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三章 特战队员，手抓刀身

　　(一)
　　
　　2024年深秋，金华城被一层淡淡的桂花香裹着，我坐在赵倩老师的抗战研究工作室里。赵倩是浙江抗战史研究领域的年轻专家，每到浙江，她就陪着我走访老兵、整理口述史料，而今天，她要给我讲的，正是一位金华特战队员张洪波的故事——一个16岁就潜入吴淞口炸敌舰，用青春热血书写传奇的老兵往事。
　　“张洪波老家在浦江茶山村，那地方我去过三次，山清水秀，村口至今还留着他祖父张世岩造的石桥。”
　　赵倩翻开一叠老照片，指着其中一张黑白影像说，照片里的石桥斑驳古朴，桥身刻着模糊的花纹，横跨在清澈的溪水上，几个村民正牵着牛从桥上走过。
　　“他祖父是当地有名的石匠，手艺精湛，一辈子造了15座石桥，连通了浦江、金华、桐庐的山路，方便了乡亲们出行；他父亲更重视教育，散尽家财创办了政新小学，让村里的孩子都能读书识字，张洪波就是在那所小学里念的书，也正是在那里，跟着村里的老渔民学会了游泳。”
　　我想象着八十年前的茶山村，少年张洪波在溪水里摸鱼、在江面上嬉戏的模样。
　　
　　赵倩老师说，张洪波的水性是出了名的好，能在水下憋气半个时辰不露头，还能逆流游出十几里地，甚至能在湍急的江水中精准抓住游动的鱼，这为他后来成为特战队员埋下了伏笔。可这份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在抗战爆发后戛然而止。
　　“他大哥是马桥头的教书先生，为人正直，写得一手好字，经常在课堂上给学生讲岳飞、文天祥的故事，也偷偷给学生们传递抗日思想。”
　　赵倩老师的声音低沉下来，“1939年的秋天，日寇对马桥头进行扫荡，因为有人告密，说他大哥私藏抗日传单，鬼子直接冲进学校，把他大哥拖到村口的老槐树下，活活打死了。”
　　赵倩老师顿了顿，补充道，“张洪波那时候才13岁，跟着乡亲们跑到村口，亲眼看到大哥的遗体被绑在槐树上，身上全是刺刀留下的伤痕，鲜血浸透了身下的泥土。他跪在大哥坟前，磕了三个响头，发誓一定要亲手杀了日本鬼子，为大哥报仇。”
　　
　　这份血海深仇，成了张洪波参军的最初动力。1941年农历新年，干爹的弟弟洪祝军从国民党部队回来过年，这位在部队里当人事官的汉子，晒得黝黑，身上还带着硝烟味，看着满脸悲愤的张洪波，直截了当地说：“日本鬼子马上要对浦江进行大扫荡了，咱们家乡迟早要被他们糟蹋光，田地会被烧，粮食会被抢，乡亲们也活不了，跟我去打鬼子吧！”
　　张洪波几乎没有犹豫，眼睛里闪着复仇的火光，脱口而出：“我本来就想去呢！早就不想看着鬼子横行霸道了！”
　　洪祝军当即从口袋里掏出纸笔，在昏暗的油灯下写了一封介绍信，折好递给张洪波：“这样好了，我给你写一封介绍信，你叫上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去，人多力量大。”张洪波小心翼翼地把介绍信藏在贴身的衣兜里，仿佛藏着一份沉甸甸的使命。
　　第二天一早，张洪波就跑遍了浦江的大街小巷，找到了浙东中学的同学吴梦祥、柳树园。吴梦祥的父亲是郎中，家里藏着不少医书，他本来想继承父业，悬壶济世，可看到日寇的暴行，毅然放下药箱，说：“国难当头，治病救人不如先保家卫国；柳树园则是个农民的儿子，从小跟着父亲打猎，枪法精准，性子也烈，早就想扛枪打鬼子，三人一拍即合。三个少年，怀揣着同样的家国情怀，背着简单的行囊——几件换洗衣物、一本课本、一把父亲给的柴刀，踏上了参军之路。他们一路步行，翻山越岭，饿了就啃干粮，渴了就喝溪水，走了整整七天，才终于找到了洪祝军介绍的部队。
　　“他们三个一路辗转，终于找到了部队。当时部队正在组建水上特种行动分队，专门挑选水性好、身手敏捷的士兵，张洪波因为水性过人，一下子就被选中了。”赵倩老师拿出一份残缺的部队档案，上面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但依然能看清“张洪波”“水性极佳”“适合水下作战”等字样。“你看，这里记载着他的训练科目：潜水、爆破、水下格斗、磁性炸药使用、水下侦察……整整六个月，每天都是高强度训练。早上天不亮就下水，在冰冷的江水里练习潜游、憋气，有时候要在水下待上一个时辰，上来的时候嘴唇都冻得发紫；晚上还要学习爆破理论、识别敌舰构造、使用暗号联络，很多人都坚持不下来，偷偷跑了，可张洪波咬着牙挺过来了，他心里一直记着大哥的仇，记着乡亲们的苦难。”
　　训练结束后，张洪波正式编入特种军事行动队淞杭支队水上特种行动分队，活动范围覆盖了黄浦江、钱塘江、杭州湾、吴淞口、太湖、崇明岛以及大运河一带。这支部队就像一把尖刀，专门在水上执行破袭、炸舰、侦察等特种任务，队员们个个身怀绝技，却也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而张洪波的第一次实战，就遭遇了一场惨烈的战斗。
