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八章 跟我冲锋，抵近开炮

　　2024年5月，苏北的风还带着些微凉意，裹挟着麦田返青的清新气息，我坐着高铁赶往江苏宿迁抗战研究院——这次要采访的，是沭阳老兵张渐高的故事，一个把功名藏进岁月里的共产党人。
　　研究院的欧阳祎研究员早已在办公室等候，桌上摊着泛黄的史料、几张磨损严重的老照片，还有一本字迹工整的采访笔记。“周老师，你可算来了。”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伸手把一杯温热的绿茶推到我面前，“张渐高老人的事迹，得从他1921年出生说起。”我低头翻开新的笔记本，笔尖悬在纸上，欧阳祎沉稳的声音缓缓铺开，仿佛将我带回了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
　　
　　“他是沭阳县万匹乡人，家里穷得叮当响，几间土坯房挡不住风也遮不住雨。”欧阳祎翻着史料，语气里满是惋惜，“日本鬼子侵占沭阳那年，到处烧杀抢掠，老百姓只能四处跑反躲难。张渐高的爹就是在跑反路上染了风寒，没钱抓药，硬生生熬了半个月，没撑多久就走了。”我能想象到那个场景：少年张渐高跪在爹的坟前，坟头连块像样的墓碑都没有，只有几束野菊在寒风中摇曳。他望着远处被日军炮火熏黑的村庄，眼里没有泪水，只有灼人的怒火——国仇家恨，就这么在他心里扎了根。
　　“张渐高想去打鬼子，可不敢跟老娘说。”欧阳祎的声音顿了顿，“他娘就他这么一个儿子，爹走后，娘俩相依为命，娘纺线织布，起早贪黑供他吃口饱饭。他知道娘舍不得，可看着乡亲们被鬼子欺负，他实在坐不住。”那天夜里，张渐高揣着娘刚烙好的两个玉米饼，趁着夜色偷偷跑出了家。他一路打听，步行几十里路，终于跑到第四区找到了游击队中队长张锐。“队长看着这半大的孩子，又黑又瘦，却眼神坚定，既心疼又感动。”欧阳祎说，“张队长给了他一包沉甸甸的小米，拍着他的肩膀说‘孩子，打仗不是闹着玩，回去跟你娘好好道别，真要想来，我这儿永远给你留个位置’。”
　　我能想象到张渐高捧着那包小米，夜里躺在床上辗转难眠的样子。一边是含辛茹苦的母亲，一边是国破家亡的危机，这份抉择，比任何战斗都更考验人心。可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鸡刚叫头遍，他就跪在娘的床头磕了三个响头，哽咽着说“娘，等打跑了鬼子，我就回来陪您”。娘抹着眼泪，把家里仅有的一块腊肉用油纸包好塞进他怀里，目送着他的身影消失在村口的小路尽头。张渐高一路小跑回到游击队，张队长见他这么坚决，高兴得拍了拍他的肩膀，当场从腰间解下一把王八盒子手枪递给她。“那是他的第一支枪，枪身还带着队长的体温。”欧阳祎笑着说，“张渐高宝贝得不行，夜里睡觉都揣在怀里，生怕磕着碰着，有空就拿布擦了又擦，把枪身擦得锃亮。”
　　
　　在游击队的日子，苦得超出想象。“部队有铁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是口号，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欧阳祎翻着采访笔记，“有一次队伍在山里转战，断了粮，米糠都吃得干干净净，战士们饿得眼冒金星，有的甚至开始啃树皮。张渐高奉命去跟附近的地主商量借粮，好说歹说，磨了大半天，地主才勉强同意给50斤黑豆。”战士们找了块平整的石头，架起简易的石磨，轮流推磨做饼。“黑豆饼又黑又硬，咽下去剌嗓子，嚼得腮帮子疼，可没人敢多吃。”欧阳祎说，“每人就分到一块，攥在手里暖着，饿极了才咬一小口，有的战士舍不得吃，把饼子藏在怀里，想留到最饿的时候再吃。”我停下笔，喉咙有些发紧——这些年轻的战士，本该是在家承欢膝下、读书识字的年纪，却为了国家，在寒风中啃着黑豆饼，守着一份纯粹的信仰。他们吃的苦，是为了让后人能吃上白面馒头；他们受的罪，是为了让同胞能过上安稳日子。
　　张渐高常跟后人说，游击队里最累的不是打仗，是跑步。“有时候为了转移阵地，有时候为了伏击敌人，能跑一整夜不休息，脚上的草鞋磨破了，就光着脚跑，脚底全是血泡，踩在地上钻心疼，可没人敢停下来。”欧阳祎的声音里带着敬佩，“有一次他们接到命令，要连夜奔袭，支援友军。从傍晚跑到第二天清晨，一路奔袭百余里，跑到沭阳县西圩乡时，好多战士直接累瘫在田埂上，有的趴在地上就睡着了，连饭都顾不上吃。”张渐高也累得眼皮都抬不起来，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肚子饿得咕咕叫，能清晰地听到肠胃蠕动的声音。恰好炊事班在路边搭起灶台烧饭，大米饭的香味混合着咸菜的咸香飘过来，他实在忍不住，拿起随身的搪瓷茶缸就想去舀。“指导员看见了，没批评他，反而哈哈大笑，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跟大家说‘同志们，跑路也是为了胜利！跑好路，才能追上敌人、消灭敌人，跑好路就是打好仗’。”我仿佛能看到那个场景：累得脱力的战士们听着指导员的话，又慢慢从地上爬起来，抹了抹脸上的汗水和泥土，眼里重新燃起斗志。他们知道，自己跑过的每一步，都是在为同胞跑出一条生路；自己多跑一里路，老百姓就少受一分罪。
