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四章 迫击炮手，冀鲁英雄

　　(一)
　　
　　2024年春分刚过，我应约再次来到浙江金华黄埔同学会的办公楼。“周老师！”清脆的女声从身后传来，我回头，见赵倩扎着马尾、背着双肩包快步走来，“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整理抗战老兵的资料，韦炳福爷爷。”她笑着伸出手，指尖带着书卷气，“咱们现在出发去温州，韦老的儿子韦建国先生已经在等咱们了。”
　　车子驶离金华市区，浙南的青山绿水在窗外铺展开来，烟雨朦胧中，像是一幅流动的水墨画。
　　赵倩翻开随身携带的史料夹，抽出一张复印件递给我：“你看，这是韦老1938年的入伍登记表，字迹还很清晰。”
　　我接过一看，泛黄的纸张上，“韦炳福”三个字遒劲有力，出生年月、籍贯、入伍时间一一列明，照片栏里的青年穿着军装，眉眼间带着少年人的青涩，却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韦老的经历太传奇了，从上海的童工到台儿庄的英雄，每一步都踩着时代的烙印。”赵倩轻声感慨，“我做历史研究这么久，最佩服的就是他们这代人，在绝境里还能守住家国大义。”
　　四个多小时后，我们抵达温州。韦建国先生早已在小区门口等候，年过七旬的他头发花白，精神却十分矍铄，见到我们，立刻热情地迎上来：“周老师、赵老师，一路辛苦！我父亲在世时总念叨，当年一起打仗的战友，好多都没等到抗战胜利，他能活下来，能看着国家越来越好，已经是天大的福气了。”跟着韦先生走进家门，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黑白照片，照片里的韦炳福老人端坐椅上，胸前挂满勋章，眼神平静而深邃。“这是我父亲90岁时拍的，”韦先生指着照片，“他一辈子低调，这些勋章平时都收在箱子里，只有逢年过节才拿出来擦擦，说这是战友们用命换来的荣誉。”
　　我们坐在沙发上，韦先生从卧室里抱出一个樟木箱，打开的瞬间，一股淡淡的樟脑香扑面而来。箱子里整齐地叠放着一件褪色的军装、一本残破的士兵证、一枚枚锈迹斑斑的勋章，还有一本泛黄的笔记本。“这是我父亲的遗物，”韦先生拿起那件军装，袖口和裤腿都有缝补的痕迹，“当年从战场上下来，衣服破得不成样子，他舍不得扔，一直留到现在。”他翻开笔记本，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字迹，大多是抗战时期的日记，虽然纸张已经脆化，有些字迹也模糊不清，但依然能感受到字里行间的热血与悲壮。
　　
　　“我父亲1919年生于江阴，家里五个兄弟姐妹，他是老小。”韦先生的声音带着追忆，“那时候家里穷，14岁他就独自跑到无锡，在一家杂货铺当学徒。老板刻薄得很，每天天不亮就叫他起来挑水、扫地、看柜台，稍有不慎就打骂。他熬了一年，实在受不了，又跑到上海，进了一家手电筒加工厂做童工。”赵倩在一旁补充：“我查过资料，民国时期的上海，童工待遇极差，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工资却少得可怜，很多孩子都熬不过去。”韦先生点点头：“我父亲常说，那时候在工厂里，机器轰鸣声震得人耳朵疼，手指被金属零件划得全是口子，冬天没有暖气，冻得手脚发紫，可他还是咬牙坚持着，就想挣口饭吃。”
　　可命运弄人，1936年冬天，上海下着鹅毛大雪，手电筒厂倒闭了，韦炳福成了失业者。“他揣着最后几个铜板，走在黄浦江边，寒风吹得人骨头疼，肚子饿得咕咕叫。”韦先生的声音低沉下来，“看着江面上日本军舰来来往往，看着租界里洋人耀武扬威，看着街上流民流离失所，他突然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就想跳江了此残生。”说到这里，韦先生顿了顿，眼眶有些泛红：“可就在他要往下跳的时候，脑子里突然闪过邻居大叔被日军飞机炸死的场景，闪过家乡被鬼子侵占的消息，他猛地清醒过来——横竖都是死，不如上战场杀几个鬼子，也算为国为民出份力，死得值当！”
