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八章 振中反刺，自坤冲锋

　　(一)
　　
　　春风漫过平顶山的山脊，带着些微料峭寒意。我跟着河南抗战研究员吕安邦先生，踩着青石板路走进老城区的一条胡同，寻访95岁高龄的抗战老兵杨振中。推开门扉时，老人正坐在藤椅上晒太阳，手里拿着一枚边缘磨得发亮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见我们进来，立即站起来迎接，我们连忙扶他老人家就坐。
　　“孩子们坐吧，想听啥，我都给你们唠唠。”杨老的声音带着岁月的沙哑，却透着一股掷地有声的硬朗。杨老的晚辈们递上热茶，我翻开笔记本，开门见山说：“杨老，我们想听听您有一场上刺刀的战斗，还有那些抗战往事。”老人呷了口茶，目光望向窗外，仿佛穿透了数十年的光阴，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我叫杨振中，1929年生在河南杞县马窑村，打小跟着父亲习武，耍枪弄棒样样来得，村里的小伙伴都服我。俺爹是个郎中，平日里背着药箱走村串户，可我后来才知道，他那些行医的幌子下，藏着更重要的事——在中共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里秘密活动，给乡亲们传递抗日的道理。那时候鬼子常来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气不过，就领着村里的伙伴们在大路上挖绊马洞。这洞有讲究，得挖50厘米深、20厘米宽，在一小段路上密密麻麻挖几十个，再用干草和浮土盖好伪装，看着跟平常路面没啥两样。鬼子的骑兵一过来，马蹄子踩进去就拔不出来，常常连人带马摔得人仰马翻，马腿断了的也不少，好几次都把鬼子气得嗷嗷叫，我们躲在路边的庄稼地里，憋着笑不敢出声。
　　1941年的那个夜晚，是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痛。鬼子又一次进村扫荡，爹为了掩护乡亲们转移，被鬼子残忍杀害了。看着爹冰冷的遗体，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眼泪混着怒火在眼眶里打转。那天晚上，我找到村里另外三个和我一样想报仇的年轻人，趁着夜色，一起投奔了新四军。那时候我才12岁，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跟着部队，把鬼子赶出中国，为爹报仇，为乡亲们报仇！
　　
　　1943年，因为我从小习武有格斗经验，被选进了新四军太行山支队120团，成了一名侦察员。侦察员得有好枪法，我就天天练，别人休息的时候，我抱着枪在靶场练瞄准，夜里就借着月光练手感。久而久之，我的枪法越来越准，练就了一手绝活——一溜摆上10块砖头，夜里用手电随机照向任何一块，我抬手就能一枪把它打碎，连身边的战友都忍不住为我叫好。那时候的枪是宝贝，每一颗子弹都得省着用，我练枪用的子弹，都是自己捡的弹壳重新装的火药，哪怕练到胳膊酸痛，也从来没喊过累。
　　1944年秋天，我跟着另外两个侦察员去杞县城北的淹古集侦察敌情。任务完成得很顺利，可在返回途中，路过集镇时，却遇上了一个汉奸。那汉奸贼眉鼠眼的，一看就不是好东西，他盯着我们三个打量，很快就起了疑心，尤其是看到我年纪最小，觉得好欺负，趁我不注意，一把从后面抱住了我的腰。我心里一紧，随即反应过来，猛地脑袋往后一磕，“咚”的一声重重顶在他的下颚上。那汉奸疼得“哎哟”一声，手一松，我趁机挣脱出来，迅速掏出身旁的勃朗宁手枪，对准他“砰”的就是一枪，汉奸应声倒地。枪声一响，集市上瞬间乱作一团，乡亲们四处躲避，我们三个借着混乱，一路狂奔，跑了8里路才摆脱了可能赶来的敌人，回到了部队驻地。现在想起那一幕，手心还会冒出汗，那是我第一次在近距离杀人，可杀的是汉奸，我一点都不后悔。
　　
　　时间转眼到了1945年6月，天气已经有些炎热，部队接到命令，由30团围打恶阳岗的炮楼，我们120团则连夜出发，去炮楼附近的要道打埋伏，阻击从杞县县城赶来增援的敌人。那天晚上，我们借着夜色的掩护，悄悄进入伏击阵地，趴在冰冷的沟壕里，蚊虫叮咬得厉害，可谁也没敢动一下，每个人都紧握着手里的枪，眼睛死死盯着前方的路口，等待着敌人的出现。
　　第二天早晨，远处传来了枪声，30团对恶阳岗炮楼的攻击开始了。没过多久，就看见远处尘土飞扬，驻守杞县县城的敌人果然赶来增援了。9点钟左右，敌人慢慢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前面是30多个伪军，一个个畏畏缩缩的，后面跟着大队的日伪军，端着枪耀武扬威地往前走。我趴在沟壕里，紧紧握着那支侦察员专用的勃朗宁手枪，心里既紧张又兴奋，手指扣在扳机上，等待着攻击的命令。
　　当敌人走进伏击圈一段距离后，连长一声令下：“打！”顿时，枪声四起，120团的战士们纷纷开火，前面的伪军没见过这阵仗，吓得魂飞魄散，掉头就往回跑。鬼子倒是狡猾，迅速卧倒在地，架起“歪把子”机枪，“哒哒哒”地朝我们的阵地扫射过来，子弹呼啸着飞过头顶，打在身边的土坡上，溅起一阵阵尘土。
