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七章 挺身暸望，明月白刄

　　(一)
　　
　　自我接过续写抗战老兵小传的使命，每一次寻访都像在触摸历史滚烫的脉络。暮春时节，我再次前往浙江金华黄埔同学会，推开那扇镌刻着岁月痕迹的木门时，一阵翻书声从史料架后传来。“是周捷先生吗？我是赵倩。”清脆的女声落下，一个扎着高马尾、眼眸亮如星辰的姑娘转过身。赵倩才24岁，却已是金华地区抗战史料研究的骨干，手里攥着本边角卷起的笔记本，封面上“李龙春黄埔17期”几个字写得遒劲有力，“我整理过李老的初步档案，申请陪你去宁波，想把细节挖得更实。”
　　从金华到宁波的高铁上，赵倩指尖划过史料复印件，轻声念道：“李老1922年7月11日生于鄞州严家槽，那地方我去年调研去过，老宅子的门槛上还留着当年征兵的粉笔字。1938年5月，16岁的他瞒着家人在宁波参军，加入的是诸暨人陈德法任师长的194师，就是宁波守备部队里出了名的‘硬骨头部队’。”我摩挲着手稿里李龙春老兵的黑白照片，少年眉眼间的倔强透过泛黄的纸页扑面而来，很难想象这副稚嫩的肩膀，后来扛起了怎样的烽火硝烟。
　　抵达宁波海曙区的居民楼时，102岁的李龙春老兵正坐在阳台藤椅上晒太阳，胸前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在阳光下折射出细碎的光，他的晚辈们陪着。听到我们说明来意，老兵枯瘦却有力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手腕。“你们是来听西峡口的事吧？”他声音沙哑却清晰，赵倩连忙递上温水，悄悄按下录音笔，我则摊开笔记本，笔尖悬在纸上，等待着那段尘封的记忆被唤醒。
　　
　　我是1922年7月11日出生的，出生在浙江鄞州严家槽。1938年5月，我16岁时在宁波参军，加入诸暨人陈德法任师长的宁波守备部队194师。1941年宁波沦陷，我再前往西安，进入黄埔军校17期，两年后毕业，被分配到28师，任83团三营九连少尉排长。
　　1945年4月下旬，我随部队从陕西合阳县出发，向河南西峡口开进。山路上满是碎石，草鞋磨破了脚掌，血泡破了又起，没人哼过一声。战士们腰间的手榴弹撞得叮当响，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去和鬼子拼命的。5月上旬的傍晚，我们排接到增援第一线的命令，赶到阵地时，邻近山头已经插满了膏药旗。我咬着牙把三挺轻机枪布置在半山腰右侧的横梁上，形成交叉火力网，自己带着20多名战士，扛着全连凑出的几十颗手榴弹，猫着腰摸到反斜面，借着夜色挖工事。山石坚硬，铁锹挖得卷了刃，我们就用手刨，指甲缝里渗着血，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才算勉强筑起一道简陋的哨位。
　　拂晓的雾气还没散，山间静得能听到虫鸣。突然，“叭——”一声三八式步枪的脆响划破寂静，子弹擦着我的钢盔边缘飞过，带着尖锐的破空声。我猛地回头，只见哨兵小周已经直挺挺倒在地上，鲜血从他天灵盖汩汩涌出——他不过是把眼睛抬过棱线半寸，想看清山下的动静，就被鬼子的冷枪击中了。我蹲下身，指尖触到他还有余温的身体，心里像被刀剜一样疼。敌人的枪法太准了，头部稍过棱线就是活靶子，但不观察敌情，我们就是待宰的羔羊。
　　我赶紧叫来自家同乡的战士小王接替哨位，压低声音叮嘱：“别抬头，把耳朵贴在坡上听，有动静立刻报告。”又让所有人拧开手榴弹弹盖，把拉环套在手指上，手心攥得冒汗。没过多久，小王悄悄爬过来，声音发颤：“排长，前面有脚步声，越来越近了！”
　　我心里一紧，不摸清敌人部署，盲目反击只会白白牺牲。深吸一口气，我拧开一颗手榴弹的弹盖，拉弦在手指上绕了两圈，对战士们低喝：“都跟我做，听我口令！”话音未落，我猛地从工事里挺身站起——不过短短两秒，却像过了一辈子。视线里，阵地前是缓下坡的山梁，十余米外，一个戴着金边眼镜的鬼子军官正跪在地上，手里举着指挥刀，对着身后的士兵指指点点，身边还跟着两个挎着军刀的卫兵。
　　说时迟那时快，我对准鬼子军官狠狠甩出手榴弹，身体瞬间蹲回工事。“投！”随着我的喊声，十几颗手榴弹接连飞向敌群，“轰轰轰”的爆炸声震得山摇地动，烟尘里传来鬼子的惨叫声。等烟尘稍散，我探头一看，七八个鬼子倒在血泊里，剩下的连滚带爬地退了回去，那名军官的指挥刀还插在地上，刀柄兀自摇晃。