　　就这样，17岁的韦炳福揣着一腔孤勇，辗转找到了国民革命军的招兵处，报名参了军。“他被编入80师238旅479团迫击炮连，随后就被派往福建漳州进行军事训练。”赵倩翻开史料，“那段训练特别苦，迫击炮全靠手工操作，拆解、组装、瞄准、发射，每一个动作都要练上成千上万遍。韦老手上磨起的水泡破了又长，长了又破，最后结成了厚厚的茧子，连握笔都有些费劲。”韦先生补充道：“我父亲说，训练时最苦的是扛炮筒，那时候的迫击炮筒足有几十斤重，每天要扛着跑十几公里，晚上躺在床上，浑身骨头都像散了架似的，可他从没喊过一声苦，因为他知道，只有练好了本领，才能在战场上多杀几个鬼子。”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结束，国军伤亡惨重，前线急需增援。韦炳福所在的80师接到了开赴前线的命令。“他们坐火车去武汉，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韦先生回忆道，“父亲说，车厢里大多是和他一样的年轻人，大家大多沉默不语，但每个人眼里都燃着怒火。沿途看到逃难的百姓，看到被日军轰炸后的废墟，每个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恨不得立刻飞到前线，和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到了汉口后，他们接受了40多天的强化训练，还有外国教官亲自指导。“那位教官是个德国人，要求特别严格，每一发炮弹的瞄准误差不能超过半米。”韦先生笑着说，“我父亲脑子灵活，又肯下苦功，很快就掌握了要领，教官常竖起大拇指夸他‘中国好男儿’。”训练结束后，韦炳福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9师，向着前线进发。
　　火车在山东枣庄停下时，已是深夜。“父亲和战友们扛着炮筒、炮架、炮弹箱，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赶路。”韦先生指着墙上的地图，“天快亮时，他们看到了‘台儿庄站’的路牌，才知道目的地到了。刚放下装备，就接到了挖战壕的命令，连续两天两夜没合眼，干粮就着雪水咽，手上磨出了血泡，破了又结，结了又破，没人喊一声累。”1938年3月，台儿庄战役打响，日军凭借精良的装备，向国军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很快就将韦炳福所在的部队团团包围。“可他们没想到，国军另一支部队早已绕到了鬼子身后，形成了反包围，我父亲所在的部队，就处在包围圈的最里面，成了牵制鬼子的关键力量。”赵倩解释道。
　　战斗打响的那天，天空阴沉得可怕，枪声、炮声、喊杀声震天动地。韦炳福所在的迫击炮连部署在步兵阵地后约100米处，作为火力支援。“前方步兵交火的枪声一响，父亲就和战友们快速行动起来。”韦先生的声音有些激动，“他们趴在战壕里，根据步兵传来的信号，快速测算日军冲锋集群的方位。父亲负责装弹，战友负责瞄准，第一发炮弹出去，就炸倒了一片冲锋的鬼子，战壕里响起了欢呼声。”可好景不长，刚打了两炮，日军的迫击炮就发起了反击，炮弹像雨点似的落在国军阵地上。“鬼子的炮打得又准又狠，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30多人瞬间伤亡。”韦先生的声音颤抖起来，“连长声嘶力竭地喊‘全体趴下’，可我父亲看着鬼子密密麻麻的冲锋集群，红了眼，他知道，这是遏制鬼子进攻的最佳时机，一旦让他们突破步兵防线，后果不堪设想。”
　　
