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章 战场瞬间，大刀劈敌

　　(一)
　　
　　西昌的春阳穿过桉树叶子，在乡间小路上洒下斑驳的光影，风里带着泥土的湿润和油菜花的清香。我跟着尹广强研究员踩着田埂往前走，鞋底沾了薄薄一层泥。尹老师开着导航，时不时停下来对照路口，他是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高材生，研究抗战史已有八年，这次特意陪我来西昌采访水青山老兵的后人，为续写老兵传搜集细节。
　　远远就看见中坝村的村口，水青山老兵的孙女婿王大爷正倚在老槐树下等候。他穿着深蓝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整齐，手里牵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孩子胸前别着一枚小小的抗战胜利纪念章。“周老师、尹老师，可把你们盼来了！”王大爷快步迎上来，握住我的手时，我能感觉到他掌心的厚茧，“爷爷在世时总念叨，说他的故事得有人记下来，不然就随他埋进土里了。”
　　跟着王大爷走进院子，青砖瓦房收拾得干干净净，墙角种着几株月季，正开得热烈。堂屋的八仙桌上，早已摆好了一叠手写的回忆录、几本褪色的相册，还有一个用红布包裹的小木盒。阳光透过雕花窗棂落在这些老物件上，尘埃在光柱里跳舞，仿佛在诉说着跨越近百年的往事。王大爷小心翼翼地打开木盒，里面躺着一只铜质怀表和一块磨损严重的指南针——正是当年师部奖励给水青山的战利品。“这怀表，爷爷每天都要擦三遍，表盘上的‘英勇杀敌’四个字，是他这辈子的信仰。”
　　翻开回忆录，水青山老兵的字迹遒劲有力，有些地方被泪水晕开了墨痕，却依旧能看清每一个笔画。1912年，他出生在甘肃临洮潘家集水家山的一个普通农户家，自幼跟着村里的武师学艺，扎马步、练拳脚、耍朴刀，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功夫。父母在他十五岁那年相继离世，作为长子，他咬着牙向同村的曹学长借了两块银元，又向赵彦柳求借了一担粮食，才勉强安葬了母亲。为了还债，他给曹学长放了三年羊，寒冬腊月里住在羊圈旁的茅草屋，手脚冻得长满冻疮也不敢懈怠；后来又给赵彦柳做了四年长工，春耕秋收、挑水劈柴，什么苦活都干，终于在二十一岁那年还清了所有债务。
　　“爷爷说，那七年苦日子，磨掉了他的性子，却没磨掉他的骨气。”王大爷给我们倒了杯热茶，补充道，“1928年，村里来了招兵的，爷爷听说当兵能保家卫国，揣着一把家传的短刀就报了名。他常说，自己没读过多少书，但知道‘国家’二字重千钧。”后来，水青山凭借过硬的身手考入黄埔军校，在军校里，他不仅苦练射击、战术，还把一身武艺教给战友，受训结束后被调到兰州教导大队当教练，成为了士兵们眼中“能打能教”的好教官。
　　
　　1937年，日本轰炸上海的消息传来，南京教导总队新兵大队紧急驰援。12月13日，水青山随部队开进南京，编入预备1师机枪连，担任班长，奉命在浦口修筑防御工事。“爷爷在回忆录里写，南京的冬天特别冷，工事挖了一半，日军的飞机就来了。”王大爷的声音低沉下来，“那些飞机像蝗虫一样黑压压一片，炸弹落下来的时候，天崩地裂，房屋瞬间坍塌，尘土飞扬得让人睁不开眼。”水青山亲眼看见，隔壁村一起参军的老乡被倒塌的墙体砸中，脑袋磕在石头上，鲜血染红了冰冷的地面；一位抱着孩子的妇人跑着躲避轰炸，却被日军的机枪扫射击中，孩子从她怀里滚落，哭喊声戛然而止；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跑得慢了些，被日军的坦克活活碾压，场面惨不忍睹。
