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三章 拼命划水，寻找角度

　　(一)
　　
　　福州的秋阳透过云层洒在抗战研究院的青瓦上，带着南方特有的温润湿气。我和另外两位抗战志愿者刚走进院门，就看见姚晓妤站在资料室门口等候。她依旧是一身简单的米白色衬衫，黑色长裤，窈窕的身姿在斑驳的树影里格外清丽，28岁的脸庞上，那双明亮的眼睛透着远超年龄的庄重。这位土生土长的福州姑娘，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高材生，总能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为我们打捞起抗战先辈们鲜为人知的细节，这次关于浙江天台籍新四军女兵王曼的故事，她又带来了新的发现。
　　“周老师，你们一路辛苦。”姚晓妤快步迎上来，声音清亮如泉，“我这段时间走访了天荒湖周边的几个老村落，找到了当年参与营救王曼同志的老乡后代，还有几份句容县委的原始档案复印件，能把1941年那次突围讲得更具体些。”她引我们走进资料室，桌上早已摊开了泛黄的文献、手绘的天荒湖地形草图，还有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那是晚年王曼的留影，眉眼间仍能看出当年的英气。
　　抚过那份标注着“1941年县委工作记录”的复印件，纸张脆薄，字迹却依旧清晰。姚晓妤坐在一旁，翻开一本蓝色封皮的口述实录，缓缓开口：“王曼同志1921年11月出生在浙江天台的一个普通农家，家里穷，13岁就跟着同乡辗转到了上海，进了一家丝绸厂做童工。你们难以想象，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每天要在机器旁站十几个小时，手指被丝线磨得鲜血淋漓，还得提防工头的打骂。那些年的苦难，没有磨掉她的性子，反而让她看清了旧社会的黑暗，心里早早埋下了反抗的种子。
　　“1937年8月，上海沦陷，日军的铁蹄踏碎了城市的安宁，也让丝绸厂停了工。”姚晓妤的声音沉了下来，“王曼一路乞讨，花了半个多月才回到天台老家。可家乡也没能躲过战火，日军的轰炸让乡亲们流离失所。就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她遇到了地下党员，听他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讲共产党的主张。1938年10月，17岁的王曼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跟着一批进步青年奔赴皖南，成为了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女生八队的一名战士。在教导队里，她白天学军事、练射击，晚上学文化、学理论，进步快得惊人，很快就成了队里的骨干。”
　　
　　我想起之前走访中了解到的新四军女兵生活，忍不住补充：“听说女生八队的条件特别艰苦，冬天没有棉被，只能盖稻草，吃的也是粗米野菜。”姚晓妤点点头：“确实是这样，但王曼同志从不叫苦。她常说，比起在上海做童工的日子，能为国家打仗，再苦也值得。1940年底，组织上看中她的组织能力和应变能力，把19岁的她调到金丹镇，担任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那时候金丹镇周边都是敌伪据点，环境极其复杂，她既要发动群众，又要发展党员，还要应对敌人的突然‘扫荡’，每天都在刀尖上行走。
　　“皖南事变发生在1941年1月，之后局势变得更加凶险。”姚晓妤的手指落在天荒湖地形草图上，“敌伪顽三面夹击，茅山根据地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王曼和同志们被迫从金丹镇退守到宝堰附近的小角下隍一带，那里山高林密，便于隐蔽，但物资匮乏，连基本的口粮都难以保障。即便如此，王曼同志还是坚持分头找党员谈话，了解大家的思想动态，鼓励大家不要放弃抗日的信念。
　　“1941年3月12日，这是档案里记载的具体日期。”姚晓妤的语速慢了下来，仿佛在还原那个惊心动魄的午后，“那天上午，王曼正和区委书记张松柏在村里的老槐树下，和一位老党员谈心，了解群众对抗日形势的看法。突然，特委宣传部副部长赵云和专署财粮科长田禾急匆匆地找过来，两人脸上满是焦急，说特委有紧急指示，要立刻通知金丹镇的孙迈书记召开县委会议，传达反‘清剿’的部署。
　　“王曼同志知道事情紧急，当即就和赵云、田禾出发去找孙迈书记。”她接着说，“三人沿着田埂小路快步前行，刚走到吕墟村口，就听到一阵密集的枪声从东北方向传来，伴随着日军的嚎叫声和百姓的哭喊。他们心里一紧，拉住一位往村外跑的老乡打听，才知道延陵据点的日伪军突然出动了两百多人，把金丹镇县政府包围了。老乡哭着说，孙迈书记和另外3位同志没来得及转移，已经在圩里被捕了，敌人还在村里烧杀抢掠。
