家岗战斗中，一共抢救了20多位伤员，其中有几位伤势非常严重，都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从炮火中背出来的。“有一次，一个战友被炮弹炸伤了腿，困在战场上，鬼子的机枪还在不停地扫射。高平趁着炮火的间隙，冲了过去，背起战友就往回跑。子弹擦着他的耳边飞过，他不敢回头，只是拼命地跑，直到把战友安全送到后方。”说到这里，顾研究员的眼里满是敬佩，“老战士说，那时候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把战友救回来，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
　　
　　1943年底，部队迎来了短暂的休整期，高平趁着这个机会，回到了家乡泗洪县朱湖镇。三年没回家，家乡的变化不大，只是村里的人又少了几个，都是被鬼子杀害的。母亲看到他平安回来，哭得泣不成声，拉着他的手不肯松开。在亲人的安排下，他和同村的姑娘孟献林结了婚。孟献林是个勤劳善良的姑娘，早就听说了高平参军打鬼子的事迹，对他充满了敬佩。新婚燕尔，本该是甜蜜幸福的时光，但高平心里始终惦记着前线的战友和未完成的抗日大业。婚后没几天，他就告别了妻子和母亲，再次赶赴部队，继续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临走时，他对孟献林说：“等我把鬼子赶出中国，就回来好好陪你过日子。”
　　抗战胜利后，高平并没有停下脚步，他又先后参加了南麻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在淮海战役大许庄战斗中，他为了抢救受伤的战友，被一颗子弹击中脚踝，血流如注，差点落下残疾。伤愈后，他不顾身体的伤痛，再次奔赴战场，在渡江战役中又一次负伤，并荣立三等功。1949年，因为多次负伤，身体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经常疼痛难忍，高平不得不复员回乡，做起了农民。
　　回到家乡后，高平从不主动提起自己的战功，只是默默地耕种田地，照顾家人。他和孟献林育有一儿一女，日子过得虽然清贫，但很安稳。2005年和2015年，高平先后获颁抗战胜利60周年和70周年纪念章。每次拿到纪念章，他都会抚摸着上面的图案，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眼泪忍不住沾湿衣襟。他常对身边的人说：“我能从战场上活着走下来，是无数战友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这些纪念章，不属于我一个人，属于所有为抗战牺牲的战友们。”
　　2022年，高平老战士在泗洪县朱湖镇去世，享年99岁。临终前，他拉着儿女的手说：“一定要记住，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要永远爱国，永远不能忘记历史。”
　　
　　顾研究员的讲述结束了，档案室里一片寂静。我关掉录音笔，泪水模糊了双眼。高平爷爷的故事，就像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每一个情节都让我深受震撼。作为抗战老兵的后代，我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今天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像高平爷爷一样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二)
　　
　　春风拂过泰州里下河平原，带着湿润的水汽和麦苗的清香。我和无锡抗战研究院的顾新岚研究员驱车赶往兴化安丰镇，去拜访96岁高龄的抗战老战士蒋长龙。车子在乡间公路上穿行，成片的油菜花田铺成金色的海洋，顾姐看着窗外的风景，轻声对我说：“蒋老可是个传奇人物，17岁参军，19岁就在邵伯战役里独守战壕，干掉了日军指挥官，这段经历他很少跟人细说，咱们可得好好听、仔细记。”我的心里满是崇敬与期待。
