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章 川军宏毅，红嫂桂芳

　　(一)
　　
　　2025年3月，我前往四川抗战研究院，30岁的尹广强研究员已等候多时。他鼻梁上架着黑框眼镜，手里捧着一摞沉甸甸的卷宗，见我进来，立刻起身相迎：“周兄，久违了。关于抗战老兵李宏毅的资料，我整理了好几天，这里面有档案记载、同乡回忆录，还有他后人捐赠的《征途札记》手稿，您一定会有收获。”
　　我接过尹广强递来的卷宗，封面烫金的“西充抗战将士口述实录”六个字已经有些褪色，翻开第一页，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映入眼帘。照片里的青年身着灰布军装，领口的纽扣扣得严严实实，肩上斜挎着子弹袋，胸前别着一枚小小的徽章，眼神锐利如出鞘的刺刀，嘴角却带着一丝青涩的倔强。“这是李排长1937年刚参军时拍的。”尹广强指着照片，语气里满是敬佩，“您可能不知道，他是西充县立高等小学的高材生，在那个年代，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如果不参军，他或许会成为一名教师，或是在家乡经营祖上传下来的几亩薄田，安稳过一生。”
　　
　　1937年“七七事变”的炮火，像惊雷般划破了川北腹地的宁静。彼时的西充，还是个偏安一隅的小县城，青石板路蜿蜒曲折，嘉陵江的支流绕城而过，乡亲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虽不富裕，却也安稳。但随着北平、天津相继沦陷的消息传来，县城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西充各界人士抗敌后援会”很快成立，街头搭起了宣传台，宣传员们敲着锣鼓，嘶哑的嗓音穿透了青瓦白墙：“同胞们，日寇铁蹄踏我河山，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川人不出川，中原谁来守？”
　　那天，李宏毅刚在自家田里插完秧，裤脚还沾着泥浆，就被街头的呐喊声吸引。他挤进围观的人群，看着宣传员手里举着的传单——上面印着被日寇烧毁的村庄、流离失所的难民，还有“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标语。当听到宣传员说“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时，这个20岁的青年攥紧了拳头，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他想起了在小学堂里读过的《史记》，想起了先生讲过的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一股热血从心底涌了上来。
　　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妻子赵秀兰正抱着刚满一岁的女儿李秀英喂奶，昏暗的煤油灯映着她温柔的脸庞。李宏毅坐在炕沿上，沉默了许久，才艰难地开口：“秀兰，我想参军抗日。”赵秀兰喂奶的动作猛地一顿，眼泪瞬间涌了上来，却没有哭出声，只是紧紧抱着女儿，肩膀微微颤抖。她知道丈夫的脾气，认定的事就不会回头。沉默了半晌，她抬起头，眼里闪着泪光：“宏毅，我不拦你。只是你要记住，家里有我，还有娃，你一定要活着回来。”那天夜里，赵秀兰点亮煤油灯，连夜为丈夫缝补旧棉袄，她把女儿穿小的虎头鞋剪了一小块布，缝在棉袄的衣襟里，又往布包里塞了一小撮家乡的泥土，“带着这个，就当是我和娃陪着你。”
　　1937年10月2日，西充县城的公路上挤满了送行的人。856名义勇兵戴着大红花，编成8个连队，背着简陋的行囊，浩浩荡荡地出发。队伍最前面，有人举着“西充义勇军”的大旗，红旗在秋风中猎猎作响。李宏毅背着妻子缝补的棉袄，腰间别着一把祖传的匕首，走到妻子面前。赵秀兰挺着五个月大的身孕，怀里抱着女儿，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她把女儿往李宏毅怀里送：“让娃再抱抱你。”李宏毅接过女儿，小家伙懵懂地抓着他的军装扣子，咯咯地笑了起来，那笑声像一根针，刺痛了他的心。他在女儿的额头上亲了一口，又把妻子搂进怀里，在她耳边轻声说：“等打跑了鬼子，我就回来，给你和娃盖新房。”说完，他狠狠心，把女儿递回去，转身加入队伍，再也没有回头。
