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九章 男扮女装，武工队员

　　(一)
　　
　　五月的太原，晨雾还未完全散去，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槐树花香，混杂着些许暮春的微凉。我和三位抗战志愿者驱车穿过宽阔的迎泽大街，最终停在山西太原抗战研究院门口。
　　这是一栋青砖黛瓦的老式建筑，墙面上爬满了绿藤，门口的铜牌上“抗战历史研究中心”几个字历经风雨，却依旧清晰有力。推开史料室的木门，“吱呀”一声脆响打破了室内的寂静，50多岁的傅国斌专家正埋首在一摞泛黄的档案中，指尖戴着白色的棉质手套，小心翼翼地翻动着每页纸。
　　傅专家抬头见我们进来，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眼角的皱纹里藏着笑意，指尖在档案封皮上轻轻摩挲：“你们是来采写杨吉安老兵的吧？我早接到通知了，关于他的抗战往事，我这儿有不少独家细节，都是当年同村亲历者和战友的口述整理，还有几份部队记录。”
　　我赶紧拿出随身携带的录音笔按下开关，又摊开硬壳笔记本，笔尖悬在纸上，急切地等着傅专家开口。他起身给我们倒了杯热茶，茶叶在热水中舒展，一股清香弥漫开来，他的声音带着历史研究者特有的厚重与沉静，缓缓拉开了那段尘封在战火中的记忆。
　　
　　杨吉安1920年12月13日出生在安徽寿县杨大营村，那是个常年被淮河洪水侵袭的村庄，家里穷得连一寸田地都没有，三间土坯房在风雨中摇摇欲坠。
　　他从小就跟着爹娘给地主扛活，寒冬腊月光着脚在结冰的地里锄草，脚后跟冻得裂出一道道血口子，只能用灶灰敷着止痛；盛夏正午顶着毒辣的日头收割，汗水顺着脊梁骨往下淌，滴在滚烫的田地里瞬间蒸发，吃的永远是掺着沙土和草籽的粗粮，偶尔能喝上一碗稀粥，就算是改善伙食。
　　1938年秋，村里来了个新四军的宣传员，站在打谷场上讲革命道理，说新四军是专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帮老百姓种地干活。
　　杨吉安听得热血沸腾，当晚就攥着娘连夜缝的粗布口袋，里面装着两件打补丁的单衣，拉上从小一起长大的同乡伙伴郑长路，趁着夜色往东方跑了整整五十多里。脚底板磨出了密密麻麻的血泡，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郑长路实在走不动了，他就背着对方走，实在累得不行，就靠在路边的大树上歇一会儿，天亮时终于在定远县的一座山神庙里找到了新四军江北游击总队。
　　他们被编入四支队，在定远和藕塘一带开展游击斗争，平日里除了训练作战，还帮老百姓挑水、种地、修房子。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被人尊重的滋味。
　　也是这一年冬天，在漫天飞雪的山神庙里，杨吉安举起右拳，对着那面用红布拼凑的党旗庄严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寒风中，党旗上的镰刀锤头格外醒目，成了他一辈子的信仰图腾。
　　
　　1939年春的那个深夜，傅专家说，这份记录是上世纪80年代末他亲自去干休所采访整理的，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当时的惨烈。
　　那天全连行军到定远县城北七里店村外，月光被厚重的乌云遮得严严实实，四周漆黑一片，只有远处村落的狗吠偶尔划破寂静。突然，前方土公路上出现了二十多个鬼子的身影，他们扛着步枪，打着膏药旗，正沿路搜寻，手电筒的光束在黑暗中胡乱晃动。
　　连长是个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姓王，脸上刻着风霜，右手缺了两根手指，那是长征时被冻掉的。他果断下令：“两个排从西面绕进村，抢占制高点！我带一排正面迎击，速战速决，别惊动村里的百姓！”
　　杨吉安跟着连长冲上公路时，手心还攥着颗拉弦的手榴弹，冰凉的金属外壳让他瞬间冷静下来。
　　“轰！”第一颗手榴弹在鬼子队伍中间炸开，硝烟弥漫中，战士们的枪声此起彼伏，大半鬼子瞬间倒在地上，剩下的几个慌忙找掩体躲藏。
　　可枪声刚响，村子里突然冲出一百多个鬼子，黑压压一片，小钢炮和重机枪的火力瞬间把他们压制得抬不起头，子弹像雨点一样打在身边的土地上，溅起的泥土和石子打在身上生疼。村外那片一亩大小的水坑，成了他们唯一的掩体，冰冷的泥水浸透了军装，冻得人瑟瑟发抖，他们趴在里面，一颗颗手榴弹朝着鬼子扔去，爆炸声震得耳朵嗡嗡作响，连彼此说话都听不清。