　　
　　1942年初，因为作战勇猛、屡立战功，张渐高被提任为班长。这一年，鬼子带着伪军向北扫荡，在灌云、响水一带安设了多个据点，四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小街旁的一条东西流向的河成了敌我对峙的分界线，敌人乘着汽艇在河里来回巡查，汽艇上的机枪时不时对着岸边扫射，气焰嚣张得很。“张渐高他们埋伏在河北岸的芦苇丛里，看着敌人的汽艇横冲直撞，心里憋着一股火。”欧阳祎的声音陡然提高，“他盯着那些汽艇，突然想起老乡捕鱼的渔网——汽艇靠螺旋桨推进，要是能把螺旋桨缠住，汽艇不就成了瓮中之鳖？”他立刻召集战士们，把带来的几张渔网拆开，拧成更粗的网绳，又在网角系上石头增加重量。等汽艇靠近时，张渐高大喊一声“扔！”，战士们一起发力，把渔网朝着汽艇扔了过去。渔网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正好落在汽艇的螺旋桨上，“咔嚓”一声，螺旋桨被死死缠住，汽艇瞬间失去动力，在河中央打转。
　　敌人慌作一团，纷纷拿起枪朝着岸边射击，子弹打在芦苇杆上“噼啪”作响。张渐高扛起身边的机关枪，对准汽艇扣动扳机，“哒哒哒”的枪声划破河面，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汽艇上。“冲！”他朝着战友们大喊一声，声音里充满了力量。战士们如猛虎下山，纷纷跃入冰冷的河水中，朝着汽艇扑去。河水里的冰块划破了他们的裤腿，刺骨的寒意顺着裤管往上钻，可没人在乎这些。艇上的伪军本就没什么战斗力，看着气势汹汹的新四军，吓得魂飞魄散，有的举手投降，有的跳进河里想逃跑，结果被冰冷的河水冻得直打哆嗦，很快就被战士们俘虏。这场战斗打得干净利落，不仅缴获了一艘汽艇和十几支枪，还解救了被敌人抓去的几个老乡。
　　同年夏天，驻沭阳城的鬼子又出动了，带着大批伪军一路扫荡，经过庙头、陈老庄，直逼阴平。张渐高随部队埋伏在麦地里，金黄的麦子没过头顶，闷热的空气里弥漫着麦香和汗水的味道。他们趴在麦地里一动不动，蚊虫叮咬着裸露的皮肤，痒得钻心，可没人敢抬手挠一下。等鬼子的大部队走远后，他们借着夜色掩护，悄悄向陈老庄据点摸去。“那天夜里特别黑，伸手不见五指，天上连颗星星都没有。”欧阳祎的语气变得凝重，“据点周围全是树木，战士们走着走着就撞到树上，张渐高自己也撞了两下，额头起了个大包，疼得他龇牙咧嘴，可他没吱声，只是揉了揉额头，继续往前摸。”据点的岗哨握着枪来回踱步，手电筒的光束在黑暗中扫来扫去。张渐高屏住呼吸，借着树影的掩护，像猫一样悄悄靠近。趁岗哨转身的瞬间，他猛地扑了上去，一把捂住岗哨的嘴，锋利的匕首顺势抹过喉咙，岗哨连哼都没哼一声就倒了下去。
　　他对着身后的战士们做了个“冲”的手势，带头冲进据点。战士们紧随其后，手里的枪口对准了各个房间。据点里的五个鬼子还在睡觉，被枪声和喊杀声惊醒，刚想拿起枪反抗，就被战士们乱枪击毙。二十多个伪军看着从天而降的新四军，吓得魂飞魄散，有的躲在桌子底下，有的跪地求饶，嘴里喊着“别杀我，我再也不做汉奸了”。这场战斗没用半个小时就结束了，战士们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陈老庄据点就这样被顺利拿下。撤离时，张渐高看着据点里被敌人关押的老百姓，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心里五味杂陈。他让战士们把缴获的粮食分给老乡们，老乡们捧着粮食，对着战士们连连磕头，嘴里不停地喊着“恩人”。
　　
　　1943年初，鬼子对苏中、苏北根据地展开了疯狂的“清乡”“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吴前圩据点成了插在根据地腹地的一颗钉子。“那个据点地势险要，周围挖了很深的战壕，当时天寒地冻，战壕里的流水都结了冰，滑得根本站不住人。”欧阳祎说，“据点前面还堆着好多大车，像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大部队根本没办法靠近。”团长召集干部开会，决定组建一支18人的前锋队，从战壕的冰面滑过去，悄悄打开据点大门，为大部队进攻扫清障碍。张渐高第一个报名参加，他说“我是班长，我先上”。