　　尹广强告诉我：“这856人里，只有一个叫王富贵的青年因肺病被军医退回，其余855人硬是靠双脚从南充走到合川，整整走了十二天，每天走几十里路，脚上磨起了水泡，就用针挑破，抹点草木灰，没有一个人掉队，没有一个人喊苦。”
　　到重庆后，他们被编入军政部壮丁第三十三大队，后来补充到川军四十九军二十六师野战补充营，开赴江西景德镇石门街训练。川军的装备之差，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重机枪是清朝末年制造的旧款，枪身锈迹斑斑，每打几发子弹就会卡壳；步枪更是五花八门，有汉阳造、有中正式，还有缴获的日军三八式，子弹也得省着用。但李宏毅和西充同乡们没有抱怨，训练得格外刻苦。每天天不亮，他们就背着步枪跑到山下的空地练瞄准，趴在冰冷的地上，一练就是两个时辰，胳膊肘磨得通红；练拼刺刀时，他们对着树干反复练习突刺、格挡的动作，手上的伤口结了痂又被磨破，鲜血浸透了手套也不吭声。晚上，其他连队的士兵都睡了，他们还围着老兵请教实战技巧，把老兵说的要点记在纸条上，贴在床头，睡前再默念几遍。尹广强翻出一份1938年的训练报告，上面用毛笔写着：“西充籍士兵战术素养优秀，尤以拼刺、机枪操作见长，纪律严明，悍不畏死，可堪大用。”
　　
　　1938年6月，湖口保卫战打响，李宏毅和同乡傅继尧被分在同一个机枪班，坚守殷家山江防阵地。殷家山是湖口的门户，守住这里，就能阻挡日军沿长江西进的步伐。战斗打响的那天清晨，江面上的日军军舰首先开炮，炮弹像雨点般落在阵地上，烟尘滚滚，碎石飞溅。李宏毅趴在战壕里，紧紧握着轻机枪，耳朵被炮火震得嗡嗡作响。很快，日军的飞机低空扫射，机翼几乎要擦过山头，子弹打在战壕的石壁上，火星四溅。紧接着，日军步兵采取波浪式进攻，一波又一波的鬼子端着步枪，嗷嗷叫着冲向阵地，黄色的军装在绿色的山坡上格外刺眼。
　　班长张大山是个老兵，他趴在重机枪后面，大喊：“兄弟们，稳住！等鬼子靠近了再打！”当鬼子冲到离阵地只有五十米时，张大山扣动了重机枪的扳机，“哒哒哒”的枪声划破了天空。李宏毅也跟着扣动扳机，轻机枪喷出火舌，冲在最前面的几个鬼子应声倒地。但日军的进攻异常疯狂，倒下一批，又冲上来一批，密密麻麻的像蚂蚁一样。激战中，一枚炮弹落在重机枪旁边，班长张大山瞬间被烟尘吞没。李宏毅大喊着“班长”，不顾一切地冲过去，推开压在重机枪上的碎石和遗体，抓起滚烫的重机枪继续射击。枪身被炮火烤得发烫，烫得他手心冒烟，他却像没感觉到一样，死死咬着牙，眼睛紧紧盯着冲锋的日军。
　　激战到中午，日军的炮火越来越猛烈，阵地被炸开了一个缺口，鬼子趁机突破了前沿阵地，白刃战打响了。李宏毅拔出刺刀，套在步枪上，大喊一声：“兄弟们，跟鬼子拼了！”说完，他跳出了战壕。傅继尧紧跟其后，手里的步枪上也闪着寒光。川军士兵大多身材瘦小，比日军矮了大半个头，但拼刺时格外勇猛，他们利用身形灵活的优势，避开日军的正面冲击，专攻鬼子的下三路。李宏毅的拼刺技巧在训练中练得炉火纯青，他突刺、格挡、再突刺，动作一气呵成，一个鬼子的刺刀刚刺过来，就被他用枪托挡开，紧接着他的刺刀就刺穿了鬼子的胸膛。
　　混战中，李宏毅突然听到傅继尧闷哼一声，他回头一看，只见傅继尧的胸前鲜血喷涌而出，一颗步枪子弹竟从前胸击穿了后背，伤口狰狞可怖。“继尧！”李宏毅冲过去，想扶他撤下阵地。傅继尧却摆摆手，脸上满是汗水和血水，他咬着牙，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包红药水，递给旁边的卫生员：“快，给我抹上，老子还能打！”卫生员含泪给他的伤口涂上红药水，用绷带简单包扎了一下，傅继尧就挣扎着站起来，重新握紧了步枪。他冲着李宏毅笑了笑，露出一口带血的牙齿：“宏毅，咱们西充人，没有孬种！”说完，他嘶吼着冲向一个正要偷袭李宏毅的鬼子，刺刀从鬼子的侧腰刺了进去。李宏毅眼眶通红，和傅继尧背靠背，两人像两头愤怒的狮子，接连刺倒了三个爬上来的日军。在他们的带动下，战友们士气大振，喊杀声震彻山谷，硬是把日军硬生生赶下了阵地。