　　鬼子很快发起报复，迫击炮炮弹呼啸着砸过来，机枪子弹贴着棱线扫过，石头迸溅的火星溅在脸上发烫。好在我们的阵地在反斜面，正好避开敌人的火力死角，大多数炮弹落在身后的陡坡上，泥土和碎石像暴雨一样砸下来，只有少数几发落在营指挥所主阵地。接下来的一天，鬼子每隔半小时就扫射一次，三次冲锋都被我们用手榴弹炸了回去，阵地前的鬼子尸体堆成了小山，血腥味混着硝烟味，呛得人喘不过气。
　　
　　第二天清晨，枪炮声暂时停歇。我正想让战士们抓紧休整，小王突然低声惊呼：“排长，他们又来了！”我再次猛一挺身瞭望，这一次看得更清楚——鬼子分成两队，从岭脊两侧以散兵队形摸过来，手里的刺刀在晨光里闪着寒光。我抬手将手榴弹投向最前面的鬼子，就在这时，“叭”的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擦着我的头皮飞过，军帽被掀飞出去，鲜血顺着额头流下来，糊住了我的眼睛。卫生员冲过来包扎，我一把推开他：“别管我，分散投掷！”忍着头皮的剧痛，我指挥战士们拉开距离，把手榴弹的杀伤范围扩到最大。
　　激战中，一颗冒着白烟的马尾弹“滋溜”一声落在我的散兵坑里。我来不及多想，一把抓起还在冒烟的炮弹，用尽全身力气朝鬼子方向扔回去，刚松手就听到身后“轰隆”一声巨响。还没等我缓过神，又一颗马尾弹落在脚边，我下意识抬脚把它踢下坡去，炮弹在半坡炸开，碎石溅了我一身。身边的战士小张吓得脸都白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别怕，鬼子也怕死！”
　　傍晚时分，鬼子发起了最后的猛攻，阵地上的手榴弹越来越少。我摸了摸腰间，只剩最后一颗。“上刺刀！”我嘶吼着拔出刺刀，战士们纷纷效仿，金属碰撞声在山间回荡。一个鬼子端着刺刀冲上来，居高临下地朝我刺来。我侧身躲开，顺势端起步枪，枪口对准他的胸膛扣动扳机，“砰”的一声，鬼子惨叫着滚下山坡。我把最后一颗手榴弹扔向敌群，爆炸声过后，再也没有鬼子敢冲上来。可就在这时，一颗马尾弹击中了我的右臂，剧痛瞬间传遍全身，鲜血顺着袖口流下来，步枪“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夜幕降临时，阵地上终于安静了。我清点人数，20多名战士只剩5个，每个人都带着伤，衣衫褴褛却依旧挺直腰杆。我们互相搀扶着，撤回了主阵地。当夜，敌阵火光冲天，第二天才知道，鬼子大部已经撤退，只剩一小股残兵在岭脊小树林里负隅顽抗，最终被包围后集体自杀。
　　
　　老兵说到这里，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泛黄的报纸复印件，是1945年5月11日的重庆《大公报》，头版标题格外醒目：“五月十日豫西西峡口第三次大捷，大横岭钓丝崖日军集体自杀……”“你看，这里面也有我们排的功劳。”他浑浊的眼睛里闪着光，颤抖着展开一张褪色的“武功状”，上面“李龙春”三个字虽已模糊，却依旧透着当年的荣光。
　　“抗战胜利后，我1949年12月在四川随部队起义，后来到解放军12军教导总队学习，退役后回了宁波。”老兵叹了口气，眼神柔和下来，“做过水果小贩，走街串巷叫卖；后来进了水果合作社，娶了个宁波姑娘，生了五个孩子。1962年去了环卫处，扫了十几年大街，直到退休。”
　　他轻轻抚摸着胸前的纪念章，泪水顺着脸颊滑落：“2015年领到这枚章时，我哭了整整一夜，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要是他们能看到现在，看到国家这么强大，人民过得这么好，肯定也会高兴的。”
　　夕阳西下，余晖透过窗户洒在老兵身上，给银白的头发镀上一层暖光。我合上笔记本，指尖早已被墨水浸得发蓝，赵倩的录音笔还在运转，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记录着这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走下楼时，赵倩握着我的手说：“周哥，我们一定要把这些细节都写进去，让更多人知道李老他们的故事。”我用力点头，心里清楚，这不仅是续写一篇小传，更是在守护一段民族的记忆——那些在烽火中挺身瞭望的身影，值得被永远铭记。
