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二章 强渡怒江，追查日谍

　　(一)
　　
　　初夏的江南带着湿润的暖意，我再次踏上寻访之路，身边是24岁的赵倩——这位浙江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年轻研究员，戴着细框眼镜，笔记本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这是我们第四次携手挖掘抗战往事。目的地是浙江省浦江县黄宅镇八联村，此行的主角，是98岁高龄的中国远征军老兵黄展明先生。
　　车子穿过成片的稻田，青石板路在车轮下发出“咯吱”的轻响，两旁的老樟树舒展着浓密的枝叶，像极了老兵们守护家国的臂膀。在村干部的指引下，我们走进了一座青砖黛瓦的小院，黄展明老先生正坐在藤椅上，手里摩挲着一枚泛着铜光的纪念章。他满头银发梳得整整齐齐，眼角的皱纹里刻满了岁月的痕迹，但眼神依旧清亮，见到我们，他缓缓起身，声音虽略带沙哑，却中气十足：“你们来啦，请坐。”
　　赵倩连忙上前扶着老先生坐下，翻开笔记本轻声说：“黄爷爷，我们想听听您当年强渡怒江的故事，您慢慢说，不着急。”
　　老先生点点头，呷了一口温热的绿茶，思绪仿佛回到了七十多年前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我是1926年5月生的，家里有四个兄弟姐妹，我是老三。”他的目光飘向院外的田野，“那时候在浦江县中山中学读初中，学校里经常有老师讲抗日的故事，村里也有不少年轻人背着包袱去参军，我看着他们的背影，心里羡慕得很。那时候我才十五六岁，年纪小，但心里清楚，国家都要没了，读书还有什么用？”
　　说到这里，老先生笑了笑，带着几分少年般的倔强：“我不敢跟爹娘说，他们肯定舍不得。有一天放学，我揣着攒了半年的零花钱，偷偷一个人跑到金华报名参军。等爹娘发现的时候，我已经穿上军装了，他们没办法，只能托人给我带了些衣物和干粮，反复叮嘱我注意安全。”
　　
　　1941年6月，黄展明被分配到重庆中央警卫团一营三连。在重庆的日子里，训练格外艰苦，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出操，射击、刺杀、投弹，一项都不能落下。“那时候吃的也差，顿顿都是糙米饭配咸菜，有时候甚至吃不饱，但没人抱怨。”他说，“后来我被选送到遵义步兵学校学习，那里的课程更系统，地形研判、战术部署、指挥技巧，每一项都学得很认真。我知道，多学一点本事，上了战场就能多杀几个鬼子，就能多保护一个战友。”
　　1944年2月，刚满17岁的黄展明从步兵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中国远征军第6军36师576团一营三连，担任少尉排长。接到命令的那一刻，他既激动又紧张，激动的是终于能奔赴抗日前线，紧张的是深知战场的凶险。“那时候远征军的名声已经很响了，大家都知道，去云南、去缅甸，就是跟鬼子拼命。但没有一个人退缩，我们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
　　1944年4月，黄展明随部队开赴怒江江畔。站在江边，他第一次见到了怒江的模样——江水湍急，咆哮着向东奔涌，江面上漩涡密布，暗礁林立，远处的山峦连绵起伏，云雾缭绕。“怒江的水太急了，颜色都是浑浊的黄，看着就让人心里发怵。”老先生伸出手，比划着江水的流速，“人要是掉下去，根本没有挣扎的机会，一下子就会被漩涡卷走。江面上有两座桥，惠通桥是公路桥，能通汽车和坦克，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双峰桥是索桥，用铁链和木板搭成的，只能步行，走在上面摇摇晃晃的，看着就吓人。”
　　赵倩连忙问道：“黄爷爷，当时你们部队的作战任务是什么呀？和其他部队是怎么配合的？”
　　“我们11集团军负责在双峰桥上下地段强渡怒江，”老先生认真地说，“另一支集团军，好像是20集团军吧，在惠通桥方向强渡，他们的目标是攻克龙陵、芒市，打通滇缅公路。我们11集团军下辖两个军，除了我们第6军，还有52军，那可是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旧部，战斗力特别强，士兵们个个都是硬汉，打起仗来不要命。”
　　
　　部队在江边驻扎了半个多月，每天都在进行渡江演练。没有正规的渡江装备，士兵们就用8号铁丝把汽油桶两个一组捆起来，排成两排，上面铺上厚实的木板，做成简易的舢板；有的则用竹子扎成竹筏，还有一些从美国盟友那里领到了少量橡皮艇。“那些汽油桶都是从废弃的汽车上拆下来的，有的还漏着油，我们就用布条塞住，再用铁丝捆紧。”黄展明说，“演练的时候，经常有人从舢板上掉下去，好在水不深，被战友们拉了上来。但大家都知道，真正的渡江作战，掉下去就再也回不来了。”
