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二章 两个点射，贴身肉搏

　　(一)
　　
　　漳州芗城老巷，我和志愿者小杨在福建抗战研究员姚晓妤的带领下，敲开了抗战老兵陈跃的家门。老人精神矍铄，满头银发梳得整整齐齐，深蓝色的中山装领口扣得严实，胸前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在阳光下闪着温润的光——这就是102岁的陈跃，那个70多年前在湘西大山里用机枪写就传奇的机枪手。
　　姚晓妤快步上前扶住老人。她穿着简约的米色风衣，身姿窈窕，齐肩短发衬得面容姣好，说话时眉眼带笑，声音温柔却透着历史学专业特有的严谨：“陈爷爷，我们又来看您啦，这次想细细听听您1943年在湘西的那段经历，尤其是您和连长突围后的故事。”
　　老人点点头，布满皱纹的手紧紧攥着我的手腕，掌心的老茧粗糙而温暖，那是早年握枪留下的印记。他指了指堂屋的竹椅，我们围坐成一圈，竹椅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像是在附和着即将开启的烽火记忆。他的小儿子陈叔坐在旁边，手里捧着一个搪瓷杯，时不时补充几句老人记不太清的细节，杯子上“劳动最光荣”的字样，与屋里的老照片形成了奇妙的时空对话。阳光透过窗棂落在老人脸上，那些深浅不一的纹路里，藏着烽火岁月里最滚烫的记忆。
　　
　　“民国三十二年夏天，湘西那山啊，高得能摸着云彩，树密得连太阳都透不进来。”老人的声音带着岁月沉淀的沙哑，却异常清晰，仿佛那些画面就刻在他的脑海里，“我们团在山里跟鬼子打了三天三夜，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枪托都砸得稀烂，最后下来，就剩我和连长两个人。”他抬手摸了摸自己的左耳，指腹在耳廓上反复摩挲，眼神飘向远方，“我的耳朵就是那时候被炮弹震的，当时只觉得天崩地裂，耳朵里‘嗡嗡’响，什么都听不见，连长扶着我，俩人浑身是血，衣服被划得一条一条的，跟泥猴似的，裤腿上还挂着树枝和草屑。”
　　陈叔喝了口茶，接过话头：“我爸总说，那三天三夜没合过眼，饿了就啃两口干硬的炒米，米里还掺着沙子，硌得牙生疼，渴了就喝山泉水，凉得刺骨。部队打散了，他们俩晚上躲在老百姓家里，房东大娘是个寡妇，儿子也参军去了，她把家里仅有的一筐红薯拿出来，在灶上煮得软糯，还把自己儿子的旧粗布衣服拿出来给他们换，我爸说那衣服带着太阳的味道，是他那段日子里最暖的慰藉。”
　　老人点点头，嘴角露出一丝浅浅的笑意，又很快被沉重取代：“第二天早上刚睁开眼，就听见对面山头‘轰隆’一声炮响，震得屋顶的瓦片哗哗往下掉，我的帽子‘啪嗒’一声掉在地上，滚到了门槛边。紧接着，三八枪那种清脆的‘砰砰’声和汉阳造沉闷的‘哒哒’声混在一块儿，越来越近。连长猛地拽着我，眼睛瞪得通红：‘不好，有咱们的人被围了！’”他模仿着当时的动作，双手紧紧攥着拳头，指关节泛白，仿佛手里还握着那挺沉甸甸的捷克式轻机枪，“我们俩提着枪，猫着腰就往山上摸，草叶上的露水打湿了裤脚，凉飕飕的，山路又陡又滑，好几次都差点摔下去。在一处山坳里藏着，拨开半人高的茅草，就看见四五个鬼子正对着一座小庙射击，庙里时不时有子弹打出来，打得庙门木屑飞溅，看得出来里面的战士快撑不住了。
