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五章 浙赣白刃，湘鄂救死

　　(一)
　　
　　2024年的初夏，金华市区的黄埔同学会藏在一片老樟树的浓荫里，青瓦白墙映着斑驳的阳光，空气中浮动着樟木与旧纸张混合的沉郁香气。我抚过玻璃柜里泛黄的会员名录，仿佛能触到八十多年前的烽火余温，目光最终定格在“林志华”三个字上——墨色字迹虽有晕染，却依旧透着一股刚劲，像极了老兵当年持枪伫立的模样。
　　身旁的赵倩正低头核对史料，她专业扎实又带着年轻人的热忱，从杭州档案馆到金华黄埔同学会，半个多月来，我们逐字逐句梳理着抗战老兵们的生平，那些散落在时光里的碎片，在她的整理下渐渐有了清晰的轮廓。
　　“周哥，林志华老兵的次子林建国先生刚才发消息说，家里还留着他当年的黄埔军校毕业证书和一件军大衣，尤其是军大衣，后腰的破洞还在。”赵倩抬起头，声音里难掩期待，指尖点着手机屏幕上的文字。
　　我点点头，外公李明临终前，把一沓厚厚的抗战老兵采访笔记交到我手里，其中就有林志华的初访记录。外公说：“小捷，这些老兵的故事，是国家的记忆，不能断在我们手里。”我接手续写小传的日子里，总觉得外公就在身边，看着我一步步走近那些浴血奋战的岁月。
　　收拾好装满史料的背包，我们坐上前往温州的高铁，窗外的江南水乡渐渐褪去城市的喧嚣，远山如黛，绿水含烟，稻田里的秧苗青翠欲滴，白墙黑瓦的村落错落有致——很难想象八十多年前，这片温润的土地上，曾燃起过怎样惨烈的战火。
　　
　　高铁抵达温州南站时，天刚过午后，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刚好停下，空气里满是湿润的草木气息。林志华的次子林建国老人已在出站口等候，今年78岁的他精神矍铄，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见到我们，立刻迈着稳健的步子迎了上来，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周同志，赵同志，辛苦你们跑这么远！我父亲要是还在，知道你们这么用心记录他的故事，肯定要高兴得睡不着觉。”
　　林建国老人的家在市区一处老旧小区里，楼道里铺着磨得光滑的水泥地，墙面上还留着岁月的痕迹。走进客厅，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墙上挂着的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的林志华身着黄埔军校的军装，肩章熠熠生辉，面容英挺，剑眉星目，眼神坚定得像是能穿透硝烟，胸前佩戴着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在照片里泛着淡淡的金光。“这是2015年拍的，我父亲那时候已经95岁了，身体还硬朗，每天都要看看报纸，听听新闻。”林建国老人指着照片，眼里满是怀念，“他总说，能活到抗战胜利，能看到国家越来越好，是他这辈子最大的福气。”
　　说话间，林建国老人从卧室里搬出一个沉甸甸的樟木箱，箱子表面刻着简单的花纹，边角已经被岁月磨得圆润。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箱子，一股淡淡的樟脑香扑面而来，里面整齐地叠放着几件旧物——一本泛黄的黄埔军校毕业证书、一枚锈迹斑斑的军徽、一把磨得光滑的竹制旱烟杆，还有一件深灰色的军大衣。
　　“这就是我父亲当年的宝贝。”林建国老人先拿起那本毕业证书，纸张已经脆薄得怕碰，封面烫金的“黄埔军校”四个字虽有磨损，却依旧清晰。翻开内页，上面用毛笔工整地写着：“林志华，浙江温州人，生于中华民国九年三月初六，考入本校第十七期步兵科，修习期满，成绩合格，准予毕业。”落款是“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日期是中华民国三十年七月。“我父亲总说，这张证书是他一辈子的骄傲，当年从黄埔毕业时，他对着校长的题词立过誓，要誓死保卫国家，绝不退缩。”林建国老人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指尖轻轻拂过纸上的字迹，像是在抚摸父亲的脸庞。
　　接着，他又拿起那件军大衣，大衣的面料已经磨损得厉害，袖口和领口都打了好几块补丁，颜色也从深灰色变成了浅灰色，而后腰位置，一个狰狞的破洞格外醒目，破洞边缘的布料已经发硬，还残留着暗红色的痕迹，像是凝固的血迹。“这就是1942年浙赣会战白刃战时，鬼子刺刀捅的伤口。”林建国老人的手指轻轻落在破洞上，眼眶瞬间湿润了，“我小时候总问父亲，这个洞是怎么来的，他每次都只是摸摸我的头，说‘是打鬼子时留下的印记’，直到我长大了，他才慢慢跟我讲起那段往事。”
　　
　　随着林建国老人的讲述，我的思绪仿佛被拉回了八十多年前的温州。1920年，林志华出生在温州城区一个药材商人家庭，父亲林世安经营着一家名为“林记药材行”的店铺，为人忠厚老实，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家里的日子过得还算殷实。林志华是家中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家五口和和美美，其乐融融。“我爷爷40多岁就因病去世了，那时候我父亲才12岁。”林建国老人叹了口气，“家里的顶梁柱一倒，药材行也经营不下去了，我奶奶一个女人家，带着三个孩子，日子过得特别艰难，有时候连饭都吃不饱。”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1934年，14岁的林志华经远房亲戚介绍，独自一人前往上海，在一家南货店当学徒。“我父亲常说，上海的日子不好过，学徒要伺候老板一家，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劈柴、挑水、扫地，什么活都干，晚上还要学记账、学做生意，稍有不慎就会被老板责骂。”林建国老人回忆道，“但他从来没抱怨过，还把省下来的工钱寄回家里，供两个弟弟读书。”
　　如果没有战争，林志华或许会在上海的南货店里慢慢成长，继承店铺，结婚生子，过着平凡安稳的生活。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战火很快蔓延到上海。“我父亲说，他永远忘不了1937年8月13日那天，日军轰炸上海，爆炸声此起彼伏，火光冲天，老百姓四处逃亡，哭喊声、惨叫声不绝于耳。”林建国老人的声音低沉下来，“他亲眼看到日军在街上枪杀无辜百姓，看到烧毁的房屋，看到流离失所的孤儿寡母，那一刻，他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参军抗日，保卫国家。”