　　车子停在安丰镇一处整洁的农家小院前，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正坐在院中的竹椅上晒太阳，手里摩挲着一块磨得发亮的老怀表。顾姐快步上前，笑着喊道：“蒋老，我们来看您了！”老人抬起头，眼神清亮，虽然脸上布满了皱纹，但腰板依旧挺直，依稀能看出当年军人的飒爽英姿。他就是蒋长龙，我们要拜访的抗战老英雄。
　　蒋老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他的晚辈们递上刚泡好的绿茶，茶香袅袅中，他打开了话匣子，声音虽然有些沙哑，但语速沉稳，条理清晰，那些尘封在岁月里的战斗往事，在他的讲述中缓缓展开。
　　
　　“我是兴化老圩人，1928年生的。”蒋老呷了一口茶，目光望向远方，像是穿越了时空，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鬼子没来的时候，咱们村里日子虽然苦，但还算太平。1938年鬼子侵占兴化后，一切都变了。他们烧房子、抢粮食、杀老百姓，我们村好几户人家都遭了殃，我亲眼看见隔壁的王大爷被鬼子用刺刀挑死，他才刚满六十岁啊！”说到这里，蒋老的声音有些哽咽，拳头不自觉地握紧，指节泛白，“看着家乡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我心里像着了火一样，在家里再也待不住了，一心想参军打鬼子，报仇雪恨！”
　　1944年，16岁的蒋长龙瞒着家人，偷偷跑到了老圩游击连报名参军。“我那时候个子还没枪高，连长见我年纪小，不肯收我。”蒋老笑着说，脸上露出了孩子气的倔强，“我就天天跟在连长屁股后面，给他端水送饭，说我不怕苦、不怕死，一定能好好打仗。连长被我缠得没办法，又看我眼神坚定，最后才勉强同意了。”
　　参军后，蒋长龙领到了一支老旧的步枪和5发子弹。“那枪是‘老套筒’，枪身都生锈了，扳机也不太灵敏，但我宝贝得不得了。”蒋老回忆道，“班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龙，枪在人在，这5发子弹就是5条鬼子的命，一定要省着用，苦练瞄准，力争枪枪不落空。’我把班长的话记在心里，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瞄准，用秸秆捆成鬼子的模样，放在几十米外，反复练习举枪、瞄准、击发的动作，手指练得酸痛，胳膊也抬不起来，但我从来没喊过累。”
　　凭着这股刻苦劲，蒋长龙的枪法进步飞快，没多久就成了连队里的神枪手。1945年，老圩游击连编入兴化独立团，蒋长龙跟着部队转战各地，参加了多次战斗，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占据扬州邵伯镇的日军却冥顽不灵，拒绝向新四军投降，还在镇上构筑工事，企图负隅顽抗。9月，兴化独立团奉命参加解放邵伯的战斗，蒋长龙也随部队一同前往。
　　“邵伯镇地形复杂，鬼子的防守非常严密。”蒋老的表情严肃起来，“他们的指挥部设在镇西的一座大庙里，以大庙为核心，四周建了一个个‘龟式地堡’。”所谓“龟式地堡”，就是把碉堡建在地面以下，露出地面的部分只有一米多高，上面是钢筋水泥结构，坚硬无比，从远处看就像一只只伏在地上的乌龟。这些地堡之间互为犄角，火力交叉，形成了一道严密的防线。为了修建工事，日军还强行迁走了大庙周围的百姓，把民房全部拆毁，留下一片开阔地，让进攻方无险可守。
　　到达邵伯镇后，蒋长龙趁着夜色，悄悄摸到附近的村庄，向当地百姓了解敌情。“村里有个老大爷，以前在大庙里当过和尚，对里面的情况很熟悉。”蒋老说，“他告诉我，以前大庙里有100多名日军，前一段时间调了不少到高邮县城，现在只剩下28名，但都是些作战经验丰富、冥顽不化的老鬼子。他们在大庙的地下室里储存了大量的弹药和粮食，打算做最后一搏。”蒋长龙还了解到，这些老鬼子武器精良，不仅有轻重机枪、步枪，还有不少手雷和掷弹筒，战斗力不容小觑。
　　掌握情况后，蒋长龙迅速将信息上报给班长，班长又连夜报告了上级。团长根据敌情，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决定在当天半夜发动进攻，一举歼灭守敌。
　　
　　战斗在午夜时分打响，枪声、爆炸声打破了夜空的宁静。“我们发起了好几次进攻，但都被鬼子的火力压了回来。”蒋老的声音低沉，带着一丝沉重，“鬼子的轻重机枪、步枪、手雷组成了一道道严密的火网，子弹像雨点一样打过来，我们的爆破手和突击队员们一个个倒在地堡前面，鲜血染红了开阔地，看着战友们牺牲，我心疼得直咬牙，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为他们报仇。”