　　
　　“1941年8月，他们奉命去诸暨安华炸铁桥，那座铁桥是日军运输物资和兵力的重要通道，炸毁它就能切断日军的补给线。”赵倩老师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从浦江到诸暨安华，一条蜿蜒的路线清晰可见。“当时的中队长张世余是天仙堂人，四十多岁，作战经验丰富，为人也特别好，很照顾只有13岁的张洪波，让他做自己的勤务兵，时刻跟在身边，教他怎么躲避炮火、怎么安装炸药。他们趁着夜色，悄悄摸到铁桥，把炸药小心翼翼地装在桥墩上，接好引线，可就在准备引爆的时候，张世余突然发现雷管不见了。”
　　更要命的是，就在这时，从义乌和诸暨两个方向传来了火车的轰鸣声，日军的列车呼啸而来，车灯照亮了整个铁桥。紧接着，装甲车的机枪像雨点一样扫射过来，子弹打在铁轨上，溅起一串串火花，把他们困在了铁桥上。“第一批冲上去抢炸药的80多个人，全倒下了，没有一个活着回来。”赵倩老师的声音带着哽咽，“那些战士都是跟张洪波一起训练的战友，前一天还在一起说笑，分享家乡的特产，转眼就倒在了血泊中。张洪波看着桥下漂浮的战友遗体，眼泪止不住地流，可他知道，现在不是哭的时候，越是危急，越要冷静。”
　　第二批战友冲上去的时候，张洪波和其他人趴在铁轨旁，拼命用机枪掩护，张世余队长则用木板架起火箭炮，对着日军列车狠狠轰击。“轰——”的一声巨响，火箭炮击中了列车的车头，敌人的火力暂时哑火。趁着这个间隙，战友们终于把爆破装置抢了回来。可就在这时，一颗子弹从侧面飞来，击中了张世余队长的胸部，他猛地倒在张洪波身上，鲜血瞬间染红了张洪波的军装，温热的血溅到了他的脸上。
　　“张洪波抱着队长，一边流泪一边往后撤，敌人的子弹还在耳边呼啸，嗖嗖地从头顶飞过。他只想着把队长救出去，根本顾不上自己的安危，就在快要撤到桥尾的时候，他的右大腿突然一阵剧痛，像被烙铁烫了一样，低头一看，鲜血已经浸透了裤子，他也中了一枪。”赵倩老师说，“那场战斗，整个大队牺牲了130多个战友，几乎伤亡过半。后来才查清，是爆破队里的吴国忠当了汉奸。他早就被日军收买，提前把行动消息告诉了伪军亲戚和日军，还藏起了雷管，自己则趁着混乱偷偷逃走了。”
　　部队通过内线，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在安徽宁国找到了吴国忠。他们召开了公审大会，当着所有战友的面，揭露了吴国忠的汉奸行径。“张洪波说，当时他站在人群里，看着那个叛徒，心里的恨比山还重。公审结束后，吴国忠被砍了头，大快人心，也告慰了牺牲战友的在天之灵。”而张洪波被送到后方医院，医院条件简陋，没有麻药，医生只能用酒精消毒手术刀，然后直接切开他的右大腿，一点点把那颗子弹取出来。“他说手术的时候，疼得他浑身发抖，牙齿咬得咯咯响，手心都攥出了血，可他咬着牙没吭一声，心里想着牺牲的队长和战友，这点疼又算什么。”赵倩老师说，两个月后，伤口刚痊愈，张洪波就迫不及待地归队了，他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报仇的机会。
　　归队后的张洪波，变得更加沉稳勇猛。他参与了一次又一次水上特种行动，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而最让他难忘的，是1944年10月的吴淞口炸舰行动。
　　
　　“那时候他已经16岁了，经过三年多的实战历练，已经成了队里的骨干，战友们都叫他‘水上小老虎’。”赵倩老师拿出一份老兵口述记录，上面是张洪波晚年的回忆，字迹有些颤抖，却字字真切。“部队得到情报，一艘日军炮舰要停靠吴淞口补充物资，这艘炮舰多次在长江流域骚扰百姓，击沉了不少民船，长官把炸沉它的任务交给了张洪波。战友们帮他把烈性炸药装进一个特制的木箱里，箱子外面安上一块强力磁铁，这样就能牢牢吸附在敌舰的船体上，不容易被发现。”
　　行动那天深夜，吴淞口一片漆黑，只有敌舰上的探照灯偶尔扫过江面，像一只狰狞的眼睛。张洪波穿上沉重的潜水服，背上氧气瓶，检查了一遍又一遍炸药和引信，战友们拍了拍他的肩膀，眼神里满是信任和鼓励。“保重，我们在岸边接应你！”队长拍着他的后背说。张洪波点了点头，没有说话，悄悄潜入水中。
　　“江水冰凉刺骨，深秋的吴淞口水温只有十几度，潜水服虽然能起到一定的保暖作用，可寒气还是顺着缝隙往里钻，冻得他手脚发麻。”赵倩老师描述着当时的场景，“他只能凭着事先侦察好的路线，在水下慢慢摸索，耳边是自己沉重的呼吸声和水流声，还有远处敌舰发动机的轰鸣声。他不敢发出一点声音，生怕被敌人发现，只能一点点靠近目标。”
