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二章 杀敌投弹，匕首近刺

　　(一)
　　
　　2025年1月的义乌，我与身旁的赵倩并肩前行，“周哥，王老先生家就在前面那条巷子里，他就等咱们呢。”她的声音带着难掩的雀跃。
　　推开王家小院的竹篱笆门，一股混合着茶香与腊梅香的气息扑面而来。院子不大，藤椅上坐着一位白发老者，身着深蓝色棉袄，背脊挺得笔直，宛如寒冬里不倒的苍松。他眯着眼睛晒太阳，脸上的皱纹如沟壑纵横，却在听到脚步声时，缓缓睁开了眼。旁边站着的阿姨笑容温和，正是老人的女儿王雪虹，她快步迎上来：“是周先生和赵小姐吧？快进屋坐，我父亲念叨你们好几天了。”
　　“王老先生，您好！我们是来听您讲当年打鬼子的故事的。”我俯身在老人耳边大声说道，怕他耳背听不清。老人缓缓点头，嘴角勾起一抹浅淡的笑容，声音沙哑却有力：“坐，都坐。抗战的事，刻在骨子里，忘不了。”王雪虹阿姨给我们倒上热茶，茶烟袅袅升起，老人的目光落在茶杯里漂浮的茶叶上，思绪似乎已经飘回了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
　　
　　“1924年，我生在宁波镇海的贫民家里。”老人的声音带着江南口音的软糯，却透着一股韧劲，“家里穷得叮当响，六岁那年，爹娘带着我逃荒到上海，住在法租界郑家木桥17号。那房子哪能叫房子啊，就是房东在阳台上搭的一个小阁楼，得踩着木梯爬上去，梯子晃悠悠的，我小时候总怕摔下来。”他抬起布满老年斑的手，比划着阁楼的高度，“阁楼漏风漏雨，冬天冷得像冰窖，夏天热得像蒸笼，可爹娘硬是咬牙供我读书，在敦厚小学、类思小学读完了高小。那时候我就想，好好识字，将来总能有出息。”
　　“1937年，上海沦陷了，天一下子就黑了。”老人的语气骤然沉了下来，眼神里闪过一丝痛楚，“学堂停了课，我跟着父亲去码头做苦力，扛大包、拉板车，一天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挣的钱还不够一家人糊口。每次经过鬼子的岗哨，都得强迫鞠躬，腰弯得不够低就会挨耳光。有一次，我身上揣着娘给我带的两个窝头，被鬼子搜了去，他们把窝头扔给岗哨边的狼狗，还把我推到墙角示众。”老人的身体微微颤抖，仿佛又感受到了当年的恐惧，“那几只狼狗吐着血红的舌头，围着我转来转去，牙齿咬得‘咯吱’响，我吓得浑身冰凉，站了整整一下午，腿麻得都走不了路，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掉下来——爹娘说过，中国人要有骨气。”
　　赵倩听得握紧了拳头，笔尖在笔记本上飞快地滑动，发出沙沙的声响。我拿起相机，拍下老人讲述时紧绷的下颌线，那线条里藏着的，是一个民族不屈的灵魂。
　　“后来，我实在受不了鬼子的欺压，”老人的眼神亮了起来，像是燃起了一团火，“1943年10月，我在苏北泰县运粮河镇做苦工，碰到了三个上海的老同学，我们都是读过高小的，心里都憋着一股劲，想打鬼子，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正好那时候新四军路过，我们四个就一起报名参了军，被编入苏中军区新四军一师一旅一团三营七连三排。”说到这里，老人的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笑容，“我们排长叫孙祥生，江苏丹阳人，二十多岁，个子不高，皮肤黑黝黝的，双手布满老茧，一看就是干农活出身的。他对我们这些新兵特别好，像亲哥哥一样，晚上查铺的时候，会把自己的被子盖在我们身上，教我们怎么瞄准射击，怎么在野外隐蔽。”
　　“那时候的日子苦啊，”王雪虹阿姨补充道，“我父亲常说，部队天天行军，一走就是四五十里路，有时候走了好几天，发现又回到了原来的村子。他一开始还纳闷，后来孙排长告诉他，这是‘兜圈子战术’，故意让鬼子摸不清我们的大本营，才能保存实力。”老人点点头，接过话头：“是啊，那时候吃的是粗粮，掺着野菜，有时候连水都喝不上，晚上就睡在田埂上、破庙里，身上爬满了虱子。可没人抱怨，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把鬼子赶出去，回家和亲人团聚。”
　　
　　“第一次打仗的时候，我吓得腿都软了。”老人的声音低了下来，带着一丝羞涩，“那是1943年冬天，我们在苏北农村和鬼子遭遇，枪声一响，我就趴在地上不敢动，耳朵里全是枪声和喊杀声，眼前全是飞溅的泥土。等战斗结束，我看到身边牺牲的战友，晚上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就是他们的样子，吓得睡不着觉，老做恶梦。”他顿了顿，眼神变得悠远，“孙排长看出来我害怕，就坐在我身边，拍着我的肩膀说：‘明才，别怕，打仗不是逞能，保存好自己，才能消灭更多的鬼子。我们当兵，是为了让老百姓不再受欺负，为了让孩子们能安心读书。’从那以后，我就慢慢不怕了，心里只剩下对鬼子的恨。”