　　1937年10月，林志华瞒着母亲和弟弟，报名参加了永嘉抗日青年团。“当时一起报名的还有他的几个同乡，有人问他，‘志华，你家里还有老母亲和弟弟要照顾，为什么还要去参军？打仗多危险啊！’”林建国老人模仿着当年同乡的语气，“我父亲当时斩钉截铁地说，‘日本鬼子侵略我们国家，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们的国家都要没了，家又能在哪里？我们青年人要是不站出来，谁来保卫国家？谁来保护老百姓？’”
　　
　　就这样，17岁的林志华告别了家人，踏上了抗日前线。在杭嘉湖军管区训练时，条件极其艰苦，住的是简陋的草棚，睡的是铺着稻草的地铺，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出操，训练科目包括射击、拼刺、投弹、战术动作等，强度极大。“我父亲说，训练时最苦的就是拼刺，木枪对练时，胳膊都被打肿了，手上的茧子磨了一层又一层，有时候吃饭都握不住筷子，但他从来没叫过苦，没喊过累，因为他知道，只有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才能在战场上杀死更多鬼子，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林建国老人说，“他总说，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这一点苦根本不算什么。”
　　1940年，林志华因表现优异，被部队保送进入黄埔军校第十七期步兵科学习。黄埔军校的训练比军管区更为严格，每天的训练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拼刺更是重点科目。“我父亲对拼刺特别有天赋，尤其是反杀术‘回马枪’，他练得炉火纯青。”林建国老人脸上露出一丝骄傲，“他跟我说，‘回马枪’讲究的是出其不意，在被敌人夹击时，要借着身体的惯性快速转身，利用敌人的破绽发起致命一击，这不仅需要过硬的技术，更需要过人的胆识和冷静的头脑。为了练好这招，他每天都要对着木桩练习上百次，直到动作形成肌肉记忆。”
　　1941年7月，林志华从黄埔军校毕业，被分配到暂编第9军第194师第580团2营2连任排长。“我父亲说，当时部队的条件非常艰苦，每天只能吃两顿，早饭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晚饭是掺着沙子的米饭，菜也只有水煮青菜和咸菜，有时候连咸菜都没有，只能就着盐巴下饭。”林建国老人说，“战士们穿的军装也很破旧，鞋子大多是草鞋，冬天没有棉衣，只能靠相互依偎取暖。但即便如此，大家的士气都很高涨，每个人都抱着必死的决心，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从1941年到1942年，林志华跟随部队转战宁波、上虞、抚州等地，参加了大小数十次战斗。“我父亲说，在宁波战斗时，日军的炮火特别猛烈，阵地被夷为平地，战士们只能躲在弹坑里反击，很多战友都牺牲了，他的身边也倒下了不少人，但他始终没有退缩，抱着步枪，一次次击退日军的进攻。”林建国老人的声音有些颤抖，“他总说，每次战斗结束后，看到身边的战友少了一批又一批，心里特别难受，但他知道，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1942年4月，日军为了报复美国空军轰炸东京的“杜立特行动”，调集了7万多兵力，发动了浙赣会战，妄图占领衢州飞机场，摧毁中美空军的前沿基地。衢州机场是当时中国东南地区最大的空军基地，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一旦被日军占领，将对整个抗战局势造成严重影响。林志华所在的194师接到命令，转战江西抚州进行阻击，全师一万多人，要面对数倍于己、武器精良的日军。“我父亲说，当时部队接到命令后，连夜急行军，战士们脚上的草鞋都磨破了，脚底全是血泡，有的战士甚至光着脚行军，路上留下一道道血印，但没人敢停下脚步，因为他们知道，每耽误一分钟，衢州机场就多一分危险。”林建国老人回忆道。
　　6月的浙赣战场，烈日炎炎，气温高达三四十摄氏度，地面被晒得滚烫，战士们穿着厚重的军装，背着沉重的武器弹药，汗流浃背，口干舌燥。日军的炮火疯狂地轰击着国军阵地，掩体被炸毁，战壕被填平，尘土飞扬，硝烟弥漫，整个战场宛如人间炼狱。林志华带领全排战士坚守在前沿阵地，子弹打光了，就上刺刀，与日军展开白刃战。“我父亲说，白刃战是最残酷的，近距离的厮杀，能清晰地看到敌人的眼神，听到敌人的嘶吼，每一刀下去，都可能意味着一个生命的逝去。”林建国老人的手指紧紧攥着衣角，“他和战友们靠着顽强的意志，一次次击退日军的冲锋，阵地前堆满了日军的尸体，但他们自己也伤亡惨重，全排原本有40多名战士，打到最后只剩下十几人。”
　　就在激战中，两个日本鬼子悄悄绕到了林志华身后，形成了夹击之势。“我父亲说，当时他正专注于对付当面的鬼子，那个鬼子身高马大，眼神凶狠，端着刺刀直刺过来，速度快如闪电。”林建国老人比划着当时的动作，眼神变得锐利起来，“我父亲侧身躲过，顺势挺枪刺向鬼子的胸口，可那鬼子反应也很快，侧身避开了要害，我父亲见状，立刻调整姿势，手腕一转，步枪的刺刀精准地刺中了鬼子的脖子。”
　　“噗嗤”一声，鲜血喷涌而出，溅了林志华一身，那个鬼子眼睛瞪得大大的，嘴里发出嗬嗬的声音，身体晃了晃，倒在地上抽搐着死去。可就在林志华收回步枪的瞬间，身后的鬼子突然冲了上来，锋利的刺刀狠狠捅进了他的后腰。“我父亲说，当时一阵剧痛传来，像是有一把烧红的烙铁扎进了身体里，他眼前一黑，当场扑倒在地。”林建国老人的声音带着哭腔，“他能感觉到鲜血顺着伤口往外流，浸湿了军装，温热的血液与地面的尘土混合在一起，黏腻腻的。”
　　危急关头，林志华想起了黄埔军校学到的“回马枪”绝技。他知道，如果此时示弱，必定会被身后的鬼子补刀，必死无疑。他借着扑倒的惯性，身体猛地向前一滚，摆脱了鬼子刺刀的纠缠，同时迅速转身，仰身在地的瞬间，双手紧握步枪，用尽全身力气，将刺刀狠狠刺向身后鬼子的肚子。“我父亲说，他当时已经耗尽了力气，手臂都在发抖，全凭着一股拼劲和对鬼子的仇恨，才完成了这一击。”林建国老人说，“刺刀刺进鬼子肚子的那一刻，他能感觉到鬼子身体的颤抖，他没有犹豫，拔出刺刀后，又朝着鬼子的胸部补了一刀，直到鬼子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他才松了一口气。”
　　刺死两个鬼子后，林志华再也支撑不住，瘫倒在地，后腰的伤口血流不止，意识渐渐模糊。“我父亲说，他当时以为自己要死了，脑海里浮现出母亲和弟弟的身影，浮现出黄埔军校的校训，浮现出战友们的脸庞，他不甘心，他还没看到抗战胜利，还没回到家乡，还没孝敬母亲。”林建国老人的眼眶通红，“就在他快要失去意识的时候，战友们冲了过来，抱起他，大喊着他的名字，给他包扎伤口。战友告诉他，伤口不在致命部位，只是划破了皮肉，虽然军大衣都被刺破了，但好在没有伤到内脏。”
