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一期 重机枪手，战地记者

　　(一)
　　
　　2025年3月，湖北抗战研究院，窗外的春雨淅淅沥沥，打在玻璃上晕开一片朦胧的水痕。我坐在熟悉的木桌前，翻阅略显陈旧的史料卷宗，耳边回响着胡秋材研究员沉稳的声音。这位年届五十五岁的北大历史系高材生，鬓角已染上风霜，眼中却始终燃烧着对历史的敬畏与热忱，他为我讲述着重机枪手曾凡芝那段浴血奋战的往事，我们想让更多人知晓那段山河破碎时的热血与坚守。
　　曾凡芝老人于1924年出生在湖北江陵沙岗镇东津村，那是个被长江支流滋养却又常年饱受水患之苦的村落。胡秋材研究员翻看着手中的史料，声音里带着一丝沉重：“周捷你想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村，本就民不聊生，东津村又地处低洼，每年汛期一到，江水漫过堤坝，庄稼就全泡在了水里。曾凡芝家里兄妹三人，他是老大，从小就跟着父母在地里刨食，可即便拼尽全力，一家人还是常常饿肚子，穿的衣服补丁摞补丁，冬天连双像样的棉鞋都没有。”
　　
　　1941年5月，日军的铁蹄已经踏遍了湖北多个县城，烧杀抢掠的消息不断传到东津村。十七岁的曾凡芝看着村里被日军飞机炸毁的房屋，听着逃难乡亲们哭诉的惨状，年轻的心被愤怒与不甘填满。“国破家亡，哪里还有安身立命之地？”这是他当时常挂在嘴边的话。没有丝毫犹豫，他告别了泪眼婆娑的父母，毅然报名参加了抗日志愿兵，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75军预备第四师12团2营重机枪连。
　　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堪称地狱般的磨砺。胡秋材研究员顿了顿，补充道：“重机枪连的训练比普通步兵更为严苛，曾凡芝作为预备弹药手，不仅要熟练掌握重机枪的拆卸、组装、保养，还要练习负重行军、野外隐蔽等技能。那时候物资匮乏，训练用的子弹都是限量供应，大部分时间只能对着稻草人练习瞄准和装填动作，可他从来没有偷懒，别人练一个小时，他就练两个小时，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肩膀也被枪托硌得青一块紫一块，却始终咬牙坚持。”
　　同年9月底，部队接到命令，从宜昌县南仗垭出发，向指定阵地急行军。出发时，曾凡芝挑着一担沉甸甸的子弹，加上部队发放的大十字镐、一条粗布毛毯、一双草鞋，还有自己仅有的几件换洗衣物，整担货物重达八十斤。“你要知道，八十斤的重量，放在现在的年轻人身上都难以承受，更何况是当时才十七岁、身材单薄的曾凡芝。”胡秋材研究员的目光投向窗外，仿佛穿越了时空，“他们白天顶着烈日行军，晚上就露宿在野外，饿了就啃几口硬邦邦的糙米饼，渴了就喝路边的溪水。一路上，不断有人因为体力不支倒下，可曾凡芝硬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咬牙跟上了部队的步伐，挑着子弹的担子从未放下过。”
　　10月2日，部队终于抵达目的地，曾凡芝所在的排被派往一处开阔地构筑阵地。刚放下担子，机枪射手陈宏凯就高声喊道：“曾凡芝，你和晏明德赶快去后面提机枪子弹来！”陈宏凯是部队里的老兵，军衔上等兵，为人沉稳干练，平日里对新兵格外照顾，曾凡芝一直把他当作榜样。
　　晏明德是江西人，大家都喊他“江西老表”，性格沉默寡言，总是一个人望着家乡的方向发呆，嘴里常常念叨着家里的父母和妹妹。曾凡芝知道，晏明德心里一直惦记着家人，只是国难当头，只能把思念埋在心底。两人不敢耽搁，立刻朝着后面的山坡下跑去，子弹箱都集中存放在那里，距离机枪阵地大约有两百米的距离。
　　山路崎岖不平，布满了碎石和杂草，两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赶。曾凡芝挑着两箱子弹，脚步有些踉跄，额头上的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浸湿了胸前的军装。就在他把一箱子弹刚提到半山腰时，天空中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呼啸声——是日军的炮弹！
