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一章 掏钱买枪，点射杀敌

　　(一)
　　
　　贵阳的秋意染透枝头，干休所里的香樟树落下细碎的金黄叶片，踩在上面沙沙作响。我和三位志愿者同伴拎着精心准备的水果和鲜花，沿着整洁的水泥路往里走，心却像揣了只小兔子，“怦怦”直跳。此行的目的地，是101岁抗战老战士齐同学——我们跨越千里赶来，只想亲耳听听那些藏在岁月深处的抗战故事。
　　敲开单元门的瞬间，一阵爽朗的笑声先传了出来。“是北方来的娃吧？快进来！”门口站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银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身着深蓝色中山装，胸前隐约能看到别着的纪念章痕迹。他就是齐同学老人，虽已百岁高龄，腰板却挺得笔直，眼神清亮如孩童，握住我的手时，掌心的温度厚重而温暖，带着历经沧桑的力量。
　　“齐老，我们是抗战志愿者，专程来听您讲当年保卫家乡的事，想把您的故事完完整整地写进小传里。”我凑近老人耳边大声说，怕他听不清。老人笑着摆手，声音带着明显的河南濮阳乡音，却中气十足：“听得见！听得见！一提当年的事，我这耳朵就灵得很。”他侧身让我们进屋，客厅的墙上挂着几张老照片，有穿军装的青年模样，有和战友的合影，还有荣获的纪念章陈列框，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上面，泛着淡淡的光晕。
　　老人的孙儿媳端来热茶，坐在一旁补充道：“老爷子总跟我们念叨抗战时的事，尤其是齐庄民兵护村的那段，细节记得清清楚楚，就像昨天刚发生的一样。”老人呷了口茶，指尖轻轻摩挲着杯沿，思绪渐渐飘回了八十多年前的冀鲁豫边区。
　　
　　“1923年我生在濮阳县文留乡齐庄村，家里是种地的，日子虽不富裕，却也安稳。可到了1942年4月，孙良诚那狗汉奸带着部队投了日本人，好日子就到头了。”老人的声音沉了下来，眉头微微皱起，“他们占了濮阳，在各个村修碉堡、设据点，三天两头就来扫荡。抢粮食、抓壮丁、砸锅碗瓢盆，啥缺德事都干。有一回，邻村的张老汉反抗，被他们打断了腿，家里的粮食全被拉走，老伴当场就哭晕了过去。”
　　说到这里，老人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指节微微发白：“我们齐庄人看着乡亲们遭罪，心里像被火烧似的。我那时候19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就找了齐梦星、齐方欣他们几个要好的伙伴，在村头的老槐树下商量：‘不能再任由他们欺负了，咱们组织民兵，保卫家乡！’”
　　这话一出口，立刻得到了所有人的响应。可保卫家乡，首先得有武器——没有枪，光凭着赤手空拳，根本不是日伪军的对手。“那时候枪比金子还金贵，公家的武器紧俏，根本轮不到我们村里的民兵。”老人叹了口气，“我跟齐方欣、齐新春合计，先带头凑钱买枪。我把家里攒了好几年的积蓄全拿了出来，又把我娘陪嫁的银镯子、银簪子找出来，托远房亲戚去外地的军火贩子手里换枪。齐方欣更实在，把家里唯一一头能耕地的老牛卖了，换回来一支汉阳造，宝贝得跟啥似的，天天擦得锃亮。”
　　老人的儿媳插话说：“我听老爷子说，当时为了买这支枪，齐方欣的娘心疼得哭了好几天，可嘴上却没拦着，还说‘保住村子，比啥都重要’。”
　　有了我们几个带头，村里的乡亲们也都动了起来。我们召集全村人开大会，商量出了个规矩：“有100亩以上土地的富户，必须买一支枪、配50发子弹；有50亩以上不足100亩的，两家合伙买一支枪、50发子弹；其余人家自愿出资，多少不限。”没想到，规矩一宣布，没有一个人反对。村里的张大户当场拍板：“我家出两支枪！只要能护着乡亲们，这点钱算啥！”还有几户家境一般的人家，凑了好几吊铜钱，非要塞给我们，说“就算买不了枪，也能买点子弹”。