　　
　　(二)
　　
　　10月的广州秋阳暖而不烈，我和同为抗战志愿者的小林结伴，穿过依然绿树成荫的干休所巷道，路面被清扫得一尘不染，两旁的凤凰木枝叶舒展，偶尔有几声鸟鸣划破宁静。终于，我们站在了101岁的李庭芳老兵家门口，门楣上“光荣之家”的铜质牌匾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门开时，一位身形清瘦却腰杆挺直的老人坐在轮椅上，被孙女李敏缓缓推了出来。老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目光矍铄如炬，仿佛能穿透岁月的迷雾。胸前挂着的两枚纪念章——抗战胜利60周年和70周年纪念章，在光线中闪着温润而厚重的光，边缘被摩挲得有些发亮。“是来听过去的事吧？”老人声音洪亮，带着北方口音特有的铿锵，完全不像百岁高龄的模样。身旁的李敏笑着补充：“爷爷早就等着你们了，这些天总念叨着要把当年的事说清楚，说给更多年轻人听。”
　　我在老人身边的小马扎上坐下，摊开早已准备好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李庭芳老兵口述实录”，指尖抚过关于他的零星记录，那些简略的文字背后，藏着怎样惊心动魄的过往，此刻即将在我眼前徐徐展开。小林则轻轻按下了录音笔，“咔哒”一声轻响，像是为这段尘封的历史按下了播放键。随着老人缓缓开口，一段浸着烽火与热血的往事，在广州的秋日里铺陈开来。
　　“我本名李义，1923年生于河北唐县北店头乡西杨庄村。”老人的目光飘向远方，像是穿透了墙壁，看到了几十年前的故乡，“我们唐县自古习武之风盛，村里的武师是远近闻名的练家子。我打小就跟着他练拳，扎马步能扎一个时辰不挪窝，耍起大刀来虎虎生风，十几岁时就练就了一身结实功夫，臂膀上的力气比同龄人数倍，能轻松举起村口那口几十斤重的石碾子。”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很快烧到了冀中平原。115师驻扎到我们村附近时，战士们每天在晒谷场操练，扛着步枪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音震得人心头发颤。看着他们保家卫国的模样，我心里那股子热血直往上涌，总想着能和他们一起上战场杀鬼子。10月底，部队招新兵的消息传来，我瞒着父母报了名，和堂弟李志在内的70个同乡一起穿上了军装，编入115师七连。
　　“那会儿我才14岁，个子没枪高，看起来像个没长开的孩子，战友们都喊我‘小鬼’。”老人嘴角泛起一丝笑意，带着几分少年意气，“可练拼刺时，我从没服过输。别人练一个时辰，我就练两个时辰，枪杆磨得手心起泡，破了又结，结了又破，最后长出一层厚厚的老茧，硬是练出了一手过硬的拼刺技术。连长常说我‘这小子天生是吃军人这碗饭的’，还把他的独门拼刺技巧教给了我，说我反应快、力气足，是块好料。”
　　
　　1938年5月5日，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日子。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我举起右拳，对着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誓言，字字句句刻在我心里，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鬼子赶出中国去，哪怕付出生命代价也在所不惜。后来百团大战打响，战况惨烈到超出想象，枪林弹雨里，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我们一起参军的70个同乡，最后活下来的只有25个，牺牲了整整45个。“每次想起那些倒下的弟兄，我心里就像刀割一样疼。”老人声音低沉，眼神里满是悲痛，“他们有的才十八九岁，还没来得及成家，就永远留在了战场上。”