　　
　　多年后，曾凡芝在自传《峥嵘岁月》中这样写道：“那声音尖锐得像一把刀子，直刺耳膜，我下意识地往前一扑，整个人匍匐在地上，几乎就在同时，炮弹在我身边四五米远的地方爆炸了。”胡秋材研究员缓缓念出这段文字，声音里满是感慨。
　　我仿佛能想象到当时的场景：火光冲天，烟尘弥漫，炸倒的一根小松树重重地压在曾凡芝的身上，飞溅的石头和泥巴像雨点一样打在他的头上、脸上和身上。他感觉耳朵里嗡嗡作响，眼前一片漆黑，半天缓不过劲来。等烟尘稍稍散去，他挣扎着推开身上的松树，不顾身上的疼痛，第一时间就朝着晏明德的方向跑去。
　　可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僵在原地。晏明德倒在血泊中，胸口被弹片炸开了一个大洞，鲜血汩汩地往外流，染红了周围的土地。曾凡芝冲过去，跪在他身边，颤抖着喊：“晏明德！晏明德！你醒醒！”可无论他怎么呼喊，晏明德都没有丝毫回应，眼睛紧闭着，脸上还带着一丝对家乡的眷恋。
　　“那个总是沉默想家的江西老表，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胡秋材研究员的声音有些哽咽，“曾凡芝在自传里说，那一刻，他再也忍不住，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他想起晏明德每次收到家里来信时，偷偷躲在角落里流泪的样子；想起两人一起行军时，晏明德把仅有的一块糙米饼分给自己一半；想起晏明德说，等抗战胜利了，一定要回家给父母盖一座新房子。可这些愿望，再也无法实现了。”
　　我握着笔的手微微颤抖，纸上的字迹也有些歪斜。战争的残酷，从来都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生命的逝去，是一个个家庭的破碎。
　　
　　时间来到1943年5月，曾凡芝随部队驻守在宜昌附近。5月6日那天，天气格外晴朗，太阳早早地升起，把大地晒得暖洋洋的。龚排长召集正副班长和射击手，准备上山查看阵地，优化防御部署。就在大家准备出发时，机枪射击手陈宏凯突然回头喊道：“曾凡芝，你跟我们一起去看阵地去。”
　　曾凡芝心里有些不情愿，他低头看了看自己挑来的一担子弹，皱着眉头说：“我的一挑子子弹放在哪里呢？”他心里打着小算盘，这担子弹沉甸甸的，好不容易挑到阵地，要是放在外面，万一被敌人破坏了可就麻烦了。
　　陈宏凯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就放在弹药组，有人看管，我们看了阵地马上就下来。”
　　可曾凡芝还是不想去，连续几天的行军和构筑阵地，让他浑身酸痛，只想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他低着头，小声嘟囔着：“我就是个弹药兵，看阵地这种事，我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
　　陈宏凯的脸色微微一沉，语气却依旧温和：“多了解一下阵地情况，对你以后送弹药也有好处，跟着我们学学，没坏处。”他是老兵，又是射击手，在班里有着很高的威望，曾凡芝知道，自己不能再拒绝了。
　　无奈之下，曾凡芝只好把子弹送到弹药组，然后跟在陈宏凯他们身后，朝着山上走去。他走在队伍的最后面，脚步有些拖沓，心里还在惦记着能早点回来休息。刚进入战壕走了大约一二百米，还没到达预定的观察点，突然听到天空中传来一阵轰鸣声——一架日军的飞机正朝着他们俯冲下来！
　　“不好！隐蔽！”龚排长厉声喊道。可已经来不及了，飞机上投下的一颗炸弹，不偏不倚地落在了机枪班休息的草棚子旁边。
　　“轰隆——”一声巨响，炸弹顷刻爆炸，巨大的冲击波把周围的树木都掀倒了，弹片带着刺耳的“嗤嗤”声四处飞散。曾凡芝和陈宏凯等人被冲击波掀倒在地，脸上和手上都被飞溅的碎石划伤。他们顾不上疼痛，爬起来就朝着草棚子的方向跑去。