　　十几分钟后，一颗炮弹的弹片击中了王连长的头部，这位总是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士的老红军，连哼都没哼一声就倒在了水坑里，鲜血染红了身边的泥水，那双总是布满血丝却异常坚定的眼睛，永远地闭上了。
　　杨吉安红着眼眶想去扶，却被身边的郑长路死死按住：“别露头！连长不在了，我们得活下去报仇！”他咬着牙，把眼泪咽回肚子里，抓起连长的步枪，继续朝着鬼子射击。
　　又过了几分钟，排里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最后只剩下他和郑长路两人，手榴弹也扔光了。
　　突然，郑长路左肩和胸部接连中了两枪，身体一沉，倒在了杨吉安的肩膀上，温热的血顺着他的脖颈往下流，浸透了衣领。郑长路喘着粗气，气若游丝地说：“吉安……替我……多杀几个鬼子……照顾好我娘……”话没说完，头就歪了过去。
　　鬼子嚎叫着冲了上来，杨吉安抄起步枪，瞄准最前面的鬼子扣动扳机，那鬼子应声倒地。他瞥见水坑边有条不到一米深的水沟，上面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是个天然的藏身之处。
　　来不及多想，他连滚带爬地钻进去，顺着沟沿往前爬，鬼子的子弹“啪啪”地从他头顶和背部掠过，打在泥土里溅起一串串泥点，有几颗甚至擦着他的头皮飞过，留下一道火辣辣的伤痕。
　　就在他以为要葬身于此的时候，西面村子里传来了密集的枪声，是另外两个排发起了进攻，攻势凶猛，鬼子腹背受敌，死伤三四十人，仓皇溃退。这场遭遇战，整个排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那天晚上，他坐在水沟里，抱着郑长路冰冷的尸体，哭了整整一夜，眼泪混着泥水，在脸上划出一道道痕迹。
　　战后，他被编入新四军二师四旅侦察连，带着连长和郑长路等战友们的遗愿，继续在战场上拼杀，每次作战都冲在最前面，仿佛只有这样，才能缓解心中的悲痛。
　　
　　1941年4月16日的扬州谢家集之战，傅专家翻出一份当时的战报复印件给我们看，纸张已经泛黄发脆，上面的字迹有些模糊，但依旧能辨认出关键信息。
　　那天晚上，杨吉安随侦察连和另外两个兄弟连，埋伏在扬州城外的土公路两侧，夜色如墨，战士们屏住呼吸，趴在冰冷的草丛里，连咳嗽都不敢大声。深夜时分，日伪军一百余人沿着公路走来，火把的光芒在黑暗中摇曳，脚步声、谈笑声清晰可闻，他们显然没料到，新四军早已在此设下埋伏。
　　“打！”随着指挥员的一声令下，三个连队呈三角形把敌人包围，枪声、手榴弹爆炸声瞬间打破了夜的宁静。鬼子负隅顽抗，依托路边的土坡和树木顽强抵抗，战斗异常激烈。打到最后，鬼子只剩下一个，还举着刺刀哇哇叫着往上扑，一副穷凶极恶的样子，被杨吉安和战友们乱枪打死。
　　胜仗后的喜悦没能持续太久，部队撤到金牛山沟里休整，刚把水烧开，准备煮点干粮充饥，大批鬼子就悄悄包围了过来，显然是来报复的。
　　可鬼子不知道，这山沟里藏着新四军的三个团，他们以为只是小股游击队。战斗从清晨打到下午，敌我双方的子弹都快打光了，战士们索性抄起大刀，冒着炮火冲了上去，展开了惨烈的白刃战。
　　杨吉安握着一把缴获的大刀，刀刃映着夕阳的光，闪着凛冽的寒光。他朝着一个鬼子军官砍去，那军官举枪格挡，“当”的一声脆响，刀刃劈在枪身上，火花四溅。杨吉安顺势一脚踹在鬼子肚子上，将其踹倒在地，手起刀落，结果了对方的性命，还缴获了一把带着樱花纹的战刀，刀把上刻着鬼子军官的名字。后来，这把刀被他一直带在身边，成了纪念战友的信物。
　　
　　1942年麦黄时节，苏北的麦子长得金黄饱满，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微风一吹，掀起层层麦浪，空气中弥漫着麦子的清香。可竹城集的老百姓却愁眉不展，脸上满是焦虑。
　　这里有鬼子的据点，盘踞着一个小队的鬼子和一个中队的伪军，平日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眼看麦子就要收割，百姓想赶紧收回家，储存起来当口粮，可鬼子却早就放出话来，要把这里的麦子全部抢走当军粮。我们新四军下定决心，一定要帮老百姓把麦子收到仓里，不能让乡亲们的活命口粮落入敌人手中。
　　杨吉安这些战斗经验丰富的老战士，被派到村子里，负责收割距鬼子碉堡三里远的那片麦地——那是全村最肥沃、产量最高的一片地，足足有几十亩，也是最危险的地方，鬼子的碉堡就在不远处，一举一动都能被看得清清楚楚。
　　一开始，战士们穿着军装下地收割，可刚走到麦田边，鬼子碉堡里的机枪、小钢炮就响了起来，炮弹落在麦田里，炸起一个个土坑，成熟的麦子被掀翻在地，断茎残叶散落一地。