　　“1944年3月，我们部队进入了芦家滩。”老人的声音陡然提高，眼神变得锐利如刀，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硝烟弥漫的战场，“那地方离淮安城只有6公里，是个险恶的地方啊！河水湍急，两岸全是一人多高的芦苇荡，底下全是厚厚的淤泥，人一不小心就会陷进去，越挣扎陷得越深。芦家滩中间是个狭窄的口袋地形，淮安到车桥的公路就从中间穿过，两边是高坡，正好是打伏击的好地方。”他用手比划着地形，语气激动起来，“3月3日黄昏，我们排奉命进入阵地，在高坡上构筑工事。我和战友们用铁锹挖战壕，冻土硬得像石头，挖得手上全是水泡，可没人喊累。孙排长说：‘弟兄们，加把劲，明天就让鬼子有来无回！’”
　　赵倩往前凑了凑，轻声问道：“王老先生，那时候您知道要伏击的是三泽大佐吗？”老人摇了摇头，眼神里闪过一丝狠厉：“那时候不知道他叫什么，但我们都听说，有个鬼子大官，在淮阴、淮安、涟水一带扫荡，杀了好多老百姓，血债累累。孙排长告诉我们，这个鬼子骄横得很，每战都要亲临一线，这次驰援车桥，他肯定会来。我们心里都憋着一股劲，想为老百姓报仇。”
　　“3月5日凌晨，车桥战斗打响了！”老人的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激动，“枪声从远处传来，像滚雷一样，震得芦苇荡都在发抖。我们趴在战壕里，死死盯着公路的方向，手心全是汗。到了下午，远处传来了汽车的轰鸣声，七辆卡车排成一列，沿着公路驶来，车上插着日本国旗，看得清清楚楚。”他握紧了拳头，指节发白，“孙排长趴在战壕边，眼睛死死盯着鬼子的卡车，嘴里低声喊着：‘准备——’等卡车进入伏击圈，他猛地站起来，高喊道：‘打！’”
　　“话音刚落，全排的轻重机枪立刻猛烈开火！”老人的手用力一挥，仿佛还在指挥战斗，“枪声像炒豆子一样，密集得让人喘不过气。鬼子的卡车被打得冒起了黑烟，司机当场毙命，卡车撞在路边的大树上，停了下来。鬼子们纷纷跳下车，有的躲在卡车后面还击，有的四处乱窜，慌乱中闯进了我们预设的地雷阵。‘轰隆轰隆’的爆炸声此起彼伏，鬼子哭爹喊娘，死伤惨重，鲜血染红了公路，也染红了旁边的芦苇。
　　“我们在排长的率领下，端着刺刀冲向敌人！”老人的声音越来越高，眼神里闪烁着战斗的光芒，“大家喊着‘活捉日本鬼子’的口号，声音震耳欲聋。有的鬼子吓得腿都软了，举着枪投降；有的想逃进芦苇荡，结果陷进淤泥里，只露出一个脑袋，拼命挣扎，最后被我们活捉。我冲在前面，刺刀上还沾着鬼子的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杀鬼子，为老百姓报仇！
　　“就在我们冲锋的时候，突然一阵密集的机枪扫射过来！”老人的声音骤然哽咽，眼睛里泛起了泪光，“我听到身边的战友‘啊’地叫了一声，倒在了地上。我回头一看，孙排长胸口中弹，鲜血从他的伤口喷涌而出，染红了他的军装。他倒在地上，还挣扎着抬起头，看着我们，嘴里喊着‘继续冲……消灭鬼子……’说完，他的头就歪了过去。”老人的身体剧烈地颤抖着，王雪虹阿姨轻轻拍着他的后背，眼眶也红了：“我父亲每次讲到这里，都忍不住掉眼泪。孙排长对他恩重如山，教他打仗，教他做人，是他这辈子最敬重的人。
　　“看到排长牺牲，我气得眼睛都红了，血往上涌！”老人的声音带着哭腔，却透着一股狠劲，“我环顾四周，看到芦苇荡里有一个日军头目，穿着黄色的军官服，胸前挂着勋章，正挥舞着指挥刀，大声嚎叫着，指挥机枪手扫射。那家伙年纪不小了，留着八字胡，眼神凶得像恶狼，一看就是个大官。我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举起手里的步枪，瞄准他的胸膛，‘砰’的一声扣动了扳机！
　　“第一枪打偏了，子弹打在他身边的芦苇上，溅起一片泥水。”老人的呼吸急促起来，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生死瞬间，“那老鬼子反应很快，回头就朝我这边看过来。我来不及多想，又接连扣动扳机，第二枪、第三枪！三颗子弹打光了，我看到老鬼子的右臂猛地一沉，鲜血顺着他的袖子流了下来，他‘啊’地叫了一声，指挥刀差点掉在地上。
　　“光开枪还不解恨！”老人咬着牙说道，“我看到身边牺牲的战友身上还挂着手榴弹，就冲过去摘下两颗，又从自己的腰间掏出两颗，拉开引线，朝着鬼子的机枪阵地扔了过去！身边的几个战友也跟着我一起扔手榴弹，四颗手榴弹在空中划出弧线，落在鬼子中间。‘轰隆——’的爆炸声响起，火光冲天，烟雾弥漫，鬼子的机枪手当场就被炸飞了，那个老鬼子也被炸得浑身是伤，沾满了血污和泥土，倒在地上哼哼唧唧。