　　“爷爷说，他永远忘不了那一天，他攥着机枪的枪管，指节发白，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杀鬼子！报仇！”尹老师在一旁补充道，“根据史料记载，南京保卫战中，预备1师的防御工事尚未完工就遭到日军猛烈攻击，部队被打散后，水青山老兵一路辗转，历经千辛万苦才赶到汉口。”后来，他们坐火车前往江西萍乡，编入71军36师107团，可萍乡雨水太多，不利于训练，部队又转道南昌，刚到南昌就遭遇日军飞机轰炸，伤亡惨重，水青山又跟着部队一路辗转到了河南。
　　
　　1938年6月6日，日军开始轰炸河南开封，水青山所在的部队奉命迎战。作为机枪连班长，他趴在掩体后，架起捷克式轻机枪，对准冲锋的日军猛烈扫射。“爷爷说，当时他的耳朵被机枪的后坐力震得嗡嗡作响，胳膊麻木得几乎失去知觉，但他不敢停，因为他知道，他的枪口后面，是战友的生命，是百姓的安危。”王大爷的眼眶红了，“那一仗打了三天三夜，他们赢了，但身边的战友少了一半，阵地前的土地被鲜血染红，踩上去黏糊糊的。”
　　同年夏天，部队奉命乘火车前往曲兴集小镇，没想到108团乘坐的火车率先遭到日军袭击。“爷爷说，他们赶到时，看到的是一片火海。”王大爷的声音带着哽咽，“火车的车厢被炸毁，冒着滚滚浓烟，铁轨旁躺满了战友的尸体，有的缺胳膊少腿，有的眼睛还圆睁着，像是在控诉日军的暴行。900多人的团，最后只剩下30多个人，那种惨烈，常人根本无法想象。”水青山和战友们看着眼前的一切，一个个红了眼，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战斗打响后，他抱着机枪疯狂扫射，打光了所有子弹，射倒了十几个日军，随后拔出背上的大刀，嘶吼着冲入敌阵。
　　在一辆被战友炸毁的日军坦克后，三个鬼子围了上来，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一步步逼近。“爷爷自幼习武，耍刀的功夫可不是盖的！”王大爷的语气里透着自豪，“他不退反进，左脚向前一步，身体微微下沉，右手紧握刀柄，顺势劈出一刀，第一个鬼子的胳膊就被砍断了，鲜血喷了他一身；紧接着，他侧身避开第二个鬼子的刺刀，左手抓住对方的枪杆，右手大刀横扫，鬼子的脑袋就滚落在地；第三个鬼子吓得愣了一下，爷爷趁机抬脚踹中他的胸口，再补一刀，干净利落。”战后，师部为了表彰他的英勇，奖励了他一只怀表和一块指南针，怀表用来掌握作战时间，指南针则在行军时为他指引方向，这两件东西，他一直带在身边，从未离身。
　　
　　回忆录里最惊心动魄的一页，记载着1938年9月3日富金山之战的那个瞬间。当时，日军第13师团在飞机、坦克和重炮的掩护下，突破了71军在新集子与石门口的警戒阵地，直扑36师坚守的主阵地富金山。“富金山地势险要，是阻止日军西进的关键，36师的官兵们抱着必死的决心，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尹老师指着地图上的富金山位置，向我解释道，“日军的兵力从最初的一个联队增加到一个旅团，陆空一体的火力十分密集，阵地反复易手，双方伤亡都很惨重。”
　　战斗进行到第九天，水青山奉令携带手枪、身背大刀查哨。连续多日的血战让他疲惫不堪，嘴唇干裂起皮，喉咙干得冒烟。完成查哨任务后，他趁着战斗间隙，摸索到阵地附近的一条小溪边，想要喝点水解渴。溪水清澈见底，倒映着天空的硝烟，他刚弯下腰，双手捧起一捧清水，还没来得及送到嘴边，就听到身后传来轻微的脚步声——那是军靴踩在碎石上的声音，不是战友们的布鞋声！
　　多年的军旅生涯让水青山养成了敏锐的警觉性，他几乎是本能地侧身，就见两把明晃晃的刺刀已经刺了过来——是日军的尖兵！他们穿着土黄色的军装，脸上涂着油彩，眼神里透着凶狠。来不及多想，左边的刺刀已经狠狠扎进了他的肚子，剧痛瞬间席卷全身，像是有一把烧红的烙铁在体内搅动，他感觉五脏六腑都被搅乱了，眼前一黑，大限将至的念头一闪而过。