　　终于，他游到了距敌舰五米左右的地方，按照长官的要求，轻轻推开炸药箱。“咔哒”一声，磁铁瞬间吸在了船体上，牢牢固定住。他立刻拉开火丝，转身就往回潜游，动作快如鱼梭。他一边游一边数数，“一、二、三……十”，刚数到十，身后就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江水剧烈翻腾，巨大的冲击波把他往前推了好几米，耳膜震得生疼。他回头一看，火光映红了整个夜空，敌舰已经被炸得四分五裂，甲板上的日军惨叫着坠入水中，紧接着，舰上的炮弹被引爆，连环爆炸持续了好久，火光冲天。
　　“他说那声音震得他头晕目眩，游上岸的时候，耳朵里嗡嗡作响，好几天都听不清声音。”赵倩老师笑着说，“后来才知道，那艘炮舰上的20多个日本鬼子，全被炸死炸伤，炮舰也很快沉入了江底。张洪波因为这次战功，被大队长在全队面前褒奖，还得了一枚银质勋章，勋章上刻着‘英勇作战’四个字，他一直珍藏着。”
　　可特战队员的生涯，从来都是九死一生。1945年初，13艘日军炮艇同时停靠吴淞口，气势汹汹，部队需要摸清敌舰的数量、装备和补给情况，张洪波主动请缨，奉命去收集情报。他在海边的芦苇丛里蹲守了整整一天，饿了就啃几口干粮，渴了就喝一口随身携带的水，不敢有丝毫懈怠。晚上，就在他记录情报的时候，敌舰上的探照灯突然扫了过来，正好照中他所在的位置。
　　“不好，被发现了！”他心里“咯噔”一下，刚想躲进芦苇丛深处，就听到“轰”的一声巨响，炮弹在他身边爆炸，泥土和碎石溅了他一身。他的腿被弹片炸伤，一道深深的伤口，血流不止，疼得他倒在地上直打滚。“战友们冒着炮火冲过来，把他从芦苇丛里拖出来，简单包扎了一下，就轮流背着他往基地跑。”赵倩老师说，“那一路全是山路，崎岖难行，战友们轮换着背他，饿了就啃点树皮草根，渴了就喝路边的溪水，整整跑了七天七夜才回到安全地带。张洪波说，那七天里，他好几次都想放弃，可战友们一直鼓励他，说‘你不能死，还要为牺牲的战友报仇’，他才咬牙坚持了下来。”
　　
　　1945年4月，张洪波伤愈归队，随部队前往太湖执行任务。“他说太湖的水面相对平静，敌舰停泊时间一般只有三个小时，而且周围的芦苇荡多，容易隐蔽，相对长江口和大运河，更容易下手。”赵倩老师说，“他第一次潜游过去，顺利炸毁了一艘炮舰，看到不远处还有一艘敌舰正在补充燃料，就想趁热打铁，再拿一包炸药游过去。可这次，日本鬼子有了防备，发现了水下的动静，一炮打过来，他的右腿又被弹片击中，鲜血染红了身边的湖水。”
　　掩护的战友连忙开着小船冲过来，把他救上船，紧急包扎止血。可这次受伤，让他错过了和老同学吴梦祥、柳树园的最后一面。“就在他养伤的时候，传来消息，吴梦祥和柳树园在吴淞口的一次突袭行动中，为了掩护战友撤退，被日军包围，最后拉响了身上的炸药，和敌人同归于尽了。”赵倩老师的声音有些沉重，“张洪波听到这个消息，一个人躲在帐篷里哭了好久，他拿出三个人刚参军时的合影，照片上的三个少年笑容青涩，眼神坚定，可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说参军四年，身边的战友换了一批又一批，有的牺牲了，有的失踪了，他能活下来，已经是万幸。”
　　四年抗战生涯，张洪波一共炸沉了7艘日军炮艇，其中崇明岛3艘、吴淞口2艘、太湖2艘。这些数字背后，是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是对家国的忠诚与担当。“他说他从来不相信什么生死定数，只是觉得，为国家而死，为同胞而死，死有所值。每次执行任务前，他都会写一封遗书，放在贴身的口袋里，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可每次都凭着勇气和智慧活了下来。”赵倩老师说。
　　
　　抗战胜利后，1946年，张洪波解甲归田，回到了浦江茶山村。他说:“鬼子打跑了，我想回家看看乡亲们”。
　　他终身未娶，一个人住在一间15平方米的土木结构农舍里，屋里陈设简单，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最珍贵的东西，就是一个抗战时期使用的军用水壶。“那个水壶他一直带在身边，壶身已经被磨得有些模糊了，可他还是每天擦拭，就像擦拭一件稀世珍宝。”赵倩老师说，“他从不主动提起自己的战功，乡亲们问起，他也只是笑着说‘都是应该做的’，平日里就种种田、养养鸡，过着平淡的生活。”
　　2005年，金华市寻找抗日老兵，工作人员找到张洪波，他才慢慢说出了自己的经历，入选金华市抗日英雄谱；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专程来采访他，他的口述战史被收录至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专题纪念馆，让更多人知道了这位特战队员的传奇故事。晚年的他，虽然腿脚不便，听力也有些衰退，却依然能准确复述当年行动的口令暗号和炸弹安装要领，那些刻在骨子里的记忆，从未褪色。