　　可战地医疗条件极其落后，没有消炎药，没有干净的绷带，甚至连消毒的酒精都没有。战友们只能用清水清洗林志华的伤口，用撕成条的军装布料给他包扎。不久后，林志华患上了疟疾，每天高烧不退，浑身发冷，上吐下泻，身体越来越虚弱，根本无法继续战斗。“我父亲说，他当时躺在担架上，看着战友们继续战斗，心里特别难受，他想站起来，想和战友们一起并肩作战，可他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林建国老人叹了口气，“无奈之下，部队批准他离开前线，回到温州养病。离开部队时，他回头望着阵地，泪水模糊了双眼，他不知道这一去，还能不能再见到战友们。”
　　那场战役，194师一万多人最后只剩下二三千人，伤亡惨重。林志华离开后，浙赣会战仍在继续。长官部下令破坏衢州机场，阻止日军利用。“我父亲后来听战友说，当时机场上有二万多民工，还有临时征集的七百多人，其中不乏老弱妇女，大家和工兵一起，三天三夜不眠不休，挖深沟、毁跑道、炸油库，彻底破坏了机场。”林建国老人说，“民工们没有工具，就用锄头、铁锹，甚至用手挖，很多人的手都磨破了，流着血，但他们没有停下，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在保卫自己的国家。”
　　
　　可日军占领衢州后，并没有放弃修复机场的企图。他们抓了七千多名被俘军民，逼着他们修复机场，稍有不从就鞭抽刀砍，许多民工惨死在鬼子的屠刀下。“我父亲说，那些民工太惨了，白天要顶着烈日干活，晚上只能睡在露天的地上，吃不饱穿不暖，还要遭受鬼子的打骂，好多人都累死、饿死、被打死了。”林建国老人的声音充满了悲愤，“但天公作美，当时阴雨连绵，山洪暴发，一夜之间，机场积水成汪洋，日军的飞机像扁舟一样四散漂流，有的飞机被水泡坏了，有的飞机陷在泥里无法动弹。”
　　水退之后，林志华的战友们又日夜袭扰机场，破坏日军的修复工作，让敌机再也不敢在此停靠。直到8月下旬，日军在付出惨重代价后，始终无法有效利用衢州机场，加上国军的顽强阻击和敌后游击队的袭扰，日军补给困难，不得不仓皇撤离衢州，浙赣会战至此结束。“我父亲说，听到会战结束的消息时，他正在温州养病，激动得哭了出来，他知道，战友们的牺牲没有白费，国家的领土保住了。”林建国老人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1944年9月，经过两年多的调养，林志华的病终于痊愈。可此时，日军第三次侵占温州，占领了乐清西乡，部分鬼子在永强一带大肆抢夺物资和副食品，老百姓深受其害。“我父亲说，他在家乡看到鬼子烧杀抢掠，看到老百姓流离失所，心里的怒火又被点燃了，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家乡被鬼子糟蹋，不能看着乡亲们受苦。”林建国老人说，“于是，他再次报名参军，担任200师600团温州永嘉自卫队一中队分队长，带着40多人的小分队，在温州各地开展游击战。”
　　小分队的装备极其简陋，只有十几支步枪，几把手枪，还有一些手榴弹，战士们大多是当地的农民和青年，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林志华就把在黄埔军校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手把手地教给战士们，训练他们射击、拼刺、投弹、伏击战术。“我父亲说，战士们都很刻苦，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训练，虽然条件艰苦，但大家的士气很高涨，每个人都抱着必死的决心，要把鬼子赶出温州。”林建国老人说。
　　
　　1944年10月，林志华得到情报，有5个日本鬼子在永强三甲抢夺了大量财物，包括粮食、布匹、家禽等，正准备返回乐清的据点。他立刻带领小分队埋伏在瑞安梅头的一处壕沟里，等待鬼子入网。“我父亲说，那天天色阴沉，刮着不大不小的风，他们趴在壕沟里，大气都不敢喘，手里的枪紧紧顶着肩膀，手指扣在扳机上，眼睛死死地盯着鬼子来的方向。”林建国老人比划着瞄准的动作，“鬼子越来越近，他们的脚步声、说话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还能看到他们肩上扛着的财物。走到离壕沟不远的地方，鬼子突然停下了脚步，朝可疑的地方打了几枪，见没人回应，就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
　　等鬼子全部进入伏击圈后，林志华大喊一声“打”，战士们立刻扣动扳机，枪声四起。“我父亲说，当时他瞄准的是走在最前面的鬼子，一枪就打中了他的胸口，那个鬼子当场倒在地上。其他战士也纷纷开火，鬼子被打得晕头转向，四处逃窜。”林建国老人的声音变得激昂起来，“我们的战士们乘胜追击，有的用步枪射击，有的扔手榴弹，有的甚至冲出壕沟，用刺刀和鬼子展开搏斗。最后，当场打死4个鬼子，还有1个鬼子侥幸逃走了。”
　　战斗结束后，战士们缴获了鬼子抢夺的全部财物，还有4支步枪和一些弹药。他们带着战利品回到村里，老百姓们都欢呼雀跃，纷纷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招待他们。之后，他们又带着战利品去县政府请功，地方官员特意拿出好酒好菜慰劳他们，还为小分队颁发了锦旗。“我父亲说，那一刻，他心里充满了成就感，觉得所有的辛苦和危险都值得了。”林建国老人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笑容。
　　可鬼子的报复来得很快，也很残酷。不久后，日军从乐清调集了700人的队伍，兵分两路包抄游击队，一路走大路，一路从山里迂回，妄图将林志华的小分队一网打尽。“那天正好下着大雨，山路泥泞难行，能见度很低。”林建国老人说，“我父亲带着小分队正在山里行军，听到消息后，立刻决定改变路线，躲进了一座偏僻的观音庙里。那座观音庙很小，藏在深山里，很少有人知道，鬼子根本没想到我们会躲在那里，所以没被他们发现。”
　　鬼子在山里搜了一整天，都没有找到小分队的踪迹，于是把怒火发泄在了老百姓身上。他们抓走了当地的2个警察，用铁丝穿过他们的手掌，把他们绑在一起，逼他俩带路找游击队。“我父亲说，那两个警察都是硬骨头，宁死不屈，不管鬼子怎么打骂、怎么威胁，他们都不肯说出游击队的下落。”林建国老人的声音低沉而悲愤，“鬼子见他们不肯屈服，就残忍地把他们杀害了，尸体扔在了山里。后来，鬼子又冲进梅头的一座观音堂，当时里面有四五十个手无寸铁的村民在避难，鬼子二话不说，就用刺刀把他们全部刺死了，鲜血染红了观音堂的地面，场面惨不忍睹。”
　　得知村民和警察遇害的消息后，林志华悲痛欲绝，他带领小分队在山里为遇难者举行了简单的追悼仪式，他对着苍天发誓，一定要为乡亲们和警察报仇雪恨。“我父亲说，那天他站在山头上，望着观音堂的方向，泪水直流，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杀尽鬼子，为死去的同胞报仇。”林建国老人说。
