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九章 雨中混战，江里布雷

　　(一)
　　
　　深秋的漳州带着南方特有的湿润与暖意。我和三位志愿者驱车从市区出发，沿着蜿蜒的乡村公路前行，路两旁是成片的芭乐园和挂满果实的杨桃树，空气里飘着清甜的果香。两个多小时后，我们抵达龙海区白水镇，村口那棵枝繁叶茂的老榕树，正如杨大哥提前发的定位里那样，成了最显眼的标记。
　　老榕树下，98岁的杨志道老兵已经坐在藤椅上等候。尽管年近百岁，他的腰板依旧挺得笔直，眼睛里藏着岁月磨不去的锐利，只是眼角的皱纹像老树的年轮，刻满了风霜。
　　杨大哥是老兵的长孙，四十多岁的年纪，皮肤黝黑，笑容憨厚，见我们来，忙起身接过我们手里的相机、录音笔和慰问品，笑着说：“爷爷从昨天就开始念叨，说你们要来听他讲打仗的事，今早天不亮就起来收拾，非要穿这件他最爱的布衫。”
　　我们围坐在老榕树旁的石桌旁，杨大哥给每个人倒了杯温热的山茶，茶香袅袅中，杨志道老人家缓缓开口，声音有些沙哑，却字字清晰，带着穿透时光的力量。
　　
　　“我1926年生在白水镇，那时候镇上都是土坯房，大家靠种甘蔗、捕鱼过日子，日子虽不富裕，却也安稳。”他顿了顿，眼神飘向远方，像是回到了八十多年前，“可1937年之后，一切都变了。日本飞机总来炸漳州，有时候一天来好几波，炸弹落下来像打雷，震得房子都在晃。”
　　他记得最清楚的是1938年的一天，日本飞机突袭漳州城，他跟着母亲去城里买东西，刚走到街口，就听到刺耳的警报声。“娘拉着我往菜窖里跑，身后的炸弹‘轰隆’一声炸开，我回头看了一眼，邻居家的铺子瞬间塌了半边，浓烟滚滚，哭喊声、惨叫声到处都是。”说到这里，老兵的声音有些哽咽，手指微微颤抖，“等我们从菜窖里出来，街道上全是碎砖、断木，还有血淋淋的尸体，有的是老人，有的是孩子……那一幕，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这份刻骨的伤痛，成了杨志道参军的执念。1942年8月，刚满16岁的他瞒着父母，偷偷跑到镇上的征兵点报了名。“那时候我个子小，征兵的长官说我年纪太小，不让去，我就赖在那里不走，说我能扛枪、能打仗，一定要把鬼子赶出去。”他笑着说，语气里带着少年人的执拗。最终，长官被他的决心打动，同意他参军。
　　从漳州出发，先到龙岩集结，再坐火车、步行，辗转半个多月，杨志道和其他新兵一起抵达了湖南常德。在这里，他被编入74军51师151团2营5连。“74军是王牌军，能进这个部队，我当时别提多自豪了。”他说，因为年纪小，长官安排他在连部当通讯员，跟着文书学认字、学写简单的命令，还要背着公文包在各个阵地间传递消息。“通讯员看着不用直接打仗，可危险得很，要在枪林弹雨里跑，一不小心就可能中弹。”
　　他记得有一次，他带着命令去前沿阵地，路上遇到日军轰炸，他趴在田埂下，炸弹在不远处炸开，泥土溅了他一身，公文包都被炸破了，可他死死护着里面的命令，最终安全送到。
　　后来，部队伤亡惨重，需要补充一线兵力，杨志道软磨硬泡，终于说服连长，转到了一线部队，成了一名轻机枪手。“第一次摸到轻机枪时，我夜里都抱着睡，生怕保养不好。”他说，机枪是部队的重武器，每次打仗前，他都会仔细检查枪管、弹匣，把枪擦得锃亮。“老兵教我，机枪手要学会隐蔽，还要会换阵地，不能在一个地方待太久，不然容易被鬼子盯上。”他爱琢磨，没事就跟着老兵请教射击技巧，慢慢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不管是固定射击还是移动射击，我都能打得准”。
　　