　　我仿佛能看到那个19岁的青年，在炮火中毅然挺直脊梁。炮筒被炮弹摩擦得滚烫，烫得他手心冒烟，他却浑然不觉，依旧快速地装弹、瞄准、发射。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让他暂时失聪，耳边只剩下嗡嗡的响声，可他眼里只有冲锋的鬼子，只有战友们浴血奋战的身影。“一发、两发、三发……整整二十几发炮弹，他一口气打了出去。”韦先生眼眶泛红，“炮筒烫得实在受不了，他就用袖子裹着，手臂被烫得起了水泡，他也顾不上擦。直到一发日军炮弹在他身边爆炸，气浪把他掀翻，他被埋进了浮土里，才停止了射击。”
　　战友们发疯似的把韦炳福从土里挖出来，他的肩部和腿部被弹片划伤，流了不少血，浑身都是泥土和汗水，可他醒来后的第一句话，问的却是“鬼子退了吗？战友们都还好吗”。“他心里清楚，违抗军令是要受军法处置的，甚至可能被枪毙。”韦先生说，“战后的那几天，他坐立不安，吃不下睡不着，总想着自己的行为会不会给部队带来麻烦。”可他没想到，几天后，前方步兵部队传来了捷报：正是他最后发射的二十几发炮弹，精准命中了日军的冲锋集群，炸死80多人，硬生生遏制了鬼子的攻势，为步兵反攻赢得了宝贵时间，全师得以转败为胜。“师长亲自找到他，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小子，打得漂亮！你这是立了大功啊！’，还奖励了他一块大洋。”韦先生笑着说，“可我父亲总说，那80多个战友的命，比什么都金贵，他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那场战役后，原本130多人的迫击炮连，只剩下40余人，每一个幸存者的背后，都是战友用生命换来的生机。
　　
　　1938年5月，韦炳福随部队回到武汉休整了一个多月，武汉会战随即爆发。“父亲所在的第9师被派往田家镇，那是长江中游的军事要塞，素有‘楚江锁钥’之称，日军要进攻武汉，必须先拿下这里。”赵倩翻开史料，“田家镇江面狭窄，只有500米左右，两岸山势陡峭，是天然的防御屏障，蒋介石曾专门电令‘死守田家镇，确保武汉安全’。”韦炳福和战友们隐蔽在山顶的树林里，与日军阵地相距不过数百米。“夜里静得可怕，能清楚听到鬼子的叫喊声和战马的嘶鸣声。”韦先生回忆道，“父亲和战友们借着夜色掩护，悄悄瞄准日军阵地，只要鬼子一发起进攻，他们就立刻开炮。父亲的炮法越来越准，他发射的炮弹连续炸中敌人的进攻队列，光他一个人就炸死炸伤三四十个鬼子。”
　　可日军的攻势愈发猛烈，他们调集了大量的坦克和装甲车，配合步兵发起冲锋，还动用了飞机进行轰炸。“鬼子发现了我们的迫击炮阵地，机关枪和三八大盖的子弹像雨点般袭来，战壕被打得千疮百孔。”韦先生的声音低沉下来，“一颗子弹打中了父亲的左侧小腿，鲜血瞬间浸透了裤腿，疼得他直咧嘴。他刚弯腰想包扎，一个鬼子端着刺刀冲了过来，嘴里喊着‘死啦死啦的’。父亲急忙转身躲避，脚下一滑，从十几米高的悬崖上摔了下去。”
　　不知过了多久，韦炳福在剧痛中醒来。“他躺在悬崖下的草丛里，膝盖脱臼了，小腿的伤口还在流血，浑身都是划伤。”韦先生说，“他试着站起来，可一使劲，膝盖就钻心地疼，根本站不稳。他知道，留在原地迟早会被鬼子发现，只有尽快找到大部队，才有活下去的希望。”于是，他咬着牙，用手肘和膝盖支撑着身体，一点点往山脚下的公路爬去。“山路崎岖，到处都是荆棘和碎石，他的衣服被划破了，身上被扎得全是小口子，鲜血顺着伤口流下来，染红了身下的泥土。”韦先生的眼眶湿润了，“他爬了整整一公里多，手上、膝盖上都磨出了血，终于看到了公路上的国军宪兵。”宪兵核实了他的身份，给了他一张“伤票”——那是当时伤员后送救治的凭证，随后将他抬上担架，送往后方医院。