　　1941年秋的那个夜晚，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一轮明月挂在天上，像一个巨大的银盘，把冀中平原照得恍如白昼，连远处庄稼地的田埂、路边的野草都看得清清楚楚，甚至能看到草叶上凝结的露珠。我和七连的战友们执行侦察任务归来，刚走到一座土丘旁，就和日军的一个小队撞了个正着——我们从土丘两侧同时走出，四目相对的瞬间，双方都愣了一下，空气仿佛凝固了。
　　来不及掏枪，甚至来不及喊口号，鬼子就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式步枪冲了上来，嘴里“嗷嗷”叫着，脸上满是狰狞。我们也立刻挺枪迎击，白刃战一触即发。金属碰撞的“叮叮当当”声、战士们的呐喊声、鬼子的嘶吼声，瞬间打破了夜晚的宁静。
　　我的对手是个二十七八岁的日本兵，长得人高马大，肩膀宽得像头牛，结实得像头蛮牛，胳膊上的肌肉鼓鼓囊囊。他盯着我这穿破旧军服、手里握的还是支拼凑起来的杂牌枪的八路军小战士，眼神里满是轻蔑，仿佛在看一只随时能捏死的蚂蚁。他嘴里“呀呀”低吼着，举着刺刀就朝我胸口凶狠刺来，那刺刀带着凌厉的风声，透着一股置人于死地的狠劲，显然没把我放在眼里。
　　可他不知道，我这身功夫可不是白练的。我沉住气，身体猛地向左侧一闪，避开他的锋芒，同时手腕一翻，用枪杆狠狠拨开他的刺刀，“当”的一声脆响，震得我虎口发麻。借着转身的惯性，我顺势将枪刺往前一送，全身力气都集中在手臂上，精准无比地刺向他黄呢军服包裹的胸口。只听“噗嗤”一声，枪刺穿透布料和皮肉的声音格外清晰，鬼子的鲜血瞬间喷涌而出，溅了我满脸满身，温热的血腥味直冲鼻腔，黏腻的液体顺着脸颊往下淌。
　　我猛地拔出枪刺，那鬼子闷哼一声，眼睛瞪得溜圆，像是不敢相信自己会栽在一个“小鬼”手里，身体晃了晃，直挺挺地倒在地上，溅起一片尘土。直到这时，我才感觉到后背的汗水已经把军服浸透，贴在身上凉飕飕的，手心也全是汗，握着枪杆的手都在微微发抖——那是我第一次在白刃战中亲手杀死敌人，震撼与后怕交织，却更坚定了我杀鬼子的决心。我抹了把脸上的血和汗，握紧枪刺，转身又冲向了下一个敌人。
　　
　　1942年底，鬼子的“扫荡”越来越疯狂，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冀中平原陷入一片火海。一次反“扫荡”战斗中，我们接到紧急任务，要掩护一位叫李庭芳的地方女干部冲出包围圈。当时情况危急，敌人已经从三面逼近，女干部穿着便服，在战场上格外显眼，很容易成为鬼子的目标。
　　情急之下，我灵机一动，拉着她躲到一处草垛后，压低声音说：“快，我们换衣服！”没等她反应过来，我就脱下自己的八路军军服，她也迅速换上便服。我们不仅交换了服装，连姓名也临时换了——我让她顶着我的名字“李义”，跟着突围的群众一起走，我则穿着她的蓝布衫，冒充普通百姓引开敌人。换好衣服后，我刚走出草垛，就迎面遇上两个汉奸，他们贼眉鼠眼地盘问我：“你是干什么的？看到八路军没有？”
　　我强装镇定，说自己是附近的村民，被鬼子吓得乱跑。可他们根本不信，伸手就要抓我。我趁其不备，迅速拔出腰间的短刀，猛地捅向左边那个汉奸的胸口，又转身一刀划开了另一个汉奸的喉咙。动作快得连我自己都没想到，这都是平日里刻苦训练练出来的本能。解决完汉奸，我故意往与大部队相反的方向跑，边跑边喊，吸引鬼子的注意力。鬼子果然被我引了过来，子弹在我身边呼啸而过，我拼尽全力奔跑，仗着从小在山里练出的脚力，穿梭在田埂和树林间，总算甩开了追兵。
　　脱险后，我看着身上这件女干部的衣服，心里想着那次生死与共的掩护，干脆就用了“李庭芳”这个名字。一来是为了纪念她，二来也是为了安全，避免被鬼子认出来。年底，因为作战勇敢、屡立战功，我被提拔为副班长，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也更明白自己肩负的使命。
　　
