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六章 生死度外，搏命打法

　　(一)
　　
　　2025年10月，我和姚晓妤研究员前往厦门，按预约来到陈文展老兵的家。百岁老人正坐在藤椅上，晚辈们扶他站起来，他的脊背虽不复挺拔，却依旧透着军人的硬朗，眼神亮得像藏着一汪清水。
　　我上前握住老人的手，指尖触及的皮肤布满沟壑，却温暖有力。姚晓妤轻声介绍：“陈爷爷，我们是来听您讲抗战故事的，我是福州抗战研究院的姚晓妤，这是河北抗战研究志愿者周捷老师，他和外公李明老人家一直在记录抗战往事，想让更多人记得你们当年的付出。”
　　老人点点头，指了指沙发，声音带着岁月的沙哑，却字字清晰：“你们坐。都过去八十多年了，好多事，像就发生在昨天。”他的儿媳陈阿姨端来冒着热气的茉莉花茶，补充道：“我公公总说，那些战友的样子，他一辈子都忘不了。有时候半夜醒过来，还会喊着战友的名字，说‘快卧倒，鬼子的炮弹来了’。”
　　我翻开笔记本，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仿佛触动了老人的记忆开关。他的目光越过我们，落在窗外的老榕树梢，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1925年的厦门枋湖村。
　　
　　“我出生在枋湖，家里有几亩薄田，还有一头水牛，是家里的宝贝。”老人嘴角泛起一丝笑意，眼角的皱纹挤成一朵花，“那牛通人性，我放学回来，它就会蹭我的手心。我娘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帮人洗衣做饭，晚上就着煤油灯缝补衣裳，就盼着我长大能好好种田，安稳过日子。可1938年5月10日，鬼子从五通码头登陆，厦门没了。那天我正在田里放牛，就听见枪声哒哒响，接着就看到老百姓哭着往山里跑，说鬼子杀人放火，啥都抢。我看着远处的村子冒起黑烟，心里恨啊。刚好有支抗日部队路过，我没跟娘告别，偷偷跟他们走了。我当时就想，打跑鬼子，三年后一定回家种田，给娘买新衣裳，让水牛重新耕起家里的田。”
　　晓妤在一旁轻轻擦拭眼角，轻声问：“陈爷爷，您当时才13岁，跟着部队走，不怕吗？也不想娘吗？”
　　“怕啥？”老人摆摆手，语气却软了下来，“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还有啥好怕的。就是刚开始不习惯，我只会讲闽南话，跟战友们沟通费劲，他们都叫我‘小地瓜’，说我长得虎头虎脑，像闽南地里的地瓜，耐活。”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下来，“想娘啊，夜里站岗的时候，就望着厦门的方向，想着娘是不是还在帮人洗衣，家里的水牛有没有人喂。可战友们待我好，班长总把他的口粮分我一半，教我讲普通话，教我打枪。可我没想到，抗战会那么久，战争会那么残酷。在江西南昌、进贤，还有安徽青阳，我眼睁睁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有的才二十出头，连家都没回过。有个湖北的战友，临死前还抓着我的手，说‘小地瓜，要是我活不成，你帮我给家里捎句话，说我没给爹娘丢脸’。”老人的声音颤抖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褪色的手帕，擦了擦眼睛。
　　
　　1939年9月，陈文展被调到南昌训练，五个月后，部队开赴九江参战。“那时候九江涨大水，赣江决堤，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根本没有路。团长拿着地图看了半天，眉头皱得紧紧的，说只能走稻田。”老人伸出布满皱纹的手，比划着当时的情景，“稻田里的水没到膝盖，泥又深又黏，我们全团在里面走了两三个小时，鞋子陷在泥里，干脆光着脚走。脚底被石子划破，血混着泥水，疼得钻心，可没人敢停下来，怕跟不上队伍。我那时候年纪小，体力跟不上，班长就背着我走了一段，他的后背又宽又结实，让我想起了我爹（注：老人父亲早逝，班长的照顾让他感受到父爱）。”
