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七章 书成机枪，松亭军旗

　　(一)
　　
　　2025年3月，豫西南，风里还裹着几分料峭寒意，我和河南抗战研究员吕安邦老师驱车穿行在南阳盆地的乡间公路上。导航显示离黄台岗镇项寨村还有最后三公里，路两旁的麦田泛着嫩青，一排排白墙黛瓦的农舍错落有致，刚抽芽的柳树枝条在风里轻轻摇曳，很难想象八十多年前，这片宁静的土地上曾走出过一位在抗日战场奋勇杀敌的机枪手。
　　“燕书成老兵1920年出生，2015年领过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编号2015165457，百岁高龄去世。这些信息咱们之前在档案馆核对过，但他的具体战斗经历、战友间的故事，还有那些没被记载的细节，得听家人亲口说才真切。”吕老师握着方向盘，目光扫过窗外的路标，“他儿子燕守业为老人养老送终，咱们提前联系的村支书说，燕守业特意杀了自家养的笨鸡，在家等着咱们。”
　　车子停在村口一棵老槐树下，树干粗壮得要两人合抱，枝桠上还挂着几串风干的槐角，树皮上沟壑纵横，像是刻满了岁月的故事。村支书领着我们往村里走，泥土路两旁的菜园里，菠菜、蒜苗长得正旺，几位村民坐在墙根晒太阳，手里搓着草绳，好奇地望着我们，低声议论着“怕是来打听老燕头抗战的事儿”。转过两道弯，一座带院子的平房出现在眼前，门口站着一位身体魁梧的老人，眼神明亮而温和——这就是燕书成老兵的儿子燕守业。
　　“周老师、吕老师，快进屋坐！一路辛苦了！”燕守业老人热情地招呼我们，伸出粗糙的手接过我手里的礼品。院子里晒着刚收割的油菜籽，金黄一片，墙角堆着几捆柴火，屋檐下挂着一串红辣椒和几串玉米，透着浓浓的农家气息。进屋坐下，老人给我们倒上滚烫的菊花茶，从里屋取出一个褪色的樟木盒，小心翼翼地打开，一枚铜质纪念章静静躺在红色丝绒衬布上，正是那枚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边缘有些磨损，但编号“2015165457”依然清晰可辨。
　　“这是我爹最宝贝的东西，每天都要拿出来擦一擦，临死前还嘱咐我，一定要好好保管，说这是国家给的荣誉，不能丢。”燕书成摩挲着纪念章，声音低沉下来，“我爹这辈子话不多，性格倔得很，但只要说起抗战的事儿，就停不下来，尤其是那挺马克沁重机枪，还有跟他一起扛枪的战友，是他一辈子的念想。”
　　
　　1938年初，豫西南的征兵令传到项寨村，“两丁抽一”的政策让燕家犯了难。燕书成是老二，当时18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大哥已经有了两个娃，大的三岁，小的刚满周岁，家里的田地、老人都需要人照顾。那天晚上，燕家油灯下，一家人沉默不语，娘抹着眼泪，爹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燕书成当时正在地里种麦子，听说征兵的消息，放下锄头就回了家：“哥，你在家照顾爹娘和娃，我去当兵打鬼子！国家要是没了，家也保不住！”就这样，他揣着娘烙的十多张玉米煎饼，背着一床旧棉被，跟着征兵队伍离开了家乡，一路向西，被分到了71军36师108团2营机枪2连。
　　“我爹常说，新兵训练在河南灵宝，整整一年，天天摸爬滚打，没睡过一个安稳觉。”燕守业老人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继续说道，“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跑十里地，然后练刺杀、投手榴弹，下午专门学操作马克沁重机枪。那枪沉得很，光枪身就有几十斤，装一次水就有4公斤，一带子弹250发，得五个人伺候一挺——1号射手、2号替补、3号4号供弹、5号修枪，我爹是1号射手，最核心的位置，也是最危险的。”