　　“三人又急又怒，赵云同志攥紧了拳头，想冲过去救人，被王曼拦住了。”姚晓妤的语气里透着敬佩，“王曼同志说，我们不能冲动，孙迈书记他们已经被捕，我们现在冲过去也是白白牺牲，当务之急是保住党的机密。就在这时，老乡突然想起什么，说敌人搜查得太仓促，镇政府后院的灰堆里还藏着不少文件和书籍，没被搜走。那些文件里有党员名单、群众联络方式，要是落入敌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三人立刻跟着老乡往镇政府后院跑，一路上能看到被烧毁的房屋、散落的农具，还有乡亲们的尸体，心里像被刀割一样。”她的声音有些哽咽，“到了后院，他们顾不上掩埋战友的遗体，赶紧趴在灰堆里翻找，双手被灰烬烫得通红，指甲缝里全是黑泥，终于把一叠叠用油纸包裹的文件、书籍都找了出来，紧紧抱在怀里。就在这时，村外传来了敌人的脚步声和叽里呱啦的日语，有人大喊‘那边有新四军！’
　　“不好，敌人杀回来了！”田禾同志喊了一声。王曼同志当机立断：“快，往天荒湖跑，那里有芦苇荡，能隐蔽！”三人抱着文件，沿着墙根快步奔跑，身后的枪声越来越近，子弹打在墙上，溅起阵阵尘土。幸运的是，湖边停着一只渔民留下的小木船，船桨还挂在船舷上。赵云同志一把抓起船桨，王曼和田禾迅速跳上船，赵云用力一撑船篙，小船便朝着湖中心的芦苇荡划去。
　　
　　“敌人追到岸边，看到小船，立刻架起机枪扫射。”姚晓妤的手比划着子弹飞过的轨迹，“子弹嗖嗖地从他们头顶掠过，有的打在船板上，发出‘笃笃’的声响，木屑飞溅；有的落在水里，激起一串串白色的水花。王曼同志把文件紧紧压在身下，身体伏得极低，生怕文件被打坏。田禾同志也帮忙划桨，小船在湖面上颠簸着，像一片随时可能被风浪打翻的叶子。
　　“可就在小船快要划入芦苇丛深处时，船底突然被水下的芦苇根缠住了，任凭赵云同志怎么用力划桨，小船都纹丝不动。”她接着说，“敌人的枪声越来越密，越来越近，岸边的日军已经能看清他们的身影，甚至朝着他们喊话，让他们投降。赵云同志回头看了一眼王曼和田禾，大声说：‘不能被俘！弃船跳水，利用芦苇丛突围，能活一个是一个！’
　　“田禾同志是北方人，会游泳，他二话不说，抓起身边的一块木板，纵身跳进了湖里，奋力朝着对岸游去。”姚晓妤的声音里满是紧张，“可王曼同志根本不会游泳啊！她从小在山区长大，连像样的池塘都没见过，更别说这么大的湖了。她看着身下深不见底的湖水，又回头看了一眼逼近的敌人，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宁死不当俘虏，绝不能让文件落入敌人手中！她把怀里的文件塞进赵云同志怀里，咬了咬牙，闭上眼睛就跳了下去。
　　“冰冷的湖水瞬间淹没了她，刺骨的寒意顺着毛孔钻进骨头里，让她忍不住打了个寒颤。”她的语速越来越快，“王曼同志在水里胡乱地挣扎着，双手拼命划水，双脚用力蹬着，可越是挣扎，身体沉得越快。起初水还不深，能踩着湖底的软泥，她一边划一边往前走，可穿过一片浅滩的芦苇丛后，突然脚下一空——她掉进了一条深达数米的河沟里！
　　“水一下子没过了她的头顶，口鼻里灌满了浑浊的湖水，又咸又腥，呛得她肺腑生疼。”姚晓妤的眉头紧紧皱起，“她感觉自己像一块石头一样往下沉，耳边只有水流的‘哗哗’声和自己的心跳声。她想喊，却喊不出声音；想呼吸，却只能吸进冰冷的湖水。意识开始一点点模糊，她想，难道自己今天就要死在这里了？可她不甘心啊！她才20岁，还没看到抗战胜利，还没看到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还没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不行，我不能死！”她在心里一遍遍地喊着，凭着最后一丝求生的本能，手脚并用地划着水。”姚晓妤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她的动作很笨拙，像一只溺水的旱鸭子，每划一下都要耗费巨大的力气，可她没有放弃。她睁着眼睛，透过浑浊的湖水，隐约能看到远处的芦苇丛和模糊的对岸，那是她唯一的希望。湖水冻得她浑身发麻，胳膊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肺里憋得快要炸开，可她还是拼命地划着，一下，又一下……
　　“她不知道划了多久，只觉得力气越来越小，眼前的景象开始旋转、模糊，耳边的枪声也渐渐远去。”她停顿了一下，仿佛在感受那种绝境中的无助，“最后，她再也支撑不住，眼前一黑，彻底失去了知觉，身体像一片枯叶一样在湖水中漂浮着。她以为自己这次真的死定了，可她不知道，命运在这一刻给了她一线生机。
　　“就在她漂浮了大约半个多小时后，一位名叫陈老根的农民驾着捞湖泥的船经过。”姚晓妤的语气缓和了下来，“陈老根是天荒湖附近的渔民，平时受新四军的照顾，对战士们感情很深。他远远看到湖面上漂浮着一个人，起初以为是尸体，可走近一看，发现衣服像是新四军的军装，赶紧把船划过去。他冒着被敌人开枪的危险，伸手把王曼同志拉上船，一看，认出是经常来村里发动群众、帮乡亲们解决困难的‘小王书记’。
　　“陈老根心里又急又疼，赶紧把船划到湖西侧一个偏僻的芦苇滩，那里不容易被敌人发现。”她接着说，“他把王曼同志背上岸，先安置在湖边的牛车棚里，然后一路小跑回村，找来一位名叫李大娘的放牛妇女。李大娘也是个热心人，知道是新四军的同志，立刻跟着陈老根来到牛车棚。两人小心翼翼地把王曼同志抬到牛背上，让她趴在牛背上，双手紧紧抓住牛缰绳。
　　“老黄牛慢悠悠地往村里走，一步一颠，正好起到了人工呼吸的作用。”姚晓妤笑了笑，眼里却含着泪光，“一路上，王曼同志肚子里的湖水顺着嘴角不断流出来，脸色也渐渐有了一丝血色。回到村里后，乡亲们把她抬到村里最安全的一间土坯房里，放在门板搭成的临时床上，盖上了厚厚的棉被。李大娘烧开了姜汤，一点点喂进她嘴里；村里的老郎中也赶了过来，用艾草给她针灸、热敷；乡亲们轮流守在她身边，给她搓手脚，帮她取暖。