　　眼前的景象惨不忍睹：草棚子已经被大火吞噬，浓烟滚滚，里面的战友有的倒在地上一动不动，有的浑身是火，发出痛苦的哀嚎。曾凡芝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疼，他冲过去想救人，却被陈宏凯一把拉住：“危险！里面随时可能再次爆炸！”
　　清点人数时，大家发现，全班一共十二个人，眨眼间就牺牲了五个，还有两个重伤昏迷，只剩下龚排长、正副班长、射击手陈宏凯、曾凡芝和一个预备射击手。原本整齐的队伍，瞬间减员过半，每个人的脸上都笼罩着悲伤和愤怒。
　　兵力严重不足，曾凡芝主动请缨，顶上了阵地。他和陈宏凯等人架起重机枪，目光紧紧盯着前方的战场。很快，全连的步兵开始向敌人阵地发起进攻。战士们手持步枪，枪上插着闪亮的刺刀，弯着腰，时而快速奔跑几步，时而卧倒隐蔽，一步步地逼近敌人的铁丝网。
　　
　　就在步兵即将靠近铁丝网时，意外发生了。日军的机枪、步枪、手榴弹、六零迫击炮突然一齐开火，密集的火力像一张无形的网，把全连一百多名战士压制在开阔地里。子弹呼啸着飞过，炮弹在身边爆炸，战士们一个个倒下，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
　　“短短几分钟，开阔地里就尸横遍野，惨不忍睹。”胡秋材研究员的声音低沉，“曾凡芝在自传里写道，他眼睁睁地看着战友们一个个倒下，却无能为力，那种感觉比刀割还要难受。他和陈宏凯的眼睛都红了，恨得牙痒痒。”
　　陈宏凯猛地扣动重机枪的扳机，“嗒嗒嗒——”重机枪喷出火舌，直射向敌人的碉堡火力点。密集的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碉堡上，很快就打哑了敌人的机枪。可就在这时，一颗子弹从侧面飞来，正中陈宏凯的头部。他哼都没哼一声，身体晃了晃，就倒在了重机枪旁，眼睛还圆睁着，望着前方的战场。
　　“陈宏凯牺牲了！”预备射击手大喊一声，毫不犹豫地冲上去，接过重机枪继续射击。可没过多久，他也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倒在了血泊中。
　　
　　接连失去两位战友，曾凡芝既恐惧又气愤，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他趴在战壕里，身体不停地颤抖，耳边是枪炮声、爆炸声和战友们的惨叫声，眼前不断浮现出晏明德、陈宏凯等人的身影。他想冲上去，可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恐惧像藤蔓一样缠绕着他的心脏。
　　就在这时，他看到战壕里的几十个日军端着刺刀，嗷嗷叫着冲了上来。他们显然以为胜券在握，准备来打扫战场，屠杀剩下的战士。看着日军狰狞的面孔，想到牺牲的战友们，曾凡芝心中的恐惧瞬间被愤怒取代。“不能让战友们白死！”他在心里呐喊着。
　　曾凡芝猛地爬起来，不顾耳边呼啸的子弹，冲到重机枪旁，双手紧紧握住枪身，闭上眼睛，猛地扣动了扳机。“嗒嗒嗒——嗒嗒嗒——”重机枪再次喷出火舌，子弹像愤怒的火龙，朝着冲上来的日军扫去。
　　他一边流泪，一边不停地扫射，手臂因为后坐力而剧烈颤抖，肩膀也被枪托硌得生疼，可他丝毫没有松手。子弹打在端着刺刀的鬼子身上，一个个鬼子应声倒下，短短几分钟，就有十几个日军倒在了血泊中。剩下的日军见状，更加疯狂地朝着他冲来，可在密集的重机枪火力下，他们一个个都成了活靶子，全部倒在了冲锋的路上。
　　换子弹的间隙，曾凡芝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和汗水，目光依旧坚定。他快速换上弹链，继续朝着敌人的阵地射击，子弹打在泥土里，飞溅起高高的尘土。他看到敌人在战壕里四处逃窜，慌乱不堪，还有一股敌人试图冲出来，却被他一个个击倒在地。有的鬼子看到子弹飞来，慌忙卧倒躲避，有的则直接被打死，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
