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五章 遮后掩护，包抄日特

　　(一)
　　
　　2024年12月的内蒙古，朔风卷着鹅毛大雪，在马路上织成白茫茫的帘幕。我和志愿者小陈裹紧羽绒服，呵着白气赶往内蒙古抗战研究院——此行的核心，是拜见外公李明的老朋友朱启尧先生。
　　会客室的暖气驱散了寒气，刚推开门，就见一位身着深蓝色中山装的老人端坐窗前，满头银发梳得一丝不苟，鼻梁上架着副老花镜。听见动静，老人缓缓抬头，眼神骤然亮了起来，那是一种历经岁月沉淀却依旧锐利的光。“是周捷吧？”朱启尧先生站起身，声音洪亮，“快坐，你们一来，我就想起和你外公一起采访抗战老兵的日子了。”
　　我们围坐在暖炉旁，朱老捧着热茶，指尖划过照片上并肩站立的年轻战士，缓缓打开了话匣子。“王拓是个英雄，他于1921年生在莱芜方下镇方赵庄，打小就倔，认准的事八头牛都拉不回来。”朱老的目光飘向窗外的飞雪，仿佛穿透了时空，“1939年春天，四支队进驻方赵庄，那会儿正是春耕，战士们放下枪就帮老乡拉犁，有的同志脚陷在泥里，鞋都丢了，光着脚还乐呵呵地干。王拓那时候才18岁，天天蹲在田埂上看，眼睛里全是光。”
　　
　　朱老说，王拓家里穷，爹娘早逝，跟着叔叔过活，八路军的到来，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家人般的温暖”。战士们不仅帮老乡干活，还教大家认字、唱抗日歌曲，讲外面的世界。1939年6月6日那天，天刚蒙蒙亮，王拓揣着叔叔蒸的两个菜团子，没打招呼就蹚过大沙河——那河刚开春还凉得刺骨，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对岸，一路打听着找到了八路军王庄驻地。“他站在营部门口，浑身湿漉漉的，却挺着胸脯说要参军抗日，”朱老笑了，“首长见他态度坚决，又机灵，就收下了他。”
　　一周后，王拓领到了属于自己的装备：一身洗得发白、打了好几块补丁的旧军装，一件薄棉衣，还有一枝枪膛略显陈旧但保养得极好的“汉阳造”步枪，以及用油纸小心翼翼包着的20发子弹。“那枪比他还高半个头，他却天天抱着不放，吃饭时放在脚边，睡觉时压在枕头下，擦枪的布都磨破了两块。”朱老回忆道，“大家都笑他把枪当宝贝，他却认真地说，这枪是打鬼子的利器，得好好爱护。”就这样，王拓成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一营三连一排二班的一名战士，开启了他的军旅生涯。
　　
　　1939年8月，鲁中山区的秋风已经带着寒意，夜里睡觉都得盖厚被子。一天下午，营部突然接到情报：有二十多个鬼子，带着一个汉奸，计划第二天清晨偷袭马家庙，抢夺粮食，残害百姓。“那时候马家庙只有几十户人家，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要是被鬼子盯上，后果不堪设想。”朱老的语气沉了下来，“营部当即决定，由二连和三连共200多人连夜奔袭，趁鬼子立足未稳将其围歼。我们装备不如鬼子，只有几挺机枪和少量手榴弹，还得提防莱芜城里的鬼子增援，所以必须速战速决。”
　　当晚，部队就出发了。王庄到马家庙有20多里路，全是崎岖的山路，战士们借着微弱的月光，踩着沾满露水的草丛，悄无声息地前进。王拓第一次参战，心里又紧张又激动，手心的汗把枪柄浸得滑溜溜的。他紧紧跟着班长，班长怎么走他就怎么走，班长卧倒他就立刻匍匐在地，连大气都不敢喘。“我那时候就跟在他后面，”朱老说，“看他那股紧张又认真的样子，就知道这小子将来肯定是块打仗的料。”
　　天快亮时，部队终于抵达马家庙外的一片松树林，指挥员下令就地埋伏。松针上的露水打湿了战士们的衣服，寒气透过单薄的军装渗进来，大家却一动不动，眼睛紧紧盯着村口的方向。没过多久，一队黑影慢悠悠地走了过来，正是鬼子小队。朱老记得清楚，领头的鬼子挎着军刀，走路摇摇晃晃，后面的鬼子扛着步枪，还有两个人抬着一挺“歪把子”轻机枪，另外两人背着两门手炮，那个汉奸则弓着腰，在鬼子身边献殷勤。
