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八章 松山敢死，林县杀敌

　　(一)
　　
　　2025年3月，我跟着胡秋材研究员坐车前往鄂西长阳县高家堰镇沈家棚，他手里的史料里“向大禄”三个字旁，标注着“松山敢死队幸存者”的字样。我心里燃着一团火——作为抗战老战士李明的外孙，续写抗战老兵小传的使命，早已化作血脉里的执念，每一次拜访，都是与一段滚烫历史的重逢。
　　“沈棚这地方，藏在长阳的深山里，当年躲过了不少兵灾，却没躲过抗战的烽火。”胡老师边开车边说，他的声音被雾霭裹着，带着几分厚重，“向老102岁了，耳不聋眼不花，就是腿脚不太灵便，毕竟松山那两颗子弹，在他身上留了一辈子。”说话间，前方传来几声犬吠，一座青瓦土墙的老屋渐渐显露在雾中，木门旁挂着的玉米串在风里轻轻晃动，像是在迎接我们这些探寻往事的客人。
　　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只见一位白发老者正坐在堂屋的竹椅上晒太阳，身上穿的深蓝色土布棉袄洗得有些发白，却浆洗得干干净净。他背微佝偻，双手搭在膝盖上，指节粗大且布满老茧，那是岁月与劳作留下的痕迹。听到动静，老者缓缓抬起头，一双眼睛虽已浑浊，却透着几分矍铄的光，像是能穿透时光的尘埃。“你们是来听打仗的事？”他开口问道，声音洪亮，带着鄂西口音的普通话格外有力量，倒让我原本有些紧张的心情平复了不少。
　　“向爷爷，我们是湖北抗战研究院的，想来听听您当年参加抗战的故事，把它记录下来，让更多年轻人知道。”我们递上带来的薄礼，老人的孙媳妇早斟好了热茶。
　　老人沉默片刻，仿佛在回忆那些深埋心底的往事，随后缓缓开口，声音低沉却清晰，将我们带回了八十多年前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
　　
　　“民国十二年(1923年)，我生在沈家棚，家里有爹娘，还有五个兄弟姐妹，大哥、二哥，三个妹妹，一大家子人，日子虽苦，却也热热闹闹。”老人的目光飘向堂屋墙角，像是望见了当年的茅草屋，“那时候爹种着几亩薄田，娘在家纺线织布，我跟着大哥去山上砍柴、放牛，妹妹们在院子里玩耍，日子虽不富裕，却也安稳。可谁能想到，民国二十四年那场瘟疫，像一场无情的风暴，一下子就把家里搅得支离破碎。”
　　他的声音渐渐低沉，眼神里满是痛楚：“起初是小妹病倒了，上吐下泻，高烧不退，爹请了村里的郎中来看，抓了几副药，可根本不管用。没几天，小妹就没了，紧接着，二妹、三妹，还有二哥，都染上了疫病，一个个倒下去，娘看着孩子们接连离去，悲痛过度，也跟着去了。”老人的手微微颤抖，茶杯里的茶水泛起涟漪，“大哥为了照顾我们，没日没夜地奔波，最后也累倒了，再也没醒过来。短短半个月，家里就走了六口人，只剩下我、爹、婶婶和侄儿，四口人守着空荡荡的屋子，连哭都哭干了眼泪，日子过得像嚼黄连，苦得没边。”
　　胡老师在一旁轻轻记录，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我握着录音笔的手却有些发颤，脑海里浮现出那个疫病横行的村庄：茅草屋前，年幼的向大禄看着亲人一个个被抬出去，父亲佝偻着身子挖坑掩埋，婶婶抱着侄儿默默流泪，整个村庄被悲伤与恐惧笼罩，看不到一点希望。
　　
　　1938年4月，十七岁的向大禄奉婶婶之命，背着简单的包袱外出打工，想挣点粮食补贴家用。“那天清晨，雾特别大，能见度不足三尺，我沿着山路往镇上走，心里还想着，等挣了钱，就给爹和婶婶买些布料，给侄儿买些糖果。”老人回忆道，语气里满是遗憾，“可走到半路的山坳口，突然从树林里冲出几个穿灰军装的人，手里拿着步枪，不由分说就把我按住了。他们说是抓壮丁，要我去当兵，我哭喊着说要回家，可他们根本不理会，拖着我就往山下走。”
　　被强行拉进部队后，向大禄被编入了一支杂牌军，跟着队伍辗转各地。“那时候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回家，爹和婶婶还在村口盼着我，他们不知道我被抓了壮丁，肯定急坏了。”他说，部队里的日子苦不堪言，吃不饱穿不暖，还要每天高强度训练，稍有不从就会遭到打骂。趁着一次夜行军的混乱，向大禄偷偷溜了出来，一路乞讨，朝着家乡的方向赶。“那时候根本不敢走大路，只能在山林里穿行，饿了就挖野菜、摘野果，渴了就喝山泉水，脚上磨起了一个个血泡，疼得钻心，可一想到爹和婶婶，就又有了力气。”
　　可命运却和他开了个残酷的玩笑，当他好不容易走到离家乡不远的地方时，又被另一支负责运送辎重物资的部队抓住了。“他们把我绑起来，交到了国军第九十九军，当天就跟着部队开赴广西，参加昆仑关战役。”老人叹了口气，“我那时候年纪小，根本不知道打仗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每天在炮火里穿梭，运送弹药、抬伤员，到处都是爆炸声、枪声和惨叫声，好几次炮弹就在身边爆炸，掀起的泥土把我埋了半截，侥幸捡回一条命。”
