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四章 麦子花开，必经之路

　　(一)
　　
　　江南春意正浓，高铁穿梭在黄绿交织的田野间，窗外的油菜花谢了，结出饱满的荚果，让人不由得想起鲁南麦浪翻滚的模样。我揣着沉甸甸的采访本，直奔无锡抗战研究院——为了续写张荣光老兵的小传，这趟江南之行，我期待了许久。
　　推开史料室的门，顾新岚研究员正对着一叠手稿和照片出神，她桌上的搪瓷杯还冒着热气，杯沿印着淡淡的茶渍。见我进来，她立刻起身笑道：“周老师，你可算来了！张荣光老兵的资料我整理了足足半个月，这里有他的口述实录、亲属访谈，还有当年鲁南军区的部分档案复印件，这故事，得从1943年鲁南的麦花说起。”
　　我拉过木椅坐定，指尖拂过桌上的老照片——照片里的少年穿着打补丁的粗布短褂，裤脚卷到膝盖，露出黝黑的小腿，眉眼清亮得像山涧的泉水，背后是成片齐腰深的麦田，麦花细碎如霜，在阳光下泛着微光。顾研究员的声音缓缓响起，带着史料特有的厚重感，将我拽进了那个战火纷飞却又麦香弥漫的春日。
　　
　　张荣光老家在山东苍山县沂堂乡台井村，1930年2月出生的他，童年是在枪炮声里泡大的。六岁那年，父亲张学礼把他送进村里的私塾，先生教他念“人之初，性本善”，可课本还没摸热，日本人的扫荡就来了。记得有一次，日军的汽艇沿着沂河开来，机关枪“哒哒哒”地扫射，村里的狗狂吠着乱跑，乡亲们抱着孩子往地窖里钻。私塾的窗户被流弹打穿了一个洞，先生抱着教案趴在桌下，学堂就此散了伙。
　　后来村里秘密办起抗日小学，张荣光又去读了一年。学堂设在村西头的破庙里，黑板是用锅底灰刷的木板，桌椅是垒起来的土坯。先生不仅教他们认字，还偷偷讲岳飞抗金、杨靖宇抗日的故事，每次讲到激动处，先生就攥紧拳头，声音沙哑却有力：“孩子们，咱们中国人不能当亡国奴！”那些话，像种子一样埋进了张荣光的心里。
　　
　　他的父亲张学礼，是八路军的地下交通员。白天，他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扛着锄头在田里干活；夜里，他就背着干粮、揣着密信，翻山越岭穿梭在各个交通站之间。张荣光记得，有好几次父亲要去邻村接头，会让他提着半篮红薯或一把青菜跟在后面，遇见盘查的伪军，就说是去走亲戚。他年纪小，脸上还带着婴儿肥，模样憨态可掬，反倒成了最好的掩护。
　　有一次，他们路过伪军的岗楼，一个留着仁丹胡的伪军拦住他们，伸手就要抢篮子里的红薯。父亲赶紧赔笑脸：“老总，这是给孩子他姥姥送的，没多少，您尝尝？”张荣光趁机拉着伪军的衣角，仰着脸说：“叔叔，这红薯可甜了，我娘特意蒸的，您吃一个呗！”伪军被他哄得眉开眼笑，挥挥手就让他们过去了。走远后，父亲摸着他的头说：“荣光，你真机灵，以后说不定能帮爹干大事。”
　　久而久之，父亲见他脑子灵光，遇事不慌，还能随机应变，便开始让他单独执行简单的送信任务。13岁那年，他正式成了一名小交通员。藏信的地方换过不少——灶膛里烧剩的柴火堆中、纳鞋底时特意留的夹层里、甚至是掏空了蛋黄蛋清的鸡蛋壳里，每次他都能凭着细心和胆识化险为夷。母亲总是在他出发前，往他口袋里塞一把炒黄豆，反复叮嘱：“孩子，路上小心，信比命重要，一定要送到。”
　　
　　1943年4月初，鲁南的麦子正扬花，细碎的白絮飘在风里，带着淡淡的麦香，却也藏着看不见的危险。那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母亲就起身给张荣光的小竹篮里装了六个圆滚滚的鸡蛋、一小包炒花生，表面看是去走亲戚，实则篮子底垫着两层油纸，里面藏着一封给区中队的密信，要送到两里外的白埠子村交通站。信上的字是用米汤写的，只有用碘酒涂抹才能显现，这是父亲教他的秘密。
　　他沿着田埂往前走，脚下的泥土松软湿润，带着麦苗的清香。麦秆长得齐腰深，风一吹就沙沙作响，像有人在耳边低语。离白埠子村还有两里地时，他习惯性地抬头张望——这是父亲教他的规矩，走交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眼角余光瞥见远处土路上走来两个穿便衣的人，他们穿着黑色短衫，裤腿扎得紧紧的，袖口鼓鼓囊囊，一看就藏着枪，而且脚步匆匆，正朝着他的方向快步走来。
　　张荣光心里咯噔一下——这一带是日伪军的重点巡查区，平时很少有陌生人走动，这两个人定是汉奸特务。他不敢多想，装作若无其事地继续走，脚下却悄悄拐了个弯，钻进了麦田。麦叶划过脸颊，有点痒，还带着露水的凉意，他攥着信的手心里全是汗，信纸被浸得有些发潮。
　　没想到那两个人也跟着拐进了麦田，脚步声越来越近，踩得麦秆“咔嚓”作响。张荣光知道跑不掉了——麦田里视野开阔，一跑反而会暴露目标，而且对方有枪，他一个半大孩子，根本跑不过他们。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目光快速扫过前方，突然看到田埂边长着两棵歪脖子的酸枣树，间距不过两步，树下长满了杂草。
　　他放慢脚步，趁着弯腰拨麦秆的动作，手指飞快地将信从油纸里抽出来，悄悄丢在两棵树之间的草丛里。为了不留下痕迹，他没有弯腰，而是用脚尖勾起几块松散的土块，轻轻盖在信上，又来回踩了两脚，把土块踩实，看起来和周围的地面没什么两样。做完这一切，他深深吸了口气，直起身继续往前走，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刚走出十几步，身后就传来粗声粗气的喊叫：“站住！不许动！再跑就开枪了！”
