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我们村子规模很大，有九百多户、三千多人，耕地面积将近四千亩。村里的小学也因此建得颇为宽敞。
　　校园由一个宽阔的大院构成，院里整齐地排列着六排、共12座土坯房，中间由一条笔直的甬路贯穿。每座土坯房都由四间屋子相连而成，屋前还带有一个独立的小院。前面五排是教室，最后一排则是老师们的办公室。从办公区侧面穿过一道拱形门，便来到隔壁的操场。操场的面积与教学区几乎相当，角落处也有一座带小院的三间土坯房——那便是育红班的所在。
　　育红班朝向操场的那面墙上也开有一个拱形门，但门上的栅栏常年挂着一把锁。小学里的孩子和育红班的幼儿，只能透过那些栅栏的缝隙，偶尔窥见对方的一些生活。我不记得自己在育红班时是否向往过隔壁的小学生，但是清楚记得自己成为小学生后，透过那扇栅栏门望向育红班里小屁孩时心里油然而生的优越感。
　　当年的教室都是土坯房，里头没有现成的课桌椅。那我们用什么呢？
　　我来描述一下：从讲台下来约半米处，先用砖并排砌起四个墩子——第一个和第二个间隔两米，第二个和第三个只隔半米，第三个和第四个又回到两米远。接着，在第一、二个墩子上铺一块长木板，第三、四个墩子上也铺一块，这就成了我们写作业、放书本的“桌子”。在这排墩子往后三四十公分，再砌上四个更矮、更窄的砖墩，同样铺两条长木板，这就是我们的“椅子”。如此一排桌子、一排椅子地重复排列，直到教室最后，末排椅子与后墙之间留出半米空隙，墙上画着黑板报。这些板子都是顺树干方向直接锯开的，树有多粗，板子就有多宽。因此形状并不规整，有的头粗尾细，有的中间宽两头窄，厚薄也不一。毕竟不是工厂批量生产，都是村里木匠随手锯的，差不多能用就行。
　　这类教室，在七八十年代反映农村小学的影视作品里随处可见。
　　上课时，大家一个挨一个坐着，胳膊肘碰着胳膊肘。因为离得近，小摩擦不断，不是你碰着我，就是我撞到你。课堂上不敢有太大动作，就一个眼神递过去，彼此心领神会：“等着，下课再说！”约架的多是男孩子，女孩子还不至于抡板子，最多互相推搡几下。下课铃一响，老师前脚还没迈出教室，有人已经抄起板子打起来。
　　课间时，教室里总会乱成一团。几乎没有一块板子还好好架在墩子上——不是被人拿在手里，就是翻倒在地，或者一头搭墩子、一头杵地上。墩子是用泥浆砌的砖，哪经得起这样反复折腾？再加上上课时大家不停扭动，砖块经常松动、掉落。上课铃一响，大家第一件事就是把砖块塞回去、板子铺好，再互相推挤着坐回位置上。
　　记得有些墩子松得厉害，最底层的砖都活动了，再怎么砌也歪歪斜斜。不管是坐的“椅子”还是写字的“桌子”，都摇摇晃晃，让人担心随时会塌。等到教室里大半墩子都散落一地时，学校就会趁周末找人重新砌一遍。一个学期下来，总要砌上好几回。
　　刚上一年级那会儿，班里大多数孩子还像在育红班时那样懵懵懂懂，对“上学”这回事没什么概念。迟到是家常便饭，常常两节课都上完了，教室里才稀稀拉拉坐满一半人。有人下午才姗姗来迟，有人索性一天都不见踪影。
　　大家也完全没办法遵守“上课”“下课”的规矩——上课铃响了，还有人在院子里跑得忘乎所以，得老师亲自出去，一个个拉进教室。就算人都坐到了长板上，一时半会儿也静不下来。老师已经在讲台上喊了好几遍“大家翻开课本”，底下却依然各行其是：有人凑在一起嘀嘀咕咕，有人埋头捡掉在地上的东西，还有人直愣愣地望着老师，一脸茫然。
　　好不容易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可老师没讲几句，就又有人突然冲上讲台抱住老师的腿；或是冷不丁站起来报告：“老师，我今天早上喝的糊糊，可烫了。”更有人若无其事地起身走出教室……状况百出，应接不暇，老师根本顾不过来。教学进度几乎推不动，光是维持秩序就够老师焦头烂额的了。
　　会出现这种局面，还得归因于我们村育红班的教育方式。说是“学前班”，其实就是“带娃玩儿”，基本属于“放羊”模式。你来不来、几点来，都没人管，也没有明确的上下课概念。老师确实会教一些简单的汉字和数字，但对纪律几乎没要求——这边老师在讲课，那边你可以跑出去玩；这边带着做游戏，那边你坐在位子上写字也没关系……总之，只要孩子不打架、不做危险的事，听不听讲、自己玩儿还是和别人一起玩儿，都随你。