　　1944年5月10日深夜，乌云像厚重的幕布一样覆盖了整个天空，没有月光，没有星光，连一丝风都没有，空气沉闷得让人喘不过气。这样的黑夜，对于渡江作战来说，是最好的掩护。“晚上十点多，营部传来命令，准备渡江。”黄展明回忆道，“我们立刻检查装备，我背上冲锋枪，腰间别着两颗手榴弹，子弹袋里装满了弹匣，班长还特意给我多塞了两个弹夹，说：‘排长，多带点子弹，鬼子多着呢。’”
　　我凑近老先生，轻声问：“黄爷爷，当时您心里害怕吗？”
　　老先生沉默了片刻，摇摇头：“说不害怕是假的，但看到身边的战友们都摩拳擦掌，心里的那点恐惧就被压下去了。我们都是年轻人，都想着保家卫国，能为国家战死，是光荣的事。”
　　
　　战斗信号是三颗红色的信号弹，当信号弹划破漆黑的夜空时，整个江边瞬间沸腾起来。“冲啊！”不知是谁喊了一声，黄展明和战友们立刻登上简易舢板，班长用力推了一把舢板，舢板顺着江水的流速，向对岸冲去。“江水太急了，舢板在江面上晃得厉害，像一片叶子一样。”黄展明的手不自觉地握紧，仿佛又握住了当年舢板边缘的木板，“我们都蹲在舢板上，身体紧紧贴在一起，保持平衡。对岸的鬼子很快就发现了我们，机枪‘哒哒哒’地响了起来，子弹像雨点一样打过来，‘嗖嗖’地擦着耳边飞过，有的子弹打在汽油桶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有的则打在木板上，木屑飞溅。”
　　身边的一位战友突然闷哼一声，捂着胸口倒了下去，鲜血瞬间染红了舢板。“是小李，四川来的小伙子，才16岁。”老先生的声音有些哽咽，“我想扶他，可他摆摆手，说：‘排长，别管我，快冲！’话音刚落，他就闭上了眼睛。那时候，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冲过去，为小李报仇，为所有牺牲的战友报仇！”
　　黄展明所在的部队在双峰桥下400米处强渡，漆黑的夜色中，只能隐约看到战友们的身影。有的舢板被鬼子的子弹打穿，汽油桶漏水，舢板慢慢下沉，上面的战友们只能跳进江里，有的奋力向对岸游去，有的则被江水卷走，再也没有上来。“我们班一共有12个人，渡江的时候就牺牲了3个。”黄展明说，“我端着冲锋枪，对着对岸的鬼子阵地盲目扫射，虽然不知道能不能打中，但就是想发泄心里的愤怒。”
　　终于，舢板靠上了对岸的沙滩。黄展明第一个跳下去，一脚踩在松软的泥沙里，他立刻站稳脚跟，端起冲锋枪，对着前方的鬼子阵地大喊：“跟我冲！”战友们纷纷跳上岸，跟着他一起向前冲。鬼子的阵地设在半山腰上，挖了很多战壕和掩体，机枪火力十分猛烈。“子弹在身边乱飞，地上的泥沙被打得四处飞溅，我能感觉到子弹擦过身体的灼热感。”黄展明说，“我们没有掩体，只能趴在地上，一点一点地向前挪，趁着鬼子换弹夹的间隙，猛地站起来冲锋。”
　　不知冲了多久，天边泛起了鱼肚白，黎明终于来了。黄展明和幸存的战友们终于攻占了鬼子的制高点，站在山顶上，看着怒江江面，他们忍不住欢呼起来。可还没等他们喘口气，山下传来了密集的枪声——鬼子的大反攻开始了。“鬼子的人数比我们多，他们黑压压的一片冲上来，嘴里喊着‘天皇万岁’，像疯了一样。”黄展明说，“好在我们的炮兵及时支援，炮弹准确地落在鬼子的后方，炸断了他们的退路和补给线。没有了后援，鬼子的进攻就弱了很多。”
　　黄展明端起冲锋枪，对着冲上来的鬼子猛烈扫射。“那把冲锋枪是美国造的，性能很好，射速快，威力大。”他说，“我不停地扣动扳机，换弹夹，再扣动扳机，两个弹夹很快就打光了。身边的战友给我递来新的弹夹，我根本来不及多想，装上就继续打。具体打死了多少鬼子，我也不知道，眼里只有冲上来的敌人，只知道不能让他们占领阵地。”
　　他顿了顿，补充道：“鬼子的伤兵也很顽固，有的躺在地上，还拿着枪向我们射击，有的甚至拉响手榴弹，想和我们同归于尽。部队下了命令，这次进攻，见到鬼子不管是死是伤，都要再补一枪，防止他们耍花招。那一战，我们打退了鬼子的三次反攻，反扑的鬼子被我们全部击毙，阵地上到处都是鬼子的尸体，血流成河。”
　　
　　强渡怒江之后，黄展明和战友们马不停蹄地转攻野猪山。野猪山地势险要，山高林密，鬼子在山上设了很多暗哨和陷阱。“我们沿着山路向上爬，只能小心翼翼地前进，稍不留意就会掉进鬼子设的陷阱里。”黄展明说，“山上的蚊子特别多，咬得我们满身是包，还有很多不知名的虫子，爬到身上又痒又痛。但大家都不在乎，心里只想着尽快拿下野猪山。”
　　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部队终于攻占了野猪山。翻过野猪山，就是腾冲城。“那时候，52军已经把腾冲城包围了。”黄展明望着远方，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腾冲城，“腾冲城是石头城，城墙特别厚，鬼子在城里修建了很多工事，抵抗得很顽强。52军打得相当艰苦，他们像蚕吃桑叶一样，一寸一寸地推进，每一条街、每一栋房子，都要经过激烈的战斗才能占领。腾冲城里有两万多鬼子，大部分都被消灭了，也抓了一些俘虏，但52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很多战友都牺牲在了腾冲城下。”