　　
　　1940年6月，部队在广西休整时，向大禄从战友口中得知宜昌失守的消息。“宜昌离长阳那么近，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爹和婶婶会不会出事？家里的房子会不会被烧？”一连串的疑问让他坐立不安，对家人的思念如同潮水般涌上心头。“我实在忍不住了，趁着部队换防的间隙，再次偷偷逃跑。这次我学聪明了，昼伏夜出，沿着小路往家乡赶，可刚走到长阳境内，就被一支正在巡查的国军部队抓住了，又一次被迫踏上了征途。”
　　1941年，向大禄所在的部队奉命开赴湖南，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那时候我还是个后勤兵，主要负责运送粮食和弹药，可前线战事吃紧，我们这些后勤兵也得拿起枪上战场。”老人说，第一次直面日军时，他心里充满了恐惧，手都在发抖，连枪都握不稳。“鬼子的装备比我们好，火力也猛，我们只能躲在战壕里，靠着地形优势和他们周旋。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我心里又怕又恨，怕自己也会死在战场上，恨鬼子残害我们的同胞。”
　　1942年，部队为了提升战斗力，从后勤兵中挑选年轻力壮的士兵参加军事学习训练班，向大禄有幸被选中。“那时候我就想，与其在战场上被动挨打，不如好好学本事，将来能多杀几个鬼子，为死去的亲人报仇。”他说，训练的日子异常艰苦，夏天顶着烈日趴在草丛里练习射击，汗水浸透了军装，身上被蚊虫叮咬得满是红包；冬天在雪地里摸爬滚打，练习拼刺刀、隐蔽冲锋，手上脚上全是冻疮和伤口，可他从来没喊过苦、叫过累。“我们的教官是个参加过多次战役的老兵，他告诉我们，战场上，只有本事硬，才能活下去，才能杀更多的鬼子。”
　　
　　在训练班里，向大禄系统学习了步枪射击、投弹、拼杀、作战隐蔽、冲锋等军事技能，还重点学习了机枪的使用与维护。“机枪的威力可比步枪大多了，一梭子下去，能打倒一片鬼子。”老人的语气里满是自豪，“我那时候特别用心，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习，晚上还缠着教官请教，很快就熟练掌握了各种技能。”凭借过硬的身体素质和出色的军事表现，向大禄被选为机枪手，正式成为一名前线作战士兵。“第一次用机枪杀敌时，看着鬼子一个个倒下，我心里既解气又难过，解气的是终于能为亲人报仇了，难过的是还有那么多同胞在受苦。”
　　可战场上的危险无处不在，一次冲锋中，一颗子弹擦着向大禄的头皮飞过，击中了他身后的战友。“我当时只觉得头顶一麻，热乎乎的液体流了下来，用手一摸，全是血。”他说，后来才知道，子弹只是擦破了头皮，虽然伤势不重，却也让他昏迷了一整天。“醒来时已经在后方医院了，医生给我包扎伤口时说，再偏一点，我就没命了。”在医院养伤的日子里，向大禄看到了太多受伤的战友，有的断了胳膊，有的少了腿，还有的瞎了眼睛，可他们脸上没有丝毫怨言，反而一个个都盼着早日康复，重返战场。
　　1943年春，伤愈归队的向大禄被编入陆军第八军荣誉第一师三团。“荣誉一师，光听名字就知道，这支部队不一般。”老人的眼神变得凝重起来，“这支部队里的将士，大多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要么是受伤治愈的老兵，要么是作战经验丰富的骨干，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伤，心里都憋着一股对鬼子的仇恨。”在贵州安顺整训期间，向大禄又参加了军官训练班，系统学习了战术指挥、阵地攻防等知识。“那时候我才知道，打仗不光要勇猛，还要有谋略，光靠蛮干是不行的。”结业后，他被任命为二营三连三排九班班长，手下管着十几个士兵，“我告诉我的兵，我们上战场是为了保家卫国，不是为了送死，只有活着，才能杀更多的鬼子。”
　　
　　1944年7月1日，第八军接到了攻打松山的命令，荣誉三团担负起攻击松山主峰的重任。“松山是滇缅公路的咽喉，地势险要，鬼子在山上修建了密密麻麻的地堡、战壕和铁丝网，还配备了大量的重武器，号称‘东方马其诺防线’。”老人的呼吸变得急促，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炮火连天的战场，“我们接到命令后，连夜开赴松山脚下，看着那高耸入云的山峰，心里都清楚，这将是一场恶战，能不能活着回来，谁也不知道。”