　　1943年初，大量日伪军集结，对晋察冀边区发动了又一次大规模扫荡，兵力是我们的好几倍。1月24日，我随部队进入唐县魏庄岭阵地，这里是冀东地区党政军民来往边区的要道，离保定、石家庄都近在咫尺，是鬼子进攻边区的必经之路，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七连的任务是在这里坚守二至三天，配合定唐支队和十一大队，掩护边区驻地五万多群众转移。那三天三夜，战斗打得天昏地暗，鬼子的飞机盘旋轰炸，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在阵地上，泥土和碎石四处飞溅。我们依托阵地顽强阻击，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手榴弹用完了就用石头砸，有的战士胳膊断了，就用牙齿咬着手榴弹拉环扔向敌人；有的战士腿被打穿了，就趴在地上射击。我和全连战友一起，硬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杀伤了70多个敌人，为群众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
　　到1月26日下午，我们的弹药所剩无几，伤亡惨重，和其他掩护部队且战且退，最后撤到了西赤村附近一处财主的墓地里。这里柏树成林，枝叶茂密，遮天蔽日，算是个暂时的隐蔽之所。那会儿，我们连的两个排已经打得只剩11名战士，每个人都带着伤，有的头上缠着绷带，有的胳膊吊在脖子上，军装被鲜血染成了暗红色。
　　就在我靠着一棵柏树观察敌情时，一颗子弹突然从对面山坡飞来，“嗖”的一声穿过了我的鼻翼，鲜血瞬间涌了出来，顺着嘴唇往下淌，嘴里满是血腥味。我疼得眼前一黑，却硬是咬着牙没哼一声，用随身带的布条简单包扎了一下，继续指挥战斗。没过多久，日伪军就把墓地团团包围了，一场惨烈的肉搏战再次打响。我凭着过硬的拼刺技术，又刺死了一个鬼子，可没等我喘口气，另一个鬼子的刺刀就从侧面刺中了我的肩部，剧痛让我浑身一软，摔倒在地，脑袋重重磕在石板上，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醒来时，首先看到的是几条大狼狗吐着舌头，蹲在我身边，眼神凶狠，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淌，时不时发出低沉的呜咽声。不远处，七八个日伪军端着枪，正看守着我和几个幸存的战友。我们被鬼子用粗麻绳捆在柏树上，一个个浑身是伤，动弹不得，稍微一动，伤口就疼得钻心。
　　紧接着，我亲眼看到鬼子拿着刺刀，挨个对我们的战友下手，冰冷的刺刀一次次落下，惨叫声此起彼伏。我眼睁睁看着堂弟李志被鬼子挑杀，他临死前还瞪着眼睛，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喊着“打倒小日本”，声音嘶哑却坚定。那一刻，我心里的恨几乎要喷薄而出，却只能无能为力地看着，眼泪混着鼻血往下流，浸湿了胸前的衣服。
　　我以为自己的大限也到了，心里反倒平静下来——这处墓地离我家不到一里地，能死在家门口，陪着牺牲的弟兄们，也挺好。可就在鬼子的刺刀快要碰到我的时候，突然接到了撤退的命令，不知道是因为后续部队赶到，还是有其他紧急情况，这场屠杀竟然停止了。我和另外四个战友被押到了唐县宪兵队，第二天又被转移到望都县宪兵队。
　　一路上，我和战友齐贵全、胡根杰被一根粗铁丝串在一起，铁丝残忍地穿过了齐贵全和胡根杰的锁骨，鲜血顺着铁丝往下滴。到我这里时，因为鼻翼的伤口还在流血，鬼子就直接把铁丝穿过了我受伤的鼻翼，每动一下，铁丝就会摩擦伤口，像是刀子在割肉，疼得我死去活来，冷汗浸透了衣服，可我咬着牙，没叫一声苦，更没吐露半个字关于部队的信息。
　　在望都宪兵队里，我和胡根杰他们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严刑拷打。鬼子逼我们交待主力部队的去向，逼我们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稍有不从，就是一顿毒打。鞭子抽、老虎凳、辣椒水，这些酷刑轮番上阵，我的身上布满了伤痕，旧伤未愈又添新伤。最残忍的一次，鬼子把一块烧红的铁块，直接夹在了我的膝窝里，滚烫的铁块灼烧着皮肉，发出“滋滋”的声响，一股焦糊味弥漫开来，剧痛让我浑身抽搐，几乎晕厥，牙齿咬得咯咯响，嘴唇都被咬破了，可我死死忍着，没吐露一个字——我是共产党员，死也不能给组织丢脸，不能对不起牺牲的战友。
　　七八天后，我和另外六个人被带出了宪兵队，与五十多个被抓来的河北农民会合，然后被押上了火车。火车一路颠簸，车厢里挤满了人，空气污浊不堪，弥漫着汗臭和血腥味。下了火车，看着眼前陌生的城市建筑，我才知道自己到了石家庄。当走进那座高墙林立、戒备森严的所谓“集中宫”时，我心里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成了战俘。