　　我当时离敌人大概有50米远，可手里的勃朗宁手枪射程不够，我瞄准一个鬼子开了一枪，子弹打在了旁边的石头上，没能击中。我心里暗骂一声，赶紧收起枪，节约子弹等待着敌人再靠近一些。就在这时，我突然看到不远处的副连长身子一僵，一下子不动了，我心里“咯噔”一下，顾不上多想，起身就想冲过去救他。可刚站起来，一颗子弹就从我右膝下穿过，钻心的麻木感瞬间传来，我踉跄着倒在地上。我咬着牙，赶紧从随身带的药包里掏出绷带，胡乱地把伤口缠起来，那时候光顾着着急，倒没觉得有多疼，只觉得腿麻得不听使唤。
　　我抬头环顾四周，心里一下子沉了下去，我们一个班的战士，竟然全都牺牲了，刚才还一起说话的战友，现在都静静地躺在地上，再也不会动了。我强忍着悲痛，从身边一具战友的步枪上取下刺刀，然后把自己的帽子挑在步枪顶端，慢慢举起来试探。刚一举起来，“砰”的一声，帽子就被打穿了一个洞，子弹擦着我的耳边飞过。我赶紧低下头，借着沟壕的掩护，迅速爬到副连长跟前，伸手一探，他已经没有了呼吸。
　　我含着泪，拿过副连长的枪，瞄准冲过来的鬼子，连续扣动扳机，两个鬼子应声倒地。就在这时，我听到连队的机枪突然没了声音，心里暗道不好，机枪阵地要是丢了，后果不堪设想。我一骨碌滚到旁边的沟里，忍着腿上的伤痛，匍匐着爬到机枪阵地。到了跟前才发现，机枪手和弹药手都已经牺牲了，趴在机枪旁一动不动。我来不及多想，一把抱住机枪，对准冲上来的鬼子扫射，几个鬼子瞬间被击倒在地。
　　子弹很快就打光了，我赶紧收集身边死去战友的枪和子弹，继续战斗。可敌人越来越多，十几个鬼子嚎叫着冲了上来，我和二十几个幸存的战友们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决绝，我们不约而同地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迎了上去。
　　一开始，双方混战在一起，都没找到单独的拼杀对象，我握着勃朗宁手枪，对准当面的两个鬼子，迅速开枪，把他们打倒在地。可手枪子弹很快就打光了，我扔掉手枪，操起一把缴获的鬼子步枪，挥舞着刺刀一阵乱扎。就在这时，一个鬼子盯上了我，他看着我还显稚嫩的脸庞，眼里满是凶光，嘴里“嗄嗄”叫着，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猛地朝我刺了过来。
　　我下意识地用枪身去压他的刺刀，可当时心里又急又怒，力气没掌握好，没能把他的枪完全压下去。只听“噗嗤”一声，鬼子的刺刀一下子戳在了我的左腿迎面骨上，钻心的疼痛瞬间传遍全身，疼得我眼前一黑。但我知道，我不能倒下，一旦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我咬紧牙关，忍着剧痛，猛地用力，一枪反刺过去，刺刀狠狠扎进了鬼子的肚子里。那鬼子惨叫一声，倒了下去，可随着他身体的翻转，刺在我腿上的刺刀也跟着转动，把我的迎面骨别得开裂，我能清晰地感觉到骨头碎裂的声音。我强忍着钻心的疼痛，拔出刺刀，又朝着那鬼子补了一刀，彻底结果了他的性命。
　　这场伏击战，我们最终打赢了，还抓住了8个鬼子俘虏。战斗一结束，120团的战士们迅速打扫战场，来不及过多休整，就赶去增援恶阳岗的30团。在我们的支援下，恶阳岗很快就被攻了下来。而我，因为腿上的伤实在严重，被战友们送到了后方医院治疗。经过一个月的精心治疗，我腿上的两处伤口终于痊愈了，虽然留下了疤痕，但至少还能走路，还能跟着部队打仗。
　　
　　因为这次受伤不下火线，还在战斗中二次负伤，部队给我记了功，还专门表扬了我。可我还没能完全康复，只能一瘸一拐地走路时，意外又发生了。我们团机关在杞县被敌人包围了，情况十分危急。部队留下一个连的兵力掩护大部队突围，战斗开始前，我捡了一个钢盔戴上，拿起枪就冲了上去。战斗中，我接连射倒了两个鬼子，可就在我准备瞄准第三个鬼子时，突然觉得脑门一震，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稍微清醒一点，就感觉到有人在碰我的头，原来是一个战友发现我倒在地上，正想救我。他看见一颗子弹穿透了我的钢盔，嵌在了我的眉骨之间，赶紧伸手去拔，可子弹嵌得太紧，无处用力，怎么也拔不出来。最后，那战友急中生智，用牙咬住子弹尾部，猛地一用力，才把子弹拔了出来。我疼得浑身发抖，战友赶紧用绷带在我头上缠了厚厚一圈，暂时止住了血。
　　我跟着战友们且战且退，最后被敌人逼到了一座山头上。打到最后，我们的子弹和手榴弹都打光了，只剩下手里的刺刀和石头。就在我准备拿起一块石头砸向冲上来的敌人时，突然被一个鬼子从后面抱住了。我心里一急，奋力一转身，和那个鬼子扭打在一起，混乱中，我们两人抱着滚下了山崖。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才慢慢醒过来，浑身疼得像散了架，耳边一片寂静。后来我才知道，日伪军退走后，团机关派人来和群众一起掩埋牺牲战友的尸体，我因为和其他阵亡者的遗体一起被裹上了白布，两头扎紧，中间还缠绕了几道，被当成了牺牲的战士，差点就被埋了。幸亏在挖坑埋尸时，一位同志注意到我头部的白布在微微颤动，赶紧解开白布一试，发现我还有气，才把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我又被迅速送到了后方医院，这一次伤得很重，躺了整整两个月。就在我慢慢康复的时候，医院里传来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欢呼雀跃的消息——日本人投降了！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我激动得哭了，所有的伤痛、所有的牺牲，在那一刻都有了意义。