　　“我们挺着刺刀，小心翼翼地深入芦苇荡搜寻鬼子。”老人的声音放缓了些，“那片淤泥太难走了，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每走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劲，鞋子里灌满了泥浆。好不容易才找到那个老鬼子，他身上还挂着指挥刀的银鞘，可军刀已经掉进了沼泽里。他躺在淤泥里，还在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嘴里叽里呱啦地喊着什么，像是在咒骂。我们把他从淤泥里捞出来，抬到担架上，他还在那里翻滚吼叫，拒绝我们的救治，没过多久就断气了。后来经过俘虏辨认，这个老鬼子正是三泽大佐！
　　“这场仗打得真痛快！”老人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我们缴获了一大批轻重武器，有轻重机枪、步枪、手榴弹，还有鬼子的军刀、望远镜。我还分到了一把日本造的‘三八式’步枪，沉甸甸的，拿着特别顺手。以前在敌占区，看着鬼子拿着这种枪耀武扬威，欺压老百姓，没想到如今，他们却像丧家之犬一样，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他顿了顿，眼神里闪过一丝怀念，“只是，孙排长再也看不到了。战斗结束后，我们把他埋在芦家滩的高坡上，坟前插了一根芦苇，上面系着他的军帽。我跪在他的坟前，发誓要替他多杀鬼子，替他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后来，因为我字写得好，又有点文化，连队把我调到了团政治处的前进报社，负责刻钢版。”老人换了个舒服的姿势，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神情，“那时候条件艰苦，没有印刷机，所有的报纸都是我们用钢版刻出来的，再用油印机印。每到一个地方，我就立刻投入工作，趴在石头上、草地上刻钢版，手指常常被钢针划破，鲜血滴在蜡纸上，我就用布条擦一擦，继续刻。写稿的大多是干部战士，内容都是表扬好人好事，宣传英雄模范事迹，报道解放区各地的胜利消息。看到自己刻的报纸被战士们传阅，大家拿着报纸互相鼓劲，我心里特别自豪——我虽然不在一线打仗，但我的文字也能鼓舞士气。”
　　
　　“1945年4月，我又回到了一线部队，随部队渡过长江，经过桐庐，越过富春江，来到浦江，准备攻打浦江县城。”老人的眼神里充满了坚定，“就在那段时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那天，我站在党旗下，举起右手宣誓，心里特别激动。我告诉自己，从今以后，我就是党的人了，要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身。之后，我随四纵队在赣路西侧作战，经历了无数次战斗，好几次都差点牺牲，但我始终没有退缩——我想起孙排长，想起牺牲的战友，就觉得浑身是劲。
　　“1945年8月13日，我们接到了军区的命令，迅速集结部队，兼程北返。”老人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惋惜，“渡江的时候，遇到了大风浪，一艘船不小心触礁沉了，1000多名指战员牺牲了，其中就包括我那三个一起参军的上海同学。他们都是好样的，聪明、勇敢，还没等到抗战胜利，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叹了口气，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我至今还记得他们的样子，我们一起报名参军，一起行军打仗，一起憧憬着抗战胜利后回家的日子。可他们，却永远留在了长江里。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那天，我们正在江苏涟水整编，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20军58师172团。”老人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那天，全团的战士都沸腾了，大家互相拥抱，放声大哭，把帽子扔到天上。我们杀了一头猪，煮了一锅肉，虽然没有酒，但大家吃得特别香。我想起了孙排长，想起了牺牲的战友，想起了上海的爹娘，心里想着，我们胜利了，你们可以安息了。”
　　
　　“抗战胜利后，我又随部队转战江苏、山东，参加了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一直打到解放上海。”老人的语气里充满了自豪，“解放上海那天，我站在南京路上，看着老百姓敲锣打鼓欢迎我们，心里特别激动。我想起了1937年上海沦陷时的场景，想起了鬼子的暴行，想起了牺牲的战友，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我们终于把鬼子赶出去了，终于解放了！