　　这场战后，李宏毅和傅继尧所在的机枪班被兄弟部队誉为“打不死的锤子兵”，“西充锤子兵”的名号也在四十九军里传开了。师长王克浚是个脾气火爆的川汉子，每次遇到久攻不下、久战不决的硬仗，就会对着电话大喊：“喂，你那里还有多少西充锤子兵？赶快放到我这里来，组成敢死队，给老子顶起！”而每次，西充籍的士兵们都会义无反顾地冲在最前面，用鲜血和生命守住阵地。
　　
　　1939年2月，第一次进攻南昌的战役打响。李宏毅因为在湖口保卫战中表现英勇，被提拔为机枪连代理排长。南昌城外，日军的防线固若金汤，铁丝网、战壕、暗堡层层叠叠。李宏毅带领机枪排负责掩护步兵冲锋，他们架起重机枪，对着日军的阵地猛烈扫射，压制住敌人的火力。但日军的暗堡太多，子弹像雨点般从暗堡里射出来，冲锋的步兵伤亡惨重。李宏毅看着战友们一个个倒下，心急如焚，他扛起一挺轻机枪，带着两个士兵，绕到日军暗堡的侧面，趁鬼子换弹的间隙，猛地扣动扳机，打掉了暗堡里的机枪手。但就在这时，另一座暗堡里的鬼子发现了他们，密集的子弹射了过来，身边的两个士兵当场牺牲。李宏毅侥幸躲过一劫，胳膊却被子弹擦伤，鲜血顺着胳膊流下来，染红了军装。
　　这场战役打得异常惨烈，四十九军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最终没能攻克南昌。撤退时，李宏毅清点人数，发现机枪排的30多个兄弟，只剩下12人。而他最要好的同乡傅继尧，也在冲锋中失踪，再也没能联系上。尹广强翻出一份当年的牺牲名录，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100多个西充籍战士的名字，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标注着“牺牲”或“失踪”的字样。“李排长后来在《征途札记》里写，那天撤退时，他站在南昌城外的山坡上，望着战友们牺牲的地方，哭了很久。他说，那些同乡兄弟，有的还没来得及成家，有的家里还有年迈的父母，就这样永远留在了异乡的土地上。”
　　1940年8月，第二次进攻南昌的战役打响。这一次，四十九军遭遇了大队日军的包围，陷入了绝境。日军的炮火疯狂地轰炸着阵地，飞机盘旋往复，投下一枚枚炸弹，阵地变成了一片焦土。激战中，军长陈安保亲自到前沿阵地指挥作战，不幸被日军的流弹击中，壮烈阵亡。消息传来，全军将士悲痛欲绝。战斗最紧张的时候，重机枪连的子弹已经打光了，战士们手里只剩下步枪和刺刀。就在这时，上级传来命令：由李宏毅带领全连士兵，拿起步枪冲上前线，抢回军长陈安保的遗体，不能让军长落入敌手。
　　“当时有士兵犹豫了。”尹广强的声音低沉下来，“重机枪连的士兵大多习惯了阵地战，让他们放下重机枪，拿起步枪当步兵冲锋，确实有些勉强。有人私下议论：‘我们的职责是坚守重机枪阵地，这个时候冲锋就是去送死，要不得。’”李宏毅听到这些议论，气得浑身发抖。他猛地甩下军帽，露出额头上在湖口战役中留下的伤疤，大吼一声：“军长战死沙场，我们岂能让他的遗体被鬼子糟蹋？他是我们的军长，是为了保家卫国才牺牲的！今天，就是拼了这条命，也要把军长抢回来！跟我去报仇！”
　　话音未落，李宏毅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像一头猛虎般冲出了战壕。他的吼声穿透了炮火声，震撼了每一个士兵。“排长都上了，我们也上！”不知是谁喊了一声，重机枪连的士兵们纷纷呐喊着跟上，他们举着步枪，挥舞着刺刀，朝着日军的阵地冲去。日军没想到川军会在子弹打光的情况下发起冲锋，一时有些慌乱。李宏毅冲在最前面，刺刀寒光闪闪，他接连刺倒了三个鬼子，身上溅满了鲜血。战友们跟在他身后，形成了一道人墙，在敌阵中左冲右突，嘶吼声、刺刀碰撞的清脆声响、鬼子的惨叫声交织在一起。
　　他们在敌阵中找到了陈安保军长的遗体，军长躺在血泊中，眼睛还圆睁着，仿佛还在注视着战场。李宏毅小心翼翼地抱起军长的遗体，对身边的战友说：“快，保护军长撤退！”日军很快反应过来，疯狂地朝着他们射击。为了掩护军长的遗体，十几个战友先后倒下，用身体为李宏毅开辟了一条撤退的道路。李宏毅抱着军长的遗体，在战友们的掩护下，艰难地冲出了敌阵，回到了己方阵地。这场冲锋，重机枪连伤亡过半，但他们成功抢回了军长的遗体，也打出了川军的威风——他们刺死了三十多个鬼子，让日军见识到了川军的血性。