　　“我当时扛着的是捷克式轻机枪，枪身还带着之前战斗留下的余温。连长趴在我身边，低声喊‘打’，我立刻扣动扳机，一梭子子弹扫过去，鬼子们应声倒地，有的还在地上抽搐。”说到这里，老人的声音陡然提高，带着一丝难以抑制的激动，“可就在连长提着驳壳枪往前冲，想去看看庙里的战友时，一个没死透的鬼子伤兵从地上爬起来，捂着肚子，嘴角流着血，突然举起枪，‘砰’地一枪打在连长胸膛上。”老人的眼眶瞬间红了，手指微微颤抖，声音哽咽着，“连长就那么直直地倒下去，胸口的血往外涌，染红了身下的青草，他看着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没能说出来，手慢慢垂了下去。我看着他的眼睛，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有无数只蜜蜂在里面飞，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对着那个鬼子就打了两个点射——‘哒哒’‘哒哒’，不多不少，正好把那狗娘养的打死，他倒在地上，再也不动了。”
　　他顿了顿，用袖子擦了擦眼角的泪水，陈叔递过一张纸巾，轻声安慰：“爸，都过去了。”老人摇摇头，继续说道：“小庙里跑出来一个战士，小腿被子弹打穿了，裤腿浸满了血，走路一瘸一拐的，他扑到连长身边，抱着连长的尸体放声大哭，我也跟着哭，心里像被刀割一样。我们俩在附近找了块松软的土地，用刺刀挖了个坑，把连长埋了，盖上树枝和茅草，怕被鬼子发现。临走的时候，我给连长磕了三个头，额头磕在地上，疼得发麻，心里说‘连长，你放心，我一定替你多杀几个鬼子，为你报仇’。”
　　
　　姚晓妤拿着钢笔的手顿了顿，眼眶微红，她低头快速记录着，笔尖在笔记本上沙沙作响，过了一会儿才轻声问道：“陈爷爷，您和那位伤兵后来是怎么转移的？老百姓对你们的帮助，还有更具体的细节吗？”
　　“当晚还是住在老百姓家里，就是之前收留我们的那位大娘家里。”老人平复了情绪，缓缓说道，“大娘见我们回来，连长却没跟着，一下子就明白了，没多问，只是转身进了厨房，把家里仅有的一小袋大米拿了出来，煮了满满一锅大米饭，还炒了一小碟腌菜，又从鸡窝里摸了两个鸡蛋，煎得金黄。她一个劲地让我们使劲吃，说‘吃饱了才能有力气打鬼子’，自己却站在旁边看着，一口都没动。我们俩饿坏了，狼吞虎咽地吃着，米饭的香气混着鸡蛋的香味，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一顿饭。”老人的声音里满是感激，“大娘还连夜炒了炒米，用粗布缝了两个小布袋，装得满满当当让我们带着，又找了两块破布，给我们包在脚上，说‘山路难走，裹着脚不容易磨起泡’。我们在山上的战壕里住了两三天，天天下雨，战壕里全是泥水，没过了脚踝，根本没办法睡觉，只能靠着战壕壁坐着，浑身都湿透了，冷得直打哆嗦，牙齿不停地打颤。”他搓了搓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时的寒冷，“后来实在撑不住了，就又下山找老百姓，他们说不能住在这里，鬼子要是发现了，会把这几户人家的房子全烧了，还会杀了所有人，让我们赶紧走。”
　　陈叔叹了口气：“我爸说，那时候老百姓对他们太好了，明明自己都吃不饱穿不暖，还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他们。有一次，一个老乡偷偷塞给我爸一个烤红薯，自己却啃着树皮和观音土，我爸说他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个红薯的味道，甜到了心里。他们俩往山上走，走到一半又遇上大雨，倾盆大雨把山路冲得泥泞不堪，滑得根本走不了，每走一步都要费好大的劲，最后实在走不动了，只好又下来找偏僻的地方躲着。”