　　于是，一年级老师要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群“无组织无纪律”的小不点儿。
　　就这么闹哄哄地过了大半个月，老师才总算把我们这群顽皮娃娃教会，慢慢懂得了小学课堂的规矩。教学，也终于一步步走上了正轨。
　　小孩子的成长真是快，变化也大。仅仅一个学期过去，原本在育红班时看不出什么区别的一群娃娃，渐渐显出了各自的不同：有人爱安静看书，有人喜欢跑跑跳跳，有人语文突出，有人数学拔尖，有人个子窜得快，有人小肚子越来越圆……但不管怎样，大家都慢慢有了小学生的模样——不仅能按时到校、认真上课、遵守纪律，还学会了不少像打扫卫生、整理桌椅这样的技能，也开始懂得帮同学、帮老师做点事情。难怪村里大人们常感慨：“孩子一上小学，真是长大了，懂事了。”
　　不过，也并非所有人都朝着“懂事”的方向发展。
　　我们班有个女孩，不知怎么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拉帮结派、欺负同学。她不知用了什么方法，聚拢了另外三个女生。等大家注意到时，她们已经成了一个以她为首的小团体。
　　如果这个女孩看上了谁的沙包、橡皮、文具盒，或是别的什么，其中一个“跟班”就会出面。一开始还会假装客气地提出“交换”：“小七喜欢你这块橡皮，把你的给她，她的给你。”那时候大多数孩子刚从懵懂顽皮的幼儿阶段适应小学生的角色，往往想也不想就答应了。个别一开始不愿意的，也会被那三个人软磨硬泡地说服。
　　总之，那个带头的女生很快搜罗到了一堆“好东西”。
　　大概是东西来得太容易，也可能是大家太顺从了。
　　她们很快就不再提“交换”，而是直接开口索要。对爽快交出来的，她们承诺“以后就是自己人”；对不愿意的，她们就威胁要全班人和他“绝交”。
　　就这样，她们的小圈子越来越大，成员越来越多。发展到后来，甚至不用她开口，就有人主动帮她留意、搜集别人带来的“好东西”，再像献宝一样交给她，以换取“核心成员”的身份。
　　事情愈演愈烈。后来，她已不满足于同学们带到学校的东西，开始列清单、摊任务：“韩丽梅，你明天给我带一根果丹皮。”“乔小芳，你后天给我带一块带香味的小熊橡皮。”
　　到最后，甚至发展到直接要钱！
　　她们还会警告所有人：“不准告诉家长！不准告诉老师！你要是敢告状，老师家长怎么罚我们，我们事后就加倍罚你！”
　　我们这些不在她圈子里的人，真的都害怕了，没有一个人敢告状。甚至，不少人还想方设法讨好她，希望能挤进那个“圈子”，最好能成为“核心成员”——因为那样不仅不用被要求带东西，说不定还能分到一点好处。那时候，她每天都能收到很多“好东西”。她会把吃不完、用不上、不喜欢或玩腻的东西，随手赏给身边的“跟班”。
　　这，已经是确定无疑的校园霸凌了。而这种“霸凌圈子”的形成轨迹，大概也能代表大多数霸凌团体的发展模式。
　　我们班俨然成了一个被“黑社会”笼罩的小社会，而老师对此竟一无所知。
　　直到有一天，一个同学又一次向家长要钱，撒谎说是老师让买东西——其实是要交给那个女生。家长察觉不对劲：怎么学校三天两头让买这买那？忍不住去问了老师，才知道孩子撒了谎。在一顿棍棒之下，那个同学终于说出了真相，也把那个女生在班里的所作所为全抖了出来。
　　那位家长震惊之余，联系了其他家长。大家一问自家孩子，才发现班里所有人——包括她“圈子”里的人——无一例外，都曾不止一次给过她东西或钱。
　　家长们愤怒了，联合起来直接找到校长，甚至扬言要去教育局。
　　学校专门召开全校大会，对她进行通报批评，责令她当众检讨并向所有人道歉，并警告今后再有此类行为，必将严惩。校长还亲自去她家，要求家长统计她收到的所有物品和钱款，如数赔偿。
　　至此，那个女生在我们班持续长达一年的霸凌，终于彻底结束。
　　老师也开始密切关注班级动态，时不时询问有没有“要东西、要钱”的行为。同学之间的关系，也慢慢回归了正常。
　　但那段全班被一人控制的灰暗校园生活，以及真相大白时的大快人心，在我的记忆里，留存了很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