　　张荣光停下脚步，缓缓转过身。两个汉奸已经走到跟前，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他的胸口，枪身泛着冷光。“你是哪村的？要去哪？”一个留着八字胡的汉奸问道，眼神像鹰隼一样锐利，上下打量着他。
　　“我是台井村的，去白埠子村找我姑姑。”张荣光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可心脏还是“咚咚”地跳个不停，手心的汗越渗越多。
　　“找姑姑？我看你是给八路送信的小探子吧！”另一个瘦高个汉奸说着，上来就搜他的身。他的手粗鲁地在张荣光的衣兜里、裤腰上摸来摸去，又翻看了竹篮里的鸡蛋和花生，连篮子底都仔细检查了一遍，没找到任何可疑的东西。
　　八字胡汉奸不死心，抬手就给了他一个耳光。“啪”的一声脆响，张荣光的脸颊立刻火辣辣地疼，嘴角瞬间渗出血丝。“说！是不是给八路送信的？信藏哪了？不说实话，我打死你！”
　　张荣光咬着牙，摇了摇头：“我不是探子，就是去看姑姑的。”
　　那汉奸见他嘴硬，又抬脚踹在他的肚子上。张荣光踉跄着摔倒在麦地里，麦秆扎得他胳膊生疼，鼻子也开始流血，鲜红的血滴在白色的麦花上，红白相映，格外刺眼。两个汉奸轮番打他，拳头落在他的背上、胳膊上、腿上，疼得他浑身发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可他死死咬着牙，愣是没哭出声，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说，绝不能说，说了不仅自己活不成，交通站的同志也会有危险。
　　打了一阵，汉奸累得气喘吁吁，可还是没搜到证据，却也不肯放他走。八字胡汉奸眯着眼说：“既然你说去看姑姑，那就带我们去，要是撒谎，就把你带回去交给皇军，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张荣光心里有了底——他知道白埠子村的乡亲们都是向着八路军的，村里的王大娘就是交通站的联络员，只要见到她，就有办法脱身。他擦了擦脸上的血，忍着浑身的剧痛站起来，领着两个汉奸往村里走。路上，他故意放慢脚步，心里盘算着怎么给王大娘递信号。
　　
　　到了村东头王大娘家门口，他朝着院里大喊：“姑姑！姑姑！我是荣光，来看你了！”声音带着刻意的委屈，还故意揉了揉眼睛。
　　屋里很快走出一个中年妇女，正是王大娘。她穿着粗布棉袄，头发用蓝布包着，一看张荣光脸上满身是血，身后还跟着两个眼神不善的陌生男人，立刻就明白了怎么回事。她三步并作两步扑上来，一把抱住张荣光，放声大哭道：“我的儿啊！你这是怎么了？谁把你打成这样？脸都肿了，鼻子还流血，心疼死姑姑了！”
　　她一边哭，一边用手轻轻抚摸张荣光的脸颊，悄悄在他耳边说了一句：“别怕，有姑姑在。”
　　哭声引来了不少村民，大家扛着锄头、拿着扁担围上来，七嘴八舌地问怎么回事。王大娘指着两个汉奸，抹着眼泪骂道：“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打我侄子？他才十三岁，就是来给我送点吃的，你们凭什么下这么重的手？”
　　“我们怀疑他是八路探子！”八字胡汉奸强装镇定地说，手还放在腰间的枪上。
　　“放屁！这是我亲侄子，台井村的，他爹是张学礼，我们是实在亲戚，他每年都来好几回，村里谁不认识他？怎么会是探子？”王大娘不依不饶，声音越喊越大，“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还是故意来村里找茬？告诉你们，我们村可不怕事！”
　　村里的李大叔也站了出来，他是村里的民兵队长，身材高大，虎视眈眈地看着两个汉奸：“我们都认识这孩子，确实是王大娘的侄子，你们要是再胡搅蛮缠，我们就去区里告你们乱打人、骚扰老百姓！”
　　其他村民也跟着附和：“就是！赶紧走！别在我们村闹事！”“再不走我们就不客气了！”
　　两个汉奸看着围上来的村民，个个怒气冲冲，又找不到任何证据，怕把事情闹大不好收场，只好骂骂咧咧地说了几句狠话：“小子，算你运气好！下次再让我们碰到，饶不了你！”说完，就灰溜溜地转身走了。
　　等汉奸走远了，王大娘赶紧拉着张荣光进屋，关上房门，从灶台上拿起一块干净的布，蘸了温水给他擦脸上的血。“孩子，委屈你了，没受伤吧？信送出去了吗？”张荣光摇摇头，忍着疼说：“姑姑，我没事，信藏在村外田埂的两棵酸枣树中间了，你让交通站的同志赶紧去取。”
　　王大娘点点头，又从锅里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玉米粥，递给他：“快喝点粥暖暖身子，我这就去叫人。”张荣光捧着碗，喝着香甜的玉米粥，心里暖暖的——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乡亲们的掩护，就是最坚实的后盾，是黑暗里最亮的光。
　　
　　1944年1月，父亲张学礼积劳成疾，经常咳嗽不止，有时候走几步路就喘得厉害，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翻山越岭跑交通了。区里通信站的同志知道张荣光机灵勇敢，又有多次送信的经验，就让他正式加入了通信站，成了一名专职交通员。