　　短暂的休整后，黄展明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翻越高黎贡山。高黎贡山海拔三千多米，山高路陡，气候恶劣，经常有瘴气弥漫。“我们沿着山路向上爬，有的地方根本没有路，只能用砍刀砍出一条路来。”黄展明说，“山上的氧气很稀薄，爬一会儿就气喘吁吁，很多战友都出现了头晕、恶心的症状，但没有人掉队，大家互相搀扶着，一步步向前走。”
　　行军途中，他们遇到了一处哑泉。“那泉水清澈见底，看起来很干净，但石头上刻着‘此名哑泉，不可饮也’八个字。”黄展明说，“向导告诉我们，这泉水有毒，喝了就会说不出话来，严重的还会危及生命。我们都很小心，谁也不敢喝，只能忍着口渴继续行军。”
　　
　　有一天，行军途中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雨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砸下来，瞬间就把大家的衣服淋透了。山路变得泥泞湿滑，根本无法前行。“部队下令就地露营，我们找了一处相对平坦的地方，靠着树根坐下。”黄展明说，“全身湿透了，冷得直打哆嗦，肚子也饿得咕咕叫。我们把背包里的干粮拿出来，都是些炒米和压缩饼干，被雨水泡得发软，但大家还是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他们在山上困了整整三天，直到第四天早上，雨才停了下来。天刚放晴，部队就继续行军。“走了没多久，就听到天上有飞机的声音，抬头一看，是我们的运输机。”黄展明的脸上露出了笑容，“飞机空投了很多罐头，有牛肉罐头、猪肉罐头，还有蔬菜罐头，一人一罐。班长人特别好，他拿了一罐最大的给我，说：‘排长，你年纪小，又是指挥员，多吃点。’罐头上全是英文，我们谁也看不懂，我用刺刀把罐头撬开，里面是绿油油的青菜，还有很多汤汁。别看是青菜，那时候可是美味，我饿坏了，一口一口地吃，很快就把一罐青菜吃光了，罐头里的汤汁也特别好喝，鲜得很。”
　　“有个战友看到我喝汤汁，就跑过来说：‘排长，给我喝一口吧，我快渴死了。’”老先生笑着说，“我把罐头递给他，他接过去，一口气就把汤汁喝光了，还舔了舔罐头，说：‘真甜，真解渴。’现在想起来，那罐青菜罐头，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
　　翻越高黎贡山的途中，危险时刻都在。在一片开阔地，鬼子构筑了四个重机枪掩体，形成了交叉火力网。部队经过时，遭到了鬼子的猛烈扫射，一下子就牺牲了七八个战友。“鬼子的重机枪威力很大，子弹能打穿树干，我们只能趴在地上，动弹不得。”黄展明说，“空军很快就赶来了，对鬼子的掩体进行轰炸，但炸弹没炸中掩体，只炸在了掩体的上方，鬼子的机枪还在继续扫射。地上全是烂泥，脚陷进去都拔不出来，部队携带的好几匹骡马也陷在了泥里，嘶鸣着挣扎，但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救它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被鬼子的子弹击中。”
　　黄展明和那个喝了青菜汤的战友对视一眼，决定冒险偷袭。“我们趁着鬼子换弹夹的间隙，悄悄地爬过去，每人带了两颗炸坦克的手雷。”他说，“那手雷威力很大，只要扔进掩体，就能把里面的鬼子炸死。我们爬到离掩体不远的地方，猛地站起来，把手雷扔进了鬼子的掩体里，然后立刻趴在地上。‘轰隆’几声巨响，掩体被炸开了花，里面的鬼子全被炸死了，重机枪也哑了。我们没时间去拿机枪，因为大家都急着要赶路。
　　
　　在缅甸的丛林里行军，环境恶劣到了极点。“丛林里的树木长得遮天蔽日，阳光都透不进来，地面上铺满了落叶和腐殖土，一脚踩下去，深一脚浅一脚，还散发着一股霉味。”黄展明说，“里面的虫子特别多，有很多都是有毒的，被咬一口就会红肿发炎，严重的还会危及生命。我们只能用树枝拍打身体，驱赶虫子，晚上露营的时候，就点燃篝火，既能取暖，又能防止野兽和虫子靠近。”
　　部队在丛林里再次遭遇了鬼子的伏击。“鬼子躲在树上和草丛里，突然向我们开火，很多战友都来不及反应就中了枪。”黄展明说，“我们立刻趴在地上，展开反击。丛林里视线不好，只能凭着枪声判断鬼子的位置。我端着冲锋枪，对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扫射，子弹打在树干上，木屑飞溅。战友们也纷纷开火，枪声、爆炸声在丛林里回荡。”