　　1945年春，日军为摧毁芷江机场，进而威胁重庆，发动了湘西雪峰山会战。“芷江机场是盟军在华中的重要空军基地，鬼子非要把它打下来，我们就偏不让他们得逞。”杨老兵的身体微微前倾，语气坚定。龙潭镇是雪峰山腹地的山间河谷地，连接邵阳与安江、芷江，只有几处险峻关隘与外界相通，是日军进攻芷江的必经之路，战略地位极其重要。4月17日，杨志道随74军51师奉命驻守龙潭镇的鹰形山，阻止日军前进。
　　“鹰形山看着不高，可坡陡林密，易守难攻。”他说，他们抵达后，立刻开始挖战壕、筑工事，把机枪架在隐蔽的掩体后，盯着山下的动静。“不打仗的时候，我们一天吃两顿饭，早上八点和下午五点各一顿，一人一斤半米饭，就着咸菜、萝卜干吃，有时候能喝上一碗青菜汤，就算改善伙食了。”他笑着说，那时候能吃饱就很满足，大家都没什么怨言。白天，他们轮流休息，每次只有半个小时，其余时间要么站岗放哨，要么保养武器；晚上，就蜷缩在战壕里，裹着单薄的被子睡觉，山里温差大，夜里常常冻得睡不着。
　　在坚守的二十多天里，日军多次发起进攻，都被他们打退了。“鬼子的炮火很猛，每次进攻前，都会先轰炸一阵，把我们的工事炸得七零八落。”杨志道说，每次轰炸过后，他们就立刻抢修工事，然后架起机枪，等着鬼子冲锋。“我的机枪打死了不少鬼子，大概有二十多个吧。”他说得很平静，仿佛在说一件平常的事，可我能想象到，在枪林弹雨中，他握着机枪，眼神坚定，一次次把冲锋的鬼子打倒在阵地前。
　　变故发生在第二十二天。那天清晨，天空就阴沉沉的，乌云压得很低，让人喘不过气。到了中午，瓢泼大雨突然毫无征兆地砸下来，“雨大得像从天上往下倒，睁不开眼，耳边全是雨声，说话都得喊着才能听见”。雨水顺着山坡往下流，战壕里很快积满了水，没过了脚踝，冰冷刺骨，大家的衣服都湿透了，紧紧贴在身上，又冷又沉。
　　就在这时，一个刚入伍没多久的湖南新兵，大概十八九岁，实在受不了淋雨，从背包里摸出一把油纸伞，抖了抖水，撑开了。“我当时就急了，朝着他大喊，快把伞扔了！鬼子在山下能看见！”杨老兵的声音陡然提高，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后怕，“可还是晚了，那伞是黄色的，在雨里特别显眼，刚撑开没几分钟，日军的大炮就跟疯了似的轰了过来。”
　　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落在阵地上，“轰隆”“轰隆”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泥浆、碎石、树枝被炸开，四处飞溅，杨志道被气浪掀翻在战壕里，脑袋嗡嗡作响，耳朵里什么都听不见。他挣扎着爬起来，抹掉脸上的泥浆和雨水，往那个新兵的方向看去，只见那把油纸伞已经被炸得粉碎，新兵连同周围十几个战友，瞬间就被埋在了厚厚的泥浆和碎石下，连一声呼救都没来得及发出。
　　“我心里又疼又急，那些战友都是跟我一起训练、一起吃饭的兄弟，转瞬间就没了。”他的声音低沉下来，眼里满是悲伤。更糟糕的是，阵地被炮弹炸开了好几个缺口，日军借着大雨的掩护，嗷嗷叫着冲了上来。“雨太大了，视线只有十几米，远处的人影模模糊糊的，根本分不清是战友还是鬼子。”杨志道说，机枪威力大，一旦打错，会误伤很多自己人，步枪也不敢乱开，只能眼睁睁看着鬼子一步步逼近。
　　情急之下，杨志道猛地扔下机枪，抓起身边的中正式步枪，快速拉动枪栓，上好刺刀。“枪上的雨水顺着枪管往下淌，滑溜溜的，我握紧枪托，指节都发白了，死死盯着越来越近的人影，只能等他们走到跟前，看清军装样式、听清口音，才敢动手。”他说，鬼子穿的军装颜色偏黄，帽子上有明显的标志，而国军穿的是灰蓝色军装，虽然被雨水打湿后颜色变深，但仔细看还是能区分。
　　