　　为了尽快消灭这股凶残的日军，林志华派人联系了浙南特委瑞安武装分队，希望能联合起来作战。浙南特委瑞安武装分队接到消息后，立刻同意了联合行动的请求，两支队伍在山里汇合后，又会同江南新四军，组成了一支战斗力更强的部队，挺进永、瑞大罗山边区，对这股日军展开了猛烈进攻。“我父亲说，那场战斗打得异常惨烈，双方在山里展开了拉锯战，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断了就用石头、用拳头，每个人都抱着必死的决心，与鬼子血战到底。”林建国老人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我父亲当时虽然后腰的伤口还没完全愈合，但他依旧冲在最前面，挥舞着步枪，与鬼子展开白刃战，他的军大衣又被刺刀划开了好几道口子，身上也添了新的伤口。”
　　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这股日军被全部击毙，一个俘虏都没留，小分队终于为牺牲的乡亲们和警察报了仇。“我父亲说，战斗结束后，他站在鬼子的尸体旁，心里百感交集，有报仇雪恨的痛快，也有对牺牲战友的悲痛。”林建国老人说，“他总说，战争是残酷的，没有人愿意打仗，但如果国家被侵略，人民被压迫，我们就必须拿起武器，为保卫国家、保卫人民而战。”
　　
　　抗战胜利后，林志华于1949年随部队在温州起义，见证了温州的和平解放。之后，他解甲归田，回到了家乡，与相恋多年的妻子结婚生子，养育了两个儿子。为了养家糊口，他曾在市区铁井栏摆摊卖服装，每天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虽然辛苦，但他始终勤勤恳恳，诚实守信，生意做得还算不错。后来，他又去了上海一家手表厂工作，从普通工人做起，凭借着踏实肯干的精神，一步步成为了技术骨干，直到退休后才回到温州。
　　“我父亲这一辈子，为人正直，乐于助人，从来没跟人红过脸。”林建国老人说，“他总教育我们，要爱国家、爱人民，要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因为这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他还说，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强面对，不能退缩，要像他当年打仗一样，勇往直前。”
　　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健在的抗战老兵颁发了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当工作人员把纪念章送到林志华手中时，这位95岁的老人热泪盈眶，他颤抖着双手接过纪念章，紧紧握在手里，激动地说：“回忆青春年华，我自豪保家卫国，我感谢曾经的付出得到社会的认可。”那一刻，他的眼神里充满了骄傲和欣慰，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个浴血奋战的战场。
　　2019年，林志华老兵安详离世，享年99岁。“我父亲走的时候很安详，脸上带着笑容。”林建国老人说，“他临终前还嘱咐我们，要把他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年轻人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惜和平，开创未来。”
　　
　　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透过窗户洒在军大衣上，那个后腰的破洞在夕阳的映照下，仿佛变成了一枚勋章，无声地诉说着八十多年前的浴血荣光。林建国老人还在讲述着父亲的往事，从抗战岁月到和平年代，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到安享晚年的老人，林志华的一生，是千千万万抗战老兵的缩影，他们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曲爱国赞歌，为我们换来了今天的和平与安宁。
　　我和赵倩认真地记录着每一个细节，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迹，生怕遗漏任何一个珍贵的片段。离开林家时，晚霞染红了半边天，温州的街道上车水马龙，灯火阑珊，一派繁华景象。赵倩看着笔记本上的字迹，感慨地说：“每一位抗战老兵的故事都太感人了，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故事好好记录下来，让更多人知道，让先辈的精神永远流传下去。”
　　我深有同感，握紧了手中的资料。浙赣会战的白刃交锋，温州大地的游击烽火，林志华老兵用一生践行了“誓死保卫国家”的誓言。而我们，作为历史的记录者，作为抗战精神的传承者，必将全力以赴，把这段珍贵的往事续写下去，让更多人铭记那些为国家和人民浴血奋战的先辈，让抗战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行。
　　
　　(二)
　　
　　2025年3月的鄂西，春寒尚未褪尽，大巴山余脉的褶皱里还凝着一层薄霜，晨雾像轻纱般缠绕在山间橘林，将青砖黛瓦的村落衬得愈发静谧。
　　我坐在颠簸的越野车里，指尖摩挲着外公留下的采访笔记，扉页上“杨年荣”三个字被岁月磨得有些模糊，却依旧透着一股沉甸甸的分量——那是穿越炮火硝烟的生命印记，是救死扶伤的医者荣光。
　　身旁的胡秋材研究员正翻看着泛黄的史料，这位55岁的湖北抗战研究院学者，头发已染上风霜，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术背景让他对每一个历史细节都透着近乎执拗的严谨。“周捷，杨年荣老兵住在宜昌县桥边镇十堰村最里头，三面环山，路不好走。”胡秋材合上书，指尖在“133师201团卫生队”的字样上轻轻一点，“他是长沙会战中少见的一线卫生员，亲历过四次长沙会战、桂林保卫战，还入朝参战负了重伤，从抗战到抗美援朝，始终握着救人的纱布，这样的经历太珍贵了。”
　　我点点头，胸腔里涌起一股莫名的敬畏。外公生前总说，战场分两种英雄：一种是持枪冲锋、斩敌夺旗的勇士，另一种是白衣执甲、逆火而行的卫生员。他们没有钢枪利剑，却凭着一双巧手、一个急救包，在枪林弹雨中搭建起生命通道；他们不必与敌人刺刀相向，却要直面最惨烈的伤情、最致命的冷枪，用自己的暴露换取战友的生机。这次和胡老师一起来宜昌，就是为了采写杨年荣老兵的小传，把那些藏在岁月深处的救死扶伤往事，把那些被炮火掩埋的细节，完整地打捞、记录下来，不负外公的遗愿，不负先辈的牺牲。
　　
　　越野车在盘山公路上行驶了两个多小时，车轮碾过坑洼的路面，扬起阵阵尘土。终于抵达十堰村时，日头已升至中天，晨雾散去，山间的橘林泛着翠绿的光泽。
　　村口的老槐树下，几位村民正坐着晒太阳、择菜，听说我们要找杨年荣老人，一位大婶立刻放下手里的活计：“杨老爹啊，就在前面那栋青砖房！他身子骨硬朗得很，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去后山砍柴，中午回来就坐在院子里擦那个旧铜盒子，说是当年打仗用的宝贝。”顺着大婶指的方向望去，一栋整洁的青砖房坐落在山坳里，院墙用碎石垒成，一位白发老人和几个晚辈正向我们望着。走近一些，看见阳光洒在老人脸上，沟壑纵横的皱纹里满是岁月的痕迹，却透着一股沉静的力量。