　　伤愈后，我重返部队，先后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战场上，我始终记得爹的嘱托，记得牺牲战友的期盼，一次次冲锋在前，先后立了六次功。1957年，我转业到了河南平顶山市工作，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一直干到1990年离休。2005年和2015年，我还先后获颁了抗战胜利60周年和70周年纪念章，这两枚纪念章，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荣誉。
　　
　　杨老说到这里，抬手擦了擦眼角的泪水，又摩挲了一下手里的纪念章。我坐在一旁，笔记本上已经写满了字迹，指尖却早已被泪水浸湿。从杨老的讲述中，我仿佛亲眼看到了那个12岁就立志报仇的少年，看到了那个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侦察员，看到了那个在生死边缘挣扎却始终不放弃的战士。
　　
　　(二)
　　
　　2024年12月，寒意已漫过滇西腾冲马站乡的山脊，晨雾像一层薄纱笼罩着错落的村落，青瓦上凝结的白霜在朝阳下泛着细碎的光。我坐在云南抗战研究员陆粟一先生的越野车副驾上，前住腾冲马站乡兴隆村，采写胡自坤老兵滇西反攻战往事。作为李明先生的外孙，自小听着外祖父讲述抗战故事长大，继承先辈志向续写抗战老兵小传，早已不是简单的志愿工作，而是刻在骨子里的使命。
　　“腾冲这地方，每一寸土都埋着故事。”驾驶座上的陆粟一先生打破了沉默，他45岁，鬓角已染上风霜，眼角的细纹里藏着常年奔波田野调查的疲惫，“胡自坤老兵的事迹，我找了三年才拼凑出大致脉络，他生前不爱张扬，很多战斗细节都没对后人多说。”
　　车子驶进兴隆村时，村口的老槐树落满了霜叶，几位裹着棉袄的老人正围坐在石碾旁晒太阳，见我们停车打听胡自坤家的位置，一位拄着拐杖的白发老者颤巍巍起身：“你们是来听胡老爹故事的吧？跟我来，他家老宅还在，我是他的侄子胡建国，小时候常听他讲来凤山的事。”
　　跟着胡建国穿过弯弯曲曲的石板路，两旁的土木结构老屋错落有致，墙面上还能隐约看到“抗战到底”的褪色标语。走到一处爬满三角梅的院落前，他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院内一棵百年桂树苍劲挺拔，树下摆着一张藤椅，椅背上搭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领口处绣着的五角星虽已磨损，却依旧能辨认出当年的模样。“这是我大伯生前常坐的地方，他说在这里能看见来凤山。”胡建国指着院外东南方向，透过薄雾，果然能看到一座轮廓清晰的山峦，那就是我们此行故事的核心——来凤山。
　　陆先生拿出提前整理的史料，我翻开笔记本，那些跨越时空的炮火声、呐喊声仿佛就在耳边回响。“胡大爷，麻烦您给我们讲讲胡自坤老兵当年在来凤山冲锋的故事吧，越详细越好。”我轻声开口，将录音笔放在藤椅旁的石桌上。
　　胡建国点了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眼角，缓缓开口，将一段尘封七十余年的抗战往事娓娓道来，而我的思绪，也随着他以大伯胡自坤的身份讲述，回到了1944年那个硝烟弥漫的滇西战场。
　　
　　我叫胡自坤，1925年农历三月十六出生在腾冲马站乡兴隆村。我们村背靠来凤山，面朝龙川江，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小时候，我跟着爹娘在田里劳作，跟着私塾先生读书，闲暇时就和伙伴们来凤山的山林里砍柴、放牛、掏鸟窝，日子虽清贫却安稳自在。那时候的来凤山，漫山遍野都是松树和野杜鹃，春天花开时，一片火红，远远望去像燃烧的云霞，谁也想不到，多年后这里会变成寸草不生的战场。
　　我爹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却识得几个字，常给我讲岳飞精忠报国、文天祥宁死不屈的故事。他总说：“自坤啊，做人要有骨气，国家有难时，男子汉就得挺身而出。”那时候我年纪小，不懂什么叫国家有难，只当是爹随口讲的故事，直到1942年5月，日军的铁蹄踏进了腾冲城，我才真正明白这句话的重量。
　　那天中午，我正在自家田里插秧，突然听到远处传来枪声和爆炸声，紧接着，就看到村里的人慌慌张张地往山上跑。“鬼子来了！鬼子进城了！”有人一边跑一边大喊，声音里满是恐惧。我扔下秧苗，跟着爹娘往山里躲，躲在山洞里，透过缝隙看到日军的卡车沿着公路开进县城，士兵们端着枪，挨家挨户地搜查，时不时传来女人的哭喊和房屋燃烧的噼啪声。
　　几天后，我们趁着夜色偷偷回到村里，眼前的景象让我目瞪口呆：好几户人家的房子被烧得只剩下断壁残垣，村口的老槐树被拦腰砍断，树下躺着几具乡亲的尸体，身上布满了伤痕。我邻居家的王大爷，因为不肯给鬼子带路，被活活打死在自家门口，他才六岁的孙子，也被鬼子用刺刀挑死，惨不忍睹。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鲜血顺着指缝流下来都浑然不觉，心里燃起了熊熊怒火：“我要当兵！我要杀鬼子！我要为乡亲们报仇！”