　　这场伏击战打了整整一天一夜，双方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最后，我们凭借着人数优势和顽强的意志，打退了鬼子的伏击。”黄展明说，“打扫战场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很多鬼子的尸体，还有一些受伤的鬼子，按照部队的命令，我们给了他们最后一枪。战争就是这么残酷，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1945年1月，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黄展明所在的第6军和孙立人将军指挥的新1军，要在缅甸芒友会师。“听到这个消息，战友们都激动得跳了起来，大家互相拥抱，欢呼雀跃。”黄展明说，“我们加快了行军速度，恨不得立刻见到新1军的战友们。会师那天，芒友镇张灯结彩，虽然条件简陋，但气氛格外热烈。我们和新1军的战友们握手、拥抱，互相分享着胜利的喜悦。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艰辛和牺牲都没有白费，我们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芒友会师后，远征军继续在缅甸作战，直到把鬼子彻底赶出缅甸。“鬼子被赶出缅甸后，我们就撤回了国内。”黄展明说，“远征军胜利后，部队进行了整编，我们第6军的两个师合并成了一个师。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我们正在贵州休整，整个营地都沸腾了，战友们点燃了篝火，唱歌、跳舞，有的人甚至激动得哭了起来。打了这么多年仗，我们终于胜利了，终于可以回家了。”
　　
　　日本投降后，部队又改编为军官大队，黄展明被任命为军官大队副官。“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家看看爹娘，告诉他们我还活着，告诉他们我们胜利了。”黄展明说，“但部队有纪律，我只能写信给爹娘，告诉他们我的情况。爹娘收到我的信后，给我回了信。”
　　新中国成立后，黄展明来到江西抚州市南丰县林业局工作。“我在林业局工作了三十多年，从年轻小伙子变成了老头子。”老先生笑着说，“工作虽然辛苦，但我很满足。我把在远征军里养成的精神带到了工作中，不管做什么事，都力求做到最好。”
　　
　　退休后，黄展明终于回到了故乡浦江县黄宅镇八联村。“落叶归根，我还是想念家乡的山山水水，想念家乡的亲人。”他说，“回到家乡后，我每天种种菜、养养花，和老邻居们聊聊天，日子过得很平静。”
　　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黄展明老先生获颁了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他拿出纪念章，抚摸着上面的图案，眼中满是欣喜。
　　太阳渐渐西斜，金色的余晖洒在小院里，给老先生的身影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晕。我和赵倩静静地听着，心中涌起无限的崇敬与感动。眼前这位98岁的老人，用他的青春和热血，书写了一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史诗。那些在战场上经历的生死考验、那些和战友们并肩作战的岁月、那些吃尽的苦头，都成了他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
　　
　　(二)
　　
　　作为一名执着于采访抗战老兵事迹的志愿者，我感觉每一次寻访都是与历史的深度重逢，每一段口述往事都承载着民族的记忆与重量。2024年12月，我再次走进了福州市抗战研究院。
　　在史料室，一个熟悉的身影正伏案核对档案，长发束成利落的马尾，浅灰色的毛衣衬得她身形窈窕，侧脸线条柔和却透着一股韧劲，正是28岁的研究员姚晓妤。这位土生土长的福州姑娘，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不仅深耕抗战史研究多年，更有着惊人的细节挖掘能力，对每一位老兵的故事都抱着近乎虔诚的敬畏。
　　“周捷，你可算来了！”她抬头看见我，眼睛瞬间亮了起来，起身时带起的风拂动了桌上的泛黄纸页，“我这几天刚走访完何庆宇老前辈的嫡孙，还查到了敌工部的解密档案，好多细节比史料记载更惊心动魄。”
　　我们围坐在长桌旁，姚晓妤将一叠整理好的资料推到我面前，指尖轻轻拂过一张黑白老照片。照片里的何庆宇身着八路军军装，站姿挺拔，眉眼间带着一股不怒自威的锐利，仿佛能穿透岁月的尘埃。“何老的一生太传奇了，尤其是1941年在沂蒙山追查日军特务水原清的那段，堪称敌工战线的经典案例。”姚晓妤的声音低沉而有力，“我花了整整一周时间，把零散的史料、口述回忆和档案记录拼凑起来，才理清了这场暗战的完整脉络。”
　　
　　何庆宇于1919年12月出生在广东翁源新江上坝村，那是个被群山环抱的村落，清冽的江水滋养了他刚毅正直的性格。1938年6月，刚满18岁的何庆宇初中毕业，本该继续求学的他，却在看到日军轰炸广州的新闻后，毅然放下课本。“何老的嫡孙说，当时爷爷和家里人吵了三天三夜，爹娘舍不得他离家，但爷爷说‘国难当头，哪有心思读书’。”姚晓妤补充道，“最后他和翁源、英德、曲江的七位青年结伴，揣着凑来的几块银元，踏上了北上延安的路。”