　　“整整抢救了一夜，第二天黎明时分，王曼同志终于缓缓睁开了眼睛。”她的声音里满是欣慰，“周围挤满了乡亲们，有老人，有孩子，看到她醒来，大家都激动地哭了，纷纷说‘老天保佑，小王书记醒了！’王曼同志想说话，却发不出声音，只能虚弱地看着大家，眼里满是感激。她后来回忆说，是乡亲们给了她第二次生命，这份恩情，她一辈子都忘不了。”
　　
　　“可喜悦很快被悲伤冲淡。”姚晓妤的神色又凝重起来，“王曼同志稍微好转后，就让乡亲们帮忙联系当地的地下党员肖锁庚。肖锁庚冒着生命危险，在周边各村打听消息，几天后带来了消息：张松柏同志和田禾同志已经安全脱险，躲在了深山里；可赵云同志却一直下落不明。王曼同志心里焦急万分，让肖锁庚继续寻找。半个月后，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传来——乡亲们在天荒湖深处的芦苇丛中发现了赵云同志的遗体。
　　“他陷在了一片齐胸深的淤泥里，身体已经僵硬，可怀里还紧紧抱着那些文件，手指死死攥着，怎么也掰不开。”姚晓妤的声音低沉下来，“赵云同志是东北吉林人，离家参加革命多年，一直没回过家。他用自己的生命，守住了党的机密，也践行了自己入党时的誓言。王曼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场就哭了，她在心里发誓，一定要替赵云同志完成未竟的事业，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那段日子，敌人的‘清剿’越来越频繁，几乎天天下乡搜查，挨家挨户盘问，还放火烧毁了不少村庄。”她接着说，“王曼同志因为落水受寒，加上悲伤过度，胃开始大量出血，每次发作都疼得浑身冒汗，脸色苍白如纸。村里的乡亲们偷偷给她找药，可当时物资匮乏，根本没有像样的药品，只能靠一些草药勉强维持。有人劝她：‘小王书记，你还是回浙江天台老家躲一躲吧，等局势好转了再回来。’
　　“可王曼同志坚决不同意。”姚晓妤的语气里满是敬佩，“她摇着头说：‘不行，我不能走。现在根据地正需要人，同志们都在坚持斗争，我怎么能当逃兵？我的家乡在天台，但茅山根据地也是我的家，这里的乡亲们需要我，我必须留下来。’她强撑着病体，在肖锁庚的帮助下，找到了华树庚和几位区委书记，在一间隐蔽的山洞里召开了紧急会议。
　　“会上，王曼同志提出，不能再被动防守，要主动出击，跳出敌人的内线包围，开辟新的根据地。”她翻开一份《丹阳县委工作纪要》，“他们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兵分三路，向镇江以南的丁庄铺、丹三区以西的山区、建昌圩和直溪桥一带发展。王曼同志亲自带领一支小分队，白天隐蔽在山林里，晚上就下山发动群众，发展新党员，建立地下联络点。那段时间，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吃的是野果和粗粮，胃出血的毛病反复发作，可她从来没喊过一声苦。”
　　
　　“在敌人持续半年多的残酷进攻下，茅山特委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姚晓妤的声音里满是沉痛，“特委组织部长任迈同志、宣传部长袁先锋同志在一次反‘扫荡’中不幸被捕，日军对他们严刑拷打，逼他们交出党员名单和根据地部署，可他们坚贞不屈，始终没有吐露一个字。最后，日军残忍地将他们杀害，两位同志就义时，都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紧接着，茅山专员巫恒通同志也在战斗中被俘。”她接着说，“巫恒通同志是一位爱国志士，被俘后，日军想利用他的声望劝降其他抗日志士，对他威逼利诱，可他不为所动，绝食抗议，最终壮烈牺牲。特委书记陈洪同志也在一次战斗中受伤被俘，后来经党组织多方营救才得以脱险，被派到浙东工作，可不幸的是，几年后他在一次战斗中再次负伤，最终牺牲在了战场上。
　　“一个个战友牺牲的消息传来，王曼同志心里承受着巨大的悲痛，但她没有被打垮。”姚晓妤说，“她把悲痛转化为力量，更加坚定了抗日的决心。她常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的战友没有白死，他们用生命换来了我们的觉醒，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直到把鬼子赶出中国！’在她的带领下，丹阳的地方武装不断发展壮大，民兵队伍也越来越活跃。
　　“大半年后，也就是1941年10月，特委终于派人找到了王曼同志，通知她到句容参加县委扩大会议。”她的语气变得轻快起来，“当王曼同志拖着病体，步行几天赶到开会地点时，见到了许多幸存的老战友。大家看到她，都心疼不已，说她瘦了好多，脸色也不好，曾经的小姑娘，经过战火的洗礼，已经长成了沉稳坚毅的‘大姑娘’。那是她天荒湖遇险后，第一次重新和特委取得联系，也是在那次会议上，鉴于她的突出表现和领导能力，组织上任命她为丹阳县委书记。