　　“杨老爹，我们是来听您讲抗战故事的！”胡秋材快步走上前，刻意提高了音量——来之前我们就打听了，老人耳朵有些背，说话得大声些才听得清。老人抬起头，眼睛里先是闪过一丝茫然，随即泛起光亮，他缓缓站起身，虽然脊背有些佝偻，但身形依旧挺拔，像山坳里倔强生长的松柏。“你们是来问打仗的事？”老人的声音有些沙哑，却带着穿透时光的力量，“快进屋坐，屋里暖和，我给你们烧点热茶。”
　　晚辈们扶着老人，我们走进屋里，一股淡淡的陈皮香扑面而来。墙上挂着的一张照片格外醒目——照片里的杨年荣身着草绿色军装，眉目清秀，胸前佩戴着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眼神里透着一股年轻人的英气与坚定。“这是2015年拍的，政府的同志上门送纪念章，我特意换上了珍藏的旧军装。”杨年荣老人指着照片，脸上露出孩童般的笑容，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这辈子最骄傲的事，不是立了多少功，而是在战场上救了那么多战友。他们活着回家，能孝敬爹娘、成家立业，我这卫生员就没白当。”
　　坐下后，老人晚辈给我们倒了两杯热茶，茶汤清澈，带着淡淡的野菊花香。随后老人让从床底下拖出一个上了锁的木箱子。
　　
　　杨年荣老人他颤巍巍地打开锁，里面整齐地叠放着几件旧物：一套洗得发白、打了好几块补丁的军装，领口的徽章早已褪色；一枚红绸包裹的党徽，边角有些磨损，却依旧鲜红；一把磨得光滑的柴刀，刀刃上还泛着寒光；还有那个被老人视若珍宝的铜制急救包，表面布满铜绿，却被擦拭得干干净净。
　　“这急救包是1942年参军时发的，跟着我上过长沙战场、桂林战场，还去过朝鲜。”老人拿起急救包，用左手轻轻擦拭着上面的铜绿——他的右臂不太灵活，抬起来时有些僵硬，“当年里面装着纱布、碘酒、止血粉，还有三枚止痛片，都是救命的宝贝。每次上战场，我都把它揣在怀里，比自己的命还珍贵。”
　　随着杨年荣老人的讲述，我们仿佛被拉回了1942年的那个盛夏。
　　
　　1926年出生的杨年荣，是十堰村杨家的独子，父母靠着几亩薄田和一片橘林勉强维持生计。虽然家境清贫，但父母依旧省吃俭用，想让他认几个字、学一门手艺，安稳过一辈子。
　　1942年7月的一天，16岁的杨年荣和同乡闫继承一起，挑着一担自家种的梨子，踏着晨露往土城车溪赶——那里有个赶集的日子，梨子能卖个好价钱，他们想着换些布料给爹娘做新衣服，再买些盐巴和针线。
　　“那天天气热得邪乎，太阳晒得路面发烫，我们挑着梨子走了十几里路，汗珠子顺着脊梁骨往下淌，把粗布褂子都浸透了。”杨年荣老人喝了一口热茶，眼神飘向窗外的橘林，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挑着梨担的少年，“刚到车溪的集市口，还没来得及放下担子，就遇到了路过的国民党部队。他们说前方长沙会战打得紧，急需兵员补充，不由分说就把我们俩拉上了军车。”
　　杨年荣说，当时他和闫继承都吓坏了，哭喊着要回家，可士兵们根本不理会，只是把他们的梨担扔在路边，推着他们上了卡车。“我娘给我缝的布衫还揣在怀里，里面包着几个煮鸡蛋，是让我路上吃的。”老人的声音有些哽咽，“卡车开得飞快，风呼呼地刮，我扒着车栏杆往后看，只能看到闫继承他爹追在车后跑，喊着他的名字，越跑越远，最后变成一个小黑点。”
　　
　　他们被拉着一路向南，走了一个多月，饿了就啃干硬的杂粮饼，渴了就喝路边的河水，晚上就睡在草棚里，身上被蚊虫叮咬得满是红肿。直到抵达湖南湘县水海桥，他们才被允许下车，发了一套灰布军服、一双草鞋，还有这个铜制急救包。“我那时候啥也不懂，连纱布怎么缠都不知道，看着急救包上的铜扣都觉得新鲜。”
　　老人比划着当时的模样，“是卫生队的张班长手把手教我的，他是个老兵，脸上有一道刀疤，说话却很温和。他说‘年荣，咱们卫生员的手是救人的，不是拿枪的，每一个动作都不能错，晚一秒，战友可能就没了；动作错了，可能会让战友更疼，甚至丢了命’。”
　　从那以后，杨年荣开始了近乎严苛的训练。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在空地上练习包扎、止血、固定骨折，模拟战场上各种复杂的伤情——被子弹打穿的手臂、被炮弹碎片划伤的大腿、被刺刀捅伤的腹部。
　　
　　“张班长要求我们，一分钟内必须完成止血和包扎，而且要又快又准。”杨年荣老人抬起左手，比划着包扎的动作，虽然右手不太灵活，但姿势依旧标准利落，“我们用稻草人当伤员，反复练，手上的皮磨破了，缠上纱布继续练；胳膊练得酸痛，晚上用热水泡一泡，第二天接着来。
　　张班长说，战场上的伤员不会等你慢慢琢磨，子弹打在身上，血一秒钟都不会停，所以我们的动作必须形成肌肉记忆。”为了模拟纱布不够用的场景，他们还把自己的旧衣服撕成布条，练习用布料止血、包扎。“张班长说‘衣服破了可以补，战友的命没了就再也回不来了’，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1943年春，杨年荣和部队转战湘阴一带，第一次真正踏上了战场。那时候，第三次长沙会战的余波未平，日军频频向湘阴、平江一带发起进攻，试图打开通往长沙的门户。“我们刚到阵地，日军的炮火就像雨点一样落了下来，爆炸声震得耳朵嗡嗡响，大地都在发抖。”
　　老人的声音低沉下来，眼神里闪过一丝惊惧，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硝烟弥漫的战场，“到处都是断壁残垣，到处都是伤员的惨叫声，有的战士被炮弹碎片击中，肠子都露在外面；有的被子弹打穿了动脉，血喷得老高，染红了身下的泥土。”
　　他第一次救人时，腿都在发抖，手里的纱布怎么也缠不整齐，张班长推着他的后背说“别愣着，快去！你多耽误一秒，他就多一分危险”，他才如梦初醒，冲上去跪在伤员身边，按照训练的动作，快速用止血带捆扎、用纱布按压。“有个战士被炮弹碎片划伤了大腿动脉，血顺着我的手指缝往外流，我吓得手都软了，张班长一边帮我按住伤口，一边教我调整止血带的松紧度，总算把血止住了。”
　　杨年荣老人叹了口气，“后来那个战士康复了，还专门找到我，说我是他的救命恩人。可我知道，是张班长教得好，是那些没日没夜的训练，让我有能力救下他。”
　　作为一线卫生员，杨年荣和战友们面临的危险丝毫不亚于前线战士。“两军交火时，战士们都能找掩体躲起来，可我们不行，伤员倒在哪里，我们就得冲到哪里。”
　　老人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苦涩，“日军的狙击手专门盯着我们这些穿白大褂的——虽然我们大多穿的是普通军装，但急救包、听诊器都是标记。他们知道，打死一个卫生员，就可能让好几个伤员活不下来，就能削弱我们的战斗力。”
　　
　　在湘阴的一次战斗中，一位叫小李的卫生员战友刚冲到伤员身边，还没来得及打开急救包，就被日军的冷枪击中了胸口，当场牺牲。“他倒下的时候，手里还攥着没来得及展开的纱布，眼睛睁得大大的，像是还在看着那个等待救援的伤员。”