　　短短半个多月，我们就凑够了钱，托人陆续买回了近三十支步枪，有汉阳造、有老套筒，虽然型号不一，却都是能打死人的硬家伙。除了枪支，村里还规定，16岁到60岁的男子，都得自备武器——家里有铁匠铺的，连夜打了大刀、长矛；没有条件的，就把锄头、扁担磨得锋利，当作武器。我们还专门请了区武工队的同志来教我们射击、埋伏，我那时候眼神好，反应快，练了没多久，就能做到指哪打哪，武工队的队长都夸我“是块打仗的料”。每天天不亮，村头的空地上就满是民兵训练的身影，喊杀声、枪声此起彼伏，那股子劲头，现在想起来还热血沸腾。
　　
　　1943年初春的一个傍晚，村里来了个唱河南坠子的盲人艺人，背着三弦，拄着拐杖，说是要给乡亲们唱几段解解闷。那时候日子苦，难得有这样的热闹，乡亲们忙完农活，都揣着干粮围到村头的空地上，把艺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艺人的嗓子亮堂，唱的是《岳飞传》，“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唱到激昂处，乡亲们纷纷叫好，连村里的小孩都跟着喊“杀鬼子”。
　　我和齐方欣、齐新春、黑三等十几个当晚不值班的民兵，心里惦记着护村的事，没敢去凑热闹。我们带着铺盖卷和步枪，跑到西门里关爷庙的大槐树下休息——这里地势高，能清楚地看到村口的动静，还能隐约听到艺人的唱腔，算是“两全其美”。大槐树的枝干粗壮，枝叶繁茂，像一把撑开的大伞，我们躺在铺盖上，聊着天，手里紧紧攥着枪，不敢有丝毫松懈。
　　盲人艺人唱到凌晨四点左右，正唱到岳飞大战金兀术的高潮，小南门那边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狗叫声。“汪！汪汪！”那叫声尖锐、凶狠，不是平时见了熟人的温顺模样，而是带着强烈的警惕和敌意。我心里咯噔一下，瞬间从铺盖上弹了起来，大喊一声：“不好！有情况！”
　　身边的兄弟们也都惊醒了，一个个抓起步枪，迅速进入战斗状态。齐方欣压低声音问：“捷哥，会不会是野狗？”我摇摇头，竖起耳朵听了听：“不像！狗叫得太急，肯定是遇上生人了，而且人不少！”我们赶紧蹲的蹲、卧的卧，借着大槐树的阴影，死死盯着小南门的方向。
　　
　　夜色还很浓，月亮躲在云层后面，只能看到模糊的轮廓。过了没多久，就见一伙人影鬼鬼祟祟地朝村里摸来，脚步放得很轻，却架不住人多，踩在田埂上发出“沙沙”的声响。他们穿着深色的衣服，手里都端着家伙，一看就来者不善。
　　“干什么的？”我屏住呼吸，大声喊了一句，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响亮。
　　对方愣了一下，紧接着就有人回嘴：“你们是干什么的？”那声音带着外地口音，还夹杂着几分慌乱。话音刚落，我就听到了“哗啦”一声——是拉枪栓的声音！
　　“是日伪军！开枪！”我大喊一声，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砰！”枪声划破夜空，最前面的那个黑影应声倒地，一动不动。
　　“打！给我狠狠地打！”齐方欣紧接着开枪，子弹呼啸着飞向敌人。齐新春、黑三他们也纷纷开火，一时间枪声大作，火光在夜色中闪烁。又有两个敌人倒下了，剩下的人吓得赶紧趴在地上，找了些土坡、树桩当掩护，胡乱地朝我们这边开枪还击。
　　“有八路！快撤！”敌人那边有人大喊，声音里满是惊恐。我心里暗自好笑，他们哪里知道，我们只是村里的民兵，根本不是八路军主力。但这声喊也提醒了我们，必须趁势追击，不能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我接连开了五枪，每一枪都瞄准一个黑影，又有两个敌人倒下了。兄弟们有的开枪，有的吹起了口哨——那是我们约定的信号，通知村里的人有敌情。还有人扯着嗓子大喊：“冲呀！杀鬼子啊！”
　　村里的乡亲们被枪声和口哨声惊醒，纷纷拿着大刀、长矛跑了出来，跟着我们一起呐喊：“杀呀！别让他们跑了！”呐喊声、枪声、武器碰撞声混在一起，震得整个村子都在发抖。敌人被这阵仗吓破了胆，只能躲在掩护后面骂骂咧咧地还击，却不敢往前冲一步。