　　那段北上之路，足足走了三个月。他们白天躲着日军巡逻队，晚上摸黑赶路，饿了就啃口干硬的窝头，渴了就喝路边的溪水，好几次在山林里迷路，险些遭遇野兽袭击。“有一次，他们在河南境内遇到日军扫荡，只能藏在庄稼地里整整一天一夜，眼睁睁看着附近的村庄被烧成火海。”姚晓妤的语气带着惋惜，“就是这段经历，让何老更加坚定了抗日救亡的决心——他说，亲眼见过山河破碎，才知道自己要守护的是什么。”
　　抵达延安后，何庆宇考入八路军总部政治部学习，系统学习了政治理论、军事战术和敌工工作技巧。“何老在回忆录里写，延安的学习条件虽然艰苦，但每个人都充满热情，深夜的窑洞里，总能看到大家围坐在一起讨论战术、学习外语的身影。”姚晓妤翻出一份复印件，“他尤其擅长日语和心理学，这为他后来从事敌工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1939年冬，日军在山东地区的“扫荡”愈发频繁，抗大一分校奉命奔赴山东抗日根据地，何庆宇主动请缨随行，被任命为“敌军工作部”副科长。彼时的沂蒙山区，敌我势力犬牙交错，日军、伪军、汉奸相互勾结，敌工工作如同在刀尖上行走，稍有不慎便会满盘皆输。而何庆宇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灵活的应变能力，很快在复杂的斗争中站稳了脚跟。
　　1941年1月，一场堪称“孤胆英雄”的策反行动，让何庆宇在根据地声名鹊起。当时山东沂水县苏村区的伪区长兼伪自卫团团长邢祚光，手握一百多名伪军，控制着苏村据点，成为根据地发展的一大阻碍。“何老决定单刀赴会，只带了一把手枪和一名通讯员就去了伪区公所。”姚晓妤的语气带着敬佩，“邢祚光一开始态度傲慢，身边围着十几个荷枪实弹的卫兵，桌上还摆着上膛的佩枪，威胁何老‘识相点赶紧走’。”
　　可何庆宇面不改色，从容坐下，先是痛陈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又晓以民族大义，分析抗战的必胜形势；最后抛出“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政策。“他说：‘你邢祚光是中国人，祖宗的坟墓都在这片土地上，难道要背着汉奸的骂名过一辈子？’”姚晓妤模仿着当时的语气，“这句话戳中了邢祚光的软肋，他沉默了很久，最终拍案而起，决定起义。”
　　当晚，何庆宇与邢祚光里应外合，趁着夜色突袭据点里的日军。“20个日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有的还在睡梦中就被歼灭，一百多名伪军全部倒戈。”姚晓妤说，“这场策反不仅拔掉了苏村据点，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士气。”
　　
　　然而，平静并未持续太久。1941年春天，沂东平原上出现了一个神秘的日本人，打破了暂时的安宁。“他自称水原清，二十八九岁，中等个子，穿着和当地农民一样的粗布衣裳，裤脚还沾着泥土，看起来朴实无华。”姚晓妤详细描述道，“但他的眼神很特别，看似温和，却总在不经意间透着审视的光。他带着一小股敌人，住在沂水苏村西南、沂河边的大安庄，到处宣称‘和八路军亲善大大的’。”
　　为了拉拢民心，水原清可谓“煞费苦心”：他带着一个药箱，走村串户给村民“治病”，用一些简单的西药治疗感冒、外伤；遇到村民有困难，还会“慷慨解囊”，给几升粮食或几块零钱；甚至主动减免了附近一个贫困村的粮食征收，嘴里不停念叨“有困难可以找我”。“大安庄只有几十户人家，与沂蒙根据地仅一河之隔，水原清的这些举动，很快骗得了不少村民的信任，尤其是一些年纪大、消息闭塞的老人，真以为他是‘好人’。”姚晓妤无奈地摇摇头。
　　何庆宇得知消息后，立刻警觉起来。“敌工工作最忌讳的就是表面现象，一个日本人突然跑到根据地边缘‘亲善’，背后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我想起之前查阅的史料，补充道，“但当时没有确凿证据，只能先按兵不动，暗中侦察。”
　　
　　姚晓妤点点头，继续说道：“真正的危机，始于库沟村两名地下党员的遇害。”她翻出一份标注着“绝密”的档案，“这两位地下党员，一位化名张明远，担任伪村长，负责暗中收集日军情报、传递消息；另一位叫李铁柱，负责组织村民兵训练，发展抗日力量。不久前，他们被日军便衣队抓走，所有人都以为他们必死无疑，可没想到几天后，水原清竟然亲自把他俩送回了村里。”
　　水原清当时还装模作样地对村民说：“这两个人是良民，我和太君说了情，以后大家要安分守己，不要和八路军来往。”村民们感激涕零，对他的信任又多了几分。可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那位叫张明远的伪村长，在一次前往苏村办事返回途中，遭到不明人员暗杀，尸体被扔在路边的水沟里，脖子上有明显的刀伤，身上的情报也被搜走了。”姚晓妤的声音低沉下来，“紧接着，李铁柱和村里另外三位积极参与抗日活动的群众，也相继被人秘密杀害，有的死在家里，有的死在田间地头，死状都很惨。”