　　“后来，部队拉到江苏太仓训练休整，准备解放台湾。可没想到，1950年11月初的一天凌晨，我们接到命令，赶赴朝鲜战场。”老人的眼神变得凝重起来，“在朝鲜，我参加了长津湖之战和全部五次战役，那里的冬天特别冷，零下三四十度，我们穿着单薄的棉衣，趴在雪地里打仗，好多战友都冻成了冰雕。我多次负伤，腿上、胳膊上都留着伤疤，但我始终没有退缩。因为我知道，我们是在保家卫国，只有把敌人挡在国门之外，老百姓才能过上太平日子。
　　“1954年，我被授予上尉军衔。1955年，我在上海黄陂南路710弄73号，和我爱人何秀娟结婚了。”老人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眼神也变得温柔起来，“她是个善良、贤惠的女人，一直支持我的工作。我们育有两子一女，日子过得平淡而幸福。1956年，我复员转业到浙江，先后在义乌县人民医院和卫生防疫站工作，1983年12月离休。”
　　王雪虹阿姨看着父亲，动情地说：“父亲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当兵的经历。他常教育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不要忘记那些为国家和人民牺牲的先烈。”
　　老人轻轻点了点头，感慨道：“面对鬼子，人们都是用命在拼啊！那时候，我们不怕死，就怕国家亡了，老百姓遭殃。和平来之不易，千万不要重蹈覆辙。”他看着我们，眼神里充满了期盼。
　　
　　(二)
　　
　　2025年10月，贵阳，秋阳如金，漫过满城葱郁的香樟，将街道染得暖意融融。我和志愿者小林提着精心准备的水果篮，踩着满地金黄的银杏叶，穿行在整洁的居民小区里。此行的目的地，是96岁抗战老兵何昌余的家——这位15岁就用匕首与日寇近身搏杀的新四军老战士，其传奇经历早已在我心中勾勒出模糊却震撼的轮廓。
　　“周哥，前面那栋楼就是了！”小林的声音带着难掩的激动，手指向不远处一栋爬满青藤的单元楼。我们按响门铃，不过几秒，门便应声而开。门口站着的老者，满头银发梳得一丝不苟，身着深蓝色中山装，胸前一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折射出岁月的荣光。“是周捷和小林吧？快进来，快进来！”老人声音洪亮如钟，眼神锐利有神，完全不像近百岁的高龄，官方报道中“红光满面、精神矍铄、谈吐清晰”的描述，此刻看来毫不夸张。
　　迎接我们的还有何老的孙子何明，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笑容谦和，一边给我们倒茶，一边说道：“我爷爷知道你们要来，前几天就开始念叨，今天一大早特意换上了这件中山装，还把纪念章仔仔细细擦了好几遍。”何老坐在沙发中央，手指轻轻摩挲着纪念章的边缘，目光渐渐悠远，仿佛穿越了八十余年的烽火硝烟，回到了那个山河破碎、少年投军的年代。
　　“我1929年7月生在江苏东台的一个小村子里，家里穷得叮当响，全靠几亩薄田过日子。”何老的声音带着江南口音的软糯，却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我们兄弟六个，我是最小的那个，上面五个哥哥都疼我。二哥是家里第一个参加新四军的，他走的那天，穿着灰布军装，背着步枪，腰杆挺得笔直，说要去打鬼子，保护老百姓。那时候我才10岁，看着二哥的背影，心里就埋下了一颗种子：长大了，我也要当兵，和二哥一起杀鬼子。”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苏北盐城重组军部，向周边招募新兵的消息传到了东台。“那时候我才12岁，个子刚到步枪的枪托，可心里的火苗再也按捺不住了。”何老脸上露出一丝孩子气的狡黠，“我知道娘肯定舍不得我，就趁着夜色，偷偷揣了两个窝头，瞒着她跑到十几里外的东台岗东征兵站。征兵的同志看我年纪小，劝我回去，我说‘我二哥都在部队打鬼子，我也能行！’我还特意把头发梳得整齐些，挺直了腰板，硬说自己已经14了。也许是我的诚意打动了他们，最终还是收下了我。
