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夏季农闲时节，不去地里干活的时候，我娘会把一些破旧不穿的衣服和床单之类剪成一片一片的，然后再烧一大锅面粉熬的浆糊。靠墙支起一块大木板，在上面刷一层浆糊，粘一层布；然后再刷一层浆糊再粘一层布，大概粘个十来层的样子，然后晾干。这，就是棉鞋千层底的基本材料。
　　秋天收完玉米，种上冬小麦以后，地里基本上就没什么活儿了，只等给小麦上一次冻水，一个冬天就再也不用去地里了。这时，整个村子就会进入“男人编簸箕、女人拧麻绳”的状态。拧麻绳用的原材料是麻皮——一种大麻类植物的纤维。每年深秋，都会有一批一批的商贩拉着整车的一捆一捆的麻皮到我们村来卖。因为编簸箕用的绳子就是麻绳，一根根柳条就是通过一根绕来绕去的麻绳编制成型的。所以，我们村是麻皮的销量大户。
　　簸箕编制的时候是泡软的状态，晾干以后柳条体积会略有收缩。麻绳本身也是植物成分，也有一定的柔韧性，编制的时候可以拉的很紧，簸箕晾干的同时会随着簸箕一起收紧。这样，簸箕晾晒干了也能够依然保持坚固、不变型。就算是用的时间长了，有某一处麻绳磨断了，也不会整个散架，其他地方的麻绳依然能牢牢的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一点比后来用的尼龙绳强了不知道多少倍。尼龙绳缺乏柔韧性，编制的时候不能拉紧，簸箕编制晒干后，因为尼龙绳不能跟着收紧，就会变的松松垮垮。
　　麻绳确实是老祖宗严选，但是制作麻绳实在是一件其耗费时间的事情。刚买来的麻皮都是一捆一捆的，长2-3米。所以，先得将一大捆麻皮一层层的揭开，用绳子将一头紧紧扎住；然后，用钢齿刷子顺着纹理的方向将其刷散；再用粗梳子梳成细条；最后，用细梳子刷成绒毛状。
　　在墙上靠近屋顶的地方钉一个钉子，把刷成绒毛状麻皮扎紧的一头挂在上面，垂下来的尺寸差不多到炕的高度。妇女们坐在炕头，右手握一个木头制作的工具，左手捻开绒毛状的麻皮，分开成两股。就这样，右手一边摇动工具，左手一边捻绳，麻皮绒毛就神奇的变成了麻花状拧紧的绳子，一圈一圈的缠紧在木制工具上。当木制工具缠绕厚厚一层的时候，卸下来，一套麻绳就完成了，有点类似上个世纪八十年买的那种一大圈一大圈的毛线圈。
　　编簸箕越多的人家需要的麻绳也越多。另外，我们冬天穿的棉鞋的鞋底也是用麻绳纳的。
　　入冬以后，我娘会将夏天晾晒的棉布板剪成一副副适合她自己、我和我爹脚的鞋底。先把大概四五片叠在一起，用白色的的确良布包边缝一圈，用线大概固定一圈，这样一层底片就做好了；然后，将这样的四五层底片叠到一起，先用麻绳大针脚的固定到一起；最后，用麻绳从鞋底的一边开始，一个小针角一个小针脚的、细细密密的纳满整个鞋底，就成了我们常说的“千层底”。层数越多、针脚越小，穿起来越舒服、暖和。
　　我娘拧麻绳或者纳鞋底的时候，我就在她旁边坐着。她会教我念一些简单的字，也会教我念数字，还会教我简单的加减法。那时候我会跟着我娘一字一字的念，也会掰着手指头算数，还用粉笔在墙上写写画画，有墙上存在多年的歪歪扭扭的字迹为证。
　　五岁那年的秋天，我跟着娘在小学门口卖梨，遇见了她的小学同学——一位如今村里小学任教的老师。
　　那老师大概就是随口一逗，弯腰问我：“你会不会写字、数数呀？”
　　没承想，我不仅会写会字、数数，还会算数。
　　她有些惊讶，又笑着问：“那你想不想来上学？”
　　这话多半也只是顺口一说——哪个孩子会主动想上学呢？可她没想到，我脆生生地答：“我愿意！”
　　大人们都笑了，只当是小孩的戏言，谁也没当真。
　　然而，她们误判了我的认真，也低估了我对“上学”二字的执着。回家后，我天天吵着要去上学。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上学是做什么，但这一点也不影响我就想去。既然你们问了我，我就非去不可——谁让你们先“招惹”我的呢？
　　娘被我闹得没法，只好去求那位老师。那时我们那儿普遍六岁上育红班（类似幼儿园），七岁才上一年级。不知她们是怎么商量的，总之没过几天，娘给我做了一个巴掌大的碎布拼接的小书包。第二天，五岁的我就欢天喜地地上学去了。
