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三章 锡录坚守，照才强击

　　(一)
　　
　　2024年3月，经预约，我和河北抗战研究员顾洪武老师走进了崔锡录老人的家。
　　这是一处普通的居民楼，客厅的墙面上挂满了老照片和各色纪念章，最显眼的是一张泛黄的合影，14岁的崔锡录站在一群身着灰布军装的人中间，眼神里满是少年人的倔强与坚定。
　　99岁的崔老坐在沙发上，头发像落满了霜雪，稀疏却梳理得整齐，脸上的皱纹深如沟壑，每一道都刻着岁月的沧桑。他耳朵有些背，顾老师特意带了便携扩音器，凑近他耳边说话时，老人会微微侧头，眼睛里泛起光亮，仿佛要穿透时光的迷雾，回到八十多年前的晋察冀山区。
　　“崔老，我们想听听1941年，您跟着刘化南书记突围的事儿。”顾老师的声音温和而郑重。崔老闻言，干裂的嘴唇动了动，缓缓抬起布满老年斑的手，指了指墙上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那是刘书记，博野人，个子不高，肩膀却宽，能扛事儿。”老人的二儿子崔建国坐在一旁，他说:“我爹这辈子，最敬重的就是刘化南书记和刘萍县长。”崔建国打开铁皮盒，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纸条，“这是我爹当年抄的入党誓词，纸都脆了，却一直舍不得扔。”
　　
　　崔老的记忆从1939年说起，那年他14岁，日军的铁蹄踏遍了徐水的田野，村里的房子被烧，粮食被抢，不少乡亲死在了日军的刺刀下。“我爹娘让我跑，说跟着八路军才有活路。”崔老的声音沙哑，却透着一股执拗，“我找到县委驻地时，衣服上全是补丁，鞋子也露着脚趾，刘书记见了我，二话不说就把他的粗布褂子脱给了我，还让炊事员给我煮了一碗热粥。”从那天起，崔锡录成了徐水县委的勤务员和通信员，每天跟着刘化南书记、刘萍县长跑前跑后，抄文件、送情报、照顾领导的生活。他记得刘书记总说“老百姓是咱们的根”，每次到村里工作，都会把自己的口粮分给困难群众；刘县长虽然只有二十出头，却心思缜密，每次部署任务都细致入微，夜里还会教他们这些小通信员认字、学文化。
　　1941年春，华北的局势愈发紧张，日军为了报复“百团大战”，发动了残酷的“强化治安运动”，在徐水境内挖了数十公里的封锁沟，据点林立，岗哨密布。“那天我去送一份情报，回来时看见刘书记和刘县长正对着地图发愁。”崔老回忆道，“后来才知道，内线传来消息，日军要集中重兵‘围剿’县委机关。”按照上级命令，县委机关迅速转移，崔锡录跟着刘化南、刘萍等人在陈庄、西峪一带辗转，白天躲在山林里，夜里才能悄悄活动。“那时候天旱，山里的草都枯黄了，我们渴了就喝山泉水，饿了就啃干硬的窝头，有时候连窝头都没有，只能挖野菜充饥。”崔建国补充说，“我爹说，有一次他们在山洞里躲了三天，刘书记把最后一块窝头分给了他，自己却饿晕了过去。”
　　夜里，县委在西峪的一间破庙里召开紧急会议，商讨突围方案。崔锡录守在门口放哨，山风呼啸着穿过门缝，带来阵阵寒意。突然，远处传来几声狗吠，紧接着是枪声隐约的轰鸣。“不好，敌人来了！”崔锡录立刻冲进庙里报告。刘化南书记当机立断：“马上转移，县大队掩护！”县大队长带着队伍向着张庄方向冲锋，枪声、喊杀声此起彼伏，崔锡录跟着县委机关人员趁着夜色向陈庄山上转移。“县大队的同志们太英勇了，他们只有几十个人，却死死缠住了敌人，打死了十几个日伪军，把敌人引出去三四里地。”崔老的声音里满是敬佩，“直到后半夜，大队长才带着剩下的人撤回来，不少同志都挂了彩，胳膊上、腿上缠着渗血的布条。”
　　本以为可以暂时喘息，没想到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10月13日凌晨一点，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山洞的宁静，一名侦察员跌跌撞撞地跑进来：“书记、县长，敌人来了！从狼牙山、小康庄方向包抄过来，足足有五六千人！”崔锡录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他探头向洞外望去，远处的山脚下灯火通明，日军的汽笛声、马蹄声、口号声交织在一起，像一张巨大的网，朝着他们逼近。“刘书记当即决定，兵分两路突围：他带一路向南，刘县长带一路向西，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崔老说，“那时候我们总共才两百多人，县大队只有一个排的兵力，连挺机枪都没有，大部分机关人员手里只有柴刀、石块，有的甚至赤手空拳。”