　　鬼子打一阵炮，就会从碉堡里冲出来，朝着麦田扑来，战士们只能边打边退，好好的收麦场，硬生生变成了战场。有一次，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乡舍不得即将收割的麦子，趁着战士们掩护，偷偷钻进麦田，想多割几捆带回家，结果被鬼子的流弹打伤了腿，鲜血染红了麦秆，割下来的几捆麦子也被鬼子抢走了。看着老乡痛苦的神情和被抢走的麦子，杨吉安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
　　连续几天下来，麦子没收多少，战士们却时时面临危险，还连累了老乡。部队紧急开会商量对策，最后决定兵分两路：选出七十多个人，三十人装扮成老百姓，穿上便衣混入收割的人群，负责暗中保护老乡收割麦子，并携带武器随时准备战斗；其他人依旧穿着军装，负责吸引鬼子的注意力，一旦鬼子出动，就假装败退，将其引到预设的埋伏圈。可第二天一早，战士们准备出发时，老百姓却拦在村口，死活不让他们去：“同志们，太危险了！我们宁可不吃麦子，也不能让你们出事！你们是为了保护我们才来的，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心里不安啊！”
　　
　　我能想象出当时杨吉安的心情，傅专家说，根据村里老人的回忆，杨吉安当时眼圈都红了，他拉着老乡的手，语气坚定地说：“大爷大妈，我们是新四军，是老百姓的队伍，保护你们是我们的责任，就算拼了命，也要把麦子给你们收回来！”
　　他个子不高，只有一米六左右，皮肤白净，平日里就有些娃娃脸，不穿军装的时候，看着就像个稚气未脱的少年。他看着老乡们焦急的眼神，咬了咬牙，找到村里的王大娘，要了一件蓝底碎花的褂子，一条挽着腰的黑裤子，还让大娘帮他在头上缠了一条花头巾，往脸上抹了点锅底灰，又故意把声音捏得尖细，学着女人的样子走路，活脱脱一个农家姑娘。
　　连队特意抽调了一批驳壳枪和轻机枪，都是从鬼子手里缴获的，性能较好，杨吉安选了一挺轻机枪，小心翼翼地藏在一辆独轮推车里，上面铺了一层干草，又盖了几块破旧的麻袋片，天刚蒙蒙亮，他就推着小车走进了麦地，和其他扮成老百姓的战士一起，抓紧时间收割麦子。
　　割下的麦子一捆捆堆在小车上，很快就把轻机枪盖住了，他还在麦堆上做了个不起眼的记号——插了一根折断的麦秆，方便随时取用。太阳刚升到半空，麦田里已经堆起了不少麦捆，老乡们也被战士们的决心打动，纷纷拿起镰刀，加入收割的队伍，麦田里一片忙碌的景象。
　　
　　突然，村口传来一阵吆喝声，是村里的汉奸李四狗，他贼眉鼠眼地盯着麦田，转身就往鬼子据点跑。杨吉安心里一紧，知道考验来了，他不动声色地推着小车，慢慢挪到麦田中间的土坡后面，做好了战斗准备。
　　没过多久，一百多个日伪军扛着枪，“呼啦”一下包围了麦田，为首的鬼子小队长挥舞着军刀，嘴里喊着“抓新四军”，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早已埋伏好的四十多个穿军装的战士立刻开火，子弹朝着鬼子射去，随后边打边往麦田外退，故意露出破绽，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杨吉安和其他扮成老百姓的战士赶紧趴在麦地里，双手抱头，装作吓得发抖的样子，有的甚至还哭喊着“饶命”，演得惟妙惟肖。
　　鬼子以为他们只是普通村民，没太在意，径直朝着穿军装的战士追去，脚步声越来越远。
　　等鬼子大部分都跑过麦田，杨吉安猛地从麦堆里抽出轻机枪，扯掉上面的干草和麻袋片，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哒哒哒”的枪声在麦田里响起，子弹像雨点一样朝着鬼子的后背扫去。
　　七八个鬼子瞬间倒在地上，像被割倒的麦子一样，尸体顺着麦坡滚了下去。其他便衣战士也立刻掏出武器，手榴弹接二连三地扔向鬼子，爆炸声此起彼伏。刚才撤退的战士也杀了个回马枪，两头夹击之下，鬼子顿时乱作一团，哭爹喊娘，四处逃窜。
　　有几个鬼子回头看到扫射的是个“花姑娘”，都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会是这样，眼神里满是惊恐和疑惑，就是这一愣神的功夫，又成了枪下亡魂。
　　杨吉安抱着轻机枪，不停地扫射，手臂被后坐力震得发麻，可他丝毫没有停下，脑海里浮现出连长和郑长路牺牲的画面，浮现出老乡被打伤的场景，怒火在胸中燃烧。战斗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最终以我方胜利告终，一百多日伪军被打死大半，还活捉了几十个伪军和两个鬼子，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