　　在这里，每天等待我们的依旧是拷打和折磨，鬼子想从我们口中套取更多情报。第二天，我的八路军军服就被强行脱去，换上了一身破烂不堪的囚服，上面满是污渍和血迹。我在石家庄集中营待了一个来月，那段日子，每天都有人死去，饿死的、病死的、被打死的……我大致算了一下，有三千多同胞死在了这里，那座集中营，就是一座人间地狱。我们每天只能得到很少的食物，是掺着沙子的粗粮，喝的是浑浊的水，很多人因为营养不良和疾病，慢慢倒下，再也没有起来。
　　
　　1943年春天，我和其他1500人被押到北平附近的门头沟做劳工，每天被迫挖煤、修路，干着繁重的体力活，稍有懈怠就会遭到毒打。5月，我们又被编成两队，送往黑龙江做劳工。一路上，缺衣少食，疾病缠身，天寒地冻，很多人受不了这样的折磨，倒在了路上。等到达目的地时，我所在的队伍已经从1500人剩下了350人，减员超过七成。
　　后来，我们又被转到鞍山弓长岭铁矿，在这里，我和胡根杰等几个战友秘密成立了组织，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越狱，回到部队，继续杀鬼子！我们暗中观察看守的动向，寻找逃跑的机会，还偷偷积攒干粮，把省下的窝头藏在矿洞的缝隙里。
　　1944年3月的一个清晨，天还没亮，雾气弥漫，能见度很低，正是逃跑的好时机。我和刘炳臣、胡根杰等四人，趁着看守打瞌睡，偷偷溜出了铁矿，钻进了附近的大森林。我们不敢停歇，拼命地跑，生怕被鬼子追上。饿了就啃几口藏起来的干窝头，渴了就喝几口山泉水，整整跑了两天两夜，直到实在跑不动了，才一头倒在草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胸口剧烈起伏，感觉能自由地呼吸，就是最大的幸福。那一刻，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落在我们身上，温暖而明亮，我们互相看着对方狼狈的模样，忍不住笑了起来，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我们激动得相拥而泣，多年的坚持和牺牲，终于换来了胜利的曙光。组织经过详细调查，确认了我和胡根杰的身份和经历，为我们恢复了党籍和军籍。当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激动得哭了，这么多年的委屈和苦难，在那一刻都烟消云散，这么多年的坚持，总算没有白费。
　　抗战胜利后，我被编入挺进东北第二大队，后来又被任命为辽宁军区工人训练教导队政治部主任，先后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在战场上继续冲锋陷阵。在湖南的一次战斗中，我腹部中弹负伤，留下了终身的伤疤，每当阴雨天，伤口就会隐隐作痛，提醒着我那段烽火岁月。
　　新中国成立后，我随部队来到了广东，转行从事卫生管理工作，致力于改善部队和地方的医疗卫生条件。后来转业到地方，继续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直到1986年4月才离休。我的老战友胡根杰，2004年就走了，走的时候，我去送了他最后一程，握着他的手，想起当年一起越狱、一起战斗的日子，心里满是不舍。
　　2005年和2015年，我先后领到了抗战胜利60周年和70周年纪念章，每次抚摸着这两枚纪念章，我就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们，要是他们能看到今天的中国，看到国家越来越强大，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该多好啊。”老人说到这里，声音有些哽咽，李敏轻轻拍着他的后背，眼眶也红了。夕阳透过窗户洒进来，落在老人银白色的头发上，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晕，也照亮了他胸前那两枚沉甸甸的纪念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