　　杨年荣老人的眼眶红了，手指紧紧攥着衣角，“从那以后，我就不怕了。不是真的不害怕，是心里的念头更强烈——多救一个战友，就能多一份战斗力，就能早点把鬼子赶出去，就能让更多像小李这样的人活下来。”
　　1943年春，杨年荣和133师参加长沙会战中的湘阴水沟桥战斗，那是他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一场恶战。日军为了夺取水沟桥这个交通要道，调集了大量兵力，配备了重型火炮和狙击手，而他们所在的201团，要在没有坚固工事的情况下，死守阵地。
　　“日军的火力太猛了，我们的阵地被打得千疮百孔，泥土被炮火翻了一遍又一遍，连像样的掩体都找不到。”杨年荣老人的呼吸有些急促，仿佛又感受到了当年的炮火轰鸣，“201团的攻坚排长是个山东大汉，姓王，个子很高，说话声音洪亮，作战非常勇猛。那天他带着战士们冲在最前面，想把日军的碉堡炸掉，可刚冲到桥边，就被日军的狙击步枪击中了胸口，鲜血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染红了他的军装。”
　　王排长倒在离阵地十几米远的开阔地上，那里没有任何掩体，完全暴露在日军的火力范围内。“战友们都急坏了，想冲上去救他，可日军的狙击手就藏在对面的碉堡里，枪口死死盯着开阔地，第一个冲上去的战士刚跑了几步，就被一枪击中了头部，当场牺牲。”
　　老人的声音带着颤抖，“王排长躺在地上，疼得浑身抽搐，却用尽全身力气朝着我们大喊‘都不要过来！别管我！守住阵地！’，他的声音嘶哑，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决绝。可我们怎么能不管？他是我们的排长，是为了保护阵地、保护我们才受伤的，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流血而死。”
　　看着王排长身下的血迹越来越大，杨年荣急得浑身冒汗，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必须把排长救回来。他趴在战壕里，仔细观察着地形——王排长身边不远处有一棵老樟树，树干粗壮，能挡住狙击手的视线；树下面有一条干涸的壕沟，虽然不深，但能勉强作为掩护。
　　“我跟张班长说‘我去！’，张班长拉住我的胳膊，眼神凝重地说‘太危险了，狙击手盯着呢’。我当时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我说‘班长，再等下去，排长就没救了！我从壕沟绕过去，动作快，不会有事的’。”张班长沉默了几秒，从自己的急救包里拿出一卷纱布、一包止血粉，塞进杨年荣的怀里：“小心点，我们会用火力掩护你，记住，先止血，再转移。”
　　趁着战友们向日军阵地发起冲锋、枪声震天的间隙，杨年荣猫着腰，像一只灵活的兔子，快速迂回到老樟树下。树干的粗大致使子弹“嗖嗖”地打在上面，木屑纷飞，溅了他一脸。他趴在树后，屏住呼吸，等待着最佳时机——狙击手的注意力被冲锋的战士吸引，暂时没有顾及这边。
　　他深吸一口气，顺着干涸的壕沟，手脚并用地向王排长靠近。壕沟里的泥土又湿又滑，还夹杂着碎石和弹片，划破了他的膝盖和手掌，火辣辣地疼，但他顾不上这些，眼里只有王排长苍白的脸。“日军的子弹打在壕沟的土壁上，尘土溅了我一身，迷了我的眼睛。”老人说，“我趴在壕沟里，等了整整五分钟，感觉像过了一辈子，直到战友们的枪声越来越密，日军的还击越来越弱，才猛地扑出去，匍匐着爬到排长身边。”
　　王排长看到他，虚弱地眨了眨眼，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只吐出一口鲜血。“排长，我带你走！”杨年荣一边大喊，一边快速解开急救包，拿出止血带和纱布。他发现子弹打在了排长的左胸，离心脏只有几厘米，鲜血还在汩汩地往外流。“子弹就在我头顶飞过，‘嗖嗖’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我能感觉到子弹掠过头皮的凉意。”
　　老人的手微微颤抖，“我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快点止血。我先用左手按住伤口，右手快速把止血带缠在排长的上臂，然后用纱布紧紧压住伤口，一层又一层，直到鲜血不再往外渗。”
　　包扎好伤口后，杨年荣用尽全身力气，把王排长往壕沟里拖。王排长身材高大，又身负重伤，死沉死沉的，他拖得格外吃力，肩膀被排长的身体压得生疼，伤口的血蹭到了他的身上，温热而黏腻。“排长疼得浑身发抖，却没喊一声，只是紧紧抓着我的胳膊，像是抓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杨年荣说，“我一边拖，一边喊‘排长，坚持住！马上就到安全地带了！’，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去，但我不能放弃，我要是放弃了，排长就真的没救了。”终于，在战友们的火力掩护下，他把王排长拖到了战壕里。战友们立刻围上来，接过王排长，抬上担架，送往后方的野战医院。
　　“后来我听说，排长虽然伤得很重，但因为抢救及时，保住了性命。抗战胜利后，他还寄了一张全家福给我，照片上他抱着孩子，笑得特别开心。”老人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看到他好好活着，我觉得所有的危险都值了。”
　　
　　那场战斗打得异常惨烈，杨年荣所在的133师三个团，战后只剩下两个团的兵力，伤亡超过三分之一。他认识的两个宜昌同乡，一个叫陈三娃，一个叫刘石头，都牺牲在了那场战斗中。“战斗结束后，我们卫生员不仅要照顾伤员，还要掩埋阵亡战友的遗体。”老人的声音充满了悲痛，“我和战友们一起，把阵亡的战友一个个抬到山坡上，用铁锹挖坑，把他们埋在土里。有的战友身上还插着日本鬼子的刺刀，刺刀深深扎进胸膛，拔都拔不出来；有的手里还紧紧抓着鬼子的一大把头发，指甲都嵌进了鬼子的头皮里，眼睛睁得大大的，像是还在和敌人搏斗；还有的战友，手里还攥着没来得及扔出去的手榴弹，引线都露在外面。”
　　杨年荣说，他至今还记得陈三娃的模样，那个和他一起从宜昌出发的同乡，才18岁，脸上还带着稚气，牺牲时口袋里还装着一封没寄出去的家书，上面写着“爹娘，等抗战胜利了，我就回家娶媳妇”。“我把那封家书收了起来，后来托人寄回了他的家乡。”老人叹了口气，“战争太残酷了，它夺走了太多年轻人的生命，太多家庭的幸福。”
　　掩埋完战友，杨年荣和部队经湖南平江、浏阳，辗转到江西萍乡、宜春一带驻防。在驻防期间，他没有丝毫松懈，每天依旧坚持训练，还主动向当地的老中医请教草药知识。“战场上药品紧缺，纱布和止血粉总有用完的时候，老中医教我认识了很多草药，有的能止血，有的能消炎，有的能止痛。”
　　杨年荣老人说，“我把草药晒干，磨成粉，装在小布袋里，随身携带，后来在桂林战场上，这些草药真的救了不少人的命。”部队在萍乡驻防时，还帮助当地老百姓修路、挖井、治病。“老百姓对我们特别好，知道我们缺粮，就把家里的红薯、玉米拿出来给我们吃；知道我们缺药，就上山帮我们采草药。”老人回忆道，“有一次，一个老乡的孩子得了急病，高烧不退，抽搐不止，当地的郎中都束手无策，我用部队学的急救知识，给孩子物理降温，又用草药熬了药给他喝，没想到真的救好了。老乡感动得给我跪下磕头，说我是活菩萨。其实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比起老乡们的支持，我做的这点事不算什么。”