　　后来，因为原住房属于C级危房，随时有倒塌的危险，在茶山村委、金华小脚丫公益基金会、深圳龙跃基金会、浦江狮子会等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他住进了养老院，有人照顾饮食起居，安享晚年。
　　2018年，张洪波老人去世，享年90岁。赵倩老师说，老人临终前，还紧紧攥着那个军用水壶，嘴里念叨着“打鬼子”“守家国”，眼神里满是不舍。乡亲们说，老人走得很安详，仿佛只是睡着了，脸上还带着一丝微笑，或许是看到了当年牺牲的战友和大哥，看到了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听完赵倩的讲述，我久久没有说话。窗外的桂花香气依旧浓郁，可我的心里却翻涌着惊涛骇浪。13岁参军，16岁潜入吴淞口炸舰，四次负伤，见证130多位战友牺牲，张洪波老人的一生，是抗战老兵的缩影，也是那段烽火岁月的生动写照。
　　
　　(二)
　　
　　2024年年底的一天，兰溪的空气里裹着江南独有的湿润凉意，薄雾像一层轻纱笼罩着乡间小路，远处的青山若隐若现。我和赵倩老师驱车前往水亭乡尚方村，车轮碾过青石板路，发出清脆的声响。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拜访97岁高龄的抗战老兵方志欣，听他亲口讲述那段藏着刀光剑影与赤胆忠心的抗战往事——尤其是那只曾徒手抓住刺刀的手，究竟承载了怎样的生死瞬间。
　　车子在村口的老樟树下停下，这棵树至少有上百年树龄，枝繁叶茂，像一位守护村庄的老者。村干部早已在树下等候，笑着迎上来：“方老特意早起收拾了院子，就等着你们来呢！”沿着蜿蜒的村道往里走，两旁是白墙黛瓦的农舍，墙角堆着晒干的柴禾，几位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看到我们，好奇地探了探头。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和淡淡的柴火味，宁静而祥和。
　　“到了！”村干部推开一扇斑驳的木门，门轴发出“吱呀”的声响。院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几盆月季开得正艳，叶片上还挂着晨露，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坐在竹椅上修剪花枝，动作缓慢却稳健。他穿着深蓝色的对襟衫，袖口挽起，露出瘦削却结实的胳膊，腰板挺得笔直，即便拄着拐杖，也难掩一身军人的风骨。
　　“方老，我们是来听您讲抗战故事的。”赵倩老师凑到老人耳边大声说，生怕他听不清。方志欣老人抬起头，眼睛里亮起一道光亮，他放下剪刀，点了点头，声音出乎意料地洪亮：“好啊，打鬼子的事，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就怕你们年轻人不爱听。”
　　我们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老人的儿媳端来三杯热茶，茶杯是朴素的白瓷碗，茶汤清澈，散发着淡淡的茶香。我下意识地看向方志欣老人的右手，只见手背上一道长长的疤痕格外醒目，像一条暗红色的蚯蚓，从虎口一直延伸到手腕，疤痕边缘凹凸不平，即便过去了八十年，依旧能看出当年伤口的深可见骨。“这就是当年抓鬼子刺刀留下的伤。”方志欣老人似乎察觉到我的目光，主动抬起右手，用左手轻轻抚摸着疤痕，指尖划过凹凸的纹路，陷入了遥远的回忆。
　　
　　“我1927年4月出生在尚方村，家里有三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老人的声音带着些许沙哑，却字字清晰，“那时候家里条件不算差，爹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民，还送我读了五年私塾。先生教我们念《论语》《孟子》，还经常讲岳飞精忠报国、文天祥宁死不屈的故事，那些话我到现在都记得。”
　　老人顿了顿，眼神暗了下来：“可我12岁那年，爹突然得了重病，没钱医治，没多久就走了。家里的天一下子就塌了，娘一个人拉扯我们三个孩子，日子过得苦啊，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有时候只能挖野菜、啃树皮充饥。”他叹了口气，“弟弟妹妹还小，我作为老大，只能早早扛起家里的担子，跟着娘下地干活，放牛砍柴，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