　　“报名的第二天，我们这批新兵就出发了，一路行军几十里路。”何老的眼神柔和下来，带着对母亲深深的思念，“我娘知道消息后，连夜就追了上来。在村口的大槐树下，她拉着我的手，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个劲地掉。她给我塞了一双亲手做的布鞋，还有几个热乎乎的窝头，反复叮嘱我‘照顾好自己，吃饱穿暖，多杀鬼子，娘等你回来’。我当时心里酸得像灌了醋，却咬着牙没哭，只是用力点头，说‘娘，您放心，等打跑了鬼子，我一定回来孝敬您’。”说到这里，何老的声音有些哽咽，何明在一旁轻轻拍着他的后背，补充道：“太奶奶那时候一个人拉扯六个儿子，日子本就艰难，却从来没有反对过爷爷和二伯、五伯参军，她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经过三个月的短期训练，何老被分配到苏东军区卫生部警卫连警卫排。“那时候我年纪小，个子矮，扛不动重武器，主要任务就是站岗放哨、保护伤员和医疗物资。”何老回忆道，“训练很艰苦，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出操，练队列、练刺杀、练射击，晚上还要学习文化知识。我虽然年纪小，但从不偷懒，别人练一遍，我就练三遍，很快就跟上了队伍的节奏。”
　　
　　1943年秋天，部队接到了轻装过长江的命令。“命令下来后，我们都要把身上多余的东西处理掉，只留下武器、弹药和必要的生活用品。”何老说，“我娘给我做的布鞋，我舍不得扔，就偷偷藏在背包最里面，结果被班长发现了。班长是个山东大汉，平时对我们很严厉，可那天他没骂我，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昌余啊，过江要轻装上阵，布鞋太重，带着会影响行军。等胜利了，让你娘给你做十双、二十双更好的’。最后，我还是忍痛把布鞋埋在了江边的草丛里，心里想着，一定要活着回来，再让娘给我做一双。”
　　说起过长江的经历，何老的神情变得凝重起来：“日本鬼子的军舰、巡逻艇在江面上来回穿梭，探照灯像鬼火一样扫来扫去，看得人心里发毛。我们只能等天黑透了才能行动。一擦黑，我们就悄悄集合在江边的芦苇荡里，登上早就准备好的木船。那些木船都是当地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藏起来的，船夫也都是自愿帮忙的乡亲，他们熟悉江面的情况，知道哪里水流平缓，哪里可以避开鬼子的巡逻艇。
　　“一艘船坐十几个人，江面风大浪急，船摇摇晃晃的，像一片叶子在水里漂。”何老伸出手，比划着船的颠簸幅度，“好多战友都晕船，趴在船边吐得昏天黑地，我也不例外，胃里翻江倒海，却强忍着不敢吐太多，怕浪费了仅有的体力。从晚上八九点钟，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整整十二个小时，我们才终于渡过了长江。上岸的时候，每个人的衣服都湿透了，冻得瑟瑟发抖，可没人抱怨一句，大家都知道，过了江，就是新的战场，更严峻的考验还在等着我们。”
　　过江后不久，部队就遭遇了一条铁路线，而铁路沿线正是鬼子的重点防控区域。“我们全体趴在路边的草丛里隐蔽，大气都不敢喘。”何老说，“不一会儿，就听到远处传来‘轰隆隆’的声音，鬼子的装甲车、巡逻车呼啸而过，车灯照亮了夜空，震得地面都在发抖。我们屏住呼吸，趴在草丛里一动不动，直到鬼子的车辆消失在远方，才敢慢慢起身，继续前进。也就是在那之后，我因为反应快、腿脚麻利，被调入了通讯班，成了一名通讯员。”
　　原以为通讯员不用直面战场的枪林弹雨，可何老很快就发现，这份工作同样危险重重。“苏北的部队到了江南，真的很不习惯。”何老笑了笑，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江南山多，雨也多，山路崎岖不平，还特别滑，我天天摔跤，膝盖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旧伤没好又添新伤。蚊虫也多，一到晚上，蚊子、小咬就围着人转，叮咬得人根本睡不着觉；梅雨季节的时候，阴雨连连，衣服晾不干，身上都起了湿疹，又红又痒，抓得满身是疤。”
　　饮食上的不习惯更是让他们备受煎熬。“那时候物资匮乏，天天都是竹笋，要么清炒，要么煮汤，偶尔能掺点野菜。”何老说，“一开始觉得挺新鲜，吃多了就觉得嗓子痒得难受，嘴里也发苦，可那时候能有东西吃就不错了，没人敢挑三拣四。有时候粮食不够，就只能挖野菜、啃树皮，甚至煮皮带吃，可就算这样，大家也没有一个人退缩。”
　　
　　何老第一次直面战争的残酷，是在一次山头争夺战中。“那时候我年纪小，部队领导不准我上一线战场，只能跟着通讯班做后勤工作，给前线的战友送水、送弹药、抬担架。”他的眼神暗了下来，仿佛又看到了当年的场景，“早上出发前，我还和几个年轻的战友一起聊天吃饭，他们还笑着说，等打下山头，要去山里给我摘野果子吃，让我尝尝江南的味道。可到了中午，第一批战友从战场上撤下来，有的已经牺牲了，身体冰冷僵硬，有的身负重伤，浑身是血，疼得嗷嗷直叫。我跟着老兵们一起抬担架，手都在发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掉下来——我知道，这就是战争，容不得半点软弱。