　　进攻开始后，日军的炮火异常猛烈，子弹像雨点一样从山上射下来，山坡上瞬间被鲜血染红。“我们一次次发起冲锋，一次次被打回来，战友们的尸体堆在山坡上，有的被炮弹炸得面目全非，有的还保持着冲锋的姿势。”老人的声音哽咽了，“我亲眼看到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心里像刀割一样疼，可我不能停下来，只能端着机枪，拼命地向鬼子射击，把心里的仇恨都发泄在子弹上。”
　　8月20日9时15分，随着两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整个松山都颤抖了两下，松山主峰上升起两团巨型浓烟，遮天蔽日。“那是工兵们在山下挖了几十米的地道，把炸药埋在了鬼子的堡垒下面，一下子就把主峰上的地堡炸平了！”老人激动地拍着大腿，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我们都以为胜利在望了，一个个欢呼雀跃，可没想到，鬼子还有后手。”
　　
　　原来，日军在主峰下面还修建了暗堡和隧道，爆炸并没有将他们全部消灭。战至21日夜晚，首批冲上主峰的部队因连日苦战，伤亡惨重，士兵们个个疲惫不堪，连握枪的力气都没有了。荣三团团长赵发毕见状，命令刚从怒江东岸调来的三营接替坚守主峰的任务。可天还没亮，日军就组织了更大规模的反攻，他们借着夜色的掩护，从暗堡和隧道里冲出来，与我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鬼子像疯了一样，一个个端着刺刀，嗷嗷叫着冲过来，我们的士兵虽然疲惫，但也毫不畏惧，拿起刺刀与他们拼杀。”老人说，经过一夜的激战，我军因寡不敌众，刚刚夺回的主峰子高地再次失守。
　　“军部接到消息后，如晴天霹雳，军长何绍周下了死命令：必须在天亮前夺回阵地，否则军法处置！”老人的声音提高了几分，带着一丝决绝，“团里立刻决定挑选敢死队，由三营营长陈载经带队，趁敌人立足未稳，拼死冲上去夺回阵地。我当时想都没想，第一个报了名——战友们的尸体还躺在山上，阵地不能丢，国家不能亡，就算是死，我也要和鬼子拼到底！”
　　很快，一百多名敢死队员集结完毕，每个人都写下了遗书，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们每个人都背着冲锋枪，腰间别着手榴弹，身上挂满了弹药，陈营长高声喊道：‘兄弟们，为国捐躯的时候到了，跟我冲！’说完，就带头向主峰冲去。”老人的眼神里满是坚毅，“日军的炮火依旧猛烈，子弹像冰雹一样打过来，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有的被子弹击中胸膛，有的被炮弹炸飞，可没有一个人退缩，大家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向着主峰冲去。”
　　“刚冲出去没几步，一颗子弹就击中了我的小腿，钻心的疼痛瞬间传遍全身，我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老人指着自己的左腿，那里有一道长长的疤痕，“我咬着牙，强忍着疼痛，继续往前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冲上去，夺回阵地！可没跑多远，又一颗子弹打在了我的臀部，我一下子跪倒在地，鲜血顺着裤腿流下来，染红了身下的泥土。”他顿了顿，语气坚定地说：“可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受伤也不准下火线！我挣扎着爬起来，用冲锋枪支撑着身体，继续向山顶冲锋。”
　　激战中，向大禄的冲锋枪弹药很快就所剩无几，陈载经营长见状，大声喊道：“兄弟们，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跟鬼子拼了！”向大禄赶紧上好刺刀，同时将最后一颗子弹推上枪膛，做好了与鬼子同归于尽的准备。就在这时，一个人高马大的日军端着刺刀，凶神恶煞地向他扑来。“那鬼子身高一米八多，比我高出大半个头，脸上带着狰狞的笑容，刺刀直刺我的胸口。”老人比划着当时的情景，“我心里一点都不害怕，反而激起了斗志，侧身躲过他的刺刀，趁着他立足未稳，猛地扣动了扳机，子弹正中他的胸膛。那鬼子闷哼一声，身体晃了晃，还没倒下，我顺势把刺刀狠狠插进了他的心脏，鲜血瞬间喷了我一身。”
　　杀死这个鬼子后，向大禄已经筋疲力尽，加上流血过多，头晕眼花，眼前阵阵发黑。“我靠着一块石头坐下来，想喘口气，可刚坐下，就看到又有几个鬼子冲了过来。”他说，就在这危急关头，远处传来了冲锋的号角声，军部调来的第八十二师二四五团一个连118人赶到了增援。“战友们来了，我们士气大振，我挣扎着站起来，跟着增援部队一起冲锋，喊杀声震天动地，鬼子被我们打得节节败退。”