　　爹娘知道我的心思，没有阻拦，只是默默地给我收拾了行李。几天后，我听说滇西干训团军校正在招收学员，就瞒着爹娘，揣着几个干粮饼，徒步走了两天两夜赶到腾冲县城报名。那时候的报名点挤满了和我一样心怀家国的年轻人，有学生，有农民，还有不少从缅甸逃回来的华侨，大家都只有一个念头：学好本领，把鬼子赶出中国。
　　
　　我顺利考上了滇西干训团军校第一期，军校设在腾冲城外的一座寺庙里，条件十分艰苦。没有像样的教室，我们就在院子里上课；没有标准的训练场，我们就在山路上跑步、练队列；没有足够的武器，我们就用木棍代替步枪练习刺杀。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先跑五公里山路，然后是队列训练、射击训练、战术训练，一直练到天黑才能休息，晚上还要学习文化知识和军事理论。虽然苦，但我一点都不觉得累，想到那些牺牲的乡亲，想到被占领的家乡，我就浑身充满了力量。
　　军校的教官大多是从中央军调来的老兵，他们经验丰富，对我们要求格外严格。有一位姓陈的教官，手臂上留着一道长长的伤疤，那是在淞沪会战中被鬼子的刺刀划伤的。他常对我们说：“你们不是来享福的，是来打仗的，是来拼命的！现在多流一滴汗，战场上就能少流一滴血，就能多杀一个鬼子！”在他的教导下，我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尤其是射击，百发百中，成了军校里的尖子生。
　　1943年冬天，我从军校毕业，被分到了第11集团军总部工作队，主要负责宣传抗日、组织群众支援前线。那段时间，我跟着工作队走遍了滇西的各个村落，向乡亲们讲述抗战形势，动员青年参军入伍，组织妇女织布做鞋、筹集粮草。看到乡亲们对抗战的热情那么高，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部队，我心里充满了希望，坚信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944年春天，中国军队决定反攻滇西，收复腾冲、龙陵等失地。我因为表现突出，被配属到第36师，担任预备二师第五团一营二连的指导员，隶属右翼第二十集团军，向着腾冲方向挺进。接到命令的那天，我激动得一夜没睡，终于有机会亲自上战场杀鬼子了，终于能为乡亲们报仇了！
　　1944年5月，我正式到二连报到，担任步兵连中尉指导员。这个职位相当于副连长，主要负责思想政治工作和督战，不用直接带兵冲锋陷阵。连长姓张，是个三十多岁的老兵，参加过台儿庄战役，身上有好几处伤疤，他为人豪爽，对我很照顾，常给我讲战场上的经验。我们连有140多名战士，大多是滇西本地的年轻人，还有一些是从其他部队调来的老兵，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却因为同一个目标走到了一起——打鬼子，保家乡。
　　5月中旬，部队抵达腾冲城外，驻扎在来凤山下。来凤山是腾冲县城的天然屏障，海拔1914米，山势陡峭，易守难攻，鬼子在山上修建了大量的工事和碉堡，还布置了多层防线，想要占领来凤山，绝非易事。上峰召集各连干部开会，指着地图上的来凤山说：“来凤山是腾冲的门户，拿下了来凤山，腾冲县城就一览无遗，我们的进攻就能事半功倍。现在，我给五团下死命令：只许前进，不准停下来，后退的就按军法论处！”
　　会议结束后，张连长带着我和几个排长去勘察地形。站在山脚下抬头望去，来凤山光秃秃的，寸草不生，原本茂密的树林早已被鬼子的炮火炸成了焦土，裸露的岩石和黄土在阳光下泛着刺眼的光，根本没有任何隐蔽的地方。“鬼子在山上修了很多暗堡，火力点都藏在岩石后面，我们进攻的时候，他们就能在暗处打冷枪，我们连藏身的地方都没有。”张连长皱着眉头说，语气里满是担忧，“而且，从山脚下到山顶，坡度很陡，我们只能沿着几条狭窄的山路往上冲，很容易成为鬼子的活靶子。”
　　
　　团部很快迁到了离来凤山山顶只有4公里的地方，我们连则驻扎在山脚下的一片开阔地。每天，我们都能听到山上鬼子的枪声和炮声，看到鬼子在山上巡逻的身影。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战斗，我们每天都在加紧训练，练习冲锋、射击、投掷手榴弹，还进行了多次模拟进攻演练。战士们都很清楚，这将是一场恶战，一场硬仗，很多人都写好了家书，交给我保管，他们说：“指导员，要是我牺牲了，麻烦你把这封信交给我的家人，告诉他们，我是为国家牺牲的，不丢人！”每次接过那些沉甸甸的家书，我都忍不住热泪盈眶，这些年轻的战士，有的才十几岁，还没来得及享受人生，却已经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
　　进攻前几天，盟军的第十、十四航空队也赶来参战了。几十架战机从我们头顶呼啸而过，朝着来凤山的方向飞去，紧接着，山上就传来了震天动地的爆炸声。我们站在山脚下，能清楚地看到山上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岩石和泥土被炸得四处飞溅。“太好了！盟军的飞机来了，这下鬼子该倒霉了！”战士们兴奋地欢呼起来，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可我心里清楚，鬼子的工事十分坚固，仅凭飞机轰炸，很难将其彻底摧毁，真正的战斗，还在后面。