　　第一个鬼子冲上来时，嘴里喊着听不懂的日语，刺刀直刺杨志道的胸口。他早有准备，侧身一闪，借着雨水中地面的滑劲，用巧劲猛地拨开对方的枪——鬼子的三八式步枪又长又笨重，转不开身，这一下被他拨得失去了平衡。杨志道抓住机会，顺势把刺刀狠狠捅进了鬼子的左胸，“那一下用了全身的劲，感觉到刺刀刺穿衣服、刺入皮肉的阻力，拔出来时，鲜血混着雨水顺着刺刀往下流，染红了我的手”。
　　还没等他喘口气，又一个鬼子从侧面扑了过来，刺刀直指他的肩膀。杨志道反应极快，往后退了一步，避开对方的攻击，同时转动枪托，用枪身挡住鬼子的枪，再猛地一用力，把鬼子的枪往旁边一压，紧接着，刺刀向前一送，又一次准确地刺入了鬼子的胸膛。“拼刺刀的时候，不能犹豫，一犹豫就会被鬼子伤到。”他说，那时候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杀鬼子，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山上到处都是喊杀声、兵刃碰撞的‘叮叮当当’声、受伤士兵的惨叫声，还有雨水哗哗的声音，混在一起，特别惨烈。”杨志道和战友们背靠背，组成一个小小的防御圈，抵抗着鬼子一波又一波的进攻。雨水把鲜血冲得满地都是，脚下又滑又黏，每走一步都要格外小心。他的胳膊被鬼子的刺刀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鲜血顺着胳膊流进袖子里，混着雨水，又冷又疼，可他根本顾不上包扎，只是咬着牙，继续和鬼子拼杀。
　　鬼子的人数太多了，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杀退一批，又来一批。“感觉山头上全是鬼子，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有的被鬼子的刺刀刺穿了胸膛，有的被打中了要害，嘴里吐着血，还在喊着‘杀鬼子’。”杨志道说，他们被逼得一步步退到了山脚下，退无可退，只能拼死抵抗。就在这危急时刻，军部的命令传了下来：预备队全体出动，务必夺回鹰形山阵地。
　　“师部还派了一个营来支援我们，空军的战斗机也飞了过来，在天上盘旋，对着鬼子的阵地扫射、投弹。”杨老兵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鬼子的飞机被美军缠住了，根本没法过来支援，他们的坦克也因为山路泥泞，开不上来，算是占了天时地利。”杨志道和剩下的战友们像是看到了希望，跟着预备队一起，冒着大雨往上冲。“心里就一个念头，把阵地夺回来，为牺牲的战友报仇，不能让他们白死。”
　　激战一直持续到傍晚，雨渐渐小了，日军终于支撑不住，开始溃败。大部分鬼子被击毙，剩下的几个残兵丢盔弃甲，仓皇逃窜。“我们攻上山头时，阵地上到处都是尸体，有我们的战友，也有鬼子的，雨水把尸体泡得发胀，惨不忍睹。”杨志道说，他所在的突击队原本有130多人，经过这场混战，只剩下6个人，连长和预备队营长都在冲锋时被鬼子的子弹击中，牺牲在了阵地上。“连长是个好长官，平时对我们特别好，有好吃的都会分给我们，没想到……”他的声音哽咽了，说不下去。
　　接下来的任务，是把重伤的战友背下山，交给担架队。“看到还有口气的战友，我们就轮流背着往下跑；看到牺牲的战友，就用随身带的白布把他们包起来，小心翼翼地扛到担架上，一个个往下送。”杨大哥在一旁补充说：“我爷爷说，那时候他们累得快虚脱了，胳膊上的伤口也在流血，可没人喊累，也没人哭，都想着让牺牲的战友能入土为安，能回到家乡。”后来，部队在山脚靠近小镇的地方，建了一座简易的纪念碑，上面刻着牺牲战友的名字。“可惜后来打仗，纪念碑被毁坏了，现在也找不到了。”杨老兵叹了口气，语气里满是遗憾。
　　