　　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我军终于全歼了主峰上的日军，完全夺回了松山阵地。打扫战场时，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都热泪盈眶：62对敌我官兵紧紧抱在一起扭打致死，他们的手指深深嵌进对方的肉里，牙齿咬着对方的耳朵或喉咙，遗体早已僵硬，根本无法分开。“他们都是英雄啊，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把命都丢在了松山上。”老人的声音再次哽咽，泪水顺着眼角的皱纹滑落，“我们只能把他们一起掩埋，让他们在地下也能并肩作战。”
　　攻下子高地后，向大禄因流血过多昏迷过去，被战友们抬到了松山野战医院。“医生说我失血过多，情况很危险，好几次都差点没抢救过来。”老人说，在野战医院治疗了几天，伤势稍微稳定后，他又被转到了保山远征军兵站医院。“那两颗子弹卡在骨头里，医生尝试了好几次，都没能取出来，只能留在身体里。”他拍了拍自己的臀部和小腿，“这两颗子弹跟着我几十年了，阴雨天还会隐隐作痛，可它们也是我的军功章，见证了我当年在战场上的浴血奋战。”
　　在医院治疗一个多月后，向大禄的身体渐渐康复。因在攻打松山的战斗中作战勇敢、机警灵活，受伤后仍坚持杀敌，他被评为模范士兵，并升任少尉排长。“拿到奖状和军衔的那一刻，我心里特别激动，觉得自己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老人说，“我当时就想，只要能把鬼子赶出中国，就算牺牲一切都值得。”
　　
　　1944年10月，身体刚康复的向大禄就主动要求归队，参加了反攻龙陵的战斗。“龙陵的鬼子也很顽固，我们打了好几个月才把它攻下来。”老人说，在龙陵战役中，他多次带领士兵冲锋陷阵，又立了不少战功。民国三十四年一月，荣誉一师奉命增援畹町，当向大禄和战友们赶到畹町时，日军已被赶出滇西，逃往缅北，整个滇西全部光复。“我们站在畹町桥旁，看着重新打通的滇缅公路，汽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过，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老人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苦都没白吃，所有的牺牲都值得了，我们终于把鬼子赶出了我们的土地。”
　　抗战胜利后，第八军奉命驻守云南陆良、路南、师宗三地补充、整训。解放战争期间，向大禄随第八军继续驻守云南。1950年，他和战友们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军集体投诚。“解放军待我们很好，没有打骂我们，还让我们自己选择未来的路，要么参加解放军，要么回家务农。”老人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家，“打了这么多年仗，我太累了，只想回到沈家棚，守着爹和婶婶，过安稳的日子。”
　　拿着解放军发放的《证明书》、几块大洋和一些粮票，向大禄踏上了返乡之路。这一次，他终于真正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家。“爹和婶婶看到我回来，都哭了，他们以为我早就不在人世了。”老人的眼神里满是温柔，“我把这些年的经历告诉了他们，他们既心疼又自豪，心疼我受了那么多苦，自豪我为国家出了力。”
　　
　　返乡后的向大禄一直在家务农，娶妻生子，养育了两子五女。“日子虽不富裕，但平平安安就好。”老人看着堂屋墙上挂着的全家福，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孩子们都很孝顺，经常来看我，孙辈们也都很有出息，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从2013年起，政府每月给向大禄发放1000元的老兵津贴，2015年，他还获颁了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国家没有忘记我们这些老兵，还给我们这么好的待遇，我心里特别感动。”他小心翼翼地从抽屉里拿出纪念章，用袖口轻轻擦拭着，“有人问我，后悔当年当敢死队吗？我从来没后悔过。为国家打仗，为老百姓守家园，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荣耀。”