　　他记住了父亲的嘱咐：“荣光，当了交通员，就要把信当命看，不能拆，不能看，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哪怕是死，也要把信送到目的地。”那些日子，他跑遍了鲁南的各个村庄，白天躲着敌人的巡查，夜里借着月光赶路，鞋底磨破了一双又一双，脚上的水泡起了又破、破了又起，可他从来没喊过苦。
　　有好几次，他还协助鲁南军区的曹参谋搞侦察。曹参谋二十多岁，身材挺拔，脸上带着一道浅浅的伤疤，那是在战斗中留下的勋章。他很喜欢这个胆大心细的少年，教他怎么观察敌情、怎么判断敌人的动向、怎么用暗号传递信号，还经常给他讲战场上的故事。有一次，曹参谋摸着他的头说：“荣光，等你再长大点，就跟着我去当兵，扛枪打鬼子，保家卫国。”
　　1944年底，八路军区中队升级，要编入正规部队。曹参谋果然没有食言，亲自带着张荣光去报了名。1945年2月，他被分配到鲁南军区第5团第2营卫生所，成了一名卫生员。虽然不能直接扛枪打仗，但能救死扶伤，他觉得一样是为抗日做贡献。
　　卫生班长徐班长是个老兵，手把手地教他止血、包扎、固定骨折部位，还教他识别常见的草药。张荣光学得很认真，每天跟着徐班长练习，很快就掌握了基本的救护技能。他把徐班长教的知识都记在心里，还在本子上画了简单的图解，有空就拿出来看看。
　　
　　1945年3月，部队接到命令，要去消灭汉奸王洪九的伪军。王洪九是鲁南一带臭名昭著的汉奸，手下有上千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乡亲们恨之入骨。领导考虑到新兵缺乏战斗经验，规定所有新兵都留在后方，负责救护和后勤工作，不许上前线。
　　张荣光急了，他早就想亲手消灭汉奸，为乡亲们报仇。他找到营长，坚定地说：“营长，我请求上前线！王洪九的地盘我熟！我当交通员的时候，经常在那一带送信，哪里有小路、哪里有岗楼，我都一清二楚。曹参谋也知道，我们还一起去侦察过敌情，我能给部队带路，还能抢救伤员，我一定不会拖后腿！”
　　营长看着他满脸的恳切，又看了看他单薄却挺拔的身影，笑着问：“打仗可是要死人的，子弹不长眼睛，你不怕？”
　　张荣光挺了挺胸膛，眼神坚定地说：“怕就不来当兵了！鬼子和汉奸害死那么多乡亲，我早就想跟他们拼了！能为国家打仗，能为乡亲们报仇，就算死，我也愿意！”
　　营长被他的勇气和决心打动，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好小子，有种！我批准你上前线，跟着徐班长，一定要注意安全，既要救伤员，也要保护好自己。”
　　
　　战斗打响后，枪炮声震耳欲聋，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炮弹落在地上，掀起漫天的尘土和碎石。张荣光一开始确实有点紧张，腿都在打颤，耳朵嗡嗡作响，可当他看到身边的战友冒着枪林弹雨冲上去，看到伤员倒在地上痛苦呻吟时，他忘了害怕，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救人！
　　他跟着徐班长冲在第一线，每当有战友受伤，他就立刻扑上去，快速检查伤口，用绷带止血、包扎，然后和其他卫生员一起，把伤员抬到后方的临时救护点。有一次，一个战友的腿被炮弹炸伤，血流不止，张荣光毫不犹豫地扑过去，用止血带紧紧缠住战友的大腿，又用纱布按住伤口，直到血慢慢止住。战友疼得满头大汗，紧紧抓住他的手说：“谢谢你，小兄弟。”张荣光摇摇头说：“不用谢，我们是战友，应该的。”
　　第三天，被包围的伪军开始疯狂突围，大约一半人冲破了包围圈，朝着城外逃窜。张荣光抄起一把缴获的步枪，跟着战友们追了七八里地。他跑得飞快，脸上、身上都沾满了尘土，可他丝毫没有停下脚步，直到把溃散的伪军全部歼灭才停下来。
　　这一仗，他救了三个伤员，还缴获了一把手枪。战后，领导在全营大会上表扬他：“张荣光同志虽然年纪小，但胆子大、不怕牺牲，关键时刻能顶上去，是个好样的！”不久，他就被调到了一线部队，成了一名真正的步兵。
　　
　　1945年6月，鲁南的麦子熟了，金黄一片，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风吹过，泛起金色的麦浪。张荣光随部队参加了攻打峰县的战斗。峰县城里驻扎着一个中队的日军和一百多名伪军，日军凭借坚固的工事和精良的武器负隅顽抗，八路军的武器装备很差，大多是缴获的旧枪，子弹也很紧缺，打了两天两夜，虽然攻占了县城的大部分地区，却没能彻底消灭敌人。
　　就在这时，情报传来，附近的日军派出了增援部队，预计半天后就会赶到。如果等增援部队到来，八路军就会腹背受敌，之前的努力就会白费。上级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拿下峰县，消灭守城的敌人。
　　部队多次发起进攻，都被日军的火力压制了回来，伤亡越来越大。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找到了部队，给部队出主意：“鬼子躲在房子里，易守难攻，我们可以用火攻，把他们逼出来！”
　　张荣光和战友们立刻行动起来，在机枪的掩护下，扛着从老百姓家里借来的柴草、抱着捆扎好的草把子，冒着日军的枪林弹雨冲到院子周围。我能想象出当时的场景——子弹打在墙上“噗噗”作响，碎石和木屑飞溅，战友们一个个往前冲，有人中弹倒下，后面的人立刻顶上去，没人退缩。张荣光的胳膊被弹片划了一道口子，鲜血顺着胳膊往下流，他顾不上包扎，只是用袖子随意擦了擦，继续往墙角堆柴草。