　　清理完战场，杨志道突然发起了高烧，浑身滚烫，头晕眼花，走不动路。“部队要转移，继续追击鬼子，我跟不上大部队，就跟他们失去了联系。”他说，当时他一个人躲在附近的山洞里，山洞里又黑又冷，只有一股山泉往下滴。“饿了就喝几口山泉水，冷了就裹着湿衣服蜷缩在角落里发抖，整整五天五夜，我以为自己要不行了，好几次都晕了过去。”
　　可他心里始终有个念头：不能死，还要杀鬼子，还要回家看看父母。凭着这股信念，他撑了下来。第五天下午，他迷迷糊糊中听到洞口有人喊他的名字，睁开眼一看，是连里的战友。“新上任的连长一直没放弃找我，他问了剩下的5个战友，知道我失联了，就派人四处找，最后在山洞里发现了我。”说到这里，老兵的眼里泛起了泪光，“如果不是连长派人找我，我可能早就死在山洞里了。”
　　回到连里，连长看着他苍白的脸和胳膊上的伤口，拍着他的肩膀说：“杨志道，你是个勇敢的小伙子，用机枪打死了不少鬼子，拼刺刀还捅死了两个，是我们连的英雄。”随后，连长向上级请示，把他从二等兵提拔成了副班长。“我那时候还在发烧，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挺激动的，觉得自己的牺牲值了，没给74军丢脸，没给家乡人丢脸。”
　　杨老兵后来才知道，那场发生在鹰形山的战斗，是龙潭战役的一部分。他们74军51师对阵日军4000多人，在雪峰山激战了26天，最终取得了胜利。“日军进攻龙潭的兵力一共有15029人，战役结束后，只剩下216个鬼子逃回，其余的要么被打死，要么被俘虏。”他骄傲地说，八年抗战打了那么多仗，龙潭战役的战果和对战局的影响都很大，正是这场战役，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
　　战后，鹰形山被改名为英雄山，在与英雄山对望的弓形山上，建了一座龙潭陵园，专门纪念在这场战役中牺牲的74军抗日将士。“可惜我后来被调到南京，没能去陵园看看那些牺牲的战友，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杨老兵说，他一直想去龙潭陵园，给战友们献一束花，告诉他们，抗战胜利了，国家强大了，他们的牺牲没有白费。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杨志道正在南京驻防。“我们全连都沸腾了，大家抱着哭、跳着笑，把帽子扔到天上，嘴里喊着‘鬼子投降了！我们胜利了！’”他说，那天晚上，南京城里到处都是鞭炮声，大家庆祝了一整夜，“那种开心，是这辈子都忘不了的”。
　　抗战胜利后，杨志道申请退役，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白水镇。“父母看到我回来，又哭又笑，抱着我不肯松手。”他说，这些年，他一直惦记着父母，可在部队里，根本没法联系家里，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回到家乡后，他务农为生，娶了邻村的姑娘，养育了2男4女，日子过得平淡而安稳。“我从不跟孩子们提当年打仗的事，不想让他们知道那些残酷的场景，只想让他们平平安安过日子。”
　　直到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志愿者来找他，听他讲抗战往事，他才慢慢打开话匣子。“现在国家强大了，没人敢欺负我们了，可那些牺牲的战友不能被忘记，那段历史也不能被忘记。”老兵杨志道看着我们，眼神恳切。
　　
　　(二)
　　
　　
　　2024年11月的福州，初冬的凉意裹着闽江的湿润气息，漫进抗战研究院的青砖巷陌。我和志愿者小林、阿杰踏着巷内斑驳的光影，推开了史料室的木门。室内弥漫着旧纸张与樟木混合的沉静气息，书架上整齐排列的档案册泛着岁月的光泽，阳光透过百叶窗斜射进来，在地面投下交错的纹路，一位年轻女子正伏案整理资料，与我脑海中预设的形象完美重合。