　　102岁高龄的向大禄，经历了战乱与离别，见证了胜利与和平，如今依然性格开朗，对生活充满憧憬。“现在的日子多好啊，不愁吃不愁穿，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幸福。”他笑着说，“我多活一天，就要多看看这好日子，也想让年轻人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多少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你们一定要好好珍惜，强大我们的国家。”
　　
　　(二)
　　
　　2024年10月的豫西，秋阳如碎金般洒满洛阳孙旗屯乡的山野，槐树叶带着霜后的干爽气息，簌簌落在铺满枯叶的山径上。我随河南抗战研究员吕安邦老师，踩着脆响的落叶往三山村深处走，他手里紧紧攥着的档案袋上，“姚书倍”三个字被阳光晒得格外醒目。——每一位幸存的老兵，都是一部镌刻着烽火岁月的活史书，而我们，是替民族拾回这些珍贵记忆的拾光者。
　　“姚老可是咱洛阳的传奇人物，102岁高龄，思维还像年轻人一样清晰。”吕老师边走边感慨，语气里满是敬佩，“他14岁从南京中央委员子弟学校毕业，16岁考进黄埔军校七分校，18岁就当上了排长，是当时40军里最年轻、个子最矮的基层军官。林县保卫战那回，他带着全排战士用手榴弹硬撼鬼子坦克，硬生生拦住了板垣师团的攻势，这股血性，至今在老兵圈子里传为佳话。”说话间，前方矮墙后露出一角青瓦，袅袅炊烟从烟囱里升起，夹杂着饭菜的香气，姚书倍老人的家，就藏在这片充满烟火气的院落里。
　　推开虚掩的木门，吱呀一声划破山村的宁静。只见一位白发老者正坐在院中的老槐树下，手里摩挲着一块磨得发亮的木质黄埔校徽，指腹一遍遍抚过“亲爱精诚”四个字。老人穿一件藏青色中山装，虽身形瘦削，却腰板挺直如松，脸上的皱纹如黄土高原的沟壑，每一道都刻着岁月的风霜与战场的硝烟。听到动静，他缓缓抬起头，一双眼睛虽已浑浊，却透着军人特有的锐利，仿佛能穿透七十余年的时光烟尘，直抵人心。
　　“吕研究员，还有这位年轻人，是来听我讲打鬼子的旧事吧？”老人开口问道，声音略带沙哑，却中气十足，带着豫西口音的普通话格外有力量。我赶紧上前递过一杯温热的菊花茶，指尖触到他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布满了深浅不一的疤痕，那是刺刀、手榴弹和岁月留下的印记。“姚爷爷，我叫周捷，是抗战志愿者，想来听听您当年在林县用手榴弹炸坦克、在辉县浴血奋战的故事，把它记录下来，让更多年轻人知道先辈们是怎么拼来今天的和平。”老人接过茶杯，呷了一口，目光落在我胸前佩戴的抗战胜利纪念徽章上，眼神渐渐柔和下来，“好啊，那些事儿，刻在我骨子里，就算到了阴曹地府，也忘不了。该让年轻人听听，当年我们是怎么跟鬼子玩命的。”
　　老人的思绪，在袅袅茶香中飘回了八十多年前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民国十一年，我出生在三山村，刚满三岁，爹娘就先后染上瘟疫走了，是祖母和哥哥姚梦岳把我拉扯大的。”他的声音低沉下来，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我哥比我大十几岁，后来跟着中央委员李烈钧当副官，把我带到南京，送进了中央委员子弟学校。在南京的那些年，我跟着先生学语文、数学、历史，还练得一手好书法，日子过得安稳太平。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鬼子的飞机天天在南京上空盘旋，炸弹像雨点一样往下落，城里人心惶惶。我哥把我送回洛阳老家，摸着我的头说：‘四倍，好好活下去，将来长大了，一定要为国家出力，把鬼子赶出中国。’没想到，这竟是我们兄弟俩最后一次好好说话。”
　　
　　1938年，16岁的姚书倍怀着满腔报国之志，瞒着祖母报考了黄埔军校七分校第十六期第四总队，驻地在陕西凤翔的陈村镇。“黄埔的日子苦啊，天不亮就吹号起床，跑步、射击、拼刺刀、构筑工事，一天下来，浑身骨头都像散了架。”老人比划着端枪瞄准的姿势，眼神里闪过一丝少年般的倔强，“冬天在雪地里趴着练瞄准，手指冻得发紫，握不住枪；夏天顶着烈日跑越野，汗水浸透了军装，背上起满了痱子。可我不怕苦，心里憋着一股劲——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我们年轻人要是缩在后面，国家就真的完了。我训练格外刻苦，射击、投弹、拼刺都是总队里的佼佼者，还代表总队给军政部的参观团做过示范表演，当时总队长还夸我‘年纪虽小，军魂不灭’。”说到这里，老人脸上露出了孩子气的骄傲，眼角的皱纹也舒展开来。