　　说来，在“上学”这件事上，我从小就没让大人费过心。
　　只是，虽然我比别人早一年上了育红班，却并未提早一年升入一年级。倒不是政策限制——那时管得不严，从我能五岁入育红班便可见一斑。是娘觉得我本就瘦弱多病，干嘛要比别人早一年上一年级呢，就跟别人一样就行了啊。
　　于是，我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足足上了两年育红班，最终还是在七岁时和别人一样踏进了一年级的教室。
　　如今回想，我对育红班的记忆几乎一片空白。不记得学过什么，也不记得有哪些伙伴。唯有三个画面，始终清晰：
　　校门口夸我聪明的老师；
　　那个连一个本子、一根铅笔都装不下的巴掌大的碎布拼接的小书包；
　　还有一个小女孩心里，那份涨得满满的、欢腾的喜悦；
　　八岁那年，我家发生了一件大事——我有了个弟弟。
　　那时，我的独生子女证已经在家里抽屉躺了好几年，那本红皮小册子我曾亲手翻看过。倒不是我爹娘多么响应政策号召，而是我娘总是怀不上孩子。可命运总是出人意料，在我八岁，上二年级这年，我娘怀孕了。
　　说来也怪，对于我娘怀孕这件事情，我的记忆竟十分稀薄。我甚至想不起她身形变化的任何片段，只记得有那么几天，我被送到了姥姥家住。等再回到自己家时，炕上多了一个裹在襁褓里的小小人儿。爹娘一左一右的偎依在她两旁，他们指着那个皱巴巴的婴儿对我说：“这是你弟弟。”
　　我至今仍清晰记得初见时的诧异——他怎么会这么小？那蜷缩的小手，那不及我手长的脚丫，一切都小得不可思议。母亲看着目瞪口呆的我，轻声说道：“你出生时，手脚比他的更小。”
　　那一刻，我望着这个突如其来的弟弟，又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掌，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生命的传递与奇妙。
　　往后的日子，关于这个弟弟的记忆，都是零零散散，拼不成片。
　　只记得有一回，太奶奶坐在板车上要离开我家。她从我娘怀里颤巍巍地接过弟弟，搂在怀里，乐呵呵地说：“没想到我这把年纪，还能再抱一回重孙子。”那时她七十多岁，在那个年代已算十分老迈。我爹和我娘站在一旁，脸上写满了紧张，眼睛紧紧盯着她的手，生怕她一个不留神，手一松，弟弟就会摔下去。
　　后面就是我弟弟一次又一次把家里东西扔到猪圈的事情。有那么一段时间，大概是他两岁左右的时候吧，不知道怎么回事迷上了把家里的东西往猪圈里扔。选东西也没什么依据，就是随机的、他能拿得动的。印象最深刻的那次是他把从外地来给我家送货的老伯伯的帽子扔到了猪圈里。
　　那是一个飘着零星雪花的下午，老伯伯一进我家屋子就把帽子摘了下来放在了身旁。跟我爹娘聊了几句就要出去卸货，一扭头要戴帽子的时候，发现帽子不见了。他不解的左右看了看，说：“哎，我记得刚才就放在这儿了啊，怎么没了？”爹娘赶紧帮忙找，可就是找不到有。
　　那个时候农村的房子不像现在，是套房，进去先是客厅，再是卧室、厨房之类。那时候进一个门就只有一间，就那么大点地方，左找右找都没有。正在大家着急的时候，我娘突然一拍脑门说：“我知道了，肯定是我小子又给你扔猪圈里了，他最近老往猪圈扔东西。”我爹赶紧去猪圈一看，果然帽子就静静的躺在猪圈里。幸亏是冬天，猪圈里比较干爽；也幸亏猪还没有来得及踩踏。总之，帽子还算干净，他们找杆子挑帽子的时候，我弟弟就在旁边吃吃的笑，就是那种做了坏事狡黠的笑。
　　那一段时间，家里如果什么东西找不到了，去猪圈找准没错，十有八九能找到。我弟弟好像特别喜欢看大人们慌慌张张到处找东西的样子。大概就是小孩子的一种恶作剧心态吧。
　　还有就是，有个放学后的傍晚，同学来找我跳皮筋，弟弟非要跟着去。我那时心里满是不情愿，只想和同学自在玩耍，却怎么也甩不开他这个“小尾巴”。
　　除此之外，弟弟在我整个童年的记忆里，始终像一个模糊的影子。我知道有这么个弟弟，也依稀记得发生过一些事，可任我怎样努力回想，都拼凑不出他清晰的模样——记不清他的眉眼，也忆不起他的声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