　　到了九江，第一战就在观音桥打响。“观音桥是九江通往河南的必经之路，是咽喉要道，我们必须守住。”老人的眼神变得锐利，仿佛又回到了战场，“我们在桥前方挖战壕，挖了三天三夜，手上磨起了血泡，泡破了就用布条裹着，接着挖。守了一个月，鬼子终于来了，开了6辆坦克，黑压压的一片，老远就能听见轰隆隆的响声。我们早就准备好了炸药包，趁着坦克靠近，几个战友抱着炸药包，腰上系着绳子，就冲了上去。坦克的机枪扫过来，子弹打在地上溅起火星，有个战友刚跑到坦克跟前，就中了枪，倒在地上，可他还是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拉响了炸药包。‘轰隆’几声，两辆坦克被炸翻了，剩下的吓得撤了回去。我们冲上去，把牺牲的战友抬回来，他的手还紧紧攥着炸药包的引线。”
　　可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天蒙蒙亮时，一架日军飞机低空飞过，翅膀扫过树梢，扔下了几个圆滚滚的罐子。“我们谁也不知道那是毒气弹，还以为是啥新式武器，有人想去捡，被班长喝住了。”老人的声音有些颤抖，仿佛又闻到了当年的毒气，“等太阳出来，那些罐子破了，冒出黄绿色的烟，顺着风飘过来。我们突然觉得眼睛火辣辣地疼，眼泪止不住地流，喉咙像被辣椒堵着，又干又辣，话都说不出来，胸口闷得像要炸开。”
　　陈阿姨红着眼圈补充：“我公公说，当时没有防毒面具，好多战友当场就晕倒了，有的滚在地上抽搐，没多久就没气了。他说那场面，一辈子都忘不了。”
　　老人点点头，眼角泛起泪光：“那天我们牺牲了30多个人，一个个嘴巴大张着，眼睛圆睁着，像是要把鬼子生吞活剥，可就是说不出话来。我急中生智，解开裤子用尿浸了毛巾，紧紧捂着口鼻不敢松开。后来才知道，我刚好站在地势高的地方，又是上风口，毒气没怎么熏到我，算是捡回了一条命。”说到这里，老人沉默了片刻，手指轻轻敲击着藤椅的扶手，“总部很快把我们换了下来，撤退的时候，又有三四个战友倒在了路上，他们是被毒气伤了肺，走不动了，就拉着我们的衣角说‘你们快走，替我们多杀几个鬼子’。”
　　
　　1939年12月，部队在进贤梁家垌与日军对峙。日军在阵地上建了一座碉堡，钢筋水泥浇的，重机枪日夜扫射，像一张死亡的网，把我们的进攻路线死死封锁，给我军造成了很大伤亡。“连长说要组建敢死队，每个连抽6个人，炸掉碉堡。”老人的眼神变得坚定，像淬了火的钢，“我当时立刻就报名了，心里就一个念头，把鬼子的碉堡炸了，为战友报仇，让后面的大部队能冲过去。”
　　可连长却摇了摇头，拍了拍他的肩膀：“陈文展，你年纪太小，才14岁，肩膀还没枪杆粗，不适合。”
　　“我不怕死！”他急得涨红了脸，攥着拳头，指甲都嵌进了肉里，“我敢来当兵，就没想着活着回去。我虽然年纪小，但我灵活，能钻铁丝网，能在草丛里爬得快，你相信我！”他一遍遍地恳求，语气里满是决绝，甚至拔出腰间的刺刀，在石头上划了一道：“我要是完不成任务，你就把我当逃兵处置！”连长看着他坚定的眼神，又看了看他磨破的军装和冻裂的双手，最终叹了口气，点了点头：“好小子，跟着我，别掉队。”
　　就这样，14岁的陈文展成了敢死队里最小的成员，其他五人里，最大的36岁，是个参加过淞沪会战的老兵，叫老王。他拍着陈文展的头说：“小地瓜，到了战场上，跟着我，我护着你。”出发前的十天特训，他们趴在草丛里，反复研究日军的布防和行进路线，画了一张又一张地图，把每个哨位、每段铁丝网的位置都刻在心里。他们还练习爬行、撬铁丝网、拉手榴弹引线，每天只睡三个小时，吃的是掺着沙子的糙米，可没人喊苦。“那时候，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脑子里只有炸碉堡这一件事。”老人说，“我甚至想好了，如果我死了，就把我的枪留给战友，让他们替我多杀几个鬼子。”