　　1938年，“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年，方志欣的舅舅看着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毅然报名参军打日本。“舅舅那时候才二十出头，长得高高大大，为人正直，村里人都很敬重他。”老人的眼神柔和下来，仿佛又看到了舅舅当年的模样，“他临走前，特意到家里来看我，摸了摸我的头说：‘阿欣，好好读书，好好照顾娘和弟弟妹妹，等我打跑了鬼子，就回来带你们过好日子。’”
　　第一年，舅舅还会从前方寄信回来，信里说他在部队一切都好，还打了好几次胜仗，让家里放心。可到了第二年，信突然断了，再也没有任何音讯。“娘每天都到村口的老槐树下等，盼着能收到舅舅的信，可每次都失望而归。”方志欣老人的声音有些哽咽，“后来有人从前方回来，说舅舅所在的部队遭遇了鬼子的埋伏，全军覆没，舅舅大概率已经牺牲了，可连尸骨埋在哪都不知道。娘听到这个消息，当场就哭晕了过去，醒来后就一直偷偷抹眼泪，我那时候就暗暗发誓，长大了一定要找到舅舅，要是他不在了，我就替他打鬼子，为他报仇。”
　　1941年，14岁的方志欣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经人介绍到龙游一家药店里当学徒。“药店老板姓陈，是个老中医，人很好，不仅教我认药材、包药、抓药，还教我一些医术，能治个头疼脑热、跌打损伤。”老人说，“我那时候很勤快，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打扫店铺、晾晒药材，晚上还跟着陈老板学习药理知识，日子过得充实又安稳，我本想一直跟着陈老板学医术，将来当个郎中，救死扶伤。”
　　
　　可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就被日本鬼子的铁蹄打破了。“那天中午，我们正在店里忙活，突然听到外面传来‘嗡嗡’的飞机声，紧接着就是一声巨响，炸弹落在了不远处的街上，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方志欣老人握紧了拳头，指节发白，“我们赶紧往外跑，就看到鬼子的飞机在天上盘旋，不断投下炸弹，地面上的鬼子端着枪，见人就杀，见房就烧。”
　　混乱中，几个鬼子冲进了药店，一把火把店铺烧了起来。“火光冲天，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药材被烧得噼啪作响，陈老板想冲进去抢救药材，被我死死拉住了。”老人说，“我什么都顾不上拿，只记得枕头底下有本爹留给我的《说岳全传》，那是我最珍贵的东西，我赶紧伸手揣进怀里，拉着陈老板就往外跑。”
　　他们一路狂奔，身后的药店被大火吞噬，成为一片火海。“我一边跑一边回头看，心里又恨又急，那些药材是陈老板一辈子的心血，就这么被鬼子烧了。”方志欣老人说，“那天晚上，我们躲在山里的破庙里，我拿出怀里的《说岳全传》，借着微弱的月光翻看着，岳飞杀敌报国、精忠不二的故事在我脑海里浮现。我暗暗下定决心，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像岳飞一样，把这些作恶多端的鬼子都赶出去，让老百姓能过上安稳日子。”
　　逃难回来后，方志欣在家乡待了三年。这三年里，他亲眼看到鬼子烧杀抢掠，乡亲们流离失所，有的村民被鬼子杀害，有的房子被鬼子烧毁，到处都是一片凄惨的景象。“那时候，我每天都在盼着自己快点长大，好去参军打鬼子。”老人说，“娘知道我的心思，一直劝我不要去，说太危险了，可我知道，国难当头，个人的安危又算得了什么，男人就该上战场，保卫家国。”
　　
　　1944年，17岁的方志欣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抗日之志，不顾母亲的反对，主动报名参军，加入了陆军105师3团6连1排3班。“我娘送我到村口，拉着我的手哭了好久，我心里也不好受，可我还是狠下心转身就走了。”老人说，“我跟娘说，等打跑了鬼子，我一定回来孝敬她，让她过上好日子。”
　　在部队里，方志欣接触最多的就是班长王杰，一位来自青田的老兵，年纪也就二十出头，却已经参加过好几次战斗，经验丰富。“王班长对我特别好，从不欺负新兵，还很照顾我。”老人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军营，“我那时候年纪小，体力跟不上，训练的时候总落在后面，每次跑步都跑最后一名，王班长就陪着我加练，每天早上提前半小时起床，带着我在操场跑步，教我怎么调整呼吸、怎么发力。”
　　射击训练时，方志欣总是打不准靶心，心里很着急。王班长就耐心地教他，让他趴在地上，调整姿势，屏住呼吸，手把手地教他瞄准。“王班长说，射击的时候不能慌，要心无杂念，眼睛盯着靶心，手指轻轻扣动扳机。”老人比划着瞄准的动作，“在他的指导下，我的射击技术越来越好了，后来每次考核都能取得好成绩。”