　　“之后的一个多礼拜，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一闭上眼睛，那些牺牲战友的样子就浮现在眼前，他们的笑容、他们的呐喊，一遍遍在我脑海里回荡。”何老的声音低沉下来，“班长看我状态不好，就找我谈心，他说‘昌余，战争就是这么残酷，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活着，多杀鬼子，为牺牲的战友报仇’。从那以后，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变得更加强大，不再害怕，用手中的武器保护自己，消灭敌人。”
　　虽然不能上一线战场，但通讯班的工作常常需要穿越敌占区，与鬼子、伪军不期而遇是常有的事。“部队给我们每人配了一把缴获的鬼子匕首，还有一支步枪，可偏偏没有子弹。”何老解释道，“步枪主要是用来麻痹敌人的，遇到伪军或者巡逻的鬼子，我们就把步枪扛在肩上，装作是自己人；真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那把锋利的匕首，就是我们最后的武器，也是我们的护身符。”他用手比划着匕首的长度和形状，“那匕首大概有二十厘米长，刀刃锋利无比，是我们从鬼子手里缴获的，平时都藏在腰间，用布条缠着，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1944年5月的那个深夜，成了何老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也是他第一次直面日寇，用匕首展开生死搏杀。“那天，我和通讯班的四个战友奉命送信，信件是加密的，关系到部队的作战部署，必须在天亮前送到指定地点。”何老的声音陡然提高，眼神也变得锐利起来，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我们都化装成了伪军，穿着缴获的伪军军装，戴着伪军的帽子，把步枪扛在肩上，故意迈着懒散的步子，大摇大摆地走在乡间小路上。
　　“天很黑，没有月亮，只有几颗星星在天空中闪烁，路边的树林黑压压的，风吹过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有野兽在暗中窥视。”何老握紧了拳头，指节发白，“我们五个人互相使了个眼色，提高了警惕，一边走一边观察四周的动静。走到一片竹林边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一阵沉重的脚步声，还有叽里呱啦的日语交谈声——是三个巡逻的日本鬼子！”
　　三个鬼子并排走在小路上，步枪扛在肩上，腰间挂着军刀，看起来很放松，显然没有察觉到危险的临近。“我们当时心里咯噔一下，都紧张得不行。”何老说，“信件很重要，不能耽误，一旦撤离，不仅完不成任务，还可能被鬼子发现行踪，引来更多的敌人；可我们只有五个人，手里只有一把没子弹的步枪和五把匕首，硬拼的话，胜算实在不大。
　　“我和战友们躲在树后，互相交换了眼神，都从彼此的眼神里看到了决心。”何老的呼吸渐渐急促起来，“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冒险一搏——继续装作伪军，麻痹敌人，等靠近了再突然袭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于是，我们整理了一下军装，把步枪扛得更稳了，故意大摇大摆地朝着鬼子的方向走去，暗中却悄悄握紧了腰间的匕首，手指扣在匕首的刀柄上，做好了随时突袭的准备。”
　　距离越来越近，鬼子也注意到了他们。其中一个身材高大的鬼子挥了挥手，嘴里喊着：“站住！什么的干活？”语气嚣张跋扈。“就是现在！”何老压低声音，猛地大喊一声“干他”，话音刚落，五个人像猛虎下山一样，猛地扑了上去。
　　“我瞄准的是最右边的那个鬼子，他反应过来想举枪，可已经晚了！”何老的动作干净利落，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生死瞬间，“我一个箭步冲上去，左手一把抱住他的胳膊，右手握紧匕首，用尽全身力气，狠狠刺进了他的胸膛。匕首刺进去的那一刻，我能感觉到刀刃划破肌肉、刺穿心脏的阻力，鬼子‘啊’地叫了一声，声音凄厉，身体软软地倒了下去，鲜血顺着匕首的刀柄流了下来，染红了我的手。”
　　旁边的战友们也不含糊，老二李刚扑向了中间的鬼子，一把捂住他的嘴，匕首从他的脖子上划过，鲜血喷涌而出；老三王强则和最左边的鬼子扭打在一起，鬼子想拔出军刀，王强死死按住他的手，其余两个战友立刻冲上去帮忙，匕首接二连三地刺进鬼子的身体。“两个鬼子被我们瞬间捅死，倒在了地上，可就在我们以为战斗已经结束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何老的眼神一凝，语气变得沉重起来。