　　行动定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狂风卷着暴雨，像要把整个世界都掀翻，正好掩护我们的行踪。“我们趴在地上，身上裹着雨衣，一点点朝着碉堡爬。雨水打在脸上，睁不开眼，只能凭着记忆和手里的地图辨方向。”老人回忆道，“鬼子的探照灯来回扫，像鬼火一样，我们就趁着灯光移开的间隙，快速往前挪。铁丝网密密麻麻的，上面还挂着铃铛，我们小心翼翼地用钳子剪开一个口子，钻了过去，动作轻得像猫。”
　　每个人背上都扛着两大袋石灰，沉甸甸的，里面各塞了两个手榴弹。“石灰是用来迷鬼子眼睛的，手榴弹捆在一起，威力更大。”老人比划着爬行的动作，手臂微微颤抖，“爬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摸到了碉堡跟前。站岗的鬼子穿着雨衣，缩着脖子，冻得直跺脚，没发现我们。班长从绑腿里拔出刀，悄悄绕到他身后，左手捂住他的嘴，右手的刀一下子就刺进了他的喉咙，鬼子连哼都没哼一声就倒了。”
　　紧接着，陈文展和另一个战友分别绕到碉堡两侧，猛地拉开手榴弹的引线，“滋滋”的响声在风雨中格外清晰，他们对视一眼，同时把两包石灰和手榴弹一起丢了进去。“轰隆！轰隆！”两声巨响，碉堡里传来鬼子的惨叫声，火光冲天，把雨幕都映红了。他们冲进去一看，四个鬼子已经被炸死，血肉模糊地倒在地上，还有两个军官捂着眼睛乱蹦，石灰迷了他们的眼，什么也看不见，嘴里叽里呱啦地喊着日语，挥舞着军刀。“我当时一点都不怕，冲上去就用枪托对着一个军官的后脑勺砸了一下，他当场就昏了过去。老王也制服了另一个，我们扛起两个鬼子，就往回跑。”
　　老人突然笑了，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我当时看到碉堡里有挺重机枪，乌黑发亮的，心里直痒痒，想着这可是好东西，鬼子用它杀了我们那么多战友，现在归我们了！就扛了起来。那机枪可真沉，压得我腰都直不起来，肩膀勒得生疼，可我咬着牙，硬是把它扛回了阵地。战友们看到我们回来，还带回了机枪和俘虏，都围过来欢呼，说‘小地瓜，好样的！’”
　　因为这次英勇作战，陈文展获得了部队嘉奖，还被提升为中尉。“那时候我才14岁，战友们都为我高兴，团长亲自给我戴上勋章，说我是‘少年英雄’。”老人的脸上满是自豪，“我把勋章小心翼翼地收起来，想着等抗战胜利了，带回家给娘看看，让她知道她的儿子没给她丢脸。”
　　
　　可战争的残酷远未结束。1944年，陈文展随部队参加安徽青阳程家大山保卫战。“鬼子派了12架飞机轰炸，炸弹像雨点一样落下来，阵地都被炸平了，泥土和碎石乱飞，耳朵里全是轰鸣声，什么都听不见。”老人的声音低沉下来，眼神里满是痛苦，“我们团长被弹片击中，从右眼穿了出去，鲜血直流，他却还喊着‘守住阵地，不许退！’一营营长当场被炸死，尸体都炸碎了，我们找了好久才找到他的军牌。二营肖营长手指头炸掉了四根，可他还是用剩下的一根手指扣动扳机。”
　　一枚炸弹碎片在他面前一米多远的地方弹起，像一道黑色的闪电，径直打到了他的臀部。“当时只觉得一阵剧痛，像被烙铁烫了一样，就倒在了地上。”老人说，“战地医院条件太差，就在山洞里，没有麻药，没有消炎药，医生用刺刀把伤口划开，挤出脓血，我疼得浑身发抖，咬着一根木棍，把嘴唇都咬破了。伤口很快就化脓了，又肿又疼，不能坐也不能躺，只能在地上爬，爬着去换药，爬着去喝水。”
　　后来，他被送到江西的后方医院，医生检查后说，必须用进口的盘尼西林才能治好，否则伤口会继续恶化，危及生命。“药房的人说，这种药金贵得很，已经断货三年了，好多战士都是因为没有消炎药，伤口感染死的。”陈阿姨补充道，“我公公当时都快绝望了，觉得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娘了。团长知道后，立刻向上级申请，还托人到处打听药源，足足等了一年多，药才运过来。”