　　“上任后，王曼同志立刻着手整顿队伍，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姚晓妤的声音里满是激昂，“她根据茅山地区的地形特点，制定了‘游击战为主，伏击战为辅’的战术，组织武装力量主动出击。1942年初，她亲自策划了九里镇伪据点袭击战。那天晚上，她带领三十多名战士，趁着夜色摸进据点，先是解决了门口的哨兵，然后冲进据点，与伪军展开激战。战士们个个英勇善战，伪军根本不堪一击，最终活捉了伪据点所长，缴获了二十多支步枪、两挺轻机枪和一批弹药。消息传开后，周边乡亲们无不拍手称快，越来越多的青壮年主动报名参加地方武装，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姚晓妤喝了口水，继续说道：“紧接着，金坛民兵在她的部署下，针对西肠镇敌人岗楼发起突袭。那座岗楼建在村口高地，视野开阔，易守难攻，鬼子哨兵每天居高临下监视着村里的动静，让乡亲们人心惶惶。王曼同志提前派人摸清岗楼里的情况，趁着深夜雾气浓重，让民兵们带着自制的土炸药和梯子，悄悄摸到岗楼脚下。一声令下，土炸药炸开了岗楼的木门，民兵们一拥而上，当场打死两名鬼子哨兵，捣毁了岗楼，拔掉了这个横在乡亲们心头的‘钉子’。
　　“一次次战斗的胜利，不仅打击了敌伪的嚣张气焰，更让根据地的党员和群众重新看到了希望。”她的眼神亮了起来，“延陵、西肠的敌人据点被我们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层层封锁，粮草供应断绝，通讯也被切断，成了孤立无援的‘孤岛’。伪军们人心惶惶，不少人偷偷找机会向我们投诚，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形势逐渐好转，曾经被分割的区域慢慢连成一片，抗日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我听得热血沸腾，忍不住插话：“王曼同志真是了不起，带着伤病还能打出这么漂亮的仗，不愧是从战火里淬炼出来的女战士。”
　　姚晓妤深有同感地点点头：“是啊，她的意志力远超常人。那段时间，她的胃出血还没痊愈，常常疼得直不起腰，却依然坚持和战士们一起行军、一起战斗。战士们心疼她，想让她留在后方指挥，她却笑着说：‘战场上少一个指挥员没关系，但多一个能鼓舞士气的人很重要，我和大家在一起，心里踏实。’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王曼同志正在丹阳组织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工作。”姚晓妤的声音里满是喜悦，“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根据地，乡亲们敲锣打鼓，奔走相告，整个丹阳都沸腾了。王曼同志站在晒谷场上，看着欢呼雀跃的群众，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这一天，她和战友们盼了整整八年，牺牲了无数同胞，终于等到了胜利的曙光。”
　　
　　“可胜利的喜悦还没褪去，新的任务就来了。”她话锋一转，“1945年11月，党中央下达北撤命令，要求江南的新四军部队和地方干部迅速北移，开辟新的解放区。王曼同志接到命令后，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率领120人的后勤队伍，带着大批物资和伤员，踏上了北撤之路。
　　“北撤的路途充满了艰险。”姚晓妤翻开一份北撤日志复印件，“他们要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封锁，白天隐蔽在山林里，晚上才能赶路。一路上缺衣少食，伤员的伤口感染严重，不少同志因为劳累和饥饿病倒了。王曼同志既要安排行军路线，又要照顾伤员和群众，常常几天几夜不合眼。她把自己的粮食让给伤员，把自己的被子盖在生病的同志身上，自己却常常饿着肚子、裹着单薄的衣服赶路。
　　“最危险的是海上那段路程。”她的语气变得紧张起来，“他们从江阴坐船出发，要在海上行驶数日才能到达苏北新港。出发当天，海面上就刮起了大风，巨浪拍打着船身，小船在海浪中剧烈颠簸，随时都有翻船的危险。不少同志晕船，吐得昏天黑地，连站立都困难。王曼同志也晕船，但她强撑着身体，在船舱里来回安抚大家的情绪，指挥大家加固船帆、堵漏排水。
　　“更让人揪心的是，途中还遇到了国民党的巡逻艇。”姚晓妤接着说，“巡逻艇上的敌人发现他们后，立刻开炮射击。王曼同志沉着冷静，让大家趴在船舱里，指挥船夫改变航向，利用海浪和云雾作掩护，巧妙地避开了巡逻艇的追击。经过数日的惊涛骇浪，他们终于安全抵达苏北新港，在海安与大部队顺利会合。当战友们看到他们带着物资和伤员安全到达时，都忍不住为他们鼓掌欢呼。