　　我们借着乡亲们的呐喊声，一步步往前逼近，日伪军节节败退。就在这时，天边泛起了鱼肚白，远处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和呐喊声——是区干部带着刘庄、李庄等村的二百多名武装民兵赶来支援了！他们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把日伪军困在中间，形成了合围之势。
　　“快跑啊！”日伪军彻底慌了，再也顾不上还击，掉头就往村外跑。他们慌不择路，有的往田埂上跑，有的直接朝着寨子的围墙冲去，手脚并用地往上爬，爬不上去就直接往下滚，弄得满身是泥。
　　
　　天彻底亮了，日伪军早已跑得无影无踪。我们开始打扫战场，只见寨墙上全是脚印和划痕，显然是敌人逃跑时留下的；墙脚下丢了不少鞋子、帽子，还有几支没来得及带走的枪；村里的空地上，躺着十几个日伪军的尸体，个个面带惊恐。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伙敌人是郭庄据点的，足足有一百多人，本来想趁着乡亲们听河南坠子、放松警惕的时候偷袭抢粮，没想到栽在了我们民兵手里。
　　更让人高兴的是，那个唱河南坠子的盲人艺人，把我们夜里的战斗编成了一段坠子书，走到哪个村就唱到哪个村。“齐庄民兵真英勇，掏钱买枪护乡邻，半夜枪声惊敌胆，打得伪军喊娘亲……”那段坠子书越唱越火，齐庄民兵的名声也传遍了整个冀鲁豫边区，不少村子都来向我们取经，也组织起了民兵队伍。
　　
　　1943年10月，区委派范耀田同志到齐庄建立了党支部，我和其他五名同志成了村里第一批中共党员。组织上信任我，让我担任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从那以后，我们的斗争就不再是自发的了，有了党的领导，有了明确的方向，心里更有底了，战斗力也更强了。
　　老人喝了口茶，歇了歇，又继续往下说。1945年春的一个夜晚，老天爷像是发了怒，狂风陡起，黄沙遮天蔽日，到处都是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就是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我们接到了命令，跟着曾思玉司令员和主力部队，去端掉孙良诚的总部——八公桥。
　　“八公桥是濒临黄河故道的大集镇，孙良诚把总部设在哪儿，工事修得可坚固了，城墙又高又厚，还挖了护城河，铁丝网、碉堡样样都有。”老人回忆道，“我们不走大路，不过村庄，专拣黄河故道的荒沙滩和村外田野走，沙子灌满了鞋子，磨得脚生疼，可没人敢喊累。风太大了，说话都得靠吼，脸上、嘴里全是沙子，睁不开眼睛，只能跟着前面人的脚步声走。”
　　就这样，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了伪军的阵地前沿。负责警戒的伪军缩在碉堡里，根本没想到这样的天气会有人来进攻，一个个抱着枪打盹。我们悄悄摸过去，手起刀落，干净利落地干掉了警戒人员，然后迅速架起梯子，从四面八方攻入围墙。
　　“冲啊！”我们大喊着冲进伪军的营房，伪军们都在睡梦里，被枪声和喊杀声惊醒，一个个懵头懵脑的，有的还没来得及穿衣服就被我们俘虏了。“缴枪不杀！”我们喊着口号，伪军们见状，纷纷扔掉武器，举手投降。
　　可惜的是，孙良诚那个老狐狸，当天下午就乘汽车去开封了，没能把他活捉，算是个遗憾。但这一仗打得格外漂亮，孙良诚的总部被端掉，伪军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在八路军的猛烈打击下，伪军三千余人先后被歼，被迫从占据的据点撤退。冀鲁豫边区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安全得到了保障，还和第3、4、5分区连成了一片，老百姓再也不用天天提心吊胆了。