　　老人说，爹总提起一个叫王铁山的战友，是豫东人，比爹大两岁，是3号供弹手，力气特别大，能一口气扛两带子弹跑二里地。训练时，王铁山总护着爹，有一次爹练机枪瞄准，因为长时间端着枪，胳膊抖得厉害，连长要罚爹跑圈，王铁山站出来说：“连长，书成是累着了，我替他跑！”结果王铁山跑了二十圈，累得瘫在地上，却还笑着对爹说：“没事，咱庄稼人有的是力气，多跑几圈算啥。”
　　
　　训练结束后，部队开赴山西长治，任务是侦察日军虚实。为了伪装成当地百姓，战士们提前一个月不戴帽子，把头皮晒得黝黑，连说话都学着当地口音，还专门学了几句山西话的常用语。1938年5月的一天，排长带着包括燕书成在内的6个人化装侦察，燕书成手里攥着一张崔姓良民证，心里怦怦直跳，跟着排长走进长治县城。
　　“县城里有条南北大街，两旁都是土坯房，有卖菜的、打铁的，还有几个鬼子背着枪在巡逻，眼神凶得很。”燕守业模仿着父亲当年的语气，压低声音说道，“他们走到街北头准备往东拐，可排长是个白脸汉子，皮肤白净，跟当地人的黑皮肤反差太大，走一路被人看了一路，还有个鬼子盯着排长看了半天，嘴里叽里呱啦说着什么。”
　　排长心里咯噔一下，暗叫不好，赶紧使了个眼色，说“不对劲，赶紧撤”，就让燕书成他们假装买东西，分头往东门跑。燕书成跑到一个卖枣的摊位前，拿起几颗枣假装挑选，眼角却盯着后面的鬼子，趁摊主不注意，撒腿就往东跑。出城走了五六里地，前面庙里突然冲出三个日本兵，手里端着三八大盖，嗷嗷叫着就追过来，他们身上没带武器，只能拼命跑，鞋底都快磨破了。
　　“我爹说，当时他跑在最后面，能听到鬼子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心里想‘这下完了’。就在这节骨眼上，后面传来了枪声，是接应部队到了！三个鬼子全被打死，他们才算捡回一条命。”燕守业拍了拍大腿，“后来才知道，接应部队的班长一直盯着他们，看到鬼子追出来，立刻下令开火，要是晚来一分钟，后果不堪设想。”
　　
　　1938年夏天，日军增兵长治，与108团展开激战。2营7连是模范连，战士们个个英勇，冲在最前面，燕书成所在的机枪连作为机动部队，随时准备支援。日军狡猾得很，正面开枪呐喊吸引注意力，暗地里却派部队从老顶山旁边的山沟迂回，想从背后偷袭。这一仗打得异常惨烈，7连的战士们寡不敌众，牺牲了六七十人，阵地一度岌岌可危，连连长都牺牲了。
　　“天蒙蒙亮的时候，日军大部队跑步往老顶山增援，沿着山脚的公路过来，黑压压一片，像蚂蚁一样，一眼望不到头。”燕守业的声音陡然提高，眼里闪着光，“我爹他们机枪连和另外两个连早就埋伏在公路两侧的山坡上，挖好了战壕，他的马克沁重机枪已经架好，枪口对准公路，11带子弹整整2700多发，整齐地堆在旁边，王铁山和4号供弹手李二柱蹲在旁边，手里已经拎起了子弹带，就等着鬼子钻进火力网。”
　　作为1号射手，燕书成屏住呼吸，手心全是汗，眼睛紧紧盯着准星。排长喊了一声“打！”，他猛地扣动扳机——“哒哒哒”的枪声跟刮风似的，根本停不下来，马克沁重机枪的后坐力震得他肩膀发麻，耳朵里嗡嗡作响，只能看到鬼子一个个倒下，公路上一片混乱。
　　“我爹说，那十多分钟，他的手指就没离开过扳机，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多打死几个鬼子’。11带子弹一口气打光，马克沁重机枪的枪管都打红了，冒着青烟，王铁山和李二柱轮流往枪管上浇水，‘滋滋’的声音刺耳得很，水汽弥漫在战壕里。”燕守业说，“密集的弹雨像一张网，把日军大部队打得人仰马翻，当场打死二三百人，剩下的鬼子只能趴在地上胡乱射击，不敢抬头。日军的重机枪和迫击炮刚想开火，就被我爹他们的火力死死压制，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到了后半晌，鬼子实在扛不住，只能狼狈撤退。”
　　后来当地老百姓跟燕书成说，鬼子把尸体抬到一个大院子里，堆得像小山一样，夜里来了好几辆汽车，折腾到后半夜才运走。“这一仗是我爹打得最痛快的一次，他常说，看着鬼子倒下，心里的气就出了大半，之前受的苦、受的累都值了。”燕守业笑着说，“王铁山还拍着我爹的肩膀说‘书成，你这枪法真准，不愧是咱机枪连的1号射手’，战友们都围着他，把他举起来抛得老高。”