　　“新中国成立后，王曼同志服从组织安排，从上海市委组织部调到福建工作。”姚晓妤的语气变得平和，“她先后在多个岗位上任职，始终保持着新四军战士的优良作风，廉洁奉公，勤勤恳恳，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1984年，她正式离休，但离休后的她依然没有闲着，经常到学校、部队作报告，给年轻人讲述抗战往事，传承红色基因。”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国家给她颁发了纪念章；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她再次获颁纪念章。”她指着桌上的两张纪念章照片，“每次拿到纪念章，她都会抚摸着徽章，久久不语，眼里满是对牺牲战友的思念。有人问她，从一个童工成长为一名革命干部，这辈子最骄傲的是什么？她总是笑着说：‘我没什么可骄傲的，我能有今天，全靠党和人民的培养。我为党和人民做的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我已经很幸运了。’
　　“2019年11月，这位98岁的抗战前辈在福州安详离世。”姚晓妤的声音低沉下来，“她的故事，就像天荒湖里那拼命划水的身影一样，永远留在了我们心中。”
　　
　　(二)
　　
　　成都的春阳穿透薄雾洒在锦江边的老街上，我刚穿过抗战研究院栽满翠竹的庭院，看见尹广强快步走来。这位30岁的川大学历史系高材生，身材结实如川西的青松，黑框眼镜后的眼睛亮得惊人，说话时带着川人特有的爽朗劲儿，一开口就透着对川军历史的痴迷：“周哥，可算等你来了！何金培老兵的资料我挖得差不多了，连他同乡后人的口述都录了，保证让你听得身临其境。”
　　他引我走进一间摆满古籍和档案的史料室，桌上早已摊开了《第44军战史》、西充县民国时期的征兵档案，还有一张翻拍的老照片——照片里的何金培身着灰布军装，身高体壮，肩扛马克沁重机枪，眼神锐利得像要穿透镜头，胸前的250发弹链在阳光下闪着冷光。“你看这身形，在当年的川军里绝对是‘猛将胚子’。”尹广强指着照片，话匣子一下打开，“何金培老英雄1920年1月22日生在西充县太平镇草坝场村，家里种着几亩薄田，三个兄弟他是老大，从小就跟着爹娘下地干活，练得一身好力气，一米八的个头在村里鹤立鸡群。”
　　
　　“1943年初的那个冬天，天寒地冻，保长带着两个乡丁，踩着积雪敲开了何家的木门。”尹广强的声音沉了下来，仿佛回到了那个逼人的寒冬，“何金培的娘正坐在灶前搓玉米棒子，火塘里的柴火噼啪作响，却暖不透屋里的寒气。保长把帽子一摘，直言不讳：‘何家嫂子，上面下了死命令，这次征兵任务重，你家三个男娃，必须出一个当兵，今天就抽签定人，躲不过去的。’
　　“抽签的竹篓就放在院坝里的石磨上，竹片被冻得冰凉。”他接着说，“何金培的两个弟弟吓得躲在娘身后，浑身发抖。何金培看着娘泛红的眼眶，心里像被针扎一样，他走上前，伸手从竹篓里摸出一根竹签——红漆标记的‘应征签’赫然在目。他没说话，只是默默地转身回屋，收拾了一件打满补丁的棉袄、一双布鞋，还有娘连夜烙的几个玉米饼。同村被抽中的还有李正祥、李占凤、岳逸公四个老乡，五个年轻人背着简单的包袱，在家人的哭声中，一步步走出了草坝场村，谁也不知道这一去能不能活着回来。
　　“没想到刚到顺营师管区，就遇到了老乡师长赵壁光。”尹广强的语气里多了几分暖意，“赵师长也是西充人，见着家乡子弟，拉着他们的手问长问短，得知他们没带多少钱，当场让人给每个新兵发了2块现大洋。那时候的2块钱，能买20斤大米，哥几个攥着沉甸甸的银元，夜里躺在稻草铺成的地铺上，兴奋得睡不着觉，你一言我一语地盘算着，等打跑了鬼子，就用这笔钱给家里盖新房、娶媳妇。”
　　
　　“可真正的军营生活，比他们想象的苦百倍。”尹广强翻出一份1943年的新兵训练日志，“后勤供应差到了极点，每天的口粮就是掺着沙子、石子的糙米，偶尔能吃上一顿玉米糊或煮黄豆，就算是改善伙食了。盐更是稀罕物，做饭时只能往锅里撒一点点，饭菜淡得没滋味。最让人难熬的是缺鞋，部队发的草鞋又薄又糙，没几天就磨破了，何金培他们一有空就跑到山上去割茅草、找布条，自己编草鞋。脚上的血泡磨破了，流出的血把草鞋粘住，晚上脱鞋时连皮肉都能带下来，疼得钻心，可第二天照样得穿着它训练、行军。
　　“就这样一路颠沛流离，他们被交到了第44军，坐着闷罐火车、步行赶路，辗转了一个多月，终于抵达湖南前线，编入了第150师第449团。”尹广强比划着重机枪的重量，“何金培一米八的个头，体重近两百斤，在普遍瘦小的川军里格外显眼，团长一眼就看中了他，拍着他的肩膀说：‘小伙子，身板结实，去当马克沁重机枪射手！’这马克沁重机枪可不是谁都能扛的，光枪身就有30多斤，加上装满子弹的弹链，总重量超过50斤，可何金培端着它，能稳稳地站半个时辰不抖。
　　“训练时他简直是拼了命。”他接着说，“为了练准头，他趴在滚烫的地面上，对着远处的靶子反复射击，一天下来能打上万发子弹，枪口烫得能煎熟鸡蛋，他就用湿布裹着继续练；为了练稳定性，他在枪身上放一碗水，射击时力求水不洒出来。战友们都劝他歇会儿，他却说：‘多练一枪，战场上就能多杀一个鬼子，多保住一个弟兄的命。’凭着这股狠劲，他的命中率在全团名列前茅，成了团里公认的‘机枪王牌’。
　　“1944年5月，长衡会战打响，战火像燎原之火一样蔓延到浏阳城。”尹广强的语气骤然凝重，“何金培所在的150师担任第二线防卫任务，他们在浏阳城外的制高点构筑工事，挖了深深的交通壕，马克沁重机枪就架在临时浇筑的水泥掩体里，枪口对准日军来犯的必经之路。出发前，何金培特意准备了四个250发装的弹夹，整整齐齐地摆在掩体旁边，用帆布盖好，他摸了摸冰冷的枪身，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算拼了这条命，也要守住浏阳城，不能让鬼子再往前一步。