　　5月11日清晨，进攻的号角终于吹响了。随着一阵急促的冲锋号声，我们连的战士们像离弦的箭一样，朝着来凤山冲去。可刚冲出去没多远，山上就传来了密集的枪声，鬼子的子弹像雨点一样朝着我们射来，“哒哒哒”的机枪声、“砰砰砰”的步枪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火力网。我趴在地上，看着身边的战士一个个倒下，心里像刀割一样疼。有一个叫小李的战士，才18岁，是我们连最年轻的兵，他冲在最前面，还没跑几步，就被一颗子弹击中了胸膛，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军装，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想说什么，却没能说出话来，就倒在了地上，再也没有起来。
　　鬼子的交叉火力几乎没有死角，我们根本无法前进，只能趴在地上，一点点地往前挪。战场上的惨状难以想象，死了的战友遗体就躺在我们身边，有的肢体不全，有的面目全非。因为战斗太激烈，根本没有人能把他们运下去，只能等打完仗再处理。受伤的战士躺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有的腿被打断了，有的胳膊被打穿了，我们想冲过去救他们，可刚一抬头，就会遭到鬼子的猛烈射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痛苦中死去。有一个战士，大腿被子弹打穿了，他咬着牙，想往回爬，可爬了没几步，就被一颗流弹击中了头部，当场牺牲。我看着他倒下的身影，心里充满了无助和愤怒，却又无能为力。
　　
　　几天下来，我们连伤亡惨重。张连长在一次冲锋中，为了掩护战士们，被一颗炮弹击中，当场牺牲；三个排长中，两个阵亡，一个重伤昏迷，被抬下了战场；全连140多人，只剩下了50多人。看着身边熟悉的战友一个个离去，战士们的情绪都很低落，有的甚至开始动摇。就在这时，团部传来命令：由于连长牺牲，由我这个指导员升任代理连长，全面负责连队的作战指挥，从督战变成到最前面冲锋。
　　接到命令的那一刻，我愣住了。我从来没有带兵冲过锋，根本没有任何经验。以前我在后面督战，只需要盯着队伍，鼓励战士们前进，可现在，我要站在最前面，领着弟兄们拼命，那种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晚上，我一个人坐在战壕里，看着天上的星星，心里乱如麻。我想起了爹说的话，想起了牺牲的乡亲们，想起了张连长和那些牺牲的战友，想起了战士们交给我的那些家书。我告诉自己，不能退缩，不能放弃，这个节骨眼儿上，我要是退了，整个连队就垮了，那些牺牲的战友就白死了。我想，死就死，决不后退！冲上去死了，好歹是为国捐躯的英烈，能被后人铭记；要是退缩被督战队打死，就成了人人唾弃的逃兵，不仅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更对不起牺牲的弟兄们，面子上也过不去！
　　第二天一早，我召集剩下的战士们开会。看着他们疲惫不堪、布满血丝的眼睛，我大声说：“弟兄们，张连长和很多战友都牺牲了，我们连现在只剩下50多个人，但我们不能倒下，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代理连长，我会带着大家冲锋陷阵，哪怕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把来凤山拿下来！有没有信心？”“有！”战士们齐声大喊，声音虽然沙哑，却充满了力量，眼神里重新燃起了斗志。
　　我开始重新调整连队的部署，将剩下的战士分成了三个战斗小组，每个小组由一个班长带领。我接过了张连长那把20响的驳壳枪，这把枪陪伴了他多年，枪身已经被磨得发亮，握在手里沉甸甸的，仿佛能感受到张连长的力量。我还给每个代理排长的班长配备了一支卡宾枪，这种枪射速快，火力猛，打起仗来不比鬼子的装备差。更让我们兴奋的是，团部给我们连调配了两门火焰喷射器，这可是对付暗堡的利器。我专门找来了操作火焰喷射器的战士，让他们给大家演示如何使用，看着长长的火舌从喷射器里喷出来，战士们都兴奋不已：“有了这玩意儿，看鬼子还怎么躲在暗堡里嚣张！”
　　
　　鬼子在来凤山修建了五道防线，从山脚下一直延伸到山顶，每一道防线都布置了大量的火力点和障碍物。其中有一道防线是电网，鬼子在两道铁丝网中间通了电，想要突破这道防线，难度极大。进攻一开始，我们不知道那是电网，派了几个工兵上去破障，结果刚一碰到铁丝网，就被电流击中，倒在地上抽搐着，当场牺牲了两个，还有三个受了重伤。看到这一幕，我心里又疼又怒，赶紧命令工兵停止行动，重新想办法。后来，有一个老兵提议，用炸药包炸断电网的电线杆，让电网失去电力。我采纳了他的建议，安排了两个爆破手，带着炸药包，趁着夜色，偷偷摸到电网附近，成功炸断了电线杆，电网终于被排除了。