　　“那个村子已经被鬼子占领了，村口还设了岗哨，随时可能有鬼子来巡查。”老人说道，“老百姓找了块门板，放在柴房里，让那个伤兵先睡，伤兵累得不行，躺下就睡着了，还打着呼噜。我在屋檐下靠着墙，怀里抱着机枪，实在太累了，眼皮重得像灌了铅，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结果第二天早上醒来，天刚蒙蒙亮，我一睁眼就看见伤兵躺在门板上，身上被刺刀捅了好几个窟窿，血流了一地，把柴房的地面都浸湿了。”老人的眼泪再也忍不住，顺着脸颊的皱纹滑落，滴在中山装的衣襟上，“老百姓跟我说，肯定是村里的汉奸告的密，那个汉奸是个瘸子，平时就帮着鬼子欺负人，抢老百姓的东西，还到处打听抗日战士的下落。我抱着伤兵的尸体，哭得撕心裂肺，胸口疼得喘不过气，老百姓也跟着掉眼泪，帮我把他抬上山，找了个有松树的地方埋了，还在坟头插了根树枝当记号。他们告诉我，沿着山脚下的水沟一直走，大约10公里就能到国军区，路上有不少老乡会帮忙，让我小心点。
　　“我就沿着水沟走，水沟里的水很浑浊，带着泥沙，有时候要踩着石头过去，有时候只能蹚水，水凉得刺骨。”老人回忆道，“走了整整一天，渴了就喝沟里的水，饿了就啃炒米，炒米已经受潮了，变得黏糊糊的，但我还是舍不得浪费。脚底磨起了好几个血泡，有的破了，流着血，疼得钻心，我就撕下一块衣服裹住脚，继续往前走。路上遇到一个放牛的老乡，他见我穿着军装，身上都是伤，就把我带到他家，给我换了双草鞋，还煮了一碗玉米粥，粥里放了点咸菜，让我趁热喝。他告诉我，前面有鬼子的岗哨，让我绕着山走，还指给我一条小路，说走那条路安全。
　　“最后终于找到了部队，见到战友的那一刻，我一下子就哭了，像个孩子一样。”老人的脸上露出了一丝释然的笑容，“我跟几个战友连夜返回那个村子，在老百姓的指点下，找到了那个汉奸的家。他正在家里喝酒，见到我们进来，吓得魂都没了，想跑却被我们抓住了。我们把他带到我战友的坟前，让他跪下磕头谢罪，然后当场就处决了他，算是给连长和战友报了仇。那一刻，我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姚晓妤停下笔，轻轻吸了口气，眼眶依旧泛红：“陈爷爷，您后来1944年脑部受伤的那次，还有更多吗？比如您是怎么在荒野里坚持下来的？”
　　“1944年在江西，我们跟鬼子打阵地战，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在阵地上，泥土都被掀翻了好几层。”老人摸了摸自己的额头，那里有一道浅浅的疤痕，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一颗炮弹在我身边炸开，我只觉得脑袋被什么东西砸了一下，眼前一黑就倒在地上，什么都不知道了。醒过来的时候天都黑了，月亮挂在天上，冷冷的。我躺在荒野里，浑身都疼，脑袋昏昏沉沉的，想爬起来却没力气。身边全是炮弹坑，还有战友的尸体，我喊了几声，没人答应，心里又怕又慌。
　　“在山里迷了路，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饿了就找野果子吃，有的果子是苦的，有的是酸的，吃完了肚子还不舒服，渴了就喝露水，或者找积水坑。”老人的声音很平静，却让人听得心疼，“走了三天三夜，身上的伤口发炎了，又红又肿，疼得厉害，我实在走不动了，就靠在一棵大树下休息，心想可能就这样了。结果迷迷糊糊中，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睁开眼一看，是我们团8班的战友，他们见我还活着，又惊又喜，赶紧把我扶起来，给我包扎伤口，还拿出炒米让我吃。后来我就跟着他们，转战江西上饶，又到浙江金华驻守。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那天，我们正在浙江金华，所有人都哭了，抱着战友又喊又跳，把枪扔到天上，又捡回来紧紧抱着。”老人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灿烂笑容，“后来我们奉命移往宁波接收日寇遗留的军火，那些鬼子低着头，不敢看我们，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我因为耳朵听不清，跟战友交流很困难，就申请回家，部队把我送到上海，还给了我一点路费。