　　“打！”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枪声瞬间划破了清晨的宁静。子弹像雨点一样射向鬼子，当场就有六七个鬼子倒在地上，剩下的鬼子反应过来，慌忙卧倒在地，架起轻机枪疯狂还击，手炮也接二连三地发射，枪榴弹在松树林里炸开，泥土、碎石和松枝溅得满地都是。“有个战士被弹片划伤了头皮，鲜血顺着额头往下流，他随手抹了一把，拿起枪继续打，嘴里还喊着‘狗日的鬼子，让你们来送死’！”朱老的声音里带着激动，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硝烟弥漫的早晨。
　　王拓跟着班长，趴在一棵大树后，瞄准一个鬼子扣动扳机，可惜没打中，他心里一急，刚想调整姿势，就被班长按住了。“沉住气，瞄准了再打！”班长低声说。王拓点点头，深吸一口气，再次瞄准，这一次，子弹精准地击中了鬼子的肩膀，那鬼子惨叫一声倒在地上。看到自己打中了鬼子，王拓心里又高兴又振奋，打得更起劲了。
　　当包围圈缩小到十来米时，冲锋号吹响了。战士们从埋伏的地方冲出来，高喊着“冲啊！杀啊！”扑向鬼子。王拓跟着班长冲在前面，只见班长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直冲向一个身材高大的鬼子。那鬼子也凶悍，挥舞着军刀迎了上来，班长侧身躲开军刀，顺势将刺刀刺向鬼子的胸膛。没想到那鬼子反应极快，双手死死攥住了刺刀，班长双臂猛地一拧，刺刀瞬间撕开了鬼子的手掌，鲜血顺着刀刃往下淌，染红了枪身。鬼子疼得嗷嗷直叫，班长趁机再往前一挺，刺刀深深扎进了鬼子的肋部。王拓见状，立刻端起枪，朝着鬼子的后背又补了一刀，鬼子闷哼一声，重重地倒在地上，再也没了动静。
　　这场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200多名八路军战士凭借着勇敢和智慧，全歼了这股鬼子，还活捉了那个汉奸。朱老说，那个鬼子机枪手临死前想破坏武器，把“歪把子”轻机枪拆得七零八落，零件扔得满地都是，战士们战后仔细搜寻，把每一个零件都捡了回来，后来送到兵工厂修好，成了连队的“宝贝疙瘩”。除此之外，部队还缴获了几枝三八式步枪和两门手炮。“王拓当时抱着一枝三八式，摸了又摸，眼睛都亮了，”朱老笑着说，“他跟我说，这三八式比汉阳造射程远、准头高，以后打鬼子更有劲了。”也是从这场战斗中，王拓深刻体会到，八路军打仗不仅要不怕牺牲，更要讲究策略，分散袭敌、集中优势兵力歼敌，绝不做无谓的牺牲。
　　
　　1940年初，王拓随部队转移到莱芜县东部的常庄。没过多久，日军一个联队从淄博赶来“扫荡”，兵力是我们的好几倍，装备也精良得多。三连奉命占据杨家空村附近的一座山头，掩护主力部队撤退。“那座山不高，但地势险要，是主力撤退的必经之路，我们必须守住。”朱老的语气凝重起来，“鬼子的炮火太密集了，一颗接一颗地砸在山头上，碎石和尘土飞扬，掩体都被炸毁了不少。”
　　战士们趴在光秃秃的山头上，顽强地抵抗着鬼子的进攻。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身边，“嗖嗖”地响，不少战士中弹牺牲。王拓所在的二班负责防守山头左侧，班长带着大家不停地射击，扔手榴弹，打退了鬼子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二班长是个老党员，打仗特别勇敢。”朱老回忆道，“那天他已经连续扔了十几颗手榴弹，胳膊都累酸了，可看到鬼子又冲上来，他还是抓起一颗手榴弹，拉开引线，想扔向鬼子群。可就在这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他的身体猛地翻了个儿，子弹从右耳打入，左耳穿出，当场就牺牲了。”