　　
　　1944年4月，杨年荣随部队回到衡阳一带驻防，此时的抗战局势更加严峻。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衡阳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成为了日军进攻的重点目标。“前线每天都有伤亡，有时候一天要接收几十个伤员，我的卫生员战友先后牺牲了三四位。”老人的声音有些哽咽，“有个叫小赵的战友，才17岁，比我参军时还小，他第一次上战场就救了三个伤员，可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中，他为了抢救一个被炮弹击中的战士，被日军的冷枪打中了后背，当场牺牲。他倒下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一把没来得及递给伤员的草药。”
　　每次看到战友倒下，杨年荣心里都特别难受，但他知道，他不能退缩，他要替牺牲的战友完成未竟的使命。“枪弹无眼，我也害怕过，怕自己下一秒就被冷枪击中，怕再也见不到爹娘。”老人坦诚地说，“但每次看到伤员苍白的脸、流血的伤口，看到他们眼里对生的渴望，所有的恐惧都烟消云散了。那些战友都是和我一样的年轻人，他们有家有父母，有自己的梦想，我不能让他们就这样死去，我必须尽我所能，把他们从死神手里拉回来。”
　　
　　1944年5月，第四次长沙会战爆发，杨年荣和133师前往衡阳一带阻击日寇。这场会战打得异常惨烈，日军调集了十万兵力，配备了大量的重型武器，而国军的兵力只有日军的一半，装备也相对落后。
　　“日军的炮火像疯了一样，把我们的阵地炸得面目全非，我们只能躲在弹坑里，等待反击的机会。”老人回忆道，“我每天都在阵地上穿梭，哪里有伤员就往哪里跑，身上的军装被鲜血染红了一次又一次，急救包换了一个又一个。有时候实在太累了，就靠在战壕里眯一会儿，一听到伤员的叫声，立刻就醒了，精神头又上来了。”有一次，他连续抢救了十几个伤员，双手被鲜血泡得发白，胳膊酸痛得抬不起来，嘴唇干裂得流血，却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有个伤员看我太累了，拉着我的手说‘卫生员，你歇会儿吧，我没事’，可我知道，他的腿被炮弹碎片划伤了，疼得直冒冷汗，却还在为我着想。”杨年荣说，“那一刻，我觉得再苦再累都值了，战友们的理解和信任，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这场会战持续了四个多月，直到1944年9月，部队才从湖南邵阳、怀化进入贵州进行休整。“那次行军全靠步行，走了整整一个多月，每天要走几十里路，脚上的草鞋磨破了一双又一双。”杨年荣老人抬起右脚，露出脚底厚厚的老茧，老茧上还能看到当年被碎石和荆棘划伤的疤痕，“我出发前特意打了六双草鞋，都是用最结实的稻草编的，可路还没走到一半，草鞋就全烂了，只好光着脚走。山路崎岖，到处都是石头和荆棘，脚底被划得鲜血直流，走一步疼一步，每走一段路，就留下一串血脚印。”后来，一位老乡看到他光着脚，心疼地给了他一双布鞋。“那是一双黑色的粗布鞋，针脚很密，里面还垫了一层棉花。”老人的眼里满是感激，“我一直舍不得穿，把它包在衣服里，只有走山路最陡的地方才拿出来穿，直到到达贵州休整后，才敢拿出来好好穿。”
　　1945年5月，杨年荣随部队在桂林与日军进行殊死搏斗。桂林的地形复杂，到处都是山洞和树林，日军躲在山洞里，利用有利地形进行顽抗，国军的伤亡很大。“我身体灵活，每次都冲在最前面，哪里有伤员就往哪里跑。”老人说，“有时候急救包里的纱布用完了，我就扯下自己的衣服，撕成布条给伤员包扎；草药用完了，就上山采，哪怕冒着被日军冷枪击中的危险。”他的包扎技术非常娴熟，经他处理过的伤员，基本上都不需要二次包扎，止血效果特别好。“张班长教过我，包扎的时候要松紧适度，既要能止血，又不能影响血液循环，还要注意保护伤口，避免感染。”老人比划着当时的情景，“有一次，一个战士被日军的子弹打穿了腹部，肠子都露出来了，疼得直打滚。我立刻用干净的纱布把肠子塞回去，然后撒上止血粉，用绷带紧紧包扎。当时条件有限，没有麻药，战士疼得满头大汗，牙齿咬得咯咯响，却一直忍着，说‘卫生员，你放心弄，我能挺住’。”
　　后来，这位战士被送到后方医院，经过精心治疗，奇迹般地康复了。“抗战胜利后，他还给我寄过一封信，信里说，要不是我当时处理得及时、得当，他早就不在人世了，还邀请我去他的家乡山东做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部队时，杨年荣正在给一位伤员换药。“通信员跑过来大喊‘胜利了！日本鬼子投降了！’，我当时愣了一下，手里的纱布都掉在了地上。”老人的眼睛里闪烁着泪光，“反应过来后，我和战友们相拥而泣，有的战友把帽子扔到天上，有的放声大哭，有的唱起了国歌，虽然嗓子都喊哑了，但心里的激动怎么也平复不了。”他们在阵地上燃起篝火，把剩下的粮食拿出来分享，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那一刻，所有的辛苦、所有的牺牲都值了，我们终于把日本鬼子赶出了中国，终于可以回家了。”
　　
　　抗战胜利后，杨年荣所在的133师就地休整，后来随部队回到湖南，先后在永州祁阳、衡阳、长沙等地驻防。1949年初，部队由河南信阳出发，经湖北襄阳、武汉，顺长江抵达南京。“到了南京后，我心里特别想家，想我的爹娘，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是不是还在为我担心。”杨年荣老人说，“我找到一个机会，偷偷离开了部队，想回家看看爹娘。可刚走到南京郊区，就被97军的人抓了回去，后来又被派到上海外围驻防。”那段时间，他每天都在思念家乡，思念爹娘，夜里常常睡不着觉，偷偷地哭。
　　1949年5月，杨年荣所在的部队向解放军投诚。“解放军的同志对我们很好，没有打骂我们，还给我们讲革命道理，让我们明白，我们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以前的恩怨都过去了，现在要团结起来，建设新中国。”杨年荣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他认清了方向，主动要求加入解放军。
　　不久后，他被编入解放军23军67师201团卫生队，随部队前往舟山群岛剿匪。“剿匪的时候，我还是做卫生员，虽然没有抗战时那么激烈，但也很危险。土匪躲在山里，经常突然袭击，伤员还是很多。”老人说，“不过我已经不怕了，救人已经成了我的本能，只要看到有人受伤，我就会冲上去。”