　　出发前，战友们把他们用厚厚的棉被裹起来，一层又一层，然后浇上冷水。“当时气温零下十几度，冷水浇在棉被上，很快就冻成了坚硬的‘冰甲’。”欧阳祎解释道，“这样既能挡子弹，又能抵御风寒，就是重得很，走起路来都费劲。”每个人腰间别着一把手枪，手里拿着一把匕首，在夜色的掩护下，一个接一个沿着战壕的冰面滑向据点。冰面光滑无比，稍不留意就会摔倒，他们只能小心翼翼地控制着速度和方向，耳边只有冰面摩擦发出的“咯吱”声。
　　“刚爬上沟坝，还没站稳，一把军刀带着风声就砍向他的脖子！”欧阳祎的声音带着紧张，我不由得攥紧了拳头。那是据点里的鬼子哨兵，显然是听到了动静。张渐高反应极快，几乎是本能地向旁边连续翻滚，军刀“哐当”一声砍在沟坝的石头上，火星四溅。不等鬼子拔出军刀，他抬手一枪，子弹正中鬼子眉心，鬼子哼都没哼一声就倒了下去。可这一枪也惊动了据点里的敌人，密密麻麻的鬼子和伪军冲了出来，手里的刺刀在夜色中闪着寒光，朝着他们捅过来。“6个战友当场牺牲，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冰面，冰面融化了一片，又很快冻结成红色的冰。”欧阳祎的声音有些哽咽，“张渐高红了眼，对着身边的战友大喊‘跟我上！为牺牲的战友报仇！’”他抬手一枪打倒一个冲在最前面的敌人，顺势夺过一把步枪，迎着刺刀冲了上去。
　　战士们跟着他奋勇拼杀，近距离开枪打倒了十多个敌人。子弹打完了，就用枪托砸，用匕首捅，用拳头打，用牙齿咬。张渐高的胳膊被刺刀划了一道深深的口子，鲜血顺着胳膊流下来，染红了军装，可他像没感觉到疼一样，依旧挥舞着步枪拼杀。他拼尽全力冲到吊桥边，砍断固定吊桥的绳索，吊桥“轰隆”一声落了下来。他推开据点的大门，此时冲锋号嘹亮地响起，响彻夜空。张渐高捡起地上鬼子的军刀，高高举起，高喊着“跟我冲锋！”第一个冲了进去。黑暗中，他看见几个鬼子正在屠杀被俘的战友，战友们的惨叫声刺痛了他的耳膜，怒火直冲天灵盖。他挥刀连砍两个敌人，刀刃上沾满了鲜血，战士们紧随其后，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经过一番激战，终于攻下了吴前圩据点，据点里的敌人要么被击毙，要么被俘虏。战斗结束后，张渐高瘫坐在地上，看着身边牺牲的战友，泪水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他把战友们的尸体一个个抬起来，轻轻擦拭着他们脸上的血迹，心里默念着他们的名字——这些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1943年底，张渐高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面对党旗，他举起右拳，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从那以后，每次战斗打响前，他都会找到团长，挺直腰板，大声说：“报告！我参加战斗！我是党员！党员就该冲在最前面！”攻打“吴圩线”时，张渐高在四连，全连120名战士，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打到最后只剩下20多人。阵地前，敌人的炮火还在轰鸣，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阵地上，扬起阵阵尘土。他看着身边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的战友，一拍大腿，对着他们喊道：“同志们，我是共产党员，我带头，大家跟我冲！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敌人前进一步！”战士们跟着他，冒着枪林弹雨冲向敌阵，每个人都抱着必死的决心。最终，他们成功拔除了据点，还俘虏了2个日本鬼子。战后，张渐高被提任为排长，领到了一个战利品牛皮挎包，他一直带在身边，里面装着党员证、战友们的照片，还有那把陪他出生入死的王八盒子手枪。
　　1944年，围攻沭东鬼子据点的战斗中，张渐高的左小腿被子弹打伤，子弹穿透了小腿肚，鲜血顺着伤口喷涌而出。他简单包扎了一下，继续指挥战斗，可没走几步，右肩膀又被炮弹碎片炸伤，火辣辣的疼，鲜血浸透了军装。战友们想把他抬下去救治，他却摆了摆手，咬着牙说：“我没事，不用管我，战斗还没结束，我不能下去。”他靠着战壕的墙壁，忍着剧痛，继续指挥战士们进攻，直到最后胜利的旗帜插上据点的屋顶。抗战胜利后，他随部队转战东北，首长看中他作战勇猛、枪法精准，让他担任警卫排排长，配了三把枪：冲锋枪、快慢机、手枪。“不打仗的时候，他最喜欢练枪法，对着天上的鸟儿开枪，说打鸟的头就绝对不打鸟的身体。”欧阳祎笑着说，“有一次，首长想看他的枪法，指着天上飞过的一只麻雀说‘张渐高，打它的眼睛’，他抬手一枪，麻雀直接掉了下来，大家跑过去一看，麻雀的眼睛果然被打穿了，首长们都夸张渐高的枪法准得惊人。”解放战争中，张渐高屡立战功，先后获得勇敢纪念奖章、解放东北纪念章、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解放华中南纪念章，每一枚奖章背后，都是一段浴血奋战的岁月，都是一次生死考验。