　　看到班长牺牲，王拓和战友们都红了眼，恨不得冲下去和鬼子拼命。但指挥员下令，必须坚守阵地，掩护主力撤退，大家只能强忍着悲痛，继续战斗。随着鬼子的攻势越来越猛，部队渐渐抵挡不住，只能顺着山后往下撤。撤到三四十米处，连长突然回头，目光落在王拓身上，大声喊道：“王拓！二班长的枪还在山上，你去把它捡回来！”
　　王拓心里清楚，回去就是九死一生，山头上还在不断落下子弹和炮弹，但他没有丝毫犹豫，转身就往山头冲。“班长的枪是他的命根子，也是我们班的荣誉，绝不能留给鬼子！”朱老模仿着王拓当时的语气，眼里满是敬佩。王拓猫着腰，借着山石的掩护，飞快地往山上跑，子弹在他脚下“扑扑”作响，像鞭子一样抽着地面，碎石溅到他的脸上，火辣辣地疼。他顾不上这些，一心只想找回班长的枪。
　　终于，他冲到了班长牺牲的地方，班长的身体还保持着扔手榴弹的姿势，那枝三八式步枪就落在他身边。王拓先小心翼翼地把班长的遗体推到一处弹坑里，用石块盖住，然后抓起步枪，转身就往回撤。就在这时，一颗炮弹落在不远处，炸起的泥土把他埋了半截，他挣扎着爬出来，顾不上拍掉身上的泥土，抱着枪拼命往山下跑。当他安全回到队伍里时，连长紧紧握住他的手，激动地说：“好小子，有种！这枪以后就交给你用了！”就这样，王拓换下了自己那枝陈旧的“汉阳造”，扛起了班长留下的三八式步枪。
　　
　　1940年夏天，因为作战勇敢、表现突出，王拓被提拔为二班副班长。到了秋天，日军再次对根据地发动进攻，王拓带领全班战士担任掩护任务。战斗打得异常激烈，鬼子的子弹像密雨一样袭来，王拓沉着冷静地指挥大家射击、转移阵地。突然，一颗子弹呼啸而来，打穿了他左手的三指，鲜血瞬间涌了出来，染红了枪柄。“他当时咬着牙，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简单包扎了一下，继续指挥战斗，直到完成掩护任务，才跟着部队撤下来。”朱老说。
　　之后，王拓被送到老乡家里养伤。老乡们待他像亲人一样，每天给他换药、熬鸡汤，悉心照料。在养伤的一个月里，王拓没有闲着，每天都要擦拭那枝三八式步枪，把枪身擦得锃亮，还跟着老乡学习编竹筐、干农活。他常说，老乡们是八路军的后盾，没有老乡们的支持，就没有我们的胜利。伤一好，他就立刻告别老乡，归队了。手上的伤疤至今还在，成了他那段战斗岁月的见证。
　　1943年初，凭借着多次作战的出色表现，王拓升任一排副排长。这年春天的一个晚上，轮到他值班站岗，夜色如墨，山风呼啸着穿过村巷，带来阵阵寒意。王拓握着三八式步枪，警惕地注视着村子四周的动静，耳朵仔细听着任何异常的声响。突然，村子东北方的天空升起几颗照明弹，惨白的光芒瞬间把夜空照得如同白昼，远处传来了鬼子的呐喊声和脚步声——1000多鬼子趁着夜色，偷偷摸了过来！
　　王拓立刻鸣枪示警，营部迅速下达突围命令。战斗瞬间爆发，枪声、爆炸声、呐喊声交织在一起，整个村子都陷入了一片火海。鬼子人多势众，装备精良，八路军战士们虽然顽强抵抗，但伤亡惨重。“那天打得太惨烈了，营长、副营长，还有一连和三连连长，都相继牺牲了，好多战友都倒在了冲锋的路上。”朱老的声音有些哽咽，眼眶也红了，“我们二连被鬼子追得节节败退，最后被逼到了一座山崮上，前无去路，后有追兵。”
　　排长带着前面的战士冲锋开路，王拓在队尾掩护，不断地向追来的鬼子射击，打倒了一个又一个敌人。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掩护大家冲出去，绝不能让鬼子把我们全部消灭！正跑着，王拓突然感到后背被一股巨大的力量猛推了一下，整个人像断线的风筝一样向前扑倒在地，手里的三八式步枪也甩了出去，落在几米远的地方。