　　1950年底，因为在战场救护中表现勇敢，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抢救战友，杨年荣在江苏省太仓县，经李自龙、李国保二人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那天，我对着党旗宣誓，心里特别激动，浑身都在发抖。”老人的脸上露出了骄傲的笑容，“我说‘我一定会永远跟党走，为人民服务，绝不辜负党的信任，绝不辜负战友们的期望’。这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时刻，加入共产党，让我找到了真正的信仰，知道了自己为什么而活，为谁而奋斗。”
　　1951年8月，杨年荣随部队入朝参战，再次踏上了战场。朝鲜的冬天特别冷，零下几十度的气温，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冻得人瑟瑟发抖。“我们穿着单薄的棉衣，手脚都冻得发紫，有的战士耳朵和鼻子都冻烂了，流着血，却还坚守在阵地上。”老人回忆道，“战场上的条件比抗战时还要艰苦，没有足够的药品和医疗器械，伤员的伤情也更加严重，很多战士都是被炮弹碎片击中，伤口感染化脓，疼得死去活来。”但杨年荣依旧冲在最前线，哪里有伤员，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他为了抢救一位被炮弹击中的战士，不幸被弹片击中了右臂，当场昏了过去。“等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担架上，四个朝鲜阿妈妮正抬着我往后方医院跑。”老人的眼里满是感激，“她们一路上都在喊‘同志，坚持住！’，还给我盖了她们的棉袄，把仅有的干粮分给我吃。她们的手冻得通红，却一直紧紧抓着担架，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行走。”
　　经过一年多的治疗，杨年荣的命保住了，但右臂却永远地废了——神经和骨头都被弹片炸坏了，只剩下一层皮包裹着断骨，再也不能用力，连简单的吃饭、穿衣都很困难。“医生说，我的右臂没办法恢复了，以后只能靠左手生活。”老人举起右臂，虽然不能灵活活动，但依旧保持着抬起的姿势，“我当时心里很难过，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废人，再也不能救人了。可我转念一想，我能活下来已经很幸运了，很多战友都牺牲在了朝鲜战场上，他们连看到新中国的机会都没有，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身残志不能残，我一定要自食其力，不能给国家和家人添麻烦。”
　　
　　1952年10月，杨年荣带着伤残的身体，回到了离开整整十年的桥边镇十堰村。“当我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时，看到爹娘正坐在那里，头发都白了，背也驼了，眼神里满是沧桑。”老人的声音充满了思念，“我一下子就哭了，喊了一声‘爹，娘’，然后跑了过去，跪在他们面前。爹娘看到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抱着我大哭起来，哭了很久很久，像是要把这十年的思念和担忧都哭出来。”
　　他这才知道，1942年他被抓壮丁后，父母连夜追赶，可军车走得太快，他们追了几十里路也没追上，回来后大病一场。这些年，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他的消息，把家里的橘林打理得很好，就等着他回来。“娘说，她每天都要去村口的老槐树下等我，不管刮风下雨，从来没有间断过。她还给我做了很多新衣服，一年做一件，说等我回来就能穿了。”老人的眼泪流了下来，“我看着那些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心里又酸又暖，觉得自己对不起爹娘，让他们担心了这么多年。”
　　回到家后，杨年荣才得知，同乡闫继承已经在长衡会战中牺牲了——他在一次冲锋中，被日军的机枪击中，壮烈殉国。闫继承的父母因为伤心过度，没过几年也相继去世了。“闫继承是个好兄弟，当年我们一起被抓壮丁，他一直照顾我，有好吃的先给我，有困难先帮我。”老人叹了口气，“我后来去他的坟前祭拜，给他烧了些纸钱，告诉他抗战胜利了，我们把鬼子赶跑了，新中国成立了，让他在九泉之下安息。我还在他的坟前承诺，会好好照顾他的亲人，可他已经没有亲人了。”
　　1954年秋，经人介绍，杨年荣认识了邻村的姑娘张桂兰。张桂兰勤劳善良，不嫌弃他残疾，反而敬佩他的勇敢和担当。“她说，我是英雄，为国家立过功，她愿意照顾我一辈子。”老人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我们婚后生了三个孩子，一儿两女。孩子们都很孝顺，知道我左手不方便，从小就帮我做家务、干农活。我教他们做人要正直、要善良，要爱国家、爱人民，就像当年张班长教我一样。”这些年来，杨年荣靠着自己的双手，种橘子、养家禽，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他用左手劈柴、做饭、种地，虽然慢一些，但从不偷懒。“我不能让别人觉得我是个废人，我要靠自己的劳动养活家人，不给国家添麻烦。”
　　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健在的抗战老兵颁发了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当工作人员把纪念章送到杨年荣手中时，这位89岁的老人激动得热泪盈眶，他颤抖着左手接过纪念章，紧紧握在手里，贴在胸口。“国家没有忘记我们这些老兵，党没有忘记我们，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荣誉。”老人的声音哽咽，“我这辈子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尽了一个卫生员的本分，救了一些战友。可国家还记得我，人民还记得我，这就够了。”
　　如今，杨年荣老人已经98岁高龄，依旧保持着勤劳的习惯。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用左手劈柴、打扫院子；中午吃完饭，就坐在院子里，摩挲着那个老旧的铜制急救包，回忆着那些战火纷飞的岁月；下午就去橘林里看看，打理一下果树。“我这一辈子，最骄傲的就是当了一名卫生员，救了那么多战友。”老人看着我们，眼神坚定而明亮，“年轻人，你们一定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你们要好好读书，好好工作，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不能让历史重演，不能让老兵的牺牲白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