　　几次进攻失利后，团长意识到硬冲不是办法，于是下令：“把全团的小迫击炮都移到敌地堡前，所有炮弹打完为止，务必炸开一个缺口！”一声令下，十几门小炮同时开火，一颗颗炮弹呼啸着飞向大庙最前面的一个地堡，“轰轰轰”的爆炸声震耳欲聋，烟尘弥漫。蒋长龙趴在战壕里，紧紧盯着地堡的方向，心里默默祈祷：“一定要炸开，一定要炸开！”
　　经过反复轰炸，那个顽固的“龟式地堡”终于被炸开了一个大洞，里面的鬼子惨叫着冲了出来，被早已埋伏好的战士们一一歼灭。但与此同时，大庙里的日军也发起了疯狂的反击，他们的炮火精准地击中了我军的几门小炮，又有几名战友牺牲在了炮火之下。
　　
　　战斗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下午，经过一整天的血战，大庙周围的地堡被全部摧毁，残余的鬼子退守到大庙内部，继续顽强抵抗。此时，兴化独立团已经阵亡了100多名战士，伤亡惨重，但团长两眼通红，咬着牙下令：“继续包围进攻，绝不能让这伙鬼子跑了！”蒋长龙紧紧握着手中的步枪，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他看着大庙的方向，心里充满了仇恨：“这些老鬼子，一定要把他们全部消灭！”
　　天蒙蒙亮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蒋长龙所在的战壕前后，突然响起一阵密集的手榴弹爆炸声，三八枪子弹像暴雨般射来，从不同方向袭来，“啾啾”的子弹声在耳边呼啸而过，头顶的泥土被打得簌簌往下掉。“是鬼子突围了！”蒋长龙心里一紧，连忙抬头望去，只见十几个鬼子趁着黎明的微光，沿着河堤向远处逃窜，为首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日军队长，腰间挎着指挥刀，手里挥舞着军刀，嘴里叽里呱啦地喊着什么。
　　就在蒋长龙准备开枪射击时，身边的战友突然倒下了。一颗子弹击中了他身旁的副班长，副班长哼都没哼一声，就倒在了血泊中。紧接着，更多的子弹袭来，战友们一个个倒下，战壕里瞬间只剩下蒋长龙一个人。他的班长受了重伤，临死前紧紧拉着他的手，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说：“小龙，守住……守住战壕……别让鬼子跑了……”说完，班长的手就垂了下去，眼睛圆睁着，像是在控诉鬼子的暴行。
　　看着班长和战友们的尸体，蒋长龙的眼睛红了，心头的怒火熊熊燃烧。他擦干脸上的泪水，握紧了手中的步枪，脑海里浮现出班长平时教他的“擒贼擒王”的要诀。“班长，战友们，我一定为你们报仇！”蒋长龙在心里默念着，悄悄从战壕里探出头，瞄准了那个正在逃窜的日军队长。
　　
　　此时，鬼子离他只有几十米远，日军队长的身影在黎明的微光中格外清晰。蒋长龙深吸一口气，稳定住颤抖的手，将准星对准了鬼子军官的胸膛。他屏住呼吸，手指缓缓扣动扳机——“砰！”一声清脆的枪声划破了黎明的寂静，子弹呼啸而出，准确地击中了日军队长的胸部。那个日军队长身体猛地一震，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然后重重地摔下河堤，掉进了河里，在水中挣扎了两下，就沉了下去，再也没有浮上来。
　　“好样的！”蒋长龙心里一阵激动，但他来不及高兴，就感觉到一阵冷风袭来。另一个鬼子手中的轻机枪对着他的方向打出一个点射，子弹贴着他的头皮飞过，打在身后的土墙上，溅起一片尘土。“好险！”蒋长龙吓出了一身冷汗，他连忙低下头，借着战壕的掩护，迅速转移位置。
　　
　　他知道，这伙老鬼子动作又快又凶，不能硬碰硬。于是，蒋长龙利用战壕和周围的地形，不断变换位置，冷枪阻击逃窜的鬼子。他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让鬼子摸不清他的具体位置。有一个鬼子刚想抬头寻找他的踪迹，就被蒋长龙一枪击中了肩膀，倒在地上哀嚎起来。
　　其他的鬼子被激怒了，他们停下脚步，想要干掉蒋长龙，但又慑于他精准的枪法，不敢贸然冲过来，只能不停地扔手雷。一颗颗手雷在蒋长龙原来开枪的地方炸开，泥土和碎石飞溅，战壕被炸毁了一大半，蒋长龙的胳膊被碎石划伤，鲜血直流，但他顾不上包扎，依旧顽强地阻击着敌人。