　　“战斗一打响，鬼子的炮火就像疯了一样砸过来。”他的声音带着几分颤抖，“‘轰隆’‘轰隆’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泥土、碎石和树枝像雨点一样溅进掩体，打得人脸上生疼。何金培趴在掩体里，透过机枪的准星密切观察着前方。没过多久，远处的田埂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黑影，鬼子端着三八大盖，猫着腰，像一群饿狼一样向阵地冲来，嘴里还喊着听不懂的口号。
　　“等鬼子冲到六七百米距离时，何金培深吸一口气，手指猛地扣动扳机！”尹广强猛地一拍桌子，“‘哒哒哒——哒哒哒——’马克沁重机枪的怒吼声响彻战场，子弹像泼水一样扫过去，形成一道密集的火网。他死死盯着准星，看着冲在最前面的七个鬼子像被割倒的麦子一样应声倒地，尸体摞在了一起。后面的鬼子见状，非但没退，反而更加疯狂地往前冲，嘴里喊着‘杀给给’，试图冲破火力封锁。
　　“战友们的步枪、手榴弹也拼命还击，阵地前爆炸声、枪声、喊杀声混在一起，分不清是敌是友的嘶吼。”他接着说，“可鬼子的人数实在太多了，一波接着一波，像潮水一样涌来。不少弟兄倒在了血泊中，有的被炸断了腿，趴在地上还在扔手榴弹；有的胸口被打穿，冒着血泡，嘴里还喊着‘杀鬼子’；还有的战友为了掩护大家，抱着炸药包冲向鬼子，与敌人同归于尽。何金培看着身边的弟兄一个个倒下，眼睛都红了，怒火像岩浆一样在胸口燃烧，他不停地换弹夹，开枪，再换弹夹，再开枪，手臂震得发麻，耳朵里嗡嗡作响，什么都听不见了，只剩下开枪的动作和杀鬼子的念头。
　　“三个弹夹很快就打空了，750发子弹，像一条愤怒的火龙，吞噬着敌人的生命，20多个鬼子倒在了他的枪口下，阵地前的尸体堆成了小山。”尹广强的语速越来越快，“他顾不上喘息，伸手抓起第四个弹夹，麻利地卡进枪身，用力拉了一下枪栓，趴在掩体上正瞄准远处一个挥舞着军刀的鬼子军官，突然觉得左手一软，耳边像有什么东西‘嗖’地一下扫过去，一阵火辣辣的剧痛瞬间传遍全身。
　　“他低头一看，大腿上全是鲜血，暗红色的血顺着裤腿往下流，浸透了草鞋。”我屏住呼吸，听他继续讲述，“他心里咯噔一下，以为腿被子弹打穿了，赶紧用右手捂住大腿，试着站起来走了两步，却发现腿能使劲，没有大碍。他疑惑地摇了摇左手，才发现左手臂上的军装已经被鲜血浸透，一个铜钱大小的伤口还在冒着血泡，鲜血顺着手指往下滴——原来是鬼子的狙击手盯上了他，子弹擦着他的肋骨打在了手臂上，差一点就击中要害。
　　“何金培在战场上摸爬滚打了这么久，比谁都清楚，机枪射手是鬼子狙击手的重点打击目标，暴露一个射击位置超过十分钟，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尹广强的语气里满是敬佩，“他忍着剧痛，拖着受伤的胳膊，顺着交通壕快速转移到旁边的备用掩体里。这个掩体位置更高，视野更开阔，能覆盖到刚才没顾及到的死角——这是他早就选好的备用射击点，战场上，只有不断调整位置、寻找最佳射击角度，才能活下去，才能多杀鬼子。”
　　
　　“卫生员冒着枪林弹雨爬过来，从急救包里掏出纱布和碘酒，想给他仔细包扎。”他接着说，“可何金培一把推开卫生员，急切地说：‘别管我，鬼子还在冲，先杀鬼子！’他咬着牙，用牙齿和右手配合，简单地缠了几圈纱布，再次端起了重机枪。枪口对准冲上来的鬼子，他扣动扳机，‘哒哒哒’的枪声再次响起，第四个弹夹的子弹呼啸着飞向敌人，又有五六个鬼子应声倒地。直到副射手疯了一样冲过来，死死按住他的枪口，大喊着‘班长！你受伤了！快下去包扎！这里有我！’他才停下射击，看着副射手坚毅的眼神，又看了看阵地前还在冲锋的鬼子，终于松了手。
　　“他捂着受伤的胳膊，一瘸一拐地走向后方医院。”尹广强叹了口气，“路上全是伤员和牺牲战友的遗体，他每走一步，都觉得像踩在刀尖上。后方医院就是一个临时搭建的茅草棚，挤满了伤员，药品奇缺，医生只能用碘酒消毒，用纱布包扎，连麻药都没有。何金培咬着一根木棍，任由医生清理伤口里的碎弹片，疼得浑身发抖，汗水浸透了军装，却始终没哼一声。
　　“休息了没几天，伤口还没愈合，他就偷偷溜回了阵地。”尹广强笑着说，“他怕医生不让他走，还特意找了件宽大的衣服把伤口遮住。战友们看到他回来，又惊又喜，劝他再养养伤，他却拍着胸脯说：‘这点伤不算啥，比起牺牲的弟兄，我这点疼算什么？多一个人多一份火力，多杀一个鬼子，就能早一天打赢仗，早一天回家。’就这样，他带着伤，和部队在浏阳城与日军激战了两昼夜，打退了鬼子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直到接到撤退命令，他们才趁着夜色，交替掩护着撤至狮子山地区，继续担任守备任务。”
　　
　　“1944年7月下旬，反攻茶陵的战斗打响了，这是何金培一辈子最难忘的一场硬仗，也是最惨烈的一场战斗。”尹广强翻出一份泛黄的《第150师战报》，上面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但依然能看出战斗的激烈程度，“茶陵城城墙高大厚实，鬼子在城墙上修筑了密密麻麻的碉堡，架起了十几挺重机枪，还挖了深深的护城河，防守十分严密。何金培的重机枪架在城外的土坡上，负责压制城头的鬼子火力，掩护战友们攻城。他盯着城墙上的鬼子机枪手，眼睛都不眨一下，瞅准机会就扣扳机，几次都精准地击中目标，可鬼子很快就有人补上来，重机枪的轰鸣声始终没有停歇，密集的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攻城部队的前进路上，不少战友刚冲到护城河边，就倒在了血泊中。