　　在湖南长沙的医院里，韦炳福才得知，他所在的迫击炮连战友大多已经牺牲，只剩下寥寥数人。“武汉失守后，日军开始进攻长沙，医院里的伤员越来越多，药品和粮食都很紧缺。”韦先生说，“父亲的伤口感染了，发着高烧，迷迷糊糊中总喊着战友的名字。后来，他被转移到湖南晃县的‘九三后方医院’，那里条件更艰苦，但医生和护士都很尽心尽力。”子弹嵌在韦炳福的小腿骨里，取出来时，他疼得昏死过去好几次。“前后治疗了七八个月，又休养了三四个月，他的腿还是落下了残疾，走路一瘸一拐的。”韦先生说，“部队给了他‘二级残废’证书和12个月的军饷，让他退伍。他拿着证书，哭了很久，他说他还能打仗，还能杀鬼子，可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了。”
　　
　　离开部队后，韦炳福在大后方的澡堂找了份搓背的工作，靠着一身力气养活自己。“他说搓背虽然辛苦，但能自食其力，不用靠别人接济。”韦先生笑着说，“来澡堂搓背的有不少老兵，他们常常一起聊起战场上的往事，聊起牺牲的战友，每次都哭得像个孩子。”1940年，部队又把他找了回去，编入湖南凤凰城的“荣誉独立一团”。“这支部队都是由伤兵组成的，不用上前线打仗，主要负责培训新兵、抓捕逃兵和打击土匪。”赵倩补充道，“当时湘西一带土匪猖獗，经常骚扰百姓，这支部队的任务就是保护地方安全。”韦炳福在部队里负责教新兵打迫击炮，他把自己在战场上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他说，教新兵打炮，就像教自己的弟弟妹妹，希望他们能多学本领，少流血牺牲。”韦先生说，“那时候，土匪经常夜里偷袭，他们都穿着衣服睡觉，子弹上膛，枪就放在枕边。有天晚上，父亲睡得迷迷糊糊，手不小心碰到了扳机，‘砰’的一声，子弹打穿了墙壁，把隔壁房间战友的耳朵打掉了。”为此，韦炳福被关了三个月禁闭，他心里十分愧疚，出狱后就主动申请退伍，再次离开了部队。
　　1941年，韦炳福进入第六军区后勤部军需运输管理局当船员，负责运送军用物资。“他说，虽然不能上战场杀鬼子，但能为前线运送弹药和粮食，也是为抗战做贡献。”韦先生说，“他在船上工作很认真，每次都把物资保护得很好，从没有出过差错。”凭借着在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会战中的英勇表现，韦炳福被部队评为“抗日勇士”，获得了勋章和奖状。“那张奖状，他一直珍藏着，时不时拿出来看看，说这是他一辈子的荣耀。”
　　抗战胜利后，韦炳福被分配到江苏宜兴车辆管理站工作，后来又调到浙江杭州。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台州、丽水、温州的交通运输管理局工作，一辈子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他从不跟别人炫耀自己的战功，也从不提自己的伤病，只是默默地做好本职工作。”韦先生说，“他先后四次获评浙江省先进工作者，三次获得温州市劳动模范称号，单位里的年轻人都很佩服他，说他是‘老黄牛’。”退休后，韦炳福依然闲不住，经常到社区里给孩子们讲抗战故事，教育他们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2019年12月，百岁高龄的韦炳福安详离世。“临走前，他握着我们的手说，‘我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当了一名迫击炮手，杀了不少鬼子，保卫了家国。你们要记住，今天的好日子，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一定要好好读书，好好工作，为国家多做贡献。’”韦先生的声音哽咽了，“他走的时候，脸上带着笑容，像是完成了一生的使命。”
　　
　　(二)
　　
　　2024年3月，保定的春风还带着几分料峭，卷起街角未化的残雪，我再次与河北抗战研究员顾洪武老师一同踏进了这座承载着冀鲁边红色记忆的城市。
　　顾老师手里的黑色公文包磨得发亮——那里面装着他多年来搜集的冀鲁边抗战史料，每一页都浸透着岁月的重量。