　　晚上宿营，部队驻扎在缙云大山里，条件异常艰苦。“山里的夜晚特别冷，我们睡在帐篷里，地上只铺了一层稻草，寒风从帐篷的缝隙里钻进来，冻得人瑟瑟发抖。”方志欣老人说，“王班长见我年纪小，抵抗力弱，就把自己的毯子分给我一半，说他身强力壮，不怕冷。他还经常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给我吃，说我正在长身体，需要补充营养。”
　　部队的供应也很紧张，每天只有两碗清汤寡水的饭，碗底能照见人影，菜就是一点咸菜，有时候连咸菜都没有。“我们要每天爬山出操，天不亮就起床，跑十几里山路，晚上还要站岗放哨，时不时还要和鬼子打仗。”老人说，“虽然条件很苦，但没人抱怨，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就是想早点把鬼子打跑，回到家乡和亲人团聚。”
　　
　　1944年8月的一天半夜，连里突然接到紧急命令，派方志欣所在的一排去山上的破庙里抬两个木箱子。“那时候天特别黑，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带队的老兵能借着微弱的月光辨认路。”老人的声音变得紧张起来，“长官没说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但我们都猜应该是子弹——那箱子沉得很，估计每个都有百十来斤，我们四个人用毛竹抬着，走一步晃三晃，在崎岖的山路上挪得特别慢。”
　　一行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脚下的石子硌得脚生疼，山路两旁长满了荆棘，时不时会刮到衣服和皮肤。“我们都不敢说话，只能靠手势交流，生怕惊动了附近的鬼子。”方志欣老人说，“走了大概三个多小时，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们突然听到前面传来脚步声，还有鬼子叽里呱啦的说话声，声音越来越近。”
　　排长示意大家赶紧停下，悄悄拨开草丛一看，不远处有一个小队的巡逻鬼子兵，大概十来个人，正沿着山路慢慢走来，一个个端着枪，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我们一排有三十多个人，硬拼的话也不怕他们，可就怕鬼子后面有大部队，到时候我们不仅自身难保，还得把箱子弄丢，那可就麻烦了。”老人说，“排长当机立断，让抬箱子的人先带着东西往山后走，找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其他人在水塘周围的树荫下和高坡处埋伏起来，等鬼子进入包围圈再动手。”
　　方志欣和战友们迅速找好隐蔽位置，握紧了手里的枪，心脏砰砰直跳，手心全是汗。“我那时候是第一次参加实战，心里又紧张又兴奋，紧张的是怕自己打不好，兴奋的是终于能亲手杀鬼子了。”他说，“鬼子果然很骄傲轻敌，大摇大摆地往前走，根本没察觉到周围的埋伏。排长派了两个战友假装逃跑，故意制造动静，鬼子果然上当，以为是小股游击队，在后面紧追不舍。”
　　
　　当鬼子全部进入包围圈后，排长一声令下，打响了第一枪。紧接着，轻机枪、手榴弹、冲锋枪一同开火，枪声、爆炸声震耳欲聋，打破了山间的宁静。“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想着杀鬼子，拿起枪就连续扣动扳机，打完了十几发子弹。”方志欣老人比划着开枪的动作，眼睛里闪着光，“我看到一个鬼子被我打中了两枪，踉跄了一下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心里别提多痛快了。”
　　战斗很快就结束了，十来个鬼子被全部消灭，没有一个漏网之鱼。方志欣跟着王杰班长一起去检查尸体，收缴武器。“班长特意嘱咐我，拿鬼子武器的时候，一定要先用脚踢一踢鬼子的身体，确认他们真死了再去捡，免得他们装死偷袭，很多战友就是因为大意，被装死的鬼子伤了。”老人说，“我记住了班长的话，走到一个被三八步枪压住腿的鬼子面前，狠狠踢了他一脚，想把步枪拿出来。”
　　可就在这时，那个“死了”的鬼子突然轱辘一下爬了起来，眼睛里闪着凶光，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双手握紧刺刀，猛地向方志欣刺来。“太快了，根本来不及反应！”老人的身体微微颤抖，仿佛又感受到了当年的惊险瞬间，“我当时就站在鬼子面前，距离太近，想闪避已经来不及了，也没时间格挡，只能下意识地伸出右手去抓刀身。”