　　“注射完盘尼西林，伤口里的脓血一个劲地流，足足流了三盆，那味道臭得很，连医生都皱眉头。”老人比划着盆的大小，“医生后来在伤口里找到了一块比半粒米还小的弹片，可特别锋利，像小刀子一样，一直在骨肉里作祟。医生用镊子把它夹出来的时候，我还疼得叫出了声。”伤愈后，陈文展升为上尉，继续在战场上抗击日寇，直到1945年8月15日，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他和战友们相拥而泣，哭了很久很久。
　　抗战胜利后，陈文展被分配到后方工作，直到解放前夕，才终于回到了厦门枋湖村。“我走的时候13岁，回来的时候23岁，整整十年。”老人的声音带着哽咽，“我穿着军装，背着背包，走到村口的时候，好多人都看着我，没人认出我来。我看到娘正在河边洗衣，头发都白了，背也驼了，手里的棒槌一下一下地捶打着衣服，动作很慢。我走过去，喊了一声‘娘’，她抬起头，愣了半天，仔细看着我，突然扔掉棒槌，抱着我哭了起来，说‘我的儿，你终于回来了，我以为你早就不在了’。”
　　
　　老人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滴在衣襟上：“娘说，我走后，家里的水牛被鬼子抢走了，田也荒了，她就靠着帮人洗衣做饭过日子，每天都去村口等我，一等就是十年。有好几次，有人说我牺牲了，让她不要再等了，可她不信，说‘我的儿命大，一定会回来的’。”从那以后，陈文展脱离了部队，在枋湖村务农为生，娶妻生子，过上了他当年梦寐以求的安稳日子。他把那枚中尉勋章藏在箱子底下，偶尔拿出来看看，就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
　　陈阿姨指着墙上挂着的两枚纪念章，说：“2015年，爷爷拿到了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那天他穿着最好的衣服，把纪念章戴在胸前，在村里走了一圈，说‘战友们，我们胜利了，国家强大了’。2025年8月，厦门湖里区副区长还亲自登门，给爷爷颁发了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章，好多媒体都来采访爷爷，他总说，他只是做了该做的事，真正该记住的，是那些牺牲的战友，是他们用命换来了今天的好日子。”
　　我们聊天的时候，老人时不时会站起来，做几个操练的动作，抬手、踢腿、敬礼，一招一式都透着军人的干练，虽然动作有些迟缓，却依旧标准。“几十年来，我每天早上都会操练半小时，都是当年在部队学的动作，忘不了。”老人说，“只要还能动，就不能忘了那些日子，不能忘了那些战友。我现在年纪大了，走不动了，可我还能给孩子们讲抗战故事，让他们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老人身上，给他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晕。我们起身告别，老人坚持要送我们到门口，他握着我的手，眼神坚定：“孩子们，麻烦你们多写写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我用力点点头，看着老人花白的头发和挺直的脊梁，心里满是崇敬。这位百岁老兵，用青春和热血捍卫了家国，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气，早已刻进了骨子里。
　　
　　(二)
　　
　　2025年3月的武汉，乍暖还寒，长江边的风带着湿润的凉意，卷着满城的玉兰花香。我再次来到湖北抗战研究院，走进史料室，胡秋材研究员正伏案整理卷宗。55岁的他鬓角已染霜，鼻梁上架着一副磨损的黑框眼镜，指尖抚过泛黄的档案纸，动作轻柔得像在触碰易碎的珍宝。