　　但杀鬼子的执念支撑着他，他瞬间反应过来，左手死死攥住刺进肚子的刺刀，任凭刀刃割破手掌，鲜血顺着指缝流淌，滴落在溪水里，染红了一片水域。右手迅速拔出腰间的手枪，枪口对准当面鬼子的脑袋，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砰”的一声枪响，子弹击穿了鬼子的太阳穴，鲜血和脑浆喷了出来，鬼子应声倒地。另一个鬼子见状，举着刺刀就朝他的胸口刺来，水青山忍着剧痛，猛地侧身避开，同时抬起手枪，接连两枪射中他的胸口，鬼子踉跄着后退了几步，倒在地上，四肢抽搐了几下就没了动静。
　　直到这时，水青山才低头看向自己的肚子，鲜血已经浸透了灰色的军装，肠子从伤口处露了出来，黏糊糊地挂在外面，散发着血腥味。他咬着牙想要站起来，却感觉浑身无力，眼前阵阵发黑，差点栽倒在小溪里。“爷爷说，他当时就想着，不能死在这里，还有好多鬼子没杀，还有国家没保卫好。”王大爷抹了抹眼角的泪水，“幸好战友们听到枪声赶了过来，看到他的模样都惊呆了，赶紧解下绑腿，给他简单包扎了一下，用担架把他背下阵地。”
　　从富金山到武汉野战医院，一路辗转了七天七夜，水青山多次昏迷过去，又被战友们用凉水浇醒。“爷爷说，他能活下来，全靠战友们的不离不弃，有个小战士为了给他找水喝，差点被日军的冷枪打中。”在武汉野战医院，医生们为他做了手术，取出了残留的弹片，缝合了伤口。术后的半个月里，他忍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伤口感染发炎，高烧不退，但他始终没有哼过一声，每天都在心里默念：“快点好起来，重返战场杀鬼子。”伤愈出院后，他主动向师部请缨，被派去训练新兵，把自己的战斗经验和武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他常对新兵说：“打仗不仅要不怕死，还要会打仗，才能多杀鬼子，少流血。”
　　
　　“爷爷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和民族奋斗。”王大爷感慨道。1940年3月，水青山随部队开赴晋东南地区，与日军周旋数月，首战力克长治，成功掩护国军调整兵力部署；后来又到陕南豫西地区休整，继而南下入川，于1941年7月进驻西昌；1942年3月，他奉命随队进入云南，作为远征军的后援；1944年至1945年，他先后参与滇西反攻、强渡怒江、攻占腾冲等战役，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屡立战功。抗战胜利后，水青山想返回甘肃老家，却因路费不足留在了西昌，后来在一位军官的推荐下，继续留在当地训练新兵，直到新中国成立。
　　在西昌，水青山经人介绍结识了当地姑娘张桂兰，两人相知相爱，成家立业。虽然没有亲生子女，但他们收养了一个女儿，后来招赘女婿上门，一家人互敬互爱，五世同堂，十分和睦。“奶奶常说，爷爷这辈子心善，对家人好，对邻居也好，村里有人有困难，他总是第一个伸手帮忙。”王大爷笑着说，“爷爷活到108岁，耳不聋眼不花，晚年还经常给我们讲抗战的故事，让我们别忘了历史，别忘了那些牺牲的战友。”
　　2013年9月3日，101岁的水青山作为12名中国远征军老兵代表，参加了在云南腾冲举行的中国远征军雕塑群揭幕仪式。站在雕塑群前，他看着那些栩栩如生的战士雕像，老泪纵横，对着雕像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2015年，他荣获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入选CCTV1《抗战记忆：70年70人》，面对镜头，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只是做了一个中国人该做的事。”2020年9月2日，这位跨越世纪的抗战老兵安详离世，临走前，他紧紧握着孙辈的手，叮嘱道：“国家强大了，你们要好好过日子，守护好这片土地。”