　　日军被彻底激怒了，他们组织起猛烈的火力，一阵阵的六零迫击炮弹和手榴弹朝着曾凡芝的阵地袭来。一颗子弹擦着他的头皮飞过，鲜血立刻流了下来，顺着脸颊往下淌，模糊了他的视线。他用袖子擦了擦，继续射击，丝毫没有退缩。
　　就在这时，增援的战友冲了上来，一把拉住他：“快撤！敌人的火力太猛了！”曾凡芝还想坚持，可被战友们强行拉着撤了下来。
　　后来，部队里流传着这样一件事：有个重伤员在战斗中昏迷了过去，没有来得及撤退，只能躺在阵地上装死。直到第二天上午，他才趁着日军撤退的间隙，艰难地爬回了部队。据他说，日军撤退时，一共抬走了四五十具尸体，其中大部分都是被重机枪射死的。
　　
　　抗战胜利后，曾凡芝不愿意参与内战，毅然离开了部队，回到了江陵县老家务农。1947年，他听说解放军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队伍，又主动报名参加了解放军，在江汉军区第三分区当了一名战士。因为作战勇猛，屡立战功，他后来当上了连长，并参加了解放宜昌县的最后一战——双狮岭战斗。在那场战斗中，他身负重伤，留下了终身残疾。
　　新中国成立后，曾凡芝退伍回到恩施工作，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奉献。1984年，他正式离休，可依旧没有闲着，常常给年轻人讲述抗战时期的故事，希望能让更多人铭记历史。他常说：“唯有尊重历史、铭记过去，我们才能稳健地立足现在，展望未来。”
　　2015年，九十二岁高龄的曾凡芝老人在恩施医院养病。当时，抗战志愿者们专程去看望他，当他得知志愿者们正在收集整理抗战老兵的口述历史时，躺在病床上的他，用尽全身力气，缓缓举起右手，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那个军礼，承载着一位老兵对祖国的忠诚，对战友的缅怀，对和平的珍视，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热泪盈眶。
　　也是在那一年，根据曾凡芝老人的回忆，四十余万字的自传《峥嵘岁月》正式出版。这本书里，记录了他从一个农村少年成长为一名抗日战士的历程，记录了战场上的浴血奋战，记录了战友们的牺牲与坚守，更记录了那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岁月。
　　
　　胡秋材研究员的讲述结束了，窗外的春雨依旧淅淅沥沥。我放下笔，深深吸了一口气，心中充满了感动与敬佩。曾凡芝老人的故事，像一盏明灯，照亮着那段黑暗的历史，也让我更加坚定了写作抗战老兵的决心。
　　每一位抗战老兵，都是一段活的历史。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民族的生存和重生。
　　
　　(二)
　　
　　2024年4月，我来到江苏无锡，顾新岚研究员为我讲述了战地记者冯英子先生的传奇往事，这是一位"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战地记者先驱。
　　顾研究员翻开一本厚重的《中国战地记者名录》，指尖停留在冯英子的条目上：“冯英子于1915年出生在江苏昆山一个普通农户家庭，家境贫寒得连粗茶淡饭都难以为继。”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惋惜，“他只断断续续读了五年小学，就不得不辍学外出谋生，在一家货店里当小伙计。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扫地、擦桌、搬货、记账，忙得脚不沾地，工钱却少得可怜，勉强够自己糊口。可即便生活如此艰辛，冯先生却从未放弃过读书写字，一有空就抱着借来的书啃，昏暗的油灯下，常常能看到他伏案读写的身影。”
　　
　　1932年1月28日，日军的飞机突然轰炸上海，炮火声震彻江南大地。远在昆山的冯英子，从逃难的乡亲口中得知了上海的惨状——房屋被炸毁，百姓流离失所，日军的暴行令人发指。那一刻，年轻的冯英子心中燃起了熊熊怒火，他再也无法平静地坐在货店里。顾研究员说："冯先生曾在回忆录里写道，那一夜，他辗转难眠，脑海里全是乡亲们哭诉的画面。他觉得自己不能再沉默下去，必须做点什么，让更多人知道日军的侵略行径。"