　　“中弹了！”这个念头瞬间在他脑海里闪过，他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心想：“这下完了，牺牲了就再也不能杀鬼子，再也不能和战友们并肩作战了。”一股莫名的气愤涌上心头，不是因为恐惧死亡，而是因为遗憾——他还没杀够鬼子，还没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他似乎昏迷了片刻，又猛地醒了过来，试着动了动手指，发现自己还能呼吸。“没死！我还没死！”他心里一阵狂喜，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却感到腰间和右臂一阵发麻，伸手一摸，满手都是温热的鲜血——子弹从他的后背穿透腰部，又打穿了右臂，伤口处的血正汩汩地往外流。
　　“人在枪在，这是纪律！也是班长教我的！”王拓咬着牙，忍着剧痛，一点点地向步枪掉落的方向爬去。地上的石子和草屑划破了他的膝盖和手掌，火辣辣地疼，但他全然不顾，眼里只有那枝乌黑发亮的三八式步枪。几米的距离，他爬了足足有几分钟，终于抓住了枪柄。他凭着一股狠劲儿，挣扎着坐起来，用没受伤的左手艰难地拉开枪栓，压上子弹，做好了战斗准备。
　　就在这时，一个鬼子端着步枪，发现了他，嗷嗷叫着冲了过来。王拓屏住呼吸，瞄准鬼子的脑袋，手指猛地扣动扳机。“砰！”一声清脆的枪响，鬼子应声倒地，脑袋上冒出一股鲜血。王拓松了一口气，刚想起身，又听到了鬼子的脚步声，他立刻翻滚到一块巨石后面，隐蔽起来。他心想，就算今天牺牲在这里，也要多拉几个鬼子垫背！
　　可等了一会儿，却没看到鬼子大队的身影。原来，排长已经带着主力部队成功突围，鬼子被牵制在了山脚下，一时之间没能追上来。王拓松了口气，顺着山沟往上走，想去追赶部队。他每走一步，都感觉腰间的伤口在剧烈疼痛，鲜血不断地流淌，浸湿了军装，粘在皮肤上又冷又硬。头晕眼花的他，全凭着一股信念支撑着，一步步向前挪动。
　　大概走了七八里路，天快亮时，王拓终于在山头上看到了一排的战友们。看到战友的那一刻，他紧绷的神经瞬间放松下来，一屁股坐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了。战友们看到他浑身是血，都急忙围了过来，卫生员立刻拿出急救包，为他包扎伤口。当绷带紧紧缠住伤口时，钻心般的疼痛才真正袭来，让他忍不住浑身发抖，额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
　　
　　“老乡们听说我们有战士受伤，特意煮了面条送来，里面放了好多咸盐，说盐能止血。”朱老说，“王拓当时饿坏了，也疼坏了，端着那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吃完后，他说感觉身上有了力气。”当晚，王拓被战友们用担架转移到了八路军的后方医院。在医院里，医生和护士悉心照料他，为他清理伤口、换药、打针。经过两个月的精心治疗，王拓的伤口终于痊愈，重新回到了部队。
　　“后来，抗战胜利了，王拓跟着部队去了东北，参加了四保临江、辽沈战役，从东北打到华北，立了不少战功。”朱老的声音渐渐柔和下来，“1949年，他被安排到牡丹江航校任教导员，1950年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1956年，他调到海拉尔民航站任政委，1962年12月，又被任命为牙克石乳品厂厂长，一直干到1980年离休。”
　　朱老说，离休后，王拓就在牙克石安了家，过着平静的生活。每次去看王拓，他都会念叨当年打仗的日子，念叨那些牺牲的战友。“王拓总说，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当了一名八路军，保卫了家乡，保卫了老百姓。他手上的伤疤，腰间的枪伤，都是他的勋章，也是他一生的荣耀。”