　　那个投降的鬼子小队长，看着杨吉安卸下头巾，露出男儿本色，吓得目瞪口呆，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花姑娘的，大大的厉害”。
　　傅专家笑着说：“后来这件事在部队里传成了佳话，战友们都开玩笑叫杨吉安‘杨姑娘’，他每次都笑着摆手，说只要能杀鬼子，叫啥都无所谓。”也是因为这场战斗的英勇表现，杨吉安被破格升任排长，带着更多战士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他作战勇猛，指挥有方，深得战士们的爱戴。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安徽与江苏交界处津浦路两侧的驻地时，杨吉安正和战友们在阵地坚守，准备应对鬼子的新一轮进攻。
　　起初大家还不敢相信，直到广播里反复播报，战士们才欢呼起来，不少人抱着武器哭了，泪水里既有喜悦，也有对牺牲战友的思念。可龟缩在据点里的鬼子还不死心，负隅顽抗了一个星期，直到被彻底打服，才乖乖缴械投降。
　　杨吉安看着那些放下武器的鬼子，想起了牺牲的连长和郑长路，想起了无数牺牲的战友，泪水再次模糊了双眼，他对着天空大喊：“连长，长路，鬼子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解放战争时期，杨吉安在苏北黄庄战斗中荣立大功，三次负伤，身上留下了大大小小的伤疤，每一道都记录着他的功勋。最严重的一次，他被子弹打穿了小腿，躺在担架上还指挥战士们作战。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调到装甲兵部队，继续为国防事业奉献力量，从普通战士一步步成长为营级干部，1979年在山西省军区干休所离休。
　　即便离休了，他也没闲着，常常给孩子们讲抗战故事，关心国家大事，每次看到新闻里有关国防建设的消息，都会格外激动。2004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八路军》在太原开拍，他作为革命老人代表应邀出席新闻发布会，面对镜头，他反复说：“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忘记那些为了国家和民族牺牲的战友们，要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
　　傅专家讲完，从档案柜里拿出一张老照片，照片已经有些褪色，边缘也有些磨损。照片上的杨吉安穿着军装，身姿挺拔，眼神坚定，胸前挂着几枚勋章，虽然脸上带着风霜，却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我看着照片，仿佛看到了那个在麦田里男扮女装、奋勇杀敌的年轻战士，看到了他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身影，看到了他面对战友牺牲时的悲痛，看到了他迎来胜利时的喜悦。
　　
　　(二)
　　
　　甘肃定西春寒料峭，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笼罩着城市边缘的居民小区，楼宇间的树枝光秃秃的，只偶尔有几只麻雀落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着，给这片寂静添了几分生气。
　　2025年3月，我和河北抗战研究员顾洪武一同踏上了这片承载着老兵单景祥晚年岁月的土地。
　　顾老师今年五十岁，头发已有些斑白，额头上刻着几道深深的皱纹，那是常年埋首史料、奔波采访留下的痕迹。他鼻梁上架着一副边框磨损的旧眼镜，镜片后的眼睛却总是炯炯有神，随身的深蓝色帆布背包里，塞满了泛黄的史料、装订整齐的采访笔记。
　　只要一谈起抗战历史，他就像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眼神里满是难以掩饰的热忱。“周捷啊，单景祥老人是晋察冀武工队的传奇人物，他的故事比史料记载的还要精彩，这次能采访到他的后人，一定要把细节挖深、挖透。”出发前，顾老师反复叮嘱我，语气里满是期待。
　　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定西市一处居民小区。敲开单家的门，迎接我们的是单景祥老人的小儿子单建军，他今年六十多岁，身形高瘦，脊背却挺得笔直，眉眼间依稀能看出单老年轻时的轮廓。“你们是来了解我父亲往事的吧？快请进。”单建军热情地招呼我们，他的声音略带沙哑，却透着一股朴实与真诚。