　　于是，冯英子拿起笔，凭着一腔热血和五年小学打下的基础，写下了一篇五千字的文章——《沉痛的回忆》。他在文章中详细描述了日军轰炸上海的暴行，抒发了自己的悲愤之情，呼吁国人奋起反抗。写完后，他小心翼翼地将文章投寄给了《吴江日报》。让他没想到的是，这篇饱含真情的文章竟然被全文刊登了。“这是冯先生记录日军侵华暴行的第一篇通讯，也正是这篇文章，让他找到了自己一生的方向——用文字唤醒民众，用报道助力抗战。”顾研究员补充道。
　　1937年8月15日，灾难降临到了苏州。那天中午，冯英子正在苏州的一座公园里办事，突然听到天空中传来刺耳的轰鸣声。他抬头一看，几架日军的飞机正低空盘旋，随即投下了一颗颗炸弹。“轰隆——轰隆——”爆炸声此起彼伏，公园瞬间变成了人间地狱。顾研究员的声音变得沉重：“冯先生在后来的采访手记中写道，当时公园里一片混乱，妇女的呼救声、孩子的哭喊声、炸弹的爆炸声交织在一起，让人撕心裂肺。他亲眼看到一位母亲为了保护孩子，用身体挡住了飞溅的弹片，自己却倒在了血泊中；看到一个几岁的孩子哭喊着寻找父母，却只能在废墟中找到一件熟悉的衣服。”
　　眼前的惨状让冯英子悲痛欲绝，也更加坚定了他奔赴前线的决心。他立刻赶回所在的报馆，向主编提出要赴淞沪前线采访。主编看着眼前这个眼神坚定的年轻人，深受感动，当即同意了他的请求。1937年8月16日，冯英子穿上一身草绿色的军装，背上一只沉甸甸的军用皮包，里面装着笔记本、钢笔、相机和少量干粮，在苏州车站赶上了开赴淞沪前线的98师夏楚中部，搭乘他们的列车奔赴战场。
　　在前线，冯英子不顾生命危险，深入阵地最前沿。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采访战士们的战斗经历，记录下日军的暴行和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顾研究员说：“冯先生曾多次进入张治中将军的指挥部，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和扎实的文字功底，发回了一条又一条独家新闻。他的报道真实、生动、感人，编辑部为此专门出版号外，抗战的消息在苏州乃至周边地区引起了很大轰动，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抗战士气。”
　　
　　1937年10月中旬，冯英子自苏州前往上海，担任《大公报》战地通讯记者。10月26日，大场防线被日军突破，局势万分危急。就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冯英子毅然留在第一线，亲眼目睹并报道了震惊中外的四行仓库保卫战。"他站在距离四行仓库不远的地方，看着八百壮士坚守阵地、奋勇杀敌的壮举，泪水模糊了双眼。"顾研究员缓缓说道，"他在报道中写道：'四行仓库的每一扇窗户都在喷吐着怒火，每一声枪响都在诉说着中国军人的不屈。八百壮士，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是抗战的希望！'他的文字，让更多人了解到了四行仓库保卫战的惨烈与悲壮，也让八百壮士的英雄事迹传遍了大江南北。"
　　10月27日晚上，《大公报》编辑部决定撤离上海。冯英子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前线的战士们，踏上了撤离之路。他从上海出发，经松江、嘉兴、吴江一路辗转回到苏州，一路上不断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顾研究员说："那段路程充满了艰险，日军的飞机随时可能出现，炸弹像雨点一样落下。冯先生多次死里逃生，身上的军装被划破了好几处，脸上也沾满了灰尘和泥土，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一直把采访笔记和相机紧紧抱在怀里，那是他用生命换来的宝贵资料。"