　　一时间，库沟村人心惶惶，各种谣言四起，甚至有人怀疑是八路军内部出了叛徒。何庆宇得知消息后，当即召开紧急会议，拍着桌子坚定地说：“这绝不是巧合，凶手一定是水原清！他释放张明远和李铁柱，就是为了摸清村里的地下党组织，现在目的达到了，就杀人灭口。我们一定要追查到底，为牺牲的同志报仇！”
　　根据上级指示，何庆宇当天下午便带着朝鲜族干事黎明——一位精通日语、曾在东北参加过抗日游击队的老兵，以及交通班的两名战士，乔装成货郎，挑着装满针头线脑、盐巴火柴的担子，前往沂河边的界湖镇侦察。“他们走村串户，一边卖货一边打听消息，特意避开水原清的眼线。”姚晓妤说，“何老特意交代大家，多听少说，观察细致，尤其是注意水原清的行踪和与人接触的情况。”
　　
　　经过一天的侦察，他们获得了不少关键信息：水原清虽然表面和善，但每次给村民看病时，都会旁敲侧击地打听八路军的活动地点、兵力部署，甚至还会询问村里谁和八路军走得近；他的住处常年紧闭大门，门口总有两个精悍的汉子站岗，说是“保护村民安全”，实则更像在监视；有村民深夜路过他的住处，曾听到里面传来日语交谈声，还隐约看到有人在灯下绘制地图，上面标着密密麻麻的红点，像是村庄和山路的位置。
　　“更可疑的是，水原清带来的那小股敌人，看似闲散，实则每天都在偷偷训练，武器装备也比普通伪军精良得多。”姚晓妤补充道，“黎明还发现，水原清的药箱里，除了一些常用西药，还有不少毒药和迷药，这哪里是给人治病的样子？”
　　第二天晚上，何庆宇借着夜色掩护，带着黎明等人乘坐小木船，渡过湍急的沂河，抵达沂东敌占区武工队驻地。武工队队长邢子平——正是之前被何庆宇策反的伪自卫团团长，早已等候多时。见到何庆宇，立刻递上一份情报：“何科长，我们查到，水原清身边有个叫王水的跟班，是他从沂水城便衣队带来的，这人油滑得很，经常替水原清传递信件，每次都鬼鬼祟祟的，肯定有问题。”
　　何庆宇接过情报，仔细看了一遍，眉头紧锁：“王水是关键人物，要想弄清水原清的真实目的，必须先控制住他，从他身上找到突破口。”
　　
　　第三天清晨，武工队的侦察员传来消息：水原清晚饭后会安排王水和另一名便衣前往沂水城，给日军特务头子小林送信。何庆宇当机立断，决定在距苏村、大安庄两头距离相当的埠后与小曹家营之间设伏。“那个地方是一片低洼地，两侧是茂密的高粱地，中间只有一条小路，正好适合隐蔽突袭。”姚晓妤指着地图上的标记，“何老特意交代，要抓活的，不能打草惊蛇，一定要拿到信件。”
　　行动由邢子平队长带队，挑选了一班长小杨、二班副小李和两名经验丰富的队员执行任务。小杨是本地人，熟悉地形；小李身手敏捷，擅长近身搏斗；另外两名队员则是神枪手，负责掩护。而何庆宇则带着黎明等人，在附近的张家八角汪村待命，随时准备接应。
　　“那天傍晚，我们从张家八角汪向北移动，在一个偏僻的村落住下。”姚晓妤模仿着何老在回忆录中的口吻，“村里的老乡知道我们是抗日的队伍，特别热情，把家里仅有的红薯拿出来煮给我们吃，还连夜烙了锅饼。何老说，那时候的锅饼又硬又干，咬一口能硌得牙酸，但大家都舍不得多吃，每个人只留了两块当干粮。”
　　第二天凌晨，天还没亮，寒星还挂在天上，众人就着冰冷的溪水吃了几块锅饼，便悄悄赶往设伏地点。冬日的清晨格外寒冷，北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大家趴在冰冷的土地上，藏身于高粱秆之间，连大气都不敢喘。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高粱地里的露水打湿了衣裳，冻得人瑟瑟发抖，但没有人抱怨，每个人都紧握着武器，目光紧紧盯着小路的尽头。
　　直到傍晚时分，远处终于传来了脚步声。只见王水和另一名便衣一前一后地走来，两人一边走一边嘀咕，时不时四处张望，显得格外警惕。“他们走到洼地中间时，邢队长喊了一声‘动手’，小杨和小李立刻从高粱地里冲了出去，一个抱腿，一个锁喉，瞬间就把两人按倒在地。”姚晓妤的语气变得急促，“另外两名队员迅速上前，用毛巾堵住他们的嘴，捆住手脚，整个过程干净利落，没发出一点声响。”
　　
　　成功抓捕后，众人立刻带着俘虏返回临时住处。此时的何庆宇刚端起盛着小米粥的粗瓷碗，就听到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是几声响亮的“报告”：“何科长、邢队长，任务完成了！”
　　看到被押进来的王水，何庆宇眼中闪过一丝厉色，放下碗筷说道：“把他带过来，我要亲自审问。”黎明立刻上前，从王水的贴身口袋里搜出一封密封的信件，信封上没有署名，只盖着一个模糊的日军印章。“这封信肯定藏着秘密，必须完好无损地打开。”黎明说着，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沾了几滴草叶上的露水，轻轻湿润信封封口，再用小刀沿着封口边缘慢慢挑开，生怕损坏里面的信瓤。