　　天刚蒙蒙亮，当县委和县大队的人员撤到陈庄山根时，日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杀到了。“鬼子的机枪‘突突突’地扫射，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我们周围，地上的尘土被打得飞扬起来。”崔锡录跟着刘化南书记向南突围，三四十人的队伍在枪林弹雨中冲锋，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有的中枪牺牲，有的被日军的刺刀刺穿了胸膛。“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跟着刘书记冲出去！”崔老的双手紧紧攥着拳头，指节发白，“可敌人太多了，山上的机枪火力把我们压得抬不起头，山下的鬼子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嗷嗷叫着向我们冲过来，他们的钢盔在晨光里闪着寒光，脸上满是狰狞的笑容。”
　　冲过小西庄时，队伍只剩下五六个人了，每个人都气喘吁吁，身上沾满了泥土和血迹。到了井儿峪半山腰，就在他们即将冲出包围圈时，一阵密集的机枪子弹扫了过来。“刘书记猛地推了我一把，我滚到了旁边的土坡下，等我爬起来回头看时，刘书记已经倒在了血泊里。”崔老的声音哽咽了，眼泪顺着皱纹滑落，“他的腰上、腿上都中了弹，鲜血把灰布军装染成了暗红色，疼得浑身发抖，却还喊着‘快冲，别管我’！”崔锡录和另外几个年轻战士扑过去，争着要背刘书记突围，可刘化南书记却用力推开他们，眼神坚定而决绝：“我不能拖累你们，革命还需要你们，快走！”
　　日军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喊叫声清晰可闻。崔锡录记得，刘书记从腰间掏出手枪，对着围上来的鬼子开了两枪，打倒了一个冲在最前面的敌人。然后，他缓缓抬起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头部。“不要啊！”崔锡录和战友们撕心裂肺地哭喊，却没能阻止那一声清脆的枪响。刘化南书记倒在了地上，眼睛圆睁着，仿佛还在注视着远方的山河。“那年他才34岁，孩子还没满周岁。”崔建国红着眼圈说，“我爹说，刘书记牺牲后，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想着报仇，抓起刘书记掉在地上的枪，对着鬼子扣动扳机，打死一个后，枪膛里就空了。”
　　悲愤交加的崔锡录和战友们，凭着年纪小、身材灵活的优势，钻进了山腰的石头缝里。“那石头缝特别窄，只能勉强容一个人钻进去，里面又黑又潮，刮得脸上、身上全是口子。”崔老比划着钻缝的动作，“鬼子在外面搜了半天，见找不到我们，就对着石头缝开枪，子弹擦着我的耳朵飞过去，把旁边的石头打了个坑。”他们不敢出声，屏住呼吸躲在里面，直到外面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才悄悄钻出来，拼命向山下的深沟跳去。“那沟有两三丈深，跳下去的时候，我的腿被崴了，疼得钻心，可不敢停下来，只能一瘸一拐地跟着战友们跑。”崔老说，“敌人在沟上面打了几枪，见没动静，以为我们都摔死了，就离开了，我们才捡回一条命。”
　　一路向东釜山方向狂奔，子弹在耳边“嗖嗖”作响，身后的追兵似乎永远也甩不掉。崔锡录和战友们一天水米未进，嘴唇干裂起皮，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每跑一步都觉得浑身发软。就在他们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远远看见东釜山南边的小土冈子上，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是釜山村里的赵大娘。“赵大娘提着一个陶罐，看见我们就跑了过来，掀开盖子，里面是冒着热气的稠粥，还卧了两个鸡蛋。”崔老的脸上露出一丝暖意，“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美味的饭，我们几个孩子抱着大娘，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想起刘书记，想起牺牲的战友，心里像刀割一样疼。”赵大娘一边给他们擦眼泪，一边抹着自己的眼角：“孩子，别哭，活着就好，活着就能报仇，就能给牺牲的同志们讨公道！”