　　“李九洲老英雄可是冀鲁边根据地的‘少年战神’，14岁扛机枪、炸碉堡，这辈子大小战役打了上百场，故事比戏文还传奇。”车上，顾老师翻着史料，语气里满是崇敬，“老爷子95岁了，心脏和耳朵不太好，但思路还清晰，就是说话不能太久，咱们得抓重点，把最鲜活的细节记下来。”
　　按照约定地址，我们在小区里见到了李九洲老人。他坐在床上，胸前别着一枚褪色的八一勋章，勋章边缘虽已氧化，却依旧在阳光下闪着微光。老人的脸上刻满了沟壑般的皱纹，那是战火与岁月留下的印记，可眼神却矍铄得很，像两簇不灭的火苗，握手时力道十足，掌心的老茧粗糙坚硬，硌得人手心发疼。
　　“你们来啦，快坐。”老人声音洪亮，带着浓郁的河北盐山方言，厚重又有穿透力，“顾老弟前阵子给我打电话说过你，你外祖父李明，当年在冀中打仗，也是条响当当的好汉！”旁边站着老人的儿子李建国，他约莫六十岁，穿着朴素，笑着递上温热的茶水：“我父亲就爱跟人聊抗战的事，总说现在的年轻人日子过得太安逸，得让他们多听听过去的苦，才知道珍惜。”
　　阳光透过阳台的玻璃窗洒在老人身上，暖融融的，他呷了口茶，目光缓缓投向远方，仿佛穿过了数十年的光阴，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冀鲁边平原。
　　
　　“我1929年三月生在盐山县李家庄，家里穷得叮当响，爹娘靠种几亩薄田和给地主扛活过日子。”老人的声音渐渐低沉下来，带着几分悠远的怅然，“1942年鬼子大‘扫荡’，村里的房子被烧得只剩断壁残垣，粮食被抢光，我爹娘为了护着我，被鬼子的刺刀挑死在自家院里。那时候我才13岁，抱着爹娘的尸体哭了一天一夜，心里就一个念头——参军杀鬼子，为爹娘报仇！”
　　顾老师在一旁轻轻点头，补充道：“1942年的冀鲁边，是抗战最艰难的时期。鬼子实行‘囚笼政策’，到处修据点、建碉堡，每隔几里地就有一个岗楼，还经常搞‘清剿’‘扫荡’，老百姓日子苦不堪言，很多像李老这样的孤儿，都早早扛起了枪。”李九洲老人抹了抹眼角，继续说道：“我揣着一把捡来的柴刀，一路打听着找到了盐山县大队的招兵处，可人家一看我才13岁，个子还没枪高，就摆摆手说‘孩子，等鬼子扫荡结束了再来，现在部队太苦，你扛不住’。我不甘心，在招兵处门口守了三天三夜，冻得嘴唇发紫，还是没被收下。”
　　没办法，李九洲只能揣着仅有的几个窝头，继续辗转，后来又跑到靖远县大队，还是因为年纪小被拒，最后总算在抗日支队找到了接纳他的人。“支队的指导员看我眼神里有股狠劲，就说‘留下吧，先跟着炊事班烧火，等长大了再扛枪’。我一听能留下，啥活都愿意干，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挑水、劈柴、做饭，空闲的时候就跟着老兵们学拆枪、装枪，偷偷记战术要领。”老人笑着说，“那时候就想着，多学一点，就能多杀一个鬼子。”
　　
　　刚进部队没多久，李九洲就跟着战友们参加了一场伏击战。“那是1942年6月，天气已经热起来了，指导员说鬼子最近在附近据点活动频繁，要把他们引出来打。我们在东边的大庙藏了一整天，庙里的断壁残垣成了天然的掩体，蚊子嗡嗡叫着咬得人浑身是包，可没人敢动一下。”老人回忆道，“到了夜里，我们就吹口哨、扔石头，故意在庙门口制造动静，想把鬼子引出来，可那些龟孙狡猾得很，就在据点里开枪回应，就是不出来。”
　　就这么耗到天快亮时，侦察员押着一个汉奸回来了。“那汉奸是据点里鬼子的翻译，平时仗着鬼子的势力，在村里欺男霸女，坏事做绝。”老人眼神一凛，语气里满是愤恨，“指导员说，就用他当诱饵。我们押着他往南走，过了一片开阔地，后面的据点里果然有动静——一小队鬼子和一大群伪军忍不住追了上来，他们舍不得这个能给他们通风报信的狗腿子。”说到这里，老人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狡黠的笑容：“鬼子在前头追我们的侦察员，我们在后面悄悄跟着，形成了一条长尾巴，正好钻进我们早就布好的包围圈！”