　　老百姓们也没闲着，有的帮着搬柴，有的找来煤油桶，还有的拿着锄头在一旁警戒，嘴里喊着：“打倒小鬼子！”那一刻，军民同心，眼里都燃着复仇的火焰。柴草堆得越来越高，几乎快到屋檐，张荣光和战友们把浇了煤油的草把子，一个个扔进院子里。
　　“点火！”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火柴划过，火苗瞬间窜起，借着风势，很快就蔓延开来。浓烟滚滚，呛得人睁不开眼睛，火光冲天，把半边天都映红了。院子里的日军发出凄厉的惨叫，有人试图冲出来，刚跑到门口，就被机枪扫射回去，倒在血泊里。
　　张荣光站在远处，看着熊熊燃烧的院子，耳边是日军的哀嚎和柴火燃烧的“噼啪”声，心里没有丝毫怜悯——这些侵略者，在鲁南大地上烧杀抢掠，多少乡亲死在他们手里，多少家庭家破人亡，这是他们应得的下场。
　　等大火渐渐熄灭，浓烟散去，张荣光跟着战友们冲进去。院子里一片狼藉，房屋被烧得焦黑，梁木还在冒着青烟，地上躺着五十多具日军尸体，有的被烧得面目全非，有的还保持着挣扎的姿势。他踢了踢身边一具尸体，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鬼子被消灭了，乡亲们可以安心过日子了。
　　这场战斗，八路军大获全胜，不仅守住了峰县，还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张荣光因为作战勇敢，再次受到了表扬，他的胳膊上也留下了一道永久的伤疤，那是他抗日生涯的又一枚勋章。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张荣光正在训练场上练刺杀。有人跑来喊：“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大家瞬间沸腾了，扔掉手里的武器，互相拥抱、欢呼，有的人甚至流下了眼泪。张荣光也跟着欢呼，心里百感交集——多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换来了和平，那些牺牲的战友，终于可以瞑目了。
　　可和平并没有持续太久，解放战争很快打响。张荣光又跟着部队参加了临沂战役、泗县战役。1946年，在一次战斗间隙，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面对党旗，他举起右拳，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那一刻，他觉得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在攻打枣庄的战斗中，张荣光已经成了班里的骨干。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日军投降后留下的工事被国民党军队利用起来，负隅顽抗。一枚炮弹突然落在他身边，“轰隆”一声巨响，他只觉得头部和胸部一阵剧痛，眼前一黑，就失去了知觉。
　　等他醒来时，已经躺在了后方医院的病床上。医生告诉他，他的头部和胸部被炮弹弹片击中，幸好没有伤及要害，但需要长时间休养。他在医院里住了两个半月，期间，战友们来看他，给他讲前线的战况。每当听到战友们取得胜利的消息，他就格外开心；每当听到有人牺牲，他就默默流泪。
　　康复归队后，他更加勇敢地投入到战斗中。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在许昌战役中，引领他参军、像哥哥一样照顾他的曹参谋，不幸牺牲了。那天，曹参谋带着战士们冲锋陷阵，被敌人的冷枪击中，当场牺牲。
　　张荣光赶到时，曹参谋已经没有了呼吸，他的眼睛还睁着，仿佛还在看着前方的战场。张荣光跪在地上，抱着曹参谋的尸体，失声痛哭。他哭了很久，泪水打湿了曹参谋的军装。他在心里默默发誓：“曹参谋，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完成未竟的事业，解放全中国，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渡江战役后，张荣光随部队进驻舟山群岛，担任卫生所长兼医务员。舟山群岛由四百多座岛屿组成，岛与岛之间隔着茫茫大海，交通不便。那些年，他带着卫生所的同志们，驾着小船，走遍了每一座岛屿。
　　岛上的条件很艰苦，没有像样的医疗设备，药品也很紧缺。他就自己动手，用简单的工具给战士们看病，还向当地的渔民学习识别草药，用草药治疗一些常见病。战士们训练受伤了，他亲自包扎；渔民们生病了，他随叫随到。久而久之，岛上的战士和渔民都亲切地叫他“张医生”。
　　1957年，张荣光升任22军直属炮兵团卫生主任。职位变了，可他的初心没变，依然保持着军人的本色，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很少提起自己的过去，就连家人也只知道他当过兵，不知道他在战场上经历过多少次生死考验，不知道他身上的伤疤背后藏着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