　　信封打开后，里面是一张泛黄的信纸，上面写满了日语。黎明快速浏览一遍，脸色愈发凝重。他走到何庆宇身边，压低声音逐字逐句翻译道：“此地平安无事，我处影响扩大。不少老百姓对我们有好感，尤其是放了两个人、减免那个穷村粮食，百姓高兴。只是便衣队杀那个通八路的村长和其他几个共党动手太早了，他们会怀疑是我们所为。后续计划按原方案进行，待时机成熟，便一举摧毁沂蒙根据地边缘党组织……”
　　“果然是这个狗特务！”何庆宇猛地一拍桌子，桌上的小米粥都溅了出来，眼神里怒火熊熊，“所谓的‘亲善’都是伪装，他的真实目的就是以大安庄为据点，建立‘实验区’，拉拢民心，瓦解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再趁机铲除地下党组织！”
　　真相大白后，何庆宇立刻向上级汇报，制定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方案。他们一方面组织宣传队，在沂东平原的各个村庄巡回宣讲，揭露水原清的特务真面目，展示他暗杀地下党员的罪证；另一方面，派游击小组多次潜入大安庄附近，破坏水原清的行动计划，烧毁他的物资，吓跑他拉拢的汉奸。“水原清原本以为靠着伪装就能站稳脚跟，可在何老的一系列反击下，他的谎言被戳穿，百姓们再也不相信他的鬼话，有的村民还主动向我们提供情报。”姚晓妤说，“他在大安庄彻底成了孤家寡人，连出门都要带着卫兵，惶惶不可终日。”
　　
　　1941年11月下旬，水原清意识到在大安庄已经待不下去，便策划西进铜井设立据点，依托据点的防御工事继续负隅顽抗。而此时，八路军的反“扫荡”斗争取得节节胜利，日军的气焰受到沉重打击，抓捕水原清的时机已然成熟。经山东纵队批准，何庆宇制定了周密的抓捕计划。
　　“何老知道水原清贪婪且自负，便决定用‘情报交换’的名义引诱他上钩。”姚晓妤说，“他让黎明以‘八路军地下工作者’的名义，给水原清写了一封信，交敌工站的郭中玉送去。郭中玉是本地人，曾在苏村做过生意，和水原清有过几面之缘，不容易引起怀疑。”
　　信中写道：“久未联系，有点事要找你商谈。听闻你对太平洋战争局势颇为关注，我这里有一份相关机密资料，可与你交换。我即日晚在铜井南岭岗哨等候，并望带点诚意来，共商‘合作’之事。”水原清收到信后，果然动了心——他一直想获取太平洋战争的相关情报，以便向上级邀功，同时也想趁机摸清八路军的底细，于是立刻回信同意赴约。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何庆宇做了充分的准备：他提前派武工队和采金局武装小组包围铜井据点，监视敌人的动向，防止其增援；派两名侦察员提前潜入铜井南岭，摸清岗哨位置和周边地形；让黎明带着一名队员跟进接应，随时应对突发情况；同时安排联络员与水原清保持联系，一步步将他调出大安庄。
　　
　　行动当晚，月黑风高，正是行动的好时机。水原清带着两名卫兵，骑着自行车赶往铜井南岭岗哨，一路上还在盘算着如何获取情报、抓捕“地下工作者”。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早已走进了何庆宇布下的天罗地网。“当他走到岗哨附近的一片树林时，埋伏在暗处的队员们立刻冲了上去，用麻袋套住他的头，将他和两名卫兵当场制服。”姚晓妤语气激昂，“整个过程没费一枪一弹，干净利落，水原清直到被捆住，还没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
　　抓捕成功后，何庆宇将水原清带到金厂庄的秘密据点进行审查。一开始，水原清还百般抵赖，声称自己是“和平人士”，是被冤枉的。可当何庆宇拿出那封他写给小林的密信，以及村民们的证词后，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低着头交代了所有罪行。
　　在接下来一个多月的审查中，水原清写下了厚厚一叠坦白材料，详细供述了日军特务机关的运作模式，以及他主导的“和平进军瓦解抗日地区”实验的全部计划。“他在材料里写，这个实验是经济南特务总部批准的，核心就是‘不靠武力靠人心’，通过伪装亲善、拉拢民心，在根据地边缘建立‘实验区’，慢慢渗透、瓦解抗日力量。”姚晓妤翻着材料复印件，语气凝重，“他还供出了沂东地区其他隐藏的日军特务，以及他们与伪军的勾结网络，这些情报为我们后续清除敌特势力提供了重要依据。”
　　材料中还提到，水原清原本是日军情报部门的骨干，因擅长伪装和心理战被派往沂蒙山区。“他说自己一开始满怀信心，觉得只要骗过老百姓，就能轻松瓦解根据地，上级还多次夸奖他的计划‘高明’。”姚晓妤冷笑一声，“可他万万没想到，何老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伪装，还通过缜密的侦察和果断的行动，彻底粉碎了他的阴谋。”