　　
　　1952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百废待兴，张渐高主动申请退伍，回到了家乡沭阳县万匹乡。他拒绝了组织上安排的优厚待遇，先担任乡政府政治教导委员，后来又主动回乡务农。他把所有奖章和荣誉证书锁进木箱，放在衣柜的最深处，从不向旁人提及自己的战功。村里的人只知道他是个退伍军人，却不知道这个老实巴交、沉默寡言的农民，曾经是战场上冲锋陷阵的英雄。“他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戴着草帽，扛着锄头下地干活，跟普通农民没两样。”欧阳祎感慨道，“有人问他以前在部队做什么，他只说‘就是个普通战士，没什么好说的’。遇到村里有困难的人家，他总是主动帮忙，把自己的粮食、衣物分给他们，却从不求回报。”2005年和2015年，国家先后为他颁发抗战胜利60周年、70周年纪念章，面对记者的采访，老人只是平静地说：“每一次战斗我都要冲在最前面，因为我的内心深处有一股力量在支撑着我，要为人民的胜利而努力。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那些牺牲的战友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2020年深秋，苏北的田野褪去了金黄，染上一层肃穆的霜白。99岁的张渐高老人躺在病床上，呼吸已经有些微弱，浑浊的眼睛却始终望着窗外——那是他守护了一辈子的家乡土地，是他和战友们用鲜血染红过的地方。
　　家人围在床边，轻声唤着他的名字，老人缓缓转动眼珠，目光落在床头柜上那个褪色的牛皮挎包上。那是他视若珍宝的东西，即便晚年行动不便，也总让家人把挎包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家人读懂了他的心思，小心翼翼地把挎包递到他面前，他枯瘦的手指颤抖着抓住挎包的带子，像是抓住了穿越岁月的缰绳。
　　护士进来换药时，看到老人紧紧攥着挎包，轻声劝道：“大爷，松开歇歇吧。”老人却摇了摇头，用微弱的声音说：“这里面……有战友们的念想。”家人打开挎包，把里面的奖章一枚枚拿出来，摆在床头：纪念奖章的边缘已经磨损，可每一枚都依旧闪耀着光芒。老人的目光扫过每一枚奖章，嘴里断断续续地念着名字，那是牺牲战友的名字，念到动情处，浑浊的泪水顺着眼角滑落，浸湿了枕巾。
　　弥留之际，他突然精神了些，拉着孙子的手，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打仗的时候……可不能忘了……老百姓……”说完这句话，他缓缓闭上眼睛，嘴角带着一丝安详的微笑。2020年10月12日，这位把一生献给国家和人民的老兵，永远离开了我们。
　　
　　整理老人遗物时，家人在牛皮挎包的夹层里发现了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纸，纸张已经泛黄发脆，上面是用毛笔写的入党誓词，字迹有些潦草，却力透纸背。旁边还有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18个年轻的战士，穿着破旧的军装，笑容却格外灿烂——那是1943年吴前圩战斗前，前锋队的合影。照片上的6位战友，永远留在了那场战斗的冰面上，而张渐高，带着他们的念想，替他们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见证了家乡的变迁，见证了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老人下葬那天，村里的人都来了，好多人自发地为他送行。”欧阳祎研究员说，“有老人当年帮助过的乡亲，有听过他讲抗战故事的年轻人，还有专程赶来的退役军人。大家捧着鲜花，举着‘向抗战英雄致敬’的牌子，队伍排了很长很长。”
　　我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写下最后一句话：谨以此章，致敬抗战老兵张渐高，致敬所有为国家和人民冲锋陷阵、默默奉献的英雄们。他们的精神，如星辰般永恒，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二)