　　1958年，老家传来消息，父亲张学礼在田里干农活时，突发脑溢血去世了。张荣光当时正在部队执行任务，没能赶回去见父亲最后一面。这成了他一生的遗憾。后来，他每次想起父亲，都会想起小时候跟着父亲跑交通的日子，想起父亲说的“信比命重要”，想起父亲教他的那些做人的道理。
　　1978年，张荣光转业到江苏省血防研究所工作。从军队到地方，岗位变了，但他的工作热情没变。他一头扎进血防工作中，深入农村、深入基层，了解血吸虫病的流行情况，制定防治方案。他经常说：“不管在哪个岗位，都是为人民服务，都要尽心尽力。”
　　1982年，张荣光离休了。离休后的他，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吃着简单的饭菜。他很少参加应酬，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书看报，或者在小区里散步。有人问他以前的经历，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就是跟着部队打了几年仗，做了点该做的事。”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国家给抗战老兵颁发纪念章。当工作人员把纪念章送到张荣光手里时，他捧着纪念章，摩挲着上面的图案，眼眶湿润了。他说：“这枚纪念章，不属于我一个人，属于所有牺牲的战友们，属于那些支持我们抗战的乡亲们。”
　　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他又获颁了一枚纪念章。这一次，他把两枚纪念章小心翼翼地收在盒子里，偶尔拿出来看看，想起那些战火纷飞的岁月，想起那些并肩作战的战友。
　　顾研究员说到这里，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照片里的张荣光老兵已经94岁高龄，头发花白，脸上布满了皱纹，但精神矍铄，眼神依然清亮。他坐在院子里的椅子上，阳光洒在他身上，暖洋洋的。照片的背景是一片盛开的月季花，鲜艳夺目。
　　
　　(二)
　　
　　2024年12月，我和志愿者小林、老陈驱车上了夷陵的山路，盘旋的公路两旁，橘树脱尽了叶子，枝桠直指灰蒙蒙的天空，偶有几簇枯黄的野草，在寒风中瑟缩。此行目的地是宜昌黄花场村，我们要见的，是98岁的抗战老兵朱义明——一个在鄂西抗日战场上，用枪法和胆识书写过传奇的老人。
　　江汉平原的湿冷裹着长江的水汽，像一层细密的网，将村庄罩得严实。
　　村口的老樟树树龄逾百，枝繁叶茂时该是遮天蔽日，此刻落尽了黄叶，光秃秃的枝桠上挂着几个风干的野果。树下围坐着几位晒太阳的老人，听到我们打听朱义明，一位拄着拐杖的大爷抬手往村深处一指：“红砖墙、带石门槛的就是，老爷子硬朗着呢，天好还能扛着锄头去菜园子转两圈，你们找他听故事，算找对人了！”
　　顺着大爷指的方向走了百十米，果然看见一座整洁的院落，红砖墙被雨水冲刷得有些斑驳，石门槛被磨得光滑。推开虚掩的木门，院子里晒着金灿灿的玉米棒子，垒在墙角像座小山，一位头发花白却腰板挺直的老人正坐在竹椅上择菜，手指干枯却灵活，翠绿的青菜叶在他手里被打理得干干净净。
　　“朱老前辈，我们是来听您讲抗战故事的志愿者。”我放轻脚步上前，生怕惊扰了这份宁静。老人抬起头咧嘴一笑，露出为数不多的牙齿，声音略带沙哑却中气十足：“哦，听打鬼子的事啊？好，进屋坐，让我孙娃给你们烧茶。”
　　陪着老人的是他的孙子朱晓峰，四十多岁，皮肤黝黑，一看就是踏实肯干的庄稼人。他笑着接过话茬：“我爷爷总跟我们讲当年的事，好多细节比我们年轻人记事儿还清楚，尤其是打鬼子的那些仗，连开枪的姿势、子弹飞过的声音都能说得明明白白。”
　　进屋坐下，暖烘烘的柴火灶让周身的寒意瞬间消散，灶上的铁壶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朱晓峰给我们倒上热茶，朱老爷子喝了一口，指尖轻轻摩挲着杯沿，那些埋藏在岁月深处的往事，便随着他的讲述，缓缓铺展开来。
　　“我1926年三月初九生在宜昌分乡镇普溪河村，家里兄妹四个，我是老四。”老人的声音带着浓浓的乡音，“上头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爹娘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就盼着能平平安安过日子。可那时候，小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哪有什么平安日子过啊。”
　　
　　1941年正月，刚满十五岁的朱义明正在田里给麦子除草，春日的阳光暖洋洋的，泥土里带着麦苗的清香。他手里的锄头抡得正欢，突然听见村口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吵嚷声。抬头一看，保长带着几个穿黑褂子的人，手里拿着绳子，气势汹汹地朝着田里走来。
　　“跟我们走，当兵去！”保长一把抓住朱义明的胳膊，力道大得几乎要捏碎他的骨头。朱义明挣扎着：“我还小，我爹娘还等着我回家吃饭呢！”他娘闻讯从家里跑出来，抱着他的腿哭得撕心裂肺：“他才十五啊，你们不能抓他，要抓就抓我家老大去！”
　　保长一脚把他娘踹倒在田埂上，恶狠狠地说：“国难当头，适龄男丁都得去当兵，谁也不能例外！再阻拦，就按通敌论处！”朱义明看着娘趴在地上哭，看着保长凶神恶煞的脸，心里又怕又恨，却只能被他们押着往村外走。