　　她身着浅蓝色真丝衬衫，衣料在柔和的光线中泛着细腻的珠光，领口处的纽扣系得规整，袖口自然挽起，露出纤细的手腕。搭配的卡其色高腰半身裙，将窈窕的身姿勾勒得恰到好处，裙摆垂坠感十足，走动时带着轻微的晃动。乌黑的长发梳成利落的马尾，用一根简单的黑色皮筋束起，露出光洁饱满的额头，几缕碎发贴在鬓角，更添几分温婉。细框眼镜后的眼眸明亮有神，像浸在清泉里的星辰，听到动静时，她缓缓抬起头，嘴角漾起一抹恰到好处的笑意，梨涡浅浅，声音清脆如泉：“是周捷老师和志愿者朋友们吧？我是姚晓妤。”28岁的她，福州本地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后果断返乡深耕福建抗战史，这份在浮躁时代里坚守历史领域的选择，让我由衷敬佩。
　　我们围坐在靠窗的长木桌旁，姚晓妤给每人倒了一杯温热的茉莉花茶，茶香袅袅中，她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深绿色档案袋——袋口的麻绳已经有些磨损，看得出来被反复翻阅过。她取出一叠泛黄的口述记录、几张老照片和一份部队服役档案，指尖带着珍视的力道，轻轻拂过纸面：“林孝祥老兵是福建闽侯荆溪镇桐口村人，1919年10月出生，这是我去年走访他家乡时，从其儿子林大哥手中收集的珍贵资料，还有我在海军档案馆查证的第三战区布雷队史料补充。”
　　她翻出一张边角微微卷曲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年轻士兵身着挺括的海军制服，肩章清晰可见，身姿挺拔如松，眼神坚毅得不像刚满16岁的少年：“林老兵从小就跟着父亲在闽江边打鱼，水性极好，对江河的水流、潮汐了如指掌。1935年，马尾海军水兵训练营招人，他瞒着家人报了名，凭着过硬的水性和过人的胆识，顺利成为国民革命军海军的一员。”姚晓妤顿了顿，补充道，“林大哥说，爷爷总念叨，那时候就觉得，海军能守着国家的江河，不让鬼子进来，是最光荣的事。”
　　
　　全面抗战爆发后，海军奉调北上，林孝祥被归建到第三战区，编入海军水上布雷队，隶属第三战区第2总队第1大队，任布雷员。“当时的中国海军舰艇数量少、吨位小，正面海战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布雷就成了阻断日军沿江进犯、切断其补给线的关键战术。”姚晓妤铺开一张老旧的长江水域图，图上用红色墨水标注的布雷点密密麻麻，“第2总队的总队长是福建建瓯人刘德浦，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将，参加过多次海战，对布雷战术极为精通。林老兵先在湖南常德水雷制造厂实习了三个月，系统学习水雷的构造、安装引信和布雷技巧，之后就随部队开赴安徽芜湖，直奔布雷第一线——那里是日军沿长江西进的重要通道，战略位置极关键。”
　　姚晓妤拿起一份泛黄的口述记录，念起林孝祥老兵的原话：“水雷一颗就有300磅重，差不多是两袋大米的分量，得两个人用特制的木杠抬着走，每走五十步就换两个人接力，走不了半里地就气喘吁吁，肩膀压得通红，第二天就肿起老高。”她放下记录，解释道，“布一颗雷看似简单，实则大有讲究：浮雷要控制好浮力，让它刚好漂在水面下半尺处，不被日军巡逻艇轻易发现；沉雷则要根据水深调整配重，确保落在江底的指定位置，还要避开暗礁和渔网。而且任务往往很急，有时候接到命令时已经是傍晚，部队一声令下，不管天气如何，全体战士都得立刻准备，连夜完成布雷。”