　　“在上海，我一个人都不认识，站在大街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心里空荡荡的。”老人说道，“后来遇到一个拉三轮车的交通员，他是福建人，听我说要回漳州，就热心地帮我找船，还送给我一袋馒头，让我路上吃。我坐船三天三夜到厦门，船上人很多，挤得满满的，我就靠在船舷上，看着大海，心里想着家。到了厦门，又坐车回漳州，一路上换了好几种交通工具，走了好几天。1946年3月，我终于回到了家，离开整整7年，家里的房子还在，只是破旧了很多，父母却都不在了，邻居告诉我，他们是因为想念我，又担心我在外面打仗，日夜操劳，最后生病去世了。”说到这里，老人的声音又低沉了下去。
　　
　　新中国成立后，陈跃成了漳州糖厂的油漆工，每天背着油漆桶，在厂里的设备和厂房之间忙碌。他娶了一位勤劳善良的漳州姑娘，也就是陈叔的母亲，两人相濡以沫，养育了四子一女。几十年来，他从未向旁人过多提及自己的抗战经历，那些伤痛和记忆，都被他深深埋在心底，直到2015年获得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那些尘封的往事才渐渐被家人和邻里知晓。
　　临走时，老人执意要送我们到门口，他握着我的手，眼神坚定而有力：“小伙子，你们要记住，现在的好日子来之不易，都是用血换来的，可不能忘了啊。”我用力点点头，眼眶发热，看着老人坚毅的眼神，仿佛看到了70多年前那个在湘西大山里奋勇杀敌的年轻机枪手，看到了他在战火中不屈的身影。
　　
　　(二)
　　
　　2025年3月的武汉，春雨淅淅沥沥打在湖北抗战研究院的玻璃窗上，晕开一片朦胧的水痕。走进三楼的史料室，一位身着深灰色中山装的中年男子正伏案整理档案，袖口挽起，露出结实的小臂，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神锐利而沉静，仿佛能穿透历史的迷雾。他就是胡秋材研究员，55岁的北大历史系高材生，深耕湖北抗战史三十余年，手上藏着无数老兵的珍贵往事。
　　“周捷是吧？”胡研究员抬头起身，声音浑厚如钟，带着岁月沉淀的稳重，伸手与我相握，掌心带着纸张的粗糙质感和油墨的淡淡清香，“早就听说你在续写老兵小传，王启正先生的事迹，我可攒了一肚子细节要跟你说。”他拉开椅子让我坐下，转身从铁皮档案柜里取出一叠泛黄的史料，还有一本装订整齐的口述史记录，封面题着“王启正先生访谈录”，字迹工整有力，“这是2018年我专程去宜都采访王老时的笔记，还有他当年的部队档案复印件、战友回忆录，你且仔细听，这些细节能让你笔下的人物活起来。”
　　窗外的雨声渐缓，淅淅沥沥化作轻柔的背景音，胡研究员的声音穿越近八十年的时空，将我带回了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
　　
　　“王启正先生1924年出生在宜都枝城的龙王台村，村里有条清江，江水滔滔，养育了一代代当地人。他从小就在江边摸爬滚打，性子烈得像江里的石头，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胡研究员翻开笔记，上面画着简单的村落草图，标注着龙王台村的位置和清江的走向，“他祖父是前清武师，一手八卦掌耍得风生水起，见孙子爱舞刀弄棍，悟性又高，就送他去镇上的童子军学校习武。王老后来跟我说，那时候天不亮就起床扎马步、练拳脚，寒冬腊月也不中断，太祖长拳、梅花枪都练得有模有样，为后来的白刃战打下了坚实基础。后来父母又送他去私塾读书，先生教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一直记在心里，写得一手好字，算是文武双全的好苗子。”