　　“周捷兄弟，你外祖父生前总跟我念叨你，说你是个有志之人。”他抬头起身，握着我的手力道沉稳，“今天，我把郑贵玉老兵的抗战往事，原原本本地讲给你听。”
　　我在他对面的木椅上坐下，翻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笔尖悬在纸面，仿佛已经感受到那段烽火岁月的重量。胡研究员从铁皮柜里取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上面印着“郑贵玉79军98师”的字样，边角已经磨损发毛。他抽出一叠资料，其中一张黑白老照片格外醒目：照片上的青年身着灰布军装，腰间束着皮带，斜挎步枪，眼神锐利如鹰，嘴角抿成一条坚毅的直线，正是二十岁出头的郑贵玉。
　　
　　“郑老1921年12月出生在湖北长阳资丘镇，5岁那年，父母在一场瘟疫中相继离世，他就跟着二叔郑明山过活。”胡研究员的声音低沉而有磁性，缓缓拉开了时光的帷幕，“二叔是个厚道人，见他聪明伶俐，就送他去私塾读了两年多书，识了不少字。后来家里拮据，又带他去资丘街上的‘同德堂’药铺学艺，盼着他能当个安安稳稳的郎中，养家糊口。”
　　“他学药学得怎么样？”我忍不住插话，眼前仿佛浮现出一个穿粗布衣衫的少年，在药铺里踮着脚抓药的模样。
　　“悟性极高。”胡研究员笑着点头，“郑老后来回忆，那时候他认药、抓药、炮制药材，一学就会，掌柜的总夸他‘手巧心细’。可安稳日子没过几年，日本人的铁蹄就踏进了湖北。”他的语气沉了下来，“1938年前后，长江沿岸的宜昌、沙市相继沦陷，无数难民扶老携幼逃到长阳，一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有的断了胳膊腿，有的抱着死去的孩子哭嚎。郑老在药铺里见过太多这样的人，有个老婆婆跪在药铺门口，求掌柜的给点草药，说她的儿子被鬼子挑死，儿媳被活活烧死，家里就剩她一个孤老婆子。还有个十几岁的少年，浑身是伤，说他的村子被鬼子烧了，爹娘都死在火里，他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胡研究员翻着郑贵玉的口述记录，上面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那些日子，我每天看着这些难民，心里像被火烧一样。鬼子烧我们的房，杀我们的人，抢我们的东西，这口气我咽不下去！”1938年秋的一天，郑贵玉回乡下给二叔送药，正巧碰到保长带着人抓壮丁，挨家挨户敲门。“他没等保长找上门，就连夜跑回镇上，约了同村的陈庭望、丁闻尚、向家明三个小伙伴，凑了点干粮，第二天一早就往长阳县政府跑，说要参军打鬼子。”胡研究员顿了顿，“那时候他才17岁，个子刚过步枪高，却站得笔直，眼神里全是倔强，一点都不含糊。”
　　当时驻长阳的部队是79军补充第四团，团长是四川籍的罗中华，四十多岁，身经百战，脸上带着一道炮弹片留下的疤痕。见到四个半大的孩子主动来参军，罗团长又好气又好笑，拍了拍郑贵玉的肩膀：“小鬼，你年纪这么小，枪都扛不动，怎么要来参军哦？”郑贵玉猛地挺直腰板，声音洪亮得能传到院子里：“日本人太欺负人了，杀了我们那么多中国人，烧光了我们的房子，我看不惯！我要杀鬼子，保家国！”罗团长眯起眼，又问：“打仗可是要死人的，你怕不怕？”郑贵玉梗着脖子，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怕！能为国家死，我心甘情愿！”
　　罗团长见他有志气，又听说他读过书、识过字，便指着桌上的纸笔：“既然你这么有骨气，就写几个字给我看看。”郑贵玉拿起毛笔，蘸饱了墨，略一沉吟，便在宣纸上挥毫写下：“我今立志把军参，日寇不败身不还，拼命杀敌保国土，鬼子快还我河山。”二十八个字，笔锋刚劲有力，带着一股少年人的锐气和决绝。罗团长大喜，拍着桌子叫好：“有志气，有才情！好小子，我留你在团里！”就这样，郑贵玉被留在79军补充第四团，当了一名文书，负责收发文件、登记花名册。