　　
　　可战争从来都充满意外和悲壮。1938年底，部队驻守晋城阵地，轮到燕书成值班，他刚走下交通壕口，想去旁边的掩体里喝口水，一发日军炮弹就“轰隆”一声落在了机枪阵地上，门板搭的棚子瞬间被打塌，泥土、木头块四处飞溅。“当时阵地上有一个排两个班的人，重机枪班死伤惨重，李二柱当场就牺牲了，王铁山的腿被砸伤，还有几个战友被埋在土里，最后只剩下3个囫囵人。”燕守业的声音低沉下来，眼眶有些发红，“我爹因为刚下到阵地口，只肩部受了轻伤，血流得止不住，顺着胳膊往下淌，把衣服都染红了，但万幸捡回了一条命。他赶紧回头去救战友，和其他幸存者一起用手挖泥土，把王铁山从土里刨了出来，王铁山当时还笑着说‘书成，我没事，就是腿有点麻’，可后来才知道，他的腿伤得很重，再也不能扛枪了。”
　　撤下阵地后，部队又跑了三天三夜，不敢停留，战士们又饿又累，有的人走着走着就睡着了，全靠战友们互相搀扶。有天夜里，部队在一片山地布防，全营守着20里长的阵地，寒风吹得人直打哆嗦，燕书成在机枪的准星和标尺缺口上各插了一根点着的香，借着微弱的光瞄准远处的日军坦克。“他跟营长报告说‘营长，敌人进入火力网了，打不打？’，营长趴在战壕里仔细看了看，说‘是巡查的小股部队，别打草惊蛇，咱们等大部队’，才没让开枪。”燕守业说，“那一夜，大家都没合眼，盯着远处的火光，心里七上八下的，天亮的时候，日军果然撤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瘫坐在地上。”
　　1939年初，在晋城的一次战斗中，燕书成还创下了用重机枪打飞机的壮举。“当时日军的飞机经常来侦察，飞得很低，还时不时往下扔炸弹，战友们恨得牙痒痒。我爹突发奇想，说‘咱试试用重机枪打飞机’，他把枪筒朝上，下面架着支架，找了块镜子放在旁边，通过镜子观察天空，只要飞机一出现就开枪。”燕守业比划着射击的动作，“马克沁重机枪的子弹扇面大、射程远，我爹瞄准飞机的机翼，猛地扣动扳机，一梭子子弹射出去，正好打中了一架往返侦察的敌机，那飞机歪着翅膀，冒着黑烟就往87师的防区飞，最后被87师的重机枪打落了。”
　　虽然上级把重赏给了87师，36师没得到任何奖励，但燕书成打中敌机的事儿，在部队里传开了，战友们都围着他竖大拇指，连长还特意给了他半斤红糖，说“书成，你为咱连争光了！”。可晋城之战，部队也吃了大亏，河南籍战士牺牲得特别多，尤其是豫东的兵。“我爹说，牺牲的战士们，坟头就立个木牌，上面用刺刀刻着‘河南人某某某’，有的连名字都不知道，就刻着‘河南籍战士’。军官有棺材，放在梯田上用石头压住；当兵的就直接用土埋，有时候走路脚下一软，就踩在尸体上，土里还露着绑腿带，看着心里堵得慌。”燕守业的眼眶红了，“每次说起这个，我爹都要沉默好久，他说那些战友，都是好汉子，都是为了国家牺牲的，可惜连家都回不了。”
　　
　　1940年，部队开回洛阳整训，准备开赴滇缅公路。可就在这时，燕书成病倒了，高烧不退，浑身发抖，军医诊断是感染了风寒，加上长期劳累，需要静养。病中的他更加想家，夜里常常梦到爹娘、大哥，还有村里的田地，便向班长请假回家。“班长跟我爹关系很好，准了假，还自掏腰包买了个猪耳朵，炖了一锅肉，又打了半斤白酒，陪他喝了点酒送他上路。”燕守业说，“班长拉着我爹的手说‘书成，病好了就回来，咱们一起打鬼子’，我爹点点头，可没想到，这一别就再也没见过面，后来听说部队开赴滇缅后，班长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
　　1941年，病愈后的燕书成心里放不下打鬼子的事儿，又一次报名参军，被编入55军通信连，军长是曹福林。可他很快发现，这个部队纪律松弛，作风吊儿郎当，有的军官还克扣军饷，战士们士气低落。