　　
　　福州的秋阳暖得刚好，榕树的气根垂落如帘，带着闽江湿润的海风气息，裹着老城区特有的烟火味。2024年10月，我和三位抗战志愿者带着水果和鲜花，辗转穿过几条青石板铺就的老街，终于在一栋爬满三角梅的居民楼前停下脚步。按响门铃，开门的是林竞远老人的长孙林晓峰，他笑着迎上来：“周老师，可算把你们盼来了！我爷爷一早就坐在阳台等，说要给你们讲当年打鬼子的‘硬仗’。”
　　推开门，100岁的林竞远老人正坐在藤椅上，身上盖着一条素色羊毛毯，满头银发梳得一丝不苟，眼角的皱纹深刻如刻痕，却透着一股历经炮火洗礼后的坚毅。看到我们进来，老人缓缓抬起手，嘴角牵起温和的笑意：“来啦，坐，都坐。”他的声音略带沙哑，却依旧有力，像是穿越了八十年的风雨，依旧带着战场上的沉稳。我挨着老人坐下，递上鲜花，老人颤巍巍地接过，鼻尖凑近花瓣轻嗅，眼神里闪过一丝明亮：“这花真香，像当年胜利后，战地旁开的野花香。”
　　林晓峰端来几杯热茶，坐在一旁补充：“爷爷这几年记性不如从前，但只要一说起抗战的事儿，每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他总说，那几炮打得值，不仅守住了阵地，还打出了中国人的骨气。”老人点点头，清了清嗓子，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藤椅扶手，像是在触摸当年冰冷的炮身，记忆的闸门缓缓打开。
　　
　　“我1924年生在福州仓山，家里是做小生意的，条件不算差，可我爹脾气暴，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动不动就动手打人，我从小就不喜欢待在家里。”老人回忆起少年时的经历，眼神柔和了些，“1940年我从格致中学初中毕业，那时候福州刚经历过日军轰炸，街上到处是断壁残垣，报纸上全是同胞受难的消息——有的村子被烧，有的百姓被抓，还有孩子活活饿死在路边。我看着心里堵得慌，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就想着要去当兵打鬼子，把这些侵略者赶出去。”
　　恰好当时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在福州招生，林竞远瞒着父母报了名。“我爹要是知道，肯定会把我锁起来。”他笑着说，“我揣着攒下的几块银元，偷偷从家里跑了出来，一路坐火车、搭便车，后来实在没车了，就徒步走，鞋底磨穿了，就用布条裹着脚，渴了喝路边的溪水，饿了啃口干粮，走了整整半个月才到西安王曲。”到了分校，林竞远被分到战车防御炮科，专门学习如何对付日军的坦克战车。“那时候条件苦啊，宿舍是土坯房，冬天漏风，夏天闷热，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操练，扛着十几斤重的炮镜瞄准，胳膊酸得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得枕着砖头垫着胳膊，才能勉强伸直。”老人比划着瞄准的动作，眼神里满是执着，“教员说，战防炮是‘战车克星’，一发炮弹就能击穿鬼子战车的装甲，我练得更认真了，每天对着靶子反复瞄准、测算，直到炮弹能精准命中目标才肯歇着。”
　　1942年年底，林竞远以全班第三的优异成绩毕业，被分配到93军战车防御炮营，授予少尉排长军衔。“我们军长是陈牧农，部队一开始驻在重庆綦江，那里山清水秀，可我们没心思欣赏风景，每天就是操练、保养火炮。”老人的语气变得严肃，“那战防炮是美国援助的，一门炮好几吨重，价值不菲，金贵着呢。移动的时候得专门让工兵排修路、垫木板，稍微有点磕碰，上面就要追责。平时保养更是不敢怠慢，炮管要擦得能照见人影，炮弹要仔细检查，不能有一点锈迹，我们常说，这炮比自己的命还重要。”
　　
　　1944年8月，日军攻陷湖南衡阳后，兵分三路向广西进犯，桂柳会战打响，形势万分危急。“当时军长接到命令，让我们星夜兼程赶往广西全州布防，守住通往桂林的门户。”林竞远的声音沉了下来，“我们收拾好火炮、弹药，坐上火车往广西赶，火车走走停停，遇到敌机轰炸就赶紧下车隐蔽，等轰炸结束再继续赶路。后来火车不通了，我们就推着炮、扛着弹药徒步前进，饿了就啃压缩饼干，渴了就喝稻田里的水，没人喊累，没人抱怨，心里就一个念头——赶在鬼子前面守住阵地，不能让他们再往前一步。”
　　8月底，部队终于抵达全州，刚扎下营盘，林竞远就带着战士们勘察地形。“全州地形复杂，公路两旁是山地和稻田，很适合打伏击。”他回忆道，“我们选了一处公路拐弯处，这里视野开阔，能清楚看到日军的动向，而且两侧有山坡遮挡，便于隐藏火炮。战士们连夜挖掘炮位，用树枝、茅草把炮身伪装好，又在附近挖了防空洞和交通壕，做好了战斗准备。”