　　“何金培急得满头大汗，手里的机枪一刻也没停，可鬼子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攻城部队进展缓慢。”他接着说，“何金培后来回忆，当时他心里急得像火烧，忍不住跟身边的副射手说：‘要是74军那些王牌部队来打，凭着他们的炮火和装备，早就把这城墙轰开了，哪能让鬼子这么嚣张！’我们的部队装备差，弹药也不足，只能靠步兵硬冲，一次次进攻，一次次被打退，伤亡越来越大，可大家没有一个退缩的，前赴后继地向着城墙冲去。
　　“第450团的李芳营长看着战友们不断倒下，急红了眼。”尹广强的声音低沉下来，“他召集了全营最勇敢的战士，组成敢死队，每个人背着一把大刀、几枚手榴弹，还有一架云梯，决心从茶陵城东南角攀城而上。出发前，李芳营长对着战士们行了个军礼，大声说：‘兄弟们，为国捐躯的时候到了！今天，我们要么冲进城去，把鬼子赶出去；要么就死在城墙上，为后续部队铺路！’战士们齐声呐喊：‘杀鬼子！守国土！’声音震彻云霄。
　　“敢死队趁着夜色，悄悄摸到护城河边，搭起浮桥，快速渡过护城河，来到城墙下。”他的语气里满是悲壮，“他们踩着云梯，奋力向上攀爬，城墙上的鬼子发现了他们，疯狂地扔手榴弹、开枪射击，不少战士刚爬到一半，就被击中，从云梯上掉下来，摔得粉身碎骨。可剩下的战士没有退缩，继续向上爬，终于有战士爬上了城墙，挥舞着大刀与鬼子展开白刃战。李芳营长带头冲进城里，与鬼子激战了一整夜，可鬼子的援军源源不断地赶来，敢死队寡不敌众，最后全部壮烈牺牲，没有一个人活着回来。
　　“那支敢死队里，就有和何金培一起从西充出来的李正祥、李占凤、岳逸公三个老乡。”尹广强的声音带着哽咽，“得知消息后，何金培和剩下的几个同乡，凑了身上仅有的一点津贴，托老乡从镇上买了纸钱、香烛和一瓶白酒。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们悄悄来到城外的荒郊野外，找了块空地，对着西充老家的方向，点燃了纸钱。火光映着他们布满泪痕的脸，纸钱燃烧的灰烬随风飘散，像一个个思乡的魂灵。他们一边烧纸钱，一边哭喊着老乡的名字：‘正祥！占凤！逸公！兄弟们来看你们了！你们放心，鬼子我们会接着打，替你们报仇！你们在那边好好安息，等抗战胜利了，我们一定把你们的骨灰带回家，埋在老家的土地上！’哭声在寂静的夜里回荡，让人心碎。
　　“1945年4月，战局逐渐好转，何金培他们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掩护盟军特种部队爆破组破坏安仁公路。”尹广强的语气轻快了些，“盟军的工兵带着最先进的电雷管和爆破器材，还有不少新式武器，何金培他们这些常年用着老旧装备的川军战士，看了都觉得新鲜，围着盟军士兵问这问那，虽然语言不通，但彼此的眼神里都透着对抗法西斯的坚定信念。团长萧德宣十分重视这次任务，特意挑选了一个步兵加强连，配备了九挺捷克式轻机枪、两挺马克沁重机枪、四门六0迫击炮，还从卫生连挑选了30个身强力壮的精装担架兵，带着5副担架，专门负责保护盟军士兵的安全，确保爆破任务顺利完成。”
　　
　　“1945年5月2日夜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连星星和月亮都躲进了云层，四周静得能听到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他接着说，“何金培和重机枪小组的另外两名战士，扛着重机枪，背着弹药，跟着大部队，弓着腰，踩着崎岖的碎石路，小心翼翼地向工兵选定的爆破位置进发。一路上，大家大气都不敢喘，只能听到彼此的脚步声和呼吸声，生怕惊动了附近据点的鬼子。
　　“到达目的地后，何金培他们立刻开始构筑机枪掩体。”尹广强比划着挖坑的动作，“他们用工兵铲快速挖了一个半人深的坑，把重机枪架在里面，然后用树枝、茅草和泥土把掩体伪装好，只留下枪口对准公路的方向。这个位置选得极为巧妙，居高临下，能清楚地看到公路上的一举一动，而且隐蔽性极强，从公路上根本看不到这里有埋伏。其他兄弟部队也各司其职，有的埋设地雷，有的构筑防御工事，有的负责警戒，整个伏击圈像一张精心编织的大网，静静地等待着猎物的到来。
　　“夜半时分，负责警戒的士兵突然发出信号：‘远处有汽车轰鸣声，还有灯光！’”尹广强的语速快了起来，“何金培立刻握紧机枪手柄，透过伪装的树枝缝隙，紧紧盯着公路的尽头。不一会儿，一串刺眼的灯光从远处驶来，越来越近，能清楚地看到鬼子的汽车一辆接一辆，浩浩荡荡地开了过来，足足有十几辆，前面是吉普车开道，后面跟着满载物资的卡车，车轮碾过路面的轰鸣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尹广强的声音紧绷，仿佛正盯着那支逼近的车队，“何金培屏住呼吸，手指搭在扳机上，心里默默数着车辆数量——11辆卡车，2辆吉普车，正好钻进了我们布下的伏击圈。
　　“等最后一辆卡车完全进入预定范围，团长萧德宣一声令下：‘起爆！’”他猛地抬手，模仿着下达命令的动作，“15枚特种地雷同时炸开，‘轰隆——’一声巨响震得山摇地动，火光冲天而起，把夜空照得如同白昼。最前面的吉普车瞬间被掀飞，车身在空中翻了个跟头，重重砸在山崖上，燃起熊熊大火；后面的卡车来不及刹车，连环相撞，有的翻倒在公路旁，有的撞在炸开的坑洞边缘，车厢里的物资倾泻而出，鬼子兵从车里摔出来，有的当场被炸死，有的哀嚎着挣扎。