　　有一次，日军进攻鲁山，用坦克撞倒了东面的寨门楼，埋伏在附近山上的55军战士看得清清楚楚，手里的枪都上了膛，就等着下令开火，可参谋长却下令不许打，说“不许擅自行动”，部队只能眼睁睁看着鬼子耀武扬威地开进县城。“我爹说，那时候心里别提多憋屈了，枪里有子弹，却不能打鬼子，太不过瘾了，他跟排长争执，排长却说‘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爹气得好几天没吃饭。”
　　1944年，燕书成实在看不惯55军的作风，觉得在这里根本不能打鬼子，便脱离部队回了老家，安心务农，直到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那天，项寨村敲锣打鼓，村民们放着鞭炮，燕书成站在人群里，哭了又笑，笑了又哭，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了七八年生产队长，带头吃苦干活，凡事都冲在前面，修水渠、种庄稼，样样都走在前面。“村里人种地都听他的，他说种啥就种啥，怎么种能高产就怎么来。有一年大旱，他带领大家挖井抗旱，连续半个月没回家，住在田埂上的草棚里，终于挖出了三口水井，保住了庄稼。”燕守业自豪地说，“那几年，我们队的粮食收成总是最好的，上交的公粮从来都是免检，公社还多次表扬他，给队里发了奖状和奖品。”
　　
　　“我爹常说，他这辈子不后悔当兵打鬼子，能为国家出一份力，是他的荣耀。他还说，那些牺牲的战友，才是真正的英雄，咱们活着的人，要好好过日子，不能辜负他们的牺牲。”
　　“国家没有忘记他，人民没有忘记他，这太幸福了。”
　　坐在回程的车里，窗外的麦田飞速后退，燕书成老兵的故事在我脑海里不断浮现：灵宝训练时的刻苦、长治侦察时的惊险、老顶山阵地上的怒吼、晋城战场的悲壮、与战友的深厚情谊……那挺马克沁重机枪，不仅射出了复仇的子弹，更射出了一位河南汉子的家国情怀和铁血丹心。
　　
　　
　　(二)
　　
　　2025年春天，我和河南抗战研究员吕安邦老师驱车沿洛栾快速路西行，窗外的白杨树舒展着新叶，叶片上的露珠折射着晨光，远处的伏牛山余脉若隐若现，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
　　此行我们要寻访的，是抗战老兵刘松亭的后人——根据史料记载，这位曾在松山战役中勇插军旗的英雄，1925年出生于洛阳伊川葛寨乡葛寨村，2018年安详离世。
　　“刘松亭老兵的经历太传奇了，18岁自卖壮丁参军，远征滇缅，在龙陵攻坚战中扛旗冲锋，还两次深夜闯日军阵地偷水救战友。”吕老师翻看着手中的史料，语气里满是敬佩，“他外孙叫张磊，现在还住在葛寨村附近的新社区里，咱们提前通过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系好了，他不仅要给咱们讲外公的故事，还会带咱们去看看老兵生前住过的老宅和当年参军出发的地方。”
　　车子驶入葛寨乡，乡间公路两旁的麦田泛着油绿，风吹过泛起层层麦浪，偶尔能看到几座青砖灰瓦的老宅院，墙角的野草长势旺盛，透着岁月的痕迹。按照张磊发来的定位，我们在一个整洁的农家小院前停下。院门敞开着，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迎了出来，中等身材，皮肤黝黑，眉眼间依稀能看出几分军人的硬朗气质——他就是刘松亭的外孙张磊。
　　“周老师、吕老师，一路辛苦！快进屋坐！”张磊热情地招呼我们。院子里种着月季、指甲花和几株青菜，墙角的石榴树刚抽出新枝，几只小鸡在树下悠闲地啄食。进屋坐下，他给我们倒上滚烫的菊花茶，转身从里屋取出一个老旧的樟木匣子，匣子上刻着简单的花纹，边缘已经磨损，显然是陪伴了许多年。
　　张磊小心翼翼地打开木匣，里面整齐摆放着一枚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一双磨损严重的旧军鞋、一个用红布包裹的小物件，还有一本泛黄的退伍证。“这都是我外公最宝贝的东西，他生前总说，这些是他一辈子的念想，比啥都金贵。”张磊打开红布，一枚小小的金镏子映入眼帘，虽然有些变形，但表面依然泛着温润的光泽，“这就是龙陵战役后，部队奖励给我外公的一钱七分重的金镏子，他戴了一辈子，洗澡、干活都舍不得摘，临终前特意交代我好好保管，说这是用战友的血换来的荣誉。”