　　可郑贵玉哪甘心待在后方？“他每天看着战友们扛着枪训练、出操，心里急得像火烧。”胡研究员说，“一有空就去找罗团长，软磨硬泡要上前线。罗团长被他缠得没办法，就劝他：‘光有心不行，还要有本事才行。你先安心留下来学本事，等有机会去参加培训，练出真能耐了，我再让你上战场！’”为了能早日上前线，郑贵玉一边做好文书工作，一边偷偷跟着战士们训练，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跑步、练队列，晚上借着煤油灯的光，自学战术书籍。
　　
　　1940年春，机会终于来了。罗团长看中郑贵玉的韧劲和文化底子，把他保送到黄埔军校第8分校，编入17期16总队2大队6中队步兵科。“军校的日子苦得超出想象。”胡研究员翻出郑贵玉的军校成绩单，上面的射击、拼刺刀科目都是“优”，“每天天不亮就吹号起床，先是五公里越野，然后是队列训练、战术讲解、沙盘推演，下午是实战射击和拼刺刀，晚上还要上文化课，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郑贵玉最痴迷的就是实战射击和拼刺刀，他总说：“这些才是能在战场上保命、杀鬼子的真本事，花架子没用。”
　　别人休息的时候，他总一个人留在训练场，对着稻草人练拼刺刀，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格挡、突刺、挑刺的动作，胳膊练得酸痛难忍，虎口磨出了血泡，缠上布条接着练。为了强化上肢力量，他找来两块石头绑在胳膊上，坚持举练，有时候吃饭都握不住筷子；为了练反应速度，他让战友拿着木棍突袭他，逼着自己在瞬间做出躲闪和反击的动作。有一次，他练拼刺刀太投入，不小心被战友的木枪捅中肋骨，疼得直不起腰，却只休息了半天，又回到了训练场。“他说，战场上鬼子可不会手下留情，现在多吃点苦，将来就能多杀一个鬼子。”胡研究员的语气里满是敬佩。
　　可战事不等人，郑贵玉和同学们只在军校待了一年，就于1941年1月提前毕业。“当时长沙会战一触即发，前线急需军官，他们这些学员都被紧急分配到作战部队。”胡研究员说，郑贵玉被编进79军98师293团2营6连，任第三排排长，“接到命令的那天，他连夜给罗团长写了一封信，说自己一定不会辜负团长的期望，在战场上多杀鬼子，为国家效力。”
　　当年4月，部队接到命令，奔赴湖南参加长沙会战。“行军路上的艰难，是常人无法想象的。”胡研究员的语气凝重起来，“日军的飞机像苍蝇一样跟着，白天根本不敢赶路，只能昼伏夜出。白天，郑老和战友们就躲在树林子里，用树枝、茅草缠在头上伪装，背靠背抱着枪打个盹，饿了就啃几口干硬的糙米，渴了就喝几口浑浊的溪水，身上爬满了蚊虫，被咬得满是红疙瘩。”
　　到了晚上，借着夜色掩护赶路，不敢打手电筒，也不敢点火把，只能摸黑往前走。“那时候没有像样的路，都是崎岖的山路，布满碎石和荆棘。”胡研究员比划着，“有人走着走着就摔倒了，轻则擦破皮肉，重则扭伤脚踝、磕破脑袋，可没人抱怨，也没人掉队，爬起来拍掉尘土，一瘸一拐地继续走。郑老那时候是排长，总走在队伍最前面探路，用刺刀拨开挡路的树枝和荆棘，好几次被锋利的树枝划破脸，血顺着脸颊流下来，混着汗水往下淌，他也只是用袖子擦一擦，继续往前冲。”有一次，队伍在渡河时遇到山洪，水流湍急，郑贵玉带头跳进水里，扶着战友们一步步过河，自己的军装被洪水冲得湿透，冻得瑟瑟发抖，却始终把战友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历经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部队终于抵达长沙，驻军在岳麓山。“刚安顿下来，就接到了侦察任务。”胡研究员说，为了摸清日军的兵力部署，部队派尖刀班化装成老百姓，提着篮子，里面装着烟、糖、花生、小玩具，白天进城叫卖。“他们一边吆喝，一边偷偷观察日军的驻扎地点、人数、武器配备，甚至连鬼子的换岗时间都记在心里。