　　
　　(二)
　　
　　2025年1月，福州，我抱着厚厚的史料文件夹，推开二楼阅览室的门，一眼就看见姚晓妤研究员正低头整理档案——她穿着米白色羊毛衫，外搭一件藏青色呢外套，长发束成利落的马尾，侧脸线条柔和，指尖划过泛黄的文献时动作格外轻柔。这位28岁的福州姑娘，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毕业的高材生，对福建抗战史的研究细致得令人敬佩。
　　“周老师，你可算来了！”姚晓妤抬头看见我，眼睛一亮，起身接过我手里的文件夹，指尖带着刚翻完旧纸页的微凉，“我这几天又联系上了李启能老兵的小儿子李建国先生，他提供了好多父亲的口述实录和老照片，里面有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细节，特别是雪夜炸桥那段，比史料记载的更震撼。”她将一叠打印好的资料递过来，封面赫然写着“李启能——黄埔健儿的长沙抗战记忆”，旁边还附着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年轻的李启能身着黄埔军校制服，腰束武装带，眼神锐利如鹰。
　　坐在靠窗的书桌前，窗外的雨丝渐渐密集，姚晓妤的声音带着对先烈的崇敬，缓缓拉开了那段战火纷飞的往事。1917年6月，李启能出生在福建武平一个贫苦农家，村里依山傍水，却常年受地主欺压，日子过得紧巴巴。作为家中长子，他从小就跟着父亲下地劳作，割稻、砍柴、挑水，肩膀早早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但李启能自幼聪慧，靠着村里私塾先生的接济，断断续续读完了小学，1934年又考上了武平中学，成了村里少有的“文化人”。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武平中学，校园里立刻沸腾起来。师生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喊着“抗日救国”“还我河山”的口号。刚毕业的李启能看着街头张贴的日军暴行照片，攥紧了拳头，当晚就写下了参军申请书。“李建国先生说，爷爷总讲，那时候他根本没跟家里商量，第二天就背着铺盖卷去了县征兵处。”姚晓妤翻着口述实录，补充道，“奶奶后来告诉他，爷爷走的那天，奶奶追了好几里路，塞给他一双布鞋和一兜红薯，爷爷回头说‘等打跑了鬼子，我就回来娶你’，没想到这一别就是九年。”
　　1939年秋，李启能凭借过人的毅力考入黄埔军校第二分校，编入十七期第七总队步科。在湖南武冈的军校里，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训练，射击、刺杀、战术推演，样样都力求做到最好。“军校的日子苦得很，”姚晓妤念起李启能的口述，“每天五公里越野，脚上的草鞋磨破了脚，就用布条裹着继续跑；射击训练时，枪口要挂三块砖头，练到手臂发麻也不能放下；晚上还要点灯学习战术理论，常常熬到后半夜。”但李启能从不叫苦，他在日记里写道：“今日多流一滴汗，明日少流一滴血，多杀一个鬼子。”毕业时，他的综合成绩排在总队前二十，被直接分配到第九战区三十七军六十师，担任排长，从此踏上了抗日前线。
　　1941年12月中旬，日军调集重兵，向长沙新墙河防线发起猛攻，第三次长沙会战正式打响。当时，李启能所在的连队驻守长乐街，这里是日军西进长沙的必经之路，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连长李豪命他率排担任排哨，负责侦察敌情、埋设地雷、疏散百姓。“那时候的长乐街，家家户户都知道要打仗了，李启能一边组织村民转移，一边带着战士们在街道两侧、码头附近埋设地雷，设立军士哨。”姚晓妤指着一张标注着密密麻麻红点的老地图，“这些红点，就是当年他们埋设地雷的位置，每一个都经过精心测算，有的藏在石板下，有的埋在柴火堆旁，就等鬼子上钩。”