　　窗外的雪还在下，朱老的讲述结束了，可我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王拓前辈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身影，在我脑海里清晰浮现：那个抱着步枪睡觉的年轻战士，那个冒着枪林弹雨捡回班长步枪的副班长，那个中弹后依然坚持战斗的勇士……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
　　
　　(二)
　　
　　2025年2月的广东，细雨如丝，带着岭南亚热带的湿润和温暖气息，浸润着抗战研究院的青砖黛瓦。我和志愿者小林踩着湿漉漉的青石板路走进院门，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木樨香，仿佛在诉说着尘封的抗战往事。此行我们专为写作东江纵队老兵曾发的小传而来，接待我们的是32岁的研究员谭功——他深耕东江纵队历史多年，手里有不少曾发前辈的珍贵史料。
　　“周老师你们快请进！”谭功戴着黑框眼镜，眼神清亮，一见面就捧着厚厚的一摞档案迎上来，“关于曾发前辈捕杀日特小贞的战役，档案里的细节比简略记载要鲜活得多，还有几位亲历者的口述记录，咱们边看边说。”
　　走进陈列室，墙上悬挂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作战地图瞬间吸引了我的目光。谭功指着地图上沙头角一带的标记，缓缓开口：“曾发前辈1924年生于香港新界沙头角梅子林村，家境不算富裕，但父亲曾集芬格外重视教育，拼尽全力供他读书。他在香港读完小学，顺利考入九龙知用中学，本想凭着学问闯出一番天地，可1941年12月，日军的铁蹄踏碎了香港的宁静，也撕碎了他的求学梦。”
　　谭功翻出一份曾发的口述实录，字迹工整清晰：“1942年，18岁的曾发听说附近村庄有游击队在抗日，当即下定决心告别父亲，四处打听着找到了东江纵队，被分配到港九独立大队。那时候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把鬼子赶出香港，赶出中国！”
　　
　　刚加入队伍不久，曾发就展现出了过人的观察力和行动力。他发现涌背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渔船往来便利，既能隐蔽行踪，又能快速传递消息，是开辟海路交通网络的绝佳据点。“他多次向上级申请，希望进驻涌背村开展民运工作。”谭功补充道，“大队领导看中他的胆识和细心，派他和队员高勇一同前往，曾发化名李桂，以沙头角区交通员的身份隐蔽在村里。”
　　初到涌背村，村民们对游击队还带着几分生疏和顾虑。曾发和高勇没有急于开展工作，而是天天跟着村民下田干活、出海打鱼，用粤语和大家拉家常，把抗日道理融入日常闲谈中。“鬼子抢我们的粮食，烧我们的房子，杀我们的亲人，只有团结起来反抗，才能有活路！”一次次真诚的宣讲，慢慢点燃了村民们的抗日热情。涌背村有8艘槽仔船，原本是村民父子搭档傍晚出海拖网的生计船，村民们主动献船加入队伍，白天打鱼侦查，晚上运送人员物资，成了游击队的“海上眼睛”和“秘密通道”。
　　“这些渔船队太关键了！”谭功语气激动，“日军的舰艇在海上巡逻，一举一动都被渔民们看在眼里，消息很快就传到曾发手里，让游击队每次行动都能避开风险、精准打击。更重要的是，曾发和战友们靠着这些渔船，护送了一批批内地文化精英、港九独立大队的领导和战士撤离险境，全程保密，万无一失。直到抗战胜利，曾发前辈都不知道自己护送过的人里，有茅盾、邹韬奋这样的文化名人。”
　　
　　随着海路交通网的稳固，曾发又借着涌背村的掩护，频繁开展陆上抗日活动。1944年夏收时节，金黄的稻谷铺满晒场，村民们正忙着收割，日军突然发动“扫荡”，村口传来的枪声打破了宁静。曾发当时正在村里整理情报，来不及撤离，急中生智抓起一把木耙，挽起裤脚冲进晒场，和村民们一起弯腰翻晒稻谷，脸上故意沾了些谷糠，装作一副专注干活的模样。