　　可没等他们把粥喝完，远处又传来了日军的汽笛声。“鬼子又追来了！”战友们惊呼一声，崔锡录只好放下陶罐，跟着大家向百岭南山撤退。一路上，他们不敢走大路，专挑崎岖的山路走，身上的伤口被树枝刮破，鲜血渗出来，和泥土混在一起，结成了硬块。到了康庄村，村干部康大早已在村口等候，他把他们领到一处隐蔽的柴房里，才告诉他们其他突围人员的消息：县委领导高介臣在敌人搜捕时，钻进了一处狭窄的石板缝里，屏住呼吸躲了大半天，才侥幸逃脱；柴正英则躲进了猪圈的草垛里，上面盖着枣树枝，和几头猪挤在一起，刺鼻的气味掩盖了他的气息，才没被敌人发现。
　　而刘萍县长的消息，让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刘县长带着队伍往西突围，到小西庄村边时，遭到了日军的伏击。”崔老的声音低沉而悲痛，“敌人的机枪扫射过来，刘县长的胳膊和大腿都中了弹，鲜血顺着裤腿往下流，根本无法行走。他让警卫员孔宝赶紧撤离，可孔宝怎么也不肯走，非要背着他突围，结果刚走没几步，就被敌人的子弹打中了胸膛，当场牺牲。”崔建国补充道，“我爹后来听说，孔宝牺牲后，刘县长一个人趴在地上，用仅剩的力气，举起随身携带的撸子手枪，打死了一个冲上来的鬼子小队长。最后，鬼子围了上来，把他抓了回去。”在伪县政府的监狱里，日军对刘萍县长威逼利诱，许诺给他高官厚禄，让他交出县委的秘密，可刘县长始终坚贞不屈，痛斥日军的侵略行径。由于伤势不断恶化，又得不到及时治疗，24岁的刘萍县长最终牺牲在监狱里，直到抗战胜利后，战友们才找到他的遗体，安葬在徐水烈士陵园。
　　
　　10月14日下午，日军终于撤离了陈庄一带。崔锡录和幸存的战友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返回，他们请陈庄、小西庄的乡亲们帮忙放哨，防止敌人卷土重来，自己则四处查找烈士的遗体。“山里到处都是牺牲的同志们，有的趴在山坡上，有的倒在沟谷里，有的还保持着射击的姿势。”崔老的声音颤抖着，“我们把刘书记的遗体抬回来时，他的眼睛还睁着，我们用手轻轻给他合上，心里难受得说不出话来。”村里只有十来户人家，根本找不到一口棺材，乡亲们纷纷拿出家里的门板、被褥，给烈士们裹尸。崔锡录和战友们亲手挖了一个土坑，把刘化南书记、孔宝等烈士的遗体安葬在一起，没有墓碑，没有鲜花，只有几句简单的悼词，却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泣不成声。“那天的风特别大，像是在为牺牲的同志们哭泣。”崔老说，“我们在坟前立了一根木杆，上面系着刘书记的围巾，发誓一定要为他们报仇，把鬼子赶出中国。”
　　那次战斗，徐水县委、县政府和县大队牺牲近百人，被俘数十人，这些被俘的同志大多被日军押到东北当了劳工，受尽了折磨，大部分都下落不明，再也没能回到家乡。崔锡录活了下来，可那段经历成了他一辈子都无法磨灭的伤痛，每当想起牺牲的战友和领导，他都会彻夜难眠。
　　1943年，18岁的崔锡录在敌后战场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那天，他站在党旗下，举起右拳，庄严宣誓，脑海里浮现的全是刘化南书记、刘萍县长等烈士的身影。“入党介绍人拍着我的肩膀说，崔锡录，你要记住，你不仅是在为自己活着，更是在为牺牲的同志们活着，要把他们的信仰传承下去。”
　　崔老眼神坚定，“从那天起，我就告诉自己，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多大的危险，都不能退缩，不能辜负组织的信任，不能辜负牺牲的战友们。”
　　抗战胜利后，崔锡录成为徐水县政府的一员，他扎根基层，为老百姓办实事、解难题；解放战争时期，他又主动请缨，组织游击战，发动群众支前，带着当年从刘书记那里学到的“群众路线”，在战场上屡立战功。
　　