　　因为前线战事吃紧，姚书倍和同学们没能完成全部学业，就提前毕业奔赴战场。他被分配到第24集团军40军106师317团1营2连，成为一名见习军官。“那时候部队里大多是老兵油子，见我年纪小、个子矮，都不怎么瞧得起我，背地里叫我‘小娃娃排长’。”老人笑了笑，“可我不服气，训练时比谁都认真，打仗时比谁都勇敢。见习三个月后，因为我在几次小规模战斗中表现突出，亲手缴获了一把鬼子的军刀，师长李振清亲自下令，破格提拔我为排长。那一刻，我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带出一支能打硬仗、敢打恶仗的队伍。”
　　1939年8月，姚书倍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斗——部队奉命在山西长治城外的玉米地设伏，截击增援晋东南的日军。“我们在玉米地里趴了一整晚，露水把军装打湿了，贴在身上冰凉刺骨，蚊虫在耳边嗡嗡作响，咬得浑身是包。”他回忆道，“那时候不是怕鬼子，是第一次直面战场，心里又紧张又激动，脊梁骨一阵阵发寒。天快亮的时候，远处传来了鬼子的脚步声，踏得地都在微微颤抖，还夹杂着叽里呱啦的叫喊声。我屏住呼吸，握着步枪的手心里全是汗，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直到连长喊‘打’，我才猛地扣动扳机，子弹呼啸着射出去，虽然没看清打没打中，可心里那股压抑已久的怒火，总算发泄了出来。”
　　
　　真正让姚书倍刻骨铭心、一辈子都无法忘怀的，是1942年5月的林县保卫战。“鬼子早就想拿下林县这个战略要地，之前两次进攻都被我们106师打退了，死伤上千人。可这次，他们下了血本，调来了战斗力最强的板垣师团，足足3万人马，还带着十几架飞机、三十多辆坦克，而我们守城部队只有1万多人，武器装备只有几门迫击炮、十几挺重机枪，实力悬殊太大了。”老人的呼吸变得急促，眼神也凝重起来，仿佛又置身于那场炮火连天的战役，“日军的飞机像一群蝗虫，对着县城狂轰滥炸，房屋一栋栋倒塌，到处是火光和爆炸声，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和血腥味。我们躲在临时构筑的工事里，眼睁睁看着身边的战友被炸弹炸飞，肢体残片溅得到处都是，心里像刀割一样疼，却只能咬着牙，等待反击的命令。”
　　激战三日后，日军凭借优势兵力和重型装备，攻陷了林县县城的城门。姚书倍所在的106师并未退缩，而是在城内部署了四道防线，与日军展开巷战。姚书倍带领全排50余名战士，奉命死守第二道防线上的一个核心据点——一座废弃的城隍庙。“鬼子是坦克开路，步兵跟在后面，像一群饿狼似的扑过来。”老人的声音陡然提高，带着一丝当年的悲愤，“我们的机枪、步枪子弹打在坦克厚厚的装甲上，只擦出几个火星就弹开了，根本伤不了它分毫。坦克上的机枪疯狂扫射，我们的战士一个个倒下，城隍庙的院墙被打得千疮百孔。眼看着插着‘狗皮膏药’旗的三辆坦克，轰隆隆地朝着师部指挥所的方向逼近，再让它们冲过去，师部就完了，整个防线也会彻底崩溃！我当时红了眼，一把扯掉军帽，大喊一声‘兄弟们，跟我冲，绝不能让鬼子过去’，带着全排战士就从城隍庙冲了出去。”
　　可血肉之躯，终究难敌钢铁洪流。“鬼子的坦克炮和机枪一起开火，密集的弹雨像筛子一样扫过来，我们的战士像割麦子一样倒下，短短几分钟，就牺牲了30多人。”老人的声音哽咽了，眼眶也红了，浑浊的泪水在眼角打转，“我亲眼看到副排长王铁牛，为了掩护我，扑到我身上，一颗坦克炮弹落在他旁边，他当场就被炸成了肉泥，最后我只找到了他常戴的那顶破军帽。还有刚入伍不久的小兵二柱子，才16岁，牺牲时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枚没来得及投出去的手榴弹，脸上还带着稚气的倔强。他们都是好兄弟啊，跟着我一起从洛阳出来，却没能一起回去……”老人停顿了许久，用袖子擦了擦眼角的泪水，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
　　悲痛欲绝的姚书倍趴在断墙后，看着逼近的坦克，脑子飞速运转。他知道，硬拼只有死路一条，必须找到坦克的弱点。“我盯着坦克看了半天，突然发现，坦克的观察窗！那个只有脑袋大小的玻璃窗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他立刻召集剩下的二十多名战士，把随身携带的手榴弹全部集中起来：“兄弟们，鬼子的坦克不是铜墙铁壁，它的观察窗是死穴！我们凑近了投，就算拼了命，也得把它们拦住，为师部争取时间！”战士们一个个眼神坚毅，齐声喊道：“拼了！为牺牲的兄弟报仇！”姚书倍带头跃出断墙，冒着密集的炮火向坦克冲去，战士们紧随其后，像一群勇猛的猎豹。