　　一路走一路哭，走了一天半，脚底板磨起了好几个血泡，疼得钻心。直到第三天傍晚，他们被交到了驻防兴山县春渡河村的第七十五军六师政治部。“那时候第六师有三个团，十六团团长程杨强，政治部主任李帮华，我们这些新兵蛋子，刚到部队连枪都摸不着，先学站军姿、练队列，后来才被安排站岗放哨。”
　　
　　说起第一次开枪，老人的眼睛亮了起来。“有天夜里轮到我站岗，山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岗楼里的油灯亮着一点光，风吹着树叶‘沙沙’响，跟有人在旁边走路似的。”突然，一道黑影从坎下窜了出来，直奔岗哨而来，速度快得像一阵风。朱义明当时也没多想，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是不是鬼子摸上来了？”他握紧手里的步枪，凭着本能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巨响，黑影应声倒地。
　　枪声惊动了整个营地，排长提着枪跑过来，厉声问道：“怎么回事？谁开的枪？是不是鬼子来了？”朱义明指着坎下，声音都在发抖：“排长，刚才有个黑影冲过来，我就开枪了。”排长让他下去看看，朱义明壮着胆子，借着月光往下跑，走近一看，哪里是什么鬼子，原来是只野狗，已经被打死了。
　　排长凑过来瞧了瞧，非但没骂他，反而拍着他的肩膀哈哈大笑：“小子，胆子不小，枪法也还行！看看是公狗还是母狗，公的就拖回来，给兄弟们打牙祭！”朱义明一摸，是只公狗，就费劲地把狗拖了回去。炊事班连夜把狗宰了，炖了一大锅肉汤，香气飘满了整个营地。排长特意给朱义明盛了一大碗，里面全是肉：“小子，这碗给你，算你立了‘小功’！”
　　打那以后，排长就觉得朱义明是块当兵的料——胆子大、反应快、枪法准。每天训练结束，就让他领五排子弹，到部队附近的河边去打鱼。“说是打鱼，其实就是练枪法。河里的鱼游得快，比固定的靶子难打多了，正好能练瞄准和反应。”朱义明每天扛着枪去河边，蹲在岸边，眼睛紧紧盯着水里的鱼，等鱼游到最佳位置，迅速瞄准、射击，几乎百发百中。
　　打来的鱼，小的给炊事班，炖成鱼汤给兄弟们改善伙食；大的就挑出来，送给长官。“那时候部队里条件苦，能吃上鱼是稀罕事，我天天打鱼，兄弟们都跟我关系好，长官也待见我。”没过多久，政治部就给朱义明发了一套灰色军装、一件厚棉衣和一条棉毯，每个月还能领到三块钱的月饷。“三块钱在当时可不少，能买好几斤粮食，我都小心翼翼地存着，想着等战争结束了，给家里寄回去，让爹娘过上好日子。”
　　
　　1942年，日军的扫荡越来越频繁，部队为了保存实力，决定分散游击。朱义明拿着六师一个副连长开的请假条，偷偷跑到了远安，加入了当地的四叉湾抗日游击队。“游击队都是本地人，熟悉地形，打起来灵活，不像正规部队那样受约束。”中队长见朱义明当过正规军、会用枪，还懂些战术，就让他当了班长，班里有四个兄弟：分乡的肖世万、王圣贵，远安的郑长清，还有乐天溪的韩永竹。
　　“我们四个年纪都差不多，肖世万最大，也才二十岁，郑长清最小，才十七。”朱义明说，他们几个很快就成了生死与共的战友，白天一起训练，晚上挤在老乡家的柴房里睡觉，有什么好吃的、好穿的，都互相谦让。中队长交给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侦察当阳清溪场、干溪、焦家堤、闫家畈、鸦鹊岭、龙泉铺一带的敌情，摸清日军的据点分布、兵力部署和巡逻路线。
　　1943年六月，天气已经热了起来，草木长得郁郁葱葱，正好能掩护行踪。朱义明带着全班兄弟，奉命去清溪场侦察。他们翻过高山，穿过密林，走了大半天，才到了清溪场附近的一个小山坳。“翻过那个小山，从山顶往山坡低坳处看，就能看见一户三间瓦房，门口竟然竖着一支日军的黄色步枪，一米多长，比我们用的汉阳造短些，旁边还挂着个子弹袋，鼓鼓囊囊的，看样子装了不少子弹。”
　　朱义明心里咯噔一下，赶紧让兄弟们蹲下：“都别出声，这里肯定有鬼子，咱们小心点，别暴露了。”他猫着腰，借着草丛的掩护，几大步跨到大门口，一把抓起那支步枪，顺势推开门冲了进去。
　　
　　屋里的景象，让朱义明和战友们瞬间红了眼、怒火烧心：一个矮胖的鬼子，下身只裹着块兜裆布，浑身赤裸，正趴在一个中年妇女身上施暴。那妇女头发凌乱，衣衫被撕得粉碎，双手紧紧抓着床单，浑身发抖，低着头不敢吭声，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浸湿了床单。
　　“不许动！”朱义明和战友们齐声大喊，四支枪口齐刷刷对准鬼子的胸膛和脑袋，声音里的怒火几乎要将屋子点燃。肖世万性子最急，上前一把抓住鬼子的胳膊，使劲把他从妇女身上拖下来。鬼子猝不及防，摔在地上，嘴里“嗷嗷”地叫着，想要反抗。朱义明赶紧找来一根结实的麻绳，上前按住鬼子，把他的手脚捆得结结实实，又撕了块棉花塞进他嘴里，怕他喊叫引来附近的日军。
　　那妇女缓过神来，抱着被子呜呜地哭，嘴里含糊不清地念叨着：“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救了我……”朱义明看着她凄惨的模样，心里一阵酸楚，对她说：“大姐，你别怕，鬼子被我们抓住了，不会再伤害你了。”
　　他们不敢久留，架着被捆住的鬼子往外走。可这鬼子死活不肯动，嘴里“呜呜”地叫着，身体还一个劲地挣扎。“没办法，我们只好两个人抬着他的胳膊，两个人抬着他的腿，像抬猪一样往石头店上周家湾走。”朱晓峰在一旁补充道，“我爷爷说，那鬼子特别沉，他们四个抬着走，没走多远就满头大汗。”