　　采访进行了整整小半天，我们准备起身告辞。崔老握着我的手，力道出乎意料地大：“周捷，我知道老战友李明和你都在写抗战老兵的故事，一定要写真实，把那些牺牲的同志们都写进去，让后人知道，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是用多少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重重地点头，眼眶湿润了。顾洪武老师整理着采访笔记，感慨地说：“崔老这辈人，经历了最残酷的战争，却始终坚守着信仰，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离开保定的路上，春风渐暖，路边的杨柳已经抽出了新芽。我握紧了手中的录音笔，里面记录着崔老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更承载着一段沉甸甸的历史。坐在车里，我脑海里不断浮现出16岁的崔锡录在枪林弹雨中的身影，浮现出刘化南书记决绝的眼神，浮现刘萍县长不屈的身姿，浮现出赵大娘递出稠粥时的温暖。
　　
　　(二)
　　
　　
　　2024年的初夏，浙江金华岭下镇被一层淡淡的茶香包裹着，青石板路被雨水润得发亮，两旁的白墙黛瓦间飘着晾晒的笋干香气。我跟着抗战研究专家、浙江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赵倩，在她的指引下穿过窄窄的巷弄，终于来到了方照才老人的家。
　　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院子里的石榴树正开得热烈，102岁的方老坐在竹椅上，手里拿着一枚边缘泛光的抗战胜利纪念章，尽管背有些佝偻，但眼神里藏着的锐利，仍能让人想见他年轻时驾驶坦克冲锋的模样。
　　赵倩凑到老人耳边，用轻柔的语气说明我们的来意——想听听他在昆仑关战役中的故事，续写他的抗战小传。老人的眼神像被点燃的星火，他说:“孩子们，那些事儿，刻在骨子里呢。”
　　老人的书房不大，靠墙的书柜里整齐地摆放着几本泛黄的书籍，最显眼的是一个樟木盒。老人的孙子小心翼翼地打开木盒，里面的物件瞬间让我屏住了呼吸：一张泛白的军校毕业照、一枚铜制的坦克兵徽章、两本封面磨损的训练手册，还有2005年和2015年颁发的抗战胜利纪念章。“这是我1938年在柳州陆军机械化学校的照片。”方老指着照片上的年轻身影，嘴角扬起一抹笑意，“那时候才16岁，个子刚够到坦克的履带，却一门心思想着开着铁家伙杀鬼子。”
　　
　　1922年，方照才出生在岭下镇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日子虽不富裕，却也安稳。可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后，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破。“鬼子的飞机像一群黑乌鸦，在金华上空盘旋，炸弹扔下来，房子塌了，庄稼烧了，乡亲们死的死、逃的逃。”方老的声音低沉下来，手指微微颤抖，“我亲眼看见邻居家的孩子被炸弹碎片划伤，哭得撕心裂肺，那时候我就发誓，一定要去当兵，把鬼子赶出中国。”1938年，听说陆军机械化学校在柳州招生，方照才揣着家里凑的三块银元，背着简单的行囊，步行了半个多月赶到柳州。一路上，他躲过日军的封锁线，啃过树皮，喝过浑浊的河水，脚上的布鞋磨破了好几双，可心里的念头却越来越坚定。
　　军校的训练远比想象中艰苦。“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跑五公里，然后练单杠、俯卧撑，体能跟不上的直接被淘汰。”方老回忆道，“坦克操作更是难，学校规定，只有体格好、训练成绩拔尖的学员才能开坦克，我每天抱着操纵杆琢磨，晚上借着煤油灯看训练手册，手上磨起了厚厚的茧子，胳膊酸得抬不起来，也不肯休息。”
　　他记得第一次钻进T-26坦克时，被里面的闷热和狭小空间吓了一跳：“三个人挤在不到两平方米的空间里，夏天温度高达四五十度，汗水顺着脊梁骨往下淌，衣服从来没干过，身上的痱子起了一层又一层。”坦克没有方向盘，全靠左右两根操纵杆控制，转向时必须慢慢拉动，稍一用力，外侧履带就会脱落。“有一次训练，我急着躲避模拟障碍，猛地拉了左侧操纵杆，履带‘哐当’一声掉了下来，我们三个钻出来抢修，太阳晒得铁甲烫手，手上烫起了好几个水泡，疼得钻心，可还是咬着牙把履带重新装上。”