　　等鬼子和伪军完全进入伏击圈，指导员一声令下，支队的机枪顿时响了起来。“嗒嗒嗒——嗒嗒嗒——”机枪声划破黎明的寂静，鬼子和伪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纷纷倒地。“十几个鬼子当场被打死，伪军俘虏了三四十个，还有几个鬼子和十几个伪军趁乱跑了。”老人咂咂嘴，语气里带着点遗憾，“要是当时我们人再多些，火力再猛点，保管把他们全消灭了！”至于那个汉奸，老人说：“我们搜他身的时候，发现他的枪没了枪栓，问他藏哪了，他死不承认，说不知道。后来才知道，他是故意扔的，想留着以后再投靠鬼子。指导员当即就下令，把他拉到旁边的树林里就地处决了，也算是为民除害，给村里的老百姓报了仇。”
　　
　　1943年初，部队调整编制，指导员看李九洲脑子灵活、腿脚麻利，想让他当通讯员，负责传递情报。可李九洲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指导员，我不想跑腿，我要扛枪打鬼子，亲手杀了那些狗娘养的！”连长看他劲头足，又执着，就把他分到了机枪班，让他先跟着老兵抬子弹箱子。“我高兴坏了，每天跟着老兵们出操、训练，机枪的拆解、组装、瞄准、射击，我看一遍就记在心里，晚上偷偷在地上画枪的样子，琢磨要领。”老人得意地扬了扬下巴，“那时候子弹金贵得很，每个人只给5发练习弹，全连10个射手，其他人大多打三四十环，我打了44环，比好些老兵都准！”就这样，14岁的李九洲凭着过人的天赋和刻苦的训练，成了机枪班的正射手，扛起了那挺沉甸甸的机关枪。
　　当年秋天，冀鲁边反“扫荡”战斗打响，鬼子调集了大量兵力，对根据地进行疯狂进攻。“鬼子的飞机在天上炸，大炮在地上轰，我们就靠着地道和青纱帐跟他们周旋。”老人说，“有一次，我们在一片玉米地里遭遇了一小股鬼子，我架起机枪，对着鬼子的队伍就扫了过去，一口气打死了十几个鬼子。战斗结束后，指导员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小子，有种！’，当场就提拔我当了二排五班的班长。”老人顿了顿，神情严肃起来：“首长跟我们说，打仗不能蛮干，得看情况用战术，敌人多就偷袭，敌人少就硬拼；敌人有炮就躲，敌人没炮就冲。这些战术原则，我记了一辈子。”
　　真正让李九洲一辈子刻骨铭心的，是1943年冬天那场炸碉堡的战斗。“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天寒地冻，雪花飘得人睁不开眼，地上的积雪齐腰深，走一步都费劲。”老人的声音低沉下来，眼神里满是凝重，“我们部队奉命攻打盐山县一个鬼子的核心碉堡，那个碉堡修得特别结实，是钢筋混凝土浇的，有两层楼高，四周还围着铁丝网和深战壕，顶部架着好几挺重机枪，探照灯整夜开着，照得周围跟白天一样亮，飞鸟都难靠近。”
　　战斗一开始就异常惨烈。“一排长带着二班先上，他们冒着鬼子的炮火，好不容易冲到铁丝网跟前，还没来得及剪开铁丝网，鬼子的重机枪就扫了过来，子弹像雨点似的，二班的战士们一个个倒在雪地里，没一个活着回来；三排长带着三排接着冲，同样没能突破鬼子的防线，全排战士都牺牲在了碉堡下面。”李九洲趴在雪地里，看着战友们的尸体倒在血泊中，鲜血染红了身下的白雪，牙齿咬得咯咯响，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我看出来了，鬼子摸到我们的规律了——我们一吹冲锋号，他们就立刻做好准备，探照灯一照，重机枪就照着冲锋的路线扫射，这样硬冲就是送死！”
　　就在这时，连长在冲锋中被鬼子的炮弹击中，当场牺牲了。二排排长吴长远临危受命，代理连长，他红着眼眶，对着剩下的战士们喊道：“谁还敢上？我们不能让战友们白死！”李九洲猛地从雪地里站起来，身上的积雪簌簌往下掉，他攥紧拳头，大声喊道：“连长，让我带五班去！不能再硬冲了，得找迂回的路！”吴长远看着这个才14岁、个子还没机枪高的小个子班长，犹豫了一下——他实在不忍心让这么小的孩子去冒险，可眼下，确实没有更好的人选了。最终，他重重地点了点头：“好！我跟你一起去侦察地形，注意安全！”