　　
　　走进客厅，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墙上挂着的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照片里的单景祥正值青年，穿着洗得发白的八路军军装，腰间别着一把驳壳枪，身姿挺拔如松，眼神锐利如鹰，仿佛能穿透镜头，直射人心。
　　即便隔着近百年的岁月，也能清晰感受到那份属于武工队员的果敢、坚毅与凛然正气。
　　客厅的茶几上，摆放着一个老旧的樟木盒，木纹间刻满了时光的痕迹。单建军给我们泡上热气腾腾的茯茶，茶叶在水中舒展，一股醇厚的香气弥漫开来，他小心翼翼地打开樟木盒，里面整齐摆放着单老的两枚纪念章、几封褪色的家书和一本封面磨损严重的牛皮纸日记本。“这是我父亲最珍贵的东西，他在世时，每天都会拿出来翻看。”单建军的手指轻轻拂过日记本的封面，眼神里满是怀念，随后，他缓缓翻开本子，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光线，开始讲述父亲那段浴血奋战的往事。
　　
　　父亲单景祥1919年8月出生在河北平山县单杨村，那是个被太行山余脉环绕的小村庄，村子依山傍水，村民们世代以种地为生，日子过得清贫却安稳。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战火很快蔓延到晋察冀地区，日军的铁蹄踏碎了村庄的宁静，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就在村民们陷入绝望之时，八路军进军晋察冀，革命的火种悄然传到了单杨村。父亲亲眼看到八路军战士帮村民挑水、种地、修建房屋，还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大家不受土匪和日寇的欺凌，他深知这是一支真正为老百姓谋福祉的队伍，心中渐渐燃起了革命的火苗。
　　1938年3月3日，在村里老党员王大爷的介绍下，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面对鲜红的党旗，他举起右拳，庄严宣誓，那一刻，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鬼子赶出中国，让乡亲们重新过上安稳日子。随后，他主动加入了武工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武工队员，同时，因为为人正直、做事干练，他还被村民们推选为单杨村村长，一人身兼两职，一边组织村民开展生产自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一边带领武工队员秘密开展抗日斗争，搜集敌人情报、破坏敌人交通线。
　　为了反击日军的疯狂“扫荡”，在八路军主力部队的指导下，地雷战在单杨村及周边村庄轰轰烈烈地展开。父亲和队员们跟着八路军战士学习埋雷、排雷技术，从最简单的踏板雷、绊发雷，到后来的子母雷、硫酸雷，他们都学得一丝不苟。那段时间，父亲几乎每天都泡在山里，研究地形，寻找埋雷的最佳位置，把村子周围的山路、村道、村口桥梁都变成了抗敌的战场。
　　
　　1940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天气有些阴沉，刮着不大不小的春风，十来个日伪军和两个日本兵组成的小扫荡团伙闯进了单杨村。他们端着枪，挨家挨户地搜查粮食和武器，嘴里还不停地叫嚣着，稍有不顺就对村民拳打脚踢。父亲当时正埋伏在村口的柴禾垛后，负责看守一颗他亲手埋的踏板雷，那雷藏在村道中央的石板下面，踏板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泥土和干草，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眼看一个胖乎乎的伪军摇摇晃晃地朝着地雷的方向走去，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曲子，再走两步就要踩上踏板，父亲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手心紧紧攥成了拳头。