　　12月27日清晨，天刚蒙蒙亮，侦察兵气喘吁吁地跑回阵地，棉帽上结着冰霜：“排长！鬼子突破新墙河和杨林街了，主力部队马上就要到长乐街了！”李启能当即下令：“通知所有军士哨，进入战斗状态！便衣队继续往前侦察，随时汇报敌情！”他一面将情况火速上报连部，一面率部迂回撤退至南岸江堤，战士们趴在齐腰深的草丛中，枪口对准江面和街口，大气都不敢喘。
　　下午四时许，一阵急促的枪声从远处传来——日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长乐街。李启能趴在江堤后，透过草丛缝隙望去，鬼子们端着三八式步枪，小心翼翼地进入市街，见无人抵抗，便开始肆无忌惮地放火烧屋，浓烟滚滚直冲天际。突然，几声巨响接连响起，是鬼子踩中了他们埋设的地雷！被炸得晕头转向的日军纷纷聚集到码头观望，正好暴露在我军的射击范围内。
　　“瞄准、射击！”李启能一声令下，早已架好的轻机枪和步枪同时开火，子弹像雨点般射向敌人。鬼子们猝不及防，纷纷中弹倒地，有十几个甚至直接倒入江中，江水瞬间泛起红色的涟漪。吃了亏的日军立刻展开反扑，大炮、机枪、掷弹筒的火力倾泻而下，南岸江堤被打得尘土飞扬，碎石四溅。李启能死死按住帽檐，借着火光看见日军正在江面架设浮桥，几根原木已经搭在了江面上，工兵们正忙着固定。他当机立断：“跟我来！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他带着一个班的战士，借着夜色掩护，悄悄摸向江边。江水冰冷刺骨，没过了小腿，他们踩着鹅卵石，尽量不发出声响。靠近浮桥时，李启能做了个噤声的手势，战士们立刻散开，对准正在施工的鬼子工兵猛烈扫射。猝不及防的工兵们纷纷倒地，六七个鬼子瞬间丧命，剩下的吓得纷纷跳进江里。但很快，日军的大部队就冲了过来，重机枪的子弹像鞭子一样抽过来，江面上溅起阵阵水花。李启能大喊：“撤！快撤到第二道防线！”战士们交替掩护，冒着枪林弹雨撤回阵地，所幸并无大碍。
　　
　　12月28日上午，100多名日军向周公塘的连哨阵地发起猛攻，目的就是掩护浮桥施工。日军的攻势异常猛烈，炮弹像雨点般落在阵地上，掩体被炸毁了大半。连哨阵地一度被突破，连长李豪带领战士们拼死反击，不幸被一枚掷弹筒击中，当场壮烈牺牲。李启能的肩部也被弹片划伤，鲜血浸透了军装，卫生员赶来包扎时，他咬着牙说：“这点伤不算什么！继续战斗！”他扛起连长的驳壳枪，大喊：“跟我上！把鬼子赶回去！为连长报仇！”
　　战士们被他的勇气感染，纷纷从掩体后冲出来，与日军展开肉搏。李启能挥舞着驳壳枪，一枪打死一个鬼子，又顺势夺过对方的步枪，刺倒了另一个敌人。激战中，他的手臂被鬼子的刺刀划开一道深深的口子，鲜血直流，但他丝毫没有退缩，继续与敌人拼杀。经过反复混战，终于将日军击退，但全排也付出了阵亡32人的惨重代价。当天下午，团长亲自赶到阵地，拍着李启能的肩膀说：“启能，你是好样的！从现在起，你代理连长职务，继续指挥战斗！”李启能立正敬礼，眼眶通红：“请团长放心，我一定守住阵地，绝不辜负牺牲的战友！”
　　接过连长的指挥权，李启能深知肩上的担子更重了。12月29日拂晓，他率全连撤至孙家山营指挥部，奉命与重机枪连、迫炮排一起构设第二道防线。他们挖战壕、修掩体、布置火力点，忙了整整一天一夜。12月31日拂晓，全营主力集中至俞公桥待命，李启能和全连官兵在俞公桥南阳庙驻扎。庙里的菩萨像早已被村民搬走，他们就在地上铺了些稻草，和衣而睡，怀里紧紧抱着武器，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1942年1月1日，团部的便衣侦察带回重要情报：乌石尖仅有敌兵一个排，长乐街的日军兵力不多，且大部分都在休整。当天下午，团长找到李启能，神情严肃地说：“启能，今晚有个重要任务交给你——率部前往长乐街，炸毁日军架设的浮桥，切断他们的补给线，务必在2日上午六时前完成任务！”“保证完成任务！”李启能立正敬礼，眼神坚定，丝毫没有犹豫。