　　
　　原来，中间那个鬼子并没有完全断气，他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拔出了三八步枪上的刺刀，朝着离他最近的何老就刺了过来！“我当时正忙着检查鬼子的尸体，没注意到他还活着。”何老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小腿，“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刺刀已经近在眼前，我下意识地往旁边躲闪，可还是晚了一步，刺刀狠狠扎进了我的小腿，深可见骨，鲜血一下子就涌了出来，疼得我浑身发抖，差点摔倒在地。”
　　“可我不能退缩！”何老咬了咬牙，眼神里闪过一丝狠劲，“一旦我倒下了，不仅我自己有危险，战友们也可能受到牵连，信件也可能被毁掉。我忍着剧痛，猛地扑上去，抱住了那个鬼子的腿，把他绊倒在地。战友们也赶紧围了上来，有的按胳膊，有的按腿，有的用匕首顶住他的喉咙，合力把他牢牢按住。那鬼子还在拼命挣扎，嘴里叽里呱啦地咒骂着，可我们根本不理他，迅速解下身上的绑腿，把他的手脚紧紧捆住，还堵上了他的嘴。”
　　小腿上的伤口还在不停地流血，何老用布条简单包扎了一下，忍着剧痛，和战友们一起扛起俘虏，朝着部队驻地的方向赶去。“那一路，我们不敢停留，也不敢走大路，只能沿着小路，在树林里穿行。”何老说，“我的小腿越来越疼，走路一瘸一拐的，每走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尖上，汗水和血水混在一起，浸透了裤子。战友们想扶我，我摇摇头说‘没事，任务要紧，不能耽误’。我们轮流扛着俘虏，连夜赶路，终于在天亮前赶回了部队，把俘虏和信件安全地交给了领导。”
　　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个被俘的鬼子是个小队长，掌握着不少重要的情报。“领导对我们的表现很满意，还在全连表扬了我们。”何老的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笑容，“我的小腿上，现在还留着当年的伤疤，这个伤疤就像一枚勋章，时刻提醒着我，当年我们是怎么和鬼子拼命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来得多么不容易。”
　　
　　1945年春，部队接到了撤回苏北的命令，又要一次渡过长江。“这次的渡江地点和上次不一样，江面有8里多宽，比上次还要宽阔，而且部队的人数也比原来多了很多，渡江的难度更大了。”何老说，“我们发动当地的老百姓帮忙找船、修船、造船，乡亲们听说我们要北撤，都非常热情，有的把自己家的渔船捐了出来，有的连夜帮忙修船，还有的妇女们自发组织起来，给我们缝补衣物、准备干粮。有一位老大娘，把家里仅有的一只老母鸡杀了，炖了鸡汤给我们喝，说让我们补充体力，顺利过江。”
　　在老百姓的帮助下，部队顺利渡过了长江，一路向北挺进。当部队路过何老的家乡东台时，他的心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当时我们离村子只有几里路，我能远远看到村子里的烟囱，闻到熟悉的烟火气。”何老的眼神里满是憧憬，“我多想请假回家看看娘，看看哥哥们，问问他们这些年过得好不好。可部队有严格的纪律，不能中途停歇，我只能隔着远远的地方，朝着家乡的方向望了望，把对家人的思念深深埋在心里，继续跟着部队前进。”
　　部队最终到达了淮安，这里是华东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我们后勤部队驻扎在淮安阜新的一个大庙里，庙里的空间很大，能容纳几百人。”何老说，“部队在苏南、皖南一带发展了几年，积累了不少‘坛坛罐罐’，有医疗器械、弹药、粮食、布匹等等，这些都是宝贵的物资，不能丢弃。我们请了上千名民工帮忙搬运，老百姓们推着小车，扛着担子，不辞辛劳地把这些物资从江南运到苏北。等物资运到长江岸边，我们又和部分新四军战士一起护送，结果在途中遇到了鬼子的突袭。
　　“鬼子的火力很猛，我们只能一边反击，一边保护物资。”何老的神情凝重起来，“我当时负责掩护民工撤退，一颗子弹打在了我的肩膀上，鲜血一下子就涌了出来，疼得我差点晕过去。我忍着剧痛，继续开枪反击，直到把鬼子打退。后来，战友们把我送到卫生队包扎，医生说幸好没有伤到骨头，不然就麻烦了。”
　　