有个战士为了摸清鬼子碉堡的位置，故意装作迷路，被鬼子盘问时，吓得脸色发白，却硬是没露出破绽，把信息完整地带了回来。”等到天黑，尖刀班就悄悄摸进城，用钳子剪断日军的电话线，把鬼子的通信系统彻底破坏，为主力部队进攻扫清了障碍。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正式打响，全军总攻的号角在凌晨吹响。“郑老和战友们像猛虎下山一样冲进长沙城，机枪‘哒哒哒’地扫射，手榴弹接二连三地扔向日军阵地，枪声、爆炸声、喊杀声震耳欲聋，整个长沙城都在颤抖。”胡研究员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日军的抵抗很顽强，凭借着房屋和碉堡负隅顽抗，双方很快就陷入了近距离厮杀，子弹打光了，就抄起刺刀拼，有的战士甚至拿起砖头、木棍当武器，跟鬼子殊死搏斗。”
　　郑贵玉的老乡，机枪手陈庭望，就趴在他身边射击，两人配合默契，打死了不少鬼子。可就在这时，一梭子弹击中了陈庭望的胸膛，他闷哼一声，手里的机枪掉在地上，鲜血瞬间染红了军装。“郑老回头一看，一个鬼子正举着刺刀，朝着陈庭望的尸体狞笑。”胡研究员的声音带着悲愤，“他亲眼看着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倒在面前，眼睛瞬间就红了，怒火像岩浆一样从心底喷涌而出，他嗷嗷叫着，端着自己的‘汉阳造’步枪，朝着那个鬼子冲了过去。”
　　郑贵玉的打法完全是搏命式的，不管不顾，眼里只有复仇的火焰。“他没有章法，却凭着一股狠劲，直扑鬼子面门。”胡研究员比划着拼刺刀的动作，“那个鬼子没想到这个中国军官这么疯狂，被他的气势吓了一跳，下意识地举枪格挡。就在这一瞬间，郑老抡起枪托，狠狠砸在鬼子的脑袋上，‘咚’的一声闷响，鬼子哼都没哼一声就倒在地上。郑老又顺势一刺刀捅下去，刺刀从鬼子的后背穿出，鲜血溅了他一身。这是他杀的第一个鬼子，也是他这辈子最难忘的一个。”
　　捅死第一个鬼子后，郑贵玉顺手捡起了鬼子的三八式步枪。“他后来回忆说，三八枪的刺刀比‘汉阳造’长了近十厘米，又尖又锋利，还特别轻便，挥舞起来毫不费力。”胡研究员说，他刚拿起枪，第二个鬼子就从侧面冲了过来。那个鬼子看到他手里的三八枪，就知道同伴已经遇害，眼神变得凶狠无比，嘴里叽里呱啦地喊着，举着刺刀就朝他胸口刺来。“郑老反应极快，猛地侧身躲过，手里的三八枪顺势向上格挡，枪身与鬼子的刺刀碰撞，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火花四溅。他借着格挡的力道，脚下向前一步，猛地发力，刺刀直接挑刺进鬼子的脖颈，鲜血瞬间喷了出来，溅了他一脸。鬼子捂着脖子，身体直挺挺地倒在地上，抽搐了几下就不动了。”
　　白刃战还在继续，战场上到处都是厮杀的身影，喊杀声、惨叫声、武器碰撞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惨烈的画面。“第三个鬼子从背后偷袭郑老，他余光瞥见寒光一闪，赶紧转身格挡。”胡研究员说，这个鬼子的拼刺技术很娴熟，显然是个老兵，几次进攻都招招致命，郑贵玉只能勉强招架，胳膊被鬼子的刺刀划了一道深深的口子，鲜血直流。“郑老咬紧牙关，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死，还要杀鬼子！他故意卖了个破绽，让鬼子以为有机可乘，就在鬼子刺刀刺来的瞬间，他猛地下蹲，同时挥枪向上，刺刀从鬼子的腹部刺入，直穿后心。可就在这时，那个鬼子也拼尽最后一丝力气，用刺刀狠狠划伤了郑老的左腹。”
　　战斗结束后，硝烟弥漫，战场上到处都是尸体和血迹。郑贵玉拄着步枪站起来，才感觉到腹部传来一阵剧痛，低头一看，鲜血已经浸透了军装，顺着裤腿往下流，在地上积成一滩。“他说那时候只觉得头晕目眩，浑身无力，眼前的景象越来越模糊，突然就虚脱了，因为失血过多昏死过去。”胡研究员的声音带着惋惜，“战友们打扫战场时发现了他，赶紧叫来担架，把他抬到后方的军部医院抢救。医生说，再晚来半小时，他就没救了。”