　　1942年秋，经上级批准，根据水原清犯下的累累血债——暗杀多名地下党员和抗日群众、策划破坏抗日根据地、收集情报危害我方安全等罪行，八路军依法将其处决。消息传到沂东平原，百姓们奔走相告，纷纷拍手称快。而不久后，失去了特务支持的铜井敌据点，也在伪自卫队的内应配合下，被八路军四团成功拔除，沂东地区的抗日形势得到了根本性改善。
　　
　　“解决了水原清这个心腹大患后，何老并没有停下脚步，他继续活跃在敌工战线，立下了更多战功。”姚晓妤翻到另一叠档案，眼中满是敬佩，“1944年11月，莒县战役打响，这场战役更是何老的经典之作。”
　　当时，莒县城被日军和伪军牢牢控制，城墙高大坚固，防御工事完备，日军还盘踞在城内的核心据点，负隅顽抗。为了减少伤亡、顺利解放莒县，何庆宇提出了“里应外合”的作战方案。“他通过当地内线，成功扣压了三名从莒县城出来的敌情报员。经过连夜审讯，何老摸清了城内日军的兵力部署、据点位置和伪军的内部情况。”姚晓妤说，“更让人佩服的是，何老决定亲自深入虎穴，冒充敌情报员混入城内策反伪军。”
　　身边的战友都劝他：“太危险了，城里到处都是日军和汉奸，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可何庆宇却坚定地说：“不深入城内，怎么能策反伪军？为了解放莒县，这点危险算什么！”最终，他挑选了两名经验丰富的战友，三人换上敌情报员的衣服，带着伪造的证件和情报，冒着生命危险混入了莒县城。
　　进城后，何庆宇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应变能力，成功联系上了伪军莫正民、孟敬之两个大队的负责人。“他先是向两人分析了抗战形势，告诉他们日军必败、抗战必胜的道理；又揭露了日军对伪军的压迫和不信任，承诺只要他们起义，八路军一定会既往不咎，还会给予立功奖励。”姚晓妤语气激昂，“何老的真诚和勇气打动了两人，他们最终决定弃暗投明，同意作为内应配合八路军攻城。”
　　11月29日，攻城战役正式打响。在莫正民、孟敬之两个大队近3500名伪军的内应配合下，八路军顺利突破城门，向城内发起猛烈进攻。“何老在城内引导部队进攻，带着起义伪军攻占日军据点，与城外的大部队形成夹击之势。”姚晓妤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这场战斗打得异常惨烈，日军负隅顽抗，巷战中到处都是枪声和爆炸声。何老在冲锋时，为了掩护战友，先后被日军的子弹和手榴弹弹片击中，身上留下了七处伤口，鲜血浸透了军装，可他依旧坚持指挥战斗，直到战役胜利。”
　　经过一整天的激战，八路军成功围歼了顽抗待援的日军，解放了莒县城。这场战役的胜利，不仅拔掉了日军在鲁南地区的重要据点，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极大地推动了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而何庆宇因伤势严重，被紧急送往后方医院治疗，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照料，才勉强痊愈，但身上的七处伤疤，却成了他一生的勋章。
　　
　　抗战胜利后，何庆宇并没有停下征战的脚步，他又马不停蹄地投身解放战争，先后参加了泰蒙、莱芜、孟良崮、淮海战役，在战场上屡立战功。1949年3月，他随部队参加渡江战役，冒着枪林弹雨横渡长江，为解放江南地区立下了汗马功劳。
　　新中国成立后，何庆宇被调往福建军区工作，从此在福州扎根。“何老在福建军区一直从事国防和军队建设相关工作，他始终保持着抗战时期的优良作风，工作认真负责，生活简朴低调。”姚晓妤说，“他从不肯向别人提及自己的战功，也很少说起身上的伤疤，只有在战友聚会时，才会偶尔回忆起沂蒙山的战斗岁月。”
　　退休后，何庆宇依然心系国家和军队，经常给年轻人讲述抗战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他常说，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年轻人一定要铭记历史、珍惜和平，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姚晓妤眼中满是感动，“何老的嫡孙说，爷爷晚年最爱的就是坐在院子里，看着国旗升起，嘴里还会哼唱着抗战时期的歌曲。”
　　2018年12月，这位百岁抗战英雄在福州安详逝世。临终前，他拉着家人的手，反复叮嘱：“一定要记住，我是一名八路军战士，一生都在为国家和人民奋斗，你们也要传承这份初心，好好报效国家。”
　　听完姚晓妤的讲述，史料室里一片寂静，窗外的雨声似乎也变得轻柔起来。我看着桌上的资料和老照片，何庆宇老前辈的身影在我心中愈发清晰——他在暗战中明察秋毫、追查到底，在战场上英勇无畏、舍生忘死，用一生践行了“为国为民”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