　　解决了电网的问题，我们继续向山上进攻。火焰喷射器果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鬼子的暗堡藏在岩石缝隙里，用步枪和机枪根本打不进去，可火焰喷射器一喷，长长的火舌能钻进最窄小的洞口，把暗堡里的鬼子烧得鬼哭狼嚎。我亲眼看到，一个暗堡里的鬼子负隅顽抗，我们的战士几次冲锋都被打了回来，牺牲了好几个弟兄。我当即命令操作火焰喷射器的战士上前，那战士扛着火焰喷射器，一步步逼近暗堡，对准洞口扣动了扳机，一道长长的火舌瞬间喷了进去。只听暗堡里传来一阵凄厉的惨叫，紧接着，就看到浓烟从洞口冒了出来，过了一会儿，里面就没了动静。我们冲上去一看，暗堡里的几个鬼子都被烧焦了，有的蜷缩在角落里，有的倒在机枪旁，场面十分惨烈。有了火焰喷射器，我们的进攻顺利了很多，一个个暗堡被摧毁，一道道防线被突破。
　　为了加快进攻进度，我安排战士们白天进攻，夜里轮流休息。可即便如此，大家也很难睡个安稳觉，鬼子的敢死队总爱趁夜色偷袭，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战壕里打盹，突然听到一阵轻微的脚步声，我立刻惊醒过来，大喊一声：“有鬼子！准备战斗！”战士们迅速拿起武器，做好了战斗准备。果然，十几个鬼子穿着夜行衣，偷偷摸了过来，想要偷袭我们的阵地。我们早有准备，一阵扫射，当场打死了几个鬼子，剩下的鬼子见偷袭不成，赶紧逃跑了。经过这一次偷袭，我更加谨慎了，安排了专门的哨兵，每隔一个小时就换一次岗，确保阵地的安全。
　　当时正是七月，滇西的天气十分炎热，气温高达三四十摄氏度。太阳像一个大火球，炙烤着大地，地面被晒得滚烫，连呼吸都觉得困难。我们身上的军装被汗水浸湿了又干，干了又硬，结满了白色的盐霜，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汗臭味。战场上到处都是牺牲战友的遗体，因为天气炎热，很快就开始腐烂发臭，苍蝇黑压压的一片，嗡嗡作响，落在遗体上、我们的身上，挥都挥不走。我们的吃喝拉撒都在战壕里，没有水洗脸，没有水洗澡，大小便只能就地解决，整个战壕里臭气熏天，让人作呕。可我们实在太累了，有时候靠在牺牲战友的遗体上就能睡着，哪怕只是睡上十几分钟，也觉得是一种奢侈。有一次，我靠在一个牺牲战士的肩膀上睡着了，梦里梦见了爹娘，梦见了家乡的老槐树，梦见了来凤山开满了野杜鹃，可醒来后，看到的却是满目疮痍的战场和战友们疲惫的脸庞，心里一阵酸楚。
　　战士们的体力消耗很大，粮食和水也越来越紧张。每天，我们只能分到很少的干粮和一壶水，有时候甚至连水都喝不上，只能靠喝自己的汗水解渴。有一个战士，因为长时间缺水，嘴唇干裂得流血，说话都变得困难，可他还是坚持着参加战斗，从来没有喊过一声苦，叫过一声累。看到战士们如此顽强，我心里既感动又心疼，我把自己的水和干粮省下来，分给那些身体虚弱的战士，我说：“弟兄们，我们是战友，是兄弟，要死一起死，要活一起活，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就一定能打赢这场仗！”
　　
　　1944年7月初的一天，团部传来命令，要求我们连在当天中午发起总攻，务必突破鬼子的最后一道防线，为后续部队打开通道。接到命令后，我立刻召集战士们开会，进行战斗部署。“弟兄们，最后的决战就要开始了，这是我们拿下来凤山的关键一战，也是最艰难的一战。鬼子的最后一道防线设在山顶附近，那里的火力非常猛，我们可能会付出很大的牺牲，但我们不能退缩，为了牺牲的战友，为了家乡的乡亲，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冲上去！”我激动地说，声音因为长时间的呐喊变得沙哑，“我会冲在最前面，你们跟着我，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绝不会后退！”
　　中午时分，总攻的号角吹响了。我拿起那把驳壳枪，大喊一声：“杀呀！冲啊！”就率先跳出了战壕，朝着山顶冲去。战士们紧随其后，一个个像猛虎下山一样，朝着鬼子的阵地冲去。那一刻，我什么都顾不上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冲上去，杀鬼子！我手里的驳壳枪不停地扫射，子弹打完了，就迅速换弹匣，嘴里拼尽全力大喊着，我知道，冲锋时气势最重要，只要气势上来了，战士们就会越战越勇，往往就能打赢。
　　我们连专门有两个插旗的兵，他们手里拿着一面鲜艳的国旗，跟在队伍后面，只要占领一个阵地，就立刻把国旗插上去。我深知这面国旗的重要性，它不仅能鼓舞我们的士气，动摇敌人的决心，还能给盟军的飞机指引方位，告诉他们国旗后面是自己人，避免误伤。鬼子也明白这面国旗的作用，总是集中火力打旗兵。有一个叫王小二的旗兵，刚把国旗插在一个小山头上，就被鬼子的子弹击中了，他倒在地上，手里还紧紧攥着国旗的旗杆。另一个旗兵见状，立刻冲了上去，捡起国旗，继续往前冲，可没跑几步，也被鬼子击中了。就这样，一个旗兵倒下了，又一个旗兵冲上去，先后有五个旗兵牺牲在插旗的路上，可他们没有一个人退缩，用自己的生命守护着这面国旗。看到这一幕，我心里充满了感动和敬佩，这些年轻的战士，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叫爱国，什么叫忠诚。
　　我正往前冲着，突然听到身后有个士兵大喊：“连长，你挨了！你受伤了！”“挨了”就是负伤了，可我当时只顾着冲锋，根本没有感觉到疼痛，只觉得身上有液体顺着衣服往下流，以为是汗水。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士兵正指着我的左手，脸上满是焦急的神色。我低头一看，顿时愣住了：我的左手半截小指头耷拉着，只剩下一层皮连着，血肉模糊的，鲜血还在不停地流，染红了我的袖口。原来，刚才一颗流弹击中了我的左手，打掉了我的半截小指。
