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我对自己五岁之前的岁月，几乎没有任何鲜活的记忆。那段模糊的时光，像一页被水浸透的稿纸，所有的情节，都只能靠我娘一遍遍讲述，才在我心里落下浅浅的痕迹。
　　她总说我小时候胆子格外的小，像只受不得半点风吹草动的小鸟。比如，我正坐在院子里，公鸡踱到身边突然一声啼鸣，我就能被吓得昏迷不醒，得赶紧找人替我“消惊”；院外传来几声羊叫，我也能惊厥过去，又得劳人“消惊”；甚至家里来个陌生客人，说话声稍大一些，我也会受惊昏睡，依旧得去“消惊”……
　　头一回听她说起这些，我是不信的。一个人，怎么会脆弱到这种地步？一声羊叫就能吓晕？我固执地认为，这不过是她随口编来的故事。直到后来，我在不同的场合，从不同的亲戚口中，一次次听到他们笑着谈起我幼年的这些“壮举”，我才不得不承认——那些听起来荒诞不经的事，竟都是真的。
　　我最早的记忆，能追溯到五岁之后，这应该已经算很早的了。
　　娘去地里干活的时候，不用再把我单独放在地头了。我成了她的小尾巴，她做什么，我就跟着做什么。她除草，我就在后面把草捡起来，堆成一个个小草堆；她点种，我就跟在后边像模像样地埋土；她给西红柿、豆角搭架子，我就在旁边帮忙递棍子、递绳子。
　　其实，那个时候娘哪里是真指望我干活呢，我也干不了多少。但我自己喜欢跟着忙活，她也乐意让我跟着——就这么着，我不能闲着，她身边也总有个小小的身影陪着。
　　有人说，孩子的童年应当留在农村，去亲身体验拥抱自然的快乐。对此，我不仅深有体会，更从心底里认同。直到今天，我依然深深眷恋着那一眼望不到头的田野，那一片连着一片的土地。我喜欢光着双脚踩在地里泥土上时那种踏实而温厚的触感。
　　我热爱农村，热爱土地，因为我从小就在它的怀抱中长大，在它的滋养里生活。春天，我能闻到麦苗返青时那股带着清甜的草香味；秋天，新翻的泥土在犁铧下袒露出醇厚而原始的气息；更不用说夏天麦收时节，空气里蒸腾着的、暖烘烘的麦香——那是一种属于丰收的味道。这片朴素而丰饶的土地，给了我一个饱满、真实，并且充满自然气息的童年。
　　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超市里那么多种类繁多的零食。但是，从春到夏，从夏到秋，甚至冬天还能吃到来自大地馈赠的“天然零食”。
　　春天，随着麦苗返青的有很多新长出来的各种野果子：野草莓、野葡萄，还有叫不上名字但是能吃的各种酸酸甜甜的小果子，都是一年生的草蔓植物，长在田间地头，在我眼里那都是无上的美味。甚至，有时候摘一朵不知名的小花，吮吸花蕊的芯部，也能品出丝丝的甜味儿。香椿、榆树、槐树也依次发芽、长叶、开花了。在娘眼里这些都是一盘盘可以改善一下我们生活的餐桌上的菜：鸡蛋炒槐花、榆钱饭、辣椒炒香椿……而对于我说，揪下一把槐花、一捧榆钱急不可耐的塞进嘴里的才是无上美味。
　　夏天，那是我童年记忆里最五彩斑斓的季节，盛着最盛大的快乐。田里的黄瓜、甜瓜、西红柿、酥瓜、面瓜、茄子，还有沙地里圆滚滚的西瓜……能入口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每次跟着下地，总能吃得肚皮滚圆回家，晚饭一口也塞不下。
　　那种单纯的满足，如今的孩子很难体会。现在随时随地都能在网上买到天南地北的瓜果，半小时就送到手边。可吃到嘴里，却常常觉得缺了点什么——味道固然不如从前，但更重要的，是没有了那份置身绿色藤蔓中亲手采摘的欣喜与满足，又失去了那份漫长等待后终于如愿以偿的期盼。
　　初夏还有将熟未熟、将满未满的麦粒，最是好吃。随手揪一把青麦穗，合在掌心轻轻揉搓，再凑近嘴边徐徐吹去麦壳，一把青盈盈的麦粒便落入口中。从清甜多汁的嫩，到软糯回甘的香，再到饱满扎实的颗粒感——儿时的我，可是从麦子灌浆一路吃到颗粒饱满的。吃法也五花八门。生吃自不必说，单是煮，就有好几种：带着麦穗直接扔清水里煮，或是剥出麦粒放进粥里煮，更特别的，是浇地时偷偷塞进柴油机水箱里煮——不知怎的，那样煮出来的麦子，总带着一股说不清的、别样的香气。还有埋在草木灰里焖——将整个麦穗埋进灶膛里带着余烫的草木灰里，或是用叶子裹好埋进热土中慢慢煨……我们变着花样，把一颗颗青麦粒吃出了无穷乐趣。
　　在那个零食稀缺的年代，这一捧捧青麦，就是我们平淡饮食里最鲜活、最温暖的零嘴。