　　“坦克的机枪对着我们疯狂扫射，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有的被子弹打穿了胸膛，有的被坦克履带碾成了肉泥，可没有一个人退缩，没有一个人回头。”老人的拳头紧紧攥着，指节发白，手臂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我们趁着坦克转向的间隙，快速逼近，等到坦克离我们只有十几米、甚至几米远的时候，才猛地站起身，把手榴弹狠狠地朝观察窗扔过去——太远了扔不准，太近了，随时可能被坦克的机枪击中，或者被手榴弹的余波炸伤。每一次投弹，都是在跟死神赌命！”
　　一枚、两枚、三枚……手榴弹在坦克周围炸开，烟尘弥漫，遮住了视线。“又有十几位战友倒在了冲锋的路上，他们到死，手里还攥着手榴弹，眼睛瞪得大大的，望着坦克的方向。”老人的声音带着哭腔，“可我们的牺牲没有白费！终于，有一枚手榴弹精准地投进了第一辆坦克的观察窗，‘轰隆’一声巨响，坦克内部发生了爆炸，炮塔被掀了起来，里面的鬼子非死即残。紧接着，第二辆、第三辆坦克的观察窗也被我们击中，三辆坦克瞬间成了废铁，趴在原地不动了！看到这一幕，我们剩下的几个人都疯了一样地欢呼，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流——这是用兄弟们的命换来的胜利啊！”这一战，不仅成功拦住了日军的攻势，更让日军坦克在巷战中的弱点暴露无遗，为后续部队阻击敌人争取了宝贵时间。
　　坦克被摧毁后，日军步兵发起了疯狂的冲锋，试图为后续部队扫清障碍。“鬼子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嗷嗷叫着冲过来，脸上满是狰狞的笑容。我们也拔出刺刀，跟他们展开了肉搏战。”姚书倍比划着拼刺刀的动作，眼神凌厉如当年，“一个鬼子朝着我胸口刺来，我侧身躲过，顺势用枪托砸在他的肩膀上，只听‘咔嚓’一声，他的肩胛骨被砸断了，疼得嗷嗷叫。我趁机上前一步，用刺刀顶住他的喉咙，他瞪着血红的眼睛看着我，嘴里还在叽里呱啦地骂着。我想起了牺牲的副排长和二柱子，想起了那些倒下的战友，毫不犹豫地用力一捅，刺刀穿透了他的喉咙，鲜血喷了我一身。那是我亲手打死的第一个鬼子，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晰地记得他倒下时的样子。”
　　巷战整整持续了两昼夜，双方伤亡惨重，整个林县县城变成了一片焦土。“后来我们接到了突围的命令，当时师长李振清的6个护卫都已经牺牲了，他自己也提着一把大刀，跟鬼子拼杀，身上到处是伤，可依旧战斗力十足。”老人说，突围时，他带着剩下的5名战士，借着夜色的掩护，从城墙的一个缺口处爬了出去。“城墙下面全是鬼子的岗哨，我们屏住呼吸，趴在草丛里一动不动，蚊子叮咬得再疼也不敢出声。有一个战士不小心碰到了树枝，惊动了鬼子，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冲出去，又牺牲了两名战士，才总算突出重围，跟大部队汇合。”
　　
　　1942年夏，日军不甘心失败，转而向辉县方向进犯。姚书倍随317团赶赴辉县三郊口一带，抢占了制高点，准备阻击日军。“我们把数千鬼子包围在了一条狭长的沟里，居高临下，占尽了地理优势。”老人的语气里满是自豪，“那时候正是三伏天，天热得像火炉，我们趴在战壕里，汗流浃背，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结满了白色的盐渍。鬼子想往上冲，我们就用机枪、迫击炮狠狠地打，他们死伤惨重，沟里到处是鬼子的尸体，臭味熏天。”
　　就在战斗胶着时，一架日军飞机突然从云层里钻了出来，巨大的轰鸣声震得人耳膜发疼。“我还没反应过来，一枚炸弹就落在了我旁边的战壕里，‘轰隆’一声巨响，漫天的焦土把我埋了半截。”老人拍了拍自己的胸口，脸上露出了一丝庆幸的笑容，“附近的战友都以为我牺牲了，赶紧过来扒土，把我拉出来一看，我除了身上有些皮肉伤，头上起了个大包，居然没什么大碍——真是捡回了一条命。后来战友们都开玩笑说，我是被老天爷保佑的，还要留着我杀更多的鬼子。”这场战斗持续了半个月，最终，日军趁大雾在飞机掩护下仓皇突围，姚书倍和战友们缴获大炮数十门、迫击炮和机枪若干，共歼敌1900余人，取得了一场大胜。
　　此后，姚书倍随部队活动在豫北、晋南的沦陷区，没有正规攻防任务时，就夜里出动打游击。“我们主要在平汉线附近、安阳县境内活动，破坏鬼子的铁路、公路和通信设施，让他们的补给线陷入瘫痪。”他说，“十天里有七八天都要出击，尤其是刮风下雨的恶劣天气，我们肯定会去——鬼子以为这样的天气我们不会行动，防备最松懈，正好给了我们可乘之机。每次行动前，连长都会给我们分配任务，行动后，还会根据完成情况进行表扬奖励，缴获的物资也会平均分配，大家的积极性都特别高。”有一次，姚书倍带队去日军的马房抢夺战马，“我们趁着夜色摸进鬼子的营地，干掉了几个岗哨，成功抢了20多匹战马。可撤退时还是被鬼子发现了，他们在后面紧追不舍，还开了枪。我们一边往城外跑，一边回头还击，有七八位战友为了掩护大家撤退，留在最后阻击鬼子，最终全部牺牲了。”