　　“日军端着刺刀冲进晒场，逐个盘问。”谭功模仿着当时的场景，“曾发低着头，用流利的本地粤语应答，说自己是村里的佃户，家里就靠这点稻谷活命。日军见他满身泥土，说话也没破绽，踢了踢他脚边的谷堆，就转身去搜查其他人了。曾发就这么凭着沉着冷静，躲过了一劫。”
　　没过多久，曾发接到新的命令，和战友李友一同前往香港上水区鹤薮村，接管当地的手枪队。“这支手枪队只有8个人、8条短枪，却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队伍。”谭功介绍道，“队员们个个身手矫健，战斗经验丰富，常年扎根群众，一边宣传抗日，一边除奸杀敌，让附近的汉奸特务闻风丧胆。李友接任第三任小队长，曾发担任政治服务员，两人配合默契，把队伍带得有声有色。”
　　1944年秋末，两个鬼子化装成挑夫模样，背着空担子往涌背村方向挪动，眼神却四处张望，透着一股不怀好意。村民们一眼就看出了破绽，悄悄跑到鹤薮村向曾发报告。“曾发和李友立刻带着队员出发，在村民的指引下，在半路的山坳里设伏。”谭功说，“等鬼子走进埋伏圈，队员们一跃而出，没等鬼子反应过来，就缴了他们的枪，把这两个探子活捉了。”
　　可就在队伍士气正盛时，一则噩耗沉重地打击了曾发。他参加游击队的消息被汉奸泄露，日军宪兵队当即抓走了他的父亲曾集芬，把他关进了元朗的据点。“敌人对曾集芬用尽了酷刑，毒打、灌水、坐老虎凳，逼他说出港九大队的驻地、交通线和队员名单。”谭功的声音沉了下来，手里的档案纸微微发颤，“但曾集芬是个硬骨头，任凭敌人怎么折磨，始终咬紧牙关，一句关于游击队的话都没说。村民们凑了一大笔钱，托人求情才把他保了出来，可那时他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回家不到半个月就去世了，年仅40岁。”
　　
　　父亲的牺牲让曾发悲痛欲绝，他在父亲的灵前磕了三个响头，眼泪混着怒火在眼眶里打转：“爹，您放心，我一定杀尽鬼子，为您报仇！”而这仇恨的矛头，直指日军宪兵队特务头子——小贞。
　　“这个小贞是个彻头彻尾的恶魔！”谭功咬牙切齿地说，“他是日军军曹，阴险狡猾，凶残成性，不仅枪法精准，还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经常化装成村民、商贩、货郎，四处刺探情报，残害抗日群众和游击队员。他还恬不知耻地向部下炫耀，曾一次用军刀砍杀20多个中国人，杀到手软才罢休。鹤薮村、大埔田村一带的村民，提起他的名字都恨得牙痒痒。”曾发和李友商议后，当即决定：除掉小贞，为父亲和牺牲的同胞讨还血债！
　　此后的日子里，曾发一边带领手枪队开展斗争，一边留意小贞的行踪，村民们也主动帮忙侦查，发誓要让这个恶魔付出代价。1945年春的一个上午，细雨刚停，天空渐渐放晴，田埂上还沾着湿泥，空气里满是泥土的芬芳。曾发带着李友和3名队员，扮成当地农民，挽着裤脚在大埔田村的水田里插秧，一边干活，一边和身边的村民低声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突然，村头的民兵阿强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裤脚沾满泥水，脸上满是焦急：“曾同志！不好了！村西头的晒场上有个外乡人，说话口音怪怪的，腰里好像藏着家伙，正拿着几块糖果，拉着放牛娃打听村里的情况，问得都是些陌生人来往、后山有没有人驻扎的话！”
　　曾发心里咯噔一下，和李友对视一眼，两人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笃定——小贞终于出现了！他立刻停下手里的活，压低声音对队员们说：“情况紧急，分两组包抄！李友带阿明、阿华从东侧田埂绕过去，堵住晒场的前门；我带阿健、阿勇绕到晒场后方的老槐树下，断他的退路！记住，尽量活捉，若他反抗，直接击毙，绝不能让他跑了！”