　　“幸存的日军掩护部队反应过来，纷纷跳下车，端着枪向公路两旁的山林展开搜索，嘴里喊着叽里呱啦的日语，子弹‘嗖嗖’地打在树干上，溅起木屑。”尹广强的语速越来越快，“很快，有一小队鬼子发现了何金培他们的掩体方向，端着三八大盖，猫着腰向山坡上冲来。何金培眼神一凛，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哒哒哒——’马克沁重机枪再次怒吼，密集的子弹在1000米距离上形成一道死亡火网，冲在最前面的一群鬼子应声倒地，后面的鬼子吓得赶紧趴在地上，不敢再往前冲。”
　　
　　“何金培后来回忆，那一刻他真切感受到重机枪的威力——比起步枪的点射，这种成片扫射的杀伤力太惊人了，鬼子在开阔地带根本无处躲藏。”他接着说，“趴在地上的鬼子也开始还击，子弹打在掩体的泥土上，溅得他满脸都是泥，可他根本顾不上擦，只顾着调整枪口，对着鬼子的聚集地反复扫射。副射手在一旁快速给弹链上油，嘴里喊着‘班长，左边还有几个！’何金培顺势转动枪身，又是一梭子子弹，把那几个试图迂回的鬼子全部放倒。
　　“鬼子被打得晕头转向，惊慌失措地滚下山去，丢下了十几具尸体，再也不敢贸然往上冲。”尹广强松了口气，“团长见目的已经达到，立刻发出撤退信号。何金培心里清楚，鬼子绝不会善罢甘休，茶陵、安仁据点的援军很快就会赶来，而且他们肯定会带着重武器报复。他赶紧和副射手一起，拆卸重机枪，扛在肩上，跟着大部队顺着预先开辟的小路快速撤退。
　　“果然，他们刚撤到山下的安全地带，身后就传来了迫击炮和掷弹筒的爆炸声，刚才的伏击位置瞬间被炮火覆盖，泥土和碎石漫天飞舞，要是晚走几分钟，后果不堪设想。”他拍了拍桌子，“这次行动打得干净利落，据后来谋报人员核实，炸毁敌人卡车11辆、吉普车2辆，炸死射死鬼子二十余人，而我们的搜索连和盟军士兵无一伤亡，圆满完成了破坏安仁公路、切断鬼子补给线的任务。何金培他们回到驻地，团长特意让炊事班杀了一头猪，给每个人加了一碗红烧肉，那肉香，何金培记了一辈子，说是他抗战期间吃得最香的一顿饭。”
　　
　　“时间一晃到了1945年8月，那天何金培正在擦拭他的重机枪——这挺枪跟着他打了无数仗，枪身都被磨得发亮，上面还留着弹痕。”尹广强的声音里满是喜悦，“突然，营部的通讯员疯了一样跑过来，大喊着‘胜利了！鬼子投降了’。整个驻地瞬间沸腾了，战士们扔着帽子，抱着战友哭，有的把步枪举起来挥舞，有的甚至对着天空开枪庆祝。何金培抱着那挺重机枪，也忍不住哭了，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这八年的苦难、牺牲、坚持，在这一刻都有了意义。他想起了草坝场的爹娘，想起了牺牲的李正祥、李占凤、岳逸公，心里默念着‘兄弟们，我们赢了，鬼子被赶跑了’。
　　“不久后，何金培随部队进入武汉，接受日伪军投降。”他接着说，“当看到曾经不可一世的鬼子兵低着头，乖乖地缴械投降，把武器整齐地堆在一旁，何金培心里别提多解气了。他站在队伍里，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手臂上的伤疤清晰可见，那一刻，他觉得所有的苦都没白吃，所有的牺牲都值得。
　　“1948年，解放战争期间，何金培所在部队的长官看清了形势，带领他们起义，加入了解放军的行列。”尹广强翻出一份起义部队的编制档案，“何金培凭着过硬的军事技能和作战经验，很快就适应了新的部队生活。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主动报名参战，被编入志愿军，还因为表现突出被提任为副排长。在朝鲜战场上，他依然是机枪射手，带着战士们在冰天雪地里阻击美军，再次立下战功，手臂上又添了新的伤疤。”
　　
　　“抗美援朝胜利后，何金培思念家乡，向组织申请复员回乡。”尹广强的语气变得平和，“组织批准了他的请求，1953年，他带着一身战功和伤疤，回到了西充县太平镇草坝场村。村里的人都来迎接他，爹娘早已白发苍苍，看到他活着回来，抱着他哭了好久。后来，他娶了邻村的姑娘，生了三个孩子，从此拿起锄头，当了一辈子农民，再也没提起过战场上的功劳。
　　“他从不跟孩子们讲自己打仗的事，孩子们只知道父亲手臂上有伤疤，却不知道那些伤疤背后的故事。”尹广强说，“直到晚年，有人找到他，想记录抗战历史，他才断断续续说出那些往事，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故事。2015年9月，这位95岁的抗战老兵安详离世，临终前，他拉着儿子的手说：‘我这辈子，没给西充人丢脸，没给中国人丢脸，能看到国家太平，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就满足了。’”
　　尹广强说完，史料室里一片寂静。我看着桌上那张何金培老兵的照片，仿佛看到了他在浏阳城的阵地上调整机枪角度、在茶陵城外祭奠老乡、在安仁公路旁伏击鬼子的身影。这位从四川农村走出的普通汉子，用一身力气、一挺机枪，在战场上寻找着杀敌的最佳角度，也寻找着民族生存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