　　突然，一个留着八字胡的日本兵似乎察觉到了异样，目光警惕地扫向四周，最终落在了柴禾垛上，他大喊一声“八路的有”，立刻嚎叫着绕过村道，举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就冲了过来。父亲临危不乱，迅速从腰间拔出心爱的驳壳枪，那是他从一个被击毙的伪军军官手里缴获的，枪身磨得锃亮。他手腕向后一甩，瞄准冲过来的日本兵，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砰！”一声清脆的枪响划破了村庄的宁静，子弹精准地射向日本兵的额头。
　　父亲不敢停留，转身就往村后的山林里跑，跑出十几步后，才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只见那个日本兵已经重重地趴在地上，一动不动，鲜血从额头中央的弹孔里汩汩流出，染红了身下的泥土。父亲快步跑过去，捡起日本兵掉落的三八大盖步枪，还没来得及卸下子弹夹，身后就传来了急促的枪声，是另一个日本兵追了上来。他来不及多想，撒腿就跑，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过，打在身边的树干上，溅起一片片木屑。凭借着对村子地形的熟悉，他专挑那些狭窄陡峭的山路跑，最终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安全回到了武工队隐藏在山洞里的秘密据点。
　　
　　1941年夏的一天，正午的太阳像个巨大的火球，炙烤着晋冀边的大地，空气热得让人喘不过气，连路边的野草都蔫头耷脑的，地里的庄稼也被晒得卷起了叶子。父亲和几名武工队员趁着天刚亮，就到村外的土路上埋雷，他们一共埋了近20颗拉火雷，这些雷是从根据地兵工厂领来的，威力十足，采用连环引爆设计，只要一拉连接的铁丝，其中一根引线断裂，埋下的雷就会接二连三地爆炸，形成一片火海。
　　就在他们刚把雷埋好，躲到路边的玉米地里准备隐蔽时，远处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和凶狠的呵斥声。父亲悄悄拨开玉米叶，探头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近两百多名外村村民被粗麻绳捆绑在一起，四五人一行，踉踉跄跄地走在村道上，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恐惧和疲惫，有的人衣衫褴褛，身上还带着伤痕，显然是遭受了敌人的毒打。他们身后紧跟着凶神恶煞的伪军，手里拿着枪托和鞭子，时不时地抽打落在后面的村民，嘴里骂骂咧咧。最后面才是装备精良的日本兵，他们端着步枪，背着歪把子轻机枪，警惕地扫视着四周，眼神里满是凶狠。
　　父亲心里清楚，这是敌人第三次用老百姓当挡箭牌了。前两次，因为猝不及防，村里埋的踏板雷误伤了好几个无辜的村民，看着那些惨死的乡亲，他和队员们心里又痛又恨，却又无可奈何。这一次，他们早有准备，特意把踏板雷换成了拉火雷，就是为了能精准控制爆炸时机，只炸鬼子，不伤害老百姓。父亲迅速钻进路边一个巨大的柴禾垛里，柴禾垛是村民们用来储存过冬柴火的，里面空间狭小，闷热不堪，他却毫不在意，双手紧紧拽住连接地雷的铁丝，铁丝的棱角硌得手心生疼，他却丝毫不敢放松，心脏“咚咚”地跳个不停，手心很快就渗出了冷汗。“千万不能出差错，一定要等老百姓都安全通过！”他在心里反复默念着，眼睛紧紧盯着越来越近的队伍。
　　队伍慢慢靠近了埋雷区，父亲屏住呼吸，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当最后一排老百姓走出雷区，伪军队伍也渐渐通过，最前面的几个日本兵刚踏入雷区范围，脚步还没站稳时，父亲猛地用力一拉铁丝！“轰！轰！轰！”一连串巨响从路的这头传到那头，爆炸声震耳欲聋，火光冲天而起，巨大的气浪把泥土和碎石掀得老高，像一堵厚厚的黑色墙，挡住了所有人的视线。烟尘中，传来一片片鬼哭狼嚎般的惨叫，还有枪支掉落、身体倒地的声音，惨不忍睹。
　　被绑在一起的老百姓吓得魂飞魄散，纷纷挣脱绳索，拼命地往前跑。早已在前方山谷里埋伏好的武工队员立刻冲了出来，一边用枪声掩护他们撤退，一边用剪刀快速剪断他们身上的绳子，把他们往安全的地方转移。没被炸死的日本兵吓得乱作一团，趴在地上，朝着四面的房屋和山坡胡乱开枪，子弹打在墙上，留下一个个密密麻麻的弹孔，却不敢贸然前进半步。