　　受命后，李启能立刻召集各排排长和工兵排骨干开会。“今晚的任务，核心是‘隐蔽’和‘快速’。”他指着地图，严肃地说，“工兵排带齐工具和炸药，随我行动；一排、三排负责外围警戒和掩护；我挑选十名身手敏捷的战士组成敢死队，先解决敌人的岗哨，只能用大刀，不准开枪，避免打草惊蛇！”他特意拿起一把磨得锃亮的大刀，刀身映出他坚毅的脸庞，“这玩意儿无声无息，杀鬼子最管用！”
　　当晚十时许，天空突然飘起了鹅毛大雪，北风呼啸着刮过脸颊，像刀子一样疼。李启能率部队借着大雪的掩护，悄悄出发了。作为土生土长的福建人，他对这一带的地形了如指掌，带着队伍在雪地里悄无声息地前进，脚印很快就被飘落的雪花覆盖。战士们都穿着单薄的军装，冻得瑟瑟发抖，但没有一个人抱怨，只是紧紧握着手里的武器，眼神坚定地跟着李启能。
　　“连长，你看！”一排长压低声音，指向不远处的岗亭。李启能俯下身，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岗亭里透出微弱的火光，两个鬼子正面对面蹲在火堆旁烤火，手里还拿着酒瓶，时不时喝一口，嘴里叽里呱啦地说着什么，完全没有察觉危险的临近。他们的军靴放在一旁，枪靠在墙上，戒备心降到了最低。
　　李启能眼中闪过一丝厉色，右手猛地一挥。十名敢死队员立刻散开，呈包抄之势，借着雪夜的掩护，像猎豹一样悄悄摸近岗亭。他们的脚步很轻，只有积雪被踩碎的细微声响，很快就摸到了岗亭门口。领头的敢死队员是湖南籍战士王小虎，他自幼习武，耍刀的功夫十分了得。
　　“动手！”随着王小虎的低喝，众人同时冲进岗亭。两个鬼子惊觉不对，刚要伸手去抓身边的步枪，就被迎面劈来的大刀击中。“咔嚓”一声脆响，第一个鬼子的脑袋直接被劈成两半，鲜血和脑浆溅在火堆里，发出“滋滋”的声响，火苗猛地窜起老高；另一个鬼子反应稍快，侧身避开要害，但肩膀还是被大刀砍中，惨叫一声倒在地上，王小虎顺势补上一刀，彻底结果了他的性命。整个过程不过十几秒，干净利落，没有发出任何多余的声响。
　　解决了岗哨，李启能立刻下令：“工兵排上！动作快！”工兵排的战士们迅速冲到浮桥边，将炸药和爆破筒固定在桥身关键位置，拉好引线。雪越下越大，落在他们的头上、肩上，很快就积了一层，但他们丝毫没有分心，动作麻利地完成了爆破准备。“连长，好了！”工兵排排长喊道。“撤！”李启能一声令下，所有人立刻沿着原路撤退。
　　刚跑出没多远，身后就传来“轰——”的一声惊天巨响，大地都为之震颤。回头望去，浮桥已经被炸成数段，燃烧着的木板顺着江水漂流，火光映红了半边夜空。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爆炸惊醒，开始盲目地向江中扫射，子弹在水面上激起阵阵水花，但此时李启能和战士们已经撤出了危险区域，消失在茫茫雪夜中。
　　一路冒雪疾行，战士们的鞋子都湿透了，冻得双脚发麻，但没有人敢停下脚步。当他们返回俞公桥向上级汇报时，已是第二天凌晨五点。团长早已在指挥部等候，看到李启能带着队伍安全返回，且圆满完成了任务，他激动地走上前，与李启能和每一位官兵一一握手：“好样的！你们立了大功！没有了浮桥，鬼子的补给就断了，长沙城就多了一份保障！”李启能和战士们脸上都沾满了雪水和泥土，但眼神里却透着胜利的喜悦。
　　
　　1月3日，李启能率全连赶往官家桥，截击撤退的日军。4日黎明前，天还没亮，我军炮兵率先对官家桥的日军阵地发起轰击，炮弹呼啸着落在敌阵中，爆炸声此起彼伏。炮火过后，李启能率第二排紧随一排、三排之后，向敌阵地发起冲锋。整个官家桥硝烟弥漫，枪炮声、喊杀声、爆炸声交织在一起，震耳欲聋。