　　在苏州耽搁了几天，冯英子向苏州戒严司令部办理了必要的证件后，又沿着苏昆公路前往昆山老家。当时的公路上，几乎塞满了撤退的部队和逃难的百姓，秩序混乱不堪。到了芦梗后，因为没有船可渡，冯英子只好在当地住了两天。第三天上午，他发现几架日军的飞机在空中盘旋，而且飞得极低，鬼子飞行员有时还会探出头来张望。当地的老百姓告诉冯英子，日军已经占领苏州了，形势越来越危险。
　　第二天一早，冯英子的母亲冒着生命危险渡过河去，到黄埭镇上剪了一块粗布，连夜为他赶制了一件长袍和一双布鞋，要他把显眼的军装换了再走，这样可以更好地隐蔽自己。"母亲把做好的长袍和布鞋交到他手上时，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反复叮嘱他一定要注意安全，活着回来。"顾研究员的声音有些哽咽，"冯英子抱着母亲，心里五味杂陈。他知道，此去前路茫茫，生死未卜，但他更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必须完成使命。"
　　11月30日，冯英子觉得不能再在村上坐等，无论如何都要先去苏州看看情况。他向邻居租了一条小船，在船舱里铺了些稻草，把记者证件、采访笔记等重要物品小心翼翼地藏在稻草底下，然后踏上了前往苏州的行程。可当船行驶到苏州的钱万里桥时，正好遇到一批日军在封船检查。情况危急之下，冯英子当机立断，把船舱里的稻草全部抛入河中，藏在下面的证件也一起沉入了河底。"他知道，这些证件一旦被日军发现，自己必死无疑。虽然心疼那些珍贵的证件，但保住性命才能继续为抗战做贡献。"顾研究员说道。
　　下午四时左右，冯英子走到苏州火车站附近，突然碰到一队沿铁路步行向西的日军。鬼子们立刻把他拉了过去，一个鬼子让他帮忙牵马，另一个鬼子则叫他帮忙背包。冯英子心里清楚，随行鬼子的民伕大多都被他们残忍杀害了，自己这次恐怕是凶多吉少。"但他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在心里暗暗盘算：一定要找机会脱身，就算脱不了身，也绝对不能帮鬼子做事，不能对不起国家和人民。"顾研究员说。
　　过浒墅关的时候，天渐渐暗了下来。穿过月台的时候，冯英子故意走在月台的里侧，而那匹马则靠着有路轨的那一边。月台比路轨高出将近一米，冯英子趁鬼子不注意，猛地挤了马一下。那匹战马受了惊，嘶鸣一声后跌入了路轨。叫冯英子牵马的日军见状，顿时火冒三丈，挥起鞭子就朝着他打过来。而那个叫他背包的日军却以为他是不小心的，一把拉住了他，催促着他继续向前走。冯英子趁机忍着疼痛，跟着鬼子们一起离开了月台，心里暗自庆幸自己逃过了一劫。
　　
　　晚上，日军一行人到达望亭，住宿在当地一个大户人家的楼上。那楼上四周铺了不少稻草，日军士兵横七竖八地躺在稻草上休息，楼的中间则烧了一堆火，用来取暖和照明。顾研究员说："冯英子当时非常疲惫，也很害怕，但他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密切观察着日军的动向，等待着逃跑的机会。楼中的火在噼噼啪啪地烧着，有的日军已经滚在稻草堆上呼呼入睡了，发出了震天的鼾声。"
　　拂晓前，趁着日军睡得最沉的时候，冯英子悄悄起身，小心翼翼地避开熟睡的鬼子，溜出了楼房。他发现这条街是沿着运河修建的，当时正值一月，河水干涸，河床低浅。"冯先生灵机一动，心想如果沿着河边走路，就好像是走在交通壕中，岸上的日军岗哨不容易发现他。"顾研究员说道，"于是他一直走到河边，沿着干涸的河床悄悄向东走去。一路上，他不敢发出一点声音，脚下的石子硌得他生疼，但他始终没有停下脚步，一直走到天色微亮，才终于摸出了望亭，成功逃脱了日军的控制。"