　　两人匍匐前进，在齐腰深的雪地里艰难地爬行，身上的军装很快就湿透了，冰冷的雪水顺着领口、袖口往里灌，冻得人骨头疼。“我们先爬到敌人正面侦察，鬼子的探照灯来回扫射，我们只能趁着灯光移开的间隙往前爬，好几次差点被发现。”老人说，“正面的火力太猛，根本靠近不了，我们又绕到西边，那里有一段矮墙，是以前老百姓家的院墙，虽然已经残破不堪，但能挡住探照灯的视线，离碉堡也只有几十米远。我跟吴连长说‘就从这上，我们贴着墙根摸过去，趁鬼子不注意，把炸药包贴到碉堡上’。”
　　回到阵地，李九洲吹了一声清脆的口哨——这是五班的集合信号。班里的战士们很快就聚集过来，他们一个个眼神坚定，虽然脸上带着疲惫和伤痛，却没有一丝畏惧。“我让李春月带着两个人在后面掩护，用机枪吸引鬼子的注意力，其他人跟着我，贴着矮墙根摸过去。”雪地里，他们踩着前人的脚印，尽量不发出声音，悄无声息地靠近矮墙。“离墙还有两三米的时候，我突然停住了——雪太新了，上面没有任何脚印，要是鬼子在这里埋了地雷，我们一踩上去就全完了！”李九洲小心翼翼地趴在雪地上，用手拨开积雪，一点点往前摸，确认没有地雷后，才带着战友们贴着墙根，继续往前移动。
　　冰冷的墙面上有几个射击孔，鬼子的枪管正从里面伸出来，时不时向外扫射，子弹打在墙上，溅起一片片水泥碎屑。“班里的李春月性子急，看到鬼子的枪管，气得眼睛都红了，他拽了拽我的胳膊，说‘班长你起开，我把这枪给他夺过来’，我一把拉住他，低声说‘别冲动，那不是送死吗？打仗得动脑子，不能蛮干’。”李九洲让战士们散开，各自找掩护，然后从牺牲战友的身上取下两包炸药——那是部队里威力最大的炸药包，足够炸掉这个碉堡。他和另一个战士小心翼翼地摸到碉堡底部，把炸药包紧紧贴在墙角，拉燃导火索后，迅速后撤。
　　可等了半天，炸药包却没响。“当时心里急啊，手心全是汗，不知道是导火索受潮了，还是拉燃的时候出了问题。”老人叹了口气，“时间不等人，后面的大部队还等着我们炸掉碉堡发起总攻，要是再拖延下去，鬼子的增援部队来了，我们就更难办了！”情急之下，李九洲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上去把牺牲战士身上的手榴弹都摘下来，足足有十几颗，我要往射击孔里扔，炸死里面的鬼子！”
　　他让战友们用机枪掩护，自己则趁着鬼子换弹夹的间隙，猛地冲到碉堡的射击孔下方。“射击孔里的鬼子还在往外开枪，我蹲在地上，找准时机，把一颗手榴弹塞进了射击孔，然后迅速往后跑。”手榴弹在碉堡里爆炸了，里面传来鬼子的惨叫声。李九洲没有停，他一颗接一颗地往射击孔里扔手榴弹，手榴弹在碉堡里接二连三地爆炸，浓烟从射击孔里冒出来，里面的鬼子鬼哭狼嚎，探照灯也灭了。“他们没想到我们能摸这么近，彻底乱了阵脚，开始往外逃。”
　　李九洲带着战友们趁机冲上去，发现这碉堡还连着三个大院，里面还有不少鬼子和伪军在负隅顽抗。“我们跟着逃出来的鬼子冲进大院，展开了巷战。鬼子和伪军躲在屋里、墙角，向我们开枪，我们就逐个房间清剿。”打到最后一个大院时，意外发生了——五班的手榴弹也扔光了，而敌人的手榴弹也没了，双方只能拼枪和拼刺刀。“当时情况特别危急，我们人少，敌人人多，硬拼肯定吃亏。”李九洲急中生智，对李春月说：“你在十米外开枪佯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我趁机爬上院墙，用机枪扫射！”
　　李春月立刻照做，他端着步枪，对着院子里的敌人开枪，故意暴露自己的位置。院子里的鬼子和伪军果然被吸引了过去，纷纷朝着李春月的方向开枪。就在这时，李九洲借着院墙的掩护，猛地爬上墙头，端起机枪，对着院子里的敌人横扫过去。“嗒嗒嗒——嗒嗒嗒——”机枪声划破夜空，几个负隅顽抗的鬼子当场被射倒，剩下的伪军吓得魂飞魄散，纷纷举手投降。