　　潜水是布雷队员的基本功，林孝祥曾说，有时候一次布雷要耗大半个晚上，人几乎泡在水里。“夏天还好，江水虽凉，忍忍就能过去，顶多被蚊虫咬得满身包；可到了寒冬腊月，哪怕下雪，也得光着上身、穿短裤潜入水中——穿衣服会增加阻力，还容易被水草缠住。”姚晓妤的声音沉了下来，眼神里满是动容，“1939年12月，正是数九寒天，长江水面结着薄冰，用手一摸，刺骨的寒意能钻进骨头缝里。林老兵和战友们脱光上衣，只穿短裤，互相搓着身子取暖，喊着号子跳进江里。冰冷的江水像无数把小刀子，割在身上又疼又麻，没一会儿就冻得嘴唇发紫、浑身发抖，牙齿不停地打颤，说话都含糊不清。”
　　更让人揪心的是，当时林孝祥正患重感冒，咳嗽不止，喉咙疼得吞咽都困难。“他说自己当时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完成布雷任务，不能让日军舰船通过这里，不能让战友们的努力白费。”姚晓妤补充道，“他强忍着咳嗽，潜入水中时，冰冷的江水呛进喉咙，疼得他差点窒息，却还是凭着意志力，和战友们一起定位、安装、固定水雷。等他和战友们把最后一颗雷布置好，被拉上岸时，人已经半昏迷，身体冻得硬邦邦，关节都无法弯曲，嘴唇冻得乌紫，脸上还沾着水草和泥沙。战友们赶紧把他裹进厚厚的棉被里，生火取暖，又找来姜汤给他灌下去，经过三个月的精心治疗，身体才慢慢恢复，但从此落下了关节炎和骨痛的病根，阴雨天就疼得走不动路，夜里常常疼得睡不着觉。”这份在生死边缘坚守的坚韧与执着，让他在1940年被提拔为少尉排长，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比起寒冷，水中的意外更让人防不胜防。“春夏季节，长江里水蛇出没，而且大多是攻击性极强的种类，比如银环蛇、眼镜蛇的幼蛇，还有本地特有的水赤链蛇。”姚晓妤翻到一段用红笔标注的记述，“1941年夏的一个夜晚，林老兵和战友们在芜湖段长江布雷。那天天上没有月亮，只有几颗星星，深夜的江水泛着微弱的磷光，像撒了一把碎银，能模糊看到周围战友的身影。大家一边布雷，一边警惕着日伪军的巡逻队——日军在沿江两岸设了不少岗哨，还有巡逻艇来回巡查，一旦被发现，就是一场恶战，神经都绷得紧紧的，连呼吸都不敢太用力。”
　　突然，林孝祥感到左臂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咬了一口，那疼不是刺痛，而是带着撕裂感的剧痛，瞬间蔓延到整个胳膊，麻酥酥的，力气仿佛被瞬间抽走。“他说那疼跟被黄腊丁的刺蛰完全不同，黄腊丁是尖锐的刺痛，过后会慢慢缓解，而这次是撕咬般的剧痛，还带着麻木感，顺着胳膊往心脏处蔓延。”姚晓妤模仿着当时的场景，手臂猛地一甩，“他来不及多想，本能地猛地甩动胳膊，感觉有个滑溜溜、冷冰冰的东西被甩了出去，落水时还溅起了细小的水花，大概率是水蛇。”尽管疼得额头直冒冷汗，冷汗顺着脸颊往下流，浸湿了鬓角的头发，林孝祥却没停下手中的动作——他知道，多耽误一秒，就多一分被日伪军发现的风险，布雷任务容不得半点差错。他咬着牙，用右手继续操作，直到和战友们一起完成全部布雷任务，才拖着受伤的胳膊，借着夜色的掩护撤回岸边。
　　回到岸上后，大家才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查看他的伤口。左臂上清晰地留着两排细密的红色血印，像两颗并排的小月牙，伤口周围很快红肿起来，还渐渐出现了溃烂的迹象，流出淡黄色的脓液。“林老兵知道长江水蛇大多无毒，但也有带神经毒的种类，体长大概25到70厘米，平时藏在水草里，遇到动静就会主动攻击。”姚晓妤说，“战友们赶紧用随身携带的消毒水清洗他的伤口——那时候的消毒水刺激性极强，一碰到伤口，林老兵就疼得浑身发抖，却硬是咬着牙没吭声。之后又用干净的布条包扎好，每天更换，经过半个多月的护理，伤口才慢慢好转，但那两排牙印，却成了永久的纪念，直到他去世前，胳膊上还能隐约看到痕迹。”