　　剧烈的疼痛这才慢慢传来，像无数根针在扎我的心，我浑身一软，差点倒在地上。身边的几个战士赶紧冲过来，扶住了我。“连长，您伤得很重，我们把您背下去治疗吧！”一个战士着急地说，想要把我背起来。我摇了摇头，咬着牙说：“不行！我不能下去，战斗还没有结束，我要是走了，弟兄们怎么办？就在原地，谁也别让我走！”我挣扎着站稳身体，让一个战士拿出急救包，简单地包扎了一下伤口。包扎的时候，我疼得浑身发抖，冷汗顺着额头往下流，头晕目眩，差点昏过去，但我还是强忍着，没有哼一声。
　　就在这时，后面传来了“停止进攻！”的口令。原来，我们已经冲到了鬼子的最后一道防线前，离敌人的阵地只有四五十米远了，但鬼子的火力实在太猛，我们无法继续前进，只能就地隐蔽，挖工事防御，等待后续部队的支援。我指挥着战士们迅速挖工事，大家忍着疲惫和饥饿，用铁锹和刺刀不停地挖着，很快就挖好了一道道简易的战壕。我靠在战壕壁上，左手的疼痛越来越剧烈，伤口不停地流血，把包扎的绷带都染红了。我拿出水壶，喝了一口水，稍微缓解了一下头晕的症状。
　　突然，山顶传来了震天动地的喊杀声，我抬头一看，只见一群鬼子赤裸着上身，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枪，迈着大步，朝着我们的阵地冲了下来。他们一个个面目狰狞，嘴里喊着“万岁”，来势汹汹，像一群疯狗一样。“不好！鬼子冲下来了！弟兄们，准备战斗！”我当即一挥驳壳枪，大喊一声，拿起枪就对准了冲过来的鬼子。
　　战士们也立刻进入了战斗状态，机枪、步枪一起开火，子弹像雨点一样朝着鬼子射去。冲在最前面的几个鬼子应声倒下，可后面的鬼子还是源源不断地冲过来。我知道，这是鬼子的最后一搏，他们想要把我们赶下山去，守住来凤山。我看着身边的战士们，他们有的已经负了伤，有的体力不支，但没有一个人退缩，都在拼命地射击。
　　就在这危急关头，相邻阵地的赵连长带着他的连队冲了过来。赵连长是个山东汉子，性格豪爽，作战勇猛，手里总是拿着一把大刀，他看到鬼子冲了下来，大喝一声：“狗娘养的鬼子，送死来了！弟兄们，跟我冲，杀了这些狗东西！”说完，他挥舞着大刀，带着敢死队冲进了敌群。赵连长的大刀耍得虎虎生风，一刀下去，就能砍倒一个鬼子，战士们也跟着他奋勇杀敌，和鬼子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
　　
　　让我感动的是，腾冲的百姓们也赶来支援我们了。他们听说我们正在来凤山和鬼子激战，自发地组织起来，拿着扁担、镰刀、锄头，从四面八方赶来。有的乡亲背着粮食和水，送到我们的阵地前；有的乡亲看到我们和鬼子扭打在一起，就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用扁担打，用镰刀砍，用锄头砸，和我们一起对抗鬼子。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大娘，手里拿着一把剪刀，趁着一个鬼子不注意，冲上去就朝着鬼子的胳膊剪去，鬼子疼得大叫一声，回头想要打老大娘，旁边一个年轻的乡亲立刻冲了上去，抱住鬼子的腿，让老大娘赶紧跑。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看到一个鬼子正要刺杀我们的一个战士，就冲上去，一口咬住了鬼子的胳膊，鬼子疼得松开了手，那个战士趁机一枪打死了鬼子，可少年却被鬼子的另一个同伙打倒在地，受了重伤。
　　看到乡亲们如此舍生忘死，我心里充满了感动和力量。我大喊一声：“弟兄们，乡亲们都来支援我们了，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杀呀！”说完，我拿着驳壳枪，冲出战壕，朝着鬼子射去。一个鬼子朝着我冲了过来，我侧身躲过他的刺刀，一枪打在他的胸口，他倒在地上，抽搐了几下就不动了。另一个鬼子想要偷袭我，我察觉到身后有动静，猛地回头，一枪打中了他的脑袋。在这场激战中，我亲手击毙了两个鬼子，战士们和乡亲们也都奋勇杀敌，一个个鬼子倒在了我们的阵地前。
　　战斗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我们终于把冲下来的鬼子全部消灭了。40多个鬼子，没有一个活着回去。可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赵连长在战斗中被鬼子的刺刀刺中了胸膛，当场牺牲；30多位战士和乡亲也永远倒在了阵地上，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来凤山的土地，染红了我们手中的国旗。我站在阵地上，看着满地的尸体和鲜血，看着身边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的战士和乡亲们，心里充满了悲痛和愤怒，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继续向山顶进攻，虽然鬼子还在负隅顽抗，但他们的士气已经低落了很多。7月29日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到来凤山山顶时，我们终于突破了鬼子的最后一道防线，占领了来凤山山顶。我命令旗兵把国旗插在山顶的最高处，鲜艳的国旗在晨风中飘扬，显得格外耀眼。