　　
　　抗战胜利后，我在保护根据地的战斗中负了伤，子弹打穿了胳膊，留下了一道疤。但我没停下脚步，1947年2月，我被派到濮阳县文留负责土改运动，那会儿条件艰苦，白天要给乡亲们讲解政策，晚上要防备地主还乡团的偷袭，经常几天几夜不合眼。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土改工作做得很顺利，我也因为成绩突出，被记了一次大功。
　　同年5月，部队号召青年参军，我带头报名，还动员了文留地区三百多名青年一起参加了解放军。我们被组编成一个营，我任教导员，跟着大部队南征北战，先后参加了睢杞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战场上的日子苦啊，饿了就啃口干粮，渴了就喝口河水，受伤是常有的事，但我们没有一个人退缩。凭着一股不怕死的劲头，我又立了两次大功、一次三等功。
　　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了。我奉命抽调至贵州省平越县组建县委，担任公安局长，投身到剿匪和反敌特工作中。那时候贵州的土匪很猖獗，经常骚扰百姓，我们白天侦查，晚上突袭，打了一场又一场硬仗，终于把土匪肃清了，让老百姓过上了安稳日子。直到1984年12月，我才正式离休。
　　老人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色的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是两枚金灿灿的纪念章——2005年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和2015年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这是国家给我的荣誉，也是所有牺牲的战友们的荣誉。”老人轻轻抚摸着纪念章，眼神里满是珍视。
　　不知不觉，夕阳已经西斜，透过窗户洒在老人的脸上，给他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晕。听着老人的讲述，我仿佛穿越了时空，看到了19岁的他带领乡亲们掏钱买枪的坚定，看到了关爷庙大槐树下的英勇反击，看到了黄河故道上的冒沙奔袭。这些故事，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滚烫的热血，是不屈的灵魂，是中华民族最珍贵的记忆。
　　
　　(二)
　　
　　2025年3月，我再次走进了广西社会科学院的大门。此行的核心，是写作桂军老兵陈祖振——外公生前总说，这位黄埔出身的桂军军官，在大别山战场上“一枪一个鬼子”的故事。而研究员韦韩云老师，不仅深耕桂军抗战史料数十年，更曾与陈老有过十余次深度访谈，是解锁这段往事的关键。
　　敲开韦老师办公室的门，他正伏案整理一叠手稿，桌上醒目地摆着一张放大的黑白老照片：照片里的青年身着黄埔军校制服，肩扛步枪，腰束武装带，面容清瘦却眼神如炬，眉宇间藏着一股不服输的英气。“你就是周捷吧？李明先生的外孙，他生前跟我提过好几次，说一定要把陈祖振老兵的故事写完整。”韦老师起身相迎，指着照片笑道，“这是1936年陈老刚入黄埔时拍的，那时候他才21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我在桌前坐下，指尖轻轻抚过照片边缘，仿佛能触到岁月的温度：“韦老师，我外公总念叨陈老‘一枪一个’的传奇，这次来，就是想把这些细节挖得更透，能还原当年的烽火场景。”
　　韦老师点点头，从书柜里取出一个厚重的档案盒，里面装满了访谈录音带、陈老的手书手稿，还有几页褪色的战地日记复印件。“我2016年第一次去拜访陈老时，他已经101岁了，耳朵有点背，但思路特别清晰。一说起抗战的事，他就打开了话匣子，连训练时的口令、战场上的枪声节奏，都记得分毫不差。”韦老师戴上老花镜，翻出一份打印好的访谈实录，“咱们就从陈老的童年说起吧，他的抗日决心，可不是一时兴起。”