　　这样的惊险遭遇不止一次。林孝祥曾回忆，有一次布雷时，他在水中摸到一个滑腻腻的东西，大概一尺多长，冰凉凉的，在手里微微扭动，吓得他立刻远远甩开，直到上岸后还心有余悸，到现在都不知道那是水蛇还是刀鱼。“在江里布雷，就像在鬼门关走一遭，既要防着冰冷的江水冻坏身体，又要躲着水中的毒物，还要警惕岸上的敌人，每一次出行，都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姚晓妤感慨道，“但林老兵说，每次想到能炸沉日军的舰船，阻止他们侵略更多的地方，就觉得一切都值了。”
　　而比水蛇更可恨的，是日伪军和汉奸。“海军布雷队在长江沿线布置了大量水雷，给日军舰船造成了沉重打击。仅1937年至1941年5月，就击沉日军舰船399艘，其中包括多艘运输舰和驱逐舰，迫使日军大幅减少在长江的活动，切断了他们的物资补给线。”姚晓妤翻出一份泛黄的战果统计档案，上面的数字虽然有些模糊，但依然能感受到当年的辉煌，“日军对布雷队恨之入骨，悬赏重金捉拿布雷队员，一旦被抓，就是死路一条，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汉奸们为了钱财，四处打探布雷队的行踪，给日军通风报信，手上沾满了战友们的鲜血。”
　　
　　1943年春的一次遭遇战，让林孝祥毕生难忘。“当时他们的布雷小分队在湖北虎口执行任务，计划在日军运输航线必经之处布置一批沉雷。”姚晓妤的语气凝重起来，“没想到行踪被当地的汉奸告密，日军立刻出动了三架飞机、一支马队和数百名伪军，对他们展开围追堵截。那天天刚蒙蒙亮，他们还没来得及撤离，就被敌人包围了，子弹像雨点一样袭来，打在周围的树干上，木屑飞溅。”
　　二三十人的小分队被大批敌人围攻，战友们各自找掩护反击，枪声、爆炸声、喊杀声混在一起。“林老兵说，他亲眼看到身边的战友被子弹击中，倒在血泊里，还在喊着‘杀鬼子’，可他却没时间悲伤，只能拼命开枪还击。”姚晓妤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战友们一个个倒下，却没有一个人投降，都在拼命抵抗，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用刀，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林孝祥和几个战友不幸被子弹击中，大腿和胳膊都受了伤，身上鲜血直流，染红了衣衫。他们借着硝烟的掩护，跳进长江，顺流漂到对岸，躲进了附近的芦苇荡。“是当地的老百姓救了他们，一位老大娘把他们藏在自家的地窖里，给他们治伤、送吃的，还帮忙打探消息，躲过了日军的多次搜捕。”姚晓妤说，“林老兵常说，没有老百姓的帮助，他根本活不到抗战胜利，这份军民鱼水情，他一辈子都记在心里，后来还常常给孩子们讲起那位老大娘的恩情。”
　　作为水军布雷队员，林孝祥在危难关头也会拿起武器，参与地面作战。“1944年，在浙江金华，中日两军在江边展开激战，战况十分胶着。”姚晓妤介绍，“当时前线部队伤亡惨重，眼看就要顶不住了，日军的攻势越来越猛，一步步逼近江边的布雷阵地。林孝祥和布雷队的全体队员都抱着一枚水雷，拉开引信的保险，做好了与日寇同归于尽的准备——只要日军突破防线，他们就拉响水雷，与敌人玉石俱焚，绝不让阵地落入敌手。”幸运的是，援军及时赶到，从侧翼对日军发起攻击，他们才成功打退了日军，守住了阵地，捡回了一条命。