　　山下的腾冲百姓们看到中国军队的旗帜插在了来凤山山顶，都兴奋地欢呼起来：“胜利了！我们胜利了！中国军队万岁！”欢呼声、掌声、哭声交织在一起，响彻云霄。乡亲们纷纷涌上山顶，有的抱着我们的战士失声痛哭，有的抚摸着国旗，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那一刻，所有的疲惫、所有的伤痛、所有的牺牲，都在胜利的喜悦中烟消云散了。我站在山顶，看着山下狂欢的百姓们，看着飘扬的国旗，心里充满了自豪和骄傲，我知道，我们没有辜负乡亲们的期望，没有辜负牺牲的战友们，我们终于把鬼子赶出了来凤山，为收复腾冲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占领来凤山后，我们连得到了短暂的休整。团部给我们连记了集体一等功，我也因为作战勇敢、指挥有方，被记了个人二等功。可我并没有感到丝毫的喜悦，每当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和乡亲们，我的心里就充满了悲痛。我常常一个人坐在山顶，看着远方的天空，想起张连长，想起小李，想起那些插旗的战士，想起赵连长，想起那些帮助我们的乡亲们，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胜利，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又参加了收复腾冲县城的战斗。腾冲县城的战斗同样十分激烈，鬼子在城里修建了大量的工事，负隅顽抗。我们和其他部队一起，逐街逐巷地进行战斗，每占领一个街区，都要付出很大的牺牲。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我们终于收复了腾冲县城，把鬼子赶出了腾冲。
　　
　　抗战胜利后，我谢绝了部队的挽留，选择了退伍回家。我想念爹娘，想念家乡的山山水水，想念那些幸存的乡亲们。回到兴隆村的那天，乡亲们都来迎接我，把我当成了英雄。可我知道，我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是那些牺牲的战友和乡亲们，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
　　回到家乡后，我放下了枪，拿起了锄头，重新当起了农民，过起了平静的生活。我娶了媳妇，生了孩子，日子虽然平淡，却很幸福。我常常给孩子们讲我在战场上的故事，讲那些牺牲的战友们的故事，告诉他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一定要好好珍惜，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要做一个有骨气、有担当的中国人。
　　2005年，我获颁了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当工作人员把那枚金灿灿的纪念章送到我手里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枚纪念章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表彰，更是对所有为抗战牺牲的先烈们的缅怀和致敬。从那以后，我常常带着这枚纪念章，去国殇墓园看看。国殇墓园里安葬着我的同学、战友，还有很多我不知道名字的烈士们。站在他们的墓碑前，我仿佛还能听到当年冲锋的号角，还能看到他们奋勇杀敌的身影。我会轻轻地抚摸着墓碑，告诉他们：“弟兄们，你们安息吧，鬼子被赶出去了，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你们的牺牲没有白费！”
　　
　　讲到这里，胡建国继续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大伯的身体越来越差，行动也变得越来越不方便，但他还是坚持每天去国殇墓园走走，看看那些牺牲的战友们。2007年冬天，大伯病倒了，躺在病床上，他让家人把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放在身边
　　临终前，大伯把孩子们叫到身边说：“孩子们，我要走了，我要去见那些牺牲的战友们了。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就是参加了抗战，为国家和民族尽了一份力。你们一定要记住，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说完这句话，他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享年82岁。
　　离开兴隆村时，夕阳已经西下，为来凤山镀上了一层金色的余晖。每一位抗战老兵，都是一部活的历史，他们的故事，不应该被遗忘。作为抗战志愿者，我会继续行走在寻访抗战老兵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