　　鬼子眼看抓不到武工队员，也抢不到粮食——早在他们来之前，父亲就组织村民们把粮食和贵重物品藏到了山里的秘密地窖里，家具、农具也搬到了隐蔽的山洞里——便气急败坏地开始报复。他们把村民家里炕上的席子、被褥卷起来，立在炕上从下面点着，火苗很快就窜了起来，舔舐着茅草屋顶，不一会儿，整个村子就燃起了熊熊大火。父亲躲在远处的山林里，看着浓烟滚滚的村庄，心如刀绞，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这场大火烧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清晨才渐渐熄灭。战后清点，村里140多户人家的房屋，最后只剩下了20间，断壁残垣，一片狼藉，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气味，令人窒息。
　　
　　经此一役，在平山县境内，日本人不仅怕了青纱帐，更怕了单杨村的拉火雷，他们吃了大亏，却找不到武工队员的踪迹，便迷信地认为地雷里有鬼附在上面，是“鬼雷”在作祟。为了破除这个“鬼”，他们专门从县城调来了工兵部队，来单杨村“捉鬼”。那些工兵穿着特制的服装，拿着长长的探雷器，在村里的土路上、田埂间来回搜寻，只要探雷器的指针有异动，他们就在那个地方插上一面白色的小旗，密密麻麻的小旗从村头一直延伸到村口，像一道道白色的伤疤，看得人触目惊心。
　　父亲和队员们躲在暗处，透过树叶的缝隙观察着敌人的一举一动，知道传统的拉火雷已经难以奏效，必须想新的办法应对。他立刻派队员小张趁着夜色，偷偷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把情况报告给了根据地兵工厂，请求支援。兵工厂的师傅们接到消息后，连夜研制新的地雷，没过多久，就给他们送来了一批新研制的硫酸雷，并专门派了技术员来传授使用方法。
　　这种硫酸雷极为特殊，也异常危险，因为硫酸一旦接触到炸药就会立刻爆炸。兵工厂的师傅们想出了一个绝招：把地雷的盖子打开，在口子上放上一片薄薄的蜡纸，再小心翼翼地倒上几滴硫酸，然后把盖子盖好密封。这样一来，只要地雷不受剧烈震动，蜡纸就能挡住硫酸，不会引发爆炸；可一旦敌人把地雷挖出来，搬运过程中稍有颠簸，硫酸就会从蜡纸旁边流进雷体内部，引发炸药爆炸。父亲和队员们学习使用硫酸雷时，格外小心，每一个步骤都反复练习，生怕出一点差错。
　　有一次，鬼子工兵果然把挖出来的几颗硫酸雷装上了汽车，准备运回县城研究。车子刚开出单杨村地界，行驶到一段崎岖的山路时，就听到“轰！”的一声巨响，汽车瞬间被炸毁，火光和浓烟冲天而起，车上的四五个鬼子工兵当场死伤，其余的人吓得面如土色，再也不敢轻易动单杨村的地雷了。父亲和队员们躲在远处的山坡上，看到这一幕，都忍不住拍手叫好。
　　
　　敌人的报复越来越疯狂，他们找不到武工队员，就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到了无辜的村民身上。村里有些家庭，因为有人参加了武工队，或者给武工队提供过帮助，就被鬼子残忍杀害，整家整家地灭口，老人、妇女、孩子都没能幸免。父亲后来在日记里悲痛地记录，那一年时间里，单杨村就有130人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下，村里的哭声几乎就没有停过。每次看到乡亲们的尸体，父亲都咬紧牙关，把仇恨深深埋在心底，更加坚定了要把鬼子赶出中国的决心。
　　1942年9月的一个深夜，月色朦胧，天空中飘着淡淡的云彩，把大地笼罩在一片昏暗之中。父亲揣着手枪，怀里藏着一把锋利的菜刀，那是他从家里带来的，刀刃磨得雪亮；队员单武生提着一把手枪和一把铡刀，那铡刀是从村里的打谷场上找来的，沉重而锋利；另外7名身手敏捷的青年队员也各自带着武器，有的拿着大刀，有的背着手榴弹，一行人借着夜色的掩护，悄悄接近了单杨村边的鬼子碉堡。
　　这个碉堡是鬼子为了控制周边村庄，特意修建的临时据点，里面驻扎着十几个鬼子，他们平日里经常下山祸害周边村庄，抢粮食、抓壮丁，百姓们苦不堪言。父亲和队员们早就想拔掉这个钉子，经过几天的观察，他们摸清了碉堡里鬼子的作息规律，决定趁深夜鬼子熟睡时发动袭击。
　　猫在最前面的队员小李，身材瘦小，动作灵活，他踮着脚尖，像一只敏捷的猫，小心翼翼地靠近站岗的日本兵。那个鬼子正打着哈欠，揉着眼睛，显然是困得不行，毫无防备。突然，小李一个鱼跃，从背后将他扑倒在地，鬼子刚想叫喊，就被小李死死卡住了脖子，几道寒光闪过，父亲和单武生立刻冲上去，菜刀和铡刀同时落下，瞬间就结果了这个鬼子的性命，没有发出一点声响。
　　鬼子们都住在碉堡的二三楼，一楼到二楼的通道上，设了一块厚厚的木板，这块木板只能从上面开启，是他们防备偷袭的重要手段。父亲让两个身材瘦小的队员踩着带来的桌椅，从碉堡侧面的枪眼溜了进去，他们像壁虎一样，紧紧贴着墙壁，慢慢爬到二楼，找准时机，打开了那块木板。随后，4名队员迅速冲上三楼，父亲带着另外5人留在二楼，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月光，朝着睡梦中的日本兵摸去。