　　尹广强叹了口气：“这场战役后，西充籍的战士又牺牲了300多人。855名出川勇士，此时已经折损了一大半。但在全师的表彰会上，22名受表彰的官兵里，西充籍就占了11人，李宏毅排长因为抢回军长遗体，立了二等功，正式升任重机枪连排长。”
　　
　　抗战胜利后，李宏毅于1946年投诚加入解放军，被派到华东地区学习，后来又被派到大连去训练民兵。1947年，李宏毅在解放区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被秘密地派回国民党军队潜伏，营救一位名叫陈美珍的女共产党员。当时陈美珍被关押在徐州某宪兵队的地下室，敌人对她严刑拷打，逼她交出地下党组织名单，她始终坚贞不屈。李宏毅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军队中的身份，伪装成押送犯人的军官，趁着夜色混入宪兵队。他凭借对地形的提前勘察，避开巡逻哨卡，用事先配好的钥匙打开地下室的铁门。见到陈美珍时，她浑身是伤，虚弱得连站都站不稳，却依旧眼神坚定。李宏毅背起她，在地下党员的接应下，穿过三条封锁线，终于将陈美珍安全转移出华东地区。
　　上海解放前夕，李宏毅又接到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营救关押在地窖里的几十名共产党员。这些党员大多是地下党的骨干力量，敌人为了防止他们被营救，将地窖设在一处废弃的工厂深处，周围布满了岗哨，戒备森严。李宏毅乔装成工厂的维修工，混进厂区，趁着换岗的间隙，摸清了岗哨的分布和地窖的位置。深夜，他与几名潜伏的地下党员里应外合，解决了门口的哨兵，用炸药炸开了地窖的入口。地窖里阴暗潮湿，几十名党员被铁链锁在一起，个个面黄肌瘦，却依旧保持着高昂的斗志。李宏毅和战友们用钳子剪断铁链，带着他们沿着事先挖好的地道撤离。途中遭遇敌人的追击，李宏毅让战友们带着党员先走，自己留下来断后。他凭借在战场上练就的枪法，接连击倒几名追兵，为大部队争取了撤退时间，自己也在战斗中腿部中弹，一瘸一拐地追上了队伍。
　　完成潜伏任务后，李宏毅顺利脱离国民党部队，重新回归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先后在安徽、江苏等地参与土地改革和建设工作。1963年，46岁的李宏毅终于回到阔别26年的西充家乡。当他踏上家乡的土地时，青石板路依旧蜿蜒，嘉陵江的水依旧清澈，可昔日的亲人早已不在——父母在他出川后不久，就因思念和战乱相继离世，妻子赵秀兰在1940年生下儿子李汝江后，积劳成疾，也早早撒手人寰。
　　后来，李宏毅被安排到重庆一家机械厂工作，负责技术指导。工作中，他依旧保持着军人的作风，严谨认真，一丝不苟，深得同事们的敬重。晚年时，他会对着西充的方向发呆，嘴里念叨着傅继尧、张大山等战友的名字。
　　
　　翻阅李宏毅5万字的《征途札记》，上面的字迹有些潦草，却力透纸背，其中一段写道：“出川时，855名同乡，个个意气风发，誓要驱逐倭寇。如今归来，只剩我一人。每念及此，夜不能寐。兄弟们的嘱托，我不敢忘；家国的仇恨，我不敢忘。惟愿后人铭记，今日之安宁，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
　　尹广强告诉我：“李老晚年时，经常给子孙们讲抗战的故事，反复强调‘要为民族争气’。他说，当年在战场上，哪怕子弹打光了，刺刀捅弯了，也从没怕过鬼子，因为心里装着家国，装着乡亲们的期盼。”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88岁的李宏毅在重庆病逝。按照他的遗愿，家人将他的骨灰一部分撒入嘉陵江，让江水带着他回到家乡，回到战友们魂牵梦萦的地方；另一部分则安葬在重庆的烈士陵园。