　　1939年毕业时，方照才凭借优异的成绩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坦克连，军长正是杜聿明。“第五军是王牌军，装备了苏制T-26坦克和意大利轻型装甲车，我们都觉得特别自豪，觉得终于有本事跟鬼子好好干一场了。”方老的眼神里闪过一丝骄傲，“T-26重九吨半，配备一门45毫米火炮和一挺7.62毫米并列机枪，我是车长兼驾驶员，车组还有机枪手老王和装填手小李，我们三个同吃同住，配合得越来越默契。”他还提到，意大利轻型装甲车速度快，但没有重火力，主要负责侦查和追击，“正面攻坚还得靠我们的T-26，那门火炮威力大，能直接摧毁鬼子的碉堡。”
　　可坦克兵的危险也远超常人。“坦克的装甲不算厚，五六个手榴弹捆在一起，就能把履带炸断，甚至击穿装甲。”方老叹了口气，“而且视野极差，观察窗只有窄窄一条，近距有很多死角，外面的声音也听不清，有时候步兵弟兄在外面喊我们躲避炮火，我们愣是没听见，还得靠手势沟通。”所以每次出战，坦克部队都要和步兵协同作战，“我们护着步兵冲阵地，用炮火摧毁鬼子的火力点；步兵帮我们盯着周围的鬼子，防止他们靠近炸坦克，我们是生死与共的战友。”
　　
　　1939年12月，桂南会战打响，昆仑关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昆仑关是桂越国际交通线的咽喉，一旦被日军占领，我们的战略物资补给就会被切断，后果不堪设想。”赵倩在一旁补充道，方老点点头，继续回忆：“国民政府调集了四个战区五个集团军的兵力，第五军奉命主攻昆仑关，12月18日凌晨，战斗正式打响，山上的炮火把夜空都照亮了，炮弹呼啸着飞过，震得耳朵嗡嗡作响。”
　　昆仑关地形崎岖，山高谷深，坦克大队无法展开。日军在山上构筑了密密麻麻的工事，拉了好几道铁丝网，火力网密得像筛子。“鬼子的碉堡建在半山腰，枪口对着山下，步兵冲上去根本就是送死。”方老说，“我们的战术是坦克配合步兵、炮兵协同进攻：坦克先在远距离停稳，发现日军工事就开炮轰击，把碉堡炸平后，步兵再一点点推进；遇到平整地形，坦克就大马力冲锋，直接压过敌人的战壕。”
　　12月30日，总攻开始，方照才驾驶坦克跟着大部队向日军主阵地推进。“鬼子的援军一波波冲上来，他们拿着手榴弹，喊着‘万岁’向坦克扑来，我们的机枪手老王赶紧扫射，子弹像雨点一样射过去，鬼子一个个倒下，可还是有不怕死的往上冲。”方老的双手紧紧攥着，仿佛还在操控坦克，“有一次，我们的坦克被鬼子的掷弹筒炸中履带，停在半路，发动机也熄了火。步兵弟兄们赶紧趴在地上，用步枪掩护我们抢修，有个年轻的步兵，也就十八九岁，为了挡住鬼子的子弹，直接趴在坦克上，后背被打了好几个窟窿，鲜血顺着坦克外壳往下流，他却还喊着‘快修，别管我’，等我们修好坦克，他已经没气了，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胸前的番号——第五军第200师。”
　　最惨烈的是12月31日的最后冲锋。上级命令他们撕开日军的最后一道防线，为步兵攻占昆仑关主峰扫清障碍。“那天凌晨，天还没亮，我们就接到了冲锋命令，我驾驶坦克，加大马力冲向鬼子的铁丝网。”方老的声音越来越激动，“‘哗啦’一声，铁丝网被坦克撞得稀烂，车体猛地一震，我赶紧稳住操纵杆，防止履带脱落。就在这时，机枪手老王大喊‘好多鬼子’，我从观察窗一看，几十个日军从战壕里钻出来，有的端着三八大盖射击，有的拿着手榴弹冲过来，还有的想往山下逃。”
　　方照才当机立断：“老王，扫射！小李，准备装弹！我来碾压！”坦克的车载机枪“突突突”地响起来，子弹带着呼啸声射向日军，冲在最前面的几个鬼子瞬间倒地。同时，方照才操控着坦克，在战壕上来回行驶，厚重的履带碾压过战壕，发出沉闷的“咯吱”声。“躲在战壕里的鬼子，要么被压得粉身碎骨，要么被震得昏死过去，有的想爬出来逃跑，也被老王的机枪一一射倒。”方老说，“我们来来回回压了好几次，原本深约两米的战壕，最后几乎被推平了，履带下全是鬼子的尸体和武器残件，坦克行驶起来都有些颠簸。”步兵弟兄们跟着冲上来，把剩下的鬼子都消灭了，山上到处都是枪声、喊杀声和鬼子的惨叫声。
　　当天下午，昆仑关被成功收复。方照才驾驶坦克回到连部加油，当他打开顶盖，钻出来跳下车时，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让他瞬间皱起了眉头。低头一看，坦克的履带上沾满了暗红色的鲜血，还挂着鬼子的衣物碎片、军靴和武器残件，甚至能看到一些模糊的肢体组织。“当时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忍不住蹲在地上干呕，胆汁都吐了出来。”方老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战争太残酷了，那些残碎的痕迹，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可一想到那些牺牲的弟兄，想到乡亲们遭受的苦难，又觉得解气——我们把鬼子赶出了昆仑关，守住了国家的门户！”