　　天亮以后，冯英子重新走上铁路，朝着苏州的方向走去。眼前的景象让他悲痛不已：铁路上到处都是被打死的同胞，有士兵也有老百姓，枕木上血迹斑斑，惨不忍睹。顾研究员说："冯先生在回忆录中写道，从望亭到苏州这一段路上，他至少发现了七八十具尸首。每看到一具尸首，他的心就像被刀割一样疼。他默默地为同胞们哀悼，心里更加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浒墅关和苏州之间，冯英子远远地看见两个日本士兵，他们正卧在铁路上，拿着步枪瞄着对面村中的行人，竟然在比赛枪法。冯英子气得浑身发抖，但他知道自己手无寸铁，不能硬拼。他趁两个鬼子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从旁边绕了过去，很快隐没在河边的草丛中，时刻担心会被鬼子发现。"那段路，他走得心惊胆战，每一步都像是在刀尖上跳舞。但他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智慧，再次躲过了一劫。"顾研究员说道。
　　
　　1938年春，冯英子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打听到了一条从同里前往上海的秘密道路。他沿着这条道路，先从同里乘航船到芦墟，再从芦墟乘船到金泽，最后经青浦成功抵达上海，潜入租界继续进行抗战报道。在上海，他积极参加组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先后为国际新闻社、《力报》、《正中日报》、《前方日报》、《中国晨报》等多家报社担任战地记者，继续用文字揭露日军的暴行，传播抗战的消息。
　　1939年，范长江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总部迁往陪都重庆。冯英子又历经辗转，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抵达重庆。当时的重庆，经常遭到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顾研究员说："有一次，几十架敌机同时空袭重庆，扔下了无数的炸弹。山城三面起火，红了半边天，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硫磺气味，呛得人喘不过气来。轰炸还没有停止，冯英子就不顾危险，拿起相机和笔记本，冲了出去，深入轰炸现场进行采访报道。他的报道，让全国人民了解到了重庆人民在日军轰炸下的苦难与坚强，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时，冯英子正在湖南《中国晨报》工作。他当时激动得热泪盈眶，立刻组织编辑部的同事们加印号外，然后亲自拿着号外走上街头，向市民们分发。顾研究员说："冯先生在街头奔跑着，呼喊着，把胜利的消息传递给每一个人。市民们接过号外，欢呼雀跃，有的甚至流下了激动的泪水。那一天，整个湖南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而冯英子的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抗战胜利后，冯英子继续坚守在新闻岗位上，用手中的笔记录着时代的变迁。1987年，他被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高级记者；1992年起，他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但他始终保持着低调谦逊的态度，从不提及自己当年的成绩。
　　2009年，这位为抗战事业奉献了一生的战地记者冯英子先生在上海逝世，享年95岁。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他用手中的笔，写下了无数篇感人至深的抗战报道，唤醒了民众，鼓舞了士气；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名战地记者的责任与担当，展现了中国文人的风骨与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