　　摩挲着这枚承载着岁月与荣耀的金镏子，张磊的思绪回到了外公生前讲述的那些烽火岁月，眼神也变得悠远起来。
　　
　　1925年，刘松亭出生在葛寨村一个普通农家，可命运对他格外苛刻。在他五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家里的顶梁柱轰然倒塌。母亲不堪生活的重负，在他七岁时改嫁给了邻村的一户人家，从此，刘松亭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只能投奔姨家。姨家日子也不宽裕，上有老下有小，靠几亩薄田勉强糊口。刘松亭从小就懂事，跟着姨父下地干活，割麦、耕地、放牛、放羊，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小小的年纪就磨练出了一副结实的身板和坚韧不拔的性格。
　　1942年，河南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加上战乱频繁，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当时政府实行“抽壮丁”政策，规定“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有钱人家纷纷花钱找人代役，而穷苦人家只能无奈送子参军。18岁的刘松亭看着姨家揭不开锅的窘境，看着姨母日渐消瘦的脸庞，心里暗暗打定主意。他托人找到了村里一户需要代役的富户，双方约定，他代替对方子弟参军，对方支付1860元纸洋——这笔钱在当时能买1000斤麦子，足够姨家度过最难熬的日子。
　　拿到钱的那天，刘松亭一分没留，全塞给了姨母：“姨，以后我不在家，您和姨父多保重身体，照顾好弟弟妹妹。”姨母抱着他哭成泪人，一遍遍叮嘱他注意安全，早点回来。刘松亭强忍着泪水，转身离开了生活了十几年的家。和他一起从葛寨村出发参军的，还有十几个年轻人，都是和他一样的热血男儿，他们背着简单的行囊，在乡亲们的目送下，踏上了未知的征途。
　　
　　新兵训练异常艰苦，整整7个月，刘松亭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跑十里地热身，然后练队列、学刺杀、投手榴弹，晚上还要学习基本战术和文化知识。他肯吃苦、脑子灵，各项训练科目都名列前茅，深得班长的赏识。1943年3月，训练结束，部队奉命开赴云南，编入远征军。他们从湖北出发，步行了一个多月，翻越陡峭险峻的影屏山，山路上荆棘丛生，悬崖峭壁随处可见，不少战士不小心摔伤，甚至失足坠崖。走到巴东时，大家的脚上都磨起了厚厚的水泡，鞋子也磨破了好几双。
　　到了巴东，他们改乘木船沿长江逆流而上，前往重庆。江面上风浪很大，木船摇摇晃晃，很多人晕船呕吐，吃不下东西。刘松亭虽然也难受，但他强撑着照顾身边体质较弱的战友，把自己的干粮分给大家。抵达重庆后，他们在江北县黄古崖丁家坡驻扎了一段时间，刘松亭被编入川军第8军166师497团2营5连。同年9月，部队挑选远征军骨干，刘松亭因为机灵能干、反应快、军事素质过硬，被选中编入独立营。坐汽车一路南下，经过十几天的颠簸，抵达云南后，他又被编入第2军第9师25团3营7连3排炮3班，军长是王凌云，师长是陈克非。
　　“我外公常说，刚当兵那会，心里其实有点打怵，毕竟从没见过真枪实弹，也不知道战场是什么样子。”张磊喝了一口茶，继续说道，“可一上战场，那点胆怯就全没了。他说战友们都跟亲兄弟似的，吃饭时你推我让，打仗时互相掩护，生死与共，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把鬼子赶出去，保卫国家。”