　　此役，日军被击毙四千余人，参战军官阵亡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五，而国军仅损失了四辆坦克。杜聿明军长在表彰大会上特意提到了坦克部队：“战场炮火轰鸣，弹如雨下，我战车部队不畏敌军炮火，接连摧毁日军火力点，为步兵打开前进的道路，功不可没！”方照才和战友们站在台下，听着军长的表扬，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那是胜利的泪水，也是祭奠牺牲战友的泪水。
　　
　　昆仑关战役后，由于物资和油料严重短缺，战车部队难以再形成战斗力，方照才被分配到战时运输局，踏上了滇缅公路。“那条路是中国的生命线，所有国外购买的和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比如枪炮、弹药、药品、汽油，都得靠我们运进来。”方老说，“滇缅公路弯多坡陡，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万丈深渊，路面全是碎石，车子行驶起来颠簸得厉害，稍微不小心就会坠崖。”为了赶时间，他经常连着几天几夜开车，困了就喝点白酒提神，饿了就啃干硬的压缩饼干，渴了就喝随身携带的水壶里的水。“有一次，我连续开了三十多个小时，眼睛都快睁不开了，车子差点冲下悬崖，幸好及时踩住了刹车，现在想起来还后怕。”
　　更危险的是日军的轰炸和土匪的袭击。“日军以越南为基地，经常派飞机轰炸滇缅公路全线，炸弹落在路面上，炸出一个个大坑，我们得冒着炮火抢修公路，然后赶紧把物资运过去。”方老回忆道，“还有土匪，他们专门盯着运输车队，趁我们停车休息时偷袭，抢物资、杀人，我们身上都备着枪弹，随时准备战斗。”有一次，他们15辆运输车组成的车队在途经一处山谷时，遭到了日军的伏击。“鬼子的飞机先炸断了公路，然后地面上的步兵拿着机枪扫射，车子被打得千疮百孔，油箱也漏了油。”方老说，“我们只能硬拼，我手里拿着一把步枪，趴在车底下射击，战友们也纷纷还击，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过，有个战友的胳膊被打中，鲜血直流，却还坚持着开枪。我们打了整整一个下午，才把鬼子打退，保住了车上的物资，但也有三个战友牺牲了，他们的尸体就埋在路边的山坡上，没有墓碑，只有一块写着名字的木牌。”
　　1941年，方照才被调到贵州都允的陆军辎重兵学校，担任中尉排长，负责教新兵开车、修车。“我把自己在战场上的经验都教给他们，告诉他们开车不仅要快，还要稳，遇到轰炸时要赶紧把车开到隐蔽处，遇到敌人袭击时要怎么反击。”他说，“看着那些年轻的面孔，就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只希望他们能多学本事，少流血牺牲。”在学校里，他对学员要求严格，却也格外关心他们，“有个学员家里穷，冬天没衣服穿，我就把自己的棉衣给他；有个学员学不会修车，我就手把手地教，直到他学会为止。”
　　
　　抗战胜利后，方照才于1948年以探亲为由请假回老家。二姐见他已经26岁还没成家，便托媒人给他介绍了邻村的姑娘。“第一次见面时，我穿着褪色的军装，手里还拿着一把磨得发亮的军刀，她却一点也不害怕，还问我抗战的故事。”方老的脸上露出了羞涩的笑容，“结婚后，我就脱离了部队，回到岭下镇，过上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生活，和妻子育有3子3女，孩子们都很孝顺，现在已经是四世同堂了。”
　　这些年来，方老的生活很有规律，早睡早起，每天早上都会在院子里散步，下午就坐在竹椅上看看报纸、听听收音机，偶尔会给孩子们讲抗战的故事。“我想让他们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是英烈们用命换来的。”方老说，“那些牺牲的弟兄们，他们没能看到和平的日子，我得替他们好好活着，把他们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