　　1942年，日军铁蹄踏进宜昌，战机轰鸣着掠过清江上空，炸弹将平静的村落炸得支离破碎。18岁的王启正站在清江岸边，看着被日军烧毁的民房冒着黑烟，听着逃难百姓的哭诉，拳头攥得咯咯作响。“他可不是被抓壮丁的，是主动扛着行李去的宜都县军事训练班。”胡研究员加重语气，眼神里满是敬佩，“当时他咬破手指写下血书，上面就四个字‘杀敌报国’，感动了不少人。训练班里，士兵大多目不识丁，不少人还是被逼入伍，士气低落。王启正既有文化，又懂武术和军事知识，还带着一股子杀敌报国的狠劲，长官当即让他当模范兵，协助教官训练新兵。他把私塾里学的知识用到训练中，教战友们认地图、算距离，又把习武的技巧融入刺杀训练，教大家如何借力发力，战友们都服他。”
　　
　　我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祖父的字迹仿佛就在眼前，那些关于抗战的记忆，正通过这些老兵的故事不断延续。“1943年5月，鄂西会战打响，第七十九军作为机动部队，由‘硬仗将军’王甲本军长率领，直奔石牌要塞。”胡研究员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王甲本军长作战勇猛，每次都冲在前面，第七十九军也以敢打硬仗著称，全军24000多人，个个都是硬骨头。5月30日下午，日军溃退时，王启正的战友小张发现一个负伤的鬼子，躺在草丛里装死，小张心善，想上去俘虏他，带回去审问，结果刚靠近，那鬼子突然掏出枪，‘砰’的一声，小张当场倒地，鲜血染红了身边的青草。”
　　胡研究员顿了顿，声音低沉下来：“王启正当时就在旁边，眼睁睁看着战友牺牲，眼睛都红了，端起捷克式轻机枪就扫，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那鬼子身上，把他打成了筛子。这是他第一次直面战友牺牲，也让他彻底明白了鬼子的凶残，此后作战，他更加勇猛，眼里只有杀敌。”
　　同年11月，常德会战爆发，日军兵分三路进犯湘西，常德城危在旦夕。王启正随第七十九军奉令紧急赶赴战场增援，控制暖水街附近的马踏溪、王家厂、闸口一带，重点坚守古源头等阵地。“他们师在向河口移动时，突然遭遇日军突袭，双方在山林里展开激战。”胡研究员的声音带着紧张感，“当时大雾弥漫，能见度极低，鬼子的枪声从四面八方传来。王启正拿着步枪，跟着战友冲在最前面，好几次和鬼子近距离搏斗，刺刀都捅弯了，他就用枪托砸，硬生生砸倒两个鬼子。战后清点，他们连消灭了200多鬼子，王启正因为作战勇猛，屡立战功，被提拔为上士班长。”
　　
　　1944年7月，衡阳保卫战打响，日军重兵围攻衡阳，守军浴血奋战，急需增援。王启正所在的五八一团奉命急进增援，部队日夜兼程，走到宝庆县同山地区时，遭遇上千名日军拦截。“同山地形复杂，山高林密，日军占据了有利地形，想把我们的部队堵在半路。”胡研究员模仿着当时的场景，“王启正带着三个班，借着夜色掩护，悄悄摸到山顶，抢先占据了制高点。等鬼子进入射程，他大喊一声‘打’，机枪、步枪齐开火，手榴弹像雨点一样砸下去，爆炸声、枪声、鬼子的惨叫声混在一起，当场打倒30多个鬼子。后来大部队从右翼包抄过来，全团发起进攻，又歼敌400多，鬼子吓得往衡阳方向逃窜。”
　　追击到衡阳三里亭时，一场更惨烈的战斗等着他们。“日军两部挤在路口，像疯狗一样负隅顽抗，王启正架起机枪，对着鬼子密集的地方扫射，子弹打光了就换步枪，杀得鬼子尸横遍野。”胡研究员指着史料里的记载，“就在他换弹夹的间隙，一个躲在断墙后的鬼子冷不防开枪，子弹打中了他的右臂，鲜血瞬间染红了军装，顺着手指往下滴。王启正咬着牙，硬是单手装好子弹，调转枪口，一梭子把那鬼子扫倒在地。他后来跟我说，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战友白白牺牲，一定要杀更多鬼子。”