　　从湖南到安徽，从湖北到浙江，长江沿线的多个水域，都留下了林孝祥和战友们的足迹。他们顶着严寒酷暑，冒着生命危险，在江水中布下一道道“死亡防线”，凭借着英勇无畏的作战精神和精湛的布雷技巧，林孝祥先后获得两枚海军抗战勋章，这两枚勋章被他视若珍宝，用一块红布小心翼翼地包着，藏在箱子的最深处，只有在想念战友时，才会拿出来摩挲。
　　
　　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林孝祥正在上海执行接收日本海军舰船的任务。“他说当时全舰将士都沸腾了，大家抱着哭、跳着笑，把帽子扔到天上，喊着‘胜利了！鬼子投降了’。”姚晓妤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们奉命接收日本海军的‘晋安号’运输舰，看到曾经不可一世的日军低头投降，把武器整齐地堆放在甲板上，那种自豪感，这辈子都忘不了。林老兵说，那一刻，所有的苦、所有的痛、所有失去战友的悲伤，都烟消云散了。”
　　
　　之后，林孝祥和战友们被派遣到南沙群岛驻守边疆，继续抵御外敌侵略。“在南沙驻扎的近一年半里，条件十分艰苦，岛上没有淡水，只能靠雨水储存；没有新鲜蔬菜，只能吃压缩饼干和罐头，很多战士都得了坏血病。”姚晓妤补充道，“但他说，能守护国家的领土，看着茫茫大海，想到身后的老百姓能安居乐业，再苦再累都值得。”1947年，林孝祥被编配到信阳号军舰上，不久后，他请假探亲，与闽侯一位姑娘喜结连理，婚后便再也没有返回部队——他实在舍不得离开家人，更不想再经历生离死别，选择留在家乡务农，过起了平淡的生活。
　　“他从不跟孩子们炫耀自己的战功，那些勋章也很少拿出来示人，孩子们只知道爷爷当过兵，却不知道他在江里布雷的惊险经历。”姚晓妤翻出一段当时的新闻视频，画面有些模糊，但能清晰看到林孝祥老兵的身影，“直到2015年，国家颁发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到他家，他才第一次在家人面前，袒露了自己的抗战经历。那天，林老兵已经无法走路，却执意让家人半抱着把他扶起来，穿着干净的蓝布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当纪念章挂在他脖子上时，96岁的老人家流下了热泪，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激动，嘴里反复念叨着‘胜利了，都值了，战友们，我们胜利了’。”
　　这段画面，闽侯县电视台当晚和次日连播了三次，每次播放时，林孝祥都要求家人扶他到客厅看，92岁的妻子陪在他身边，握着他的手，也忍不住流泪不止。“他说，日本侵略我们的时候，每次去战场，都是抱着‘今天去了就没有回来的决心’，能活下来，能看到国家强大，能拿到这枚纪念章，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姚晓妤的声音带着敬意，“林大哥说，从那以后，老人每天都会把纪念章戴在脖子上，睡觉前才小心翼翼地取下来，放在枕头边。”
　　
　　2016年4月，这位历经战火洗礼的抗战老兵安详去世，享年97岁。临终前，他紧紧握着儿子的手，叮嘱道：“别忘了那些在江里牺牲的战友，要好好过日子，珍惜现在的和平。”姚晓妤合上档案袋，眼里满是敬佩：“林孝祥老兵的一生，是抗战老兵的缩影。他在水下布雷，在刀尖上行走，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着国家的江河；胜利后却归于平凡，在田间地头度过余生。这种默默无闻的伟大，最让人动容。”
　　离开研究院时，暮色已浓，福州的夜景灯火璀璨，闽江两岸的灯光倒映在水中，波光粼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