　　
　　“陈祖振1915年4月出生在广西来宾县大湾街，那是个依江而建的古镇，民风彪悍。”韦老师的声音缓缓响起，“他家族人丁兴旺，父辈四兄弟，到他这辈足足有九个兄弟。他小时候聪明伶俐，读小学时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可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小镇，街头贴满了‘抗日救亡’的传单，流亡学生扛着标语游行，演讲时声泪俱下。那时候陈老才16岁，看着传单上‘山河破碎’的字眼，心里像被火烧一样，当场就跟三个哥哥说：‘将来我也要当兵，把鬼子赶出中国！’”
　　韦老师说，陈老的三个哥哥后来都先后考入军校，大哥在北伐战争中牺牲，二哥、三哥也都投身军旅。“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陈老从小就跟着哥哥们练体能，爬树、游泳、打弹弓，样样精通，为后来考黄埔打下了好底子。1936年，黄埔军校六分校在南宁招生，他瞒着家里偷偷报了名，临走时只给父母留了一张字条：‘国难当头，儿愿以身许国，待驱寇复土，再回家尽孝。’”
　　说起考黄埔的经历，韦老师忍不住笑了：“陈老跟我说，黄埔招生最看重两样：身体素质和家国情怀。体能测试时，长跑、俯卧撑、单杠引体向上，他都轻松过关；尤其是射击摸底，他用土枪打鸟练出的准头，让考官都刮目相看。文化考试也不简单，语文要写一篇《我的希望》，陈老在文章里写道：‘吾辈青年，当以血肉为长城，以肝胆照河山，愿率三尺之剑，驱日寇于国门之外，复我中华疆土，救我亿万同胞。’阅卷老师看了之后，在卷面上批了‘壮志凌云，可塑之才’八个字。数学考代数、分数运算，常识考时事政治，他提前三个月就开始复习，每天挑灯夜读，四天后放榜，他的名字赫然在列，排名还很靠前。”
　　1936年秋，陈祖振抵达南宁西乡塘，正式进入黄埔军校六分校第八期学习。“一进校门，就换了草绿色的军服，领口缀着‘黄埔军校’的徽章，那种使命感油然而生。”韦老师模仿着立正的姿势，“军校的训练严格到近乎苛刻，立正姿势要求两脚跟并拢，向外张开60公分，胸膛挺起，双肩后张，平视前方，一站就是两个小时，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浸湿了军服，也不能动一下。队列训练、内务整理、枪械拆解，每一项都有严格的标准，被子要叠成‘豆腐块’，枪械拆解后要在规定时间内组装完毕，稍有差错就会受到惩罚。
　　“陈老学的是步兵科，射击训练是重中之重。”韦老师拿起桌上的一支玩具枪，演示着三点一线的瞄准动作，“他跟我说，教官反复强调，打枪不仅要手稳，更要心稳，瞄准目标时，准星、缺口、靶心要成一条直线，呼吸要均匀，扣扳机时要用指尖发力，不能猛扣。为了练稳定性，他在枪托上挂一块砖头，长时间保持瞄准姿势，胳膊酸得抬不起来也咬牙坚持。野外射击训练时，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暴晒，他都趴在地上反复练习，结业时，他的射击成绩是全营第三名，能在百米之外准确击中靶心，这为他后来在战场上‘一枪一个’埋下了伏笔。”
　　除了射击，步兵操典、战术推演、野外露营、刺刀格斗，都是必修科目。“陈老说，刺刀格斗最苦，要练劈、刺、挡、挑，每天对着木桩练习数百次，手上磨出厚厚的茧子，有时还会被木刺扎伤，但他从不偷懒。教官常说，‘战场之上，生死只在一瞬间，平时多流一滴汗，战时就少流一滴血’，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1937年6月，陈祖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第七军24师72团任见习军官。“24师是桂军的王牌部队，有着‘钢军’的称号，后来改编为171师，师长覃连芳、团长张光玮都是广西同乡，部队里到处都是熟悉的乡音，战友之间格外团结。”韦老师说，“陈老刚到部队时，看着老兵们擦拭枪械、整理装备，心里既激动又紧张，他盼着早日上战场，亲手杀鬼子，兑现自己‘以身许国’的誓言。”