　　在整理骨灰时，儿子李汝江发现了几块烧得焦黑的弹片，最大的一块有指甲盖大小，最小的只有米粒般。这些弹片，是李宏毅在湖口保卫战、南昌战役、龙衢战役中留下的印记，伴随了他整整60多年。李汝江捧着弹片，泪水打湿了骨灰盒，他对身边的子孙说：“爷爷归队了，他终于能和那些牺牲的战友们团聚了。他们在战场上并肩作战，如今在天堂，也一定能再续兄弟情。”
　　
　　尹广强的讲述终于结束，阅览室里一片寂静，只有窗外的鸟儿偶尔发出几声鸣叫。我合上册卷，指尖早已被泪水浸湿。那些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身影，那些离别时的依依不舍，那些坚守中的不离不弃，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回放。李宏毅和855名西充出川勇士，用青春和生命诠释了“川军不负国”的誓言，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是民族的脊梁。
　　走出抗战研究院，成都的阳光依旧温暖，街道上车水马龙，一派祥和。我知道，这和平美好的生活，正是无数英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二)
　　
　　泉城的春风裹挟着护城河畔的杨柳絮，轻轻拂过山东省抗战研究中心的朱红大门。我怀着对“沂蒙红嫂”这一群体的深切崇敬，推开了史料室的门。
　　65岁的孔祥云研究员早已等候在此。他鬓角染霜，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手里捧着一叠沉甸甸的档案，封面“李桂芳同志生平史料”几个毛笔字苍劲有力，仿佛在诉说着一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往事。“周捷，你要找的李桂芳，是沂蒙红嫂里最年轻也最倔强的一个，她的故事，每一个字都浸着血汗。”孔老师的声音带着岁月的厚重，一开口，就将我拉回了那个烽火连天的沂蒙山区。
　　孔老师翻开第一份档案，一张泛黄的一寸照片滑落出来。照片里的少女梳着两条粗辫子，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褂子，眉眼间却透着一股与年龄不符的坚毅。“这是1940年李桂芳在妇救会时拍的，那年她才15岁。”孔老师小心翼翼地捡起照片，“她1925年出生在临沂市沂南县南岩路村，家里是佃农，赶上灾年，颗粒无收，9岁就被父母忍痛送给邻村当童养媳。可那户人家待她非打即骂，没过两年，又把她卖到地主家做长工。”孔老师顿了顿，声音里满是怜惜，“冬天天不亮就得出工，光着脚踩在冰水里浇地，晚上只能睡在牛棚里，吃的是掺着沙子的糠麸，稍有不慎就会挨鞭子。这种非人的折磨，让小小的李桂芳心里既装满了对地主恶霸的仇恨，也盼着能有一道光，照亮这暗无天日的日子。”
　　
　　1938年的春天，这道光终于来了。抗日动员工作委员会的同志走进了南岩路村，他们穿着和老百姓一样的粗布衣裳，背着旧步枪，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帮着村民耕地、修房，给大家讲“打鬼子、救中国”的道理。李桂芳偷偷躲在柴房后听，看着他们把自己的口粮分给饿肚子的老人，看着他们冒着风险保护被鬼子追杀的村民，她心里渐渐明白：这些人，是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好人，是能让大家过上安稳日子的希望。
　　不久后，抗委会在村里办起了夜校，既教大家识字，又传授革命道理。地主得知后，把李桂芳锁在柴房里，威胁她说：“敢去上夜校，就打断你的腿！”可李桂芳早就受够了这种被压迫的生活，她趁地主熟睡时，用磨尖的铁钉撬开了柴房的锁，摸着黑跑到夜校。昏暗的油灯下，她跟着老师一笔一划地学写“中国”“抗战”，听着战士们讲述前线的战斗故事，心里的革命火苗越烧越旺。三个月后，她鼓起勇气找到抗委会的负责人，攥着布满老茧的拳头，眼神坚定地说：“我要参加革命，我要跟着你们打鬼子，再也不受人欺负了！”