　　
　　1942年，姚书倍的未婚妻家里遭遇了重大变故，她的父母相隔三天先后去世，留下了几个年幼的弟妹，全靠她一个人支撑。“营长知道我的情况后，特别照顾我，借着军官轮训的机会，派我回洛阳，在第一战区长官部军官训练团调训三个月。”老人的脸上露出了温情的笑容，“就在那段时间，我和未婚妻结了婚。婚礼很简单，没有鲜花，没有宴席，只有几个战友送来的祝福，还有营长亲手写的‘佳偶天成，共赴国难’八个字。受训期满后，因为我表现优秀，被留校当了区队长，还提了上尉。那段日子，是我抗战期间最安稳、最幸福的时光。”
　　本以为能暂时安稳一段时间，可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大举进攻洛阳。姚书倍随训练团撤退到卢氏，却意外遇见了40军的老团长。“老团长告诉我，我的排长职位还一直为我保留着，部队里的兄弟们都盼着我回去。”他说，“我当时心里特别矛盾，一边是刚结婚不久的妻子，一边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可就在这时，我听到了一个噩耗——我哥姚梦岳在洛阳保卫战中牺牲了，他为了掩护老百姓撤退，被鬼子的飞机炸成了重伤，不治身亡。”老人的声音又变得沉重起来，“那些日子，我天天以泪洗面，想念兄长。他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是他把我养大，是他鼓励我报国，可我连他的遗体都没找到，只能在心里默默发誓，一定要替他报仇，把鬼子全部赶出中国。”
　　归队后，姚书倍随部队参加了灵宝保卫战，在函谷关与东边的岘山庙之间，与日军展开了长达三个月的拉锯战。“那是一场极其惨烈的战斗，我们和鬼子你来我往，阵地反复易手，足足打了二十多次。”老人说，“鬼子的武器比我们好，火力比我们猛，可我们有信念，有勇气——绝不能让他们再往西推进一步，绝不能让陕西、四川陷入战火！每次冲锋，我们都抱着必死的决心，有的战士肚子被打穿了，还捂着伤口往前冲；有的战士断了胳膊，还单手握着步枪射击。最终，我们守住了阵地，鬼子死伤惨重，再也无力西进，只能撤退。”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姚书倍正在陕西整训。“那天，部队里到处是欢呼声、鞭炮声，大家都哭了，抱在一起又哭又笑。”老人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我们打了八年，牺牲了那么多兄弟，终于把鬼子赶出中国了！我当时对着洛阳的方向，跪了下来，告诉兄长，告诉牺牲的战友们，我们胜利了，鬼子被赶走了，他们可以安息了。”
　　
　　抗战胜利后，部队整军，姚书倍就此脱离了一线部队。1949年，他随部队起义，归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部队有规定，连级干部不能带家属，我妻子一个人在老家带着孩子，无依无靠，日子过得很艰难。”老人叹了口气，“打了这么多年仗，我厌倦了战争，只想过安稳的日子，只想陪着妻子和孩子。所以我选择了退役返乡，和妻子一起当农民，守着几亩薄田，养育孩子长大。”
　　返乡后的姚书倍，安心务农，养育了五个子女。“日子虽不富裕，但平平安安就好。”他看着院墙上挂着的全家福，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我教孩子们种地、读书，还经常给他们讲当年打鬼子的故事，告诉他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孩子们都很孝顺，孙辈们也都很有出息，有的当了老师，有的当了医生，有的参了军，继续保卫着我们的国家。”2015年，姚书倍获颁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拿到纪念章的那一刻，我心里特别激动，双手都在颤抖。国家没有忘记我们这些老兵，我们当年的牺牲，我们流过的血，都值得了。”
　　离开三山村时，晚霞染红了半边天，老槐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姚书倍向我们挥手告别。林县的硝烟早已散尽，辉县的战场早已长满青草，可姚书倍和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英雄赞歌，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