　　同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8月，淞沪会战打响，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全国震动。陈祖振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驰援上海。“他们从南宁出发，坐民船沿西江顺流而下，到广州后转乘火车，一路向北，经湖南、江西，抵达河南商丘。之后，火车不通了，他们就徒步行军，每天要走几十里路，脚上磨起了水泡，水泡破了又结痂，没人喊苦喊累。”韦老师的语气沉了下来，“陈老说，沿途的老百姓看到他们是抗日的军队，都主动拿出粮食、开水招待，有的还送来了布鞋、草药，这些温暖让他们更加坚定了抗日的决心。10月初，他们终于抵达上海嘉定，刚下车，就听到了前方传来的隆隆炮声，战斗已经打响。”
　　部队进驻蕰藻浜阵地后，立即投入战斗。“日军的火力太猛了，飞机像蝗虫一样盘旋，炸弹密密麻麻地投下来，阵地瞬间变成一片火海，泥土被炮火翻了一遍又一遍，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和血腥味。”韦老师翻着陈老的战地日记复印件，上面的字迹有些潦草，却透着坚毅，“陈老在日记里写：‘敌机轰炸不止，炮火震耳欲聋，战友们伤亡惨重，却无一人退缩。吾辈唯有死战，方能不负国家，不负百姓。’他们抱着步枪，顶着炮火反复冲杀，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硬是把阵地守住了。”
　　10月下旬的一个夜晚，部队接到命令，向谈家头、陈家行正面之敌发动猛攻。“那天夜里，没有月亮，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们借着夜色的掩护，悄悄向日军阵地逼近。”韦老师说，“陈老当时是见习排长，带着一个排的士兵冲在前面，战士们手里的步枪上了刺刀，嘴里咬着毛巾，尽量不发出声音。快到日军阵地时，不知是谁不小心踢到了石头，发出了声响，日军的哨兵立刻开枪射击，战斗瞬间爆发。”
　　“喊杀声、枪声、手榴弹爆炸声混在一起，震得地动山摇。”韦老师的声音陡然激昂，“陈老带着战士们奋勇冲锋，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有的战士刺刀断了，就用枪托砸；枪托碎了，就赤手空拳跟鬼子扭打在一起。经过一夜激战，次日清晨，他们终于克复了陈家行、桃园滨。可还没来得及休整，日军就调集了重兵，发起了疯狂反扑。”
　　日军的飞机、重炮对阵地进行了地毯式轰炸，坦克开路，步兵像潮水一样涌来。“阵地被炮火炸得坑坑洼洼，战士们伤亡惨重，陈老带着剩下的士兵躲在战壕里，顽强抵抗。后来，战壕被炸毁了，他就躲到一片棉花地里继续观察敌情，寻找射击机会。”韦老师叹了口气，“就在他瞄准一个日军军官时，一颗侦察炮弹突然落在他身边不远处，‘轰隆’一声巨响，弹片飞溅，击中了他的右大腿，鲜血瞬间染红了军裤，顺着裤腿往下淌，他眼前一黑，当场昏了过去。
　　“等他醒过来时，已经躺在了后方战地医院的木板床上，腿上缠着厚厚的绷带，疼得钻心。”韦老师说，“旁边的战友告诉他，是附近村庄的几位老百姓，冒着炮火穿过战场，把他从棉花地里背了出来，又步行十几里路，送到了战地医院。陈老说，他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些老百姓的恩情，他们背着他在田埂上奔跑，子弹在耳边呼啸，可他们没有丝毫退缩。但同时，他又觉得特别憋屈，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身为军人，没能在战场上多杀几个鬼子，反而受伤倒下，这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韦老师补充道：“那一战，桂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24个团最后只剩下7个团，伤亡超过七成。很多战友都牺牲在了战场上，陈老每次想起他们，都忍不住落泪。”