　　这场战斗，李九洲带领五班以极小的代价炸掉了碉堡，为大部队进攻扫清了障碍。可他自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最后扫射的时候，鬼子的一颗流弹打中了我的手，手骨被炮弹碎片炸伤，两颗牙也被炮弹皮子崩掉了，说话漏风好一阵子，吃饭都费劲。”老人张开嘴，指着牙齿的位置，语气却很轻松，仿佛在说别人的事，“不过没关系，能炸掉碉堡，能为战友们报仇，这点伤算不了什么！”
　　
　　顾老师翻出一份泛黄的史料，补充道：“李老后来随冀鲁边部队去了东北，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还跟着第四野战军解放了海南岛，战功赫赫。”提到解放海南岛，老人来了精神，眼睛里闪着光：“那时候我已经是副排长了，上级让我带着一条船，一个机枪排，还有几箱手榴弹、炸药包和一根竹竿——那竹竿是用来测量水深的。”老人笑着说，“渡海的时候特别艰难，没风的时候，船走得比蜗牛还慢，我们只能靠人力划桨，划得胳膊都肿了；有风了，敌人的兵舰又追上来了，他们的炮火比我们猛多了。我们硬着头皮往上冲，把手榴弹和炸药包往敌舰上扔，趁着敌舰混乱的时候，拼命往前划，才算闯过了琼州海峡。”在200米长的码头上，李九洲带着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拼命进攻，硬是从敌人手里夺下了登陆点，为大部队登陆扫清了障碍。
　　1949年11月，李九洲随部队在广西剿匪。“那时候国民党的残匪躲在深山老林里，经常出来骚扰老百姓，抢粮食、烧房子，无恶不作。”老人回忆道，“那天我们刚上公路，就遭到了国民党残匪的伏击，一排长当场被打死，战士们也伤亡了不少。我看到前面有个敌军官，穿着体面的衣服，坐着滑杆，被几个土匪抬着跑，一看就是个头目。我气得眼睛都红了，带着两个人，沿着公路追了20多里地，最后在一个山坳里追上了他们。我端起机枪，一梭子子弹打过去，那个敌军官当场被击毙，剩下的土匪也都举手投降了。也算为一排长报了仇！”
　　
　　新中国成立后，李九洲投身国防建设，1953年担任坦克团营长，后来又升任副团长，他把在战场上积累的经验，全部用在了部队训练和建设上。“那时候国家穷，坦克少，装备也落后，我们就自己琢磨，改进训练方法，提高战士们的作战能力。”老人说，“我总跟战士们说，平时多流一滴汗，战时就少流一滴血，我们不能让国家再受别人的欺负。”直到1980年，李九洲才离休。
　　离休后的李九洲也闲不住，他总说：“我能活下来，是战友们用命换的，我得替他们看看这新中国，替他们为国家多做些事。”几十年来，他走遍了保定的学校、社区、军营，给孩子们、年轻人讲抗战故事，教育他们勿忘国耻、振兴中华。他还把自己省吃俭用的钱捐给冀鲁边老区，帮着建学校、修公路、资助贫困学生。“我没多少钱，只能尽一点微薄之力，让老区的孩子们能有书读，让战友们牺牲的地方能越来越好。”老人的语气很平淡，却透着一股让人敬佩的真诚。也正因如此，他被评为河北省先进离退休干部，可他却总说：“我没做什么，真正该受表彰的，是那些牺牲的战友们，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采访结束时，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透过窗户洒进屋里，照在老人的脸上。我合上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记满了老人的讲述，每一个字都带着战火的温度，每一个情节都让人动容。
　　作为抗战志愿者，继承外祖父的志向续写老兵小传，这一路走过，我愈发觉得，这些老兵不是历史书中陌生的名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