　　“嗤——”的一声，锋利的刺刀划破皮肤，刺入肌肉，方志欣只觉得手上一阵钻心的疼，像被火烧、被冰刺，鲜血一下子就涌了出来，顺着手指往下淌，染红了他的衣服，滴落在地上。“啊！啊！”他忍不住大叫起来，下意识地死死抓住刀身不放，手指紧紧抠住刀刃，想阻止鬼子继续往前刺。鬼子使劲往前推，刀刃越陷越深，疼得他几乎晕厥，眼前阵阵发黑。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前边的王杰班长听到叫声，迅速转身，看到方志欣被鬼子袭击，立刻举起驳壳枪，连射三枪，子弹正中鬼子的胸口。鬼子闷哼一声，身体晃了晃，倒在地上，再也不动了。
　　“班长冲过来，一把抱住我，小心翼翼地把我的手从刀身上掰开，看到我手上的伤口，他急得直跺脚。”老人说，“伤口又长又深，骨头都露出来了，血一直往外涌，班长赶紧把自己的绑腿解下来，紧紧缠在我的手上，用力勒住，想止住血。然后他迅速收拾好缴获的枪支弹药，拉着我就往山后跑，生怕鬼子的大部队赶过来。”
　　方志欣被班长拉着跑，右手的剧痛让他几乎迈不开腿，每跑一步，伤口就被扯得生疼，冷汗顺着额头往下淌，浸湿了衣服。“疼得我浑身发抖，眼泪止不住地流，我是第一次受伤，吓得魂都快没了，心里又怕又慌。”他说，“卫生员很快赶了过来，用盐水给我清洗伤口，盐水碰到伤口，疼得我差点晕过去，我死死咬住嘴唇，把嘴唇都咬破了。卫生员用纱布和棉花给我包扎，可血还是止不住，纱布换了一块又一块，都被浸透了。”
　　班长王杰看情况紧急，连忙喊了几个附近的农民，用门板做成简易的担架，把方志欣抬到了附近的战地医院。“那个医院设在一个破庙里，里面挤满了受伤的战士，条件非常简陋，没有床铺，只有铺在地上的稻草席子，医疗设备也很短缺。”方志欣老人说，“医生用酒精给我消毒，没有麻药，酒精碰到伤口，疼得我浑身冒汗，死死咬住一根木棍，没敢叫出声。医生说幸好我抓得及时，而且抓的位置比较准，要是再偏一点，刺中胸口或喉咙，就没命了。”
　　医生用针线给方志欣缝合伤口，一针一线都疼得他死去活来，他紧紧闭上眼睛，脑子里想着岳飞的故事，想着舅舅和牺牲的乡亲们，咬着牙坚持了下来。“缝了十几针，伤口终于被缝合好了，医生给我敷上草药，用纱布缠好，嘱咐我好好休息，不要乱动。”老人说，“那几天，我躺在稻草席上，疼得睡不着觉，班长每天都会来看我，给我带吃的，陪我说话，安慰我，让我不要害怕。”
　　这次战斗，一排不仅消灭了一整个班的鬼子，还成功保护了重要的弹药箱，圆满完成了任务，立了大功。排长因为指挥得当，被提升为连长，王杰班长和方志欣也受到了表彰，得到了上级的嘉奖。一个多月后，方志欣的伤口渐渐愈合，但右手背上留下了一道永久性的疤痕，手指的灵活性也大不如前，有些精细的动作再也做不了了。“虽然手不方便了，但我不后悔，能打死鬼子，保护战友，这点伤算什么。”老人说，脸上露出了坚定的神情。
　　
　　伤愈归队后，方志欣因为表现勇敢，被调入警卫营当二等兵，负责长官的保卫工作。“警卫营的训练更加严格，要求也更高，每天都要进行体能训练和射击训练，还要学习格斗技巧和保卫知识。”老人说，“那时候，黄绍竑长官来我们部队开大会，我们负责会场的保卫工作。我们提前几天就开始勘察场地，在周围埋伏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大会当天，会场周围戒备森严，方志欣和战友们分布在各个角落，密切关注着周围的动静。“突然，我发现两个人形迹可疑，他们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却四处张望，眼神很警惕，不像来参加大会的。”老人说，“我立刻报告了班长，班长派人悄悄跟踪他们，发现他们竟然是混进会场的日本特务，身上还藏着武器，想趁机刺杀长官。”
　　方志欣和战友们迅速行动，悄悄包围了那两个特务。“我们假装路过，趁他们不注意，突然冲了上去，把他们制服。”老人说，“可那两个特务很顽固，拼命反抗，我们只好动手，追了好几里地，终于把他们打死了，确保了大会的安全。”这次事件后，方志欣因为表现突出，又受到了一次嘉奖。
　　后来，方志欣抽空回老部队看望战友，想看看王杰班长，却得到了一个让他悲痛欲绝的消息：王杰班长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撤退，被鬼子的炮弹击中，壮烈牺牲了。“我当时就哭了，一个人在山上走了好久，想起班长对我的好，想起他教我打仗、给我盖毯子、在我受伤时照顾我的日子，心里像刀割一样疼。”方志欣老人的声音哽咽了，眼睛里泛起了泪光，“我一直想找到班长的家人，告诉他们班长是英雄，是为了保护战友牺牲的，可我只知道他是青田人，具体是哪个村的，叫什么名字，家里有什么人，我都不清楚，到现在都没能完成这个心愿，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1945年8月16日，方志欣正在站岗，突然听到长官大声喊：“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我当时以为自己听错了，愣了好久才反应过来，追问长官是不是真的，长官笑着点了点头。”