　　队员们迅速放下手里的秧苗，悄悄摸出藏在腰间的短枪，借着茂密的稻田和路边的茅草丛作掩护，猫着腰向晒场靠近。春日的阳光不算刺眼，却把人影拉得很长，曾发屏住呼吸，脚步放得极轻，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和稻田里的蛙鸣。
　　
　　晒场上堆满了晒干的稻草，散发着淡淡的草木香。那个“外乡人”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粗布短褂，戴着一顶旧草帽，正坐在石碾上，手里把玩着几块水果糖，对着面前的放牛娃满脸堆笑，眼神却时不时瞟向村子深处和后山方向。曾发绕到晒场后侧的老槐树下，仔细打量着那人——他虽然穿着便服，但身形挺拔，双手虎口处有明显的老茧，那是常年握枪留下的痕迹，说话时嘴角的纹路里藏着一股掩饰不住的凶气，正是他们苦苦寻找的特务头子小贞！
　　“老乡，看你面生得很，是从哪里来的呀？要往哪里去？”曾发故意操着地道的本地口音，慢慢从树后走出来，脚步平稳，脸上带着若无其事的笑容，实则全身戒备。
　　小贞猛地回头，眼神瞬间变得警惕起来，像饿狼一样扫过曾发，又瞥见他身后慢慢出现的队员，脸色微微一变，但很快又挤出一丝假笑：“哦，我是路过这里的货郎，走累了，在这儿歇歇脚，问问路，想找个地方住一晚。”
　　就在这时，李友带着队员从东侧田埂包抄过来，形成了合围之势，把晒场的所有出口都堵得严严实实。小贞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手悄悄摸向腰间。
　　“别装了，小贞！”曾发突然厉喝一声，声音洪亮，带着压抑已久的怒火，手里的短枪“唰”地举起来，对准了他的胸口，“你残害了多少中国百姓，欠下了多少血债，今天就是你的死期！放下武器，束手就擒！”
　　小贞脸色骤变，眼中闪过一丝狠厉，再也伪装不下去。他猛地掏出藏在腰间的手枪，手腕一翻，就要对准曾发扣动扳机。“开枪！”曾发和李友几乎同时大喊一声，枪声在空旷的晒场上骤然响起，清脆而决绝。五颗子弹同时射向小贞的胸腹，他惨叫一声，身体向后一仰，重重地倒在稻草堆上，手里的手枪“哐当”一声掉落在地。
　　即便身受重伤，小贞依旧死性不改，他躺在地上，嘴角流着鲜血，眼睛瞪得溜圆，声嘶力竭地嘶吼：“大批皇军就要到了！你们都得死！统统都得死！”
　　曾发怕他没死透，上前一步，眼神冰冷如霜，对着他的脑袋又补了两枪。枪声落下，小贞的身体抽搐了两下，便彻底没了动静。这个血债累累的恶魔，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队员们立刻上前搜查，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本特务证件、一把锋利的匕首、一支装满子弹的手枪，还有半包没吃完的水果糖——那是他用来笼络人心、刺探情报的工具。看着这些东西，曾发想起了牺牲的父亲，想起了被小贞残害的同胞，眼眶不禁红了。
　　
　　“曾发前辈知道，小贞失踪后，元朗的日军宪兵队肯定会疯狂报复，尤其是大埔田村和鹤薮村的村民，很可能会遭到血腥屠杀。”谭功叹了口气，“当天晚上，他就联系了村里的民兵，在他们的帮助下，用草席裹住小贞的尸体，趁着浓重的夜色，抬着担架走了十多里山路，把尸体深埋在一处偏僻的山坳里，还在上面种了几棵小树做标记。之后，他们又在晒场上撒了些国民党保安队的帽徽碎片和几枚空弹壳，制造出小贞是被保安队抓走的假象。”
　　果然，第二天一早，元朗的日军宪兵队就倾巢而出，数百名日军端着枪，气势汹汹地冲进大埔田村，挨家挨户搜查，把晒场翻了个底朝天，却只找到几枚保安队的帽徽碎片。日军指挥官怀疑是保安队干的，又带着人去附近的保安队驻地交涉，双方吵了一架，却毫无结果，只能悻悻而归。大埔田村的村民们，就这样在曾发的周密安排下，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