　　9月13日，天气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知了在树上拼命叫着，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林竞远带着观察哨在阵地前沿的山坡上巡查，突然听到黄沙河方向传来嬉笑声。“我心里咯噔一下，拿起炮镜一看，好家伙，一群鬼子光着膀子、赤着脚在河里洗澡，枪和衣服都扔在岸边的石头上，一个个骄横跋扈，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老人的语气里带着怒气，“我悄悄回到阵地，召集战士们：‘鬼子就在河边，咱们给他们来个突然袭击，让他们尝尝咱们的厉害！’”
　　战士们悄悄把山炮推到岸边的隐蔽处，林竞远亲自测算距离、调整角度，瞄准了鬼子聚集最多的地方。“预备——开炮！”他大喊一声，炮手们立刻拉动炮绳，几发炮弹呼啸着飞过去，“轰！轰！轰！”河里顿时炸开了花，水花四溅，鬼子们惨叫着四处逃窜，有的被炮弹直接炸死，有的被河水呛得喘不过气，还有的光着屁股往岸边跑，却被随后而来的几发炮弹炸得血肉模糊。“这一仗，我们炸死炸伤了20多个鬼子，缴获了十几支步枪和几箱弹药。”老人的脸上露出骄傲的笑容，“战士们都拍手叫好，说这是给鬼子的‘洗澡礼’，让他们知道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
　　可没等大家高兴多久，更大的战斗就来了。9月14日清晨，天刚蒙蒙亮，远处就传来了轰隆隆的声音，像是闷雷在滚动。“不好，是鬼子的战车！”观察哨大喊道。林竞远拿起炮镜一看，只见漫山遍野都是日军，十几辆战车开路，后面跟着密密麻麻的步兵，沿着公路向阵地逼近，尘土飞扬，枪声、炮声震得耳朵嗡嗡响。“鬼子的气势很凶，看样子是想一举突破我们的防线。”老人的身体微微前倾，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战场。
　　很快，团长的电话打了过来，语气急促：“林竞远！你带两门战防炮，立刻去配合第10师29团，在公路边上狙击日军战车，务必守住阵地！”“是！”林竞远挂断电话，立刻带领一个排的战士，推着两门战防炮赶往指定位置。按照团长的部署，战防炮要设在前沿阵地后面500米的隐蔽处，避免被日军发现。可林竞远到了现场一看，立刻皱起了眉头。
　　“不行，这位置绝对不行！”他马上找到前来传达命令的参谋，语气坚定，“战防炮的有效射程虽然能到两公里，但必须平射才能发挥最大威力。摆在后面，前面有战壕、土坡遮挡，视线受阻，根本打不准鬼子的战车。而且鬼子的战车装甲厚，远距离射击很难击穿，等他们冲上来，我们的阵地就守不住了！”参谋面露难色：“林排长，这是团长的命令，他说战防炮太贵重，不能摆在最前面冒险，要是丢了、毁了，上面要军法处置的！”
　　“打仗是为了杀敌制胜，不是为了保住装备！”林竞远急得直跺脚，“炮再好，打不到鬼子有什么用？把炮摆在第一线，和步兵阵地紧靠在一起，近距离射击，才能给鬼子战车致命一击！我是排长，这炮我负责，出了任何事，我一人承担！”他当即决定抗命，指挥战士们行动起来。“我们趁着晨雾，把两门战防炮悄悄推到前沿阵地的战壕里，用树枝、茅草仔细伪装好，炮口对准公路拐弯处。”林晓峰补充道，“爷爷说，那时候他心里也没底，毕竟是第一次实战，而且抗命是要受重罚的，但他知道，越是危险的地方，越能发挥战防炮的威力，越能守住阵地。”
　　
　　为了以防万一，林竞远还在旁边挖了三个预备阵地，每个阵地之间用交通壕连接。“我跟战士们说，咱们的炮就是冲着鬼子战车来的，一定要沉住气，听我命令再开炮，不准擅自行动。”他回忆道，“战士们都很听话，一个个趴在战壕里，握着炮弹，眼睛死死盯着公路方向，手心全是汗。”
　　9月15日天刚亮，日军的攻击就开始了。密集的炮火先对国军阵地进行了一番地毯式轰炸，炮弹落在阵地上，烟尘四起，泥土、碎石飞溅，战壕被炸毁了不少。“鬼子的炮火很猛，我们趴在战壕里，耳朵震得嗡嗡响，脸上全是灰尘，连呼吸都困难。”林竞远的声音有些急促，“轰炸结束后，几辆战车开路，步兵跟在后面，一步步向阵地逼近，战车的轰鸣声震得地都在抖，像是要把整个阵地都掀翻。”
　　林竞远握着炮镜，死死盯着目标，心里默默测算着距离。当战车距离阵地八九百米的时候，团长的电话打来了，电话线被炮火炸得断断续续，团长的声音带着焦急：“林竞远！快开炮！再不开炮鬼子就冲上来了！”“团长，太远了，没把握！”林竞远咬着牙说，“战防炮打远距离目标精度不够，打不准反而会暴露我们的位置，引来鬼子的炮火报复！”“你懂什么！”团长的声音带着怒火，“再不开炮阵地就没了！”“不行，我不能拿战士们的命和阵地冒险！”林竞远挂了电话，继续盯着战车，手心的汗已经浸湿了炮镜的握柄。