　　1939年初，组织上看中了李桂芳的积极性和韧劲，把她安排到山东被服厂负责民运工作，主要任务就是发动群众支前。这可不是件容易事，当时老百姓日子苦，布料、粮食都紧缺，有些村民还对革命心存顾虑。李桂芳背着一个粗布背包，里面装着几本识字课本和宣传册，跑遍了周边几十个村庄。白天，她帮着村民种地、挑水，用实际行动赢得信任；晚上，她坐在煤油灯下，给大家讲抗日道理：“鬼子烧了咱们的房子，抢了咱们的粮食，杀了咱们的亲人，要是不反抗，咱们迟早都得死在他们手里！战士们在前线流血打仗，是为了保护咱们，咱们多缝一件军衣，他们就多一份温暖；多烙一张煎饼，他们就多一份力气打鬼子！”
　　乡亲们被她的真诚打动，纷纷响应。张家拿出攒了多年的布料，李家把仅有的白面拿出来烙煎饼，妇女们聚在祠堂里，白天黑夜地忙活，缝纫机的哒哒声、搓线的沙沙声、烙煎饼的滋滋声交织在一起，成了最动人的支前交响曲。李桂芳每天都要统计物资、协调运输，常常忙到深夜，眼睛熬得通红，嗓子也喊哑了，却从没歇过一天。
　　
　　1939年6月，李桂芳接到了一项紧急任务：将储藏在胡家沟山洞里的三千多斤粮食，连夜运往夏庄以北的泉子崖山沟，那里藏着部队的一批伤员，已经断粮两天了。可当时条件艰苦，根本没有运粮工具，而且胡家沟到泉子崖全是崎岖的山路，全程十几里，夜里又黑又滑，稍有不慎就会摔下山崖。李桂芳召集了32名妇女，趁着夜色赶到胡家沟，看着堆积如山的粮食，她急中生智：“姐妹们，咱们把裤子脱下来当口袋！”
　　话音刚落，她率先脱下自己的粗布裤子，把两条裤腿紧紧扎住，装满粮食后，将裤腰往肩上一搭，拖着沉甸甸的“粮袋”就往山路上走。其他妇女也纷纷效仿，一时间，山路上满是拖着“粮袋”前行的身影。夜色如墨，没有月光，只能凭着记忆摸索，脚下的石子硌得生疼，荆棘划破了胳膊和腿，鲜血顺着伤口流下来，渗进了泥土里。走到半山腰时，村民王大娘脚下一滑，摔在地上，粮食撒了一地，她急得哭了起来：“这可咋整，伤员们还等着吃饭呢！”李桂芳赶紧跑过去，扶起王大娘，安慰道：“大娘别急，咱们捡起来再装，一定能按时送到！”说着，她跪在地上，把散落的粮食一粒粒捡起来，其他妇女也跟着一起捡，手指被石子磨破了，也顾不上吹一下。
　　就这样，她们摔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又摔倒，膝盖、手肘都磨出了血泡，却没有一个人抱怨、退缩。天快亮的时候，她们终于抵达了泉子崖山沟。当伤员们看到浑身是泥、满脸疲惫的妇女们，捧着还带着体温的粮食时，一个个感动得热泪盈眶，挣扎着想要起身道谢。李桂芳赶紧按住他们：“快躺着歇着，你们养好伤，多杀几个鬼子，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
　　孔老师告诉我，沂南作为沂蒙根据地的核心，当时村里的男劳力几乎都上了前线，要么参军打仗，要么抬担架、送公粮、运军火，后方只剩下妇女、老人和孩子。“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格局被彻底打破，李桂芳和妇救会的姐妹们，就成了后方的顶梁柱。她们既要扛起锄头种地，保证部队的口粮供应；又要坐在纺车前纺线织布，为战士们赶制军装，确保战士们冬有棉、夏有单；还要照顾伤员、筹集物资，只要是前线需要的，她们就算不吃不喝也要想办法满足。
　　每当有部队经过村子，李桂芳就带着妇女们忙前忙后。白天，她们挨家挨户协调住宿，把自家的门板拆下来给战士们当床，把舍不得吃的鸡蛋、咸菜拿出来招待战士；晚上，等战士们休息了，她们就把战士们换下来的脏衣服、脏袜子收集起来，在河边连夜清洗。山里的夜晚气温低，洗好的衣服根本晾不干，她们就生起一堆篝火，轮流守在火边，把衣服一件件烤干，有的妇女累得趴在火边睡着了，手里还攥着没烤干的军装。第二天一早，当战士们看到干干净净、带着烟火气的衣服时，都忍不住竖起大拇指，称赞她们是“战士们的贴心人”。有个年轻的战士感动地说：“有你们这样的红嫂，我们就算战死沙场，也值了！”
　　1940年秋，李桂芳的任务更重了，被服厂驻扎在离她家十多里地的夏庄，她需要负责夏庄周边几十个村庄的支前工作。那段时间，她几乎天天泡在村里，白天动员群众，晚上组织大家赶制被服、加工粮食，然后再把这些物资收集起来，雇人送到部队指定地点。有时候忙起来，她几天几夜都不回家，饿了就啃一口干煎饼，渴了就喝一口山泉水，眼睛熬得布满血丝，人也瘦了一圈。母亲心疼她，劝她歇两天，她却说：“娘，前线的战士们比我辛苦多了，他们在流血牺牲，我这点累算啥！”