　　更惊险的是几天后的凌晨查哨。“那天凌晨1点，月色昏暗，四周静得能听见虫鸣。王启正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查哨，走到离哨位不远的大榕树下，突然瞥见一个黑影在动，动作很轻，像是在刻意隐藏。”胡研究员压低声音，营造出紧张的氛围，“他屏住呼吸，悄悄躲在树后，心脏怦怦直跳，全神贯注地注视着那个黑影。等了将近三分钟，才看清是个鬼子拖着军刀，猫着腰，一步步向哨兵靠近，想搞偷袭。王启正二话不说，借着树干的掩护，一个箭步冲上去，刺刀带着风声，直接捅进鬼子的后背，穿透了胸膛。那鬼子倒地后还想挣扎，反手想挥军刀，王启正眼疾手快，拔出刺刀又补了一刀，干净利落地解决了战斗。这事传到军长王甲本耳朵里，还专门在全团大会上表扬他是‘杀敌尖兵’，给了他一枚军功章。”
　　然而，悲痛很快降临。1944年9月8日，第七十九军在湖南与广西交界的东安、冷水滩一线阻击日军第十三师团，日军兵力雄厚，装备精良，双方展开惨烈的白刃战。“王甲本军长亲自带队冲锋，挥舞着军刀和鬼子拼杀，砍倒了好几个鬼子，可架不住鬼子人多，最后被鬼子的刺刀捅中，壮烈牺牲。”胡研究员的声音低沉下来，带着悲痛，“王启正和战友们赶到时，军长已经倒在血泊中，军刀还紧紧握在手里。他们臂缠黑纱，在阵地上哭了很久，泪水混着雨水，打湿了军装。王老说，那是他这辈子最难过的一天，军长就像父亲一样照顾他们，他发誓要为军长报仇，此后每次战斗，都像猛虎下山一样勇猛。”
　　
　　时间来到1945年6月1日，南宁附近的战场上，烈日炎炎，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和血腥味。王启正所在的部队与日军展开激战，日军的炮火异常猛烈，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在阵地上，泥土被掀翻了一层又一层。“一发炮弹在王启正身边不到三米的地方爆炸，巨大的冲击波把他掀翻在地，弹片划伤了他的头部，三处伤口血流不止，顺着脸颊往下淌，糊住了眼睛。”胡研究员指着一张老照片，照片里的王启正头部缠着绷带，眼神却依旧坚定，“他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血，捡起身边的步枪，继续指挥战斗。打到最后，子弹打光了，鬼子像饿狼一样冲了上来，白刃战开始了。王启正的排第一轮就牺牲了6个弟兄，都是跟他出生入死的战友，看着弟兄们倒下，他红了眼，提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就冲了上去。”
　　最惊险的一幕，是两个鬼子同时向他刺来。“那两个鬼子身高马大，脸上带着狞笑，两把刺刀并行，寒光闪闪，直逼胸口，看样子是想一招置他于死地。”胡研究员的心跳都仿佛加快了，“王启正毕竟练过武术，临危不乱，急中生智，借着习武的功底，双手紧握枪刺，腰身下沉，猛地往下一压，硬生生把两把刺刀压了下去，力道之大，让两个鬼子都愣了一下。趁着这一瞬间的空隙，他手腕一转，步枪像灵蛇一样探出，刺刀分别刺向两个鬼子的胸膛——左边那个鬼子惨叫一声，当场倒地，右边那个红着眼睛，凶性大发，又举着刺刀冲了上来。”
　　
　　我握着笔的手微微颤抖，仿佛亲眼看到了那场惊心动魄的搏斗。
　　“王启正故技重施，再次下压鬼子的刺刀，可这次鬼子有了防备，力气也格外大，刺刀往下一滑，直接捅进了他的左大腿，鲜血顺着裤腿往下淌，浸透了鞋袜，在地上滴出一串血印。”胡研究员的声音带着痛感，“王启正疼得浑身发抖，额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却咬着牙没退半步。他心里想着牺牲的战友和军长，忍着剧痛，猛地一个转身，使出一招回马枪，刺刀从鬼子的胸口穿了过去，那鬼子惨叫一声，倒在了地上，鲜血溅了王启正一身。”