　　部队驻扎在云南弥渡县李家村时，经常与日军发生零星战斗。刘松亭性子开朗乐观，下了火线就给战友们表演节目，唱河南梆子、说快板、学鬼子说话，模仿得惟妙惟肖，总能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极大地缓解了战场上的紧张气氛和思乡之苦。可一到打仗，他就像换了个人，勇猛无畏，冲锋在前，每次都主动请缨承担最危险的任务，很快就成了班里的骨干力量。
　　
　　1944年，松山战役打响，这是滇缅战场上最惨烈的战役之一。松山地处怒江西岸，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日军在山上构筑了密密麻麻的碉堡、战壕和暗堡，配备了大量的轻重武器，号称“东方马其诺防线”。中日双方在松山及其周边山头反复拉锯，每一寸土地都浸染着鲜血，每一次冲锋都伴随着巨大的牺牲。
　　滇缅边境的天气异常闷热，湿度极大，加上战场远离后方，补给线经常被日军切断，缺水成了最大的难题。战士们常常渴得嗓子冒烟，嘴唇干裂出血，甚至能看到血痂，很多人因为长时间缺水，头晕眼花，连端枪的力气都没有。更让人揪心的是，不少伤员因为得不到足够的水分，伤口感染化脓，在痛苦中牺牲。
　　一天，团长站在阵地前沿，望着对面日军占据的山头，那里有一处山泉，泉水清澈甘甜，却是附近唯一的水源，被日军严密看守，派了专人巡逻。团长声音嘶哑地问：“谁敢到‘老日’阵地下山泉处偷水？”话音刚落，刘松亭第一个站了出来，眼神坚定，大声说道：“我敢！”
　　“当时好多战友都劝他，说太危险了，日军看守严密，一旦被发现就必死无疑。可我外公说，看着战友们渴得难受，还有伤员因为缺水牺牲，他心里实在不忍，就算拼了命，也要把水带回来。”张磊的语气里满是自豪。
　　当天深夜，月黑风高，正是行动的好时机。刘松亭脱去厚重的外套，只穿着衬衣、短裤，背上8个沉甸甸的水壶，趁着夜色，像猎豹一样匍匐前进。山路上荆棘丛生，划破了他的胳膊和腿，鲜血直流，蚊虫也不停地叮咬，可他全然不顾，心里只想着尽快找到水源。整整两个小时，他在山坡上艰难爬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生怕被日军发现，终于摸到了山泉旁边。
　　就在他小心翼翼地蹲下身子，准备灌水时，一道手电筒的光束突然照在他身上，紧接着传来一声生硬的大喝：“我歹（日语，意为：干什么）？”刘松亭心里一紧，抬头看见一个穿着日军军装的人举着枪指着他，黑洞洞的枪口让人心头发怵。他索性站起身，晃了晃手里的水壶，大声说道：“偷水哩！”
　　没想到，对方突然压低声音，用一口地道的东北话说道：“老乡你不要命了，多亏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刘松亭又惊又喜，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只见那人快速从口袋里掏出两个罐头，塞到他手里，催促道：“快点灌水，别让日本人发现了，我是辽宁丹东的，被鬼子抓丁来的，在这里受尽了苦头，早就想投奔咱们的队伍了。”
　　刘松亭来不及多问，赶紧蹲下身子，将8个水壶一一灌满。临走时，他紧紧握了握对方的手，轻声说了句“保重”，转身消失在夜色中。回到我方阵地，战友们看到满满8壶水，都欢呼起来，纷纷围过来喝水，刘松亭却默默躲在一旁，看着大家解渴的模样，心里比自己喝了水还痛快。他把那两个罐头分给了身边的战友，大家一边吃一边夸赞他机智勇敢。
　　第二天晚上，刘松亭惦记着战友们，想着再去偷一次水，多带点回来。可当他再次摸到山泉旁时，那位东北老乡却焦急地说：“你不敢再来了，日本人已经怀疑了，今天特意加派了人手巡逻，再来他们发现就把你给打死了！”刘松亭只好作罢，带着满满的遗憾回到阵地。后来，他再也没有见过那位东北老乡，不知道他是否平安逃脱，这也成了他心里一个小小的遗憾。
　　