　　冲锋过程中，一枚日军炮弹在李启能身边不远处爆炸，巨大的冲击波将他掀翻在地。他挣扎着爬起来，只觉得左耳嗡嗡作响，什么也听不见了，腹部传来一阵剧痛，鲜血已经浸透了军装，身上多处被弹片划伤，火辣辣地疼。卫生员赶来想要给他包扎，他一把推开：“别管我！继续冲！”说着，他端起步枪，再次冲进敌阵。
　　激战中，三排长王杭不幸中弹牺牲，子弹打穿了他的胸膛。李启能看到后，双眼通红，大喊：“为三排长报仇！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在他的激励下，战士们士气大振，奋勇杀敌。日军凭借工事负隅顽抗，战斗陷入胶着状态。就在这危急关头，营部的预备部队及时赶到，与他们合力夹击日军。日军腹背受敌，节节败退，向福临铺方向逃窜。到中午时分，官家桥被全团成功夺回，阵地前堆满了日军的尸体和武器装备。
　　
　　连续多日的激战让李启能疲惫不堪，伤口也因为没有及时处理而开始溃烂发炎，发起了高烧。1942年1月10日上午，当他率部追敌至长乐市时，终于支撑不住，眼前一黑昏倒在地。战士们立刻将他紧急送往后方医院，经过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他才脱离了生命危险。在医院治疗期间，他还念念不忘前线的战友，多次向医生请求出院，直到伤口基本愈合，才迫不及待地重返部队。
　　伤愈后，李启能在俞公桥进行整补。1943年，因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表现英勇，炸桥杀敌有功，他被提升为上尉，调入东南干训团。在干训团里，他负责训练新兵，将自己的战斗经验和战术技巧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新入伍的战士们。“李建国先生说，爷爷训练新兵时特别严格，但也特别爱护他们，经常自己掏钱给战士们买吃的，教他们怎么在战场上保护自己。”姚晓妤笑着说，“有个老兵后来回忆，爷爷常说‘能活着才能多杀鬼子，我不想看到你们一个个倒下’。”
　　九个月后，李启能返回部队，在江家祠堂里继续担任教官。抗战胜利后，他被分配到整编28师，担任勤务营教官，驻守厦门。1946年，他终于兑现了当年的承诺，回到武平老家，迎娶了等候他九年的姑娘。1949年，李启能毅然参加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来，他申请回乡务农，在武平老家过着平淡的生活，生育了三女二子。
　　
　　晚年的李启能四世同堂，儿女孝顺，孙辈绕膝，生活十分幸福。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给孩子们讲当年的抗战故事，手里还经常摩挲着那把陪他杀过鬼子的大刀。“爷爷说，这把刀是他的老伙计，见证了太多生死，也保住了太多战友的命。”姚晓妤拿出一张李启能晚年的照片，照片里的老人白发苍苍，却精神矍铄，手里握着一把锈迹斑斑的大刀，脸上带着慈祥的笑容。2016年1月，这位历经战火洗礼的抗战老兵安详离世，享年99岁。临终前，他还叮嘱儿女：“一定要记住历史，记住那些为国家牺牲的战友，珍惜现在的好日子。”
　　姚晓妤讲完这些往事时，窗外的雨已经停了，阳光透过云层洒了下来，照亮了阅览室里的每一份史料。我翻看着手中的口述实录和老照片，仿佛能看到李启能老兵在雪夜中挥刀劈敌的身影，能感受到他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决心，也能体会到他晚年的平和与安详。作为一名抗战志愿者，续写老兵们的小传，让这些珍贵的历史记忆得以传承，是我不变的初心。每一个细节，每一段情节，都是先烈们用热血书写的史诗，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