　　
　　1941年5月，日军对沂蒙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部队的伤亡人数急剧增加。当时沂南有三个医院，沂水还有一个，但伤员实在太多，医院根本容纳不下，很多伤员只能临时安置在山洞里、山坳里，缺医少药，处境十分艰难。李桂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召集妇女干部们开会，拍着桌子说：“姐妹们，战士们为了保护咱们受伤了，咱们不能不管！医院不够用，咱就把每个村都变成医院，家家户户都当成病房，人人都当护理员，我就不信解决不了问题！”
　　大家一致同意，一场全民护伤员的行动很快在沂南展开。沂南北山有个叫老猫窝的村庄，总共才11户人家，在李桂芳的组织下，乡亲们把自己的正房腾出来，给伤员当病房，把仅有的被褥拿出来给伤员盖，妇女们则当起了护理员。她们每天给伤员换药、喂饭、擦洗身体，还冒着生命危险到山里采摘草药，为伤员治疗伤口。有个叫张强的战士，腿被炮弹炸伤，感染化脓，疼得直打滚，李桂芳就用自己的奶水给他清洗伤口，帮助消炎，又每天上山采草药敷在伤口上。在她的精心照料下，张强的伤口渐渐愈合，后来重新回到了前线。就这样，这个小小的村庄，硬是咬紧牙关掩护了27名伤员，没有一个伤员被日军发现。
　　
　　也是在这一年，16岁的李桂芳被安排到山东军区第二野战医院当看护员。医院的临时太平间设在拔麻村西南方向的一间看瓜屋里，里面停放着12名牺牲战士的遗体，上级交给她的任务，就是看守这些遗体，防止被日军破坏，等待后续掩埋。当时鬼子的据点离拔麻村只有三里地，经常出来“扫荡”，为了不暴露目标，晚上李桂芳连灯都不敢点，只能在黑暗中守着。
　　刚开始，一个人守着满屋的遗体，李桂芳心里确实害怕。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风吹过窗户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有人在哭，她吓得浑身发抖，紧紧缩在角落里，手里攥着一根木棍。可转念一想，这些战士都是为了保卫国家、抗击日寇才牺牲的，他们年纪轻轻就离开了家乡和亲人，自己能为他们守灵，是光荣的事。她想起战士们在前线奋勇杀敌的样子，想起乡亲们对战士们的期盼，心里的恐惧就渐渐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坚定的信念。
　　有一天夜里，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下起了瓢泼大雨。李桂芳正靠在墙角打盹，一道刺眼的闪电划破夜空，瞬间照亮了看瓜屋的门口。就在那一瞬间，她看到门口站着两只狼，体型高大，绿幽幽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屋里，嘴里发出低沉的嘶吼声，嘴角还流着口水。李桂芳心里咯噔一下，她立刻明白，这两只恶狼肯定是闻到了遗体的气味，才找上门来的。
　　她来不及多想，赶紧起身，用尽全身力气把屋里的木床横在门口，死死顶住门板。然后她抓起墙角的一把柴刀，紧紧攥在手里，靠在床后边，眼睛紧紧盯着门口。雷声越来越响，闪电一次比一次亮，两只狼在门口徘徊着，时不时用爪子刨着门板，发出刺耳的“咯吱”声，门板被刨得木屑纷飞。李桂芳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手心全是冷汗，但她知道自己不能退缩，她要守护好战士们的遗体，不能让他们死后还被恶狼糟蹋。