　　
　　1938年春天，陈祖振的腿伤终于痊愈，他归心似箭，立刻赶回部队。此时，部队已经改编，他被调到31军138师414旅827团3营9连任代理连长。“军长刘士毅、师长莫德宏、旅长钟毅，都是抗日名将，尤其是钟毅旅长，作战勇猛，为人正直，陈老特别敬佩他。”韦老师说，“部队开赴淮北，驻扎在民光的红星铺，一边修整补充兵员，一边帮助老百姓修铁路、架桥梁，军民关系特别融洽。”
　　同年春，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来，全军上下欢欣鼓舞，战士们士气高涨。“可没过多久，前线战局吃紧，日军企图绕道大别山，进攻武汉。31军奉命退守大别山，坚守豫鄂皖三省边界，挡住日军的进攻路线。”韦老师打开一张大别山地形图，“你看，大别山地理位置极其重要，东有津浦线，北有陇海线，西有平汉线，南邻长江，守住这里，就能切断日军的战略通道，为武汉会战争取时间。”
　　在大别山的日子里，条件异常艰苦。“山上气候潮湿，夏天蚊虫叮咬，冬天寒冷刺骨，战士们缺衣少食，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有时只能挖野菜、煮土豆充饥。”韦老师说，“但陈老和战士们没有丝毫抱怨，他们每天坚持训练，修建防御工事，随时准备迎击日军。”
　　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让陈老印象深刻的事。“有一次，他们在湖北鸡公山执行侦察任务时，发现了四个形迹可疑的人，三个男的一个女的，穿着便装，说着一口生硬的中国话，谎称是来山里度假的游客。”韦老师笑着说，“陈老一眼就看出了破绽——那时候兵荒马乱，谁会跑到战火纷飞的山里度假？而且他们的眼神躲闪，身上还带着望远镜和地图。战士们当场把他们控制起来，搜查后发现了日军的特务证件和情报密码本。
　　“战士们都很气愤，纷纷说‘直接杀了算了，省得麻烦’。”韦老师继续说道，“可陈老觉得，这些特务可能掌握着重要情报，杀了太可惜。他立刻向上级汇报，长官下令把这四个特务押送到重庆审讯。后来才知道，这伙特务是日军派来侦察大别山防线的，多亏了陈老他们的细心，才粉碎了日军的阴谋。”
　　
　　1938年10月，大别山保卫战正式打响。“日军调集了两个师团的兵力，向我军阵地发起猛攻，子弹像雨点一样密集，炮火把山头炸得光秃秃的，连石头都被烧成了黑色。”韦老师的声音凝重起来，“陈老所在的团负责防守主峰阵地，双方反复争夺，阵地几度易手，伤亡都非常大。白天，日军靠着飞机、大炮的掩护进攻；晚上，我军就组织夜袭，偷袭日军阵地，抢夺弹药和粮食。这场仗一打就是四天四夜，战士们眼睛都熬红了，嘴唇干裂，却没有一个人退缩。”
　　到了第四天傍晚，阵地上的弹药已经所剩无几，很多战士的步枪里只剩下最后几发子弹。“日军又发起了新一轮进攻，黑压压的一片，朝着阵地冲来。”韦老师的语气陡然紧张，“长官看着越来越近的日军，拔出佩刀，大喊一声：‘兄弟们，跟鬼子拼刺刀！’战士们听到命令，都嗷嗷叫着冲出阵地，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与日军展开了惨烈的肉搏战。”
　　陈祖振是代理连长，配的是一把驳壳枪，没有步枪，没法拼刺刀。“他看着战友们跟鬼子厮杀，有的战士被鬼子的刺刀刺中，却还死死抱住鬼子，不让鬼子伤害其他人；有的战士刺刀断了，就用拳头打、用牙齿咬，场面极其惨烈。”韦老师说，“陈祖振的眼睛都红了，怒火中烧，他当即挥手枪也跟着冲了出去。他知道手枪的射程有限，必须靠近了打才有把握，而且他心里有个念头：专挑个子高大的鬼子打——这些鬼子通常是班长、伍长，干掉一个就能打乱敌人的阵脚，给战友们创造机会。