　　刚走到周家湾的村口，想放下鬼子歇口气，就听见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日军的叫喊声。朱义明回头一看，只见一群鬼子正朝着他们的方向追来，大概有十几个，手里都端着枪。“不好，被鬼子发现了！”朱义明大喊一声，“快，抬着鬼子往对面的峡沟里跑！”
　　兄弟们不敢耽搁，赶紧扛起鬼子，拼命往峡沟里跑。那鬼子还在拼命挣扎，嘴里的棉花掉了，大喊着日语，像是在给追来的鬼子指路。眼看鬼子越来越近，子弹已经在身边“嗖嗖”飞过，朱义明知道，不能再带着这个累赘了。他跟兄弟们使了个眼色，掏出腰间的刺刀，狠狠地朝着鬼子的胸口捅了下去。其他三个兄弟也一起动手，几刀下去，鬼子哼都没哼一声就断了气。
　　他们快速把鬼子的尸体拖到峡沟深处，用树枝和杂草盖好，然后钻进山林，借着茂密的树林掩护，顺利摆脱了鬼子的追击。“跑了一路，到安全的地方时，我们才发现，每个人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手上、身上都被树枝划了好多口子，火辣辣地疼。但没人抱怨，只要能杀鬼子、能活下来，这点疼算什么。”
　　同年八月，朱义明和战友们在当阳焦家堤执行任务时，遇上了日军的大部队。“那天我们本来是去侦察鬼子的粮库，没想到刚到焦家堤，就被鬼子发现了。”战斗打响后，日军人数众多，火力又猛，游击队寡不敌众，只好顺着堤沟撤退。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身边，打在堤岸上，溅起一片片泥土。
　　“我当时跑在最前面，突然觉得头部一阵剧痛，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砸了一下，眼前一黑，差点栽倒在地。”朱义明抬手摸了摸头顶右侧，那里有一块明显的凹陷，“用手一摸，满手是血，原来是被鬼子的子弹擦伤了头皮，骨头都露出来了。”
　　肖世万和王圣贵赶紧扶着他，躲到附近的一个老乡家里。“老乡是个五十多岁的大爷，人特别好，看到我满头是血，二话不说就去找草药，还烧了热水给我清洗伤口。”大爷把草药嚼碎了，敷在朱义明的伤口上，又找了块干净的布条给他包扎好。在老乡家躲了三天，等伤势稍微好转，朱义明就告别了大爷，辗转返回了部队。“现在我头上还有块伤疤，就是那时候留下的，一辈子都消不了。”
　　
　　1944年三月，在当阳干溪，朱义明和战友们又遇上了日军的巡逻队。“那天我们正在树林里休息，突然听见一阵脚步声，赶紧躲了起来。”巡逻队有五个鬼子，手里都端着枪，警惕地四处张望。其中一个鬼子发现了树林里的动静，朝着朱义明藏身的方向开了一枪。子弹擦着朱义明的耳朵飞了过去，打在旁边的树干上，留下一个深深的弹孔。
　　“差一点就打中我了，耳朵旁边的头发都被烧焦了。”朱义明说，那一刻，他心里的恐惧全变成了愤怒，“小鬼子，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们血债血偿！”
　　这个誓言，没过多久就实现了。1944年五月，在当阳和远安交界的维家岗，日军集结了一支队伍，大概有几十人，准备攻打四叉湾抗日游击队的大队部。“我们中队驻扎在龙凤山，而龙凤山是支援大队部的必经之路，一旦龙凤山被日军占领，大队部就会被日军包围，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朱义明所在的班奉命侦察敌情，他们趴在龙凤山的山坡上，远远看见两个鬼子正在路口站岗，手里端着枪，警惕地四处张望。
　　“班里的其他三个兄弟，肖世万枪法还行，王圣贵和郑长清都是半路出家，枪法不太准。”朱义明想起在第七十五军六师练的枪法，心里有了底。他对兄弟们说：“你们先跑到对面的山上埋伏，万一我开枪引来敌人，你们也好接应。人多了目标大，反而不好撤退。”
　　三个兄弟点点头，趁着夜色，悄悄往对面的山上跑去。看着他们跑出去百来步远，朱义明深吸一口气，趴在地上，端起枪，瞄准了那两个鬼子的后背。“当时心里就一个念头：我一个人打死一个是平账，打死两个就是赚仗！能多杀一个鬼子，兄弟们就少一分危险，老百姓就少一分苦难。”
　　他屏住呼吸，调整好姿势，眼睛紧紧盯着瞄准镜。相隔百来步远，第一个鬼子的背影在瞄准镜里越来越清晰。朱义明轻轻扣动扳机，“砰！”一声清脆的枪响，前面的鬼子应声倒地，一动不动。后面的鬼子还没反应过来，转头想看看发生了什么，朱义明迅速调整瞄准点，再次扣动扳机，“砰！”第二枪，又将他撂倒在地。
　　两声枪响，像惊雷一样在夜色中炸开，惊动了日军大队。一群鬼子嗷嗷叫着冲了出来，手里的枪朝着四周胡乱射击。他们看到两个哨兵被打死，又环顾四周，没发现其他部队的踪影，以为遇到了游击队的大部队埋伏，不敢贸然前进。“鬼子在原地折腾了半天，最后只好抬着两个哨兵的尸体，朝着隔包寨方向撤退了。”
　　就这两枪，不仅让朱义明报了之前的仇，还让中队和大队部都免遭了损失。事后，中队长在全队大会上特意表扬了朱义明：“朱义明同志，胆大心细，枪法精准，仅凭两枪就吓退了日军，立了大功！大家都要向他学习！”
　　
　　1944年七月，天气热得像蒸笼，地面被太阳晒得发烫，连空气都带着灼热的气息。日军不甘心之前的失败，增加了空袭力度，每天都有日军的飞机在游击区上空盘旋、轰炸。“有一次，我带着全班兄弟在一个小山沟里埋伏，等着袭击日军的运输队。”朱义明说，小山沟里有茂密的树木和杂草，隐蔽性很好，他们趴在沟里，大气都不敢喘。