　　连长看到他负伤，大喊着让他下去治伤。可王启正摇摇头，撕下军装布条，紧紧缠住伤口，勒得紧紧的，暂时止住了血，又提着步枪冲了上去。“他排里的老兵多，作战经验丰富，见排长负伤还在拼杀，一个个都红了眼，跟着他奋勇杀敌。有的战友刺刀断了，就用石头砸、用牙咬，硬是和鬼子死磕到底。”胡研究员感慨道，“那场战斗打了整整一天一夜，最终我们成功击退了日军，可王启正的伤势越来越重，脸色苍白如纸，最后是被战友们抬下战场的。”
　　战后，王启正被送往后方医院治疗，几个月后伤愈归队，可他的右上肢因为中弹，骨折筋断，经过治疗也没能完全恢复，活动不便，再也不能持枪冲锋陷阵、带兵杀敌。“长官见他文武双全，又立了不少战功，舍不得让他退伍，就把他调到连部当文书。”胡研究员翻开另一本史料，“他当文书也格外认真，整理档案、撰写战报，一笔一划都写得工工整整，还利用空闲时间教战友们认字、学文化，深受大家爱戴。”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那天，部队里一片欢腾，战友们抱着哭、跳着笑，把帽子扔到天上。王启正站在人群中，想起牺牲的战友和军长，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抗战胜利后，第七十九军调到云南、重庆等地休整训练。1946年4月，离家四年的王启正请假探亲，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龙王台村，看着熟悉的清江和家乡的亲人，他再也不想离开，就此解甲归田。
　　
　　“新中国成立后，他分了田地和房屋，先后当过统计员、会计、事务长、民兵连长等职务。”
　　胡研究员拿出一张王启正的晚年照片，照片里的老人精神矍铄，胸前戴着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他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踏踏实实，公道正派，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当民兵连长时，他把在部队学到的军事知识教给村民，组织大家训练，保护村子的安全；当会计时，账目做得一清二楚，分毫不差，村民们都信任他。”
　　2015年，王启正获颁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那天他穿着崭新的衣服，胸前的纪念章闪闪发光，激动得热泪盈眶，还大声朗读了自己写的诗：“昔日救亡闯雄关，沙场何惧险与难。短兵相接歼倭寇，甘将热血铸江山！”胡研究员学着王启正的语气，大声朗诵着，眼里满是敬佩，“王老说，这首诗是他一辈子的写照，如果再遇到侵略者，他依然能扛枪上阵杀敌！”
　　2022年1月，98岁的王启正老人与世长辞。“他临终前还嘱咐子女，要铭记历史，珍惜现在的好日子，永远不要忘记那些为国家牺牲的先烈。”胡研究员合上史料，眼眶微红，“这样的老兵，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我深深点头，握紧了手中的笔记本。那些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身影，那些为了家国安宁献出一切的英雄，他们的故事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褪色，反而会在我们的记录和传承中，永远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