　　“他屏住呼吸，身体贴着战壕边缘，一步步向日军靠近。”韦老师模仿着瞄准的动作，“第一个目标是一个身材高大的鬼子，他一枪干掉了他，一枪一个，共打倒了五个鬼子，战友们又补刺刀彻底结果了鬼子。陈祖振感觉出了一口恶气。此战后，日军绕道进攻武汉。部队主动放弃了风台、寿县、正阳关等据点，奔赴武汉参加会战。
　　陈祖振所在部队与兄弟部队在武汉重创日军，敌人伤亡十余万人。武汉会战结束后，中日双方相持，陈祖振被抽调到第五战区干部培训团任教官，后被任命为21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少校参谋，驻地在安徽立煌县。
　　抗战胜利后，陈祖振于1950年进入柳州工厂，从事维修机器的技术工作。当他说起自己的抗战故事时，总是特别激动：“打仗打的最过瘾的就是在大别山的那次，当时我们没有撤退，整整打了4天4夜，士兵们都冲上前跟鬼子拼刺刀，我是军官，我也冲上去，没有步枪怎么办，我有手枪啊！一枪一个，打死了很多鬼子！”
　　
　　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颁发，韦老师陪着工作人员一起去给陈老送纪念章。“那天陈老特意换上了珍藏多年的旧军装，虽然衣服已经有些褪色、缩水，可他穿得笔挺，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韦老师的声音带着几分动容，“当纪念章挂在他胸前时，老人突然抬手敬了个军礼——两脚跟并拢，向外张开60公分，胸膛挺起，双肩后张，目光平视前方，标准得就像当年在黄埔军校时一样。
　　“他这辈子流血流汗不流泪，可那天，眼泪顺着眼角的皱纹往下淌，滴在纪念章上，亮晶晶的。”韦老师轻轻擦拭着照片，“他反复嘴里念叨着‘国家还记得我，国家还记得我’，说了好几遍‘当年的血没白流，值了’。在场的人都被他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一幕，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陈老的晚年生活过得简单而规律。“他身体硬朗得很，老了还能自己买菜、做饭、打扫房间，生活完全自理。”韦老师笑着说，“更让人佩服的是，他看书、看报、看电视都不用戴老花镜，眼神比年轻人还利索。每天上午，他都会坐在电脑前，上网找人下象棋，一玩就是一两个小时，思维敏捷，落子果断，经常赢对手，还会跟人在线上讨论棋局，一点都不像百岁老人。”
　　志愿者们每次去看望他，他都会给大家讲抗战的故事，教大家敬标准军礼。“他常说，军礼是军人的尊严，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含糊。”韦老师说，“很多志愿者都把他的军礼奉为‘标杆’，每次参加纪念活动，都会学着他的样子敬军礼，以此缅怀这位抗战老兵。他还会教育我们，要珍惜现在的好日子，不能忘了那些为国家牺牲的战友，不能忘了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
　　
　　2018年4月，陈祖振老人在柳州安详辞世，享年103岁。“他走的时候很平静，脸上带着微笑。”韦老师的声音有些低沉，“按照他的遗愿，家人没有大办丧事，只是通知了几位老战友和经常看望他的志愿者。送别那天，大家都敬着他教的标准军礼，送了他最后一程。”
　　韦老师从档案盒里取出一张陈祖振老兵晚年的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坐在阳台上，阳光洒在他身上，笑容慈祥而满足。“陈老用一生践行了自己年轻时的誓言，从黄埔军校的热血青年，到淞沪会战的英勇战士，再到大别山，他始终坚守着‘以身许国’的初心，为抗战胜利、为国家安宁奉献了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