　　日军战车丝毫没有察觉危险，依旧一步步往前冲，又走了两三百米，距离阵地只有五六百米了。团长的电话再次打来，这次的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林竞远！我命令你立刻开炮！再不开炮我就枪毙你！”林竞远深吸一口气，对着电话大喊：“团长，就算枪毙我，我也不能开炮！现在开炮就是浪费炮弹，还会让鬼子发现我们的位置，到时候损失更大！请你相信我，再等等，再近一点我一定能命中！”说完，他直接挂断电话，能想象到团长在那头气得摔电话的样子。
　　旁边的炮手有些慌了：“排长，团长都下死命令了，我们再不交火，真的会被军法处置的！”林竞远拍了拍他的肩膀，眼神坚定：“放心，出了任何事我担着！我们是炮兵，精准射击才是本分，打不准的炮，不如不打！”他继续盯着战车，时间一秒一秒过去，每一秒都像是在煎熬。战车越来越近，车上的鬼子士兵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探出脑袋，挥舞着步枪，脸上满是骄横的表情，仿佛胜利已经唾手可得。
　　“就是现在！”当距离缩短到三四百米时，林竞远猛地站起身，对着炮手们大喊一声：“开炮！”炮手们早已蓄势待发，立刻拉动炮绳，第一发炮弹呼啸而出，带着刺耳的破空声，精准地命中了最前面那辆战车的履带。“轰”的一声巨响，战车瞬间停了下来，履带断裂，车轮还在徒劳地转动，扬起阵阵尘土。可战车的发动机还在运转，里面的鬼子试图修复履带，继续前进。“快！再补一炮！打炮塔！”林竞远大喊，炮手们迅速调整角度，装填炮弹，第二发炮弹紧随其后，带着怒火冲向目标，直接命中战车炮塔的观察口。
　　战车瞬间燃起熊熊大火，浓烟滚滚，很快就发生了剧烈爆炸，火光冲天，里面的鬼子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就被活活烧死。“打得好！”战壕里的战士们欢呼起来，士气大振。林竞远却没敢放松，指着第二辆冲上来的战车：“瞄准第二辆！别停！继续打！”炮手们不敢耽搁，迅速调整炮位，又是一发炮弹，准确命中目标，第二辆战车也燃起了大火，车身剧烈摇晃，里面的三个鬼子浑身是火，狼狈地从车里窜出来，刚落地就被防线上的机关枪扫射倒地，连滚了几下就不动了。
　　后面的鬼子步兵看到两辆战车接连被击毁，吓得纷纷后退，趴在地上不敢前进。跟在步兵后面的三辆战车见状，也不敢再往前冲，掉头就跑，车轮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就在战士们庆祝胜利的时候，林竞远突然心里一紧，一种强烈的危险感涌上心头——鬼子吃了亏，肯定会用炮火报复！“不好！防炮！快撤退！”他大声喊道，指挥战士们立刻推着炮向预备阵地转移。
　　有个年轻的士兵刚打完仗，正兴奋着，不解地问：“排长，咱们刚打退鬼子，正是乘胜追击的时候，你怎么突然让撤退啊？是不是太怕死了？”林竞远瞪了他一眼，语气严肃：“少废话！鬼子的炮兵肯定已经锁定我们的位置，再不走就来不及了！留着命才能多杀鬼子，这是打仗的规矩！”战士们不敢耽搁，立刻行动起来，推着炮沿着交通壕向预备阵地转移。
　　刚进入新的阵地，还没来得及喘口气，身后就传来了铺天盖地的炮声。鬼子的炮弹密密麻麻地落在了刚才的战防炮阵地上，烟尘四起，刚才伪装用的树枝、茅草被炸得粉碎，地面被炸开一个个大坑，泥土、碎石飞溅到几十米高。“好险啊！”那个年轻的士兵吓得脸都白了，对着林竞远连连道歉：“排长，对不起，我错怪你了！要不是你，我们现在都成炮灰了！”林竞远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缓和了些：“打仗不仅要勇敢，还要会动脑子，既要能杀敌，也要会保护自己，这样才能打更多的胜仗。”
　　没过多久，团长的电话又打来了，这次的语气里满是赞许和后怕：“老弟啊，还是你有办法！多亏了你坚持近战，不仅击毁了鬼子的战车，还保住了炮和战士们的性命。刚才鬼子的炮火那么猛，要是你们还在原地，后果不堪设想！现在日军战车退了，你们没事就先在后面休息休息，补充一下弹药。”林竞远应了一声，才松了口气，这才发现自己的后背已经被汗水浸湿，衣服紧紧贴在身上。