　　1944年7月，龙陵攻坚战打响，这是松山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龙陵县城地势险要，城墙高大坚固，日军在城墙上构筑了密密麻麻的碉堡和射击孔，负隅顽抗。我军发起多次冲锋，都因敌人的顽强抵抗而受阻，伤亡惨重。当时，每个连都有一杆军旗，部队规定，只要能把军旗插上龙陵城墙，就是胜利的标志，能极大地鼓舞士气。军长王凌云亲自来到前线，宣布悬赏令：“第一个把军旗插上龙陵城的，奖励两钱重的金镏子一个；第二个插旗，奖1.7钱重的金镏子一个；第三个插旗，奖1.5钱重的金镏子一个！”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战友们一个个主动请战，扛起军旗向城墙冲锋。可日军的狙击手早已瞄准了军旗，只要军旗一出现，子弹就像雨点一样射过来。一个、两个、三个……旗手们相继倒下，鲜红的军旗一次次落在地上，又被后续的战友捡起，可始终没能插上城墙。看着战友们倒在血泊中，19岁的刘松亭热血沸腾，怒火中烧，他冲到团长面前，大声请战：“团长，让我上！我保证把军旗插上城墙，为战友们报仇！”
　　团长看着眼前这个年轻却眼神坚定的小伙子，拍了拍他的肩膀，郑重地将军旗交到他手里：“松亭，好样的！注意安全！左侧城墙被炸塌了一个口子，那里的防守相对薄弱，你从那里上去！”刘松亭接过军旗，紧紧攥在手里，旗杆上还残留着前几位旗手的血迹。他身上揣了4颗手榴弹，转身就冲进了冲锋的队伍中。
　　他心里清楚，军旗目标太大，鲜艳的红色在战场上格外显眼，直接扛着冲锋就是活靶子。于是，他急中生智，把军旗卷起来，用军装紧紧裹住，藏在身后，混在冲锋的战士们中间，一步步向城墙逼近。日军的子弹呼啸而过，身边的战友不断倒下，鲜血溅到他的身上、脸上，可刘松亭丝毫没有退缩，他借着战友们的掩护，灵活地躲避着射击，朝着左侧的缺口冲去。
　　终于，他冲到了城墙脚下，趁着日军换弹夹的间隙，纵身一跃，从缺口处爬上了城墙。站稳脚跟的瞬间，他迅速解开军装，展开军旗，用尽全身力气，将旗杆用力往城墙的砖石缝里一插！鲜红的军旗在城墙上猎猎作响，像一团燃烧的火焰，格外醒目。就在这时，日军的子弹密集地射了过来，“嗖嗖”地打在军旗上，很快就被打出几十个弹孔，可它依然顽强地矗立着，象征着不屈的民族精神。
　　刘松亭不敢停留，赶紧滚到城墙内侧的掩体后，掏出身上的4颗手榴弹，拉开引线，停顿片刻，接二连三地扔进城墙下的日军阵地。“轰隆！轰隆！”几声巨响过后，日军的惨叫声此起彼伏，当场被炸死三四个。看到军旗插上城墙，日军彻底乱了阵脚，军心涣散，纷纷四散奔逃，我军趁机发起总攻，战士们像猛虎下山一样冲进县城，与日军展开巷战，最终顺利攻占了龙陵县城。
　　战役结束后，团里专门召开表彰大会，团长亲手将一枚一钱七分重的金镏子和一双新皮鞋交到刘松亭手里，笑着说：“松亭，好样的！你是咱们团的英雄，为部队立了大功！”战友们纷纷围过来，拍着他的肩膀表示祝贺，有的还把他举起来抛向空中。刘松亭摸着胸前的金镏子，心里既自豪又难过——他知道，这份荣誉，是用无数战友的生命换来的，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些牺牲的弟兄。
　　
　　不久后，炮班班长在战斗中不幸负伤，无法继续指挥作战。刘松亭因为表现突出，作战勇敢，又具备一定的军事素养，被调到炮班担任指挥。他使用的是60迫击炮，脚架1.46公斤，炮筒和炮盘各5.81公斤，总重19.08公斤。为了尽快掌握操作技巧，他白天跟着老兵学习拆卸、组装、瞄准、射击，晚上就抱着说明书反复研究，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虚心请教。很快，他就熟练掌握了迫击炮的操作技巧，还根据战场实际情况，研究出了一套精准的射击方法。
　　这种迫击炮的炮弹有两种信管：瞬发信管碰上就炸，适合攻击暴露的敌人；延期信管则会钻进掩体内部再爆炸，专门用来摧毁日军的碉堡和暗堡。在后续的战斗中，刘松亭指挥炮班屡立战功，每次都能精准打击日军阵地，为部队冲锋扫清了不少障碍。团长经常在全营大会上表扬他：“刘松亭同志不仅勇敢，而且有头脑，是咱们营的得力干将！”