　　一架日军飞机从空中飞过，发出刺耳的轰鸣声，飞得很低，几乎要擦着树梢。等飞机飞远后，朱义明心里突然有种莫名的不安，总觉得会有危险。他赶紧喊兄弟们：“快，跟我走，换个地方埋伏！”他率先站起身，领着肖世万、王圣贵往沟外跑。郑长清和韩永竹犹豫了一下，觉得飞机已经飞走了，应该不会有危险，就没跟上来。
　　朱义明刚领着两个兄弟跑出十米远，就听见身后“轰隆”一声巨响，震得地动山摇。他回头一看，他们刚才埋伏的地方已经被炸成了一片焦土，树木被连根拔起，石头和泥土四处飞溅。“郑长清和韩永竹……他们没来得及跑出来，全都牺牲了。”老人的声音突然低沉下来，眼睛里噙满了泪水，“都是我不好，我要是再坚持一下，把他们拉出来就好了……”
　　朱晓峰轻轻拍了拍爷爷的后背，叹了口气：“爷爷，这不能怪你，那时候情况太紧急了，谁也没想到飞机还会回头轰炸。”朱义明抹了抹眼泪，沉默了许久，才继续说道：“从那天起，我夜里总做噩梦，梦见长清和永竹浑身是血地看着我，问我为什么不救他们。”老人的声音带着哽咽，手指紧紧攥着衣角，指节都泛了白，“他们才十几岁啊，还没来得及成家，还没来得及看看和平的日子，就这么没了……”
　　朱晓峰给爷爷续了杯热茶，轻声安慰：“爷爷，您已经尽力了，他们在天有灵，也会明白的。”朱义明喝了口茶，情绪渐渐平复了些，继续说道：“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掉以轻心，每次执行任务，都要反复叮嘱兄弟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能有半点马虎。”
　　
　　1944年十二月，日军在鄂西战场接连受挫，补给线被切断，开始往外地撤离，游击区的局势终于稍微缓和了些。朱义明离家已经快四年了，心里想念爹娘和兄弟姐妹，就向中队请假，想回宜昌老家看看。“那时候交通不便，我走了三天三夜才回到家，爹娘看到我，抱着我哭了好久，说以为再也见不到我了。”
　　可安稳日子没过多久，1945年上半年，保甲长又找到了他，不由分说就把他抓到了太平溪县政府。“他们说，县里有两个汉奸，平日里帮着鬼子欺压百姓，还泄露游击队的消息，害死了不少乡亲，让我去刺杀他们。”朱义明早就恨透了汉奸，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他趁着夜色，换上一身老百姓的衣服，悄悄摸进了汉奸的住处。“那两个汉奸住在县城的一个大院子里，门口有守卫。我凭着在部队练的本事，绕到院子后面，翻墙进去，正好看见那两个汉奸在屋里喝酒，身边还坐着几个打手。”
　　朱义明屏住呼吸，躲在窗外，等屋里的灯灭了，打手们都睡着了，才悄悄推开门进去。“我手里拿着一把匕首，是之前从鬼子身上缴获的，锋利得很。那两个汉奸睡得很沉，大概是喝多了。我上去对着他们的胸口，每人捅了一刀，他们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断了气。”
　　得手后，朱义明迅速撤离，沿着原路返回了县政府。“县长见我完成了任务，还夸我勇敢，说为民除了害。”同年下半年，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传来了！那天，整个县城都沸腾了，人们敲锣打鼓，奔走相告，有的人甚至激动得哭了起来。“我站在人群中，看着漫天飞舞的传单，心里百感交集，那些牺牲的战友，那些吃的苦、受的罪，终于都值了。”
　　后来，县政府迁到了宜昌献福路，朱义明被调到城防指挥部，负责维护县城的治安。没过多久，他又被调到专员公署当副官，后来又调到牛坪田粮处当主任，负责征收粮食、保障民生。“那时候刚打完仗，老百姓日子过得苦，我征收粮食的时候，总是尽量照顾困难户，能少征就少征，实在困难的，就干脆不征。”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七月，朱义明在宜昌成了家，妻子是邻村的姑娘，勤劳善良。婚后没多久，他就辞掉了工作，带着妻子回到了农村，回乡种田。“我这辈子，打了这么多年仗，看透了生死，就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陪着家人，种种田，平平淡淡就好。”
　　后来，村里成立了生产队，大家见朱义明识文断字，还会算账，就推选他当了生产队会计。“当了会计，就得公平公正，不能偏心。我每天把队里的收支都记得清清楚楚，晚上还会把账本拿出来核对一遍，生怕出半点差错。”朱义明当了十几年会计，从来没出过一次错，深得乡亲们的信任。
　　朱晓峰笑着说：“我爷爷这辈子特别节俭，衣服破了缝缝补补还能穿，饭菜也从不浪费。他还总教育我们要爱国、要勤俭、要善良，说现在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用命换来的，一定要好好珍惜。”
　　离开朱老爷子家时，夕阳已经西斜，金色的余晖洒在村子里，炊烟袅袅，宁静祥和。寒风依旧吹着，但我们心里却暖暖的。我想起他讲述的龙凤山阻击战，那条支援大队部的必经之路，是他和战友们用勇气和鲜血守住的；而抗战胜利这条民族复兴的必经之路，更是无数像朱义明这样的老兵，用青春和生命铺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