　　他从战壕里爬出来，迅速隐蔽到一块大石头后面，从腰间掏出仅有的两颗手榴弹，拉开引线，朝着鬼子的方向扔了过去。“轰轰！”两声巨响，鬼子们被炸得东倒西歪，有两个鬼子当场被炸死，剩下的鬼子更加慌乱了。
　　蒋长龙的顽强阻击，为兄弟连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远处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和喊杀声，兄弟连队闻声赶了过来。他们架起机枪，对着逃窜的鬼子一阵扫射，又投出了密集的手榴弹。在兄弟连队的配合下，剩下的鬼子很快就被消灭了，有两个试图顽抗的鬼子，被蒋长龙冲上去用刺刀挑死。
　　战斗结束后，蒋长龙走到河堤边，找到了那个日军队长的尸体，从他的腰间取下了那把指挥刀。“这把刀可真锋利，削铁如泥。”蒋老说着，眼里闪过一丝自豪，“我当时找了颗铁钉放在地上，一刀下去，铁钉就断成了两截。”后来，团长看到这把指挥刀，非常喜欢，但蒋长龙没有私藏，主动把刀交给了团长，团长说缴获要归公，就把刀交给了部队后勤部保管。
　　
　　邵伯战役结束后，蒋长龙因为作战英勇，荣立战功。部队在邵伯休整了一个月后，蒋长龙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看管兄弟部队受降的200多名日军战俘。
　　“那些战俘里，有不少人还很嚣张，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蒋老回忆道，“有一个鬼子军官，见到我就说：‘以前，新四军的手炮不行，我们不怕。现在的手炮，大大的厉害！我们吃亏不少。’我听了很生气，就告诉他，‘不是我们的武器不行，是你们侵略者注定要失败！’”后来，蒋长龙从团长那里了解到，抗战刚开始的时候，我军的手榴弹质量确实很差，一炸就分成两瓣，杀伤力不大，很多时候只能起到威慑作用。但到了抗战后期，我们的兵工厂不断改进技术，生产的手榴弹炸开后，碎片多、杀伤力强，给日军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根据上级的要求，蒋长龙和战友们并没有虐待这些战俘，反而给予了他们优待，按时给他们送饭、送水，还为受伤的战俘治疗。“我们是仁义之师，虽然恨鬼子，但不会像他们那样丧尽天良。”蒋老严肃地说，“不过，我看得出来，除了邵伯大庙里那些死硬的老鬼子，有些战俘在投降后，良知稍微有了一点复苏，但这只是在他们战败的情况下。这些鬼子，得志便猖狂，得志如野兽，永远不能忘记他们的罪行。”
　　不久后，这批日军战俘被遣返，在前往江都集结的途中，被国民党部队截住。据说，国民党部队曾要求这些战俘直接轰炸新四军，但被他们拒绝了。蒋长龙说，这或许是这些鬼子为数不多的一点人性吧。
　　
　　抗战胜利后，蒋长龙又参加了解放战争，在战场上多次负伤，身上留下了大大小小的伤疤。1952年，因为伤势严重，无法再继续留在部队，蒋长龙不得不转业回乡，做起了农民。
　　“脱下军装的那一刻，我心里特别难受，舍不得部队，舍不得战友。”蒋老的声音有些低沉，“但我知道，国家需要我在哪里，我就去哪里。回乡务农，一样能为国家做贡献。”
　　回到家乡后，蒋长龙从不主动提起自己的战功，只是默默地耕种田地，照顾家人。但他心里始终惦记着国家的安危，关心着国防建设，时刻不忘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名抗战老兵。1976年，他把儿子蒋友爱送进了部队，让他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锻炼成长；2009年，他又动员孙子参军入伍，为国家效力。“我们家三代都参军，就是希望能为国家守好大门，不让历史重演。”蒋老自豪地说。
　　
　　太阳渐渐升高，照在蒋老的脸上，给他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我站起身向蒋老深深鞠了一躬：“蒋老，谢谢您给我们讲述这么珍贵的往事，我们一定会永远铭记，好好传承下去。”
　　蒋老笑着说：“都是过去的事了，能有人还记得我们这些老兵，还记得那段历史，我就很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