　　每当狼靠近门口，她就挥舞着柴刀，砍向地面、砍向床腿，发出“砰砰”的声响，同时大声喊着：“走开！都给我走开！”她的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颤抖，却带着一股不容侵犯的气势。就这样，她与两只恶狼对峙了整整一夜，手里的柴刀就没放下过，嗓子也喊哑了。直到天快亮的时候，雨停了，东方泛起了鱼肚白，两只狼见无机可乘，才悻悻地离开了。当战友们第二天早上赶来时，看到李桂芳靠着床腿睡着了，手里还紧紧攥着柴刀，眼睛里布满血丝，都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这件事很快在村里传开了，乡亲们都佩服李桂芳的胆量，纷纷叫她“李大胆”。可只有李桂芳自己知道，她不是不害怕，只是心里装着对战士们的崇敬，装着抗日救国的信念，这份信念让她变得无比勇敢。
　　“大扫荡”期间，还有很多伤员躲在深山的山洞里，得不到粮食补给，随时都有饿死的危险。为了给伤员送饭，李桂芳想出了一个办法：她剃了光头，穿上男人的对襟袄，束着猪毛绳，戴上毡帽头，脸上抹了点锅灰，装成一个放牛的小男孩。每天天不亮，她就揣着乡亲们省下的煎饼、窝头，背着装满水的葫芦，沿着山间小路往山洞里跑。遇到日军岗哨，她就低着头，装作害怕的样子，手里拿着一根放牛鞭，嘴里哼着小调，巧妙地避开检查。
　　有一次，她在经过一个日军岗哨时，被一个鬼子拦住了。鬼子用刺刀指着她的胸口，恶狠狠地问：“你的，干什么的？”李桂芳心里“怦怦”直跳，脸上却故作镇定，低着头说：“我……我是放牛的，上山找牛。”鬼子上下打量着她，怀疑地说：“你的，不像放牛的！”说着，就要伸手摘她的毡帽。李桂芳急中生智，突然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我的牛丢了，娘要打我，你还欺负我……”鬼子被她哭得不耐烦了，一脚把她踹倒在地，骂了一句“八格牙路”，就让她走了。李桂芳忍着疼，爬起来赶紧往山洞跑，到了山洞里，她摘下毡帽，露出光头，伤员们看到“小男孩”竟然是李桂芳，都激动不已，纷纷问她：“桂芳，你怎么打扮成这样？太危险了！”李桂芳笑着说：“不这样，怎么能把吃的送进来呀？你们快吃，吃饱了好好养伤，等伤好了，再回前线打鬼子！”伤员们看着眼前这个“假小子”，感动得热泪盈眶，纷纷表示一定要早日康复，不辜负她和乡亲们的期望。
　　
　　抗战胜利后，李桂芳没有停下支前的脚步，又投身到了解放战争的洪流中。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打响，汶河是增援孟良崮战场的必经之路。在紧急关头，李桂芳带领31位姐妹们在汶河搭起了一座“火线桥”，保证了约一个团的兵力顺利通过汶河，火速增援孟良崮战场，她和妇女们都在冷水里冻坏了。
　　新中国成立后，李桂芳先后担任沂南县妇联主任等职。1984年离休后，李桂芳带领妇女继续做拥军支前工作。1992年3月，李桂芳被山东省妇联、省民政厅和省军区政治部评为“山东红嫂”，同时被授予“三八红旗手”称号。201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作为受邀代表，李桂芳作为支前模范，与全国各地的代表组成抗战老同志乘车方队，在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那天，当车队缓缓驶过天安门广场时，李桂芳老人热泪盈眶。”孔老师翻出一段当时的视频资料，画面里，白发苍苍的李桂芳坐在车上，身姿挺拔，手里紧紧攥着一面小小的五星红旗，随着车队前行，她不停地向两侧的人群挥手致意，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她后来回忆说，那一刻，她想起了当年一起支前的姐妹们，想起了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士们，想起了用裤子运粮的山路、看守遗体的瓜棚、冰冷的汶河水。她觉得，这份荣耀不属于她一个人，属于所有为抗战胜利付出过的沂蒙儿女。”
　　2017年4月，92岁的李桂芳在沂南老家安详离世。按照她的遗愿，家人把她安葬在了沂蒙红嫂纪念馆附近，让她永远陪伴着那些曾经一起奋斗过的战友们。前来送别她的人络绎不绝，有当年一起支前的老姐妹，有她照料过的伤员的后代，有她宣讲过的学校的师生，还有部队的官兵们。大家手里捧着鲜花，眼里含着泪水，缅怀这位可敬可爱的红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