　　老人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整个营区都沸腾了，战友们喊啊、笑啊、跳啊，有的把帽子扔到天上，有的抱着一起哭，有的拿出仅有的酒，互相庆祝。我们警卫营没有鞭炮，我就把战鼓拿出来，使劲地敲，敲得手都麻了，心里的高兴劲儿怎么也发泄不完。”
　　抗战胜利后，方志欣随警卫营进驻杭州，部队改编为浙江警察大队，他调入第一连，担任省政府的保卫工作。“我们从兰溪出发，经过龙游、桐庐、富阳，一路走到杭州。”老人说，“沿途的老百姓看到我们，都热情地打招呼，给我们送吃的、送水，家家户户挂起了红灯笼，到处都是欢天喜地的景象。我心里特别自豪，觉得我们的牺牲都是值得的，我们终于把鬼子赶跑了，老百姓可以过上安稳日子了。”
　　1946年下半年，方志欣被调入上海警察局机动大队，后来又到上海静安寺分局工作。“那时候，上海很乱，刚经历过战争，社会秩序不稳定，我们每天都要维持秩序，处理各种案件，工作很繁忙。”老人说，“我的一个班长是地下党，他对我很好，经常给我讲革命道理，教我怎么做人，怎么为老百姓服务。”
　　解放军接收上海后，想留用方志欣，但他那时候因为长期在艰苦的环境下作战和工作，身体落下了病根，经常吐血，身体实在撑不住了。“我那时候每天都觉得很累，浑身无力，咳嗽不止，还经常吐血，医生说我需要好好休养，不能再劳累了。”老人说，“我想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辞职，回到兰溪老家，好好照顾娘，也好好休养身体。”
　　
　　回到家乡后，方志欣务农为生，每天下地干活，虽然辛苦，但心里很踏实。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妻子诸葛芝仙，诸葛芝仙是个勤劳善良的姑娘，知书达理，两人情投意合，很快就结婚了。
　　“我娘看到我平安回来，还娶了媳妇，高兴得睡不着觉，一直念叨着‘鬼子打跑了，我的儿子回来了，还成家了’。”老人说，“我们结婚后，育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日子过得平淡而幸福。我娘帮我们带孩子，我和媳妇下地干活，虽然不富裕，但一家人其乐融融。”
　　方志欣老人一辈子勤劳朴实，待人真诚，在村里威望很高。乡亲们有什么困难，他都会主动帮忙，村里有什么矛盾，他也会出面调解。
　　“我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就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保卫了国家，守护了家人。”老人说，“我经常给孩子们讲抗战的故事，讲岳飞的故事，告诉他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要珍惜现在的日子，要爱自己的国家，要做一个正直、勇敢、有担当的人。”
　　2015年，方志欣老人获得了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那天，政府的人把纪念章送到我手里，我捧着纪念章，哭了。”老人说，“这枚纪念章不仅是给我的，也是给那些牺牲的战友们的，是给我舅舅和王班长的。我想告诉他们，鬼子被赶跑了，国家强大了，老百姓过上了安稳日子，他们的心愿实现了。”他小心翼翼地从抽屉里拿出纪念章，轻轻放在手心，眼神里充满了珍视和敬意。
　　如今，97岁的方志欣老人身体还算硬朗，每天早上起来都会种种花、做做操，有时候还会到村口和老人们聊聊天。“平平安安、没病没灾，就是最好的晚年。”老人笑着说，“我的孩子们都很孝顺，经常来看我，孙辈们也很懂事，每次回来都会陪我说话，听我讲过去的故事。我很满足，也很幸福。”
　　
　　太阳渐渐升高，驱散了薄雾，院子里的月季花开得格外鲜艳，阳光洒在方志欣老人的身上，给他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看着老人脸上平和的笑容，听着他讲述那段惊心动魄的抗战往事，我心里充满了敬意。17岁参军，徒手抓住鬼子的刺刀，见证战友的牺牲，亲历抗战的胜利，方志欣老人的一生，是千千万万抗战老兵的缩影。他们用青春和热血，守护了山河无恙；他们用勇气和担当，诠释了精忠报国的真谛；他们用平凡的一生，践行了对国家和人民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