　　但日寇并未就此善罢甘休，他们把曾发和李友的手枪队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多次调集兵力进行“扫荡”，企图将他们一网打尽。1945年5月，曾发带着队员曾春、林六，护送一批缴获的枪支弹药和粮食前往东纵总部。完成任务返回鹤薮村的途中，为了确保安全，曾春主动请缨：“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前面打探路况，看看有没有鬼子的巡逻队。”
　　可没想到，曾春刚走没多久，就传来了激烈的枪声。曾发和林六心里一紧，立刻循着枪声赶过去，只见曾春被数十名日军团团包围在一处山坳里，大腿已经中弹，鲜血染红了裤腿，却依旧靠着一块巨石顽强抵抗，手里的短枪不断向日军射击。
　　“曾春知道自己突围无望，要是被日军活捉，肯定会遭到酷刑，还可能泄露队伍的秘密。”谭功的声音带着哽咽，“他回头看了一眼曾发和林六藏身的方向，眼里闪过一丝决绝，然后猛地拉开了身上的手榴弹引线，朝着日军密集的地方冲了过去。‘轰’的一声巨响，手榴弹爆炸了，曾春同志和好几名日军同归于尽。”
　　就在这时，天空突然乌云密布，下起了瓢泼大雨，雨水瞬间模糊了视线。曾发和林六强忍着悲痛，借着雨幕的掩护，在山林里绕来绕去，避开了日军的搜捕，整整跑了一夜，才终于安全返回鹤薮村。
　　
　　1945年6月，曾发又接到一项重要任务：护送港九独立大队政训室主任从西贡乘船返回涌背村。因天色已晚，海上航行不安全，他们便在村里的孤寡老人李庚家落脚。李庚老人是个抗日积极分子，一直默默支持游击队的工作，把曾发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
　　天蒙蒙亮时，一阵刺耳的马达声打破了村庄的宁静。李庚老人早起喂鸡，隐约听到村口传来汽船靠岸的声音，他悄悄爬到院墙上一看，只见一艘日军汽船停在岸边，数十名日军端着枪，正朝着村里走来。“不好！鬼子来了！”李庚老人心里一急，不顾自己年迈，悄悄翻过院墙，跑到曾发他们住的房间窗外，轻轻敲了敲窗户：“曾同志，快起来！鬼子进村了！”
　　曾发猛地惊醒，立刻叫醒政训室主任和队员，压低声音说：“跟我走，后山有个预先准备好的山洞，快！”几人借着晨雾的掩护，飞快地往后山跑去，钻进了一个隐蔽的山洞里。山洞很小，只能勉强容纳几个人，洞口被藤蔓和杂草遮挡，很难被发现。
　　日军在村里搜了一整天，把家家户户都翻了个遍，却始终没找到曾发他们的踪迹。最后，气急败坏的日军放火烧了几间空屋，才骂骂咧咧地登上汽船离开了。直到日军走远，李庚老人才跑到后山，把曾发他们从山洞里叫出来。
　　
　　谭功合上档案，窗外的细雨不知何时已经停了，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来，照亮了陈列室里的一张张旧照片。“新中国成立后，曾发前辈被安排在新会、江门工作，在这里结婚生子，扎根安家，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2015年，他和老伴李灵一起获得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那枚勋章，是对他抗战岁月的最高褒奖。2017年2月，93岁的曾发前辈安详离世，他的一生，都在践行着当年加入游击队时的誓言，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了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