　　1945年4月，在战火的洗礼中，何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那天，我站在党旗下，举起右手宣誓，心里特别激动。”他说，“我对着党旗发誓，一定要永远跟党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身，不怕牺牲，英勇战斗，直到把所有的敌人都消灭干净，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何老和战友们欣喜若狂。“我们当时正在进行训练，突然听到指导员大喊‘鬼子投降了！抗战胜利了’，大家都愣住了，反应过来后，整个营地都沸腾了。”何老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我们互相拥抱，放声大哭，有的战友把帽子扔到了天上，有的甚至在地上打了个滚，还有的拿出珍藏已久的小酒，大家轮流喝一口，分享这份胜利的喜悦。我当时心里就一个念头：终于胜利了，我可以回家孝敬娘了！”
　　何老立刻写了复员申请，还和几个同样想回家的战友一起吃了“复员饭”——其实就是一碗加了点咸菜的白米饭。“可没想到，申请递上去后，没有被批准。”何老说，“部队领导找我们谈话，说虽然抗战胜利了，但革命还没有完全胜利，国民党反动派还在蠢蠢欲动，国家还需要我们这些战士保卫。我虽然心里很想回家，但作为一名党员、一名老兵，我知道服从命令是天职。我把复员申请收了回来，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等全国解放了，一定能回家。”
　　
　　1947年5月，何老参加了孟良崮战役。“那是我经历过的最惨烈的战役之一，炮火连天，硝烟弥漫，整个战场都被染成了红色。”何老的声音凝重起来，“我的任务是传递战情和首长的命令，要在枪林弹雨中穿梭，把一份份紧急信件准确无误地送到前线部队手中。有时候，刚冲出一个战壕，就有子弹擦着耳边飞过；有时候，身边的战友突然就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我身上多处负伤，胳膊上、腿上都有伤疤，可我顾不上包扎，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信送到，不能耽误战机。”
　　更让何老悲痛的是，他的五哥也参加了孟良崮战役，却牺牲在了外围阻击战的阵地上。“战役结束后，我才收到五哥牺牲的消息。”何老的眼眶红了，声音哽咽着，“我一个人躲在战壕里哭了很久，心里想着五哥的样子，想着他当年参军时说要和我一起保护娘，可他却再也回不去了。我暗暗发誓，一定要替五哥好好活着，替他看到全国解放的那一天，替他孝敬娘。”
　　全国解放后，何老终于有了机会请假回家。“离开家整整8年，家乡的变化很大，我已经认不得回家的路了。”何老说，“我走到村口，看着陌生又熟悉的景象，心里既激动又忐忑。我拉住一位乡亲，打听我娘的消息，我说我叫何昌余，是何老太太的小儿子。乡亲们一听，都围了过来，说‘哦，是送三个儿子上战场打鬼子的何老太太的小娃啊！我们都以为你牺牲了呢，没想到你还活着！’然后有个热心的乡亲骑着自行车，把我送到了家门口。”
　　见到母亲的那一刻，何老再也忍不住，泪流满面。“我娘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脸上布满了皱纹，可她一看到我，就认出了我，一把把我搂在怀里，哭着说：‘我的儿，你终于回来了！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何老的声音哽咽着，“我抱着娘，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不停地哭。那时候我才知道，这些年，娘受了多少苦。鬼子、伪保长、汉奸经常上门骚扰，要抓她去问话，想从她嘴里套出我们兄弟的下落。三哥为了保护娘，带着她四处躲藏，帮有钱人家做木工活糊口，无数次躲过了敌人的追捕。在我们方圆几十里，大家都知道有个送三个儿子上战场的何老太太，都敬佩她的勇气和大义。”
　　1950年，何老转业到贵州工作，这一待就是几十年。“我被分配到贵州省科学院，从事后勤保障工作，直到1989年12月离休。”何老说，“虽然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战士，但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保卫了国家，保护了老百姓，这就足够了。”
　　何明看着爷爷，动情地说：“爷爷常常教育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来之不易。”
　　何老点点头，目光坚定地看着我们：“你们年轻人是国家的未来，一定要记住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让那些牺牲的先烈们能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