　　秋天的水果就单调了一些，无非是附近果园里种的苹果、梨和桃子。至于草莓，我直到上高中之前，都不知道世上还有这种东西。确切地说，很多南方水果我闻所未闻；即便是北方的果子，只要村里没人种，我也无缘得见。比如“猕猴桃”，我是在大学里才第一次见到，也是那时才认识了火龙果、龙眼和山竹。工作之后，才终于尝到了榴莲和菠萝蜜的滋味。
　　我家院子里有棵柿子树，柿子倒是管够，只是我不太爱吃柿子。可一到冬天，万物凋零，屋檐下那一筐筐渐渐软化的柿子，就成了我唯一的零嘴儿。上冻之后，柿子冻成一个个结实的冰球。硬的时候可以当冰棍啃，等它在嘴里慢慢化软了，又能吸溜着吃——不管是哪种吃法，都是冬天里难得的甜头。
　　当然，冬天还有炉火上烤得焦香的花生和地瓜。其实刚收下来的花生和地瓜，无论生熟都好吃，它们都是我童年“零食库”里的主力。
　　我爹后来辞去了糖厂的工作，开始在我们村做起了柳编生意——专门收集各家各户编制的簸箕、箩筐，然后运到县城集市上卖，有时还会跑到邻近的镇子去贩卖。说白了，就是当起了簸箕贩子。
　　簸箕在当时的农村是不可或缺的农具，特别是在麦收时节，扬场、装仓这些重要农活都离不开它。我们村有个独特之处——方圆百十里内，只有我们这一个村子掌握着编织簸箕的手艺。整个县，甚至邻近几个县的农民，用的簸箕几乎都出自我们村村民之手。村里的男人大多都在自家挖的地窨子里编簸箕。因为人人都有这门祖传的手艺，一天只要能编出两个，就能挣上几块钱，这在当时可是相当可观的收入。
　　我家也有这样一个地窨子，我爹会编，也编过很长一段时间。
　　至于我爹后来为什么不自己编簸箕，转而专门做贩卖的营生，具体原因我并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簸箕贩子，比起自己埋头编簸箕，应该更赚钱。
　　我家的日子，像春日里返青的麦苗，一天比一天挺直腰杆，眼见着越过越有奔头。可这份来之不易的好光景，在我奶奶和二叔他们眼里，却像一根扎进肉里的刺——碍眼又难受。
　　他们见不得我们好，更准确地说，是见不得我娘抬起头来做人。那些明里暗里的欺压，非但没有随着我们日子好转而消停，反而像夏天的杂草，一场雨过后，便又变着法子、换着由头，一茬接一茬地冒出来，无休无止。
　　时至今日我都想不明白，我奶奶何以对她这个大儿子有这么深的嫌弃和厌恶？看不起我娘我可以理解，但那可是她亲儿子呀，就算做不到一碗水端平，也不至于把一个捧到天上一个踩在脚下吧，好歹也叫她一声娘不是。
　　我娘在意识到我爹是绝对不会给她撑腰之后，便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牛，把犄角对准了我奶奶和二叔一家，开始了漫长的对峙。后来，二叔基本也不再动手，奶奶除了阴阳怪气几句和对我投来厌弃的目光外，也再无他法。这场家族争斗，最终演变成了两个女人——我娘和二婶之间的持久战。
　　说来也怪，在我的记忆里，其实从未见过她们扭打在一起。只记得她们总隔三差五地站在各自家门口，隔着那条窄窄的土路对骂。两家离得极近，从我家大门能清楚地看见她家院里的动静。骂累了，就回家搬个板凳坐在门口继续；有时还会端着水杯、拿着馍馍，一边吃喝一边骂，像是要给这场持久战补充弹药。最激烈的时候，她们甚至会各自爬上房顶，指着对方的方向叫骂，声音在村子上空飘荡。
　　那时的我，还不懂得什么是愤怒或难过，只是懵懂地看着这场时不时就上演的场面，就像在看一场与自己无关的热闹。我甚至还会乐颠颠地给我娘搬凳子，还会踮着脚给她端水，全然不知这喧闹背后藏着多少心酸。
　　那个年代，“骂街”是村里司空见惯的景象。几乎每天，不是在巷口，就是在谁家房顶上，总能听见有人扯着嗓子开骂。一旦开始，这场独角戏总要持续好一阵子——若是被骂的那方不接话，骂人者也要独自骂上至少半个钟头才勉强收场；要是对方接了腔，那就没个准头了，可能是一个小时，可能是两个小时，也可能是大半天，谁说得准呢。
　　那时候的我，把这当作难得的热闹看。一听见哪里有骂战，就撒腿往外跑。不光是我，左邻右舍的大人小孩都会围过来，像看戏似的。
　　记得有回去隔壁巷子看两口子打架：屋檐下两口子撕扯对骂，女人只穿着短裤，内衣带子断了一根，另一根耷拉在肩上；男人也只剩条短裤，背上全是血道子。而院子里，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高矮胖瘦围得水泄不通，没一个人劝架，都默不作声地看着。
　　现在回想起来，那样的场景着实可笑。可也许，这就是那个年代特有的情绪出口——用最直白的方式，把心里的憋闷统统倒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