　　可战争的残酷，始终在考验着每一个人，也让刘松亭亲眼目睹了太多的生离死别。刘松亭的同乡战友陈下彦，和他一起从葛寨村参军，在部队里担任司务长，负责给前线送饭、运送物资。陈下彦为人憨厚老实，对战友们格外照顾，每次送饭都会多带一些干粮，分给大家。有一次，陈下彦带人到松山战场送饭，看到对面日军的阵地布置得十分严密，心里好奇，就站起身想“看看稀罕”，想了解一下敌人的火力部署。
　　可他刚一站起来，对面的日军就发现了他，立刻发射了一炮，炮弹正好落在他身边，“轰隆”一声巨响，陈下彦整个人被打飞出去，当场牺牲。刘松亭冲上前去时，老乡的身体已经被炸得不成样子，惨不忍睹。他抱着战友的遗体，悲痛欲绝，泪水混着血水往下淌。“我外公说，那是他第一次在战场上哭，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张磊的声音低沉下来，眼眶也有些发红，“从那以后，他更加痛恨日本鬼子，也更加珍惜战友之间的情谊，每次打仗都格外勇猛，想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1944年9月14日，松山战役最终取得胜利，日军被彻底赶出了松山。可在这场战役中，刘松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最后的冲锋中，他的右脚踝骨被炮弹皮击中，弹片深深卡在骨头里，疼得他直冒冷汗，浑身发抖，可他始终咬牙坚持，不下火线，继续指挥炮班作战，直到战斗结束。更不幸的是，在搜索战场时，一个假装投降的鬼子突然掏出刺刀，从背后刺伤了他的后背，刘松亭反应迅速，反手掏出腰间的手枪，当场击毙了那个敌人。
　　战后，刘松亭被送到后方医院治疗，脚踝处的弹片因为位置太深，加上医疗条件有限，没能完全取出，留下了终身残疾，走路一瘸一拐。后背的伤口也愈合得不好，每逢阴雨天就会隐隐作痛。可他从不抱怨，总说自己能活下来已经是万幸，那些牺牲的战友才更值得同情。
　　
　　抗战胜利后，刘松亭被调入预备二师，先后担任排长、连长。可经历了多年的战乱，他早已厌倦了战争，心里只想回到家乡，过安稳的日子。淮海战役后期，他毅然脱离部队，辗转千里，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伊川葛寨村。当他走进村子时，才发现当年一起参军的十几个同乡，只有他一个人活着回来。看着老乡们期盼又悲伤的眼神，刘松亭心里五味杂陈，也更加珍惜眼前的和平生活。
　　回到家乡后，刘松亭安心务农，娶了媳妇，生儿育女，过上了平静的生活。他从不主动提起自己的抗战经历，也从不炫耀自己的功绩，只是默默地劳作，照顾家人。直到晚年，在儿孙们的再三追问下，他才偶尔讲述一些当年的故事，每次讲到牺牲的战友，他都会热泪盈眶，久久说不出话来。2018年11月2日，94岁的刘松亭在睡梦中安详离世，就像他生前一样，平静而坦然。
　　“我外公常说，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把军旗插上了龙陵城墙，为国家出了一份力；最遗憾的事，是没能把那些牺牲的战友带回家，让他们魂归故里。”张磊拿起那枚金镏子，轻轻擦拭着，“他还说，国家没有忘记他们这些老兵，给了他们荣誉和关怀，这就足够了。他希望我们后人能铭记历史，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永远不要忘记那些为国家和民族牺牲的英雄们。”
　　张磊带着我们去了刘松亭老兵生前住过的老宅，老宅已经有些破旧，但依然能看出当年的模样。他还指着村口的一条小路告诉我们：“当年，我外公就是从这条路上出发参军的，走的时候还是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回来时已经满身伤痕。”
　　刘松亭老兵的故事，像那面插在龙陵城墙上的军旗，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抗战老兵的精神，就像永不褪色的军旗，永远飘扬在我们心中，激励着后人铭记历史、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