　　等郑贵玉苏醒过来，已经是三天后。他躺在病床上，浑身缠满了绷带，动弹不得，左腹的伤口疼得钻心。“他第一句话就问‘陈庭望呢？丁闻尚呢？’”胡研究员叹了口气，“战友们告诉他，陈庭望已经牺牲了，丁闻尚在冲锋时被鬼子的机枪击中，也没能活下来。当年一起参军的四个小伙伴，就剩他一个人了。郑老躺在病床上，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浸湿了枕巾。他说，那是他这辈子最难过的时刻，觉得自己对不起战友们，没能保护好他们。”
　　不过，这场战役最终以中方胜利告终。薛岳将军得知郑贵玉的英勇事迹后，传令全军嘉奖，还亲自给他颁发了一枚“战功勋章”。“郑老后来把这枚勋章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一直珍藏在身边，即使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也从没舍得拿出来。”胡研究员说。
　　伤愈后，郑贵玉因为伤势较重，无法再回到前线，被转到后方补充团任中尉副官，负责接兵和训练新兵的工作。“他把自己在军校学到的本事，还有在战场上的经验，都毫无保留地教给新兵。”胡研究员说，“他对新兵要求很严格，训练时一丝不苟，可私下里却像兄长一样关心他们，给他们缝补衣服，教他们识字，告诉他们‘打仗不是为了逞强，是为了保护老百姓，保护国家’。”后来，他从战友口中得知，曾经提拔他、鼓励他的罗中华团长，在一次日军空袭中中弹牺牲，郑贵玉一个人在房间里坐了一夜，默默垂泪，为这位恩人、伯乐送别。
　　
　　抗战胜利后，部队缩编，郑贵玉被安排至中央军官训练团武汉分团学习。半年后，他主动申请回到长阳，被县政府任命为警察局副局长。“他在任期间，打击土匪、维护治安，为长阳的稳定做了不少贡献。”胡研究员说，1949年，郑贵玉顺应时代潮流，参加了起义，并协助解放军抓捕了反革命分子何大熙等人，为家乡的解放事业出了力。
　　新中国成立后，郑贵玉主动申请到长阳副食品公司工作，从一名干部变成了普通职工。“他从不向别人炫耀自己的战功，也从没提过自己的勋章，就像一个普通的老人一样，勤勤恳恳地工作，踏踏实实过日子。”胡研究员笑着说，“有人问他后悔吗？他说‘不后悔，能看到国家太平，老百姓安居乐业，比什么都强’。”
　　2015年，国家给抗战老兵颁发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工作人员上门给郑贵玉送纪念章时，94岁的他特意换上了珍藏多年的旧军装，虽然军装已经褪色、缩水，却依旧穿得笔挺。他把纪念章戴在胸前，对着镜子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眼眶通红：“战友们，我们胜利了，国家强大了，你们可以安息了。”垂暮之年，郑贵玉身板依旧硬朗，气势不减当年，每当有志愿者来看他，请求他演示当年拼刺刀的动作，他二话不说，拿起拐杖当作步枪，做出格挡、突刺、挑刺的组合动作，一招一式都透着当年的风采和锐气。他常对年轻人说：“我这一生最大的荣誉，就是在民族危亡之际，尽到了一名中国人的责任！你们要记住，国家不强盛，老百姓就会受欺负，一定要好好建设国家，不能让历史重演。”
　　2017年3月15日，这位可敬的抗战老兵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96岁。胡研究员合上档案袋，眼神里满是崇敬：“郑老的一生，是为国家和民族奋斗的一生。他的‘搏命打法’，不仅是战场上的勇气，更是中国人面对外敌入侵时，宁死不屈、誓死抗争的民族气节。这种气节，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