　　他们手中的刀一次次落下，精准地砍在鬼子的脖子上，鲜血喷溅而出，染红了地面和墙壁。几个惊醒的鬼子刚想大声叫喊，伸手去摸脚边的枪，就被队员们一刀砍中手臂，惨叫着倒在地上，随后就被补上一刀，彻底没了气息。剩下的几个鬼子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地想要逃跑，父亲和队员们趁机跑出碉堡，朝着里面甩了几颗手榴弹，“轰轰”几声巨响，碉堡里的火光更旺了，里面的鬼子也被手榴弹炸得死伤惨重。
　　附近鬼子岗楼的机枪响了一夜，子弹像雨点一样射向这边，却始终不敢派人出来支援——他们知道，碉堡不远处肯定埋满了地雷，单杨村的地雷让他们防不胜防，早已成了他们的噩梦。那一晚，父亲和9名武工队队员无一人牺牲，在夜色的掩护下，各自安全返回了家中。第二天一早，日军从县城派来了几辆大卡车，拉着碉堡里鬼子的尸体，狼狈地离开了，这个作恶多端的据点也被彻底撤销了。消息传来，周边村庄的百姓们都欢呼雀跃，纷纷来到单杨村，向父亲和武工队员们表示感谢。
　　
　　1943年，因为叛徒告密，父亲的武工队员身份暴露，鬼子悬赏重金捉拿他，全家也面临着被鬼子抓捕的危险。组织上得到消息后，紧急安排他们全家转移，父亲被护送到了晋察冀根据地总部。那时他虽然只有24岁，却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身体变得十分虚弱，脖子细细的，脸瘦瘦的，一米八五的大个头，体重却只有一百来斤，看起来弱不禁风，只有那双眼睛，依旧明亮而坚定。
　　到了根据地后，组织考虑到父亲的身体状况，安排他担任区合作社杂货股股长，负责从敌人的封锁区购买粮食、布匹、药品、盐巴等日常生活物资，为根据地的军民保障后勤。那段日子，他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凭借着机智和勇敢，与地下交通员密切配合，躲过敌人的搜查，把一批又一批急需物资运回根据地，解决了军民的燃眉之急。他常说，虽然不能再上战场杀敌，但能为根据地做些实事，也是为抗战做贡献。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父亲正在外地采购物资，听到广播里播报的消息，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场就跪倒在地，朝着家乡的方向磕了三个头，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胜利了，我们胜利了，乡亲们，战友们，你们看到了吗？”抗战胜利后，父亲毅然参加了华北野战军，投身到解放全中国的战斗中，先后参加了平津战役、太原战役等多个战役，在战场上英勇作战，多次立功受奖。
　　
　　1954年，父亲从部队转业，响应国家号召，主动要求到条件艰苦的西北工作，被分配到甘肃定西电力局工作，从此在这片土地上扎根。他先后参与了定西多个电力工程的建设，白天在工地上指挥施工，晚上就住在简陋的工棚里，从不叫苦叫累。1979年底，父亲从电力局离休，过上了平静的生活。离休后，他依然保持着军人的作风，每天早睡早起，坚持锻炼身体，还经常给社区里的孩子们讲抗战故事，教育他们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2005年和2015年，父亲先后荣获了抗战胜利60周年和70周年纪念章。每当抚摸着这两枚沉甸甸的勋章，他都会激动得热泪盈眶，反复叮嘱我们：“不能忘，绝对不能忘，不能忘了那些牺牲的战友，不能忘了过去的苦日子，更不能忘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单建军讲完，眼圈已经泛红，他从樟木盒里取出那两枚纪念章，轻轻放在我们面前。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勋章上，金色的光芒耀眼夺目，上面的国徽和文字清晰可见，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我小心翼翼地翻开单老的日记本，里面的字迹有些潦草，却透着一股坚定的力量，字里行间满是对国家的热爱、对敌人的仇恨，还有对战友和乡亲们的思念。其中一页，用红笔写着这样一句话：“只要还有一口气，就绝不向鬼子低头！”短短十几个字，却重如千钧，让我深受震撼。
　　离开单家时，夕阳已经西下，余晖将定西的天空染成了温暖的橙红色，远处的祁连山余脉在夕阳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