　　这一仗，林竞远和战友们打了整整一天，直到天黑，日军才从黄沙河全线撤退，第二天也没再发起进攻。可到了晚上，林竞远突然接到命令，让部队准备七天的新鲜口粮，立刻转移。“我们当时都很纳闷，不知道为什么要突然转移。”老人的语气里满是惋惜，“后来才知道，军长陈牧农擅自放弃了全州——这可是战略要地啊，一旦失守，桂林就直接暴露在鬼子的兵锋之下。我们都很气愤，觉得这么多战士的牺牲都白费了。”没过多久，就传来了陈牧农被蒋介石下令枪毙的消息。“虽然他是军长，但擅自放弃阵地，就是卖国求荣，该杀！”老人的语气坚定，“我们93军战炮营随后撤到了贵州，编入了炮兵57团，我担任2营8连排长，继续和鬼子作战，直到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林竞远被分到重庆军官总队，后来又到四川省军区荣县团管区司令部当部员。“不打仗了，我就想着多学点东西，为国家建设出份力。”他笑着说，“我利用空余时间自学英文、化学，每天看书看到深夜，遇到不懂的就请教别人，那股劲头，跟当年练炮一样。”1951年，林竞远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福州，看着熟悉的街道和亲人，他心里百感交集。“我爹见到我，没再打我，只是抱着我哭，说以为再也见不到我了。”老人的眼眶有些湿润，“那时候我才知道，他当年虽然脾气暴，但心里一直惦记着我，每天都在为我祈祷。”
　　后来，林竞远凭借着自学的功底，考上了厦门大学化学系。“大学里的学习条件比军校好多了，我格外珍惜这个机会，每天泡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刻苦钻研。”他说，“我总觉得，国家经历了这么多战乱，需要更多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来建设，我不能辜负这个时代。”毕业后，林竞远被分配到福建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工作，结婚成家，育有二子二女。
　　在工作岗位上，他兢兢业业，潜心研究建筑材料和结构，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成为了单位的业务骨干。1986年，他因工作成绩突出，被国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评为“先进科技工作者”，并以福建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的职称光荣退休。退休后，林竞远也没闲着，他把书房当成了“新战场”，继续钻研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材料，还主动为年轻工程师答疑解惑，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
　　“爷爷总说，活到老学到老，国家一直在发展，我们也不能掉队。”林晓峰笑着说，“他还喜欢侍弄花草，阳台上种满了月季、茉莉，说看着这些花开花落，就想起当年战场上的希望，只要坚持，胜利总会到来。”
　　2015年，国家为林竞远颁发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的那天，老人特意穿上了珍藏多年的中山装，梳了整齐的头发，早早地在门口等候。当工作人员把金灿灿的纪念章别在他胸前时，老人激动得热泪盈眶，用颤抖的手抚摸着纪念章，久久说不出话来。“那一刻，爷爷像是回到了年轻时候，眼里全是光。”林晓峰回忆道，“他后来跟我们说，这枚纪念章不是他一个人的荣誉，是所有牺牲的战友们的，他是替战友们收下这份荣耀。”
　　
　　谈话间，老人的目光落在了窗外，秋阳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落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显得格外安详。“当年在全州战场，我以为自己活不过三十岁，没想到能活到一百岁，还能看到这么好的光景。”他轻声说，“那些牺牲的战友们，要是能看到现在的中国，肯定会很欣慰。”
　　我们起身告别时，林竞远老人坚持要送到门口，他握着我的手，眼神坚定：“孩子们，你们做的事很有意义，一定要把这些故事传下去，让年轻人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重重地点头，眼眶有些湿润。
　　走出居民楼，夕阳西下，闽江的水波泛着金光，榕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我手里的手稿沉甸甸的，上面记录着林竞远老人的故事——他少年离家，投身军旅，在桂柳战场违抗军令、抵近开炮，用精准的炮火击碎日军的嚣张气焰；他战后潜心学习，成为建设国家的栋梁，深藏功名，默默奉献。
　　这就是林竞远，一个敢打敢拼的抗战英雄，他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样的老兵，值得我们永远铭记；这样的精神，值得我们代代传承。